第一篇：中國有組織犯罪現狀

中國有組織犯罪現狀、原因與對策初探

有組織犯罪作為當今犯罪領域中的最高級組織形式，它的出現已構成對各國國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極大威脅。有組織犯罪不僅引發腐敗、破壞經濟發展，同時也威脅國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在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上有組織犯罪被宣稱為世界三大犯罪災難之一，成為全球預防犯罪中特別關注的重大問題。

2000年4月15日在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處遇大會的高級別會議通過了提交聯合國千年大會審議的“關于犯罪與司法：迎接21世紀挑戰的維也納宣言。該宣言強調為迎接新世紀的挑戰，聯合國各成員國應加強刑事司法方面的國際合作。中國司法部部長高昌禮在2000年4月14日在維也納犯罪與罪犯處遇大會上重申：為有效地打擊和預防跨國有組織犯罪作出貢獻，中國政府愿意與有關國際組織加強合作。

一、有組織犯罪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國帶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由沿海地區和邊境地區向內地逐漸蔓延發展，其組織程度日漸嚴密、犯罪手段日益狡猾、犯罪能量不斷提高，向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領域滲透，跨國跨境犯罪增多。依據我國97年修訂的新刑法第26條第2款的規定：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自80年代中期起，我國就出現犯罪集團這一犯罪形式。特別是在以后的犯罪活動中犯罪集團有增無減，而且又出現了一種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這種犯罪集團犯罪活動區域非常廣闊，一般以現代化武器裝備，并與境外犯罪集團勾結在一起，以犯罪為“職業”。

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我國當前主要是一些幫會進行有組織犯罪。

幫會組織在全國眾多地區，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存在。據有關資料顯示：1990年我國有500多個幫會組織。1992年我國有黑社會性質組織、幫會和聯會1800多個。同時在水域船民幫會組織也大量存在。

例如，1992年被圍殲的云南省平遠街以林洪恩、馬惠春為首的武裝販毒集團以及被殲滅的海南、東方、昌江等地以劉進榮為首的“東方集團”都屬于這類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目前中國有組織犯罪總體形勢具有下述特點：

（一）、犯罪活動地域廣，團伙組織種類繁多

中國有組織犯罪已經遍布全國各地，但大部分是區域性犯罪組織。

例如北京、上海、廣東、福建、遼寧、黑龍江、山東等各省市。這類犯罪團伙活動猖狙，無惡不作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目前在我國犯罪活動的主要類型有：

（1）、地域型，它是指在某個固定地域內進行犯罪活動的黑社會勢力。這種黑社會勢力中數量較多一種，也是中國當代黑社會勢力特點的表現。這類犯罪集團活動范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其勢力范圍外影響不大。

（2）、流竄性，是指離開本土本鄉，以流竄為目的的犯罪組織、該類犯罪組織長期處于流動狀態，沒有固定的活動據點。它們以碼頭、車站、鐵路列車為作案目標。

（3）、職業型，指專門從事販毒、偷渡、聚賭、販賣人口等職業犯罪組織。

（4）、親緣型，指以家族血緣關系為紐帶，家族成員為核心，同時也吸收家族以外不法分子的一種犯罪組織。

（5）、跨境型，指與境外黑社會勢力內外勾結組成的犯罪組織。

以上幾種類型的犯罪組織主要以地域為活動范圍，其勢力還不能與國外黑社會犯罪集團相比，但是這類犯罪組織正處于發展的演變之中，對其決不能掉以輕信。

（二）、有組織犯罪的成員反社會心理強

有組織犯罪的成員中以受過處理的“兩勞”釋放人員為主，即多數是有前科的累犯和慣犯。由于他們具有共同的反社會凝聚力，所以這類犯罪組織內部結構嚴密，成員之間有職業分工和相關的規范約束。

（三）、有組織犯罪的犯罪手段和裝備越來越現代化

目前有組織犯罪的犯罪技能和手段趨向現代化，持槍作案和使用現代化的交通和通訊工具已較為普遍。犯罪活動多數采用暴力手段。

為了尋求司法保護，他們以錢權做交易，采用賄賂腐化的手段拉攏干部以達到其犯罪目的。

（四）、有組織犯罪種類繁多

有組織犯罪種類呈多樣化，犯罪動機和侵害的客體也趨向多樣化。

有組織犯罪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活動范圍很廣。目前犯罪多為盜竊、搶劫、綁架人質、走私、販毒、拐賣人口等帶有暴力性質的犯罪。涉足金融、大公司等經濟領域進行洗錢或所謂的“合法”經營犯罪活動也逐步增多。

（五）、有組織犯罪國際化

隨著社會改革經濟發展，中國有組織犯罪正在朝著跨境、跨國的方向發展。國內犯罪團伙的不斷壯大和境外黑社會不斷滲透影響，我國的有組織犯罪也逐步向更高的組織化程度發展。因此，針對這種變化和演進的發展規律，必須進行研究及時地采取有效的防范對策。

二、有組織犯罪產生的原因

中國當代有組織犯罪產生原因是錯綜復雜的，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綜合的結果。但最主要的還是集中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繁榮以及社會財富的增加，使人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好。但是大量財富外露，也使一些人惡性擴脹，產生奇形消費的欲望，是誘發犯罪增多的原因之一；

（2）、經濟發展不平蘅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使得貧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社會心理失衡；

（3）、國營企業管理不善、經營不好使部分職工下崗失業，生活質量下降。農村經濟發展滯后，閑散勞力增多，經濟結構還處于調整時期，社會職業和勞動力的構成還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社會不同的階層的收入相差太大，刺激部分人的自私心理的惡性膨脹，引起向錢看局面。腐敗現象嚴重發展誘發新的犯罪；

（4）、社會控制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導致社會反犯罪機制的弱化。行政執法不嚴，刑事司法的腐敗，為有組織犯罪提供了實施犯罪的條件。

三、對付有組織犯罪的防范措施

為了有效地防范、打擊和控制有組織犯罪，我們要針對有組織犯罪產生、發展及其演變的規律來確定我國的打擊、預防和控制有組織犯罪的戰略目標。首先要從根本上預防與懲治有組織犯罪，重視實證調查，分析研究有組織犯罪的活動規律，以防為主，標本兼治。其次堅決打擊和懲治腐敗的行為。為了有效的遏制有組織犯罪集團對國家公職人員賄賂，鏟除有組織犯罪的政治保護傘。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政府和司法部門制度的改革，加強公、檢、法、司和各級政府部門隊伍的建設，為打擊有組織犯罪提供組織上和法律上的支持和保證。最后要搞好社區建設，提高社會組織對付有組織犯罪的控制力，加強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區組織建設。

我國目前對有組織犯罪的立法現狀，主要體現在刑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中。依據刑法第120條規定：組織、領導和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其他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了國際間的司法協作內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第11條對參與組織、領導、參加有組織犯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訴訟程序的規定。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到，有關部門已意識到有組織犯罪的特殊性和嚴重性，并在相應法律內作出區別對待的規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按照這個司法解釋，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般具備這些特征：一是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二是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三是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四是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范圍內，以暴力、威脅等手段，大肆進行敲詐勒索、欺行霸市、聚眾斗毆、故意傷害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該司法解釋還對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作出了從重處罰的規定。

為了打擊黑社會組織的犯罪活動，中國已經設立了一些相應的工作機構。例如公安部刑偵局反有組織犯罪處、國家禁毒委員會、各地海關設立的走私犯罪偵查局等緝私工作機關，有的省公安廳還專門成立了反黑社會犯罪處，并與金融、稅務、工商、文化、經貿等社會部門加強配合，建立專門的“打黑”隊伍，強化“打黑”手段和基礎建設。

為有效地遏制與防范跨國跨地區的有組織犯罪，中國警方和司法部門在加強與港、澳、臺地區的刑事司法合作的同時，加強同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的合作與交流，并與有關國家簽定雙邊和多邊的刑事司法互助條約，積極地參加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國際條約，加強與聯合國機構、國際刑警組織間的協調與合作，共同打擊有組織犯罪活動。

總而言之，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斗爭是中國和世界各國長期而艱巨的斗爭。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運用各種防范和懲治措施，以實現對有組織犯罪的有效控制與防范，為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有組織犯罪是一種特殊的犯罪集團，包括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犯罪集力等。它作為現代社會的產物，當今犯罪領域中的最高級組織形式，它的出現已構成對各國國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極大威脅。有組織犯罪不僅引發腐敗、破壞經濟發展，同時也威脅國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

一、有組織犯罪的概念

有組織犯罪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犯罪現象，更是一種特殊的犯罪集團，這個犯罪集團是指3人以上為多次實行一種或幾種故意犯罪而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組織性和穩定性的共同犯罪組織，具有犯罪主體的多數性，犯罪目的的明確性，犯罪形式的組織性和犯罪結合的穩定性等特征。但目前在國際上尚未形成一個公認的、有權威的有組織犯罪的定義，而各國關于有組織犯罪的概念在內涵外延上都不盡相同。國外學者關于有組織犯罪的定義，存在行為概念說、功能概念說、結構概念說以及廣狹概念說等諸多觀點。【1】目前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是國際刑警組織經過數次修改和更正后所形成的如下定義：“任何具有組織的控制結構的、通過不法活動獲取錢財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動和腐敗活動的經濟來源為生的群體”。【2】這就表明了“有組織”應有兩層含義：一是行為主體的組成結構，二是行為本身的組織性。筆者認為，有組織犯罪是指犯罪集團、單位和三個人或三人以上組成的，具有一定組織形式的組織，以獲取不法利益為目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實施的犯罪行為，而在特定的情況下，雖然沒有形成犯罪組織，但行為人有計劃地組織實施某種犯罪，由于帶有明顯的行為上的組織性，也可稱為有組織犯罪。

二、有組織犯罪的法律特征

在司法實踐中，關于有組織犯罪的認定成為一個突出的難點，筆者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法律特征。

2．1形式特征：有一定的公開勢力范圍。

有一定的勢力范圍，這就使有組織犯罪集團與其他的犯罪區別開來。這種勢力范圍可以在一定的行政區域內，也可以是在一定的行業范圍內。當然這些勢力范圍不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公開的，這樣才能對一般犯罪和合法經營者及群眾們所知道，從而對他們形成威懾力，使有組織犯罪集力在謀取利益上更加便利。

2．2組織特征：具有高度的組織化程度。

有組織犯罪集團具有嚴密性和組織性。組織的嚴密性是指犯罪集團組織結構嚴密、穩定，有時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其組織運作系內由上而下分為三個層次：核心決策層、中間指揮層、行動實施層。組織性是指有組織犯罪集團具有高度的組織化。其進行犯罪活動時，一般要經過精心選擇、暗中部署，制定周密詳細的行動計劃，各犯罪成員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協調行動。所以有組織犯罪的效率較高，反偵查能力強，社會危害性嚴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一套嚴密的組織和有效的運作系統。

2．3行為特征：以暴力、威脅、腐蝕作為手段，犯罪行為的公開性和隱蔽性并存。

《刑法》第294條對有組織犯罪集團的行為手段規定了“發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雖然有組織犯罪的行為可能有多種，但暴力、威脅、腐敗、賄賂手段是有組織犯罪最主要的行為手段。

2．4危害特征：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有組織犯罪集團比一般的犯罪有更為嚴重的危害性。有組織犯罪集團在謀取非法利益時，往往采取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沖擊國家當局，欺壓百姓，引起社會治安情況惡化、威脅國家的穩定，使人民群眾沒有安全感，對黨和政府失去信心，對政府、司法機關的信托感和依賴感逐漸喪失，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

三、有組織犯罪的形成方式

3．1家族型。

所謂家族型，就是指由一個家庭或一個家族的成員為基礎形成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即發血緣關系為核心的犯罪組織，是家族型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典型代表。

3．2地域型。

這是以一個地方由同學、朋友、同鄉等關系的人為主組織起來的犯罪組織，即以地緣關系形成的犯罪組織。地域型的犯罪組織往往以累犯或慣犯為頭目，以本地的一伙犯罪分子和游手好閑之徒為骨干而形成的，是典型的地方流氓惡勢力。

3．3犯罪聯合體型。

這是由各種犯罪團伙和集團聯合組成的一類犯罪組織形式。一般地說，犯罪聯合體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松散型的，另一種是穩定型的。

3．4跨國型。

一般地說，進行跨國性犯罪活動的犯罪組織，往往進行綁架人質，敲詐勒索，組織偷渡，販賣人口，走私武器以及在海上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

3．5獄友型。

這是由同一個監獄刑期滿釋放后的人相互勾結而形成的一類有組織犯罪集團。這種類型的犯罪組織經驗豐富，手段兇殘，犯罪能量大，逃避打擊的能力強，并且多擁有武器，一般進行最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如性質十分嚴重的殺人、搶劫、盜竊以及組織賭博、制販毒品等。

四、我國有組織犯罪的現狀

我國的有組織犯罪，起源于舊社會的幫會。【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于各類黑社會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嚴厲打擊，短短的幾年內便使得猖獗的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銷聲匿跡。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有組織犯罪的各種雛形——結伙犯罪和團伙犯罪增多。根據中國警方公布的數據，從1986年到1994年，中國查獲的犯罪團伙數量，已由3萬發展到20多萬個；其他成員也由11萬余人發展到90萬人。個別地區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團伙所為。【4】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有一定組織形式的犯罪集團。雖然目前中國的多數犯罪集團還不具備黑社會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嚴密的組織系統和操作規程，已具有黑社會犯罪的某些痕跡和性質。因而可以說，在我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已經出現”，【5】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內地發展的趨勢”。【6】從某種程度上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已成為中國境內各種犯罪活動中對社會危害極大的一種惡性犯罪，它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勢。

我國目前尚無典型的黑社會組織，只存在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換言之，某些犯罪集團已經具有黑社會組織的某些痕跡和性質，但還不具備黑社會犯罪的完整特征，屬于在犯罪集團之上，黑社會組織過渡的一個中間形態。

五、我國對有組織犯罪的懲治

1997年新修訂通過的中國新刑法典，對于中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的出現太其發展演化趨勢作了及時反應，在第294條專條規定了對此類犯罪的懲治規范。從法條的存在結構及其立法本意分析，中國新刑法典對于有組織犯罪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懲治的：

5．1強化對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的懲治。

有組織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首先來自于犯罪組織本身的危險性。由于黑社會組織是正常社會相對立的社會團體，因而往往有著同正常社會相抗衡的能力，從主體生存能力、作案技術到逃避打擊的措施，都有著很高水平，以至于能夠長期在社會上延續下去，成為政府和社會難以對付的犯罪組織。因而各國刑事立法對于此種犯罪懲治和打擊的重點，均為建立和參加黑社會組織的行為，我國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種考慮，我國新刑法典第294條第1款規定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對于該罪，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含義。如前所述，中國目前尚無典型的黑社會組織，而只存在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因而我國刑法對于此類犯罪使用了范圍更為寬廣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概念。（2）注重對單純組織、領導、參加行為的打擊。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單純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即構成犯罪，并不以行為人個人是否實施其他犯罪為構成本罪的必要條件，否則將實行數罪并罰。因此，這三種行為的含義，應有準確的理解：其一，“組織”行為是指倡導、發起、策劃、安排、建立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組織行為導致了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產生，因而是各國刑法所打擊的重點。其二，“領導”行為，是指在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中處于領導地位，對該組織的活動進行策劃、決策、指揮、協調的行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領導者，往往是該組織所實施危害行為的直接決策者和指揮者，因而此種行為具有較大的危害性。通常情況下組織者往往即是領導者，但也不盡然，非組織者被提拔成為領導者的情況也較常見。其三，“參加”行為，無論是積極參加還是其他參加行為，均指對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故意加入。由于作為一個以犯罪為主要目的的團伙的成員，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對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所構成的顯著危險，因而我國刑法采取許多國家對此的立法通例，即將加入黑社會組織行本身視作一種“自身犯罪”，【7】并獨立于其它為實現犯罪組織的犯罪目的而實施的任何具體犯罪。事實證明，由于此種立法方式宣布加入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即為犯罪，犯罪的確定不需要個人特定犯罪行為的證據，因而是防范有組織犯罪的有力武器。（3）刑罰輕重有序。各國刑法均將有組織犯罪列為重點打擊對象，一般都宣布在法定刑法范圍內對其嚴加懲處，例如1996年俄羅斯刑法即有大量此類規定。如該法典174條規定，對普通的洗錢行為，處4年以上8年以下的剝奪自由，并處或不并處沒收財產；而對有組織的團伙實施的洗錢行為，處7年以上10年以下剝奪自由，并處或不并處沒收財產。【8】這種對個人犯罪、事先通謀的團伙犯罪、有組織犯罪輕重不同的刑罰原則，對有組織犯罪是一種有力的威攝。我國刑法雖然目關未明確規定此種處罰原則，但對有組織犯罪的年罰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國刑法雖然規定所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均構成犯罪，但是仍視行為的輕重、主觀罪過的輕重等規定了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對于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加者就規定不同刑罰，前者應當處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則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5．2注重對入境發展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的懲治。

我國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改革開放初期便遭到來自港、澳、臺地區黑社會組織的滲透。近年來，我國10余個省區均發現或者查獲境外黑社會成員滲透，涉及到境外黑社會組織達80余個【9】，它們所進行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一方面對我國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威脅，另一方面也使我國的有組織犯罪逐漸向跨國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為懲治和打擊危害嚴重的上述行為，我國新刑法典第294條第2款設立了入境發展黑社會組織罪。

對于本罪，應當這樣理解：本罪的犯罪主體具有特殊性，即行為人必須是境外黑社會組織的成員，至于其本人的國籍，則不作任何特別要求，可以是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也可以是已加入境外黑社會組織的中國公民。應當注意，這里所稱的境外黑社會組織，應當是被中國境外的國家和地區確定為黑社會的組織，既包括外國的黑社會組織，也包括中國臺灣、澳門地區的黑社會組織。【10】香港已經回歸我國，并建立了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是由于我國對出入香港實行特別的管制制度，要辦理特別的審批出入境手續，有別于出入內地的省份，據此有的學者指出，本罪中所指的境外的黑社會組織也包括香港的黑社會組織。【11】

5．3注意對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的懲治。

美國犯罪學家艾茲恩認為，有組織犯罪生存的手段之一，就是對政府官員和司法官員的腐化，向他們提供利益而獲得保護。【12】當前，我國境內不少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采用各種手段拉攏、利誘、腐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尋找保護傘，以建立自己逃避處罰的防護機制。這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相勾結，公然包庇犯罪分子，或者對有組織犯罪視而不見的公開縱容行為，助長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敗壞了政府形象，并嚴重挫傷了公眾與有組織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和信心。為打擊此種行為，我國新刑法典第294條第4款專門設立了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六、我國有組織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如何有效地改革和完善立法，以有效地預防、遏制和打擊正在泛濫的有組織犯罪，是世界各國立法機關和刑事法律界所面臨的重要課題。我國新刑法典雖然對有組織犯罪的出現和發展趨勢作出了及時反應，但還不能稱得上盡善盡美。筆者認為，我國新刑法典至少應當在發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6．1進一步嚴厲打擊有組織犯罪相牽連的犯罪行為。

與有組織犯罪相牽連的犯罪行為，主要是指接受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賄賂的受賄罪、妨害對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調查的犯罪行為等。對這類行為，許多國家的刑事立法規定應當給予比同類普通犯罪行為更為嚴厲的刑罰處罰。例如，1960年前蘇俄刑法典規定，對受賄罪處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剝奪自由，并沒收財產。【13】而面對日益嚴峻的有組織犯罪形勢，1996年修訂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對受賄罪進行了分解，規定對普通受賄罪處5年以下的剝奪自由，并處3年以下剝奪擔任一定職務或從事一定活動的權利，或者其他刑罰。但是，它對與有組織犯罪相牽連的受賄罪從嚴懲處，如對有組織的團伙行賄的受賄罪，均處7年以上12年以下的剝奪自由，并處或不并處沒收財產。【14】筆者認為，為有利于打擊有組織犯罪，尤其是打擊支持、包庇有組織犯罪的外圍型犯罪，對與有組織犯罪有關的上述犯罪處以相對較重的刑罰是可取的，值得我國刑法借鑒。

6．2嚴厲打擊有組織犯罪團伙所實施的其他犯罪行為。

在普通的刑事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整體社會危害性要比單純個人犯罪更為嚴重；犯罪集團所實施的犯罪，其社會危害性顯然又要比結伙型或者聚眾型的共同犯罪嚴重。而作為犯罪集團高級形式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有組織犯罪，其社會危害性顯然要更為嚴重。因此，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所實施的刑事犯罪，處以比個人犯罪和普通共同犯罪更為嚴重的刑罰，顯然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有利于從嚴懲處有組織犯罪，對此其他國家已有立法例可資參考。1996年《俄羅斯聯邦刑法》體現了這一從重原則。【15】

6．3應當從刑法上鼓勵單純參加犯罪組織者自動退出。

由于我國刑法采取單純參加黑社會組織即構成犯罪的國際立法通例，因而凡是參加此類犯罪組織的，即使未實施任何其他違法或者犯罪行為，也應當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但對于參加后即退出等行為卻又未規定相應的從寬處罰措施，不利于鼓勵單純參加者退出犯罪組織或者終止犯罪

第二篇：淺析有組織犯罪及其對策

淺析有組織犯罪及其對策

一,有組織犯罪淺析

(一),有組織犯罪的產生 有組織犯罪的英文名稱是 orgnized crime,有組織犯罪的歷史由來已久 [1].在歐洲,他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而最早從事有組織犯罪 這一活動的是意大利黑手黨.在 20 世紀 20 年代,隨著大批意大利移民 進入北美大陸,黑手黨也隨著移民的浪潮進入北美,并且在當時的美國 工業中心芝加哥等城市出現了阿里.卡彭,約.多里奧和勒基.魯西諾為 首的龐大的有組織犯罪集團.這些犯罪集團利用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 廣泛運用現代化規模生產技術的機會,大力發展自己的犯罪企業,謀求 了巨額的經濟利益,他們利用這些不正當的金錢來賄賂警察和其他執 法人員,腐蝕,拉攏他們入伙,參與幫派活動,使用各種暴力手段,鞏固自 己的勢力范圍,發展犯罪組織.二戰后,有組織犯罪的形式日趨多樣化, 不僅從事毒品,賣淫,走私等傳統的非法活動,而且還向房地產,金融業, 基礎設施建設業等方向轉移.80 年代以后,隨著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 和網絡技術的不斷普及,有組織犯罪擴展到了國際范圍,成為一個全球 性的問題.中國的有組織犯罪,起源于舊社會的幫會[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 中國,幫會組織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的馬前卒和以華制華的工具.1927 年,蔣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和幫會勢力, 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幫會勢力得到了極大的擴充,他們紛紛自立 門戶,擴充勢力,拉攏腐蝕官員,在某些場合形成政府與幫會勾結,互相 利用[3].尋求某種政治勢力保護,這是有組織犯罪重要特征之一.解放后,隨著打擊反動會,道,門運動的開展,幫會勢力遭到了沉重打擊, 一大批反動的會,道,門頭目遭到了鎮壓.改革開放后,隨著對外經濟交 往的不斷加深,港,澳,臺黑社會組織對大陸進行了滲透,有組織犯罪出 現了反彈的趨勢.在今天大陸境內,雖然還沒有出現像意大利黑手黨, 臺灣竹聯幫,香港三合會那樣大規模的黑社會組織,但也出現了類似黑 社會的犯罪組織,其中一部分逐步發展為有一定組織形式的犯罪集團.雖然目前中國多數犯罪集團還不具備黑社會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 有些具有嚴密的組織系統和操作規程,已具有黑社會組織的某些痕跡 和性質.因而可以說,在中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已經出現 ”[4].如山西侯百萬,海南王英漢,遼寧劉涌等犯罪集團,他們成員眾多, 有一定的組織體系和分工,擁有大量資產,有的還甚至擁有武裝,壟斷 一個行業或地區的某種經濟,并采用金錢,美女等種種方法,賄賂,腐蝕 地方官員充當他們的保護傘,嚴重危害了社會治安.(二),有組織犯罪的特征 有組織犯罪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由于他具有普遍性,在世界各國都 出現過,因此他們又具有相通的共同特征:

1,有組織犯罪沒有意識形態目標,只追求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利益.這 一點同激進的,主張政治改革的恐怖組織不同.傳統意義上的恐怖組織 一般是憑借暴力或其他策略制造恐怖事件,借以威脅,恐嚇政府和公眾, 以達到政治和社會目的的團體[5].如被愛爾蘭共和軍,他們通過暗殺, 爆炸等手段制造恐怖事件,是為了迫使英國政府妥協,同意北愛爾蘭同 愛爾蘭共和國統一.而有組織犯罪不是政治性組織,他們一般是政治上 的保守派,希望維持社會現狀,反對任何激進的政治改革.他們雖然也 采取一些政治性行為,與政府和司法機構中的腐敗官員相勾結,但主要 的用意是尋求保護和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們通過提供商品或服務,最大 限度地撈取利潤.或者采用掠奪式的方法,來獲取盡可能多的贓款贓物.然后采用“洗錢”的非法手段,將獲取的巨額利潤向具有潛在商業價值 的領域滲透,通過操縱合法經營來維護自己的既得經濟利益.2,有組織犯罪是一個永久性組織,具有等級森嚴的內部結構和組織紀 律性.這是區分有組織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的重要標志.一般性共同犯 罪,如我國所說的結伙犯罪,一般都是為了一個臨時性目的而短時間的 糾合在一起,實施一次或數次犯罪后就即行解散.有組織犯罪則具有 長遠的計劃和目的,其犯罪組織是永久性的,組織成員,特別是核心成 員基本保持穩定,犯罪行為有連續性,即不間斷從事犯罪活動[5].它們 具有等級森嚴的內部結構,上級對下

級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有組織犯罪 的成員大都經過嚴格的挑選,多數是基于民族,血緣,種族關系而集合 在一起.美國和意大利的黑手黨,其成員的祖籍多為意大利大陸和西西 里島的人.他們自成體系,企圖不受社會約束而獨立運作.這些犯罪組 織中的首領,經常以暴力對付任何可能給他們帶來威脅的人,無論是他 們內部的告密者,還是商業上的競爭者或者警察和司法人員.犯罪組織 的成員稍有差錯,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3,有組織犯罪的基本手段是通過威嚇,暴力和賄賂腐蝕.在有組織犯罪 的歷史過程中,充滿了血風腥雨,而且有些犯罪行為必須依賴暴力才能 得以實現,如謀殺,敲詐勒索和強收“保護費”,“管理費”等.但隨著各國對 犯罪活動打擊力度不斷加強,有組織犯罪成員發覺賄賂政府官員,導致 政府腐敗,比公開使用暴力更有效,不僅能獲得高額利潤,而且又能有 效的保護自己.[3] 有組織犯罪現在有把目標更多地轉向議會,政府和執法機構,在議員, 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和警察中尋找“代言人”和“合作伙伴”的趨向,用 賄賂的手段謀取非法利益.美國的毒品犯罪之所以難以治愈,是因為犯 罪分子以數十億美元的利潤用于瓦解執法的努力.政府官員,執法人員 和販毒集團相勾結,毒品犯罪當然屢禁不絕.在意大利 90 年代開展的“ 凈手”運動中,意大利政界丑聞迭起,政府高官紛紛落馬.所有這些都表 明,政治腐敗是有組織犯罪得以生存的重要條件.只有徹底鏟除這些腐 敗因素,才能真正打擊有組織犯罪,使其徹底失去生存土壤.[5]

4,有組織犯罪逐漸趨向合法經營.傳統意義上的有組織犯罪一般從事 具有明顯犯罪特征的非法活動,如賭博,賣淫,販毒,走私等;但隨著金錢 財富的迅速積累,犯罪集團將成千上萬的資產投入到合法經營中去,通 過“洗錢”這一非法手段,獲取更多的社會財富[5].犯罪集團的頭目也搖 身一變,成為公司的董事,經理,成為企業家,實業家和慈善家,很難使人 相信他們同任何犯罪活動有什么關聯.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有組織犯罪就是指三人或三人以 上,按照紀律或等級永久性結合在一起,為最大限度的獲取經濟利益, 采用威嚇,暴力和賄賂腐蝕的方法而實施的犯罪行為.(三),有組織犯罪的刑事責任 1,有組織犯罪內部個人的刑事責任問題 有組織犯罪由于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因此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往往并不 是一個人的犯罪行為,而是一群人有意識的集體行為.而有組織犯罪的 首領或頭目一般都退居幕后指揮,因此在罪行暴露時,這些頭目可稱對 下級團伙的任何罪行不負責任或完全不知情;而下級團伙則辯稱是執 行上級的命令,不知道所實施的行為觸犯了刑律,從而給定罪量刑帶來 了困難.即使依照刑律對那些實施了犯罪的下級團伙的個人追究了刑 事責任,也無法觸動整個犯罪組織,甚至會出現犯罪組織內部個人成員 寧愿“背黑鍋”,將整個犯罪行為頂替下來,以避免遭到組織內部的報復.2,有組織犯罪定罪量刑原則:對犯罪行為人按刑法規定給予強制性刑 罰,體現了國家強制力對社會個體一種外在的要求,在此環節中,定罪 量刑的意義就顯得特別重大.定罪量刑的根據來源于犯罪人對其犯罪 行為應承擔的刑事責任.但有組織犯罪這一特殊的犯罪形態給定罪量 刑帶來了困難.在有組織犯罪中,實施犯罪的個體往往是無關緊要的人 物,即使對他們處以刑罰,也無法搗毀整個組織,而那些具有較大社會 危害性的犯罪者,卻往往退居幕后進行遙控指揮.我們說,追究刑事責 任的目的是通過這一途徑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刑罰從他產生之日起 就有明確的目的性,那就是通過嚴厲制裁來遏制犯罪的發生;或者稱之 為預防犯罪.只有把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真正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 社會的長治久安.但對有組織犯罪來講,按照罪刑相一致原則,打擊的 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較大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者卻隱蔽的很深,這樣便 無法體現預防犯罪功能.因為整個犯罪組織并未受到什么打擊,仍然具 有較強生命力.因此,在量刑時,可否考慮到將其整個組織都考慮在內, 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而不論該組織其它成員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以 達到預防犯罪這一刑罰目的.3,有組織犯罪刑罰:在查明有組織犯罪或犯罪分子為了組織利益而實 施了犯罪時,對犯罪組織如何處以刑罰有些適用于單個犯罪個人的刑 罰很顯然并不適用于犯罪組織,如監禁,槍決等就是顯著的例子.因此, 國家在立法中

可制定針對組織,特別是那些將非法所得投入到合法經 營中的商業,企業的刑罰,以及明確規定刑罰在何種情況下適用.為了 更有效打擊有組織犯罪,震懾犯罪分子,應明確規定,對犯罪分子的處 罰和對犯罪組織處罰一旦出現一罪數罰時,不應采取吸收,合并等方式, 而采取累加的方式,使罪大惡極者受到最嚴厲處罰.同時,在對犯罪個 人在犯罪過程中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應當給予賠償并處罰金,同時,對 犯罪組織財產予以沒收,不論這些財產是非法所得還是合法所得,因為 犯罪組織利用洗錢等手段非法所得轉為合法收入,本身就是違法的,不 能受到法律保護,只有徹底斷絕其經濟利益,才能真正有效防范有組織 犯罪.二,如何防范有組織犯罪 有組織犯罪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他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法 律,金融,稅務,商業,外交等.任何一個領域的單獨努力,其結果只能是事 倍功半,難見成效.只有各個領域一齊動手,打破行業間界限,加強協作, 信息共享,才能有效打擊有組織犯罪.此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 全球化也成為各個領域發展的趨勢,有組織犯罪也不例外.在國際有組 織犯罪斗爭中,犯罪組織占有很大優勢,一些主權國家,由于涉及到國 家形象,政府責任,法律制度的不同,國際公約及外交戰略等等,不能與 他國展開充分,及時,有效的協作,結果在反有組織犯罪中慘遭失敗.犯 罪集團十分清楚各國政府在與他們斗爭中所面臨的優勢與劣勢,并善 于將劣勢轉化為優勢.因此,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面,很難見到成效.我 認為,我國的反有組織犯罪必須立足我國國情,同時,借鑒國外成功,有 效經驗.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完善立法,加強對有組織犯罪的監控 1,打擊和預防有組織犯罪,是刑法的重要功能.對有組織犯罪的刑罰,現 行刑法中并沒有明確予以定罪和量刑.只是在刑法 294 條規定了有關 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及其處罰.本人認為,這完全是不夠的,應在刑法中 明確有組織犯罪并給予相應處罰,才能體現罪刑相一致原則.2,在刑事訴訟方面,可借鑒美國有關法律:美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 沉默權,因此,檢察官在檢察起訴時,經常會和嫌犯談判交易,嫌犯利用 認罪來換取輕松控罪,這樣,對控訴方來說,可獲得重要證據.由于同控 方達成協議,可獲得豁免——免于起訴.這種有點類似于香港的“污點 證人”制度.這種手段經常用來對付黑手黨和有組織犯罪.因為有組織 犯罪內部具有嚴密組織性,一些重要證據非內線人物無法取得,只有取 得犯罪組織的內部配合,才能消滅有組織犯罪.同時,在量刑時可以考 慮同控方達成協議的犯罪分子給予法定或酬定減刑,對犯罪情節顯著 輕微,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整個犯罪組織,只要確定其實施了有 組織犯罪行為,就應當予以摧毀,而不論其成員是否實施了犯罪.(二),加強金融監管,嚴防有組織犯罪 有組織犯罪獲得了巨額財富,在沒有進行洗錢之前,都是“黑金”,無法進 入流通領域.只有通過洗錢方式,將非法收入轉為合法收入,貨幣才能 自由流通.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我國電子支付方式并不是很普及,絕大 多數交易都是用現金方式來支付.在我國刑法中訂立洗錢罪就顯得徒 有虛名.因為大量貨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根本無法分清誰是黑金.因 此,有必要借鑒國外經驗:如美國規定凡在美國出入境的,無論其是否 為美國公民,均不得攜帶超過一萬美元的現金,超過部分,應說明其來 源,用途.同時西方發達國家都規定:一定數額以上的交易,不得使用現 金,一律使用銀行卡,同時,對卡上現金規定了嚴格的申報制度.我國可 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建立大額現金申報制度,加強外匯監管,嚴防黑錢轉 移出境,加強對進口付匯企業的監控,嚴把海關驗貨關,防止犯罪分子 虛報貨物價值.其次應盡快實現海關,外匯管理局,外匯指定銀行,公安 等部門間電腦聯網,提高監管效率.(三),成立專門機構,打擊和防范有組織犯罪 打擊和防范有組織犯罪,僅僅依靠法律制度是不夠的,必須成立專門機 構,有計劃,有組織的向有組織犯罪集團進行滲透.對黑社會成員進行 策反和進行心理戰,利用他們之間幫派,派系之間的矛盾,從內部消滅 他們.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作法可值得我們借鑒.在香港警察內部,有 一 個 專 門 的 反 集團 犯 罪 組 織 ——“有 組 織 及 三 合 會調 查 科 ”, 簡 稱 OSCG,直接隸屬警察總部,俗稱“O 記”.“O 記”探員經常化裝打入黑社會 及各種犯罪組織,深受香港社會推崇.依照我國實際情況,在我國公安 機關內部,應建立類似的組織,有計劃的向各類犯罪集團進行滲透,同 時,也應建立“污點

證人”制度,保護敢于揭露黑社會內幕的原黑社會成 員的生命安全,使他們不至于遭到同伙的報復.(四),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有組織犯罪 有組織犯罪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犯罪,他像癌癥一樣吞噬著整個社 會,影響到千萬人正常的生活.只有世界各國聯起手來,才能真正有效 打擊有組織犯罪.依據我國實際情況,我國已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 我國應當通過國際刑警組織與其他國家建立起信息交換制度,定期交 流有關犯罪信息;同時,對那些同我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可以通過 引渡條約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對沒有簽訂條約的,可以通過外交手段 或第三方予以協商,將起繩之以法.2004 年 9 月 29 日,《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正式生效.它 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項針對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全球性公約.它確立了通 過促進國際合作,更加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宗旨,為各 國開展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礎.公約規定締約國 應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它措施,將參加有組織犯罪集團,洗錢,腐敗和 妨礙司法等行為定為刑事犯罪.從我國角度來說,打擊外逃貪官可能是使用《公約》最多的地方,他們 不僅涉及貪污,大多數也有洗錢行為.同時《公約》除了強調國與國之 間司法合作,還明確提出了“引渡義務”.例如,外逃的賴昌星和楊秀珠, 只要查證屬實,依據條約的規定就可以引渡回國.特別是中加兩國都加 入了這個公約,只要有管轄權,有溯及力的話,加拿大就有義務把賴昌 星引渡回來.(五),打防并舉,重在治本 “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要遏制和減少犯罪的發生,從根本 上講,就要堵源截流.犯罪根源是指同犯罪現象存在因果關系的社會現 象.犯罪的源頭問題解決好了,犯罪現象必然減少.打擊犯罪主要是為 了解決已出現的犯罪問題;預防犯罪是為了解決尚未出現的犯罪問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有一段經典文字:被繁茂蕪雜的社會現象 所掩蓋的社會本質,是人們的經濟利益行為,而人類社會所有政治的, 軍事的,宗教的和有意識的形態的行為,都不過是人們經濟利益行為的 折射.有組織犯罪也不例外,他們為了獲得巨額經濟利益,采取恫嚇,暴 力,威脅和賄賂,腐蝕等手段.因此,要真正杜絕有組織犯罪發生,除了要 加強政權建設,建立一個高效,廉潔,透明的政府之外,更重要的是改善 人們的生活狀況.貧窮的生活,擁擠的環境,種族歧視是有組織犯罪的 溫床.無人過問而有毫無希望,饑寒交迫的窮人自然成為犯罪集團的顧 客.因此,只有真正使發展中國家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 高,才能有效防止有組織犯罪的產生.在我國現實生活中,首先應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以發展 生產力為第一要素,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目的,不斷的促進經濟快 速,穩定,健康的發展.其次應當不斷加強執政黨的能力建設,提高黨的 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再次要重視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中 下層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體現效率與公平兼顧.同時不斷改善人 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妥善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不斷體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最后要不斷加強法制建設,加大對犯罪的懲處力度,始終保 持對犯罪分子的高壓態勢和震懾作用,使廣大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生 產發展,生活穩定所帶來的好處.總之,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一項長期,復雜的斗爭,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 解決的,只有全球各國共同努力,消除貧困和腐敗,加強國際合作,才能 真正有效的打擊有組織犯罪,乃至消滅有組織犯罪.

第三篇：反有組織犯罪法發言稿

反有組織犯罪法發言稿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取得全面勝利。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生動司法實踐表明，惡勢力作為一種特殊的有組織犯罪，嚴重危害人民群眾人身和財產安全，嚴重破壞法治化營商環境，嚴重侵蝕黨的執政根基，具有很強的社會危害性，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演變、發展和壯大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和承接性，必須堅持依法嚴厲打擊。剛剛實施的反有組織犯罪法將惡勢力上升為明確的法律概念，為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斗爭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制度保障。人民法院在深刻理解反有組織犯罪法出臺和實施重大意義的同時，要精準把握法律適用，依法認定和懲處惡勢力犯罪。

一、要充分認識將惡勢力上升為法律概念的重要意義。

199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先提出要打擊“流氓惡勢力”，惡勢力提法由此產生，經數次全國性的“掃（打）黑除惡”斗爭，它的概念逐步明確，趨于規范化，一步步從政策概念向廣義的法律概念過渡，直至反有組織犯罪法出臺，惡勢力才真正成為法律概念，填補了法律空白。

一是我國反有組織犯罪實踐經驗的系統集成。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打擊有組織犯罪，經過不斷總結經驗，確立了對黑惡勢力打早打小、打準打實的方針政策，逐漸明確惡勢力的法律概念。2009年兩高一部印發的《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首次規定了惡勢力，并闡明了其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關系。2018年兩高兩部出臺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進一步細化惡勢力的認定標準，對依法懲處惡勢力作了專章規定。隨著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以及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對惡勢力違法犯罪規定的細化、補充、完善，惡勢力已經具有明確的構成要件，滿足了法律規范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將其上升為法律概念。

二是預防和懲治有組織犯罪的實際需要。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惡勢力案件約占有組織犯罪案件總數的80%，已經成為反有組織犯罪的主要懲治對象。惡勢力有其自身獨特的危害性，其連續犯罪所積累的組織能力、經濟能力、社會惡名等極大增強再犯可能性，其社會危害性呈持續狀態。另外，作為有組織犯罪高級形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其形成、發展一般都經歷由小到大，由普通共同犯罪、惡勢力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因此對惡勢力必須堅持露頭就打、打早打小，從源頭上遏制黑社會性質組織滋生，防止造成更大社會危害。

三是依法做好反有組織犯罪工作的客觀要求。

在反有組織犯罪法出臺前，我國法律體系中關于懲治惡勢力犯罪雖然有了一系列規定，但比較分散、未成體系，部分文件效力位階比較低。反有組織犯罪法對惡勢力的規定，是對我國以刑法為主體的刑事法律體系的重要補充和完善，有力促進了懲治惡勢力犯罪法律規范向系統牢固的法律體系邁進。該法對構成惡勢力的組織特征、行為特征、危害性特征進行規定，對適用緩刑、減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等刑罰執行方式，對判處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罰金等附加刑適用，以及認罪認罰、網絡犯罪、軟暴力、涉案財產認定處置等均作出了明確規定，為防止人為“拔高”或“降格”提供更加有效法律保障，切實保證懲治工作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二、要準確認定和懲治惡勢力犯罪。

反有組織犯罪法共九章七十七條，對認定和懲處惡勢力犯罪進行了全面系統規定。在審判實踐中應當準確理解把握，確保法律統一適用。

一是準確把握惡勢力的認定標準。

作為一種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要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惡勢力犯罪特征，避免認定擴大化、隨意化。在司法辦案中，不僅要審查行為本身是否具有不法性，更要審查行為的動機、目的、起因是否具有不法性，堅決防止把婚戀糾紛、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勞動糾紛、合法債務糾紛等確屬事出有因的違法犯罪活動，不加區分地認定為惡勢力案件。對于惡勢力危害后果的認定，要從侵害對象及其數量、違法犯罪次數、手段、規模、人身損害后果、經濟損失數額、違法所得數額、引起社會秩序混亂的程度以及對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影響程度等方面，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和所在地區實際情況進行綜合判斷，確保認定全面準確。

二是準確認定網絡惡勢力犯罪。

反有組織犯罪法第二十三條將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黑惡勢力犯罪正式納入有組織犯罪的懲治范圍。在司法辦案中，要從行為手段、犯罪對象、危害后果等方面準確區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惡勢力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對于單純為牟取不法經濟利益而通過信息網絡實施“黃、賭、毒、盜、搶、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不具備“欺壓百姓”特征的，不應認定為惡勢力案件；對于完全通過線上方式，或者主要環節通過線上方式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危害僅及于網絡空間的，也要準確甄別，審慎認定為惡勢力犯罪。

三是精準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在司法辦案中，準確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堅持審時度勢、區別對待。對于惡勢力犯罪整體來說，由于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從嚴懲處。但對于具體的惡勢力案件而言，不能將依法嚴懲簡單理解為一律從嚴，要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具體犯罪中的罪責來確定不同的刑罰，堅持寬嚴并舉，突出懲治重點，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適用認罪認罰的惡勢力犯罪案件絕不是“一律從寬”，對那些犯罪性質惡劣、犯罪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嚴重的，依法不予從輕處罰。

三、要有效適用反有組織犯罪工作機制。

反有組織犯罪法建立了一系列反有組織犯罪工作的長效機制，人民法院要通過行使審判職能，結合工作實際，積極有效推動機制落地，確保反有組織犯罪特別是打擊惡勢力犯罪工作不斷向縱深發展。

一是加強重點領域惡勢力的懲治力度。

反有組織犯罪法明確了監察機關、政法各單位以及有關行業主管部門對農村、城鄉接合部、城中村等管控力量相對薄弱的重點地區，和建筑工程、交通運輸、自然資源等重點行業的監督管理職責。人民法院要在從嚴從快懲處惡勢力犯罪的同時，與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相結合，配合民政部門對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資格進行全面審查，對相關刑事案件，及時向紀檢監察、組織部門通報情況、送達法律文書，并做好信息核對反饋工作，切實鞏固黨的執政根基。要深入研判案件背后的社會管理薄弱環節和行業監管漏洞，制發司法建議，配合有關行業主管部門加強監督管理，提高社會綜合治理效能。

二是有效阻斷惡勢力向未成年人群體滲透。

反有組織犯罪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對發展未成年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境外的黑社會組織，教唆、誘騙未成年人實施有組織犯罪，或者實施有組織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依法從重追究刑事責任。在司法辦案中，要對教唆、誘騙未成年人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惡勢力組織及其成員，該重判的堅決重判到位，嚴格掌握緩刑、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于符合刑法相關規定的，依法禁止其從事相關職業，始終保持嚴懲高壓態勢。對實施惡勢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符合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條件的，依法依政策從寬處罰，促進未成年人罪犯改過自新，重回人生正軌。

三是加強對惡勢力犯罪規律特點和應對策略的研究。

此次反有組織犯罪法提升了懲治惡勢力犯罪相關規范的法律效力層級，作為新的法律規范，可能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法律適用問題。要針對惡勢力案件審判執行工作反映出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準確研究把握惡勢力犯罪的新特征、新形態、新變化、新動向，創新理念思路和方法手段，發現和總結經驗做法，指導司法實踐。要結合反有組織犯罪各項工作機制，梳理工作難點、堵點問題的成因和對策，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共性問題及時研究制定解決方案，不斷完善工作方法、模式、流程，形成管用有效的常態化制度機制，堅決防止惡勢力卷土重來、死灰復燃。

第四篇：中國犯罪現狀分析報告

一、犯罪率

（1）從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續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達到最高值，這期間每年的增長幅度分別是：23.29件/10萬人（1987年~1988年）、104.08件/10萬人（1988年~1989年）、19.41件/10萬人（1989年~1990年）、8.81件/10萬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長幅度最大，這主要是過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統計不實的問題，1989年各級公安機關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取得較大進展。同時，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確實增加了，據一些地方調查，實際發案數1989年比1988年大約上升

（2）似乎1992年刑事立案率有一個明顯的回落，此后直至1997年刑事立案率基本上波動不大。其實，1992年立案率下降是由于公安部門修訂了盜竊案刑事立案標準：將原來的盜竊數額價值人民幣城市80元、農村40元即要刑事立案，修訂為1992年以后的盜竊數額價值人民幣一般地區300元~500元、少數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可為600元即要刑事立案。而盜竊案件通常占公安機關刑事立案總數的76%左右。因此，1992年刑事立案率總體數值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社會治安形勢的好轉。實際上，在1992年，未受盜竊案立案標準提升的影響并對公眾安全感影響較大的殺人、強奸、搶劫三類案件的立案率，除強奸案稍有下降以外（由4.46件/10萬人略降到4.36件/10萬人），殺人案、搶劫案均有一定的增長（殺人案由2.06件/10萬人增加到2.11件/10萬人，搶劫案由9.32件/10萬人增加到10.96件/10萬人），這三類案件立案率的平均值也比上年的高（由5.28件/10萬人增加到5.81件/10萬人）。可以預見，倘若1992年盜竊案的立案標準不作較大幅度調整的話，那么起碼1991年與1992年之間的立案率不會形成很大的落差，1988年至1997年之間的立案率應當保持在一個相對平穩增長的態勢，即立案率居高不下。這10年間除強奸案立案率的增減在波動中保持相對平穩外（由1988年的3.19件/10萬人略增到1997年的3.38件/10萬人），殺人案與搶劫案的立案率均呈增長的態勢，其中殺人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0.45倍（由1988年的1.49件/10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2.16件/10萬人），搶劫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2.46倍（由1988年的3.40件/10萬人顯增到1997年的11.75件/10萬人）。

（3）1998年刑事立案率又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1997年的133.98件/10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164.68件/10萬人。

改革開放后，犯罪率趨于增長、波動，尤其是近10年（從1988年起）犯罪率大幅度增長，并保持持續上升的勢頭，這還不包括大量的犯罪”黑數“.顯然，這種增長的幅度以及犯罪率的絕對值已創中國內地1949年以來的最高記錄。當代中國社會犯罪率的明顯增長，這是一個需要深刻解析的社會現象。

二、青少年犯罪現狀 青少年犯罪，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有人將其列為世界性難題。根據《中國青少年犯罪年鑒》統計，在整個刑事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不斷增加。1959～1963年。我國青少年犯罪率占整個刑事犯罪案件的30%，1976年一下子上升到60%，1986年又猛跳到72.47%，現在仍然有上升趨勢。而且根據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表明，近年來。青少年犯罪總數已經占到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80%以上。有詳細資料顯示，我國有2.2億青少年，平均每分鐘就發生一起刑事案件，并且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新動向，犯罪年齡趨向低齡化，犯罪性質暴力化，犯罪手法成人化和智能化。

二、當代中國犯罪狀況的特點

總的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犯罪狀況中最為顯著的特點有三：

（一）犯罪數量明顯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是以1991年全國發生各種犯罪263萬起作為頂峰的，發案率為20‰。這個數字與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相比是不高的，與英美這些國家相比，英國每千人當中有60．2個是犯罪分子，美國是每百個人中就有28．8個是受害者，我國犯罪顯然是少得多（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統計標準的問題）。但與我們國家前些年相比，卻有較大幅度增加，比如我國1950年第二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9·3‰，1961年第一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6．4‰，1973年第三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6‰，1981年第四次犯罪高峰的發案率為8．9‰。從中可以看出：第一，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左右，出現一次犯罪高峰；第二，改革開放前所出現的四次犯罪高峰，按人口平均，都沒有超過10‰，改革開放后所出現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猛增至20‰，犯罪數量明顯的上升，實屬罕見，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二）犯罪質量狀況日趨嚴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生的各種刑事案件，不僅數量上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在質量狀況上也日趨嚴重，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據公安部統計，殺人案件在80年代初（1980年－1983年）平均每年以2．6％的速度遞增，而1984年至1990年間，竟以15．32％的速度遞增，特別是重大案件數量增長速度之快，令人擔憂。1985年我國重大案件僅為8萬起，1990年猛增至45萬起，1993年增至54萬起，1995年又增至70萬起。重大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1985年為9％，1990年增長到21％，1993年增長到33％，1995年則上升到42％。

（三）犯罪有向組織化、技術化、智能化發展的趨勢。由于境外和國外有組織犯罪開始滲透到中國大陸境內，中國大陸境內的犯罪團伙也有進一步組織化的趨勢，中國的有組織犯罪勢將進一步地嚴重。與之相應的是，越來越多的犯罪分子運用現代化通訊與交通工具來實施犯罪，并在犯罪過程中運用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的策略與技術手段。

第五篇：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聯合國

第五十五屆會議

議程項目105

大會決議

[未經發交主要委員會而通過(A/55/383)]

55/25.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大會，回顧大會1998年12月9日第53/111號決議，大會在該決議中決定設立一個開放的政府間特設委員會，以擬訂一項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全面國際公約，并討論酌情擬訂處理販運婦女和兒童問題、打擊非法制造和販運槍支及其零部件和彈藥問題以及包括在海上非法販運和運送移民問題的各項國際文書，又回顧大會1999年12月17日第54/126號決議，大會在該決議中請擬訂一項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特設委員會繼續依照1998年12月9日第53/111號和第53/114號決議進行工作，加緊努力，爭取2000年完成此項工作，還回顧大會1999年12月17日第54/129號決議，大會在該決議中贊賞地接受了意大利政府提出的在巴勒莫主辦高級別政治簽署會議以簽署《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巴勒莫公約)及其各項議定書的提議，并請秘書長在2000年千年大會結束之前為此次會議安排最多一周的時間，贊賞波蘭政府在大會第五十一屆會議上向大會提交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初稿，1并于1998年2月2日至6日在華沙主辦了根據1997年12月12日第52/85號決議設立的閉會期間不限成員名額政府間專家組關于擬訂一項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的全面國際公約初稿的會議，贊賞阿根廷政府于1998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主辦了特設委員會非正式籌備會議，贊賞泰國政府于2000年3月20日和21日在曼谷主辦了加強能力建設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問題亞太部長級研討會，深切關注與有組織犯罪活動有關的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并深信亟需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各級加強合作以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這類活動，深感關切地注意到跨國有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犯罪之間日趨密切的聯系，同時考慮到《聯合國憲章》和大會的各項有關決議，決心讓那些從事跨國有組織犯罪的人無藏身之處，無論他們在什么地方犯罪都要對其罪行起訴，并在國際一級開展合作，堅信《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將在打擊洗錢、腐敗、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群瀕危物種、破壞文化遺產罪等犯罪活動以及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犯罪之間日趨密切的聯系的國際合作中，成為一種有力的工具和必要的法律框架，1.注意到在維也納聯合國藥物管制和預防犯罪廳總部開展工作的擬訂一項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特設委員會的報告，2并贊揚特設委員會的工作；

2.通過本決議所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于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和《關于打擊陸、海、空偷運移民的補充議定書》，并在根據第54/129號決議定于2000年12月12日至15日于意大利巴勒莫舉行的高級別政治簽署會議上開放供簽署；

3.請秘書長編寫關于根據第54/129號決議定于巴勒莫舉行的高級別政治簽署會議的全面報告；

4.注意到特設委員會尚未完成其有關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于打擊非法制造和販運槍支及其零部件和彈藥的補充議定書草案的工作； 5.請特設委員會繼續根據第53/111號、53/114號和54/126號決議進行其有關該議定書草案的工作并盡快完成此項工作；

6.呼吁所有國家認清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與恐怖主義行為之間的聯系，同時考慮到大會的各項有關決議，并呼吁各國運用《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打擊其中所列各種形式的犯罪活動；

7.建議由大會1996年12月17日第51/210號決議設立的、正在開始進行審議以遵照1999年12月9日第54/110號決議擬訂一項關于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的全面公約的特設委員會考慮到《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各項規定；

8.促請所有國家和區域經濟組織盡快簽署和批準《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其各項議定書，以確保公約及其議定書迅速生效；

9.決定除非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成立的公約締約方會議另有決定，公約第30條提到的帳戶應在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范圍內運作；并鼓勵各會員國開始為上述帳戶提供充分的自愿捐款，以便向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期國家提供它們執行公約及其議定書而可能需要的技術援助，包括這種執行所需的準備措施；

10.又決定由擬訂一項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特設委員會在公約締約方會議第一屆會議召開前盡早舉行會議，完成擬訂公約所產生的工作，以便起草將提交締約方會議第一屆會議審議和采取行動的締約方會議議事規則及公約第32條所述其他規則和機制的案文草案；

11.請秘書長根據公約第33條指定聯合國藥物管制和預防犯罪廳國際預防犯罪中心擔任公約締約方會議秘書處；

12.又請秘書長向國際預防犯罪中心提供必要的資源，以使其能夠有效地促進《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迅速生效和履行公約締約方會議秘書處的職能，并支持特設委員會依照上文第10段開展工作。

2000年11月15日

第62次全體會議

注:

1.A/C.3/51/7，附件。

2.A/AC.254/34。

附件一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第1條

宗旨

本公約的宗旨是促進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第2條

術語的使用

在本公約中：

(a)“有組織犯罪集團”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組成的、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的、為了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根據本公約確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的有組織結構的集團；

(b)“嚴重犯罪”系指構成可受到最高刑至少四年的剝奪自由或更嚴厲處罰的犯罪的行為；

(c)“有組織結構的集團”系指并非為了立即實施一項犯罪而隨意組成的集團，但不必要求確定成員職責，也不必要求成員的連續性或完善的組織結構；

(d)“財產”系指各種資產，不論其為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動產或不動產、有形的或無形的，以及證明對這些資產所有權或權益的法律文件或文書；

(e)“犯罪所得”系指直接或間接地通過犯罪而產生或獲得的任何財產；

(f)“凍結”或“扣押”系指根據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的命令暫時禁止財產轉移、轉換、處置或移動或對之實行暫時性扣留或控制；

(g)“沒收”，在適用情況下還包括“充公”，系指根據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的命令對財產實行永久剝奪；

(h)“上游犯罪”系指由其產生的所得可能成為本公約第6條所定義的犯罪的對象的任何犯罪；

(i)“控制下交付”系指在主管當局知情并由其進行監測的情況下允許非法或可疑貨物運出、通過或運入一國或多國領土的一種做法，其目的在于偵查某項犯罪并辨認參與該項犯罪的人員；

(j)“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系指由某一區域的一些主權國家組成的組織，其成員國已將處理本公約范圍內事務的權限轉交該組織，而且該組織已按照其內部程序獲得簽署、批準、接受、核準或加入本公約的正式授權；本公約所述“締約國”應在這類組織的權限范圍內適用于這些組織。第3條

適用范圍

1.本公約除非另有規定，應適用于對下述跨國的且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犯罪的預防、偵查和起訴：

(a)依照本公約第5條、第6條、第8條和第23條確立的犯罪；

(b)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的嚴重犯罪。2.就本條第1款而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屬跨國犯罪：

(a)在一個以上國家實施的犯罪；

(b)雖在一國實施，但其準備、籌劃、指揮或控制的實質性部分發生在另一國的犯罪；

(c)犯罪在一國實施，但涉及在一個以上國家從事犯罪活動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或

(d)犯罪在一國實施，但對于另一國有重大影響。第4條

保護主權

1.在履行其根據本公約所承擔的義務時，締約國應恪守各國主權平等和領土完整原則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2.本公約的任何規定均不賦予締約國在另一國領土內行使管轄權和履行該另一國本國法律規定的專屬于該國當局的職能的權利。第5條

參加有組織犯罪集團行為的刑事定罪

1.各締約國均應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故意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

(a)下列任何一種或兩種有別于未遂或既遂的犯罪的行為：

㈠ 為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與一人或多人約定實施嚴重犯罪，如果本國法律要求，還須有其中一名參與者為促進上述約定的實施的行為或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

㈡ 明知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目標和一般犯罪活動或其實施有關犯罪的意圖而積極參與下述活動的行為：

a.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犯罪活動；

b.明知其本人的參與將有助于實現上述犯罪目標的該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其他活動；

(b)組織、指揮、協助、教唆、便利或參謀實施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嚴重犯罪。

2.本條第1款所指的明知、故意、目標、目的或約定可以從客觀實際情況推定。

3.其本國法律要求根據本條第1款(a)項目確立的犯罪須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方可成立的締約國，應確保其本國法律涵蓋所有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嚴重犯罪。這些締約國以及其法律要求根據本條第1款(a)項目確立的犯罪須有促進約定的實施的行為方可成立的締約國，應在其簽署本公約或交存其批準、接受、核準或加入本公約的文書時將此情況通知聯合國秘書長。第6條

洗錢行為的刑事定罪

1.各締約國均應依照其本國法律基本原則采取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將下列故意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

(a)明知財產為犯罪所得，為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非法來源，或為協助任何參與實施上游犯罪者逃避其行為的法律后果而轉換或轉讓財產；

明知財產為犯罪所得而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所有權或有關的權利；

(b)在符合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情況下：

在得到財產時，明知其為犯罪所得而仍獲取、占有或使用；

參與、合伙或共謀實施，實施未遂，以及協助、教唆、便利和參謀實施本條所確立的任何犯罪。

2．為實施或適用本條第1款：

(a)各締約國均應尋求將本條第1款適用于范圍最為廣泛的上游犯罪；

(b)各締約國均應將本公約第2條所界定的所有嚴重犯罪和根據本公約第5條、第8條和第23條確立的犯罪列為上游犯罪。締約國立法中如果明確列出上游犯罪清單，則至少應在這類清單中列出與有組織犯罪集團有關的范圍廣泛的各種犯罪；

(c)就(b)項而言，上游犯罪應包括在有關締約國刑事管轄權范圍之內和之外發生的犯罪。但是，如果犯罪發生在一締約國刑事管轄權范圍以外，則只有該行為根據其發生時所在國本國法律為刑事犯罪，而且若發生在實施或適用本條的締約國時根據該國法律也構成刑事犯罪時才構成上游犯罪；

(d)各締約國均應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供其實施本條的法律以及這類法律隨后的任何修改的副本或說明；

(e)如果締約國本國法律基本原則要求，則可以規定本條第1款所列犯罪不適用于實施上游犯罪的人；

(f)本條第1款所規定的作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目的可根據客觀實際情況推定。

第7條

打擊洗錢活動的措施

1.各締約國均應：

(a)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建立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在適當情況下對其他特別易被用于洗錢的機構的綜合性國內管理和監督制度，以便制止并查明各種形式的洗錢。這種制度應強調驗證客戶身份、保持記錄和報告可疑的交易等項規定；

(b)在不影響本公約第18條和第27條的情況下，確保行政、管理、執法和其他負責打擊洗錢的當局(本國法律許可時可包括司法當局)能夠根據其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國家和國際一級開展合作和交換信息，并應為此目的考慮建立作為國家級中心的金融情報機構，以收集、分析和傳播有關潛在的洗錢活動的信息。

2.締約國應考慮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調查和監督現金和有關流通票據出入本國國境的情況，但須有保障措施以確保情報的妥善使用且不致以任何方式妨礙合法資本的流動。這類措施可包括要求個人和企業報告大額現金和有關流通票據的跨境劃撥。

3.在建立本條所規定的國內管理和監督制度時，吁請締約國在不影響本公約的任何其他條款的情況下將各種區域、區域間和多邊組織的有關反洗錢倡議作為指南。

4.締約國應努力為打擊洗錢而發展和促進司法、執法和金融管理當局間的全球、區域、分區域和雙邊合作。第8條

腐敗行為的刑事定罪

1.各締約國均應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故意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

(a)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許諾、提議給予或給予該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員或實體不應有的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

(b)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接受不應有的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

2.各締約國均應考慮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便將本條第1款所述涉及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務員的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各締約國同樣也應考慮將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

3.各締約國還應采取必要的措施，將作為共犯參與根據本條所確立的犯罪規定為刑事犯罪。

4.本公約本條第1款和第9條中的“公職人員”，系指任職者任職地國法律所界定的且適用于該國刑法的公職人員或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員。第9條

反腐敗措施

1.除本公約第8條所列各項措施外，各締約國均應在適當時并在符合其法律制度的情況下，采取立法、行政或其他有效措施，以促進公職人員廉潔奉公，并預防、調查和懲治腐敗行為。

2.各締約國均應采取措施，確保本國當局在預防、調查和懲治公職人員腐敗行為方面采取有效行動，包括使該當局具備適當的獨立性，以免其行動受到不適當的影響。第10條

法人責任

1.各締約國均應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則的必要措施，確定法人參與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嚴重犯罪和實施根據本公約第5條、第6條、第8條和第23條確立的犯罪時應承擔的責任。

2.在不違反締約國法律原則的情況下，法人責任可包括刑事、民事或行政責任。

3.法人責任不應影響實施此種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責任。

4.各締約國均應特別確保使根據本條負有責任的法人受到有效、適度和勸阻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錢制裁。第11條

起訴、判決和制裁

1.各締約國均應使根據本公約第5條、第6條、第8條和第23條確立的犯罪受到與其嚴重性相當的制裁。

2.為因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起訴某人而行使本國法律規定的法律裁量權時，各締約國均應努力確保針對這些犯罪的執法措施取得最大成效，并適當考慮到震懾此種犯罪的必要性。

3.就根據本公約第5條、第6條、第8條和第23條確立的犯罪而言，各締約國均應根據其本國法律并在適當考慮到被告方權利的情況下采取適當措施，力求確保所規定的與審判或上訴前釋放的裁決有關的條件考慮到確保被告人在其后的刑事訴訟中出庭的需要。

4.各締約國均應確保其法院和其他有關當局在考慮早釋或假釋已被判定犯有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者的可能性時，顧及此種犯罪的嚴重性。

5.各締約國均應在適當情況下在其本國法律中對于本公約所涵蓋的任何犯罪規定一個較長的追訴時效期限，并在被指控犯罪的人逃避司法處置時規定更長的期限。

6.本公約的任何規定，概不影響根據本公約確立的犯罪和適用的法律辯護理由或決定行為合法性的其他法律原則只應由締約國本國法律加以闡明，而且此種犯罪應根據該法律予以起訴和處罰的原則。第12條

沒收和扣押

1.締約國應在本國法律制度的范圍內盡最大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夠沒收：

(a)來自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的犯罪所得或價值與其相當的財產；

(b)用于或擬用于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的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

2.締約國應采取必要措施，辨認、追查、凍結或扣押本條第1款所述任何物品，以便最終予以沒收。

3.如果犯罪所得已經部分或全部轉變或轉化為其他財產，則應對此類財產適用本條所述措施。

4.如果犯罪所得已與從合法來源獲得的財產相混合，則應在不影響凍結權或扣押權的情況下沒收這類財產，沒收價值可達混合于其中的犯罪所得的估計價值。

5.對于來自犯罪所得、來自由犯罪所得轉變或轉化而成的財產或已與犯罪所得相混合的財產所產生的收入或其他利益，也應適用本條所述措施，其方式和程度與處置犯罪所得相同。

6.為本公約本條和第13條的目的，各締約國均應使其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有權下令提供或扣押銀行、財務或商務記錄。締約國不得以銀行保密為由拒絕按照本款規定采取行動。7.締約國可考慮要求由犯罪的人證明應予沒收的涉嫌犯罪所得或其他財產的合法來源，但此種要求應符合其本國法律原則和司法及其他程序的性質。

8.不得對本條規定作損害善意第三人權利的解釋。

9.本條任何規定均不得影響本條所述措施應根據締約國本國法律規定予以確定和實施的原則。第13條

沒收事宜的國際合作

1.締約國在收到對本公約所涵蓋的一項犯罪擁有管轄權的另一締約國關于沒收本公約第12條第1款所述的、位于被請求國領土內的犯罪所得、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的請求后，應在本國國內法律制度的范圍內盡最大可能：

(a)將此種請求提交其主管當局，以便取得沒收令并在取得沒收令時予以執行；或

(b)將請求締約國領土內的法院根據本公約第12條第1款簽發的沒收令提交主管當局，以便按請求的范圍予以執行，只要該沒收令涉及第12條第1款所述的、位于被請求締約國領土內的犯罪所得、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

2.對本公約所涵蓋的一項犯罪擁有管轄權的另一締約國提出請求后，被請求締約國應采取措施，辨認、追查和凍結或扣押本公約第12條第1款所述犯罪所得、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以便由請求締約國或根據本條第1款所述請求由被請求締約國下令最終予以沒收。

3.本公約第18條的規定可經適當變通適用于本條。除第18條第15款規定提供的資料以外，根據本條所提出的請求還應包括：

(a)與本條第1款(a)項有關的請求，應有關于擬予沒收的財產的說明以及關于請求締約國所依據的事實的充分陳述，以便被請求締約國能夠根據本國法律取得沒收令；

(b)與本條第1款(b)項有關的請求，應有請求締約國據以簽發請求的、法律上可接受的沒收令副本、事實陳述和關于請求執行沒收令的范圍的資料；

(c)與本條第2款有關的請求，應有請求締約國所依據的事實陳述以及對請求采取的行動的說明。

4.被請求締約國根據本條第1和第2款作出的決定或采取的行動，應符合并遵循其本國法律及程序規則的規定或可能約束其與請求締約國關系的任何雙邊或多邊條約、協定或安排的規定。

5.各締約國均應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供有關實施本條的任何法律和法規以及這類法律和法規隨后的任何修改的副本或說明。

6.如果某一締約國以存在有關條約作為采取本條第1款和第2款所述措施的條件，則該締約國應將本公約視為必要而充分的條約依據。

7.如果請求中所涉犯罪并非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締約國可拒絕提供本條所規定的合作。

8.不得對本條規定作損害善意第三人權利的解釋。

9.締約國應考慮締結雙邊或多邊條約、協定或安排，以增強根據本條開展的國際合作的有效性。第14條

沒收的犯罪所得或財產的處置

1.締約國依照本公約第12條或第13條第1款沒收的犯罪所得或財產應由該締約國根據其本國法律和行政程序予以處置。

2.根據本公約第13條的規定應另一締約國請求采取行動的締約國，應在本國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根據請求優先考慮將沒收的犯罪所得或財產交還請求締約國，以便其對犯罪被害人進行賠償，或者將這類犯罪所得或財產歸還合法所有人。3.一締約國應另一締約國請求按照本公約第12條和第13條規定采取行動時，可特別考慮就下述事項締結協定或安排：

(a)將與這類犯罪所得或財產價值相當的款項，或變賣這類犯罪所得或財產所獲款項，或這類款項的一部分捐給根據本公約第30條第2款(c)項所指定的帳戶和專門從事打擊有組織犯罪工作的政府間機構；

(b)根據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經常地或逐案地與其他締約國分享這類犯罪所得或財產或變賣這類犯罪所得或財產所獲款項。第15條 管轄權

1.各締約國在下列情況下應采取必要措施，以確立對根據本公約第5條、第6條、第8條和第23條確立犯罪的管轄權：(a)犯罪發生在該締約國領域內；或者

(b)犯罪發生在犯罪時懸掛該締約國國旗的船只或已根據該締約國法律注冊的航空器內。

2.在不違反本公約第4條規定的情況下，締約國在下列情況下還可對任何此種犯罪確立其管轄權：

(a)犯罪系針對該締約國國民；

(b)犯罪者為該締約國國民或在其境內有慣常居所的無國籍人；或者

(c)該犯罪系：

發生在本國領域以外的、根據本公約第5條第1款確立的犯罪，目的是在本國領域內實施嚴重犯罪；

發生在本國領域以外的、根據本公約第6條第1款(b)項目確立的犯罪，目的是在其領域內進行本公約第6條第1款(a)項目或目或(b)項目確立的犯罪。3.為了本公約第16條第10款的目的，各締約國應采取必要措施，在被指控人在其領域內而其僅因該人系其本國國民而不予引渡時，確立其對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的管轄權。

4．各締約國還可采取必要措施，在被指控人在其領域內而其不引渡該人時確立其對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的管轄權。

5.如果根據本條第1款或第2款行使其管轄權的締約國被告知或通過其他途徑獲悉另一個或數個締約國正在對同一行為進行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這些國家的主管當局應酌情相互磋商，以便協調行動。

6.在不影響一般國際法準則的情況下，本公約不排除締約國行使其依據本國法律確立的任何刑事管轄權。第16條 引渡

1.本條應適用于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或第3條第1款(a)項或(b)項所述犯罪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且被請求引渡人位于被請求締約國境內的情況，條件是引渡請求所依據的犯罪是按請求締約國和被請求締約國本國法律均應受到處罰的犯罪。

2.如果引渡請求包括幾項獨立的嚴重犯罪，其中某些犯罪不在本條范圍之內，被請求締約國也可對這些犯罪適用本條的規定。

3.本條適用的各項犯罪均應視為締約國之間現行的任何引渡條約中的可引渡的犯罪。各締約國承諾將此種犯罪作為可引渡的犯罪列入它們之間擬締結的每一項引渡條約。

4.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如接到未與之訂有引渡條約的另一締約國的引渡請求，可將本公約視為對本條所適用的任何犯罪予以引渡的法律依據。

5.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應：(a)在交存本公約批準書、接受書、核準書或加入書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說明其是否將把本公約作為與本公約其他締約國進行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據；

(b)如其不以本公約作為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據，則在適當情況下尋求與本公約其他締約國締結引渡條約，以執行本條規定。

6.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應承認本條所適用的犯罪為它們之間可相互引渡的犯罪。

7.引渡應符合被請求締約國本國法律或適用的引渡條約所規定的條件，其中特別包括關于引渡的最低限度刑罰要求和被請求締約國可據以拒絕引渡的理由等條件。

8.對于本條所適用的任何犯罪，締約國應在符合本國法律的情況下，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簡化與之有關的證據要求。

9.在不違背本國法律及其引渡條約規定的情況下，被請求締約國可在認定情況必要而且緊迫時，應請求締約國的請求，拘留其境內的被請求引渡人或采取其他適當措施，以確保該人在進行引渡程序時在場。

10.被指控人所在的締約國如果僅以罪犯系本國國民為由不就本條所適用的犯罪將其引渡，則有義務在要求引渡的締約國提出請求時，將該案提交給其主管當局以便起訴，而不得有任何不應有的延誤。這些當局應以與根據本國法律針對性質嚴重的其他任何犯罪所采用的方式相同的方式作出決定和進行訴訟程序。有關締約國應相互合作，特別是在程序和證據方面，以確保這類起訴的效果。

11.如果締約國本國法律規定，允許引渡或移交其國民須以該人將被送還本國，就引渡或移交請求所涉審判、訴訟中作出的判決服刑為條件，且該締約國和尋求引渡該人的締約國也同意這一選擇以及可能認為適宜的其他條件，則此種有條件引渡或移交即足以解除該締約國根據本條第10款所承擔的義務。

12.如為執行判決而提出的引渡請求由于被請求引渡人為被請求締約國的國民而遭到拒絕，被請求國應在其本國法律允許并且符合該法律的要求的情況下，根據請求國的請求，考慮執行按請求國本國法律作出的判刑或剩余刑期。

13.在對任何人就本條所適用的犯罪進行訴訟時，應確保其在訴訟的所有階段受到公平待遇，包括享有其所在國本國法律所提供的一切權利和保障。

14.如果被請求締約國有充分理由認為提出該請求是為了以某人的性別、種族、宗教、國籍、族裔或政治觀點為由對其進行起訴或處罰，或按該請求行事將使該人的地位因上述任一原因而受到損害，則不得對本公約的任何規定作規定了被請求國的引渡義務的解釋。

15.締約國不得僅以犯罪也被視為涉及財政事項為由而拒絕引渡。

16.被請求締約國在拒絕引渡前應在適當情況下與請求締約國磋商，以使其有充分機會陳述自己的意見和介紹與其指控有關的資料。

17.各締約國均應尋求締結雙邊和多邊協定或安排，以執行引渡或加強引渡的有效性。第17條

被判刑人員的移交

締約國可考慮締結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安排，將因犯有本公約所涉犯罪而被判監禁或其他形式剝奪自由的人員移交其本國服滿刑期。第18條

司法協助

1.締約國應在對第3條規定的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進行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司法協助；在請求締約國有合理理由懷疑第3條第1款(a)項或(b)項所述犯罪具有跨國性時，包括懷疑此種犯罪的被害人、證人、犯罪所得、工具或證據位于被請求締約國而且該項犯罪涉及一有組織犯罪集團時，還應對等地相互給予類似協助。

2.對于請求締約國根據本公約第10條可能追究法人責任的犯罪所進行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程序，應當根據被請求締約國的有關的法律、條約、協定和安排，盡可能充分地提供司法協助。

3.可為下列任何目的請求依據本條給予司法協助：

(a)向個人獲取證據或陳述；

(b)送達司法文書；

(c)執行搜查和扣押并實行凍結；

(d)檢查物品和場所；

(e)提供資料、物證以及鑒定結論；

(f)提供有關文件和記錄的原件或經核證的副本，其中包括政府、銀行、財務、公司或營業記錄；(g)為取證目的而辨認或追查犯罪所得、財產、工具或其他物品；

(h)為有關人員自愿在請求締約國出庭提供方便；

(i)不違反被請求締約國本國法律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協助。

4.締約國主管當局如認為與刑事事項有關的資料可能有助于另一國主管當局進行或順利完成調查和刑事訴訟程序，或可促成其根據本公約提出請求，則在不影響本國法律的情況下，可無須事先請求而向該另一國主管當局提供這類資料。

5.根據本條第4款提供這類資料，不應影響提供資料的主管當局本國所進行的調查和刑事訴訟程序。接收資料的主管當局應遵守對資料保密的要求，即使是暫時保密的要求，或對資料使用的限制。但是，這不應妨礙接收締約國在其訴訟中披露可證明被控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接收締約國應在披露前通知提供締約國，而且如果提供締約國要求，還應與其磋商。如果在例外情況下不可能事先通知，接收締約國應毫不遲延地將披露一事通告提供締約國。

6.本條各項規定概不影響任何其他規范或將要規范整個或部分司法協助問題的雙邊或多邊條約所規定的義務。

7.如果有關締約國無司法協助條約的約束，則本條第9至29款應適用于根據本條提出的請求。如果有關締約國有這類條約的約束，則適用條約的相應條款，除非這些締約國同意代之以適用本條第9至29款。大力鼓勵締約國在這幾款有助于合作時予以適用。

8.締約國不得以銀行保密為由拒絕提供本條所規定的司法協助。

9.締約國可以并非雙重犯罪為由拒絕提供本條所規定的司法協助。但是，被請求締約國可在其認為適當時在其斟酌決定的范圍內提供協助，而不論該行為按被請求締約國本國法律是否構成犯罪。10.在一締約國境內羈押或服刑的人，如果被要求到另一締約國進行辨認、作證或提供其他協助，以便為就與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有關的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取得證據，在滿足以下條件的情況下，可予移送：

(a)該人在知情后自由表示同意；

(b)雙方締約國主管當局同意，但須符合這些締約國認為適當的條件。

11.就本條第10款而言：

(a)該人被移送前往的締約國應有權力和義務羈押被移送人，除非移送締約國另有要求或授權；

(b)該人被移送前往的締約國應毫不遲延地履行義務，按照雙方締約國主管當局事先達成的協議或其他協議，將該人交還移送締約國羈押；

(c)該人被移送前往的締約國不得要求移送締約國為該人的交還啟動引渡程序；(d)該人在被移送前往的國家的羈押時間應折抵在移送締約國執行的刑期。

12.除非按照本條第10款和第11款移送該人的締約國同意，無論該人國籍為何，均不得因其在離開移送國國境前的作為、不作為或定罪而在被移送前往的國家境內使其受到起訴、羈押、處罰或對其人身自由實行任何其他限制。

13.各締約國均應指定一中心當局，使其負責和有權接收司法協助請求并執行請求或將請求轉交主管當局執行。如締約國有實行單獨司法協助制度的特區或領土，可另指定一個對該特區或領土具有同樣職能的中心當局。中心當局應確保所收到的請求的迅速而妥善執行或轉交。中心當局在將請求轉交某一主管當局執行時，應鼓勵該主管當局迅速而妥善地執行請求。各締約國應在交存本公約批準書、接受書、核準書或加入書時將為此目的指定的中心當局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司法協助請求以及與之有關的任何聯系文件均應遞交締約國指定的中心當局。此項規定不得損害締約國要求通過外交渠道以及在緊急和可能的情況下經有關締約國同意通過國際刑事警察組織向其傳遞這種請求和聯系文件的權利。

14.請求應以被請求締約國能接受的語文以書面形式提出，或在可能情況下以能夠生成書面記錄的任何形式提出，但須能使該締約國鑒定其真偽。各締約國應在其交存本公約批準書、接受書、核準書或加入書時將其所能接受的語文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在緊急情況下，如經有關締約國同意，請求可以口頭方式提出，但應立即加以書面確認。

15.司法協助請求書應載有：

(a)提出請求的當局；

(b)請求所涉的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的事由和性質，以及進行此項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的當局的名稱和職能；

(c)有關事實的概述，但為送達司法文書提出的請求例外；

(d)對請求協助的事項和請求締約國希望遵循的特定程序細節的說明；

(e)可能時，任何有關人員的身份、所在地和國籍；

(f)索取證據、資料或要求采取行動的目的。

16.被請求締約國可要求提供按照其本國法律執行該請求所必需或有助于執行該請求的補充資料。

17.請求應根據被請求締約國本國法律執行。在不違反被請求締約國本國法律的情況下，如有可能，應遵循請求書中列明的程序執行。

18.當在某一締約國境內的某人需作為證人或鑒定人接受另一締約國司法當局詢問，且該人不可能或不宜到請求國出庭，則前一個締約國可應該另一締約國的請求，在可能且符合本國法律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允許以電視會議方式進行詢問，締約國可商定由請求締約國司法當局進行詢問且詢問時應有被請求締約國司法當局在場。

19.未經被請求締約國事先同意，請求締約國不得將被請求締約國提供的資料或證據轉交或用于請求書所述以外的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本款規定不妨礙請求締約國在其訴訟中披露可證明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資料或證據。就后一種情形而言，請求締約國應在披露之前通知被請求締約國，并依請求與被請求締約國磋商。如在例外情況下不可能事先通知時，請求締約國應毫不遲延地將披露一事通告被請求締約國。

20.請求締約國可要求被請求締約國對其提出的請求及其內容保密，但為執行請求所必需時除外。如果被請求締約國不能遵守保密要求，應立即通知請求締約國。

21.在下列情況下可拒絕提供司法協助：

(a)請求未按本條的規定提出；

(b)被請求締約國認為執行請求可能損害其主權、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基本利益；

(c)假如被請求締約國當局依其管轄權對任何類似犯罪進行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時，其本國法律將會禁止其對此類犯罪采取被請求的行動；

(d)同意此項請求將違反被請求國關于司法協助的法律制度。

22.締約國不得僅以犯罪又被視為涉及財政事項為由拒絕司法協助請求。

23.拒絕司法協助時應說明理由。

24.被請求締約國應盡快執行司法協助請求，并應盡可能充分地考慮到請求締約國提出的、最好在請求中說明了理由的任何最后期限。被請求締約國應依請求締約國的合理要求就其處理請求的進展情況作出答復。請求國應在其不再需要被請求國提供所尋求的協助時迅速通知被請求締約國。

25.被請求締約國可以司法協助妨礙正在進行的偵查、起訴或審判為由而暫緩進行。

26.在根據本條第21款拒絕某項請求或根據本條第25款暫緩執行請求事項之前，被請求締約國應與請求締約國協商，以考慮是否可在其認為必要的條件下給予協助。請求締約國如果接受附有條件限制的協助，則應遵守有關的條件。

27.在不影響本條第12款的適用的情況下，應請求締約國請求而同意到請求締約國就某項訴訟作證或為某項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提供協助的證人、鑒定人或其他人員，不應因其離開被請求締約國領土之前的作為、不作為或定罪而在請求締約國領土內被起訴、羈押、處罰，或在人身自由方面受到任何其他限制。如該證人、鑒定人或其他人員已得到司法當局不再需要其到場的正式通知，在自通知之日起連續十五天內或在締約國所商定的任何期限內，有機會離開但仍自愿留在請求締約國境內，或在離境后又自愿返回，則此項安全保障即不再有效。

28.除非有關締約國另有協議，執行請求的一般費用應由被請求締約國承擔。如執行請求需要或將需要支付巨額或特殊性質的費用，則應由有關締約國進行協商，以確定執行該請求的條件以及承擔費用的辦法。

29.被請求締約國：

(a)應向請求締約國提供其所擁有的根據其本國法律可向公眾公開的政府記錄、文件或資料的副本；

(b)可自行斟酌決定全部或部分地或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向請求締約國提供其所擁有的根據其本國法律不向公眾公開的任何政府記錄、文件或資料的副本。

30.締約國應視需要考慮締結有助于實現本條目的、具體實施或加強本條規定的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安排的可能性。第19條

聯合調查

締約國應考慮締結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安排，以便有關主管當局可據以就涉及一國或多國刑事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事由的事宜建立聯合調查機構。如無這類協定或安排，則可在個案基礎上商定進行這類聯合調查。有關締約國應確保擬在其境內進行該項調查的締約國的主權受到充分尊重。第20條

特殊偵查手段

1.各締約國均應在其本國法律基本原則許可的情況下，視可能并根據本國法律所規定的條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當局在其境內適當使用控制下交付并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如電子或其他形式的監視和特工行動，以有效地打擊有組織犯罪。

2.為偵查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鼓勵締約國在必要時為在國際一級合作時使用這類特殊偵查手段而締結適當的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安排。此類協定或安排的締結和實施應充分遵循各國主權平等原則，執行時應嚴格遵守這類協定或安排的條件。

3.在無本條第2款所列協定或安排的情況下，關于在國際一級使用這種特殊偵查手段的決定，應在個案基礎上作出，必要時還可考慮到有關締約國就行使管轄權所達成的財務安排或諒解。

4.經各有關締約國同意，關于在國際一級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決定，可包括諸如攔截貨物后允許其原封不動地或將其全部或部分取出替換后繼續運送之類的辦法。第21條

刑事訴訟的移交

締約國如認為相互移交訴訟有利于正當司法，特別是在涉及數國管轄權時，為了使起訴集中，應考慮相互移交訴訟的可能性，以便對本公約所涵蓋的某項犯罪進行刑事訴訟。第22條

建立犯罪記錄

各締約國均可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按其認為適宜的條件并為其認為適宜的目的，考慮到另一個國家以前對被指控人作出的任何有罪判決，以便在涉及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的刑事訴訟中加以利用。第23條

妨害司法的刑事定罪

各締約國均應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故意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

(a)在涉及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的訴訟中使用暴力、威脅或恐嚇，或許諾、提議給予或給予不應有的好處，以誘使提供虛假證言或干擾證言或證據的提供；

(b)使用暴力、威脅或恐嚇，干擾司法或執法人員針對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執行公務。本項規定概不應影響締約國制定保護其他類別公職人員的立法的權利。第24條

保護證人

1.各締約國均應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采取適當的措施，為刑事訴訟中就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作證的證人并酌情為其親屬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護，使其免遭可能的報復或恐嚇。

2.在不影響被告人的權利包括正當程序權的情況下，本條第1款所述措施可包括：

(a)制定向此種人提供人身保護的程序，例如，在必要和可行的情況下將其轉移，并在適當情況下允許不披露或限制披露有關其身份和下落的情況；

(b)規定可允許以確保證人安全的方式作證的證據規則，例如，允許借助于諸如視像連接之類的通信技術或其他適當手段提供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