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

——湖南省H縣調查

近十年來，我國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直接針對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大都經過各級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較妥善的處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于處理不當，各種矛盾和沖突依然存在，并逐漸產生了一些以“減負上訪代表”、“減負代表”等名義出現的所謂“農民利益代言人”。在他們的組織和領導下，部分農民與基層政府進行著長期的抗爭。其結果是，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長。與此同時，農民的政治訴求也發生了重大的升級，在內容上變得更有進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要求，其具體表現就是自發籌建農民協會。

為考察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過程和機制，研究農民有組織抗爭所蘊藏的政治風險和改革機遇，我在此類問題較突出的湖南省H縣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跟蹤調查。這份研究報告所陳述的事實，均經過本人認真而符合學術規范的查證，并保存了大量的錄音、錄像和原始文本資料等以供佐驗；報告所作出的判斷或提出的主張，僅屬于學術探討。

一、農民有組織抗爭的基本特征

農民有組織抗爭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領導核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非正式社會動員和信息交流網絡，以中央或上級政策為依據，以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土政策為抗爭對象、以直接動員農民抵制為手段、以宣示和確立農民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為目標的一種政治性抗爭。

1、擁有一批意志堅定、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和動員能力的“農民利益代言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較為復雜。其中起主要組織和領導作用的，年齡一般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也有少數黨員和村組干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他們大都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農民抗爭事件上的基本態度。在H縣起到組織領導作用的彭雙雄和洪阿斌是退伍軍人，其中洪阿斌曾經為參加對越自衛還擊戰第二次入伍并榮立三等功。而在各自的鄉鎮具有號召力的凌文武和鄧夫賓則都到外打過工并擔任村組干部。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眾多的“減負上訪代表”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號召力，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一是他們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能夠通過電視、報刊、各種渠道獲得的政府文件、中央領導的講話，且能較準確地接受和理解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并會將這些政策與本地的實際情況聯系起來，使農民的生活處境“問題化”；二是他們（或在其他人心目中有）在農村社區之外具有一定的可資利用的人際關系及其它資源；三是他們有勇氣和膽量出面“代表”農民利益直接面對各種權威。就這些“減負上訪代表”本身而言，他們開始向村民們宣傳自己所知道的中央減輕農民負擔文件和精神時，雖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稅費提留的經濟目的，但隨著自己因這些“見識”受到的尊敬及影響力的不斷強化，在各種因素的誘導下，他們就成了組織并代表農民上訪、幫助農民與收上交提留的鄉鎮村干部進行討價還價的角色。

在H縣減負上訪代表中還有兩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一是具有“精神領袖”地位的屈勞，他是一位解放前參加革命、到過朝鮮前線、10多年前從東北一鋼鐵廠退休回鄉的職工，雖然已經70多歲且有重病在身，可仍然是H縣農民減負上訪隊伍中的一面旗幟。同樣年已70多歲的劉老司，是一位具有大學學歷、從外地退休回故鄉的教師，他具有一定的寫作能力，現在具體負責全縣農民減負上訪組織的文件起草工作。由于他們倆并不是本地的農民，從事減負上訪活動與本人的直接經濟利益無關，所以參加這樣的活動更具有象征性，一方面彰顯他們見義勇為，更重要的是表明農民確實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們受到減負上訪代表們的特別尊敬，他們的意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減負上訪代表的這些“英雄主義”行為已經獲得了許多農民的認同并轉化成為了一種社會動員力量。許多農民在評價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時，大都稱贊他們“敢為農民說話”、“敢打抱不平”，有的甚至直接稱他們是“農民英雄”，并言稱現在農村正因為有了這些懂得黨和國家政策的“減負上訪代表”，鄉鎮干部才不敢過于囂張，如果沒有這些“英雄好漢”，那農民根本就沒有活路了。最近實行的稅費改革，雖然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這個新政策的實行，不僅讓減負代表覺得他們的抗爭終于開始有了成效，更讓農民覺得代表們的抗爭是有效的，值得支持。因此，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了農民普遍尊重。對這一點，“減負上訪代表” 切身的感受。他們都非?？隙ǖ卣J為，由于參加了減負活動，自己到農民家里受到了歡迎，政治地位有明顯的提高。有的減負上訪代表形象地說，“現在鄉鎮長的威信絕對不如我們。他們到農民家里，有時坐的地方都沒有。而我們到了農民家里會受到非常熱情的款待，農民會高興地拿出煙和酒來，還會主動地請我們講解中央的減負文件，有什么困難也主動想到找我們”。特別是，當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打擊時，就有許多農民自發地出來保護和幫助他們。事實上，有多起農村群體性事件正是為了保護和營救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而發生的。H縣著名的“117事件”，就是一起為營救減負上訪代表發生的群體性事件。1999年1月17日，H縣Z鎮根據縣委和縣政府的安排，聲稱要集中力量對農村社會治安進行一次重點整治，召開全鎮農村整治動員大會。鎮黨委書記、鎮長和分管政法的副鎮長及縣駐鎮農村整治工作隊隊長等人商定，將該鎮被捕押的部分減負上訪代表或他們的親屬等6人作為反面典型，列為幫教對象，用捆綁掛牌的方式在大會上批斗示眾。在會議進行之時，一名被捆綁的減負代表的兒子沖進會場營救父親，臺下群眾乘機行動，與政府干部發生了大規模沖突，減負上訪代表被群眾營救，在場的十多名縣鄉干部和數十名政府聘請的戴紅袖套的聯防人員（農民稱他們是黑社會或黑惡勢力）被亂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數部車輛被砸壞。而在這次營救減負上訪代表的行動中，婦女也表現出了難以想象的“英雄主義”行為。當時就有二位與被批斗的減負上訪代表沒有任何親朋關系的中年婦女，為了阻擋政府車輛撤離現場，舍命橫躺在公路上，迫使縣鄉干部和聯防隊員在群眾的追打下只得棄車而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減負上訪代表的主張和行為還得了其親屬的贊同和支持。減負上訪代表彭雙雄的妻子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當她看到中央有關農村減負的文件后，非常氣憤地對彭雙雄說：“這些鄉鎮干部太壞了，不按照中央的文件辦事，為搞腐敗而加重我們農民的負擔，搞得我們農民活路也沒有了。彭雙雄你原來是個軍人，現在你如果還是男人的話，就站起來領導大家與這些欺壓農民的腐敗分子斗”。就是在她的鼓動下，彭雙雄才成立減負上訪組織。雖然，她因此受到了當地政府干部的毒打而受傷住院，可這并沒有使她退卻，反而更堅定她支持彭雙雄從事減負上訪活動的決心。現在她的家成了附近鄉鎮減負上訪代表經常集會的地方，而每次來了減負上訪代表，都會得到她最熱情的招待。鄧夫賓因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家里可說一貧如洗，但其妻卻堅信鄧夫賓的行為是正確的，“他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全是靠家里的收入，有時還將我養的豬賣掉給他作路費，在經濟上沒有給家里帶來一點好處。可是他這樣做對大家有好處，我就支持他”。減負上訪代表凌文武的女兒是一位只有十三歲的中學生，在談到其父的減負上訪行為時，她感到非常自豪，她說：“雖然也有些干部子女說我爸爸的行為是與政府作對，是犯上作亂，可更多的同學說我爸爸是敢說真話，愿為農民辦事的英雄好漢。我也感到爸爸做得對，很佩服他。我長大了也要這樣為農民說話做事?！?

廣大群眾的支持和親人們的理解，使減負上訪代表更堅定地確信自己的主張和行為的正確性。也就出現了政府越對減負上訪代表進行打擊，他們的斗爭決心越堅強、形象越“高大”這樣的現象。在117事件被群眾營救出來的減負上訪代表屈勞在接受訪問時，滿眼含淚并十分深情地對我說：“我已70多歲了，又是從外退休回鄉的人，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而上訪，竟然遭受到鄉鎮政府的這般野蠻打擊。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群眾的拼命相救，我的命可能也沒有了。這說明農民群眾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是支持我們的。為了報答廣大農民群眾，就是拼了我這條老命，也要同這些欺壓農民的腐敗分子斗爭到底”。在減負上訪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間，他的妻女得到了四鄉八鄰的關照。其中最讓他及家人感動的事例是，一次下著大雨，一位與他們家沒有任何親戚關系的農民從十幾公里外的地方趕來幫助他家修理房頂。因此，他減刑釋放回家后，更是將減負上訪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他幾次淚流滿面地說，“群眾對我們這些減負上訪代表這樣好，我們如果不能為他們主持公道，就對不起這些父老鄉親了，我洪阿斌就枉活一生”。也就是說，隨著減負上訪代表不斷被稱贊和英雄化，就不能再簡單地用金錢和財富這類物質動力來解釋和評價他們的行為了。事實上，他們為組織這些活動，在經濟上往往要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更看重的是社會聲望、名譽和尊嚴。特別當他們受到基層政府的打擊后，為爭個說法而維護名譽的因素就更為突出。

基于上面的事實，我的基本判斷是：經過與地方政府多年的反復較量，應該說在一定的程度和意義上，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行為，已具有了相當強烈的政治信仰色彩。這個信仰的基本內容是：黨的利益與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黨中央是農民的保護神，黨的政策是農民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尚方寶劍，所以只要他們以執行中央的“減負”政策和其它諸如推進基層民主、實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為旗幟，以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和爭取合法的政治權利為目的，他們的行動應該受到法律保護，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和必勝的。盡管減負上訪代表中可能也有一些投機分子，但是他們多數人表現出的為黨的利益為農民利益不怕犧牲的“義無反顧”的“英雄氣慨”令人震憾，在廣大農民中具有難以估量的道德號召力。而且，他們針對的一般都是農村普遍存在的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農村基金會、學校收費等具體問題，這些問題與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很容易引起群眾的共鳴。因為他們宣示的目標是監督地方政府，確保黨中央的政策得到忠實的貫徹執行，所以他們擁有無可爭議的政治正當性。同時，由于他們客觀上是為公眾利益而冒被縣鄉政府打擊的政治風險，所以他們在農民中享有崇高的道德優勢。當然，我也注意到了農民利益代言人表達的這種政治信仰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他們在講述黨中央的政策時，是有一定的取舍的，即將有利于證明自己的行為合理性的條文加以放大引用。這說明，目前他們所表達出來的信仰可能具有策略性意義。但無論如何，他們所表現的敢于面對權威的行為，有別于被稱之為農民“日常抵抗”的機會主義抗爭。

我對“農民利益代言人”的這個基本判斷與政策研究部門的判斷是截然不同的。我注意到，政策研究部門關于農村群體性事件的調查一方面肯定農民所提的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卻幾乎無例外地斷言這些事件的組織者 “別有用心”。我認為這種陰謀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與事實不符，掩蓋了事態的嚴重性和政治性，會誤導決策。

2、減負上訪代表自發在本鄉鎮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組織，并初步實現了全縣聯合，已經正式提出了在全縣范圍內重建農民協會的要求。

自稱“減負上訪代表”或“減負代表”的農民利益代言人，一般首先是在社交圈子內尋找幾個志同道合者，以宣傳黨和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為形式，展開宣傳發動工作。在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后，建立一定的組織形式，進而以具體的事件為由頭采取集體行動。H縣Z鎮農民彭雙雄，通過在村民小組會上宣讀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等具體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擁護。他就發起該管區13個（基本上保證每個村一人）愿意參加減負活動的村民召開會議。會上決定，不成立具體的“組織”，只稱“減負代表”，不設負責人，由彭雙雄擔任召集人。會后，減負代表整理了有關農民負擔的材料，聯名上訪，后來又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市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在當地很有影響。

農民自發成立的這類組織大體上有“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減負維權會”等名稱，有的沒有名稱，成員只稱為“減負代表”、“減負骨干”等等。這些組織一般較為神秘，就是同一組織也有不同的名稱，很少見到明確的組織文件，大都以口頭的方式表述意見，開會不許作文字記錄，也不設具體的職務，特別是不設負責人。因為要做到“口說無憑”，“免得讓人說在搞非法組織”。應該說這些農民自發組織還處于“非正式”階段。我這里所說的“非正式”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們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據，是以國家憲法規定的公民有結社的自由這類法律為基礎的，但并沒有得政府有關部門在程序上的認可，所以是沒有取得“正式組織”資格的“非正式”組織；其二，就其組織形態上來說，它還是一種非結構的軟組織，它們內部雖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統性和支配性，沒有建立明確的科層制；其成員也沒有明確的加入和退出的程序；相互之間沒有建立明確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主要依靠“道義”和“信譽”來維持組織對成員行為的約束；組織自身沒有經常性的經濟來源，其活動經費依賴其成員和群眾的自愿援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農民自發組織，雖然沒有得到有關部門在程序上的認可，但并不是以“地下”方式存在的，它們的存在及其活動基本上是公開的，成員與成員之間的聯系網絡是相對穩定的且對各自的身份都有比較明確的認同。這些組織成員無論面對各級政府，還是在廣大農民中都明確地表達自己是“減負上訪代表”。他們在解釋這種“代表”身份的合理來源時，往往是以一定的社區為依托的。事實上，有關部門在接受他們上訪或處理具體的事件時，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認可了他們所具有的“代表”身份。而且，農民也知道發生什么樣的事情應該到誰家里找到什么樣的“減負上訪代表”。我在調查時，就遇到有農民認為有關全縣農民共同關心的問題，應該找正在組織全縣農民協會的減負上訪代表，而有關鄉鎮個別問題如學費問題，找本鄉鎮的減負上訪代表出面就可以了。減負上訪代表也能夠運用群眾的這種識別和認同，發起各種宣傳或簽名活動，有的還直接以當地減負上訪代表的身份代理農民進行一些訴訟或其它類似的“講理”活動，并逐漸成為了一種社區習慣。

農民減負上訪組織的產生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說明了目前中國農村具有制度性意義的權威結構產生動搖。在目前農村社會的權威結構中，存在著國家權威和基層黨政的權威以及地方權威。在常態中，基層政權作為國家的代表者，其權威處于結構的核心位置，國家權威處于隱性，地方權威屬于邊緣的民間權威。由于基層黨政存在大量的對農民利益侵害行為，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村民們的懷疑，國家權威就很自然地進入村民們的視野。為尋求國家權威的保護，單個的村民會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將村民組織起來的地方權威就會迅速膨脹。當國家的正式制度無法滿足農民的利益需求時，在減負上訪代表的運作下，體制外的對抗性組織力量就會產生。自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解體后，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國家的制度安排，體現了讓村民當家作主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具體的實施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它還是鄉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難代表農民說話。農民缺乏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代言人。不僅如此，農民在尋求國家正式組織（各級黨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保護也十分困難。由于農民在體制內難以尋求到對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他們對制度性權威的信心就會逐漸喪失。體制外的地方權威也就相應地產生和增長。那些對黨和國家政策有所了解的村民，特別對農民負擔問題有很深的感悟，一旦他們發現包括自己在內的農民利益受到侵害時，都有表達這種“見識”的強烈欲望，由于他們能夠清楚意識并有條理地表達村民的利益所在，并敢于批評基層黨政加重農民負擔的失范行為，自然而然地在村民中產生影響，成為農村社會的輿論領袖或民意代表，村民們在許多方面希望借助于他們的“見識”，并自愿接受他們的影響和指導，這樣在他們周圍逐漸聚集了集體性組織力量。這種通過“見識”效應逐漸在村民中樹立起威信之所以特別有效，主要是在目前的農村普遍存在農民與基層黨政信息上的不對稱。“基層黨政憑借其信息優勢和強制性的權力，將不合理、不合法的農民負擔說成是合理合法的行為”。完全處于被動的農民，迫切需要這些“覺悟者”的指點。當村民們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時，就希望這些人能代表他們在減輕農民負擔上有所作為。而一旦發生誘導性事件，這些事實上存在的地方權威人士就會成為組織領導者，率領村民與基層黨政展開對抗。

這些都表明，目前農民所進行的有組織抗爭，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日常抗議”所具有“個體主體”色彩，表現出了一定規模的集體行為，并通過建立相互聯系的穩定網絡，來實現協調和計劃行動。這些在農村體制外政治組織的出現，表明了在我國現行體制對政治資源的壟斷與控制的情況下，因農民談判機制缺乏而產生的對“組織性力量”的需要。由于在鄉村社會沒有建立基層組織權力和農民權利平衡機制，基層干部的不規則行為以組織的形式出現，而農民只有采取“非正式”組織對抗形式以求保護自己的利益。然而，盡管村民們具有相同的社會地位和共同的期望，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種形式的組織，但是，農民要通過這種體制外的組織方式建立利益表達機制還是有很大的障礙。這些障礙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這些體制外“非正式”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盡管如此，農民“非正式”組織作為一種利益行為的產物，還是具有一定的制度意義。這種意義不僅在于它體現了目前農村社會利益沖突的狀況，而且反映了制度性權威喪失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它表明了村民們為保護自身利益對“組織”的需要。應該說，這種組織性需求恰恰是重建農村社會秩序所必需的。

3、農民有組織抗爭具有較明確的政治性，抗爭的對象是基層黨政干部，抗爭的依據是國家法律和黨的政策，抗爭的形式從上訪為主轉變為與基層政府的直接對抗，抗爭的靠山是中央的權威。

H縣農民有組織的抗爭與以往發生的農村各類群體性突發事件有一個十分明顯的不同，就是具有較明確的政治性。在1990年以前，同我國廣大農村一樣，H縣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是民間糾紛型事件，一般是發生在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因爭奪資源或宗族矛盾發生的糾紛。自從產生了農民減負上訪組織和農民利益代言人，農民之間糾紛型群體性事件急劇下降，而針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的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這些事件的具體誘因各有不同，有的因為在上交提留時，發生了暴力行為或死人的惡性事件；有的是村民們認為農民負擔太重，由少數人出面組織上訪進而與基層政府干部發生沖突；有的因為土地等資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補償問題；有的因村民選舉時出現了“非法”的情況，村民們為要求行使“民主權利”而集體上訪；有的是由于村民們認為村級財務不清，村干部有貪贓枉法行為而采取集體行動等等。但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們是以基層黨政機關（主要是鄉鎮一級）這些公共權力機關以及基層黨政機關在村莊的代理人作為集體行動訴諸的對象。他們樹立的是“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污吏”、“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和“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等公共性的目標。這說明，農民的抗爭已經從資源性權益抗爭向政治性權利抗爭方向發展。

H縣農民有組織的抗爭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以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為依據，并且十分自覺地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活動。減負上訪代表普遍對中央減輕農民負擔和推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關法律有相當深入的了解。有些減負上訪代表對憲法、行政訴訟法、信訪條例也相當了解。例如，在和我交談時，一位因為宣傳減負政策三次坐牢的減負上訪代表幾乎一字不差地背誦了憲法第五條。同時，他們表示對于中央貫徹執行政策和法律的決心深信不疑，特別強調中國是法治國家，任何政府部門都不能違法。他們普遍認為，市以上的政府還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是農民的“親人”和“恩人”。事實上，目前在農村流傳的許多被農民視為尚方寶劍的中央文件，正是減負上訪代表在省市上訪過程中獲得的。由于減負上訪代表掌握了中央和省、市一級具體而明確的文件，所以他們能夠有效地發動農民與地方基層政府進行抗爭。在減負上訪代表的宣傳下，許多農民認識到了中央的政策與地方的土政策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他們將縣及縣以下的基層政府和組織視為自己利益的直接侵犯者，是“仇人”或“敵人”。H縣許多農民群眾用“烏天黑地”來指稱縣和縣以下的基層政府和組織，因為他們一手遮天，讓農民看不到黨中央的陽光。

由于農民將抗爭的對象直接指向縣鄉政府不真正落實中央政策這個普遍性問題而不僅僅是具體的事件，而中央政策的外延十分廣闊，所以就必然存在一個不斷“問題化”的過程，即農民將國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作為一把尺子來衡量縣鄉政府的決策和行為。因此，農民也就會經常發現縣鄉政府的“不法”行為，為減負上訪代表提供“話題”。前兩年H縣減負上訪代表的主要“話題”有：農業稅、特產稅、牲豬稅、基金會、鄉統籌、村民委員會選舉、村務公開等問題。去年因稅費改革，又出現了計稅田畝數量、每畝產量、糧食價格等問題；目前減負上訪代表又將并不直接歸屬鄉鎮政府管轄的學校亂收費等“問題”列為了抗爭的目標。他們還計劃將電費、水費等問題作為抗爭的問題。而且，由于全縣已初步實現了“聯網”，只要有一個減負上訪代表獲得了關于某一“問題”的中央或省市文件，找到了存在某一“問題”的真憑實據，其它鄉鎮的減負上訪代表往往不需要進行“問題”識別就可以把這個“問題”作為本地抗爭的內容。能夠識別或發現某一“問題”的存在或者獲得某一“問題”存在的真憑實據（中央或省市文件）的減負上訪代表，往往被視為有功之臣而受到農民和其他減負上訪代表們的稱贊。事實上，現在許多減負上訪代表自費到省市或中央上訪，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獲得有關中央和省市文件，并在上訪過程中獲得有關新“問題”的信息。

H縣農民有組織的抗爭在形式上也發生了值得注意的演變。過去十年出現了許多新型的抗爭。一種特別流行的抗爭形式是在農村的集貿市場上、組織的群眾大會上、或鄉鎮干部前往收費的村的入口處用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中央領導的講話。此外，農民還以耍燈、搞宣傳車、貼標語、放電影等方式吸引群眾，借機宣傳黨的政策。事實上，減負上訪代表宣傳政策的行為同時也是對地方政府的抵抗行動。因為被宣傳的都是地方政府違反的政策，宣傳既是揭露地方政府對農民的不公道和對中央的不忠誠，也是動員農民抵抗并且讓農民知道他們的抵抗有中央作靠山。目前，H縣減負上訪代表經常采用的一種抗爭方式，就是拿著上級政府的有關規定，直接到違反這些規定的機關或政府部門與負責人交涉，借助同行者和圍觀群眾造成的集體壓力，要求負責人當面立即承諾糾正自己的錯誤。導致這個演變的原因，一方面是湖南省政府的信訪部門鼓勵減負上訪代表向村民宣傳黨的政策，做到家喻戶曉，盡人皆知，同時又向他們保證宣傳黨的政策受法律保護。這讓農民覺得自己真有尚方寶劍在手。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他們對于上訪和上級政府失去了耐心乃至信心。這些新型的抗爭方式的共同特點是從期待上級為民作主走向了農民自己在執行黨的政策方面自己當家作主。農民不再停留在擁護黨的政策和要求黨的政策得到貫徹執行的層面，而是進一步扮演了監督政府是否執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釋、宣傳并執行中央政策的角色。我訪問的不少減負上訪代表流露了強烈的“替天行道”情緒，他們反復提出的問題，就是宣傳黨的政策究竟犯了什么罪。H縣的一些干部控告宣傳中央政策的農民是擾亂社會治安。減負上訪代表對此的回答是：我們宣傳的是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這本來是你們政府干部應該做的，你們拿著國家的工資卻怕宣傳國家的政策，我們作為農民卻自己花錢費工宣傳和維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沒有錯。誰反對我們宣傳就是反對黨中央和國務院，就是現行反革命。這樣明確而充分的道理，經常駁斥得那些企圖阻撓減負上訪代表進行宣傳活動的縣鄉干部啞口無言。

二、農民有組織抗爭蘊含的政治風險

農民有組織的抗爭作為轉型期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表明了目前我國農村政治體制已面臨著相當嚴重的治理性危機，它不僅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甚至決定了國家是否可以順利地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1、縣鄉政府對農民有組織抗爭的暴力鎮壓，導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銳，社會黑惡勢力借機侵入，農村基層政權出現了功能性退化。

農民有組織抗爭直接針對的是縣鄉政府及干部，這無疑加大了縣鄉政府的管理難度和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縣鄉干部個人利益的實現。因此，對此類事件，地方基層政府的基本態度和措施就是進行打擊和鎮壓。然而，實踐證明，盲目地采取鎮壓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積累更深的社會矛盾。H縣黨政曾經以整頓社會治安等名義對“減負上訪代表”進行過“集體辦學習班”、“掛牌亮相”、“罰款”、“抄家”、“關押”等形式的打擊。這些打擊不僅沒有化解干群矛盾，反而產生了一批堅定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并因此引發過農民集體沖擊縣鄉政府、阻塞縣城公路、追打鄉鎮干部等更為嚴重的事件。

縣鄉政府采取的鎮壓措施及產生的后果，顯然與中央要求維護社會穩定這一政治目標是有差距的。因此，中央及各省市均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定，以約束基層黨政對待農民的過激行為。公安部在2000年7月的一份通知就指出：群眾自發成立的一般性非法組織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在處理上要堅持“教育疏導、化解矛盾、依法管理、防止蔓延、確保穩定”的原則。各級公安機關應當根據事件的性質、起因、規模、危害程度和事態發展，制定相應的處理預案，妥善進行現場處置，并積極協助有關部門做好疏導化解工作，促使其自行解散。特別是在處理農民有組織抗爭等事件時，不要輕率采取強制措施和濫用警力，防止因處理不及時或不當造成事態升級或者矛盾激化。湖南省有關部門制定的《維護穩定工作責任制度和相關工作規范》也規定：對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存在的問題不認真解決，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或者工作不負責任，失職瀆職甚至違法亂紀，致使矛盾激化，群體性事件屢屢發生或發生重大群體性治安事件，嚴重影響生產、工作、教學、科研和社會正常秩序的；或隨意調動警力參與非警務活動，造成嚴重后果的等情形，要給予相應的黨紀、政紀處分，同時實行“一票否決”，涉嫌犯罪的，還要移交司法機關依法查處。

在農民抗爭和上級政府要求維護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下，有些鄉鎮政府和干部為了維持在農村的“領導”，甚至假手社會黑惡勢力對付農民，并產生了十分嚴重的社會后果。我曾經對H縣所在的湘南某市40個被黑惡勢力控制的村進行過專題調查，并向有關部門提交了《黑惡勢力侵入農村基層政權的方式和手段》的專題報告。在這份被送達到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專題報告中，我提到，黑惡勢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級政權，無不與作為國家行政權力體制最基層的鄉鎮黨政存在某些關聯。有些是由于鄉鎮黨政治理不當和打擊不力，導致轄區內黑惡勢力猖獗，而這些黑惡勢力達到一定的規模時，就自然而然地將黑手伸向了村級政權組織，而鄉鎮黨政則采取容忍的態度；有些則是鄉鎮黨政領導有意識地扶持或縱容黑惡勢力控制村級政權，他們不僅為黑惡勢力控制村級政權提供各種的途徑，有時甚至還親自為這些黑惡勢力張目，使其行為“合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是“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圖用黑惡勢力來整治已經混亂的社會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別是縣市交界地，有些鄉鎮黨政面對已經存在的黑惡勢力，不是主動地依法進行整治，而企圖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惡勢力來對付另一些黑惡勢力。其二，是“以黑治良”，有些鄉鎮黨政在利益的驅動下，為了從農民那里收取稅費，就采用“惡人治村”的策略，將那些素有劣跡的村霸扶持到村級政權中，并充當這些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其三是某些腐敗的鄉鎮干部玩忽職守、收受賄賂、不負責任、與黑惡勢力互相利用，狼狽為奸。黑惡勢力一般采用兩手來對付鄉鎮干部，即對“識時務”和“合作”的給好處，這些好處不僅是給個人送禮行賄，還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為條件，而一些鄉鎮干部在得到這些“好處”后，就為這些黑惡勢力張目、撐腰。而對那些“不識時務”和“不合作”鄉鎮干部，就會來所謂的“軟硬兼施”，在給經濟好處的同時，常常以鄉鎮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來恐嚇，那些立場不穩、黨性不強的鄉鎮干部，往往在這種威逼利誘下，向黑惡勢力低頭，充當它們的保護傘和后臺。

在我與鄉鎮干部及一些縣級領導的交談中發現，對于基層領導因腐敗而與黑惡勢力同流合污的非法性和危害，一般都有較明確的認識。而對于所謂“以黑治黑”和“以黑治良”這類引狼入室做法的社會危害性，還有許多基層領導特別是一些鄉鎮干部并沒有意識到。甚至有些鄉鎮領導還對政法部門打擊這些黑惡勢力有抵觸情緒。有些鄉鎮干部就認為，“現在中央一再下文件減輕農民負擔，搞得農民一點義務觀念也沒有了，該交的稅費都不交。由于上級政府規定了幾不準，所以鄉鎮干部沒有其它辦法來對付這些不交稅費的農民。只有依靠這些社會上的人，他們的名聲雖然不好，但由于他們不屬于鄉鎮干部的編制，許多人也是農民，他們對那些不交稅費的人或計劃外生育的人采取點強制手段也不算違犯政策。如果將這些得力的人處理了，將來就沒有人來治理鄉村社會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稅費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損失”。而事實上，任用惡人治村，雖可以短暫茍安，但其危害不可估量，無異于飲鴆止渴，遺害無窮。在H縣，許多減負上訪代表們和農民就將鄉鎮干部直接等同于社會黑惡勢力，說他們不是人民政府，是土匪。這表明，縣鄉政府基的政治合法性已經遭到農民的強烈質疑。

2、農民減負反貪的抗爭目標長久不能實現，導致社會不滿情緒進一步擴散，減負上訪代表的政治訴求也逐漸升級，抗爭的目標從具體權益向抽象權利方向發展，且已經出現了激進的政治主張。

縣鄉政府對農民減負活動的打壓及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入，使農民的合法權益遭受到進一步的侵害，也進一步激起農民的社會不滿。在H縣農村，各種反映社會不滿的民謠和政治笑話正在通過文本的或非文本的表達方式廣為傳播。這些民謠和政治笑話除強烈譴責縣鄉干部腐敗行為外，還增加了中央與地方官官相護等對黨和國家體制表示失望的內容。這種社會現實，也使更多的減負上訪代表認識到，目前農村出現的問題不僅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為，而是國家政權體制出了問題，他們抗爭所追求的目標很難在現行的體制框架內得到解決。這在一定的程度上動搖了他們對中央和上級政府的信賴，也迫使減負上訪代表從更深層次思考他們的主張。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體目標不能實現給自己帶來的負面影響，減負上訪代表也相應地改變了“問題化”策略，將“目標”和“問題”從具體的權益向抽象的權利轉化。例如，減負上訪代表陳標提出要解放“現代農奴”。他已經60多歲，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在當地減負上訪代表中卻是很有影響的“理論家”。他用非常好看的鋼筆字寫下了大量有關農民生活狀況和政治主張的作品，其中一篇《現代農奴紀實錄》較集中表達了他的政治主張。在這篇政治散文中，他認為，現在的農民由于無權淪為了農奴而經受著各種盤剝。他說：“年向農奴詐錢的項目多如牛毛。人頭要出稅，住房要出錢，生育要出錢，辦證要出錢，結婚要錢，上環要錢、結扎、婦檢都要錢。要錢項目不勝枚舉，自盤古開天和歷朝歷代，那一代人頭、住房、生育要出錢？國民黨向農民征收旱土農田稅又是多少？”他指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農奴們的生殺大權、生死八字均握在漁樵士大夫們的手中、脖子被他們卡著、四時拘魂索命誠惶誠恐；年負的課賦苛雜，由地頭惡霸信口雌黃，說紅道白專橫武斷、農奴無任何主權”。因此，他提出了要解放現代農奴的口號，也就是要求地方政府與農民在政治上平等。但面對當前的社會現實，他感到非常的失望，而十分困惑和無奈地吶喊道：“密布在農村山莊的烏云何日消散！農奴們何時才能打開枷鎖釋得解放？”減負上訪代表鄧夫賓提出，農民必須自己當家作主，否則就永遠得不到解放。這些都表明，H縣農民減負上訪活動已從具體的權益性抗爭向抽象政治權利抗爭的方向發展，提出“解放現代農奴”是農民政治訴求發生重大升級的標志。

同時，值得重視的是，激進主義情緒已經開始在少數減負上訪代表及農民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領導農民進行抗爭已經成了一些減負上訪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們生命的意義。他們以減負上訪為使命，以中央為神明，以落實中央政策為己任。在他們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象“句句是真理”的圣經，宣傳政策好比傳播福音，為此受苦受難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作出犧牲，為此流血坐牢是為真理獻身的殉道。不要認為只有法輪功才有“癡迷者”，任何給予絕望者一線希望的“福音”性的東西，包括中央的政策，都有堅信不疑的癡迷者。我注意到，對于鐵心的減負上訪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們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后的名聲。他們在乎的不是上級怎么看，而是子孫后代怎么想。對于他們，不能簡單地稱之為農民精英，他們與普通農民的區別不在于能力和雄心，而在于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不少減負上訪代表表示，他們看不到出路，但他們無怨無悔。這種破釜沉舟的心態，很容易誘發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例如，Z鎮農民倪明就認為，目前農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思想基礎和情緒準備，而是因為大刀長矛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在一篇題為《時勢論》的政論文中稱：“余聞崇禎之世，上清下暗，官貪府污，今似而過之，民視官為虎，官以民為肉，有水火不容之勢。若陳吳再世，揭竿可以為旗，斬木可以為兵，未償不舉水滸之義。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為旗，斬木不可以為兵，故高俅童貫之流仍竊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敗風氣，民怒彌天，恨聲載道，倘得古矛長戟可以為用，則高童頭顱不知已拋幾許矣”。又例如，D鄉農民廖某講到自己兒子是位現役軍人，鄉鎮干部不僅不付給他軍屬的優撫，而且在收取稅費時對他的家人暴力相向。激忿之余，他表示要寫信告訴兒子，如果有朝一日他奉命彈壓造反的農民，他應該把槍口對準把農民逼上梁山的貪官污吏們。

“天下可憂在民窮，天下可畏在民怨”。H縣少數農民從對基層干部施政行為的怨恨，發展到對國家政治體制的不滿情緒，應該是一個十分清楚的政治信號。如果執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這個信號，將產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預測的。

3、農民自發組織缺乏明確的紀律，難以有效控制其成員的行為，更難控制非成員的行動，所以這些組織很難有效控制它們發動的農民集體抗議活動，惡性事件可能因此爆發；農民自發組織也有向社會秘密組織方向發展的危險。

由于減負上訪組織處于松散的“非正式”狀況，所以它們無法將每一個參加者真正納入到組織體制之中。這種缺乏科層制約束的集體行動最容易發生難以控制的局面。因而，減負上訪代表在組織宣傳中央文件和黨的政策的活動時，有時會誘發集體沖突事件。比如1998年發生在Z鎮農民因進行減負活動而與鎮區干部發生直接沖突，最后導致減負代表和鎮區干部分別被打傷、政府車輛被推翻的事件就是如此。應該說，這樣的后果并非是參加減負上訪代表的本意，他們甚至沒有想象到“群眾會做出那些事情出來”。但是在具有“槍打出頭鳥”政治傳統的背景下，一旦他們挺身而出，他們客觀上已經為其他可能參與活動的農民承擔了政治風險，許多早就憤憤不平的農民在“法不責眾”、“民意難違”等心理因素影響下，積極參與事件之中。而且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頻率很快，經常群情激動，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識明顯下降，普遍產生不能自制的興奮、狂熱、憤怒、失望等情緒，最終出現一系列破壞行為?！倍I導組織這些事件者又大都處于“地下狀況”，往往沒有組織資源掌握那些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控制的群眾，這樣，事件就會升級，并一般向暴力方向發展。湖南省其它各地近年來發生的多起嚴重的群體性沖突事件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同時，由于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有結社自由等政治權利沒有具體化，政府有關部門往往以各種理由拒絕對農民減負上訪組織進行必要的核準登記。這種被各級政府視為防范農民有組織抗爭的方式和手段，實際上會產生十分嚴重的政治后果，有促使農民自發組織向也秘密社團方向發展的危險。我在H縣就發現，因對農民自發組織進行的各種方式打擊不見成效，反而引發了多起更為嚴重的群體性事件，目前縣鄉政府對農民自發組織的活動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即對農民要求成立農會等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對進行各種活動的農民自發組織也就不能進行正常的管理。縣鄉政府對待農民自發組織的這種態度，已引發了如下幾種應引起注意的情況：其一，由于不能夠也不需要進行任何登記，這實際上使農民成立減負上訪組織沒有任何可依據的認證條件，任何農民只要愿意，就可以組建“減負上訪”組織，就可以自稱為“減負上訪代表”；其二，由于政府部門放棄了管理責任，不能對農民進行必要的法律和組織管理的培訓，這樣使少數本來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減負上訪代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護意識，對自己行為目標和方式也缺乏系統的思考。有的減負上訪代表認為，自己為了大家減負遭受到了各種打擊，吃了虧，應該得到補償，因此也往往以農民的“保護人”身份自居。其三，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法定認可，某些減負上訪代表為了防止被政府定為非法組織，就有意或無意地將農民自發減負組織同秘密社團聯系起來，仿照歷史上有過的秘密社團的組織方式進行活動。其四，某些具有激進主義主張的“減負上訪代表”，就正在利用目前農民減負上訪組織不能納入到正常體制管理這一狀況，進行一些非正常的活動，企圖將農民“以法抗爭”引向“非法抗爭”的方向。雖然，目前更多的減負上訪代表還能夠自覺地抵制這些“非法抗爭”的主張和活動，但是，如果農民的合法權益長期遭受侵害和減負上訪代表的正當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激進主義觀點，進而發展成為反體制的力量。

三、對策分析

農民有組織抗爭可以成為農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機。因勢利導，引進新制度，有效而積極地容納農民有組織的政治參與，建立有序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開辟依法成立的農民組織與地方政府平等協商對話的制度渠道，健全現行的人民民主監督制度，提高農村基層民主的層次，是現實可行的選擇，也是刻不容緩的急務。

1、要防止農民有組織抗爭向大規模的政治沖突方向發展，其基礎性工作就是要調整農村社會的利益結構，從分配格局上改變農村基層政權及權勢階層與廣大農民之間存在的直接利益沖突關系，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

我在相關論文中曾提到，由于國家實行了“切塊包干、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使縣鄉政府及其各部門也從單一的國家利益體系中分化出來。相對中央政府而言，省、市、縣、鄉又是地方，它們又都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家與國家代表者的利益沖突。對于鄉鎮一級而言，特別是那些沒有什么工業和其它收入來源的鄉鎮，鄉鎮管理者的個人利益直接與農民的稅費聯系在一起。可以說，在農村社會，存在著國家與基層政府及基層干部個人的利益沖突。這種沖突集中表現在對農民剝奪的態度和行為方式上。也就是說，在農村社會，與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發生利益沖突的不僅有作為整體意義的國家，而且有作為國家代表者的基層黨政，還有作為基層政權管理者的鄉鎮干部。由于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性，各級政府機構臃腫，招聘和臨時編制人員眾多，行政經費入不敷出，當縣鄉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面臨巨大的壓力時候，加重農民負擔向企業和農民攤派轉嫁財政危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加上社會分配不公的剌激，基層黨政干部個人修養不高等原因，造成鄉鎮干部會利用手中權力直接、間接地為自己謀取私利，收受賄賂、敲詐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濟私風等個體化的不規范行為泛濫，并在與民爭利時出現了各種非法的失范行為，造成干群關系緊張。鄉鎮政權處于從農村獲利和維護農村安定的兩難之中。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家以推行農村稅費改革來調整農村的利益結構。這項農稅改革，被視為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國成立５０年來我國農村繼土地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按照中央的有關政策設計，農村稅費改革是從分配上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利益關系，用法治的辦法，靠制度來規范農村的分配行為，保護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積極性。但從目前推進的情況來看，這項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還需要解決許多重要問題。我在H縣的調查就發現，雖然今年農民的稅費負擔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減輕，但農民的不滿并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為費改費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強的量化性，農民看到的是政策與執行之間更大的反差，因而對縣鄉政府也更加不滿。從減負上訪代表向國家有關部門的舉報來看，問題主要集中在計稅土地面積賬實不符；計稅的產量過高；計稅價格與市場價格差距較大；農業特產稅沒有據實征收等等。

2、農民有組織抗爭，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體制，必須改革以高壓為特點的干部管理體制，應在國家法律權威下，通過弱化鄉鎮體制來限制基層政權的日益膨脹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上實現鄉鎮社區自治。

在我看來，對于發生在H縣的農民有組織抗爭，當時的縣主要領導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近十年來，這個縣的主要領導沒有正確地理解鄧小平同志和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政方針，而實行的則是具有強烈極左色彩的“現代化”政策。為了所謂政績，不顧財力在縣城建大廣場，建城樓。這種超常規的發展是以抽取鄉鎮財力和掠奪農民為代價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縣主要領導對減負上訪農民采取的極左方式的鎮壓不僅遭到了農民正當的抵抗，也給黨和政府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一名減負上訪代表直言不諱地稱當時H縣的主要領導為“奴隸主”，認為他事實上是把H縣的幾十萬農民當成農奴對待的。

更深刻的原因是制度性的。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制度不好，好人會變成壞人”。縣鄉干部對黨中央的利民政策陽奉陰違，甚至公然違抗，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現象背后至少有三個互相聯系的制度因素：其一，以黨內任命、下管一級為特點的干部選拔制度，使下級對頂頭上司必須唯命是從，但完全可以不顧上司的指令是否符合中央的政策。縣鄉兩級政府的主要領導，既沒有中央的直接授權，又沒有制度化的民意基礎，對于頂頭上司的不當甚至錯誤的決定沒有提出異議的權利；其二，異地為官、頻繁調動、以及過分量化的政績評價制度使有政治抱負的縣鄉干部有動力從事短期行為，惡性追求政績，完全不顧長遠的經濟效益和政治后果；其三，上下級領導干部之間在上述兩個制度因素的約束下結成政績共同體，使政績泡沫難以被發現，發現了也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眾多造成巨大浪費和環境破壞的所謂政績工程不都是以“交學費”的名義輕描淡寫地處理了嗎？問題是這學費是農民的血汗，交學費換來的是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也就是說，命令主義的干部管理體制，很容易導致基層政府與農民的對抗。基層政府在高壓下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而越規，要么直接動用武力，要么假手黑惡勢力，對于合法抗議的農民進行非法的鎮壓。無論什么情況，都代表著基層政權的危險退化。這種退化必然導致農民與基層政府對抗的激化，我在H縣看到的正是這種對抗的激化。縣鄉政府及干部對待農民組織抗稅抗糧既想嚴厲打擊又不得不妥協作法，暴露了他們的尷尬處境，也暴露了上面提到的現行干部管理體制中一個危險特點。如果地方領導獲得對上司不切實際的要求說“不”的權利，他們每個人的處境都會更好些。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愿意冒獨自說“不”的風險，而他們又不可能集體說“不”。更令人憂心的情況是：即使地方領導干部中有少數李昌平這樣的異數，他們的犧牲也不能換取說不的權利這一“公共物品”的出現。

我在H縣，看到了許多流淚的場面。農民在講述他們受的冤屈時痛哭失聲；減負上訪代表為自己受到縣鄉政府不公正鎮壓和得到農民舍身營救與精心照顧而淚流滿面；鄉鎮干部為因為領不到工資而不得不讓獨生女遠行打工而哽咽難言。應該說，流淚的農民和流淚的鄉鎮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體制的受害者，而這不合理的體制又把兩個受害者變成了冤家對頭。鄉干部迫于各種壓力（當然也出于自己的利益）對農民暴力相向，農民則稱阻止宣傳政策的干部是現行反革命。不少農民領袖揚言與縣鄉干部誓不兩立，你死我活。這是他們雙方的不幸，更是國家的不幸。國家的長治久安，系于上下級的平等溝通。自下而上的言路不暢，必導致自上而下政令不通。

因此，為實現農村政治的重新整合，需要對農村政治體制進行改革。要保持社會的有序和穩定，必須建立科學而完善的農村治理體制。我認為，在目前鄉村社會利益主體逐漸分化，鄉鎮政府組織和鄉鎮干部的利益已經相對獨立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弱化鄉鎮體制來限制其日益膨脹的利益需求，以從體制上減輕農民的負擔。我的政策性主張是：在現階段要撤鄉并鎮，大量精簡鄉鎮干部；并通過推行鄉鎮主要行政干部的直接民選，逐漸發展到鄉鎮社區自治。這就要求將農村社區事務、國家目標進行適當的區分。對于諸如各種稅收、計劃生育和國土管理等國家目標，依靠法律手段，進行職能部門的法制管制；對于農村經濟的管理，根據市場化的進程，應該從直接管理過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觀調節；而對于農村社區性事務，應在國家授權性的法律權威下，實現廣泛的自治，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在鄉鎮一級實行社區自治。

3、農民要求成立的農會，是農民利益的整合和表達組織，是與政府溝通協商的政治參與組織，不是旨在對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組織。如果引導得當，能夠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填補目前農村管理體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為進一步的行政體制改革打好基礎。

H縣農民自發地籌建農民協會是這個縣事實上存在的“農民減負上訪代表”組織的公開化，是農民從直接對抗縣鄉政府向與縣鄉政府有組織協商方向發展的重要表現。這次由彭雙雄等人提出的農民協會籌建方案主要有如下兩個方面內容：其一，農民協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團結全體農民，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撫貧幫困，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共同致富；維護社會穩定，清除社會黑惡勢力”。其二，在組織形式上，各個鄉鎮成立基層農民協會，全縣成立統一的協調機構。

我觀察到，雖然少數減負上訪代表認為成立農會的目的是讓農民自己當家作主，但沒有一個減負上訪代表主張“一切權力歸農會”。他們中沒有人提出要挑戰政府的權威、否定黨的領導、取代政府。恰恰相反，他們給農會的定位是積極維護黨的領導，保證黨的政策在農村不被忽略和破壞。他們認為，農會最重要的功能是使農民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才能有效又有序地表達自己的利益，組織起來才能確保農民維護合法權益的活動不觸犯法律。減負上訪代表劉老司在一篇文章中就明確提出：農協會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帶領農民學法、執法并能監督基層的工作；重建農協會，其目的是讓農民可以參政議政，把農民的心里話通過合法組織的溝通向黨交心，確保農心與黨心的心心相聯；可以減小農民上訪的廣度，對穩定局勢大有好處等等。

毋庸置疑，減負上訪代表們提出重建農會，根本上是因為他們對縣鄉兩級政府失去了信心。但他們并沒有走到試圖推翻縣鄉兩級政府的對立面，他們的最高綱領是與縣鄉政府在如何忠實貫徹黨和國家政策問題上展開公平的談判，從而防止縣鄉政府嚴重違反黨的政策。事實上，目前，我國農村不少地區的政治管理體制有一個明顯的真空，那就是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實事求是地整合農民的利益并代表農民的利益，也沒有一個組織能夠為農民提供必要的生產生活服務。真空的出現原因有三個：其一，鄉鎮政府忙于應付上級指令和自身的生存，無心、無暇也無力為農民發展經濟提供任何信息服務、技術服務和市場服務；其二，村委會限于一個行政村，往往無力整合地區經濟，不能發展有效益的規模經濟；其三鄉鎮人大選舉流于形式，人民代表無法起到代表農民參政議政的作用。要填補這個真空，允許農民成立農會可能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改革干部管理體制的關鍵是以制度化的方式納入人民的監督，農會是可取的監督渠道。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協會可能是促進干部管理體制改革的民間力量。如果管理妥當，農會有可能給農民、地方領導和中央政府創造一個三贏的局面。一方面，農民的負擔可能由于農會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和談判得以減輕；另一方面，鄉鎮干部也可以借用農民的反對而獲得對異想天開的上司討價還價的能力，或者至少降低討價還價的政治風險；與此同時，中央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獲取真實的信息，并通過確立令行禁止重建自己的權威。我不想危言聳聽，但是我確實覺得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導致1960年代初那場災難性饑荒的政治機制在過去十年中仍在一些地方起作用，只不過是速度放慢了很多而已。農村一些地方基層政權退化所蘊含的危險，恰如先把安全閥焊死然后慢慢地不斷給水加溫所蘊含的危險。其結果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不久前爆發的非典型肺炎危機，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回避問題絕對解決不了問題，拖延解決只能造成積重難返的局面，以幾何級數增加解決問題的機會成本和政治成本。

由于農會問題在目前具有十分的政治敏感性，所以，盡管有研究者從農民利益表達和保護的角度提出恢復農民協會組織這一主張，但到目前為此，似乎還沒有真正進入決策者的“議事日程”。然而，讓農民成立農會是社會發展和進步必然的結果。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同志就說：“８０年代中期的時候我曾經給鄧小平同志建議過恢復農民協會。鄧小平同志說，成立一個農民協會的意見可以考慮，這樣吧，我們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籌辦”（引自肖瑞、李利明：《農村土地變遷之路》，《經濟管理文摘》２００３年第２期）。應該說，鄧小平同志對待農民協會的態度，與他所堅持和提倡的實事求是原則是一致的。政治需要有戰略性的模糊，需要有一定的灰色地帶。改革中的政體尤其必須保持一定的制度創新空間，不能把不成熟不完善的體制僵硬化。農民組織的存在是個既成的事實，無法否認，也不能消滅。如果中央出面取締，勢必造成可怕的政治信任危機和絕望；地方政府出面取締，必然導致更強烈的上訪和對抗。我認為，對待農民成立農會的要求，應該采取戰略模糊的態度。應該允許農會以合法的名義存在。既不能打擊取締，也不必自上而下興師動眾地推動。這樣做可以充分利用農民自我動員產生的政治機遇，同時也有助于化解農民自我動員蘊藏的政治危機。農會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它能組織大規模的對抗，也能約束農民在法律范圍內行事。但是，目前客觀存在的農民政治組織則更象一把單刃的刀，鋒芒直對地方政府，而刀背卻無法有效約束農民的行為。在無法和平解散現存農民組織的情況下，承認農民的組織，能夠有效地讓農民領袖們對自己的組織負起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因此，我建議有關方面應該對農民自發成立農會一事予以高度重視，在農民自發提出要求成立農會的地方，可以在本縣范圍內進行試點，以便摸索經驗，逐步完善政治引導和法律規范。

4、改革現行信訪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個職能部門的信訪辦，全部歸總給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讓人民代表依據人民來信訪行使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權。

信訪工作一直被視為國家機關的一項經常的重要政治工作，將“人民群眾通過向政府機關寫信和要求見面接談，提出各種要求、表示各種愿望，對各項工作提出意見，對一些工作人員提出批評，這是人民的一種民主權利，是人民監督政府工作的一種方法”。也就是說，信訪是人民民主的一種實現形式，是黨中央與人民群眾直接聯系的重要渠道。而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講，信訪制度還是國家權力介入社會基層生活的一種制度化方式，還是國家化解廣泛社會動員的一種重要手段。然而，“上訪本身未必就會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渠道。由于國家治理任務過于繁重，而遺留問題卻層出不窮，由于科層制普遍存在著推諉、拖延，更由于信訪部門在國家權力的設置中并非要害部門和實權部門，上訪在實踐中更多是作為國家的一種門面和安全閥機制而存在著的”。事實上，對于農民的上訪，只要不發生特別突出的事件，中央及省市信訪部門大都作些原則性的答復或批轉到縣鄉政府處理。可那些基層政府是很難對自己或下屬的行為作出正確的認識和估價，更不說有合理的處理了。有時反而引起他們采取不理智的過激行為對待上訪者。信訪制度很難真正達到所宣示的功能。

我在H縣還注意到了現行信訪制度發揮的幾個出乎意料的功能。如果套用毛澤東論長征的話來論上訪：上訪是宣傳隊，農民在上訪途中獲悉對他們有用的中央政策和文件，并轉而把這樣文件變成與地方政府抗爭的武器；上訪是加速器，農民因為在上訪過程中屢遭挫折，進而意識到必須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上訪是大學校，農民在上訪中看盡各級政府官員的臉色，認識到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上訪是聯絡站，減負上訪代表們在上訪中實現跨村、跨鄉、跨縣的橫向聯合；上訪是催生婆，農民在上訪中得出上訪是死胡同的結論，從而轉向組織集體抗爭；上訪還是農民領袖的搖籃，很多農民起初上訪是為個人，在上訪過程中意識到要發動和組織群眾。最大的危險是，在目前的信訪制度下，上訪有可能動搖農民對于黨中央的信心。這里，我們不妨比較兩首民謠。1980年代，農村流行的一首民謠說：“中央是恩人，省里是親人，縣里是好人，鄉里是惡人，村里是仇人”。到了1990年代末，這首民謠變成了：“中央滿天晴，省里起烏云，縣里下大雨，基層淹死人”。這其中的變化是非常發人深醒的。陜西省白水縣副書記馬銀錄同志在他的《向農民道歉》一書中提到一個比喻，即各級政府是一道道的防火墻。從目前看，中央仍然是安全的，但是隨著基層防火墻的坍塌，它的安全系數正在降低。幾年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員就警告，進京上訪有可能成為反對黨領袖的大學校?，F在看來，上訪成本高昂，效益低下，更多的情況下是導致矛盾激化和上訪升級的惡性循環，他的話絕非杞人憂天。

這些情況說明，對現行的信訪制度進行改革也已經迫在眉睫。為了使人民的監督變得更加有效，必須讓人民的監督長出牙齒。為此，我建議把目前分散在各個職能部門的信訪辦，全部歸總給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讓人民代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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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2考研《政治》考前知識點預測侵略與抗爭史

（1）辛亥革命三個旗幟： 肉聯系，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必須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2、必須始終是我們黨執政的根本理念和要求，是我們黨戰勝各種困堅定不移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

3、必須堅定不移高舉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

4、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2）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遵循的原則：建設。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1.堅持以人為本；2.堅持科學發展；3．堅持改革開放；4．堅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同時，黨內也存持民主法治；5．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3）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 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1.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2.沒收官僚資產階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級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 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

（4）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遵循的重要方針:

5、新世紀新階段，我們要繼續堅持鄧小平和“三個代表”

1、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2、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益有機統一

3、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4、堅持社會主義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貫徹為民、先進文化前進方向

5、堅持以人為本，6、堅持改革開放，著務實、清廉的要求，以堅定理想信念為重點加強思想建設，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以造就高素質黨員、干部隊伍為重點加強組織建設，以保持

（5）推動先進軍事文化繁榮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和要求： 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重點加強作風建設，以健全民主

1、牢牢把握發展先進軍事文化的政治方向。

2、緊緊圍繞軍集中制為重點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隊建設中心任務推進軍事文化建設。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3、堅持把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作為根本任務。

4、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始終著眼促進官兵全面發展加強基層文化建設。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

5、積極適應形勢任務要求推進軍隊文化建設改革創新 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

（6）我國 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復興。

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共產黨怎么建設？？？ 領導的多黨和合作政治協商制度 按照胡主席在七一講話中的重要部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

（7）建設創新型國家方針：1.自主創新2.重點跨越3.支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發展4.引領未來 時俱進，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高全（8）毛澤東思想靈魂：1.實事求是2.群眾路線3.獨立自主 黨思想政治水平。必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德才

（9）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是：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

1、民主法治、公平正義

2、自由、人權

3、安定有家事業中來。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牢固樹立序

4、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5、誠信友愛、充滿活力 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

（10）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 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

1、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

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理想

3、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改革創新為核斗爭，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必須堅心的時代精神

4、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斷推進黨的建

（11）三個是否有利于： 設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1.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2.是否有利于增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海軍黨建工作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海軍黨的建設，是確保海軍官兵高舉旗

（12）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基本問題： 幟、聽黨指揮的根本保證，是確保海軍建設加快推進、科學1.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

2、什么是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是確保海軍部隊履行使命、不辱使命的必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然要求。當前，海軍正處于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期，3、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

4、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各級要確實增強政治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樣發展 自覺把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作為全局性重大任務抓緊抓好。

（13）三件大事 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海軍黨建的主要工作包括哪些？1)、堅

1、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持不懈地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黨員。2)、著力建設堅強有力、2、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奮發有為的黨委班子。3)、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質干部隊伍。

3、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4)、積極穩妥地推進黨內民主建設。5)、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特色社會主義?？椊ㄔO。6)、下大力氣改進領導和機關作風。7)、深入推進（14）三大成就 反腐倡廉建設。8)、扎實抓好海軍黨的建設各項工作的落實。

1、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

四、軍事問題

主義理論體系

3、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1談談當前的國際軍事形勢。

2、談談新世紀新階段我軍的使（15）四個選擇 命任務與能力建設。

1、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2、選擇了馬克思主義3、1、新世紀新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力加強高科技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4、選擇了改革開放武器裝備研制，大力加強信息化作戰能力建設，他們通過臺（16）四個考驗 灣問題、西藏問題等干涉中國內政，遏制中國發展的險惡意

1、執政考驗

2、改革開放考驗

3、市場經濟考驗

4、外部圖不會改變，中國依然面臨嚴峻的傳統安全威脅。

環境考驗

2、新世紀新階段，不僅要應對傳統安全威脅，還要應對非（17）四個堅持 傳統安全威脅；不僅要維護國家生存利益，還要維護國家發

1、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2、堅持為了人民、展利益；不僅要維護國家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還要維護世界依靠人民，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

3、堅持任人唯賢、廣納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承擔必需的國際義務。我軍的使命任人才

4、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務是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

（18）四個著眼于 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

1、著眼于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促進社會和諧 展發揮重要作用。

2、著眼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要扭住核心軍事能力建設不放松，3、著眼于增強全黨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使命感和責科學安排和統籌加強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要堅持以國任感 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牽引和

4、著眼于保持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 帶動現代化建設整體發展。推進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建設，加

（19）四個著力于 大實施人才戰略工程力度，要深入推進機械化條件下軍事訓1著力于擴大國內需求

2、著力于加強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

3、練向信息化條件下軍事訓練轉變，不斷興起大抓軍事訓練的著力于神話改革開放

4、著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熱潮。

一、經濟方式轉變

五、特色社會主義

1、堅持“好”字優先，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以胡錦濤七一重要講話是如何論述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為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的；是解決目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迫切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我們推進需要。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

2、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等各個領域形成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人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十七大提出的一個關系國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體現了我們黨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理論認識的深化。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3、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遵循十七大的戰略部署，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走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走信息工業化道路，要實現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大經濟發體制度，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有利于保持黨和國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實現由依靠第二家活力、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實現創造性，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由依靠增加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發展，有利于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轉變；要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推動區域經濟協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調發展；要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風險挑戰，有利于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

4、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更加突顯出來。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提高國際競爭力，才能解決資源環境的嚴重制約。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切實提高發展的可持續性；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與穩定外需結合起來，著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

把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與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大力拓展發展空間；把推動自主創新與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結合起來，努力實現創新發展；把深化改革與促進發展結合起來，全面

提升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進一步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

二、建設文化強國

重要意義：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現代化建設提供智力支

持、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中華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為中華民族的振興提供強大精神動力，是民族復興的強大支撐。胡主席要求在在前進道路上，繼續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再次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重大

意義。2）、主要內容和方法：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復雜的系統工程，按照十七大的部署，主要包括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特別是要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重中之重。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全過程。同時要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構建公

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要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在政府引導下發揮市場機制積極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業和戰略投資者，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發展新型文化業態，增強多元化供給能力，滿足多樣化社會需求，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材料三四充分

表明現代文化的巨大經濟價值，表明文化建設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要求我們必須把文化事業發展和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起來

新形勢下如何建設具有海軍特色的先進軍事文化？ 一是始終堅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二是始終堅持以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三是始終堅持以創作生產更多的文

化精品為標志。四是始終堅持以加強基層文化建設為重心。

五是始終堅持以充分運用和發展現代傳播技術為支撐。

三、黨建

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1、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黨在推進改革開放和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

世所罕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工程中，不斷根據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以改革創新精神推

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加強自己的先進性建設，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建設，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領導人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才能保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正確方向，才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2、應對國際形勢中的挑戰和風險，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

進步日新月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發生

新變化，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態勢，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新特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仍占優勢，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增多，給我國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3、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當同人民群眾的血

第三篇：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中山大學

金培沛

案例：

美國安然公司的破產案固然主要是因其財務制度混亂等多種原因，但其在印度遭受的東道國經濟保護主義政策也使它損失不少。達博霍電力公司是安然公司在印度投資的電廠，該項目共投資29億美元，安然占65%股份，是印度政府最大的外資項目。2000年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電力委員會以達博霍電力公司的電費太貴為由拒絕支付該公司2200萬美元的電費，并停止向其購買電力，造成長期停產，給安然公司造成了極大虧損。

評析：

（一）案例簡評

本案是典型的政策因素（從政府的政策產生的而不是從市場力量尋求平衡所造成的波動）導致的政治風險。當跨國公司的經營和東道國為實現自身經濟目標而制定的政策發生沖突時，東道國政府有各種理由采取各種政策限制跨國公司的自由。因此企業即便不存在過失也不能預見、難以避免。

（二）政治風險及其表現

所謂政治風險，是指一國發生的政治事件或一國與其他國家的政治關系發生的變化對公司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性。政治風險主要包括：（1）征收風險。這是指東道國政府對外資企業實行征用、沒收或國有化的風險。東道國中央、地方政府不公開宣布直接征用企業的有形財產，而是以種種措施阻礙外國投資者有效控制、使用和處置本企業的財產，使得外國投資者的股東權利受到限制等而構成事實上的 征用行為。（2）匯兌限制風險。也稱轉移風險，是由于東道國國際收支困難而實行外匯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國投資者將本金、利潤和其他合法收入轉移到東道國境外。（3）戰爭和內亂風險：這類風險指東道國發生革命、戰爭和內亂，致使外商及其財產蒙受重大損失，直至無法繼續經營。（4）政府違約風險。指東道國政府非法解除與投資項目相關的協議或者非法違反或不履行與投資者簽訂的合同項下的義務。（5）延遲支付風險。它是由于東道國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無法按時、足額收回到期債券本息和投資利潤帶來的風險。

（三）企業對政治風險的應對措施

在投資前，跨國公司應與東道國政府談判并達成協議，以盡量減少政治風險發生的可能。在這類協議中必須明確：子公司可以自由地將股息、紅利、專利權費、管理費用與貸款本金利息匯回母公司；劃拔價格的定價方法，以免日后雙方在劃拔價格問題上產生爭議；公司繳納所得稅與財產參照的法律與法規；發生爭議時采用的仲裁法和仲裁地點。

投資后，公司應選擇適合當地標準的資本結構以滿足所在國的要求，從而避免所在國的政治干預。注重雙贏，在滿足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不侵害并盡可能滿足東道國的利益，例如雇用當地居民作為本公司職員等等。

在發生政治風險之時，跨國公司應實施行之有效的戰術與東道國進行合理的談判，或者從法律途徑維護自身利益，如向國際投資爭端仲裁中心求助等等。如果以上措施都不奏效，只能放棄其資產，尋求其殘值收入，譬如要求保險公司補償損失等。

本例中，固然印度政府采取了經濟貿易保護政策向達博霍電力公司發難，跨國公司本身也存在電費較高的客觀因素。因此跨國公司不應僅僅將東道國作為攫取金錢的場所，更應是相互合作的貿易伙伴。在維護好東道國利益的情況下才不至于成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保護主義的目標，才可以獲得經營、盈利的穩定的外部政治條件。

政治風險并不等同于政治危機，只要恰當做好風險前的防范工作和發生突發政治事件后的應對措施，便有機會將損失降至最低。

第四篇：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探析

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探析

【原文出處】行政論壇

【原刊地名】哈爾濱

【原刊期號】200506

【原刊頁號】71～73

【分 類 號】D4

【分 類 名】中國政治

【復印期號】200603

【標題注釋】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項目(04JK082)。

【作 者】陳曉莉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西安財經學院政治與行政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內容提要】當前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水平低，非制度化政治參與頻繁發生，歸根結底，是由兩對矛盾造成的：一是農民政治參與的強烈要求同現有體制所供給的利益表達機制不足和渠道不暢之間的矛盾；二是農民政治參與的行為同其自身素質水平較低之間的矛盾。這種制度供給不足與農村公民文化素質較低的狀況相疊加，問題變得尤為嚴重?？梢灶A見，如果沒有制度建設上的努力，隨著急劇的社會變革和階層分化，這個困境將有加重之勢。

【摘 要 題】政治參與

【關 鍵 詞】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創新/思考

【參考文獻】

[1] ［美］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聯書店，1996.[2] 于建嶸.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湖南省H縣調查[J].戰略與管理，2003,(2).[3] 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0.政治參與的制度化亦即政治參與的合法化、合理化和法制化，其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把政治參與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認同的法律規范確定下來；二是通過政治社會化把公民的政治參與行動納入規范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結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和合理的政治參與秩序。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為農民提供了比較充分的、而且有制度保障的政治參與渠道，但有關規范參與行為、暢通參與渠道、保證參與實施的具體制度卻依然不夠完善，因而尚未形成健全的政治參與的民主運行機制和程序。由于一些具體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在貫徹實施中存在的偏頗，嚴重阻礙了農民有效進入國家政治生活的過程，影響了他們當家作主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這種狀況導致的直接后果是，農民仍然還在很大程度上尋求非制度參與以實現其利益要求，而且這種非制度參與有擴大之勢，直接影響著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和農村政治的穩定。因此，農民政治參與必須走向制度化，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建設。

一、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功能和意義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政治參與如果沒有規則，缺乏制度規范，必然導致社會混亂。而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卻能提高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促進社會和諧和培養現實的政治人。

（一）政治參與制度化能提高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

政府的治理能力或者說政府的管理能力，主要體現于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功能及其有效性。政治制度化水平標志著一個政權統治和控制能力的高低與強弱。如果“一個社會要想維系高水平的共同體，政治參與的擴大必須伴隨著更強大的，更復雜的和更自治的政

治制度的成長?！盵1](P12)農民政治參與最大的政治功能和價值在于通過影響政府的行政和決策，使國家政治體系必然傾聽社會各群體的各種利益表達，這樣就能確保政治體系運作避免或減少對農民的忽視或侵害，從而避免將這些社會群體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農民有組織地也即有序地參與政治已經是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趨向。如果政治參與比較理性地作用于政治體系，不僅能從客觀上化解政治參與要求對政治體系形成的壓力，而且能夠有效提高執政黨治理國家和整合社會的合法性程度。政治體系的支持力量越多，凝聚性就越強，就能夠最大限度地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和支持，從而達到其有效協調和整合社會的效果。

（二）政治參與制度化可以促進社會和諧

和諧社會概念的精髓是社會關系良性互動。一個良性和諧的社會絕對不是政府單一治理的社會，理應包括農民參與在內的合作為主調。系統論的常識告訴我們，只有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協調有序，才能產生和諧，如果各個層面各種要素之間處在無序狀態，系統內將會產生沖突，出現混亂甚至某種危機。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社會意味著政治系統中有一套人們公認的解決矛盾和沖突、實現利益需求的機構和程序，并且社會成員自覺服從由政治體系按照預先設定的程序作出的裁決。得到人們普遍認同的制度規范既說明了人們現在的角色和地位，又指出了人們想成為其它角色的正當途徑，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己角色的愿望不被社會認可，這就保證了政治參與的有序性、規范性，有效地避免政治參與的無序混亂狀態。同時，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社會，即民主化水平較高的社會的公民應該而且確實具備最起碼的心理條件，社會成員之間能夠建立起諒解、寬容和信任，從而維護了政治運行的程序和穩定。

（三）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有助于培養現實的政治人

現實的或理性化的政治人是政治參與制度化的重要前提。廣義的政治人是指處于一定的現實社會關系中的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包括政治權利和政治義務；且在特定的政治統治體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評價能力，并為維護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能夠做出一定政治行為的人。政治人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和支撐力量。良好的政治人的形成有賴于社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大小環境的教育和熏陶，其中政治參與制度化是模鑄政治人，提高公民政治素質的根本出路之一。因為政治參與制度化不僅表明組織和程序的權威性、價值性，而且表明公民對政治過程的積極參與，這種社會風氣將有助于培養現實的政治人。

二、實現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基本途徑

制度建設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法律、法規、政策和機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觀念、信仰、風俗和意識形態等）。加強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建設要著力在以下兩個方面下工夫。第一，構建農民的政治參與制度體系；第二，保持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暢通。只有明確了制度建設的努力方向，才能從制度上保障我國農民的政治參與朝自主型、理性化、合法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發展。那么，怎樣才能實現政治參與制度化呢？

（一）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體系，夯實農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堅實基礎

村民自治是中國特色的發展民主之路，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擴大農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基本途徑，對農民有序參與無疑是良好的制度資源，構建農民有序參與的制度框架，不能離開這樣一個前提，充分利用村民自治這一鄉村民主政治的制度資源，拓展農民有序參與的基礎渠道，是非常必要的。具體從以下三個環節上下工夫：一是積極推進制度創新。村民自治發展到今天，我們雖然有了法律法規規定，但與實踐的需要還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村民選舉委員會的推選程序、村委會的競爭演講程序、村委會成員的罷免程序、新舊村委會班子工作交接程序、村級重大事務民主決策程序、村民會議向村民代表授權程序、村民代表會議議事程序等亟待創

新；二是切實抓好制度完善。制度需要通過實踐來完善，其效果也需要實踐來檢驗。當前要進一步完善黨組織和村委會聯席會議制度；完善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完善村級村務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對村級組織和干部進行民主評議的制度；完善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制度；完善村干部離任和審計制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制度。只有一次次的完善，村民自治工作才能得以一次次推進；三是認真做好制度落實。再好的制度，不抓落實也只是一紙空文。近年來，各地在推進村民自治工作中還是下了不少工夫，不管是村級民主選舉，還是村級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都建立了許多好的制度，但為什么有的地方這些制度執行得好，而有的地方卻流于形式，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呢？出現這類現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缺乏落實。因此，我們要在抓制度創新，制度完善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抓好制度的落實工作。通過制度創新、制度完善和制度落實，建立起良好的機制，確?！八膫€民主”的實現。

（二）以制度創新為動力，建立、完善農民政治參與制度體系

政治參與制度體系包括政治參與的組織形式、公民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權利和義務、政治參與的準則和程序等多方面的內容，而政治參與的體系健全與否又集中表現為參與渠道的完善與否、暢通與否?！霸谔幱诂F代化之中的社會里，擴大政治參與的一個關鍵就是將鄉村群眾引入國家機制?！盵1](P89)故此，當前最重要的是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民政治參與機制，真正把農民納入到政治體系中來。

1.改革和完善已有的參與渠道。首先，健全基層人大代表制度，加強代表同農民群眾的聯系?；鶎尤舜蟠硪男新氊?，反映農民利益的要求，并受農民監督，當前的人民代表聯系戶制度值得借鑒；還要改革地方人大選舉制度，農民結社團體可以推派自己的代表競選，也可以推舉有黨員身份的農民代表先在黨內民主的渠道中競爭地方領導的位置。在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的產生上，要充分考慮到農村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農民階級的分化與分層，保證各個不同利益主體能產生自己的代表參與國家管理，保證不同地區之間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增強對現行政治體制的信任，增強政治服從感；其次，健全信訪制度。在強化信訪作為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渠道的同時，對這一專門的利益表達機構進行改革。應從法律上保障農民合法權利的行使，對于信訪工作人員的失職、瀆職或不作為等行為，設立追究其責任的相應司法程序；在法治框架下把實際救濟功能從信訪制度中剝離出去，將屬于司法管轄范圍內的信訪事項轉入司法領域，形成信訪呈情與行政和司法救濟的程序上的有機對接，使其逐步納入到國家政治體系中。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1月5日國務院審議并原則通過了《信訪條例（修訂草案）》，保護上訪者權利、規范信訪行為、強調政府責任成為新條例的幾大亮點。說明我國有關信訪法律法規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第三，健全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法律和程序，認真疏通農民維權的渠道，降低農民維權的成本，不斷強化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責任，確立和維護法治的最終權威，從而從制度上和實踐上保障農民合法權利的充分行使，推進我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進程，實現政治文明的高度發展。

2.擴展開通新的參與渠道。首先，在現有法制架構中改善制度，擴張結社、參與、與對話的管道。譬如讓農民的結社團體推派代表參加農村公共議題之聽證會，或者成為法庭的陪審員，增加農民團體代表與其他利益團體代表，讓農民代表有更多的機會和渠道表達自己的意愿，在政府法定的平臺或渠道上，進行“對話”或者“談判”的機會，對牽涉農民權益的公共資源分配進行有意義、有序的參與和協調；其次，要重視民意，充分溝通。溝通是制定制度的基礎，沒有良好的溝通，就無法取得行動上的協調，自然也就無法實現組織的目標。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政府及時向農民通報信息，交換思想，而基層農民的呼聲也能夠暢通地反映到最高決策層面，確保廣大農民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時得到表達和實現，可以說是目前最為緊迫的要

務；再次，建立完備制度，實現農民在政策制定中有效參與。作為國家的主人，越來越多的農民對公共事務抱有滿腔熱情，但沒有具體的參與程序和制度保障，這樣的熱情只會被一次又一次淹沒，直至完全喪失積極性。因此，應建立完備制度，在政府內部建立與農民參與制定相適應的工作系統，以保障農民參與所輸入的信息全面收錄，并且能夠快速進行綜合整理和及時提交給決策者，以盡快制定出可行、有效的公共政策。

（三）完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讓農民在制度內充分表達利益要求

一是要完善輿論監督體制。輿論監督是政治參與的一種重要形式，馬克思稱之為“社會第二種權力”。所以，我們需要更好地發揮其政治導向功能。在當今媒體發達的時代，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等憲法權利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新聞媒體實現的。然而，新聞媒體往往忽視農民的呼聲，將農民的呼聲視為非主流聲音，甚至回避農民的政治訴求，使農民不能通過新聞媒體實現其政治參與的權利。可見，農民通過新聞媒體的政治參與權還需法律保障。二是轉變政府職能，規范干部行為，為農民參與有序化提供行政保障。在現階段，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發生的根本性變化，農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認識水平也發生新的本質的變化。因此，必須從教育農村干部更新觀念、提高素質、徹底改進思想方法和工作入手，充分認識和正確把握現階段農民的新特征，尊重農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化解農村的干群矛盾。然而，政府職能的轉變，特別是各級政府對農民政治參與的接納、支持，須有賴于一整套制度去規制；三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亨廷頓認為，組織是通向權力之路，同時也是政治安定的基礎和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目前在我國，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言組織或自我保護組織，唯獨全國最大的社會群體——農民沒有可以通過正常渠道有效表達和捍衛自己利益的組織。當農村不同利益群體缺乏合法的、具有自主性的群體作為自己的代言人時，就會轉而向制度外去尋求。于是一些邪教組織、黑社會組織、地方惡勢力死灰復燃，他們借保護農民利益之名，行對抗政府之實，從而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學者于建嶸調查研究指出，在華中的一些省份，農民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抗爭，并且“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長。與此同時，農民的政治訴求也發生了重大的升級，在內容上變得更有進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要求，其具體表現就是自發籌建農民協會”。[2]在當前，政府應積極支持農民組織化建設，對農民的政治參與要從政策上予以引導，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規范。建立權利和義務明確的農民協會，培育成熟的政治參與主體，是實現農民參政的一種可行性選擇。對于政府而言，組織農民起來，將農民政治參與納入政府決策和政治體系中去，形成良性磋商機制；對農民而言，有了組織依托，形成集體力量，達到了對政府權利的有效監督，既減少了農民不斷上訪，穩定了秩序，又使農民經受了民主鍛煉。

（四）廣開通道，廣泛吸納合理的非制度政治參與進入正式制度體系

農民的非制度參與指不符合制度要求和程序要求的政治參與，也包括違反法律的非法參與行為。有學者認為，農民的非制度化參與包括誘致性非制度參與與強制性非制度參與。[3]前者指個人、群體或集團為獲得自身利益的滿足，自發地倡導、組織和運用某種方式，通過一定渠道試圖影響政治過程的非理性行為。轉型期中國農民非制度參與行為大多屬于這種類型。這與轉型期農村利益格局的調整有密切關系，也與制度環境存在著宏觀、中觀和微觀幾個層面不協調，制度供給不足，制度不完備和不充分等有直接關系。一般表現為越級上訪告狀、集會和鬧事等形式，以群體上訪居多。國家立法機關和各級政府部門在制度創設中應認真研究農民政治參與中的各種非正式制度，應將那些合理的、具有社會基礎的、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各種非正式制度納入制度體系。在這方面我們國家已有極為成功的范例，如1978年的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秘密簽約搞“大包干”，1981年的廣西宜山三岔農民成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最初都是農民的誘

致性非制度參與，后被納入了制度化軌道。

（五）加強農村法制建設，使農民政治參與法治化

農民參與必須根植于憲法和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執政黨依法執政戰略決策的實施有待于農民政治參與的法定性。新憲修改，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引進了憲法，政治權利是人權的基本內容，執政黨應充分尊重和保障農民的政治參與權利。完善農民政治參與的法律體系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針對公民政治參與的新要求、新情況及時制定相應的法律，對農民政治參與的方式、程序、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進行相應的規定；二是吸收和借鑒國外政治參與典型案例和科學立法，使法律制定具有預見性；三是及時提升其他領域或小范圍內的政治參與的合理行為規范為法律。這就要求抓緊落實有關公民政治權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立法。諸如新聞法、出版法、社團法、輿論監督法、人大監督法、政務公開法、公民舉報法、請愿法和申訴法等等，國家只有對農民政治參與進行合理定位，在承認農民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律制度，使農民政治參與經?；⒅刃蚧?。

（六）建立新型政治文化，實現農民政治參與理性化

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要求公民有適度的政治熱情、積極參與的政治意識和良好的政治素質。當前，加強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推進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就必須大力建設與我國農村政治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型政治文化，為農民政治參與創造良好的政治參與背景。

1.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民參政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影響著政治參與的水平和質量，決定著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進程。農民的文化素質偏低決定著他們對政治參與的目的、責任及基本權利缺乏正確看法；對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參與程序缺乏足夠的了解；他們不能進行正確的政治選擇和價值判斷；不具備處理特殊問題的策略、方法和靈活性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參與政治，大多是在自我意識支配下進行的，極易導致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帶來社會秩序的混亂。因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民的文化、政治素質和民主法制觀念，讓農民充分認識自己的權利、自由和責任，正確認識我國的國情和現狀，使農民的參與行為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從而不斷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理性程度，有效約束非理性的情緒型政治參與。

2.加強農民教育工作，幫助和引導農民進行制度化政治參與。在新舊體制轉型期，農村產生了大量矛盾和問題，出現許多農民的非制度參與的現象，這是正常的。但是，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農民的這些非制度政治參與形式不納入制度體系之內，必然會影響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一般來講，農民的非制度政治參與大多數都是屬于人民內部性質的，只能通過教育引導的方法將其納入制度體系內，要通過專政的方法解決農民的非制度參與事件只是極少數。因此，要在實際工作中幫助和教育農民，做好農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農村干部首先要認真了解農村實際，悉心體察農民的思想情緒，把黨的方針政策、國家法律和法規原原本本地交給群眾，讓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在制度體系內行使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使農民既學會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又懂得依法維護自身利益和履行應盡責任。

第五篇：被征地農民貧困風險評估工作報告

客觀真實反映民聲民意，并根據相關數據作出公正的評估，是民調中心職能的所在。為調查裕新技改項目對被征地農民可能造成的貧困風險影響，受市裕新技改項目征地拆遷工作指揮部委托，市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于2013年1月9日至16日對該項目進行了全面調研，通過集中座談、實地走訪、發放調查問卷等形式，對項目被征地農民貧困風險評估如下：

一、征地拆遷基本情況

1、項目概況。裕新技改項目地處鎮村轄區內，位于市交界處，倚南嶺山脈騎田嶺之東北，規劃面積23.325平方公里。因項目建設需要，屬規劃區范圍內搬遷安置對象的共50戶農民(其中倪家組46戶、仙嶺腳組4戶)，屬規劃區范圍內被征地對象另包括仙嶺腳組部分已無法耕作的耕地和淺石四組約14畝耕地;4家民營企業受項目影響被停產歇業，其中，1家位于規劃區范圍內，另3家位于規劃區范圍外圍。

2、被征地村組概況。鎮村共9個村民小組1294人，其中組46戶139人，男性18至60歲的勞動力40人，女性18至55歲勞動力43人，全組勞動力小計83人，仙嶺腳組50戶169人，男性18至60歲的勞動力49人，女性18至55歲勞動力56人，全組勞動力小計105人。據調查，兩個小組共188名勞動力，僅42名勞動力在外務工(主要為仙嶺腳組村民)，其他大部分賦閑在家。在此次征地拆遷中，倪家組全組耕地住房均被征用，屬搬遷安置范圍，仙嶺腳組只有仍居住在垅下的4戶屬搬遷安置范圍，其余農戶則因只有耕地被征用，暫未納入搬遷安置范圍。

3、涉及影響企業概況。為整治非法選礦，鑫承、利祥、利強和龍興礦業四家企業被停產歇業，至今已停產6個月。四家企業除鑫承礦業處規劃區范圍內屬搬遷對象外，其他3家企業均位于鎮政府所在地屬規劃區外圍。其中，鑫承礦業主營鎢礦原石精加工，其他3家企業均主營鎢毛礦再加工。據企業負責人介紹，4家企業在整治非法選礦前，除極少量從村民手中收購了非法選礦的鎢原石，企業主要進貨渠道靠向外省市進原材料。初步統計，4家企業2011共納稅2420萬余元，貸款總額為2160萬余元，其中民間借貸為985萬元、銀行借貸1175萬元，受停產影響共60余名工人失業，欠工人勞資款100萬余元，其中，鑫承礦業尚庫存原材料3000余噸未加工處理，損失最為嚴重。

二、導致被征地農民貧困風險原因分析

1、被征地農民失地情況嚴重。倪家組和仙嶺腳組歷史上曾同屬垅下組，于1965年因瑤礦開采需要，由垅下分別搬遷至現址并分組，搬遷后垅下仍有倪家組8戶、仙嶺腳組4戶居住。其中仙嶺腳組由于當時組上無閑置土地建房，通過向鄰近的高坪組以購地方式入住現址。搬遷后，兩組的絕大部分耕地仍集中在垅下，但此處耕地已于2006年“7·15”洪災中被瑤礦廢石廢渣所損毀，且無法恢復耕作，造成了倪家組無耕地可種、仙嶺腳組僅剩13.5畝耕地(規劃區范圍外，全組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08畝)的嚴重失地后果。

2、被征地農民收入微乎其微。調查發現，失去土地的倪家組、仙嶺腳組村民，一無耕作收入，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08畝的仙嶺腳組村民甚至無法通過耕作達到自給自足;二無林業收入，村屬山林為東江湖水資源保護公益林，收益極少;三無漁業收入，網箱養魚被退水上岸;四無礦產收入，非法選礦被禁止，用村民的話說就是，“有林無林一個樣，有礦反而致了貧”，面臨著“靠山吃不成山、靠水吃不了水”的尷尬境地;五無打工收入，兩組308口人188名勞動力僅42人外出務工，其他均賦閑在家，外出務工者僅保障自己、無法接濟家庭，賦閑在家者無耕地耕作，僅靠打點零工、種些小菜甚至吃老本糊口。

3、被征地農民生活環境惡劣。一是水源缺乏，由于倪家組、仙嶺腳組同處高寒地帶，取水難成為歷史難題，倪家組自建取水渠于2006年“7·15”洪災沖毀后至今未恢復，仙嶺腳組則靠搭設的簡易塑料管道從幾公里外的山溝引來水量極其有限的山溝水作生產、生活用水，兩組村民取水用水均極其不便;二是土地貧瘠，由于缺水嚴重，仙嶺腳組僅剩的13.5畝耕地也是“望天田”，收成極其微薄，人均不到0.08畝的耕地面積也使村民無法通過種植其他經濟作物彌補損失;三是水質低劣，瑤礦的長期開采和“三廢”(廢水、廢石、廢渣)的排放，使周邊水質受到了嚴重影響，也使仙嶺腳組村民患結石病的幾率大增，近兩年來鎮送檢應征入伍青年52人，其中34人患有結有結石病，2012年送檢28人，合格2人;四是安全隱患大，仙嶺腳組現址緊貼礦區，礦區技改建成后，礦石運輸索道將橫跨仙嶺腳組村民生活區，礦石的運輸和開采的噪音，將給村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安全隱患。

4、涉及影響企業幾近無力維系。4家企業被關停6個月，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已近1000萬元，2160萬余元的還貸任務重壓在身，100萬余元的農民工工資無力支付，企業陷入“開工即與政策違背，不開工則只能坐等破產關閉”的兩難境地。

三、被征地農民的訴求與期望

1、仙嶺腳組搬遷意愿強烈。此次仙嶺腳組未被納入搬遷安置范圍，但由于該組土地資源被征收，村民已成為失地農民，收入驟減，生活已陷入困難，加上該組現址緊貼礦區，生產生活環境惡劣，無任何發展空間，因此村民多次聯名上訪，強烈要求搬遷。

2、普遍認為征地補償款偏低。盡管大多數農民愿意進行搬遷安置，但認為征地補償款偏低，普遍反映不論是購房安置或是貨幣安置，均不足以應對今后生活所需。據了解，裕興技改項目搬遷安置涉及村組人多地少，雖全村征用土地有3500畝，但其中有2400畝左右屬于村集體所有，1100畝屬于仙嶺腳組、倪家組共有。以一戶4口之家的農戶為例，4口人領得57.6萬安置費后，購兩套安置房(自己一套、子女一套)需28.8萬元，剩余28.8萬元，再以每套房花費12萬在裝修和購置家具上，就僅剩余4.8萬元供4口人今后開銷。

3、企業要求盡快恢復生產或轉型。為減輕還貸壓力和減少停產損失，四家企業均強烈要求盡快恢復生產，或者盡早確定與礦方合作方案，要求參照民生礦業與瑤礦的合作方式或納入和諧公司名下參與經濟發展，以實現轉型再生存、再發展，其中，鑫承礦業希望能給其1-2個月時間，讓其將庫存的原材料加工完畢以減少其巨額損失和便于公司搬遷。

四、規避被征地農民貧困風險的意見和建議

1、將仙嶺腳組納入搬遷安置范圍。建議將仙嶺腳組和倪家組合并為一個村民小組進行整體搬遷，由于1965年分組時2個小組的土地一直未分開，一旦征地后，2個小組均無土地資源，同樣存在生產生活困難(仙嶺腳組情況更為特殊、更為惡劣)，且仙倪兩組人口數量不平均導致難分配土地補償款，整體搬遷將有利于統籌解決仙倪兩組征地拆遷工作。

2、妥善解決項目與瑤礦歷史遺留問題。建議組織人員對項目區征地范圍內存在爭議的土地權屬資料進行再收集、再整理，及早確認權屬界線，并明確責任方和處理方法，為下一步土地征收創造有利條件。

3、對仙倪兩組進行整體征地。仙倪兩組耕地被大量征用后，剩下的耕地很少，農民棄之可惜，耕之效益又低。征地方為自身和農戶長遠考慮，都可以考慮將剩余的耕地進行一次性征用和補償。

4、四家停產企業盡早恢復生產。建議對鑫承、利祥、利強和龍興礦業四家企業進行資源整合、重新選址，以適當方式掛靠至瑤礦公司，參與到礦產開采中，以實現資源充分利用、企業減少損失、銀行消除貸款風險和農民工得到實惠的“四贏”局面。

5、建立和完善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體系。建議從今后和諧公司產生的分成稅收中，、、企業三級分別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失地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和發展的專項資金，從而解決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

6、高度重視技改項目可能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一是四家企業本地民間借貸和工人勞資欠款數額巨大，涉及村民眾多，一旦破產，將不可避免的激發企業與債權方及工人之間的矛盾;二是征地范圍內組與組、村與組之間土地界線不清晰，給征地確權工作帶來難度，已多次發生群體性事件，12月13日，因征用凈化土地，30多名村民圍攻鎮政府，2013年1月12日，因村淺石4、5組土地權屬糾紛，100名村民圍攻鎮政府和征地工作隊;三是與瑤礦諸多歷史遺留問題一時難以解決，技改項目方此時要求盡快開工，極有可能發生村民阻工、鬧事等群體性事件，項目方開工時間應視實情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