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帶一路”投資政治風險研究之菲律賓

一帶一路投資風險研究之菲律賓

發布時間： 2015-03-26 14:24:54 來源： 中國網 作者： 黃日涵 海佳偉 責任編輯： 張林

編者按：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國內政局發展密切相關。由于一路一帶地區上的許多國家對外深陷大國博弈的戰場，對內面臨領導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沖突等多重矛盾，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戰略推進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風險。因此，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進行分析與評估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中國網將以每周發布兩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對一路一帶地區的60余國的政治風險進行簡要的概述與分析。本系列將持續發布30余周，共計60余篇文章。具體內容主要圍繞該國的一般情況、投資環境、政治結構、各方政治勢力、相關政治風險以及可能的國家戰略動向進行分析。

黃日涵 華僑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 海佳偉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國際關系 研究生

中菲建交以來，兩國關系發展一直很好，雙方在處理一些分歧問題上也形成了一些共識。但是近兩年來，兩國關系因南海島礁問題面臨嚴重困難。中國和菲律賓之間如何重新回到共識的基礎上相向而行，成為擺在中菲兩國面前的共同難題，目前中國與菲律賓之間進出口總額在2014年再創新高，隨著中國企業投資菲律賓力度的加大，如何有效規避南海島礁爭端可能引發的政治風險，成為了“一帶一路”投資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菲律賓國內政治概況

菲律賓是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主要成員國，也是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21個成員國之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菲律賓專題，菲律賓現行憲法于1987年2月2日通過，同年2月11日由總統正式宣布生效。菲律賓憲法規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菲律賓實行總統內閣制，總統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兼武裝部隊總司令。擁有行政權，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六年，不得連任，總統無權實施戒嚴法，無權解散國會，不得任意拘捕反對派；禁止軍人干預政治；保障人權，取締個人獨裁統治；進行土地改革。議會稱國會，是最高的立法機構，由參、眾兩院組成。司法權屬最高法院和各級法院。

菲律賓有大小政黨超過100個，主要政黨包括：

1、執政黨自由黨，由菲律賓第5任總統曼努埃爾·羅哈斯于1946年創立，早期成員主要是從菲國家主義黨內分裂出來的自由派人士。

2、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黨：由前總統拉莫斯于1991年底創立，由人民力量黨、全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菲律賓穆斯林民主聯盟、團結黨等整合而成。

3、民族主義人民聯盟是前總統埃斯特拉達的執政黨聯盟-民眾奮斗黨（LAMP）成員之一。

4、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南部穆斯林武裝組織。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政黨。

目前，菲律賓的主要商會包括菲律賓工商總會和菲華商聯總會，這兩個商會在菲商界的影響也是最大的。其中，創建于1886年菲律賓工商總會，是菲律賓歷史最悠久的商會組織。菲律賓工商總會匯聚了菲各行業的主要資源，代表私營企業的利益；創建于1954年菲華商聯總會，是菲律賓華僑華人工商界最具影響的商會組織，原來的名稱是菲律賓華商聯合總會，1956年改稱菲華商聯總會，為非營利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質。

二、中菲雙邊外交關系回顧

根據外交部網站中菲雙邊關系專題，中國與菲律賓于1975年6月9日建交。中菲建交以來，總體關系發展順利，兩國在各領域合作不斷拓展。1996年江澤民主席對菲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同意建立中菲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合作關系，并就在南海問題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達成重要共識和諒解。2000年，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于二十一世紀雙邊合作框架的聯合聲明》，確定在睦鄰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的關系。2005年胡錦濤主席對菲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確認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性合作關系。2007年1月，溫家寶總理對菲律賓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愿共同全面深化中菲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性合作關系。

建交以來，中菲高層互訪不斷，保持較為順暢的高層互訪機制。與此同時，兩國外交部自1991年起建立磋商機制，迄今已舉行19次外交磋商。中菲除互設大使館外，中國在宿務設有總領館，在拉瓦格開設領事館。菲在上海、廣州、廈門、重慶、香港和澳門分別設有總領館。

中國與菲律賓之間在進入21世紀以來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雙邊文件，這其中包括：

1、2004年9月，菲律賓總統阿羅約對華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新聞公報》；

2、2005年4月，胡錦濤主席對菲律賓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

3、2007年1月，溫家寶總理對菲律賓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

4、2009年10月，楊潔篪外長對菲律賓進行正式訪問，雙方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關于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

5、2011年9月，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對華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

三、中國與菲律賓經貿關系

1、菲律賓的貿易投資環境

菲律賓礦產資源豐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家概況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鉻礦儲量為4092萬噸，金礦探明儲量為48億噸，銅礦儲量為81億噸，鎳礦儲量為7億噸；此外，鐵、錳、鉬、石灰石、頁巖、稀土等礦物的儲量也較為豐富。自從印度尼西亞原礦出口禁令生效以來，菲律賓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鎳礦出口國。菲律賓全國森林總面積1581萬公頃，覆蓋率為52.7%，其中森林保護區面積327萬公頃，可采伐的商業林區面積1006萬公頃，出產烏木、紫檀等名貴木材。除此之外，菲律賓的水產資源也極其豐富，魚類品種超過2400種，金槍魚資源居世界前列，已開發的海水、淡水漁場面積2080平方公里。

根據菲律賓貿工部投資署發布的信息顯示，菲律賓一直積極吸引外資，但是由于各種困難，近些年來流入菲律賓的FDI并不理想，每年基本維持在30億美元左右。與此同時，菲律賓政府每兩年都會更新限制外資項目清單，有一些領域完全禁止外國投資，絕大多數領域外資比例不得超過40%。安邦咨詢在2014年發布的投資報告中列舉了菲律賓2012年頒布的第9版限制外資項目清單，規定外國企業和人士在土地獲取、陸上自然資源開發、公共部門運營和管理等領域持股比例不得超過40%，而且還禁止外資進入大眾傳媒、所有的專業性服務、海洋資源開發等領域。但是，為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菲律賓政府也發布了“投資優先計劃”，引導國內外資金流向特定行業，列出鼓勵投資的領域和可享受的優惠條件。其中“2014-2016投資優先計劃”，這一計劃涉及到的內容主要是“以產業發展促進包容性增長”。主要包括7大類、22個產業列為優先發展領域，重點關注點在于能源、化工、汽車、廢棄物處理、環保節能建筑等領域。

根據安邦咨詢研究團隊發布的2014年菲律賓投資報告的信息顯示，菲律賓稅收體系稅種較少，稅率普遍較高，但并不復雜。由菲律賓中央政府征收的稅種包括關稅、消費稅、增值稅、印花稅、所得稅、房產稅、比例稅等，此外地方政府也有權就某些特殊行為和商業行為征稅。除此以外，菲律賓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PEZA)下屬的蘇比克、卡加延、三寶顏等特區，對于外資進入根據企業性質與行業的不同，可享受一些特殊政策，優惠幅度較大。

根據下列兩個圖表信息顯示，近年來中菲雙邊商貿經濟交流互動頻繁，雖然因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對菲直接投資狀況下滑，但總體仍然呈現向好向上趨勢，與此同時，中國同菲律賓進出口金額也呈現總體上升趨勢。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注解：2006-2011年中國對菲律賓直接投資金額走勢表（單位：百萬菲律賓比索）

資料來源：菲律賓國家統計協調委員會，外國直接投資數據

四、中國在菲律賓地區投資政治風險

1、菲律賓國內的排華情緒 由于近年來菲律賓國內政治斗爭及少數外部國家勢力的挑唆，菲政府持續頻繁借由中國南海問題制造事端，人為地激化了中菲兩國間的矛盾，導致兩國間關系倒退，并助長了菲律賓民間的反華情緒，更惡化了中資在菲律賓的投資安全環境。因此中資企業在菲律賓投資時要警惕由于中菲在黃巖島、仁愛礁爭端而可能引發的排華運動。

2、腐敗及官僚主義嚴重

根據透明國際2014年最新發布的相關報告，菲律賓清廉指數為38，排名并列第85位，在全球175個國家和地區中位于中下游。與2013年相比，該國得分和排名雖均有小幅提升，但菲律賓國內的政商環境仍然較為惡劣。由腐敗，官僚主義及低下的行政效率綜合導致的整體政商環境惡化正不斷激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腐敗、官僚主義問題同樣也會一定程度沖擊中資企業投資的安全。

3、家族式資源壟斷

菲律賓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命脈被四大政治家族所控制。菲律賓連續七任總統都出自四大政治家族，這四大家族通過結盟、聯姻等手段籠絡其它精英家族，在國內不斷擴展自身的勢力，并且掌控了多數地方政府。這些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構成了菲律賓的統治階層。家族政治的弊端導致四大家族紛紛追求各自的家族利益，并最終導致腐敗橫行，家族政治往往是人治社會，造成有法律也難以執行，造成了投資環境的持續惡化。

4、社會秩序及治安的不穩定

由于近年來菲律賓國內貧富及階級差距的不斷拉大，民眾對政府及四大家族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導致了頻繁發生的的游行示威活動，由此引起的騷亂不僅持續惡化著菲律賓國內脆弱的社會治安，更助長了各類犯罪組織的滋生。同時由于菲律賓國內警察系統的腐敗和低效，處置突發事件往往束手無策，導致了社會治安混亂問題難以根治，2010年發生的香港康泰旅行團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因此中資企業人員在菲律賓的安全問題也需要謹慎考量。

5、分離組織及恐怖組織活動猖獗

菲律賓國內分離組織、恐怖組織主要集中在南部棉蘭老島和中部比薩揚群島一部分地區，同政府軍的沖突由來已久。目前主要的分離組織包括：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阿布沙耶夫恐怖組織。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就是阿布沙耶夫恐怖組織，雖然規模不大，但表示效忠于ISIS，經常進行綁架、暗殺、炸彈襲擊等恐怖行為。就在2014年，阿布沙耶夫組織還綁架了兩名德國人質長達6個月，目前這三股力量在菲律賓南部組織中仍然呈現三足鼎立的局面。2015年APEC峰會將于菲律賓舉辦，需要警惕菲律賓國內的恐怖組織與國際恐怖組織勾連以企圖制造大規?？植佬袨榧盎靵y的野心。

第二篇：“一帶一路”投資政治風險研究土耳其

“一帶一路”投資政治風險研究之土耳其

來源：中國網 2015-08-31

特約

土耳其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之一，是我國“走出去”戰略中至關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國。投資吸引力巨大、投資環境相對安全，但是投資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作者：姜晨 張華

編者按：“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國內政局發展密切相關。由于“一帶一路”地區上的許多國家對外深陷大國博弈的戰場，對內面臨領導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沖突等多重矛盾，“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戰略推進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風險。因此，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進行分析與評估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中國網將以每周發布兩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對“一帶一路”地區的60余國的政治風險進行簡要的概述與分析。本系列將持續發布30余周，共計60余篇文章。具體內容主要圍繞該國的一般情況、投資環境、政治結構、各方政治勢力、相關政治風險以及可能的國家戰略動向進行分析。

姜晨 外交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華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臺美關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位于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處，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意義極為重要，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中至關重要的節點之一。中土雙方將兩國的長遠發展戰略對接，加強各領域的合作，致力于實現共同合作、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一、土耳其概況

（一）自然環境

土耳其位于亞洲最西部，橫跨亞歐大陸，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東南與敘利亞、伊拉克接壤，西臨愛琴海，并與希臘以及保加利亞接壤，東部與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國土面積78.36萬平方千米，海岸線長7200公里，陸地邊境2648公里，與亞、歐8個國家相鄰。土耳其礦產資源豐富，其中大理石儲量占世界總量的40%，品種數量均居世界首位；硼礦、鉻、煤等儲量也居世界前列；河流資源豐富，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均發源于土境內；森林資源也很豐富，是西亞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國家；石油、天然氣資源比較匱乏，需大量進口。

（二）政治環境

土耳其擁有悠久的歷史，幾經大起大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成立。現行的憲法是1982年11月17日開始生效的第三部憲法，憲法規定土耳其為民族、民主、政教分離和實行法制的國家。

土耳其政治體制效仿歐洲，實行共和制。總統是國家元首、三軍統帥；大國民議會是最高立法機構；政府即部長會議掌握行政權；司法獨立。主要政黨有正義與發展黨、共和人民黨、民族行動黨等。其中，正發黨是執政黨，主張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權和自由的現代共和政體，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系。

(三)社會文化環境

截至2013年底，土耳其人口7667萬，其中80%為土耳其族，15%為庫爾德族，此外還有阿拉伯族、亞美尼亞族及希臘族等少數民族。官方語言為土耳其語，少數民族同時使用阿拉伯語、庫爾德語、亞美尼亞語和希臘語。99.8%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其中約85%屬遜尼派，15%屬什葉派；0.2%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等其他宗教。

與其他伊斯蘭教國家不同，土耳其宗教氣氛相對寬松，社會風氣較為多元開放，新聞制度相對開放、自由；工會等非政府組織可在一定條件下自由組織，且發揮作用的空間較大?？傮w而言，土耳其社會穩定，治安較好。

二、中土外交及經貿關系

（一）中土外交關系

土耳其奉行獨立自主、積極務實的外交政策，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重視多邊區域外交，注重經濟外交。同美國保持傳統戰略伙伴關系，是北約的重要成員；重視發展與歐洲的關系，并將加入歐盟作為既定的戰略目標。但是，近年來開始注重外交多元化，積極發展同亞洲、非洲等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合作。

1971年8月4日，中土兩國建交。建交40多年以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兩國都保持了政治上相互信任，經濟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鑒，多邊場合相互支持。高層交往不斷加深，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議長、外長及軍隊高級將領等多次實現互訪，增進了彼此了解。2010年10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土，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將兩國關系提升為戰略合作關系，標志著雙邊關系步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2012年2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土，就進一步加強中土務實合作提出了建議。2009年，土耳其總統居爾訪華，雙方簽署了多項合作文件，增進了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合作；2015年7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率團來華訪問，雙方商定合作內容涉及經貿、防空導彈系統以及交通旅游等多個方面。雖然中土關系總體發展順利，但雙方也并非沒有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是貿易摩擦和“泛突厥主義”兩個問題。中土貿易不平衡的問題由來已久，土耳其長期處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額不斷增大。近年來，土對華實行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緊跟歐美國家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成為對中國產品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之一?！胺和回手髁x”的變種之一就是中國新疆境內的“東突”分裂運動。土是境外“東突”勢力最集中、最活躍的國家之一。新疆“7·5”事件后，僅有幾個伊斯蘭國家政要和宗教領袖對中國發出無理指責，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

（二）中土經貿關系

土耳其是繼金磚國家之后又一蓬勃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社會享有“新鉆國家”的美譽，是G20峰會的重要成員國之一。2013年，土耳其成為全球第17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達15615億里拉（約合8200億美元），同比增長了4.0%，遠超外界預期。

數據來源：土耳其統計局、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經商參處、IMF、世界銀行國民經濟核算數據 2013年，在土耳其產業結構中，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分別是8.9%，27.3%和63.8%。其中，紡織業、汽車業、農業、旅游業是土耳其的重點特色產業。

中國和土耳其直接貿易始于1965年，1971年建交后雙邊貿易迅速發展。據土耳其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年雙邊貿易額為277.4億美元，下降2.1%。其中，土對華出口28.6億美元，下降20.8%，占出口總額的1.8%；土自中國進口248.8億美元，增長0.7%，占進口總額的10.3%。土方逆差220.2億美元，增長4.4%。中國成為土第2大進口來源地、第3大貿易伙伴和第19大出口市場。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統計月報

礦產品一直是土耳其對華出口的最主要產品，2014年出口額為18.0億美元，占對華出口總額的62.9%；化工產品為第二大類產品，占11.3%；紡織品及原料為第三大類產品，占8.6%。在對華出口普遍下降的情況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14.9%，是為數不多的保持增長的大類產品之一。土耳其自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為機電產品、紡織品、賤金屬及制品、化工產品、家具玩具制品等。當前，受各種因素影響，雙邊貿易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在對華出口大幅下降而進口仍保持微弱增長的情況下，土對華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

1990年和1995年兩國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進入21世紀以后，雙方相互投資加速增長，截至2013年底，中國對土直接投資累計6.42億美元，涉及交通、航運、能源、通訊、采礦、旅游等多個領域。土對華實際投資業內已突破1億美元，投資領域從早期的產品制造加工，逐步發展到金融、商業零售、酒店、工程等各個領域。

三、土耳其投資環境

（一）投資吸引力

近年來，土耳其社會治安較為穩定，經濟快速發展，投資環境日益改善。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15營商環境報告》中，土耳其在18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55位，比2014年的69位上升了1位。其投資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幾點：

（1）基礎設施較完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設施完備；通訊技術不斷發展；電力等能源設施也逐步完善。自2009年開始實施“2023年發展規劃”，將完善基礎設施作為首要任務之一。

（2）政治基本保持穩定：正發黨執政以來，主張法律至上、尊重人權，建立自由的現代共和政體，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采取多項措施緩和社會矛盾，保持政局穩定。

（3）經濟增長迅速：過去十幾年，土耳其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5%的均速增長，已成為全球第17大經濟體，發展勢頭迅猛。（4）區位優勢顯著：土耳其處于亞、非、歐三大洲交界處，地理位置極其優越，逐漸成為地區至關重要的產品、服務、人員、技術的集散地。利用其區位優勢，投資者可獲得廣闊的市場。

（5）市場開放化程度不斷提高:土耳其政府致力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升，已成為地區貿易中心之一。

（5）國內市場不斷擴大：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土耳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突破萬美元大關，人民的消費能力不斷增強，國內市場需求不斷增加。

（6）融資條件好：土耳其鼓勵金融資金自由流動，沒有外匯管制。外來投資者可以從當地市場直接獲得信貸；法律和財會體系與國際標準一致，透明度較高；融資渠道眾多，包括世界級的商業銀行、投資公司和土本國的金融機構等。

（7）人力資源充足且素質較高：土耳其平均年齡30歲，正處于人口紅利期，勞動力供應充足，且相對便宜、優質。

（8）政策支持：土耳其推行自由和開放的經濟政策，對外資實行平等待遇原則，簡化外資政策和行政手續，外國投資者可享受國民待遇。

（二）重點投資領域

（1）基礎設施建設：“2023年發展規劃”正處于集中發展階段，完善包括交通運輸、電力、房地產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是舉國關注的焦點，政府對外招標并給予優惠政策，希望吸引外資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太陽能、地熱、風能、核電等新型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催生了諸多投資機遇。

（2）紡織業：土耳其是世界第5大紡織服裝出口國，紡織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紡織技術水平高，服裝配套行業也很發達。

（3）旅游業：旅游資源極其豐富，古希臘、古羅馬、奧斯曼帝國三大歷史遺跡匯聚于此；黑海、地中海、愛琴海將其環繞。獨特的旅游資源使其成為全球第6大旅游目的國，外來游客數量逐年攀升，旅游產業潛力巨大。

（4）農業：農業基礎較好，機械化程度高，農產品種類豐富且質量高，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消費者的喜愛。綠色、無污染等高端農業經濟及相關的食品制造等產業發展前景良好。

（5）汽車業：政府對汽車業實行大量引進整車制造和本地化生產的雙重政策，引進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汽車零部件工業整體水平不斷提高。

（6）國際物流與運輸業：處于三大洲交界地帶，區位優勢顯著，水、陸、空運條件都非常便利，正努力成為國際物流和運輸中心。

四、中國在土耳其投資的風險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吸引外資方面有諸多優勢，但在對土投資前，中國投資者應該充分了解以下潛在風險：

（一）政局穩定性問題

（1）政黨紛爭：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分歧比較嚴重，斗爭激烈，其實質是國家是否堅持世俗化發展道路，直接關乎國家的發展方向。（2）軍政關系復雜：近年來，軍隊在政治生活中受到一定限制，但對于執政黨的威脅仍然存在。復雜的軍政關系威脅國內政局的穩定。

（3）國內社會問題：庫爾德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庫爾德人的離心傾向仍較為嚴重，威脅著國家安全。

（4）恐怖主義干擾：處在恐怖主義活躍的中東地區，易受干擾。

（二）經濟狀況問題

（1）經濟對外依賴性過強：2010年后，隨著全球經濟回暖，土經濟也走上復蘇之路。但其經濟對外依賴性過強，在全球金融危機尚未完全結束的情況下，經濟復蘇仍具有不確定性。

（2）通貨膨脹風險大：近年來，土經濟發展較快，人民收入不斷增加，極大拉動了需求，但產能相對落后，通貨膨脹情況較為嚴重。

（3）能源相對短缺：目前，土耳其生產的電力尚不足以滿足國內需求，能源供應不足，大量依賴進口。

（4）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由于臨近歐洲，勞動力市場競爭異常激烈，中等人才不足，高端人才稀缺。

（5）財政赤字與外債：土耳其經常賬戶長期赤字，外債較為嚴重。財政收支失衡、國家信用評級相對較差影響了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三）政策風險

（1）投資和貿易法規不完善：盡管在貿易法規方面加強了立法，但投資和貿易法規體系仍不健全，許多問題無章可循。

（2）政府腐敗問題：政府部門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存在腐敗現象，加大了投資者的經營成本和投資風險。

（3）技術性貿易壁壘：土耳其要求進口的醫療器械、機械等產品必須加蓋歐洲標準標志（CE認證）。但同樣是符合歐洲標準的產品，來自歐盟的便可直接進入，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還需進行額外檢測。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影響了外來投資的發展。

（4）行業限制：限制行業主要有廣播、航空、海運、經融、房產等；限制方式有投資禁止、股比限制、許可證、數量限制等。

（5）政府違約風險：2013，土耳其政府否決了一項公路特許經營項目。該項目為幾條高速公路和橋梁為期25年的特許經營項目，由土耳其公司Koc Holding和馬來西亞主權基金Khazanah旗下的UEM聯合中標。此舉不僅是對中標聯合財團的一次重大打擊，對準備投資的外國投資者也是一個重大警示。政府違約的風險性較高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積極性。

（四）宗教文化因素

（1）獨特的伊斯蘭文化：土耳其國民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盡管社會風氣較為開放，但穆斯林獨特的文化和習俗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容忽視。（2）不時出現的排華事件：受土耳其境內“東突”勢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土耳其多次發生排華事件，嚴重威脅到華人華僑的安全，增加了中國在土投資的風險。

綜上所述，土耳其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之一，是我國“走出去”戰略中至關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國。投資吸引力巨大、投資環境相對安全，但是投資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中國資本在決定投資前，需做好充分的風險分析和預測、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以保障投資的安全。

第三篇：“一帶一路”投資政治風險研究之塔吉克

“一帶一路”投資風險研究之塔吉克斯坦

作者：儲殷

塔吉克是中亞的東南通道，也是阻止阿富汗**向中亞蔓延的前哨，也是防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毒品走私進入中亞的前沿陣地。

編者按：“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國內政局發展密切相關。由于“一帶一路”地區上的許多國家對外深陷大國博弈的戰場，對內面臨領導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沖突等多重矛盾，“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中國政策推進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風險。因此，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進行分析與評估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塔吉克的政治風險

相比于中亞其他國家，塔吉克是相對而言的窮國、弱國，然而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故而常成為大國覬覦的對象。當前塔吉克的政治風險主要來自于3個方面：

其一，阿富汗局勢惡化帶來的國內安全局勢惡化。塔吉克與阿富汗有著漫長的邊境線，由于國力的原因，塔吉克始終無法有效地保障其邊境的安全。塔阿邊境已經成為毒品、恐怖主義的自由走廊，俄羅斯、烏茲別克對此極為頭疼，也曾經多次對塔吉克提供援助，但收效非常有限。在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后，中亞重新面臨阿富汗問題的困擾，一旦極端勢力卷土重來，塔吉克就會首當其沖地面臨恐怖主義的困擾。

其二，境外大國博弈帶來的政治風險。對于俄羅斯而言，塔吉克是其抵御美、印影響力進入中亞的橋頭堡，也是牽制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在普京上臺以來，隨著俄羅斯對中亞整合力度的加強，塔吉克實際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處于俄羅斯的軍事保護之下。

烏茲別克對于俄羅斯在中亞的一體化動作一直保持著冷淡與警惕。對于烏茲別克而言，在歷史上，塔吉克這個非突厥國家的出現，本就是當年蘇聯反制泛突厥主義刻意為之的結果，而在現實中，塔吉克對于烏茲別克更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烏塔兩國不僅存在烏茲別克反對派問題、跨境民族問題、領土爭議問題，還存在嚴重的水資源沖突問題，烏茲別克的主要農耕區都在阿姆河的下游。地處阿姆河上游的塔吉克對于烏茲別克的水資源具有直接的決定權。

自建國以來，烏塔兩國就圍繞阿姆河多次發生激烈的沖突。當2008年塔吉克正式宣布恢復羅貢水電站建設后，兩國關系進入歷史性低谷。烏茲別克通過外交譴責、封鎖跨境鐵路、中斷天然氣供應甚至武力威脅等多重方式對塔吉克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雖然曾經許諾投資，但是實際上也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投資行為?；谕瑯拥脑颍M管塔吉克水力資源豐富，但是顧慮到烏茲別克是中亞油氣管線樞紐的事實，中國水電仍然不宜大規模進入塔吉克。

在烏、俄兩國圍繞塔吉克博弈的過程中，俄羅斯如過江強龍，但是烏茲別克擁有地利，亦不可小覷。由于塔吉克與中國的通道地處高山，一年只有幾個月可以通行。烏茲別克事實上控制了塔吉克與外界聯系的通道。不僅如此，烏是中亞油氣管道的樞紐，塔吉克的能源管線亦受制于烏。

其三，地域利益集團沖突帶來的政治風險。盡管內戰已經結束，但是塔吉克的地域政治集團沖突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一方面，由于塔吉克人的文化和民族凝聚力中心撒馬爾罕、布哈拉地區處于烏茲別克境內，塔吉克在培養、宣傳民族認同上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從而導致國家認同淡薄，部落地域認同過于強大。另一方面，塔吉克領土的各個部分缺乏緊密的聯系。蘇聯組建的塔吉克更多地是基于切割本地區民族聯系的目的，它把突厥斯坦邊區的12個州、東布哈拉、帕米爾自治區和苦盞地區拼湊成了今天的塔吉克。

各地方不僅交通不便（其北部地區只能通過跨境鐵路與首都杜尚別相聯），而且在利益上彼此疏離甚至沖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塔吉克是個天然有利于地方割據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國家，它更適合以松散的區域組合來維持國內和平。在這種國家推行強力的總統制以促進中央集權，很可能引發地方勢力的強烈反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得到俄羅斯支援的拉赫蒙為了權力交接，已經開始著手清洗根據民族和解協議分享權力的反對派，塔吉克在未來存在較大的變數。

第四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研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研究

摘要：“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沿線國家間的資本流動成為區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規?？焖僭鲩L的同時，投資風險案例時有發生，給國家和企業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在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特性的基礎上，從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四個方面構建國家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地衡量各國風險并劃分出投資風險低、中、高三個區域，為改善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效益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一帶一路”；投資風險；風險因子；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主權信用風險

中圖分類號：F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對沿線地區的直接投資有了較快增長，區域直接投資存量從2007年的97.3億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億美元，直接投資流量從2007年的32.5億美元上漲至2017年的143.6億美元。但在總量上升的同時，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風險事件頻發，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耙粠б宦贰毖鼐€地區投資環境不優，投資主體風險防范經驗不足，前期風險評估不充分是造成風險案例多發的主要原因。為促進我國對“一帶一路”投資健康快速發展，需要充分認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特征，評估各國投資風險高低，以更好地指導企業對外投資決策與實踐。

一、理論基礎及研究邏輯

世界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將風險定義為：違背主體意愿的結果事件發生的概率[1]，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則可以定義為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收益低于預期的可能性。經濟活動的發生必然面臨風險，與國內投資相比，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因素，東道國投資環境也更加復雜。楊麗梅（2006）[2]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分為商業風險和國家風險。聶名華（2009）[3]更加細致地總結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三個層面的風險：國家層面風險，如政局不穩定、政策不連續、法律法規變化、恐怖主義活動等；市場層面風險，如匯率水平、物價波動等；企業層面風險，如投資決策、項目經營、道德風險等。本文主要從國家角度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參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觀點，國別風險基本涵蓋了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經濟風險和企業經營風險等潛在因素，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東道國的投資風險。

學者普遍認為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包括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等。托馬斯和格羅斯（Thomas和Grosse，2001）[5]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程度和政治風險等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認為政治風險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則發現匯率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關鍵因素之一。邱立成、趙成真（2012）[8]則認為法律和環境風險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國民收入越高的東道國，法律和環境風險越嚴重。在識別了風險來源的基礎上，國外學者開始量化評估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羅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運用獨立和非獨立變量實證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東道國政治風險。拉梅爾（Rummel，1978）[11]和克拉爾（Kraar，1980）[12]設置了一系列指標來衡量東道國的投資風險。之后，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風險來源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金（Kim，1992）[13]從東道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環境三個角度去綜合評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風險。

關于“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研究，以我國學者研究為主，多數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區域政治風險占主要地位。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風險主要包括沿線政局動蕩和大國利益競合，各國戰略互信不足、領土爭端、恐怖主義等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因素使“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基礎脆弱。由于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涉及東道國關鍵領域的項目投資風險評估不到位，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直接投資存在投資質量低下、投資結構不合理、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等問題（樊增強，2015）[15]。在貨幣金融方面，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日益加深，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加大使得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逐步加大；“一帶一路”沿線地域封閉、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資制度不完善導致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劇了企業投融資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寧薛平，2016）[16]。主權信用風險方面，如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在其發布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風險報告》[17]中指出，沿線各國政治、經濟、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導致區域內國家主權信用水平參差不齊，易導致主權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這對“一帶一路”投融資合作的開展尤其不利。目前關于“一帶一路”區域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有少數學者從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資風險：蘇馨（2017）[18]對除中國外的6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風險進行了測算，但目前已有的風險定性研究，對風險的衡量較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風險的評價指標有限，對不同國家的不同風險特性刻畫不足。

本文的“一帶一路”區域包括65個國家，參考已有的投資風險指標體系研究，結合國際知名信息公司領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國別風險報告，從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四個角度分別衡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情況，構建風險衡量指?瞬饉愀鞴?投資風險，將各國按照風險高低進行排序，并將“一帶一路”各國分為投資風險高、中、低三個地區，以期更加全面準確地反應區域國家風險特點，為我國企業“走出去”開展“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提供參考。

二、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情況

2015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特別是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快速增長。[19]2017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143.6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2%，同比增長3.5個百分點。從我國對“一帶一路”區域投資的地域分布來看，地區分布比較集中，投資目的地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見圖1）。東南亞8國一直是“一帶一路”區域接受中國投資最多的地區，每年接受的中國直接投資額占“一帶一路”沿線總投資額的40%以上；俄蒙兩國、中亞、南亞和西亞北非地區近年吸引中國投資的規模逐步增長，俄羅斯更是成為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前10位的國家。由于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市場長期以來被歐洲的德國、法國和俄羅斯等國主導，距中國的空間距離較遠，中國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份額一直較小，年直接投資流量在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長速度緩慢。

與其他地區相比，“一帶一路”投資項目大多資金需求龐大、投資周期較長、涉及資本跨境合作，疊加我國對“一帶一路”區域投資地區分布集中、行業分布敏感、投資主體單一的特性，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較多。據統計，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生的投資風險案例共49起（占對外投資風險案例總數的28.3%），總金額777.2億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額15.9億美元（見表1）。從風險項目損失金額與投資總額的比值來看，經計算，2005―2016年“一帶一路”區域的比例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與其他地區相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政治社會、經濟金融、法律和主權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風險特性，下面分別進行簡單梳理。

（一）政治社會風險

巴特勒和喬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將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定義為：“東道國政府在跨國企業經營中突然改?政策規則導致投資者權益受損的可能性?！睎|道國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穩定程度對投資造成的損失往往大于經濟風險，是對外直接投資需要首先考慮的風險因素。“一帶一路”包括了地緣政治最為復雜的一些區域。第一是政局動蕩。東西方多種文明在“一帶一路”地區交匯，導致該區域政治宗教沖突頻繁發生，緬甸、印巴、阿富汗、烏克蘭等一些國家處于國家內部分裂或領土紛爭之中，突發性**或戰爭頻發；西亞、北非國家更是政局動蕩的集中區域，部分國家長期敵對，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等舊有沖突熱點依然發酵、戰爭頻發，阿拉伯國家的民眾抗議活動使國家局勢持續動蕩。第二是政策頻繁變更?！耙粠б宦贰眳^域部分國家民主化程度較低，政權頻繁變更會導致政策缺乏連續性，當東道國以公共利益和環境保護等為借口對投資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如通過提高稅收、下達政府禁令、無故違約以及國有化政策等對外國直接投資設置壁壘時，投資項目會遭遇運營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資陷阱”。同時，“一帶一路”部分國家濃厚的宗教思想和較大的文化差異會加深民眾的誤解，進而引發政策變更風險，嚴重損害國外投資者的正當經濟權益。第三是大國角力形勢復雜。美國針對中亞和南亞提出并實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絲綢經濟帶計劃”，隨后又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強對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控制；歐洲實施了“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計劃增強與中亞的聯系；俄羅斯2014年提出“歐亞經濟聯盟”戰略，計劃聯合中亞、獨聯體等國家成立一個超國家聯合體；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針對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并主導亞洲開發銀行通過海外投資提升其在油氣資源開發領域的權益和在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印度目前在積極推動印度次大陸國家經濟合作協議（BBIN）、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和環印度洋地區的“藍色經濟合作”。來自美日俄印等大國的各種競合博弈和復雜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第三國霸權主義的干預風險。第四是恐怖主義蔓延?！耙粠б宦贰毖鼐€地區恐怖主義活動頻發，“西亞―中東一南亞一中亞”的弧形恐怖主義地帶初步形成，恐怖主義襲擊和反恐戰爭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據美國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顯示，25%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處于危險狀態，15%的國家處于高危狀態。伊斯蘭地區極端宗教勢力猖獗，恐怖組織勢力從中東地區蔓延到中亞、南亞、東南亞甚至中東歐，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國家暴恐事件不斷。除了陸上恐怖主義勢力，“政治性海盜”為主的海上恐怖主義事件近年來在紅海、亞丁灣、馬六甲海峽和孟加拉灣等海域頻發。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給“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活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因素。

（二）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主要指東道國經濟形勢變化或經濟政策調整導致對外投資收益降低的可能性?！耙粠б宦贰毖鼐€多數國家經濟基礎較薄弱，市場經濟制度不健全，經濟結構單一，經濟穩定性較差；金融系統較為脆弱，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容易受到世界經濟低迷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市場風險和運營風險較為突出。市場風險主要表現在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存在通貨膨脹問題，俄蒙兩國的平均通脹率高達10.42%，中亞、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的平均通脹率也超過了6%（吳舒鈺，2017）[22]，2017年烏克蘭和伊朗的通貨膨脹率更是分別高達11.5%和11.2%。匯率風險主要涉及東道國本幣匯率的穩定性、貨幣自由兌換程度和外匯管制情況等。“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欠發達國家較多，幣種偏小，國際流通性較差，匯率制度不健全，本幣匯率頻繁波動情況時有發生。2008年以來，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和匯率機制僵化導致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經歷了貨幣較大幅度貶值情況：南亞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蒙古和獨聯體等國家的貨幣顯著貶值。在許多國家實行較為嚴格的匯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很難在利用當地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來對沖匯率風險。這將增加“一帶一路”項目的貨幣風險點，提高分散風險的難度。資金運營風險，一方面指企業做出投資決策過程中對成本收益預估失誤，另一方面指融資渠道出現阻礙導致資金不能保證項目正常運營等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資金需求大、建設周期長，加上“一帶一路”大部分國家存在金融市場發展成熟度不高、金融產品不豐富、資金可獲得性低、市場監管能力不足等問題，對外投資的資金不可持續性風險大大增強。

（三）法律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司法環境各異，法律法規、稅收政策、辦事流程差異較大，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問題。沿線地區國家的法律分屬大陸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當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對當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會面臨法律費用和經營成本增加的挑戰。第一，一些東道國相關法制欠缺，在投融資、產業政策、勞動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較為隨意；部分法律對境外投資者設置法律壁壘，對跨境投資實施反壟斷審查，給對外直接投資造成較大阻力。第二，企業不了解當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規而造成投資損失，其中勞資關系糾紛、知識產權糾紛和生態環境破壞糾紛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帶一路”投資仲裁機制不統一。目前我國已經與沿線56個國家簽訂《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議公約》，但沒有覆蓋全部沿線國家，仲裁結果的執行也主要依靠國際社會壓力，法律強制性較弱。同時，沿線有15個國家不是WTO成?T，其國內法律法規可能與WTO法律制度、RTA爭端解決機制存在沖突，多重爭端解決機制相互交叉加劇了法律保障難度。

（四）主權信用風險

東道國政府違反合約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容忽視，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東道國政府的違約風險，主權信用評級越高，投資面臨損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據聯合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發布的《2017年“一帶一路”國家主權信用風險展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風險主要表現在：信用等級跨度大，包括等級為AAA的新加坡和剛走出違約狀態等級的烏克蘭；主權信用風險水平各地區分布不平衡，中東歐地區國家主權信用風險整體較低；東南亞地區國家主權信用風險整體不高；南亞和北非地區的國家政府償債壓力較大但信用風險整體可控；中亞和西亞地區主權信用風險較大。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做出的主權信用評級結果與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見表2）。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評估實證分析

（一）評價方法與評價指標

1.評價方法。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融資風險涉及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等多個風險類別，風險判定指標較多、計算過程繁瑣，盡量運用比較少的綜合指標代表原有指標，全面準確地刻畫“一帶一路”國家投資風險是我們的目標。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具有較強的國別特征，有的國家政治風險突出，有的國家則主要由于經濟發展潛力不足造成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有的國家則是在政治、經濟、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織下存在較大風險，需要分類討論。針對上述問題，選擇因子分析方法來對各國的投融資風險進行實證評價。因子分析以丟失最少信息為前提，將所有變量按照相關性綜合成幾個綜合因子進行分析，各因子間線性關系不顯著，既有較好的解釋功能，又能減少計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據因子分析理論和步驟，首先考察各風險變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礎，即各變量是否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選取累計貢獻率超過80%的綜合因子、確定因子個數，并通過正交旋轉確定因子載荷矩陣；最后，根據各綜合因子得分評估各國投資風險大小。在評估投資風險時，將變量作逆向化處理后，利用因子綜合得分公式（1），計算各國家的風險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綜合得分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國家投資風險越小。

因子綜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貢獻率+因子2×因子2方差貢獻率+…+因子n×因子n方差貢獻率）/累計方差貢獻率（1）

2.評價指標與數據來源。參考已有投資風險研究成果在風險衡量指標上的選取方法，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風險特點和統計數據的可得性，筆者選擇了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4個一級指標、26個二級指標，建立了“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含義和數據來源見表3。筆者選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個樣本國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為風險評價數據。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變量在某一年份確實對實證分析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一段時期內各國的風險特征。

筆者選擇spss統計軟件進行因子分析，該軟件會自動對不同量綱的原始變量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通過線性變換使數據結果處于[0，1]區間。由于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最終計算出的各國風險因子得分是以0為平均值，正值表示風險水平較低，負值則表示該國風險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所選取的26個指標變量有的和投資風險呈正相關關系，有的呈負相關關系，為使綜合因子得分正確反映各國相對風險的大小，筆者在因子分析前對所有正向變量進行了逆向化處理，即所有變量值越大，代表投資風險越小。

（二）投資風險實證評估

選取表3四大風險類別下的所有26個指標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進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萊、東帝汶和敘利亞的經濟風險指標和主權信用風險指標數據確實嚴重，故剔除這3個國家對61個沿線國家進行分析。KMO值為0.75，可以進行因子分析（見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見表5）。根據風險因子解釋的總方差表格和碎石圖（見表

6、圖2），提取9個主因子，9個公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接近85%，能夠較好地代表所有風險衡量指標。將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之后（見表7），9個因子的含義較為明確：第一個因子可視為政治經濟綜合因子，代表一國政府執政能力和經濟現代化水平，國家民主化進程和執政能力影響經濟開放程度和發展速度，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和經濟因素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第二個因子為社會法律綜合因子，代表對外直接投資受社會傳統和法律法規的影響程度，一國對社會傳統的重視往往體現在法律法規上面，進而共同對投資行為形成約束；第三個因子是營商環境因子，包括物權登記是否便利、合同執行是否嚴格、投資者合法權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國在打造投資優質環境方面的能力；第四個因子是經濟波動指數，衡量一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情況；第五個因子為政治局勢因子，主要衡量一國包括內部矛盾、外部沖突在內的政治局勢的穩定狀況；第六到第九個因子則主要衡量一國的國家資產負債情況、主權信用情況和政府財政狀況。最后，根據表8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評估出“一帶一路”各國總體投資風險的評分與排名情況（見表9）。

從投資綜合風險來看，新加坡、愛沙尼亞、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蘭、斯洛文尼亞、阿聯酋、拉脫維亞和斯洛伐克等10個國家風險最低；除去文萊、東帝汶和敘利亞，老撾、烏克蘭、尼泊爾、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緬甸、阿富汗和也門等10國風險最高。按照沿線各國的經濟地理分區，制作了投資風險的分區域分布情況（見圖3）。除了獨聯體的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之外，中東歐區域國家金融體系相對完備，投資安全程度整體較高。俄蒙兩國整體風險高于平均水平，兩國經濟風險尤其突出，社會安全系數較低。中亞5國的投資風險整體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經濟條件、動蕩的政治局勢和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亞和北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間風險程度呈現較大分化：西亞和北非地區除以色列、阿聯酋、卡塔爾、格魯吉亞等國外，其他國家投資風險較高，如也門、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由于民族和宗教沖突頻繁、恐怖主義勢力猖獗，導致經濟、社會、法律、主權信用等諸多指標落后，投資風險飆升；南亞地區不丹和印度投資風險較小，其中印度作為南亞地區的大國，經濟增速較快且增速平穩，投資的經濟風險較小，其他國家經濟體量小、政府執政能力不強、經濟開放度不高、法律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導致投資風險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風險問題則需要特別重視；東南亞地區，新加坡是區域內投資最安全的國家，其他國家基本處于經濟轉型期，雖然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但經濟制度不完善、營商環境不佳、主權信用評級較低，疊加國內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投資整體風險較高。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綜合投資風險分區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國家風險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測算了各國國別風險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觀地將國家風險進行分區。筆者采取聚類分析方法，選取歐氏距離計算變量個體間距離，將6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分為4類風險區。第一類是低風險國家，包括：新加坡、愛沙尼亞、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蘭、斯洛文尼亞、阿聯酋、拉脫維亞、斯洛伐克、不丹、克羅地亞、羅馬尼亞、格魯吉亞、保加利亞、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馬來西亞、卡塔爾和黑山。第二類是中風險國家，包括塞爾維亞、馬其頓、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亞、阿爾巴尼亞、巴林、菲律賓、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亞美尼亞、泰國、土庫曼斯坦、摩爾多瓦、約旦、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第三類是高風險國家，越南、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撾、烏克蘭、尼泊爾、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和緬甸。第四類是極高風險國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門。

四、結論

筆者分別從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四個分項維度構建指標體系評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得出如下結論：

1.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偏高，中高風險國家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數的2/3。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進行投資決策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東道國的風險水平，以保證投資收益。

2.政治?濟綜合因子對一國的整體投資風險影響最大，可見對于“一帶一路”區域來說，政府執政能力和經濟現代化水平具有較強相關性，二者相互交織成為決定國家投資風險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會法律條件、營商環境、經濟波動情況，政局穩定程度和主權信用狀況都是對外直接投資決策需要考慮的因素。

3.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綜合投資風險分區與2005―2016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情況進行對比，我們發現，我國大量投資集中在東南亞的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老撾，南亞的巴基斯坦，中亞5國和俄羅斯、蒙古等國，而這些國家大部分都屬于高風險區域，對中東歐等低風險國家的投資則較少。未來我國對“一帶一路”區域的投資應著力完善區域分布結構，謹慎選擇投資目的地，減少對高風險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增加與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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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五篇：一帶一路戰略風險（精選）

一帶一路戰略風險

一帶一路改寫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版圖的戰略，至少需要10年謀劃、經營，戰略風險是多重的：

一、中國的戰略擴張。包括戰略投入與戰略補給兩大風險。一帶一路沿岸、沿途國家對美國霸權的失落，可能轉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邀請中國戰略介入中東、中亞、西亞北非等地，對中國戰略誘惑不??；絲綢之路經濟帶要確?；A設施建設和維護，而戰略資產易投不易守，這些都可能使中國陷入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警告的“過度擴張”的危險。絲路基金采用國際融資手段，也可能陷入杠桿化風險。如果這些投資都是中國人民銀行托底，會出現又一個4萬億問題。

二、美國的戰略圍堵。一帶一路是需要幾代人持續不斷的艱苦努力才能建成的偉大事業，如何處理好與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及全球化關系？對其面臨的風險與挑戰，絕不可低估。美國還看不懂一帶一路構想的意義，或不看好其前景，認定那是個“Illusion”(美夢)，目前忙于應對兩大中國挑戰：一是以“亞洲新安全觀”為風向，試圖動搖美國亞太聯盟體系，二是在現行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外另起爐灶，比如搞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但美國一旦醒悟過來，認定一帶一路計劃可能成功，并且對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產生重大挑戰，一定會慫恿盟國和沿途國家進行反對或破壞。美國在加速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同時，可能重拾新絲綢之路計劃并加以改造，從海陸兩路進行攪局。

美國可能的破壞包括：一是美國的聯盟體系破壞一帶一路建設：與沙特的特殊關系慫恿3股勢力攪局？二是為維護海上霸權，不斷強化印太戰略，加強亞太、印度洋軍力，重點利用東亞海洋領土爭端，挑唆聲索國制造事端，企圖“以鄰制華”、“困龍淺灘”、遏阻中國“海洋崛起”。三是策動沿途國家(尤其是緬甸、越南、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四是加緊通過利益集團代言人對我施加影響，策劃推動“五獨”勢力的合流，推動臺灣加入TPP。五是與日本一道利用亞行阻止AIID，敗壞一帶一路聲譽。

三、俄羅斯的戰略猜疑。歷史上，絲綢之路的興衰與俄羅斯、奧斯曼帝國的興衰密切相連。一帶一路的關鍵挑戰海上是美國，陸上是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運營，其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該組織還將吸納新成員，亞美尼亞近期即將加入，吉爾吉斯斯坦則擬在今年5月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未來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爾吉斯斯坦，將有3個聯盟成員國與中國接壤。其中哈、吉均為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國家。普京曾表示，經濟聯盟將成為獨聯體地區的一個經濟引擎，成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因此，俄羅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可能帶來的麻煩不只是以其主導的地區合作組織分化有關國家，更在于歐亞經濟聯盟的不接軌，不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與一帶一路理念、體制不兼容——鐵軌的不兼容還是技術層面的，觀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煩。

四、印度的戰略不合作。印度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謝剛稱，印度未表態支持一帶一路理由有3：一是成本巨大(要8萬億美元大規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擔心無法獲益。二是所經地區爭議、動蕩，比如經過克什米爾地區，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經過緬甸不穩定地區，中巴經濟走廊經過不穩定弧等。三是擔心被中國包圍，尤其是從海上、陸上惡化印度安全環境，擔心美國的介入影響其獨立自主性等。中國應效仿中日21世紀委員會建立與印度的二軌機制，爭取印度支持。

五、日本的戰略攪局。作為美國的盟國和中國的戰略競爭者，日本一定不會坐視一帶一路成功，可能成為美國聯盟“使絆戰略”的排頭兵。日本在絲路沿途國家經營多年，一帶一路動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壞：一是在中南半島、孟加拉灣搞互聯互通與我唱反調，二是利用其FDI優勢攪局，三是通過非政府組織破壞我項目，四是利用亞行基建項目與我競爭。

六、地緣政治風險美俄戰略。對抗影響一帶一路沿途、沿岸地區穩定，相關國家可能成為美俄代理人對抗的犧牲品，尤其是烏克蘭危機走勢、伊朗與美國的關系、沙特對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影響，滋生種種地緣政治風險。此外，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3股勢力”再度抬頭；東亞海洋領土爭端加劇，中國在海洋安全面臨的嚴峻現實威脅對建設海上絲綢之路頗為不利；氣候變化、極端天氣、水資源沖突等也可能將中國攪進去。

一帶一路沿途、沿岸64個國家中，目前表態支持的有50多個，但是無條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數國家指望一帶一路給他們帶來多多收益，并未準備好投入，一些國家甚至公開恐嚇“支持不足而搗亂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擾一帶一路建設。政局不穩或對華關系緊張，更導致立場的逆轉?；A設施投資都是戰略性、長期性的，有賴于沿途國家的政局穩定、對華關系穩定。要防止可能的顏色革命干擾和對華挑撥。

歸納起來，跨國投資可能面臨的安全風險可有4個層次：

1.企業和企業經營者(一帶一路可能涉及的派遣人員人身安全)：主要是企業選擇的投資和運營方式、企業文化(與投資流向的國家文化是否沖突)、企業處理風險的方式和能力等。就私人投資而言還需考慮企業經營者個人安全的因素，這主要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

2.與相關國家內部治理有關的風險：主要包括政權穩定性，主要政治機構變更或更迭的可能性，是否有改革(反腐等)及改革強度、法治情況等，可有不同指標衡量。如中亞地區：長時期的獨裁(領導人更迭時可能有風險)、經濟自由度、法治指數、移民情況等。希臘：債務、政權更迭與黨派間競爭。

3.國家間沖突造成的風險：烏克蘭危機后俄周邊地區的安全形勢急劇惡化，中國東海與南海的邊界沖突，宗教、民族沖突，其他武裝沖突愈加突出等。另有由美國撤軍導致的地區安全形勢惡化，跨國移民(尤其在歐洲地區，移民所導致的安全風險正在大幅增加)。

4.全球性問題：主要可提大宗商品價格、網絡安全、海上安全。

如何應對風險

確立兩容、兩分、一抓的思路。

所謂“兩容”，一是與當地已有合作架構的兼容，盡量不另起爐灶；二是與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擠俄美歐日等域外勢力。美國的比較優勢是軍事聯盟體系，中國的比較優勢的人、技術、經驗和地緣，可以參照北約與歐盟的合作模式——北約提供歐洲的硬安全，歐盟提供軟安全服務，避免重復、競爭——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在一帶一路的兼容。歷史上，英國無法承擔全球霸權體系，主動請美國幫忙；不久的將來，美國可能對中國提出類似請求。中國要做好準備。

所謂“兩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責，不能全包。金融投資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風險不能解放軍托底，必須讓當地利益攸關方和社會力量對接上，把我要維護安全變成他們要維護安全，把我的風險變成他們的風險。

所謂“一抓”，就是抓住歐洲。一帶一路并非我單向推，終點站是歐洲，需要西頭來主動對接。尤其是要借助歐洲運籌好中美俄大三角關系，調停烏克蘭危機。以中歐新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推動中歐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網絡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交通、貿易、貨幣、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帶一路風險。推動歐盟加入“海上合作組織”；與歐洲國家合作共同經營中亞、中東、西亞、北非市場。提升互聯網國際治理的話語權；抓住美國“放棄”在互聯網域名權給私人公司的計劃，聯手歐洲推動ICANN民主化。

此外，推動地方與沿途、沿岸、沿線國家結對子。絲路沿線省份的政府承擔國內、國際兩大功能，為此應調整其工作理念，改變工作作風，幫助其尋找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地區結成戰略合作伙伴——全球伙伴網絡要接地氣，夯實一帶一路安全的社會基礎。另外可考慮創設安全外交機制。將絲路分區、分段，以支點國家外交實現區、片聯動，先近后遠，先點后面，有序推進，按領域建立安全網。與此同時，加強絲路公共外交，也是化解一帶一路風險，消除“絲路威脅論”的必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