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首都貧困縣農民政治參與抽樣調查分析

環首都貧困縣農民政治參與抽樣調查分析——以河北省淶水縣B村為例

袁 剛，張 旭，吳學飛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農民政治參與的狀況是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在我國環首都地區仍存在一些貧困縣和貧困村，這些地區農民政治參與的情況具有典型性，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對環首都貧困縣農民政治參與的限制性因素進行理論上的歸納和總結，并探索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的途徑。

關鍵詞：環首都貧困縣；農民政治參與；抽樣調查

農民政治參與，是指農民通過各種方式試圖影響黨和政府及其自治組織決策過程的行為。農民政治參與的目的一般是為了影響村級組織和政府決策，使之反映自己的意志，從而維護和保障自己的權益。農民的政治參與，是農民作為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英國開放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赫爾德考察各種民主的模式后指出，“當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許他們要求民主參與并把民主參與視作一種權利的時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實的民主。”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農民政治參與狀況反映了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我們通過人戶問卷調查和訪談對河北省淶水縣B村進行了調查，以了解環首都周邊地區部分革命老區集中連片貧困帶（“環首都貧困帶”）農民政治參與情況，并對該地區農民政治參與的限制性因素進行理論歸納和總結，力求探索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的途徑。

一、被調查村的基本情況

B村位于北京西南，距離縣城15公里，屬丘陵地帶。全村現有人口2 380人，耕地面積2 000畝，人均0.7畝。全村沒有集體經濟和集體財產。村民除中老年人在家務農外，青壯年勞力大多在外地打工。201 1年，全村人均純收入2 000元，低于全縣3 783元的平均水平，屬于貧困村。多年來，該村治安情況良好，很少發生打架斗毆或鄰里糾紛。

B村現有村委會干部3人，全部為男性，2人為小學文化程度，1人為高中文化程度，村主任現年54歲；黨支部成員3人，全部為男性，其中一人與村委會交叉任職，黨支部書記現年64歲，小學文化程度。村民代表共有26人，其中黨員10人，女性代表1人。

該村于2003年舉行了第一屆村委會選舉，到我們今冬調查時已選舉三屆。經過十多年的實踐，包括村委會選舉在內的村民自治制度已經得到多數村民的認可，60%左右的群眾愿意在沒有誤工補貼的情況下參加選舉；50%以上的群眾認為通過選舉，能夠把大家公認的人選選進村委會；約65%的村民認為民主選舉出來的村干部能夠聽取群眾意見，認真為群眾辦事。實踐證明，村民自治對維護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發展、推動新農村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調查也發現，雖然該村村委會選舉公正性、公平性能得到保證，沒有出現過賄選現象，家族或親戚因素對村委會選舉的影響也較低，但由于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較低、集體經濟薄弱、公共服務不足、制度化參與渠道有限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村民在民主決策、村務管理和監督等方面的參與度還不高，所發揮的作用還不夠，村民的主體地位尚未得到充分體現。

二、B村農民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

（一）村民對選舉的積極性不高

在抽樣調查的82名村民中，有33人參加了投票選舉，占40%，其余的49人委托他人投票或未投票，占60%。委托投票雖然符合《河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但未參加或委托投票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選舉結果的全面性，也反映出村民對于選舉的積極性問題，很多村民對于誰當選持無所謂態度。同時，村民對選舉的相關知識也了解甚少，在受訪的82名村民中，有53人不清楚農村“村民選舉委員會”的產生、“初步候選人和正式候選人的確定”等內容，占65%；有29人不清楚是否實行了公開計票，占35%。

（二）村民決策主體意識還未形成在B村的村務決策中，高達70%的受訪村民不清楚具體決策辦法和過程，多數村民認為既然選出了村委會，村里的事務就應該由村干部負責，自己可以置身事外，這說明村民對于自身作為主體參與民主決策的認識還相當模糊。此外，村民對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會議的作用不甚了解，也不知道應該如何通過這兩個會議來對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和決策。

（三）村民民主管理主體意識匱乏

從調查來看，村民對于如何參與村務管理、管理哪些內容、如何進行管理等方面并不了解，也缺乏參與管理的意識和熱情。(論文范文　www.tmdps.cn)比如，在村民最應該關注的財務收支上，竟然有高達85%的受訪者不知道村里的財務開支應該由誰來審批。有80%的村民不清楚村里的財務收支情況。同時，村里對村民參與民主管理也沒有制定具體的程序和辦法，作為保障村民行使管理權力的村民自治章程，只是由村委會擬定，沒有提交村民大會研究討論，許多村民并不知道章程的存在，因此也就難以得到有效執行。

（四）民主監督環節相對薄弱

由于B村集體經濟十分薄弱，加之在日常事務監督中村民沒有經濟利益可尋，所以村民在民主監督過程中缺乏動力。在受訪的82名村民中，只有1人能夠經常給村干部提意見或建議，9人偶爾提過，其余的72人從未給村干部提出過任何意見或建議。此外，村民對如何行使監督權力也不清楚，如90%以上的村民不清楚本村應該多長時間公布一次財務收支情況，也不清楚如何對村里自有資金的使用和分配情況進行監督。

三、影響農民政治參與的原因

（一）經濟基礎薄弱

B村由于沒有集體經濟，缺乏公共積累，再加上多年來沒有得到上級的資金支持，基礎設施欠賬嚴重。村內道路狹窄、崎嶇，大部分沒有實現硬化，雨水天氣泥濘難行；村容村貌差，垃圾滿地；村街規劃亂

和村民代表三方交流日，并將其上升到制度的層面；讓村民代表列席村、鄉鎮政府的有關會議，了解基層經濟、政治發展方向和目標，村民代表回村后可以進行廣泛宣傳，這樣有利于村民及時掌握反映社情民意及國家政策方面的信息，為他們發展經濟、參與政治提供便捷。同時，注意發揮農村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

（三）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和現代公民意識，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農民的個體文化素質和政治參與關系密切，列寧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傳聞偏見，而沒有政治。”現代政治學研究表明，“教育層級與參與程度成正比”。為此，一是要在農村濃厚學習科學文化的氛圍。通過宣傳教育，讓廣大農民認識到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意識到學習科學文化的重要性，引導農民自覺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做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二是為村民創造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條件。多方籌措資金，改善村中心小學和幼兒園辦公和教學條件；通過開展夜校、舉辦培訓和講座、利用喇叭廣播、網絡學習等多種形式和手段，為廣大村民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宣傳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提高農民素質。三是要教育村民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樹立其現代公民意識。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手段來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讓公民認識到自己在村務管理等方面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促進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一方面，要支持和鼓勵村委會舉辦相關講座，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宣傳和教育，幫助農民塑造新的政治意識和觀念，鼓勵和支持農民參與村民自治。另一方面，可通過表彰、獎勵等手段，提升公民理性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強化公民的公共意識，通過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來維護和促進自身利益。

（四）加強對基層民主建設的指導和監督，探索聯系群眾的長效機制

今年全國多數地區將完成新一輪村委會換屆工作，為推動這樣工作順利開展，一是加強對村委會選舉、村務管理的正確指導和支持。一方面，縣、鄉領導班子要周密部署，可通過專項巡視、抽調干部蹲點指導、設立換屆舉報電話、進行換屆風氣測評、視察調研、執法檢查、支持探索司法介入、設立選舉監督小組或委員會等多種形式，加強對村委會選舉工作、村務重要決策的監督和指導。另一方面，上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充分尊重選舉的結果，充分尊重選民的意愿，不能對合法的選舉加以干涉，對選舉結果加以更改。二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密切聯系群眾。目前，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干部下基層活動，各鄉鎮要充分利用下鄉干部的力量，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村民參與村務管理等工作加以督促檢查，發現問題及時整改，并探索建立聯系群眾的長效機制。

當前，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全國不少地方在推進基層民主方面進行了不少創新，如“一肩挑”、“兩票制”、“一制三化”、“兩委交叉任職”以及青縣模式等，這些新模式或做法往往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條件下，由“一把手”自上而下強力推行的，難免排斥村民的主動參與，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把手”的政績工程，但完全依賴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者的強力推動，而沒有變為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的自覺要求，有可能導致改革進入死胡同，發生人走茶涼，人走政息的結局。因此，如何把改革的成果法制化和制度化，如何促進民眾的自覺參與，如何對官員的政績沖動和高度集中的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二篇：環首都貧困帶5年脫貧

環首都貧困帶5年脫貧

趙勇事后接受京華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河北的扶貧攻堅打了一套組合拳，比如搞產業扶貧、金融扶貧、教育扶貧、搬遷扶貧、科技扶貧等，通過多種方式這兩年每年河北有近百萬人擺脫貧困。但現在河北還有52個貧困縣共7963個村，扶貧對象還有352萬人。

趙勇說：“特別是在首都周邊還有一個貧困帶，有9個貧困縣，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他表示，今年河北要把扶貧攻堅作為戰略任務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扶貧目標要落實到，每個要有多少人穩定脫貧。要倒排時間表，到2020年這5年時間，讓貧困群眾全面實現小康。”

趙勇介紹，河北的扶貧也要規劃到鄉村，要讓每戶都有征收項目，每個村都有脫貧產業，按照市場規律使貧困地區穩定脫貧。

“過去的扶持是撒胡椒面，資金太分散，本來資金就不夠，分到各家幾千塊錢什么都干不了。所以現在我們集中在農村推股份合作制。”趙勇說，貧困群眾可用土地、山場和扶貧資金來入股，這樣可以穩定地得到三分收入：保底股金，公司分紅，打工的收入，從而實現穩定脫貧。

他同時表示，扶貧采取的系列措施不能浮于表面，要讓貧困群眾真正受益，關鍵是看貧困群眾有沒有增收、生活有沒有改善，而不是看這個貧困縣縣城、馬路變得怎么樣了。

趙勇說，扶貧工作要責任落實到人頭，省里給7963個貧困村都派了工作隊，工作隊也要負起責任，“我們還是有信心，到2020年不讓一個群眾在小康路上掉隊。”

第三篇：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探析

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探析

【原文出處】行政論壇

【原刊地名】哈爾濱

【原刊期號】200506

【原刊頁號】71～73

【分 類 號】D4

【分 類 名】中國政治

【復印期號】200603

【標題注釋】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項目(04JK082)。

【作 者】陳曉莉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西安財經學院政治與行政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內容提要】當前農民制度化政治參與水平低，非制度化政治參與頻繁發生，歸根結底，是由兩對矛盾造成的：一是農民政治參與的強烈要求同現有體制所供給的利益表達機制不足和渠道不暢之間的矛盾；二是農民政治參與的行為同其自身素質水平較低之間的矛盾。這種制度供給不足與農村公民文化素質較低的狀況相疊加，問題變得尤為嚴重。可以預見，如果沒有制度建設上的努力，隨著急劇的社會變革和階層分化，這個困境將有加重之勢。

【摘 要 題】政治參與

【關 鍵 詞】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創新/思考

【參考文獻】

[1] ［美］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聯書店，1996.[2] 于建嶸.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湖南省H縣調查[J].戰略與管理，2003,(2).[3] 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0.政治參與的制度化亦即政治參與的合法化、合理化和法制化，其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把政治參與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認同的法律規范確定下來；二是通過政治社會化把公民的政治參與行動納入規范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結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和合理的政治參與秩序。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為農民提供了比較充分的、而且有制度保障的政治參與渠道，但有關規范參與行為、暢通參與渠道、保證參與實施的具體制度卻依然不夠完善，因而尚未形成健全的政治參與的民主運行機制和程序。由于一些具體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在貫徹實施中存在的偏頗，嚴重阻礙了農民有效進入國家政治生活的過程，影響了他們當家作主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這種狀況導致的直接后果是，農民仍然還在很大程度上尋求非制度參與以實現其利益要求，而且這種非制度參與有擴大之勢，直接影響著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和農村政治的穩定。因此，農民政治參與必須走向制度化，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建設。

一、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功能和意義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政治參與如果沒有規則，缺乏制度規范，必然導致社會混亂。而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卻能提高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促進社會和諧和培養現實的政治人。

（一）政治參與制度化能提高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

政府的治理能力或者說政府的管理能力，主要體現于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功能及其有效性。政治制度化水平標志著一個政權統治和控制能力的高低與強弱。如果“一個社會要想維系高水平的共同體，政治參與的擴大必須伴隨著更強大的，更復雜的和更自治的政

治制度的成長。”[1](P12)農民政治參與最大的政治功能和價值在于通過影響政府的行政和決策，使國家政治體系必然傾聽社會各群體的各種利益表達，這樣就能確保政治體系運作避免或減少對農民的忽視或侵害，從而避免將這些社會群體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農民有組織地也即有序地參與政治已經是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趨向。如果政治參與比較理性地作用于政治體系，不僅能從客觀上化解政治參與要求對政治體系形成的壓力，而且能夠有效提高執政黨治理國家和整合社會的合法性程度。政治體系的支持力量越多，凝聚性就越強，就能夠最大限度地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和支持，從而達到其有效協調和整合社會的效果。

（二）政治參與制度化可以促進社會和諧

和諧社會概念的精髓是社會關系良性互動。一個良性和諧的社會絕對不是政府單一治理的社會，理應包括農民參與在內的合作為主調。系統論的常識告訴我們，只有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協調有序，才能產生和諧，如果各個層面各種要素之間處在無序狀態，系統內將會產生沖突，出現混亂甚至某種危機。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社會意味著政治系統中有一套人們公認的解決矛盾和沖突、實現利益需求的機構和程序，并且社會成員自覺服從由政治體系按照預先設定的程序作出的裁決。得到人們普遍認同的制度規范既說明了人們現在的角色和地位，又指出了人們想成為其它角色的正當途徑，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己角色的愿望不被社會認可，這就保證了政治參與的有序性、規范性，有效地避免政治參與的無序混亂狀態。同時，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社會，即民主化水平較高的社會的公民應該而且確實具備最起碼的心理條件，社會成員之間能夠建立起諒解、寬容和信任，從而維護了政治運行的程序和穩定。

（三）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有助于培養現實的政治人

現實的或理性化的政治人是政治參與制度化的重要前提。廣義的政治人是指處于一定的現實社會關系中的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包括政治權利和政治義務；且在特定的政治統治體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評價能力，并為維護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能夠做出一定政治行為的人。政治人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和支撐力量。良好的政治人的形成有賴于社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大小環境的教育和熏陶，其中政治參與制度化是模鑄政治人，提高公民政治素質的根本出路之一。因為政治參與制度化不僅表明組織和程序的權威性、價值性，而且表明公民對政治過程的積極參與，這種社會風氣將有助于培養現實的政治人。

二、實現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基本途徑

制度建設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法律、法規、政策和機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觀念、信仰、風俗和意識形態等）。加強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建設要著力在以下兩個方面下工夫。第一，構建農民的政治參與制度體系；第二，保持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暢通。只有明確了制度建設的努力方向，才能從制度上保障我國農民的政治參與朝自主型、理性化、合法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發展。那么，怎樣才能實現政治參與制度化呢？

（一）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體系，夯實農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堅實基礎

村民自治是中國特色的發展民主之路，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擴大農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基本途徑，對農民有序參與無疑是良好的制度資源，構建農民有序參與的制度框架，不能離開這樣一個前提，充分利用村民自治這一鄉村民主政治的制度資源，拓展農民有序參與的基礎渠道，是非常必要的。具體從以下三個環節上下工夫：一是積極推進制度創新。村民自治發展到今天，我們雖然有了法律法規規定，但與實踐的需要還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村民選舉委員會的推選程序、村委會的競爭演講程序、村委會成員的罷免程序、新舊村委會班子工作交接程序、村級重大事務民主決策程序、村民會議向村民代表授權程序、村民代表會議議事程序等亟待創

新；二是切實抓好制度完善。制度需要通過實踐來完善，其效果也需要實踐來檢驗。當前要進一步完善黨組織和村委會聯席會議制度；完善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完善村級村務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對村級組織和干部進行民主評議的制度；完善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制度；完善村干部離任和審計制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制度。只有一次次的完善，村民自治工作才能得以一次次推進；三是認真做好制度落實。再好的制度，不抓落實也只是一紙空文。近年來，各地在推進村民自治工作中還是下了不少工夫，不管是村級民主選舉，還是村級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都建立了許多好的制度，但為什么有的地方這些制度執行得好，而有的地方卻流于形式，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呢？出現這類現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缺乏落實。因此，我們要在抓制度創新，制度完善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抓好制度的落實工作。通過制度創新、制度完善和制度落實，建立起良好的機制，確保“四個民主”的實現。

（二）以制度創新為動力，建立、完善農民政治參與制度體系

政治參與制度體系包括政治參與的組織形式、公民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權利和義務、政治參與的準則和程序等多方面的內容，而政治參與的體系健全與否又集中表現為參與渠道的完善與否、暢通與否。“在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擴大政治參與的一個關鍵就是將鄉村群眾引入國家機制。”[1](P89)故此，當前最重要的是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民政治參與機制，真正把農民納入到政治體系中來。

1.改革和完善已有的參與渠道。首先，健全基層人大代表制度，加強代表同農民群眾的聯系。基層人大代表要履行職責，反映農民利益的要求，并受農民監督，當前的人民代表聯系戶制度值得借鑒；還要改革地方人大選舉制度，農民結社團體可以推派自己的代表競選，也可以推舉有黨員身份的農民代表先在黨內民主的渠道中競爭地方領導的位置。在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的產生上，要充分考慮到農村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農民階級的分化與分層，保證各個不同利益主體能產生自己的代表參與國家管理，保證不同地區之間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增強對現行政治體制的信任，增強政治服從感；其次，健全信訪制度。在強化信訪作為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渠道的同時，對這一專門的利益表達機構進行改革。應從法律上保障農民合法權利的行使，對于信訪工作人員的失職、瀆職或不作為等行為，設立追究其責任的相應司法程序；在法治框架下把實際救濟功能從信訪制度中剝離出去，將屬于司法管轄范圍內的信訪事項轉入司法領域，形成信訪呈情與行政和司法救濟的程序上的有機對接，使其逐步納入到國家政治體系中。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1月5日國務院審議并原則通過了《信訪條例（修訂草案）》，保護上訪者權利、規范信訪行為、強調政府責任成為新條例的幾大亮點。說明我國有關信訪法律法規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第三，健全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法律和程序，認真疏通農民維權的渠道，降低農民維權的成本，不斷強化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責任，確立和維護法治的最終權威，從而從制度上和實踐上保障農民合法權利的充分行使，推進我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進程，實現政治文明的高度發展。

2.擴展開通新的參與渠道。首先，在現有法制架構中改善制度，擴張結社、參與、與對話的管道。譬如讓農民的結社團體推派代表參加農村公共議題之聽證會，或者成為法庭的陪審員，增加農民團體代表與其他利益團體代表，讓農民代表有更多的機會和渠道表達自己的意愿，在政府法定的平臺或渠道上，進行“對話”或者“談判”的機會，對牽涉農民權益的公共資源分配進行有意義、有序的參與和協調；其次，要重視民意，充分溝通。溝通是制定制度的基礎，沒有良好的溝通，就無法取得行動上的協調，自然也就無法實現組織的目標。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政府及時向農民通報信息，交換思想，而基層農民的呼聲也能夠暢通地反映到最高決策層面，確保廣大農民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時得到表達和實現，可以說是目前最為緊迫的要

務；再次，建立完備制度，實現農民在政策制定中有效參與。作為國家的主人，越來越多的農民對公共事務抱有滿腔熱情，但沒有具體的參與程序和制度保障，這樣的熱情只會被一次又一次淹沒，直至完全喪失積極性。因此，應建立完備制度，在政府內部建立與農民參與制定相適應的工作系統，以保障農民參與所輸入的信息全面收錄，并且能夠快速進行綜合整理和及時提交給決策者，以盡快制定出可行、有效的公共政策。

（三）完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讓農民在制度內充分表達利益要求

一是要完善輿論監督體制。輿論監督是政治參與的一種重要形式，馬克思稱之為“社會第二種權力”。所以，我們需要更好地發揮其政治導向功能。在當今媒體發達的時代，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等憲法權利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新聞媒體實現的。然而，新聞媒體往往忽視農民的呼聲，將農民的呼聲視為非主流聲音，甚至回避農民的政治訴求，使農民不能通過新聞媒體實現其政治參與的權利。可見，農民通過新聞媒體的政治參與權還需法律保障。二是轉變政府職能，規范干部行為，為農民參與有序化提供行政保障。在現階段，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發生的根本性變化，農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認識水平也發生新的本質的變化。因此，必須從教育農村干部更新觀念、提高素質、徹底改進思想方法和工作入手，充分認識和正確把握現階段農民的新特征，尊重農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化解農村的干群矛盾。然而，政府職能的轉變，特別是各級政府對農民政治參與的接納、支持，須有賴于一整套制度去規制；三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亨廷頓認為，組織是通向權力之路，同時也是政治安定的基礎和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目前在我國，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言組織或自我保護組織，唯獨全國最大的社會群體——農民沒有可以通過正常渠道有效表達和捍衛自己利益的組織。當農村不同利益群體缺乏合法的、具有自主性的群體作為自己的代言人時，就會轉而向制度外去尋求。于是一些邪教組織、黑社會組織、地方惡勢力死灰復燃，他們借保護農民利益之名，行對抗政府之實，從而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學者于建嶸調查研究指出，在華中的一些省份，農民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抗爭，并且“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長。與此同時，農民的政治訴求也發生了重大的升級，在內容上變得更有進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要求，其具體表現就是自發籌建農民協會”。[2]在當前，政府應積極支持農民組織化建設，對農民的政治參與要從政策上予以引導，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規范。建立權利和義務明確的農民協會，培育成熟的政治參與主體，是實現農民參政的一種可行性選擇。對于政府而言，組織農民起來，將農民政治參與納入政府決策和政治體系中去，形成良性磋商機制；對農民而言，有了組織依托，形成集體力量，達到了對政府權利的有效監督，既減少了農民不斷上訪，穩定了秩序，又使農民經受了民主鍛煉。

（四）廣開通道，廣泛吸納合理的非制度政治參與進入正式制度體系

農民的非制度參與指不符合制度要求和程序要求的政治參與，也包括違反法律的非法參與行為。有學者認為，農民的非制度化參與包括誘致性非制度參與與強制性非制度參與。[3]前者指個人、群體或集團為獲得自身利益的滿足，自發地倡導、組織和運用某種方式，通過一定渠道試圖影響政治過程的非理性行為。轉型期中國農民非制度參與行為大多屬于這種類型。這與轉型期農村利益格局的調整有密切關系，也與制度環境存在著宏觀、中觀和微觀幾個層面不協調，制度供給不足，制度不完備和不充分等有直接關系。一般表現為越級上訪告狀、集會和鬧事等形式，以群體上訪居多。國家立法機關和各級政府部門在制度創設中應認真研究農民政治參與中的各種非正式制度，應將那些合理的、具有社會基礎的、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各種非正式制度納入制度體系。在這方面我們國家已有極為成功的范例，如1978年的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秘密簽約搞“大包干”，1981年的廣西宜山三岔農民成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最初都是農民的誘

致性非制度參與，后被納入了制度化軌道。

（五）加強農村法制建設，使農民政治參與法治化

農民參與必須根植于憲法和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執政黨依法執政戰略決策的實施有待于農民政治參與的法定性。新憲修改，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引進了憲法，政治權利是人權的基本內容，執政黨應充分尊重和保障農民的政治參與權利。完善農民政治參與的法律體系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針對公民政治參與的新要求、新情況及時制定相應的法律，對農民政治參與的方式、程序、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進行相應的規定；二是吸收和借鑒國外政治參與典型案例和科學立法，使法律制定具有預見性；三是及時提升其他領域或小范圍內的政治參與的合理行為規范為法律。這就要求抓緊落實有關公民政治權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立法。諸如新聞法、出版法、社團法、輿論監督法、人大監督法、政務公開法、公民舉報法、請愿法和申訴法等等，國家只有對農民政治參與進行合理定位，在承認農民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律制度，使農民政治參與經常化、秩序化。

（六）建立新型政治文化，實現農民政治參與理性化

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要求公民有適度的政治熱情、積極參與的政治意識和良好的政治素質。當前，加強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推進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就必須大力建設與我國農村政治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型政治文化，為農民政治參與創造良好的政治參與背景。

1.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民參政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影響著政治參與的水平和質量，決定著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進程。農民的文化素質偏低決定著他們對政治參與的目的、責任及基本權利缺乏正確看法；對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參與程序缺乏足夠的了解；他們不能進行正確的政治選擇和價值判斷；不具備處理特殊問題的策略、方法和靈活性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參與政治，大多是在自我意識支配下進行的，極易導致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帶來社會秩序的混亂。因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民的文化、政治素質和民主法制觀念，讓農民充分認識自己的權利、自由和責任，正確認識我國的國情和現狀，使農民的參與行為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從而不斷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理性程度，有效約束非理性的情緒型政治參與。

2.加強農民教育工作，幫助和引導農民進行制度化政治參與。在新舊體制轉型期，農村產生了大量矛盾和問題，出現許多農民的非制度參與的現象，這是正常的。但是，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農民的這些非制度政治參與形式不納入制度體系之內，必然會影響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一般來講，農民的非制度政治參與大多數都是屬于人民內部性質的，只能通過教育引導的方法將其納入制度體系內，要通過專政的方法解決農民的非制度參與事件只是極少數。因此，要在實際工作中幫助和教育農民，做好農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農村干部首先要認真了解農村實際，悉心體察農民的思想情緒，把黨的方針政策、國家法律和法規原原本本地交給群眾，讓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在制度體系內行使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使農民既學會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又懂得依法維護自身利益和履行應盡責任。

第四篇：論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分析

影響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分析

1——基于廣州市人和鎮大巷村實證分析

羅湘龍周銳聰

摘要：農村合作醫療是農村醫療保障重要體系，本文通過實地訪談及相關資料分析路徑對大巷村村民對農村合作醫療參保意愿不強的情況進行探討。本文得出：村民參保意愿不強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陷所致的，最后本文提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須符合村民利益才能夠在根本上提高村民的參保意愿，并提出相應政策措施。

關鍵詞：合作醫療參保意愿制度

目前，中國農村的醫療保障體系是以合作醫療為主要手段，而合作醫療是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重要措施，也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現在很多地區在合作醫療參保率表明很高，但實際上普遍存在參保意愿低的情況。由于農民的參保意愿影響待合作醫療這個制度能夠發揮作用和持續發展的本質，因此理清影響農民參保意愿因素也就是極為重要。本文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首先區分參保意愿和參保率概念的關系。參保意愿是指人們自覺自愿地加入其中，是一個由內至外的過程，而參保率指參加醫保人數占全部人數的比例，是一個結果。衡量合作醫療制度是否成功應取決于參保主體農民的訴求是否得到滿足，而不是重視一個結論性數字。因此，本文認為參保意愿相對更重要。廣州市人和鎮大巷村農村合作醫療現狀

大巷村是位于廣州市白云區北郊的人和鎮，村民大部分都是農民的，但自前幾年因白云機場征地后，村里面的土地面積是急劇減少，目前全村僅剩下不到100畝（統計表格上的數字還是先前的505畝）。大巷村全村有2224人，平均耕地面積大約是0.045畝，非常少，村民的收入主要是通過打工、小生意和部分的分紅所構成的。全村2008年的總收入水平是6799萬元，基本上是有經聯社、經濟社和家庭經營三部分所組成，其中家庭經營是3593萬元，剩下的是村組的企業收入來的。村民的2008年年均收入是8889元，在廣州郊區中屬于中等水平。全村參保人數達到2180人（這里的人數是剔除掉一些參加社保和有公費醫療的人數，大約有10人左右），占98.02％，因此實際數字還可能是更高一些的。經過調查，村民參加合作醫療的費用2008年是每人30元，農民直接是不用交這個費用的，費用是有各社統一替村民交的。雖然幾乎所有的村民都參加合作醫療了，但是問到很多人的時候，五成的村民參保意愿都不高，假如不是各社統一交這費用的話，相信參保的人數會很少的。另外，大巷村的合作醫療體制基本上是一種風險型的合作醫療，因為風險型的合作醫療的實施內容是大病住院合作醫療，朱信凱、彭廷軍（2009）提到的風險型的合作醫療。實施的內容是“大病住院合作醫療”,即保大病不保小病。而大巷村的是只對住院費用才報銷的，不同級別的醫院報銷的比重還是不同的。影響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分析

2.1 文獻綜述

1.政府制度缺陷存在的問題。徐明增（2009）認為內在的制度性缺陷,從客觀上誘發了農民選擇與政策目標相偏離,造成政策效應不到位和支持農民就診力度不足的問題。李育（2009）提出構建農民參與機制的基本框架由引導機制、決策咨詢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和監控機制構成。通過構建機制來擴大農民參與的渠道和機會,增強農民的參與意識,維護農民利益,促進這一制度的良性循環和持續發展。王艷（2005）提出農村合作醫療的給付結構是影響農民參與意愿的一個主要因素，具體可分為醫療費用的報銷水平問題、補償模式問題、療1 本次調查是采用抽樣訪談式的形式進行的，數據來源于大巷村村委會的統計報表。

服務的提供問題。

2.社會治理問題。張里程（2004）等研究表明，農村居民參與合作醫療除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外，還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其研究表明提高居民信任度的話可以提高農村居民的合作醫療參保率。而提高農村信任度的話，可以組織由村民參加合作醫療委員會、賬目公開、服務價格。也提到合作醫療的服務質量、可持續性、對于政府信任的問題。提高其參與意愿關鍵在于要增強農民的社會資本,提高他們對合作醫療的信任；顧昕、方黎明（2004）提到社會資本式有助于社區醫療籌資，增強凝聚力和吸引力，獲得醫療保障，從而影響到參保意愿。

實際上，上述觀點就是關于目前對我國合作醫療存在諸多問題概括。參保意愿本質上是一個激勵的問題，參保意愿是否高低也就是如何實現激勵措施的問題，即如何設置與本地區激勵相容的機制是最重要的。現代激勵理論認為信息不對稱是激勵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朱信凱、彭廷軍，2009），而上面的論點都是基于農民與提供合作醫療雙方是互相了解，對于所有信息都是對稱的假設條件，因此其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張維迎（2003）談到有四種重要的激勵理論：一是逆向選擇理論，其指交易行為發生之前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行為；二是道德風險理論，指交易行為發生之后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行為；三是效率工資理論，效率工資是相當于提高違約者的違約成本，從而達到遵循和約的行為；四是團隊生產理論，在團隊生產的情況下，如果每個團隊成員的行為能夠被沒有成本地觀察到，通過將個人的收益與所觀察到的行為聯系起來，就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了。

2.2 影響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理論分析

1.根據逆向選擇理論，很多是具有風險的人才會參加合作醫療的，而風險較少的村民一般是不愿意參加合作醫療的。朱信凱、彭廷軍（2009）認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內生式缺陷使其難以有效規避“逆向選擇”悖論，簡單地改自愿性原則為強制性原則，并不能實現人人參與的目標。王艷（2005）談到，實踐中只保住院、不保門診的做法，使得這項制度受益率等于大病的發生率，受益面窄,由此突出了保險中的逆向選擇問題，即很多身強力壯、疾病風險小而支付能力強的年輕人不愿意參加,參與率得不高。韓留富（2005）提到醫療服務需求方的“逆選擇”主要表現為高危人群愿意參加合作醫療, 健康人群卻不愿意參加。但本文認為這只是解決了部分疾病風險較小人群參保意愿不高的問題。經實地核實，該類村民的人群是極少，即原因并不能很好的解釋大巷村民參保意愿低的情況。

2.根據道德風險理論，當加入合作醫療之后，農民會產生不很為重視自己健康。但是根據上述所描述的大巷村的醫療體制來看，只保大病不小病的合作醫療根本不能滿足村民的全部醫療費用，因為人們經常所患都是小病，因此并道德風險并不明顯。同時，根據調查了解到只有在鎮級和區級的醫院報銷的比例大點，最高的是60％，市級更低，只用一成。事實上是，村民在患有重病后，很少去鎮和區的醫院就診的，其原因主要是醫療條件不夠好。這樣的話，更有理由來證明是道德風險不是導致村民參保意愿不高主要因素。

3.根據工資效率來推理，假如村民所交費用越低的話，其參保意愿是越高才對的。但目前村民在不用交費的情況下，其參保意愿依然并不高。因此，有理由說明，合作醫療參保費用的高低并不是一個影響參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4.團隊生產理論。社會資本能夠加強村民凝聚力，對于某項有利于群體事項能夠實施推動，顧昕、方黎明（2004）所提到社會資本所起到的作用。但本文認為社會資本能夠減少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能夠促進一步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但并不能夠影響村民對合作醫療的參保意愿。

2.3 影響廣州市人和鎮大巷村村民參保因素分析

根據村民的反映，認為目前合作醫療體制不滿意的地方主要是報銷范圍太小，只有住院費用，同時報銷的額度不大，據統計兩年多以來，截至2009年1月底，全村共有158人報銷過，總額是217609.5元，占村民花費總額的比例是不到三成的。由于大巷村的合作醫療只是報銷住院費用和兩個特種病，而且報銷比例范圍隨醫院級別不同是導致目前大巷村村民參保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

導致大巷村村民參保意愿不高的根本性因素是在于目前合作制度不合理所致，即制度性缺陷。如“只保大病不報小病”的制度，劉軍民（2006）也認為以大病的保障容易誘發逆向選擇，事實上放棄了對大多數人基本醫療需求的保障責任, 也不可能獲得良好的投入績效。根據上述分析，提高大巷村民參保意愿著重在于制度上改進。黃云志（2009）認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離不開農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其提出這需要健全管理，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陳秋霖(2003)認為政府促成的“自愿參加、個人支付為主”的合作醫療實質上是政府(確切地說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壟斷醫療保險,這種方式由于不完全信息壟斷醫療市場無法實現人人參與。政府需要認識到需求方人群的疾病風險、風險態度、醫療習慣、就醫可能的不同而導致不同的混同均衡。所以合作醫療制度上必須體現這制度能夠提高村民怎樣利益，只有這樣村民的參保意愿才會提高。對策及建議

綜合上述結論，本文認為可從以下方面進行處理：

1.在鄉村集體經濟雄厚、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發達農村地區則可實行“保大病”和“保小病”的醫療統籌制度。即將人們的需求都囊括進來；由于大巷村財政能力尚屬良好，可每年定期劃款設為國家合作醫療的補充，實施“大小病”一起報銷措施。

2.提高參合預期回報。探索將小病醫療補償納入新農合制度，降低起付線，尤其是門診起付線，對一年以上沒有享受合作醫療補助政策的參合農民以戶或人為單位，按累計積分的辦法，在患病后住院報銷時按累計積分提高一定的報銷比例，進一步探索完善新農合制度的公平性。

凡是參合患者治病必須的常規藥物、檢查費用和其他收費都應列為醫補范圍，讓農民充分享受醫保的優越性。對必須使用暫時又不能列入醫補范圍的，要限用，并事先告知患者或取得患者同意。用量超標，將追究院方和醫生責任。

3.納入預防保健。目前，農村居民很少有機會接受身體檢查，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只能憑感覺，而缺乏理性和科學的認識，在患者—醫生委托代理關系中較易遭受道德風險的損失。因此，定點醫療機構應當為參合農民提供體檢服務，可以收取一定費用。同將這項費用納入新農合基金的補償范圍，不設起付線按一定比例對農民群眾進行補償。

4.加強監管。政府管理部門應當有所作為，加強對定點醫療機構的監督，讓農民群眾在新農合制度推行過程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堅持把醫療服務機構行為的公平性與規范管理擺在重要位置。一是要嚴格控制合作醫療用藥目錄以外的藥品使用比例和藥品價格監督，對使用保外藥品較高的定點醫療機構進行通報，并責令其對患者做出解釋。二是建立、實施住院費用一日清單制，患者住院時，就診醫院必須將住院病人每一日的用藥清單送到床頭，接受病人的質詢和監督。三是加強實時監督，合作醫療管理機構應經常派人巡視定點醫療機構，查看醫院的服務、手術、檢驗、藥品、材料收費水平是否合理。四是開通社會監督參與渠道，利用舉報電話、電子郵箱等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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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農民參與式管理水利工程模式分析論文

論文關鍵詞：水利 參與 模式 研究 分析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闡述水利工程管理模式分析，中小型水利設施治理模式選擇，建立參與式管理體制的研究以及實施農民參與管理方式的前景分析。

建立農民用水戶協會，實現農民參與管理，是改善我國中小型農村水利管理、實現良好運行，確保工程效益正常發揮的有效措施。作為參與式管理的載體，農民用水戶協會等類似組織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維護者，是水利資產的管理者。國務院辦公廳批轉國家體改辦《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要“積極培育農民用水合作組織”“探索建立以各種形式農村用水合作組織為主的管理體制”。2003年水利部出臺《關于印發小型農村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的通知》，提出實行多種形式的用水合作組織管理體制。在各級政府宣傳和扶持下，用水戶在自愿的基礎上，組建用水合作組織。

1水利工程管理模式現狀

1.1集權治理模式。現在服役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大多為計劃經濟時期興建，至今無大變化。該時期農田水利設施治理優勢在于：投資上易于集中人、財、物力，人多力量大的作用很明顯。由于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歸集體所有，產權關系單一，便于協調用水矛盾，簡化了管理和使用手續，設施的維護力量較大。計劃經濟時期投資形式主要是政府扶持、農民出工投勞共同興建、建成的設施歸集體所有，實行集體管理，所有權清晰并與經營管理權沒有矛盾。治理決策由行政主管部門自上而下給出。

1.2參與式治理模式。用水戶協會對內進行用水戶基本情況調查，丈量灌溉面積，選擇適宜的量水設施和計量方法，各戶按用水量的大小為協會組織貢獻相對應的資源，如水費、勞力、實物等。參與式治理模式是指在政府政策宏觀調控和公共財政的扶持下，把原集體經濟組織和水利主管部門對水利工程設施的經營管理權轉給水利工程區域內的用水農戶，使他們以主人的身份擔負設施的治理責任。

2實施農民參與管理方式的前景分析

2.1實施參與式管理，促進了政府職責轉變，建立了與市場經濟體制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職責體制，真正使政府職責歸位。

2.2實施參與式管理，農民的積極性得到調動，促進了基層民主的發展和公民社會的建立。我國長期是一個集權社會，作為最大群體的農民一直處于社會底層。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發展農村基層民主意義重大。推行水利設施農民參與式管理，給農民在涉及自己生產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于自主權，可以極大地調動其參與社會事務的積極性，這是加快基層民主發展和建立公民社會的重要途徑。

2.3實施參與式管理，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改善了政府與群眾的關系。長期以來，政府承擔了無限責任，農民并不領情。實施參與式管理，會給農民帶來好處，樹立黨和政府親民、愛民和為民的良好形象。

2.4實施參與式管理，促進了農村水利設施建設，夯實了農村發展基礎。農民用水戶的建立，調動了農民的積極參與，農村水利設施建設的振興，對夯實農村發展基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水利部對參與式灌溉管理的重視，隨著農業灌溉問題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體現，隨著農民自主意識和組織能力的逐步提高，用水戶協會這一灌溉管理方式推廣的前景是非常樂觀的。

3建立參與式管理體制的具體研究

3.1建立參與式管理體制符合農民的利益和要求，農民支持管好水利設施，增加用水效率的基本原理之一，是讓盡可能多的利益主體參與水管理活動。由于水資源是各種生命和社會繁榮不可缺少的要素，隨著需水量超過有限的水資源量，各用水戶之間爭水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因此，必須將用水戶之間的競爭轉變成相互協作以獲得最大總效益，同時對各部門的損失最小。私有利益主體協會可以為政府部門的技術機構提供輔助作用，以提高用水效率。

3.2我國百年協會長期運行提供了經驗啟示，他們有管好水利設施的愿望，更有管好的能力；民主管理是農村水利協會的生存發展根本，只要組織起真正的農民自己的用水戶協會，讓農民參與進來，真正當家作主，實行民主管理，工程管理、用水管理、水費征收等難題就可迎刃而解；改善農村水利設施管理，建設農村水利體系，需要一批講奉獻、有責任心的農民領頭人。而在農村，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一批有責任心、有能力的領頭人。在推進農民用水組織建設時，只要注意、發動有奉獻精神和責任心的農民積極參與進來，就能使協會生存下去。

3.3建立參與式管理體制符合國家的農村政策，黨和政府支持中央高度關注“三農”問題，把糧食安全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對包括水利在內的農村基礎設施提出了有關的要求，出臺了有關的政策加大投入、加強管理。國務院以及水利部和國家發改委、民政部等部門先后出臺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加強農民用水合作組織建設，強調“加強農村水利工程管理，是保障農村水利健康發展的關鍵。要繼續落實好《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在搞好試點的基礎上深化灌區管理單位改革。通過節水改造推動灌區改革，鼓勵和用水戶通過用水合作組織，對工程、用水、水費收繳進行自主管理、自我經營，逐步建立用水戶自主管理與水管單位專業化幫助相結合的管理模式。”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即《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意見》，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管理民主”是重要內容，提出要積極培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3.4農民自治能力的提高，為建立參與式管理體制創造了條件。通過幾十年的教育發展，農民的整體知識文化素質有了很大提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于1998年出臺并深入貫徹實施，村民委員會選舉等基層民主得到較快發展。近年來農村經濟、社會自治組織（生產協會等組織）的發展，也大大提高了農民的民主意識和自治能力，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有所提高，為建立水利設施參與式管理體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隨著農村稅費改革、“一事一議”政策的實施，增強了農民參與水利設施建設與管理的意識和能力。

3.5參考國外參與灌溉管理方式。發達國家多年前已把大部分灌溉管理職能轉移給地方組織，實施的效果很好，而近來已經推行灌溉管理轉移的發展中國家，總的效果也不錯。通過研究他們的做法，總結他們的經驗和不足，可以得到啟示。這些國家推行灌溉轉移管理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最重要的條件是最高層的政治意愿。其次是灌溉基礎設施必須處于良好狀況，可以按需要輸送灌溉水。第三是國家水法必須有相關條款規定。

3.6要真正成立農民自己的組織，提高農民的參與合作。只要有農民的有效參與，就能實現減輕政府負擔，有效減少原有體制中水費收繳中間環節太多、資金挪用、層層加碼等現象，有效收取水費，減輕農民負擔，水利設施就可得到良好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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