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政治參與的問題及對策

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政治參與

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要】農民的政治參與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農民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筆者通過在本地調研的基礎上分析了當前農民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剖析了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并提出了解決農民政治參與問題的對策與建議，即夯實農民政治參與的物質基礎、培育農民政治參與的政治意識、搭建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平臺、營造農民政治參與的組織空間。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 新農村建設 農民 政治參與

長期以來，我們黨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高度重視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突出強調“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政治參與作為人類政治生活的一個方面，不僅是擴大公民民主權利需要的，也是鞏固政治統治和進行社會政治動員所需要的。農民的政治參與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農民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設現代化的新農村，擴大農民的政治參與顯得尤為重要。我們課題組在安仁縣的永樂江鎮軍山片區的南湖村、瑤泉村和羊腦鄉 的石壁村、東沖村進行了調查走訪，發出了306份問卷，收回284份有效問卷。通過對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在此基礎上分析當前農民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

一、當前農民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

農民政治參與，是指農民作為政治生活的主體，為實現一定的利益與要求，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和渠道參與政治生活，并影響政府決策的行為。它是農民政治權利得以實現的重要方式，反映了農民在社會生活尤其是農村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作用和選擇范圍，體現著農村政治關系的本質。有序的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參與政治，如選舉、投訴、信訪、訴訟等。當前農民政治參與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從農民自身角度講，農民對這種涉及自身利益的權利往往持一種不作為的態度，在參與方式上不規范甚至不合法，層次較低。從制度上講，農民政治參與制度還不完善，并且渠道單

一、不暢。

1、農民政治認同弱化，政治參與態度冷淡

從我們調查中收回的284個回答樣本中來看,知道最近一次鄉鎮人大代表選舉時間的，只有17.6%。從選舉意愿看，超過半數的農民表示愿意，但有近40%的農民表示無所謂，初步反映出農民對參與政治選舉熱情有限。與參加鄉鎮人大代表選舉相比，農民行使自治權，參與村委會選舉及其選舉意愿有所提升，在485個回答樣本中，72.6%知道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時間，本人和家人參與的比例也達到73.2%。愿意參與村委會選舉的農民比 例超過2/3。改革的推進使農民進一步弱勢群體化，導致了農民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對政治系統采取冷漠、回避甚至抵觸的態度。主要表現為：不把政府的政策、指令當回事，不配合鄉、村干部的工作。當他們感覺無力改變現狀時, 農民往往會采取不配合、不參與的抵觸態度；很少認識到選舉活動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以及選舉是其一種政治權利，而認為選舉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參與，即使參與也不珍視民主權利，諸如出賣選票、代填選票等現象屢見不鮮；農民主體意識淡薄、附庸意識濃厚，遇到事情不是選擇正常的制度化渠道尋求解決，而是寄希望于“領導”的公正，迷失對民主權利訴求的正確方式。

2、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現象日益增多

在我們的調查走訪中當問到，通常用什么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時，多數農民不選擇法律途徑，而是選擇上訪或抗議等方式。一些農民在表達自己的政治意愿和維護自己正當利益時沒有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來行使，而是僅僅憑著的個人的感情出發而盲目行動。其表現方式常有抗議、寫大字報、越級上訪、報復村干部、抵制法律法規的實行，有的甚至還出現暴力行為等等。應當看到，農民的這些情緒化、不理智的行為，并不能真正解決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反而會擾亂農村的社會秩序，影響黨和國家各項政策在農村的貫徹和實施，損害農村基層政權的權威和效能。

3、農民政治參與主要是工具性參與，范圍窄層次低 我們調查樣本顯示：農民的政治參與層級低下并且參與領域狹窄。農民的參政權主要集中在村級層面,而在鄉鎮人大代表選舉中的參與度明顯偏低。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的最大化，這是農民進行政治參與的最終目標與歸宿。農民參與政治，僅僅是因為它能給人們帶來事實上的利益，或使人們能避免一種更大的禍害。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權利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因此，農民參政的終極目的是對利益的追求。當前我國農民是把政治參與當作其它目標的手段，比如達到某種經濟目標的解決或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的手段，政治參與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且農民的政治參與主要被限定在農村社區的范圍內，內容也主要涉及農民自己的日常事務管理，既不觸及國家權力，也與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無涉。農民基本上無法參與國家權利的運作，被排除在整個國家事務管理的進程之外，高層次或較高層次的政治參與基本沒有，而低層次的村民自治又意義有限，其政治參與內容實際上非常窄，層次也很低。

4、農民政治參與制度不完善，渠道不暢

我們調查收回樣本統計顯示，農民獲取選舉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村干部通知，分別占鄉鎮人大代表選舉、村委會選舉的44.6%和51.7%；利用村里的傳統信息傳播工具(廣播、公告欄)通告的比例也較高，分別占24.6%和34.6%,而通過聽別人說的非正規渠道獲得信息的比例則很低，均不足5%。它說明村干部的信息傳遞是農民政治參與的基本前提條件。從大的層面上說，我國農民 的政治參與有許多制度化渠道與方式，但如何具體表達自己的政治意愿，如何通過政治手段爭取和滿足自己的利益等一系列問題都沒有嚴格的程序化、法制化的規定。雖然我國目前有一套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信訪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但這些制度并不很完善，而且現實中農民政治參的制度內渠道卻很狹窄，現有渠道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政治溝通渠道并不暢通，使得政府無法及時、直接了解農民的真實愿望。

二、農民政治參與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農民政治參與是農民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途徑，但在基層鄉鎮村治理中，主要有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組織因素等方面的因素制約了農民政治參與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1、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在欠發達地區，經濟落后，農民生活依然貧困，這是農民政治參與程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經濟發展與政治參與呈正比的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政治參與度就越高；反之,則政治參與度越低。在貧困山區的農村，自然資源稀缺，交通不便，“三農問題”凸顯，農民的收入來源有限，勞務收入是大多數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外出務工成為農民擺脫貧困的最好選擇。小農經濟的封閉性與分散性，導致了農民與外界的隔離。傳統經濟的痛疾導致了農村經濟的落后。改革的推進又進一步拉大了城鄉的差距。受落后經濟的影響，農民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政 治參與意識自然比較低。在調查中,很多村民都談到：我管他誰做村干部，我理會的是能不能賺到更多的錢。如果村民的生活仍然處在維持生計的水平，要調動他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經濟發展是農民政治參與的物質基礎，政治參與的程度永遠只能依據社會所能提供的物質經濟條件來決定。

2、農民整體的文化水平較低法律意識淡薄

大量的事實證明：在現代社會，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對公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對政治信息和政治符號有更為清楚、深刻的理解，因而他們有著較強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責任感，一般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介入政治。在我們調查的的一個村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是較低的，文盲的比例是10.34%，小學文化水平是29.10%，初中文化水平是45.32%。中學以上的只有5%。由于目前農民的文化素質普遍還比較低，他們在信息的獲取和處理以及一些政治參與的技術層面都存在很大的問題，對于國家政治生活的理解處于比較淺顯的階段，無法參與到國家事務的決策中去，參與范圍僅局限于農村社區，管理自己所在村落的日常事務，沒有能力參加較高層次的政治活動。一旦自身利益受損，農民更多的是選擇非法的、用武力手段解決，而不是通過合法的正規渠道尋求利益保護。主要歸因于農民接受的法律教育比較匱乏，國家法制宣傳和教育不足。

3、農民利益表達不暢 貧困山區農民政治參與主要涉及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村務公開等，除此以外，農民幾乎沒有其他表達利益的途徑。事實上，農民有極強的利益表達的愿望，“公民進行利益表達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國家和政府保護以增進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公民缺乏足夠的表達意識，不去積極進行利益表達，那么他們的利益就難以從政府那里得到保護和增進。”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廣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暢，農民平均文化程度低，信息傳遞媒介非常有限。村委會職能異化，村民自治空殼化，無法保護農民的利益，不能真正代表廣大農民和政府對話，反映廣大農民的愿望和呼聲。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具體制度的缺陷和實踐中的偏頗，嚴重影響和阻礙了農民通過制度化渠道有效地進入國家政治生活。如信訪制度的不完善，由于各級信訪機構規格不統一，名稱繁多，職能交錯，缺乏內在的溝通和協調，造成了信訪效本低下，真正通過信訪解決問題的情況并不多。同時，農村基層政府組織處理農民信訪問題的方式粗暴，導致農民越級上訪的現象時有發生。農民的政治參與途徑顯得極其狹窄，農民的利益得不到維護，利益表達不暢。

4、參與機制尚未健全

現存的村治制度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一是村民大會形同虛設。一些村近年來除了村委會選舉大會外，沒有開過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運作也不正常，一年召開2次左右，一般是年頭和年尾，幾乎都是工作計劃和總結，而且參與程度較低；二是 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個環節中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持，在具體操作中往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如村民大會只有在三年一次的選舉中例行召開。在被訪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為選舉是“走過場，是一種形式”。在民主決策方面，大多數的被訪者都認為決策是“個別人說了算”，普通村民根本沒有機會參與決策。村民自治存在缺陷。村委會作為群眾自治組織，所能參與的公共資源的分配層次是很低的，農民自治組織在強大的政府面前，所能發揮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甚至是被動和無助的。況且，村民自治從實施以來，農村宗族勢力便開始滲透其中，村委會成員、村主任選舉被村里大姓家族控制主動權的情況時有發生。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往往堵塞了村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參政機制不健全，使他們難以表達自己的意愿，于是積累起強烈的不滿情緒，一旦有外部政治動員，或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難以控制的方式發泄出來。

三、解決農民政治參與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針對制約農民有效政治參與的經濟、文化、制度、組織因素,必須從農村的實際出發,對癥下藥,方可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積極地表達政治愿望和利益訴求,提高其政治參與的質量,達到參與的預期目的。

1、夯實農民政治參與的物質基礎

經濟的發展是政治發展的前提，經濟是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物質基礎，離開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有高度發達的民 主政治。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造就參與基礎的多樣化，并導致自動參與代替動員參與；高水平的政治參與總是與更高水平的發展相伴隨，而且社會和經濟更發達的社會，也趨向于賦予政治參與更高的價值。”貧窮是制約農民政治參與的首要因素。發展農村經濟，能夠為突破農民政治參與的種種局限創造物質條件。為此應做到：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通過農業制度創新和政府對農業的財力支持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加快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努力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使農民擁有與其他社會階層同等的社會經濟地位，為農民政治權利的保障與實現創造社會經濟條件和物質基礎。

2、培育農民政治參與的政治意識

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農村仍然是教育發展的薄弱環節。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農民民主素養普遍低下,對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參與的功效缺乏了解,缺乏理性的政治選擇和對政治事實的判斷能力。從而不能有效地通過一定的渠道,遵循一定的程序,將自身的利益需求轉變為利益的實現。最終只能表現為政治參與的冷漠、盲從、無序化和過度化。一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參與能力。要培養“公民”文化，廣泛地對農民進行民主啟蒙、政治技能和活動方面的教育，提高農民的政治素質和政治參與能力。建立健全農村地區公共教育、宣傳機制,扶持和創辦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為農民提供 更多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二是優化農民的政治心理。農村基層黨組織要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如講座、廣播和電視節目等對農民進行民主理論知識的普及教育,增強農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使農民把參與政治生活看作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同時根據農村實際,認真分析導致農民政治冷漠、盲目參與的具體原因,對癥下藥,喚醒政治冷漠者的參與熱情,糾正盲目參與者的錯誤意識,使農民具有明確的、正確的政治參與意識,引導他們積極的、理性地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

3、搭建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平臺

塞繆爾?亨廷頓曾指出,當一國公民政治參與需求增加時,“如果其政治體系無法給個人或團體的政治參與提供渠道,個人和社會群體的政治行為就有可能沖破社會秩序,給社會帶來不穩定。” 可見,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尤為重要。當前,農民的制度化政治參與途徑主要有村民直接選舉、村民大會、村民代表會議、信訪等。即使有這些制度政治化參與途徑,也由于具體制度與操作規程的不完善而使農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充分行使。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的窄小也是導致農村惡性非制度化政治參與頻發的主因。一是建立村務協商民主制度,保障農民的討論權和決策權。協商民主是不同利益主體通過討論和協商,尋求共識,協調行為的重要途徑。大力推進農村協商民主建設,加強農民群眾與基層政權就涉及農民利益的基層事務和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和協商,可有效地保障和擴大農民的討論權和決策權,增進基層政 府與農民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更好地保障農民的基本權益,提高農村的民主水平。為此,要完善村民議事制度,建立健全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規范諸如村級重大事務民主決策程序、村民代表會議議事程序等具體程序。二是健全和完善基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賦予農民充分的代表權。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構成看,真正屬于農民身份的不足5%。因此,要修改選舉法,完善選舉制度,適度提高農民代表的比例。并且要改變過去將農民作為一個整體看待而導致農民代表代表的模糊性與寬泛性 ,要充分考慮農民階層的分化,如農民企業家、農民工等,保證不同階層農民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議事和決策,確保各階層農民利益的表達與實現。三是健全農村信訪管理制度,加大農民信訪問題的解決力度。從制度上對個別接觸、越級上訪、行政訴訟等參與行為加以規范。對于爭議較大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形式,隨著引起爭議的活動與組織的數量不斷攀升,應試圖將爭議政治活動制度化。力爭使爭議活動逐步走出“邊緣化、激進化表達方式的領域,從而成為一種更為有序、更為正規的政治游戲的一部分。”

4、營造農民政治參與的組織空間

為了達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目標，在農村要動員組織農民，培養和形成與其他利益集團進行有效博弈的力量。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民自己的代言組織,農民通過參加組織,學會如何維護自身利益,如何通過組織與政府進行對話,表達利益訴求,這不僅可以 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和能力,增強農民對組織的歸屬與認同感,擴大政治參與率,而且能夠降低政治參與成本,提高政治參與的質量,實現政治參與的目的。一是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對農民建立利益代言組織加以鼓勵和引導。既鼓勵農民建立各種專業性組織,如農業經濟發展協會、農業科技合作協會等,又引導農民建立全國性的維權組織,如農民協會。以整合農民的利益,從而將個體利益表達與維護的弱音轉變成集體的強音,有效抵御各種可能損害農民利益的行為。二是各種農民組織組建初期,政府要在財力上給予大力支持,幫助各種農民組織的順利組建和正常的開展工作。等到農村經濟比較發達了,各種農民組織在經濟上可以獨立自存 ,再使其成為真正的民間化組織。但同時應明確農民組織是農民群體的利益代言人,它不能只是成為農民利益表達制度化、有序化的通道,也不能成為上傳下達的工具。它應在代表農民進行利益表達的過程中,向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以督促政府盡快地解決問題,并保證農民利益表達的充分實現。而且農民可通過組織公開發表對政務及各種社會問題的看法、意見,并展開公開的討論,向基層政權提出各種政策建議,監督政權的運作等。

第二篇：淺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用電消防安全問題及對策

淺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用電消防安全問題及對策 農村用電中的消防安全問題，一直是農村消防工作的薄弱環節，也是困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消防安全問題之一。據咸寧市今年上半年的火災統計表明，農村電氣原因火災占了農村火災的70%以上。隨著農網改造的全面結束和低壓電網的延伸，咸寧市于今年七月底實現了農村用電“村村通”，電在給農民帶來生活和經濟實惠的同時，農村用電中的消防安全問題也呈現出不容樂觀的態勢。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廣大農村安全用電中面臨的消防安全問題日漸顯露。

一、當前農村用電中的消防安全問題

當前，農村安全用電中面臨的消防安全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和農電工的消防安全意識上，表現在電改后農戶的線路和電器仍然薄弱的環節中。

第一，農戶的線路、電器安全性能差，農民安全用電意識淡薄。農網改造的范圍屬農村日常用電的戶表以上，而未對農戶室內用電設施進行改造，農戶內的電氣線路安全狀況仍然較低，加之農村是“假、冒、偽、劣”電器的重災區，所以，經常容易出現由于短路、過負荷、漏電等原因引發火災，使農村成為電氣火災的多發區。同時，農民安全用電意識差，安全用電知識缺乏，違章操作，也是誘發農村電氣火災的重要原因。

第二，違規違章用電，私自退出安全保護裝置。從實地調查情況看：有相當一部分農戶沒有安裝三級保護器，即使安裝了三級保護器，又有相當一部分農戶私自退出三級保護器運行。原因是因為自家的用電器具不合格，線路絕緣老化，私拉亂接造成線路故障致使三級保護頻繁動作跳閘，無法正常用電而人為私自退出運行。由于三級保護是終端保護都安裝在每家每戶，用電管理人員無法對三級保護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又致使二級保護經常跳閘，用戶只有將二級保護再解除，這樣就很容易由電氣故障引發電氣火災。

第三，農村用電點多面廣，缺乏有效的安全監督。農網改造后，設備更新改造、維護維修及用電管理由原來的村級組織管理變為供電所直接管理，即“四到戶”，安全責任也隨之延伸到戶表以上，管理范圍增加了很多，從施工檢修、事故處理、抄表收費、正常運行維護到安全管理，全部由農電工來完成，缺乏對農村用電有效的監督管理。

第四，農電工習慣性違章、裝置性違章屢見不鮮。在農村用電管理中，盡管各種“規程”、“規定”、“制度”制定的井井有條，要求安全管理規范化。但有些農電工安全意識不強，習慣性違章難以杜絕，憑工作經驗辦事，走“捷徑”，怕

麻煩，人為簡化手續，安全意識淡薄，習慣性違章時有發生，裝置性違章屢見不鮮。

二、解決農村消防安全用電問題的對策

第一，加強安全用電知識宣傳，提高農民的安全用電素質。開展農村安全用電知識宣傳，一定要講究策略和方式方法，按照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生活的要求，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創新的手段開展農村用電消防安全宣傳。在具體的宣傳教育工作中，首先努力拓寬宣傳渠道，如在人口較為集中的鄉鎮、大村舉辦防火與用電宣傳巡回展，將“移動式”消防宣傳車開到鄉下等。其次，通過與電力部門合作，舉辦“電力杯”農民消防運動會，廣大農民可以把學到的消防安全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知識帶回到每一個村，每一個家庭，不僅自己會，還教會了身邊的人，形成了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的良好局面。第三集中宣傳農村電氣火災的“熱點”、“難點”問題，讓事實說話，以案例服人，用具有典型教育意義的違法違章行為和火災案例教育村民。例如，可以利用農村有線電視廣播網絡播放火災錄像和講解用電防火常識，或者組織放映與用電和消防安全有關的電影等。

第二，強化用電安全管理，加大基礎建設的資金投入。要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農村電氣線路進行規劃和改造，對農副業用電設施存在的裝置性違章，政府部門要出臺相應規定，由供電管理部門對用戶下達限期整改通知書，下大力氣治理裝置性違章。對新增用戶要高標準、嚴要求，從進料、施工、到驗收嚴格把關，從源頭杜絕“先天性”火災隱患。另一方面，供電部門要做好規劃，按輕重緩急，拿出專項資金分期分批對變壓器進行改造，徹底消滅裝置性違章。

第三，明確責權關系，加強安全用電保護措施。電力設施產權歸屬供電部門的，無疑安全責任和維護管理是由供電部門承擔；電力設備產權是用戶的，其安全管理和維護也要由用戶承擔。其目的是落實責任，減少糾紛，提高責任心，使管理者有義務、有責任，加強日常運行維護管理，避免和減少事故的發生。同時，將三級保護移至室外運行進行集裝箱管理，有利于安全用電管理人員監督檢查三級保護的運行情況，確保一、二級保護可靠運行，是解決三級保護投運率低的根本方法。

第四，充實農電管理人員，提高農電管理人員消防安全意識。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要針對農村用電的消防安全形勢，充實農電管理人員，以適應點多面廣的新局面，加強對農電管理人員的培訓和教育，增強農電管理人員的責任感和工作積極性，提高其業務素質、安全意識和服務意識，造就一支隊伍精、素質高、會管理的農電隊伍，減少農村用電中的“人為”火災隱患，確保農電安全管理、穩定發展。

第五，積極做好電力設施的保護工作，防止破壞電力設施引發的火災。為了有效防止破壞電力設施引發的火災，要通過新聞媒體加大保護電力設施的宣傳力度，使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破壞電力設施的危害性，并形成一種保護電力設施人人有責的良好氛圍。聯合公安機關加強對廢舊物資回收站和冶煉廠的布控，堵住銷贓渠道。積極推廣線路和變壓器防盜報警裝置等新產品、新技術在農網中的應用，增強電力設施的自身防護能力和安全水平。

第三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集中居住問題研究

? 楚國良：新農村建設中農民集中居住問題研究

2011-09-07 23:35:24

作者：楚國良

來源：作者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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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大 中 小】 評分等級：0 摘要：引導農民集中居住是“三個集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緩解我國的“三農”問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探討了我國農民集中居住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分析了天津、成都兩地農民集中居住的相關實踐,并從中得出了有益啟示,最后給出了相關建議.關鍵詞：中國農村；農民集中居住；初步研究

一、兩地推動農民集中居住的基本經驗

1、創新農村土地經營機制。

天 津、成都兩地在既有的政策框架內用活、用足土地政策，解決用地難題。天津東麗區華明鎮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既有政策，在不增加建設用地指標的前提 下，先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供給居民點建設用地周轉指標，在一定時間內以農民原有宅基地統一組織整理復墾還田，實現耕地占補平衡。華明鎮原有農村宅基地12071畝，可復墾耕地8427畝，其中3600畝用于集中居民點建設，另外4000多畝土地規劃了工業區和商務區，土地掛牌出讓，土地收益預計可達40億元，除去居民點建設資金37億元外，還略有盈余。成都市則重點在推進建立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市場和交易平臺方面做出探索。在全面開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確權頒證工作到位后，每個農戶按權證所確定的土地面積交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再以鎮為單位，流轉各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成立“農錦公司”，農錦公司統一經營全鎮集體土地，打破了原有農村土地組為界線，改過去分散經營為適度規模經營。成都市建立了集體建設用地交易中心，為農村土地合理流動提供了平臺。

2、創新農民集中居住模式。

中 國國土面積廣闊，經緯跨度很大，在歷史的演變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各地農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居住習慣，北方喜聚居，南方喜散居。推動農民集中居住是中央的政 策方針，但在集中模式上各地應有差別，考察中我們發現，天津、成都兩地因地形地貌、傳統習慣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集中居住模式，但兩地都是依據本地實際探索 適合本地需求的集中方式這一點是相同的。

華明鎮模式。

天津東麗區華明鎮以平原地形為主，處于大城市近郊，緊鄰開發中的濱海新區，區位優勢十分明顯，不久的將來即將成為城市的一部分，為給未來城市發展（尤其是濱海新區建設）留足空間、增加建設用地指標、降低拆遷成本，東麗區成功探索出“宅基地換房、城中村改造、依托大項目有序撤村”三條城市化的基本路徑。2005年10月，天津市批復同意東麗區華明鎮實施以宅基地換房為核心推進小城鎮建設的方案，同年，國家發改委批準華明鎮為全國小城鎮發展改革試點單位，華明模式得到的政策支持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4月，華明鎮啟動建設農民集中居民點，2007年10月竣工。共建設居民房17830套（458棟），整鎮動遷華明鎮12個村，共4.2萬人入駐集中居民點，實行以鎮為單位的整體集中，實質上看，華明模式為以鎮為單位的整體拆遷和整體安置的結合。華明模式得以推動有幾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鄰近大城市近郊，非農產業較為發達，勞務收入在當地農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相當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當地人已經移居城市，純農業生產的情況并不多，當地農民基本已經不依賴于土地而生存。

二是華明鎮原有農村房屋以土房為主，生活設施配套不完整，生活質量不高，農民愿意集中到條件更好、配套更完善的居民點居住，以面換面、宅基地換房，不會增加集中帶來的額外負擔。

三是華明鎮地處海河沖積平原，宅基地復墾為耕地的比例高，能夠保證復墾的耕地數量和居民點建設用地指標之間的平衡，甚至還有剩余指標用于商業開發，平衡建設資金。

四是華明鎮采取的是一種高位協調的途徑，其示范鎮建設得到了國土資源部、國家發改委等強勢部委的全力支持，因此推動較為順利。

戰旗村模式。

成都市郫縣唐昌鎮戰旗村地處成都平原腹地，是市、縣兩級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全村2.1平方公里面積，耕地2158.5畝，農業人口1676人，該村在農民自愿的前提下，積極實施“拆院并院”土地綜合整理項目，凈增有效耕地320畝。在靠近原有聚居點附近規劃197畝土地修建9萬平方米的新型社區，新增耕地中除去居民點建設用地197畝外的用地指標掛鉤到縣城周邊，實行市場化運作，采取“農村建設項目鎖定城市資源，城市資源置換農村建設資金”的辦法，由成都市小城鎮投資公司投資8900萬元，墊資修建新型農民集中點和配套基礎設施，用城市土地經營的預期收益償還公司。目前戰旗村已建成新型社區，基本實現了全村人口的全面集中。戰旗村以村為單位，靈活運用“宜散則散，宜聚則聚”的原則，通過大力完善集中點配套，培育農業產業解決農民后顧之憂等利益引導機制實行農民自愿前提下的逐步集中居住。其集中模式成功運作的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擁有發達的集體經濟組織。該村現有集體企業7家，私營企業5家，村集體資產達1280萬元，通過集中經營村內承包地，集體資產不斷做大做強。

二是擁有較發達的農業產業體系，村內土地基本實現規模經營，食用菌、蔬菜等產業發達，大量吸納當地勞力，就業比較充分，解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加之政府利益引導機制的建立，當地農民集中居住意愿不斷提高。

3、建立新型農民保障機制。

在醫療保障方面，兩地都積極利用國家現有政策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水平。一是充分利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加大新農合參合率，華明鎮參合率達到100%，農民醫保達到全覆蓋。二是允許集中居民點農民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政府適當補助，提高了農民參保積極性。

在養老保險方面，華明鎮采用集中點農民可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政策，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后（政府有適當補貼），可按月領取520元養老保險金。成都市獨創設立耕保基金的辦法將耕地保護責任和養老保險有機結合，達到雙贏。即由成都市政府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拿出資金設立耕保基金，主要用于承擔耕地保護責任農戶的養老保險補貼，其中基本農田400/畝.年，一般耕地300元/畝.年，耕保基金發放到每位農戶的財政專戶，但只能用于購買養老保險。農戶利用耕保基金購買養老保險，既解決了耕地保護問題，又解決了農民的老有所養問題，一舉兩得。

4、創新農村發展管理方式。

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帶來的是農業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的轉變，在農村管理體制構建上，華明鎮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束縛，成立了華明示范鎮管理委員會，負責日常行政管理，改變了原來以村為主的管理方式，以3000戶為一個社區，300戶 為一個鄰里，組建以社區黨支部為核心，居民代表大會為權利中樞，居委會和鄰里、居民小組為基礎的新型社區管理體制，形成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的新 型社區。華明鎮重點突出對農村，尤其是居民集中點實行社區化管理，提高了管理、服務水平。成都市重點在加強農村基層民主、發揮村民自治方面進行了積極探 索。按照“三分離、兩完善、一加強”（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離、社會職能與經濟職能分離、政府職能與自治職能分離，完善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體系、完善集體經濟組織運行機制，加強和改進農村黨組織的領導）的原則，構建和完善“黨組織領導下村民會議或議事會決策，村委會執行，其他經濟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 充滿民主和活力的新型村級治理機制。如在都江堰市柳街鎮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房屋測量面積的認定，承包地面積的確定統統都是經過村民議事會的形式通 過的決議，一經確定不得更改。村民議事會的民主決策形式有效滿足了農民的民主意愿，提高了農民的參與度，解決了以前由政府職能部門無法解決的問題，不失為 農村村級管理的一種好模式，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二、兩地推動農民集中居住帶來的啟示

啟示之一：尊重農民意愿、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是推動農民集中居住的先決條件。

兩 地在推進農民集中居住的過程中，每一環節都滲透了尊重農民意愿，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基本原則，也正因為有了農民群眾的支持，兩地在推進集中居住工作中遇到 的阻力較小，推進較順利。如天津東麗區華明鎮實行宅基地換房的村，村民要自愿向村委會遞交拆遷還遷申請，做到了不強迫一戶、不強拆一戶，只有同意的農戶達 到90%以上，方可實施換房工作。實際操作中，農民的支持率達到了95%以 上。在征地補償、置換標準制定、房屋測量、還遷戶型設計等環節都充分尊重農民意見，讓群眾自主選擇，以村民代表大會形式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后制定具體 實施細則并張榜公布，真正做到了讓人民群眾滿意。成都市在推進土地綜合整治中發揮農民主體作用，項目實施讓農民提前知情和全程參與，切實做到整治前農民樂 意，整治后農民滿意。同時當地還建立了村民議事會制度，把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交由群眾討論，防止簡單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侵害部分農民的合法權益。凡是農民不同意的項目，堅決不實施，凡是農民不同意的拆遷，堅決不強制，防止代民做主，以行政命令方式違背農民意愿搞“大拆大建”。

啟示之二：實施制度創新、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是推動農民集中居住的關鍵環節。

城 鄉統籌、農民集中居住是一項戰略工程，是一場涉及思想觀念、領導方式和機制體制的深刻變革，必須全面推動各個領域的綜合配套改革，著力解決制約城鄉統籌、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農村產業經營機制、城鄉公共服務均衡發展機制、市場化配置資源機制、農村基礎治理機制及統籌城鄉發展管理 體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創新推動城鄉統籌。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政府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政府既是現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執行者，打破體制性障礙成為 政府推動城鄉統籌的必修課。天津東麗區華明鎮在農村土地流轉、小城鎮管理體制、建設投融資方式、社會保障制度等8個方面進行了制度創新。如投融資方式上，集中居民點建設需要大量資金，依靠政府財力農民自身積累顯然不可能，華明鎮大膽創新“以政府直接投資為主導”建設小城鎮的投融資方式，積極推行以宅基地換房為手段的“以地生財，以城養城”的 做法，在投融資模式方面開創了國家開發性金融與小城鎮建設結合的先例，有效解決了建設資金問題。成都市郫縣戰旗村創新農村土地經營機制，將全村集體土地統 一交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農民以土地入股，年底按股權分紅，從而推動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促進產業向集約方向發展，幫助農民從粗放型生產中解放出來，從 延長的農業產業鏈條中獲取更多的就業機會。

啟示之三：堅持市場運作、發揮社會輔助作用是推動農民集中居住的重要手段。

考察中我們發現，實現農民集中居住由政府全權包辦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政府既沒有這個財力，也沒這個精力，純粹的行政手段也不利于整合各類資源，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在政府主導下，充分發揮市場化運作優勢是兩地推進農民集中居住的重要特點。天津東麗區政府成立了政府全資的“賓力”公司，全權負責華明鎮集中居民點建設、農村宅基地復墾、規劃商業區工業區開發、市場投融資等工作。其集中居民點的37億建設資金全部以“賓力”公司名義從銀行融資。集中居民點建設剩余的4000多畝土地也全部劃入“賓力”公司，進行市場化運作，融入資金達40億元，全面保障了集中居民點項目建設資金需求。都江堰市柳街鎮在成都率先成立了農村產權交易服務站，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將農村產權掛牌交易，加快了農村資源向資本的轉化。成都市錦江區2007年成立農業投資公司，全面負責錦江區農村土地經營，利用1970畝國有土地作為資產，加大市場融資力度，目前已從銀行貸款累計達24億元。

啟示之四：解決后顧之憂、發揮產業帶動作用是推動農民集中居住的有力保障。

解決動遷農民的后顧之憂，讓農民“住得進”還能“住得起”是兩地在推進集中居住中著力破解的難題之一，從兩地的經驗看，依靠較發達的產業體系就近轉移、安置農民和依托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解除農民集中的后顧之憂是兩地推進集中居住并使集中模式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有力保障。如天津東麗區華明鎮，在集中點周邊規劃7.33平方公里的華明工業園，已有110多加企業入駐，23家企業投產達產，加之華明鎮緊鄰天津濱海物流加工區，較好地吸納了適齡就業人員就近轉移就業。通過就近就業和自主創業，集中點近1.8萬勞動力實現就業。華明鎮還成立了專門機構，集中安置缺乏勞動能力的農民就業，僅集中點社區物業服務、保安保潔、環衛清掃、治安協管等崗位就安置了1100多名村民。再如成都郫縣唐昌鎮戰旗村擁有村級企業7家，個體企業5家，集體資產1280萬元，該村總人口1679人，其中具備就業條件的農民800人，另有100多人在外就業，本地企業只要能吸納700人就業，即能全面解決就業問題，該村大力發展食用菌、蔬菜、花卉苗木等農業產業，僅“成都榕珍菌業有限公司”一家公司年吸納當地勞動力就達300余 人，當地較發達的產業體系，為農民的充分就業提供了保障，做到了農民失地不失業，解決了農民收入來源問題。在依托產業實現較充分就業的前提下，兩地還積極 探索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解決農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的問題，進一步解除農民的后顧之憂。如東麗區華明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100%，農民就醫問題基本解決。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政府有部分補貼）后，集中點農民可享受城鎮職工同等的養老保險待遇，每月可領取520元養老保險金，養老問題初步解決。成都市從土地出讓收益中籌措資金，設立耕地保護基金（400元/畝.年），專項用于承擔耕地保護責任農戶的養老保險補貼，農民的養老問題與耕地保護有機結合，既保護了耕地紅線，又解決了農民養老問題，一舉兩得。當然，由此政府承擔的財政壓力也較大。

三、讓農民集中居住必須面對的五個問題

從 實地調查來看，無論是天津的“宅基地換房”，還是成都的“三個集中”，本質上是地方政府通過推動農村宅基地拆遷、復墾和農民集中居住來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的 行動。不同地區的改革措施雖然有所差別，但主要體現在拆遷補償水平和集中居住標準上，一些地區條件比其他地區要更優惠些而已。但無論是宅基地拆遷補償水平，還是集中居住標準，補償安置政策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部門主導制定，缺乏公共參與和討論，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問題，值得政府、學術界以及公眾去關 注和深思。

問題一 ：是否有足夠法律依據？

這種通過宅基地拆遷復墾來實現土地發展權轉移的做法是否有足夠的法律依據？

從 指標供給的形式來看，不論是成都“拆院并院”、天津的“宅基地換房”，還是各地以“城鎮建設用地增加和農村建設用地減少掛鉤”名義進行的農村宅基地拆遷復 墾行為，都不是通過比較完善的市場交易實現的，而主要是行政手段。在很多地方其與“征收”行為的界限十分模糊，因為盡管農村宅基地被拆遷復墾后土地所有權 依然保留在集體，這個過程中農民的住房及附屬房屋、天井、院落、曬場等財產被剝奪，依舊符合征收的特點。問題是，既然沒有納入征收范圍，地方政府有什么法律依據來拆除和復墾農民的合法住房和宅基地？這樣做是否與現行法律相悖？如果發生糾紛，是否可以有權利的保護救濟？

更 進一步講，為了獲得建設用地指標，通過動用征地權來推動農村宅基地拆遷復墾是否恰當？把農民的宅基地拆掉復墾，讓農民集中居住，并由地方政府獲得建設用地 指標，這樣的行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像某些地方政府宣傳的那樣，農民可以獲得那么多好處，為什么地方政府不通過推動農民或農民集體為交易主體參與 的土地發展權市場交易，而非要通過一種近似于征收的辦法來實現宅基地復墾？拆除和復墾農民的宅基地并不是為了國家或地方重要的基礎設施、能源、教育、軍事 等公共項目建設，甚至也不是為了一個特定的商業或居住項目，而是為了獲得地方政府可以靈活使用的建設用地指標，為什么要動用征地權？

問題二 ：農民集中居住應在什么范圍內推行？

農民集中居住到底應該在一個什么樣的范圍內推行？大規模、運動式的整村拆遷復墾是否有必要？

根 據我們的調查，農民集中居住的范圍在各地差別很大。有的地方采取小范圍就近集中居住的做法，比如我們在成都雙流縣調查發現，當地在“拆院并院”過程中采取 就近安置的辦法，由于新的居住點交通便利、商業設施較為齊全，農民的生活相對便利，同時新的居住點離農民的承包地不算很遠，所以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相對要 小；而在天津華明鎮，則采取農民集中居住到城鎮的做法，在城鎮邊上建設大規模的高密度公寓式農民居住小區，鎮內幾個已經被拆除的村莊的原居民統一被安置到 農民居住小區，對農民而言，盡管生活方便了，農業生產卻受到很大的影響，養殖業生產更是無法進行。

此 外，急進的、大規模、運動式的整村拆遷復墾是否有必要？將宅基地復墾為耕地，由于耕作層已經破壞，耕地的質量較差，如果宅基地上的房屋很陳舊破敗并已空 置，且沒有非農價值，復墾的成本就較低，作為補充耕地的來源尚可理解。但在目前很多地區推行的宅基地拆遷復墾行動由于是大規模、運動式整村拆遷，所涉及的 農民住房，有相當部分是質量較好的磚瓦結構房屋，并常年有人居住，拆除這樣的房子勢必要付出較大的經濟代價，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這樣的代價與獲得的質 量較差的耕地相比，是否相稱？

當然，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建設用地指標，在發達地區，一畝建設用地指標本身就值10萬元甚至20萬元，有指標就可以征收城郊農地，其出讓金則可高達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從這個角度看，即使拆除較新的農村房屋，將宅基地予以復墾也是合算的。如果復墾宅基地不能折抵建設用地指標，地方政府顯然不會有那么高的積極性去推動大規模的運動式的整村拆遷復墾。

問題三 ：集中居住的補償和安置問題

在宅基地換房問題上，顯然不同博弈方對其中收益分配合理與否，有著非常不同的計算，也必然產生差別很大的看法。

以天津為例，從政府角度來看，通過宅基地換房，對農民意味著資產價值、服務設施、生活環境的巨大改善，顯然是對農民福利的改進。

但這種說法的有爭議之處，是對村民原有住房價值估算中是否應該包括宅基地土地乃至村集體原有建設用地的價值。我們調查的不少天津村民認為，政府在其中獲得了絕大部分利益，而農民則有很大損失。

根據新華社2008年8月26日的一篇報道，曾經給天津的宅基地換房算過一筆賬，并認為通過宅基地換房，華明鎮農民的家庭財產大幅增加：原來農民居住土坯房或磚混房，估價在2萬元到5萬元。到新的小城鎮置換一套80多平方米住宅，價值超過40萬元，農民的房產價值增加了10倍左右。同時，政府還將土地增值收益用于還遷農民的社會保險。還遷農民達到規定年齡，就可以享受每月400~500元不等的社會保障金。

據我們在華明鎮的調查，從市場估價來看，75平方米的樓房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均價，價值大概在30萬~40萬元之間。以華明鎮貫莊村為例，該村宅基地平均每戶165平方米，但加上村辦企業、道路、辦公樓等集體建設用地，貫莊村共有農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2142畝，1910戶，平均每戶748平方米，折合為1.12畝。如果按戶均一畝建設用地計算，考慮到貫莊周邊的土地掛牌出讓價格是每畝200萬~400萬元，是宅基地換房30萬元收益的7~13倍左右。當然，華明鎮各村的戶均建設用地有所不同，但華明鎮共有集體建設用地12071畝，可以計算出戶均農村建設用地大概在0.8畝左右。華明鎮部分農民希望政府能夠按宅基地實際面積一比一換房。這樣的要求，顯然遠遠超過了政府目前愿意支付的水平。因此，部分農民不愿意搬遷是必然的。

這 里并不是說，去完全滿足所有農民的補償要求就是合理的。即使在城市更新改造或城中村拆遷過程中，也可能會出現個別權利人漫天要價、導致城市更新或改造無法 完成的情況。但這種情況的出現，恰恰（雖不必然）是缺乏市場交易機制、沒有價格發現機制來顯示財產權利真實市場價值所帶來的結果。

因 此，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土地發展權轉移過程中仍然缺少市場定價要素，土地發展權轉移價格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單方面地規定為小城鎮大小不同的一套住房的價格，而農民在此過程中基本缺乏談判權。總之，在沒有找到合理的定價方式前，強勢地方政府忽略、傷害農民的眼前或長遠利益的狀況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問題四 ：如何切實尊重農民意愿？

如何在集中居住過程中對農民意愿實現切實尊重的問題，雖然各地出臺的宅基地換房政策中一再強調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但實際操作中卻往往難以實現。

在政府為獲得土地指標來推動城市和工業發展的強烈激勵下，很難相信“搬、還是不搬”對拆遷復墾所涉及農民能夠構成一個真正的選擇，結果是缺乏足夠發言權的農民“被”集中居住的性質很強。

以 天津為例，盡管當地各種政策文件中一再強調，宅基地換房以自愿為原則，要在保障農民利益基礎上尊重農民意愿，由農民自愿提出申請，與村委會簽訂協議，同意 宅基地換房，才可以操作；同時村委會必須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表決，簽字畫押，公證處公證。但根據我們的調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些地方存在著強勢推進宅基 地換房的情況，尊重農民意愿的措施有時很難落實。

以華明鎮為例，由于宅基地換房涉及到的貫莊村出現拆遷困難，華明街道委員會2008年8月16日就發布了《關于強勢推進貫莊村整體搬遷工作的決定》的文件。

文件中要求：與貫莊未搬遷戶有親屬關系的華明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管委會及物業聘用人員、貫莊村兩委會成員、黨分支書記、企業負責人等，從8月18日至8月22日在崗做親屬的工作，促使他們搬遷；從8月23日至8月27日停職做親屬工作，若親屬仍未搬遷，街道黨委將視情況，分別做出停發獎金及相應福利待遇、解聘、辭退、免職以及黨組織處理等。

一些村民反映，在宅基地換房過程中，村委會搬遷到新社區，原有菜市場強行關閉和拆除；村內道路也放棄維護；斷水斷電，村子周圍的學校也同時搬遷。村民往往面臨的局面是不得不換。雖然天津市政府要求必須9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進行宅基地換房，但我們對貫莊的調查表明，村民意見并沒有得到充分尊重，結果導致占全村45%的866戶農民聯名起訴。

問題五 ：農民集中居住的后續問題怎么解決？

農民集中居住的后續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和妥善解決，這本質是一個“外生推動”的城市化所固有的缺陷，即并非緣于生產生活方式自然調整而產生的集聚。首先是復墾后耕地的歸屬問題。以天津華明鎮為例，搬遷上“樓”的農民如何參與類似復墾項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按照《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調查，天津市東麗區華明示范鎮宅基地復墾項目占地2000畝，華明街道為此專門成立了天津市濱海華明農業有限公司。規劃建設581棟二代節能溫室和兩個各占15畝的智能溫室，將重點發展高效設施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該項目建成后預期年收入可達4765萬元，安置就業1500多人。

從華明鎮的安排來看，華明街道辦事處農辦主任李健生稱，“這個項目將來交由公司運作，收益也歸公司”。因此，被置換出宅基地的農民應該不能參與復墾后的耕地收益分配。

其 次，有些地方的農民集中居住小區完全按照城市居民公寓式的小區模式建設，不管當地的農民是否已經脫離農業生產，不僅未考慮農作物曬場和農業生產輔助用房，甚至連放置農機具的場所也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很多農民集中居住小區里，道路被用于曬場、停放各種農機具的現象非常普遍，給當地農民的生活和生產帶 來了極大的不便。

最后，由于集中居住以后，農民的生活成本，包括煤氣、自來水、物管費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些地區宅基地復墾后農民失去了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連蔬菜也要到菜市場購買，事實上降低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對那些原本靠農業生產可以實現生活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民，特別是對俗稱“4050”（四十多歲和五十多歲）農民來說，原有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就業又有困難，也沒有達到領取養老金的年齡，生活更加艱辛。

由 于存在著上述問題，目前在各地推行農村宅基地復墾過程中存在著相當大的阻力，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社會不穩定，甚至在一些地區出現較為嚴重的上訪和集體性事 件。我們的調查還發現，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通過放棄對原有村莊基本設施維護，甚至在學校考試之前突然將學校搬離，從而對剩余村民施加壓力，使得剩余村民 為了維系基本生活條件和確保孩子上學，“自愿”在搬遷協議書上簽字。通過這種方式實現的“自愿”集中居住，很難讓人滿意。

四、關于推進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的幾點建議

農 民集中居住點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是當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需要重點關注和研究解決的突出問題。應遵循積極、穩妥、有序的原則，統一思 想、科學規劃、創新舉措、順勢推進，通過若干年持續努力，實現農村居民點布局從自然形態向規劃形態轉變，從根本上改善農村居民生產生活條件和生態環境質 量。1.以統一思想認識為前提，積極穩步推進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進 一步統一各級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思想認識，從全局、長遠的高度審視農民集居點建設重大意義，調動推進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的積極性。應充分認清推進農民集中居 住點建設的決策，是符合社會進步潮流的科學選擇，是新農村建設的必由之路，是惠及農民的好事實事，必須不遺余力、持之以恒地予以推進。應正確認識農民集中 居住不是農民居住自然點的簡單合并，不是人口簡單的空間集聚，而是牽動農民切身利益，涉及農民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實施農民集居是 一個漸進的、較長的歷史過程，必須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各級政府和村級財力的增強以及農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實施，不能急于求成。必須從各地實際出發，防止盲目制定時間進度、追求建設速度和大拆大建、強行推進的現象。只有深刻領會此項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艱巨性，才能順勢而為、合力攻堅。

2.以完善布局規劃為龍頭，引領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的有序推進。規劃是農村集中居住點建設的龍頭，事關長遠發展。

一要細化完善。組織對農民集中居住點規劃“回頭看”，做好修訂完善工作，提高規劃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務求貫穿生態理念，體現文化內涵，反映區域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二要相互銜接。在制定農民集中居住點總體布局規劃的同時，還要考慮畜禽養殖和二、三產業發展等問題，使之相匹配。同時要協調建設、國土等相關部門，結合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搞好集中居住點布局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的銜接。

三要公開透明。規劃要充分征求農民意見，并通過法定程序確定下來，實施剛性管理。規劃一經確定要對社會公開，嚴格執行，接受群眾監督。

四要依法監管。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必須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各級政府的政策規定來開展，加強建設過程中的監督管理，絕不允許借集中居住點建設變相開發商品房，違規操作，否則會損害農民利益，留下隱患。

3.以項目拆遷、危房翻建等為重點，引導農民逐步向居住點集中。根據目前財力，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不可能像城鎮改造一樣大拆大建，只能在規劃引領下，分步實施，先易后難，循序漸進。

一是利用項目拆遷率先集聚。對于拓展工業園區、建設規模化現代農業項目以及有關重大工程需要拆遷的農戶，應率先安置到集中居住點，利用拆遷補償做優環境、完善功能，增強對農民集居的吸引力。二是利用新建翻建先行集聚。凡 需新建、翻建房屋的農戶應一律進入集中居住點。對集居點外的分散建房，除特殊情況外，應停止審批。強化鎮村干部管理責任，建立專項巡查制度，堅決剎住不按 規劃辦事、不批私建、亂搭亂建等現象。對少數因房屋破舊、居住確有危險又無力新建住房的困難戶，可給予必要扶持，優先進點集居，或利用村民“脫殼房”過渡性置換。

4.以解決難點問題為突破，加強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的政策引導。農村現行政策的制約是目前農村集居點建設推進的一大難題。一方面要積極反映、向上爭取政策；另一方面，相關部門要加強調研，積極探索，形成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

一是完善土地流轉政策。千 方百計做好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用地的調劑工作。對于涉及農戶承包地的，要在做好農民思想工作的前提下，采取置換、互換、征收、租賃等多種方式，加以解決。盡快明確跨村組宅基地置換政策，探索建立農村宅基地復墾獎勵政策。對集中居住點用地計劃實行單列，確保不擠占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用地計劃。

二是研究整合資金扶持政策。減 免集中居住點規劃審批等相關行政事業收費或進行補貼，減免或取消水、電增容費。集居點農民辦理水、電、通信等開戶、過戶手續時，有關部門應免收開戶費、過 戶費。同時，盡可能將省支農資金向集中居住點建設傾斜，從每年的土地出讓金凈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集居點建設。在加大財政扶持力度的同時，引入多元化投 入機制，多方籌措建設資金，使供水、供電、通信、道路、綠化、垃圾及污水處理等配套設施建設到位。

三是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研 究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完善與之相適應、能夠可持續發展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機制，逐步將失地農民、進城農民工納入社保范圍，使農民 獲得更多實惠，解除農村居民后顧之憂。可在征用的城鎮建設用地中，劃出一定比例的土地給成片拆遷的村組開發經營，其所得作為失地農民的生活補助，以保證失 地農民有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

5.以農業產業化為支撐，增強農民集中居住點建設的物質基礎。城 鎮化推進離不開工業化發展，農民集居點建設也離不開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產業化是發展農村經濟、挖掘農內增收潛力、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是農民集居點建 設的有力支撐。應繼續調整農業結構，加大項目農業發展力度，推進優質特色農副產品基地建設，發展高效、優質、安全的現代農業，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附 加值。培育和引進農業龍頭企業，重點扶持一批競爭力強、外向度高、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努力實現產加銷一條龍、貿工農一體化，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圍繞 農業主導產業和特色產品，積極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培養壯大農民經紀人隊伍，打造“一品一村”或“一品多村”，形成小規模與大群體相結合的產業基地和生產體系，實現千家萬戶增收致富。著力抓好農民教育培訓，提高勞動力轉移質量，增加農民農外就業和收入。同時，通過教育培訓，改變農民思想觀念、生活習慣、生產方式，實現從傳統農民向新型農民的根本轉變。

第四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12

曲阜師范大學課程論文

題目：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院系：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專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姓名：程剛

學號：2011200647

課程論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摘要：新農村建設中的話語權長期被政界，學界占據，文章在當前新農村建設的視野下，針對農民話語權的涵義，缺失狀況及找尋路徑作了初步探析。

關鍵詞：新農村，農民，話語權

隨著社會主義系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我國農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成就，但“三農”問題仍將是長期困擾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首要問題，其中農民問題是最根本的。新農村建設中我們聽到了太多的政界學界的聲音，聽到了太多的關于新農村“這樣”，“那樣”建設的“應然”論調，而身為建設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卻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完全淹沒在強勢的官方話語下。由此展開的新農村建設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極少考慮地方的具體特點沒有真正調動起農民建設的積極性，長此下去必將損害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布局，因此，深刻認識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切實保障農民話語權的實現就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一、農民話語權的內涵界定及意義

對于農民話語權的內涵，我們不能僅僅做字面上的理解，即把它看作是一種簡單的言語表達。農民的話語權就是作為主題的農民對農業，農村，農民自身的發展有獨立表達的權利，并且這種權利有得到社會公平對待的機會，實質上是農民政治權利和民主意識的集中表達[1]。話語權的內涵豐富，主要包括農民的信息知情權、發展決策權、管理參與權、分配監督權和平等訴求權等方面。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核心問題是能否給于廣大農民全面的國民待遇，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把農民的利益真正落到實處。可以說，新農村建設不僅僅是“農村物質文明建設”、“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更是農民權利建設，而權力建設的核心就是農民話語權的保護。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要真正實現人民的福祉，使廣大農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就必須要傾聽來自農民的聲音，充分發揮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新農村是農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家園，農民期盼什么，需要什么，幸福感是不是提高了，他們自己最有發言權，來自外界的許多浪漫主義設想并不是最適合農村實際的，我們要相信農民可以自己發展自己。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 課程論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要努力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力軍作用[2]。筆者認為，要充分發揮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力軍作用，就必須最大限度保障農民的話語權。

二、農民話語“失聲”的根源探究

1，轉型期社會治理基礎結構的缺失

現今的中國社會已經不同與以往的中國社會，中國的鄉村在市場經濟和利益分配多元化的大潮沖擊下，內生的凝聚力已經衰弱。傳統意義上以宗法禮治秩序統一的鄉村已經土崩瓦解，“原子化”的鄉村社會結構再也擰合不起強大的話語力量，在一個傳統權威和規范缺失、現代權威和秩序尚未建立，多種規范和價值相互競爭與并存的“結構混亂”的社會中[3]，農民的話語權缺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

稅費改革特別是取消農業稅之后，基層政府的地位由于財力上移，責任下移而出現“懸浮”的特征[4]，新農村建設成了一項政治任務自上而下攤派下來，基礎性治理權力的缺失使得基層政府再也找不到可以整合資源進行型農村建設的手段，只能用行政的單一手段應對，自然就沒有了農民話語權的空間。

2，以政府為中心的外生推動型社會發展模式

政府主導型社會依然是當今的中國特色，我們要承認這種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非常積極地建設性作用，政府的力量在凝聚資源、推進速率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同時這種模式也限制了來自民間的聲音。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淹沒了零星的民意話語，這似乎顯得只有農民甘于貧困落后、不求上進，但實際上中國最富創造力的群體就是廣大農民群眾，來自民間的智慧已經數次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現代化進程，我們要相信農民可以發展自己，就像他們在歷史上做到的那樣，違背各地的發展現狀強行推進新農村建設，只會錯失發展機遇，影響民生。

3，農民自治組織的缺失及政治參與機制的不完善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取消人民公社后，中國的農民基本上處于無組織的狀態，沒有形成一個能有效表達自身利益的組織，在與利益集團的競爭中就處于劣 課程論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勢，就被排除在政府的政策議程之外。個體小農的脆弱性也決定了作為個體的農民難以發出強勢的話語，逐步被邊緣化，造成了很嚴重的發展困境。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行，標志著我國的村民自治已經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運作模式，即在廣大農村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通過農民自治機構——村民委員會，達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目的。總體來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但在實際運作中，本屬于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在一些地方卻沒有像預想的那樣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相反卻成為了鄉鎮政權的“代言人”，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是“拿著村民發的工資，給鄉領導干活”。一方面，村民自治組織行政化傾向嚴重；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代表機構的選舉也存在著嚴重的違法行為，因此就造成了干群關系的緊張，使原本作為農民代表的村級組織缺乏權威，失去了政治信任。農民在自身利益受損失時，原本可以向村委會反映的利益表達的制度化通道失去了功能，農民不得不選擇集體上訪的途徑維護自身利益。

中國當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沒能肩負起讓廣大農民群眾說話的使命，太多的官員、學者而不是農民進入人大代表的隊伍，就連法律規定的最低農民代表比例也遠遠沒有達到過。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利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其主要運作是通過人大代表參會議政來實現的。因此，人大代表的結構和組成是否科學，是否能夠準確地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直接影響到人大制度職能的發揮。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人大代表選舉中一直實行的是按比例原則配制選舉權制度。1995年修改后的《選舉法》將各級人民代表選舉中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數統一規定為4∶1，在歷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構成中，第一屆有農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屆67人，占5.46%；第三屆209人，占6.87%；第四屆662人，占22.9%；第五屆720人，占20.59%；第六屆348人，占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合占23.7%；第八屆280人，占9.4%；第九屆240人，占8%。農民人大代表的數量與農民的總人口相比顯然是不對稱的[5]。由于農民們在立法和政策決策機構中，缺少自己有組織、有力量、擲地有聲的話語權，才造成在公共政策決策和分配與再分配活動中缺乏主體性與公平。農民自身的利益得不到真正的表達與維護。與此同時，即使是來自農村的人大代表，也 4 課程論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難以保證他們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因為他們多數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而是鄉鎮村干部或是各種“能人”、名人，與廣大的農民在利益、觀點、想法上多有差異。由于農民在基本的法律制度與政策層面話語權微弱，因此不少損害或忽視農民利益的政策、法律與制度由此得以通過。

三、維護農民話語權的路徑找尋

1，認清國情、社情、民情是建設新農村的前提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之路要緊緊圍繞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展開，不存在放之四海皆準的現成模式，中國的問題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是農村問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將在一段時間內長期存在，單靠行政的力量推進城鎮化之路是不能持久的，況且現在中國各地的農村已經高度分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當然也不同于現代意義的公民社會，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政策引導農民時要盡量避免浪漫主義的“應然”論調，而是要做到真正了解地區發展實際情況，真正明白農民要什么、缺什么，避免強勢的行政命令代替民意。

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也就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的過程，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重塑支離破碎的鄉村社會關系與結構，重塑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宏大的工程。要在深刻梳理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過程中定位我們現在所處的發展階段，認清楚我們現在政策、體制的歷史合理性，力求避免盲目改革的浪漫主義傾向，真正尊重過去，承接未來。

2，重塑有利于表達民意的制度平臺是建設新農村的核心

制度具有根本性，農民的組織狀況決定了農民在與其他組織對話中的地位，重塑農民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是新時期農村建設的核心。

當前，中國農民的組織狀況除政權組織外，大體上還有三類：一是具有政治性的維權組織；二是具有經濟性的合作組織；三是具有公益性的社區服務組織[6]。這些組織都具有自組織性質，是當前中國農民組織建設的重要領域，目前農民組織的缺失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農民的社區生活以及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自人民公社解體以來，中國農村的社會組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政權組織的自治雖然解決了農村行政管制和部分農民生活某些方面的問題，但卻不能為基于家庭經營為主體的經濟合作提供必要的服務，不能為農民權益的維護提供有效 5 課程論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的自組織保障，更不能整合農村跨區域的社區公益性資源，因此中國在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下，農民組織建設應以經濟合作組織為突破口，以公益型社區服務組織建設為基礎，對農民維權組織則以繼續深入觀察為主，通過培養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此外，憲法和法律要真正保障公民權力的實現，要以擴大民主政治改革的勇氣推進民主化的轉型，加強法治國家的建設，使農民可以用法律的權威抵抗政府強權，這樣就可以抵制自上而下的不合理政策[7]。基層民主是民主的生命，設想一下，如果人民擁有對政府首長的選舉權、罷免權，那么占中國人口70%的農村肯定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現行的許多不合理的農村政策也是執行不下去的。最近黨內的一位元老也撰文指出，共產黨已經執政60年了，再不進行改革政治體制是無法向人民和歷史交代的。

3，提高農民政治參與意識與自身素質是建設、新農村的關鍵

從農民話語權的內涵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民話語權的行使要以一定文化素質作為支撐的，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真實感受到了由于文化素質的低下，農民在行使話語權的過程中困難重重。在新農村建設中政府不能把農民簡單的看作建設對象，而應該始終激發農民的自覺、自主、協同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性，使得農民全身心的投入到新農村建設的各個過程，成為主動的參與者，而農民自身能力素質的建設應該是重點。

早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晏陽初先生就指出，中國農村存在四大病癥，即“愚，貧，弱，私”，為此，要相應的從事四大教育工作，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貧”，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私”，可見晏陽初先生是把對農民文化素質教育放在首位的[8]。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晏陽初先生所指的中國農村的四大病癥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其提出的政策對我們也不乏啟示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說，只有農民的文化素質提高了，農民的信息知情權、發展決策權、管理參與權、分配監督權和平等訴求權即農民的話語權才能真正得到落實。當然在提高農民文化素質的同時，對農民生產、生活以及各方面活動技能的提高也不可缺少。正如晏陽初先生所指出的：“四大教育是連鎖的，不是孤立的，要培養人民的知識力，就不能不培植其生產力，健康力和團結力，這四種東西是相依為命，不是單刀直入所能達到目的”。課程論文：新農村建設中農民話語權問題探析

參考文獻

[1] 闕祥才，桂勝.新農村建設視野下的農民話語權探析[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總67期)2007(1).[2]杜啟順.讓農民有更多話語權[OL].[2008-09-11] http://news.xinhuanet.com [3]吳毅.村莊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4]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J].社會學研究，2006年底3期.[5]張富良.政治制度的缺失與農民的權益保護[J].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08).[6]于建嶸.新農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讓農民組織起來[J].東南學術，2007年第1期.[7]王小剛.中國農村土地征收：問題、原因及改革方向[J].中國鄉村發現，2011-12 [8]宋恩榮.晏陽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

第五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素質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素質問題

摘要 分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素質的現狀，認為存在農民科技文化素質較差、道德素質有待提高、法制素質普遍較低和農民的身體素質不容樂觀等問題，對提高農民素質的對策進行了探討，以期提高農民的各項素質，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關鍵詞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民素質；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 F303.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739（2008）12-0296-02

1目前我國農民素質現狀分析

農民素質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一般認為包括科技文化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民主法制素質和身體健康素質。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農民素質已有明顯的提高，但是整體素質偏低的現狀仍不容忽視。

1.1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整體較差

科技文化素質指所受的教育程度、自身文化科技水平、對社會文化科技認知、接受和運用能力。據2000年全國第5次人口普查，農業勞動力中，文盲率9.56%，小學文化人數占比34.49%，初中文化人數占比44.99%，高中及中專文化人數占比10.61%，大專以上0.37%，2000年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據測算，到2010年，我國農民平均文化程度也只能達到8年（初中水平），而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就達到了11年，目前在12年以上。農民接受科技培訓的人次少，接受過中級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的僅占0.13%，沒有接受過職業技術培訓的競高達76.4%。據2001年中國科協對中國公民科學素養的調查結果，具備科學素養的農村居民僅占4%，81%的農民對農業新技術新產品表現出消極的觀察、觀望態度和心理。這一落后的現狀導致了許多農業科技成果和先進機械裝備難以推廣應用，不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業現代化，大大影響了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進程。

1.2農民思想道德素質有待提高

思想道德素質指人生觀、價值觀、道德品質方面所具有的規范程度。隨著我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發展，我國農民的道德素質確實有很大提高，但相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提出的道德要求，農民現有的思想道德素質還明顯滯后。部分農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淡薄，個人主義嚴重，不能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小農觀念濃厚，思想守舊，開拓意識差，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拜金主義盛行，利已主義抬頭，在農產品銷售過程中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現象時有出現。思想信仰出現波動，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農民傳統道德觀念淡薄，不孝敬老人的現象時有發生等等。如果不加強對農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必將嚴重影響新農村建設質量和農村社會的穩定發展。

1.3農民民主法制素質普遍較低

民主法制素質指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及對法律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普法工作的深入開展，農民逐漸學會了維護和爭取屬于自己的民主法律權利。但總體看來，農民的民主法制素質普遍較低。雖多數農民知道擁有諸多民主政治權利（比如說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在實踐中往往不知如何正確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權利，在不少農村干部換屆選舉中，某些農民甚至為極少的物質利益而出賣自己的選舉權。一些農民因法律觀念不強導致犯罪的事件在農村屢見不鮮，他們法律意識淡薄，契約意識差，人情關系往往取代法律關系，致使自身合法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在市場競爭中運用法律手段協調經濟關系、保護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也很低，這就使農民在市場經濟運轉中處于不利位置。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農民必須增強法制觀念，才能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法制權利。

1.4農民的健康素質不容樂觀

健康素質指身體健康狀態和大腦的機能狀況。經過多年的努力，農民的身體素質普遍提高。整體而言，目前我國農民在身體素質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看病難”、“住院貴”。據2003年衛生部組織開展的第3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有48.9%的農民因病應就醫而不去就醫，有29.6%的農民應住院而不住院，其主要原因就是醫療費用居高不下，廣大農民難以承受，這無疑會損害農民身體健康。由于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化經濟結構體制，造成國家對農村衛生事業投入不足，農村醫療設備落后，從醫人員專業素質普遍不高，即便是農民有條件就醫也會影響治療效果。因此，農村居民患病率普遍高于城鎮壓居民。此外，廣大農村飲用水不符合衛生標準，潛在威脅著農民身體健康；部分農村環境污染嚴重，導致一些地方病和傳染病盛行；農村勞動者中還有少數人格不健全者，也有一定比例的心理障礙和心理疾病患者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這都對農民健康素質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不利于新農村建設的長遠發展。

2提高農民素質的對策

我國農民素質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從戰略和全局上來看，提高農民素質，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既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當務之急，也是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的長遠之舉。有關部門應立足于農村實際，以高度的責任感做好各項配套工作，并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為提高農民素質獻計獻策，同心協力做好這項育人工程。

2.1促進城鄉經濟融合，通過城鄉交流提高農民素質

農村城鎮化的推進過程，是農業人口改變自身陳舊觀念和城市現代價值觀念在農村的擴散過程。城鄉之間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的交流，促進農村生產環境、工作環境、生活環境的不斷改善，促進農村人口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趨向朝著現代文明轉變，使農村人口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實行城鄉之間雙向開放的這種城鄉融合的發展模式，是改變農村面貌、提高農民素質的重要途徑，是最好的農民素質教育形式之一。

2.2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教育

當前，要注意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進行宣傳教育，加速農業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積極培育農村的資金、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產權等要素市場，把分散的農戶生產與大市場結合起來，促進全國統一市場體系的形成。要教育農民克服“重農輕商”、“重產輕銷”的思想觀念，深化農產品價格體系和農村流通體制的改革，建立完善農副產品市場營銷體系，組織農民進入市場，確立起市場導向觀念，加強市場經濟中的誠信教育。

2.3加強農村基礎教育

農村青少年是未來農村各項事業的主力軍，他們將成為新世紀農民隊伍的主體。農村基礎教育直接關系到農村青少年的素質教育狀況，而農村青少年的素質教育狀況將直接決定我國未來的農民隊伍的素質。因此，從長遠來看，加強農民素質教育，必須要高度重視農村的基礎教育。

2.4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

農民素質的提高離不開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大力實施。因此，要健全和完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擴大辦學規模，提高辦學效益。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要堅持“學用結合，按需施教”的原則，把農村的文化教育與科普教育結合起來，將掃除文盲與掃除科盲同步進行，要采取措施從人、財、物各方面來提高農業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比重。可以充分發揮各級科委、科協、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和單位的作用，強化“一技一訓”、“一業一訓”、農閑系統培訓、農忙急用培訓，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職業教育培訓重點是鄉村基層干部、農業科技人員、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農民群眾，適當設置相應的農村經濟、市場經濟、鄉鎮企業等專業及課程，造就和培養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農民。農村成人教育應當在掃盲的基礎上面向廣大農民群眾采用分級制進一步開展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為提高農民素質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