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商業賄賂案件總結

商業賄賂案件總結 2011年度在日常查辦案件過程中，共辦理商業賄賂案件兩起，現就辦理案件中所積累一點經驗總結一下，供大家參考，不足之處，請多指正。

一、案源的發現。商業賄賂案件多發的領域均為競爭激烈，利潤較大的行業，較為常見的有醫療器械，外包工程材料，工程取暖設備，房地產企業的廣告策劃等。這類企業在我局轄區內分布較為廣泛，各個所轄區內都能發現，在日常巡查中注意留心觀察，很容易發現相應的公司。另外由于現在有些行業過于顯眼，部分公司采用一些不相關的行業名稱為掩護，實則從事醫療器械，工程材料等物品的銷售。

二、現場證據的固定。在巡查中發現有較大商業賄賂嫌疑的公司時，我們應該進一步對該公司進行檢查，重點是要控制財務室，一般一人進經理辦公室，一人進財務室，必須保證第一時間控制住，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取得我們需要的證據，尤其是現金賬冊，銀行賬冊等對案情認定有重大輔助作用的證據。現在商業上賄賂現在較為嚴重，有賄賂的公司大部分都才用做賬外賬的形式來填補用于賄賂的金額，這就要求我們應該具備相應的會計知識，能夠對賬冊進行簡單的甄別，看公司的資金是否入對了相應的科目。

三、筆錄的取得。在取得第一手現場資料后，當事人會到工商所來說明情況，在做詢問筆錄時，一定要注意技巧，首先應該和當事人認真的溝通，拿出做朋友的誠意，多跟他談談生意，比如他們這

一行雖然利潤高，但是競爭激烈，不給點賄賂就很難拉到單子，是一種潛規則，從事這種行業的公司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的行為，讓他內心產生法不責眾的意識，放松對這方面的警惕，在關鍵證據都取得證實，筆錄程序完成后，再告訴相對人所犯的錯誤，根據其認錯態度、配合程度，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

商業賄賂案件較其他類型的案件復雜一些，主要是證據的取得和現場的控制，在查辦案件過程中，注意好這兩方面，商業賄賂案件就和其他案件一樣可以輕松完成。

第二篇：商業賄賂案件移送問題探析

商業賄賂案件移送問題探析

治理商業賄賂一直是近幾年來工商部門的重要工作之

一。工商部門查辦商業賄賂案件，涉及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受賄罪、對單位行賄罪、單位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罪名。由于各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和對應關系比較復雜，對什么樣的案件可以直接做出行政處罰，什么樣的案件應當移送司法機關，以及向哪個部門移送，許多基層執法人員存在模糊認識，掌握不準，只好一律移送，既降低了工商部門的辦案效率，又增加了司法部門的工作量。下面筆者從行賄與受賄犯罪之間的對應關系入手，對商業賄賂案件移送問題進行分析。

一、行賄與受賄犯罪之間的對應關系

根據《刑法》第八章有關規定，除特殊情況外，行賄犯罪與受賄犯罪一般具有一定的對應關系，互為犯罪對象并均構成犯罪。如給予財物方涉嫌行賄罪的，那么接受財物方可能涉嫌受賄罪；給予財物方涉嫌對單位行賄的，那么接受財物方可能涉嫌單位受賄罪。為了讓讀者更加直觀地掌握他們之間的對應關系和犯罪主體之間的區別，筆者繪制了對應關系圖如下：

行賄方受賄方

行賄罪（389受賄罪（385條：國家工作人員）單位行賄罪（393

對單位行賄罪單位受賄罪

（391條：任何身份自然人和單位）（387條：國有性質單位）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164條：任何身份自然人和單位）（163條：非國有性質單位人員）

對非國有單位行賄罪非國有單位受賄罪(任何身份自然人和單位)（非國有性質單位）說明：黑體字為現行刑法規定的罪名，斜體字現行刑法尚無規定

從上圖可以清晰地看出，行賄方的四個罪名的犯罪主體均為一般主體，包括任何身份的自然人或任何性質的單位；而受賄方三個罪名的犯罪主體均為特殊主體，即受賄罪的犯罪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體為非國有性質的公司、企業和或者其他單位(以下簡稱非國有性質單位)工作人員，單位受賄罪的主體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以下簡稱國有性質單位），非國有性質單位無法定受賄罪名，不能構成受賄犯罪。

二、移送標準

為了讓廣大讀者便于理解和記憶，根據上述分析，可將商業賄賂案件分為完全不用移送的案件和符合條件移送的案件兩類，分述如下：

(一)完全不用移送的案件。根據現行刑法的規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則，下列兩類商業賄賂案件不用移送，工商機關可以直接處理：一是任何身份的自然人對非國有性質單位行賄；二是任何性質的單位對非國有性質單位行賄。上述兩種情況，行賄方和受賄方均不構成犯罪，因此，為完全不用移送案件。

（二）符合條件移送的案件。根據《刑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受理直接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符合追訴或立案標準的商業賄賂案件應當移送。為了讓讀者在頭腦中形成清晰的思路，我們根據罪名之間的對應關系從三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涉嫌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與受賄罪的案件

1、涉嫌行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第389條規定，行賄罪的主體是自然人，無身份限制；客觀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或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移送標準為：行賄數額在１萬元以上，或者雖不滿１萬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為謀取非法利益而行賄的；②向３人以上行賄的；③向黨政領導、司法工作人員、行政執法人員行賄的；④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2、涉嫌單位行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第393條規

定，單位行賄罪的主體是單位，無性質限制；客觀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或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移送標準為：行賄數額在２０萬元以上，或者行賄數額在１０萬以上不滿２０萬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為謀取非法利益而行賄的；②向３人以上行賄的；③向黨政領導、司法工作人員、行政執法人員行賄的；④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3、涉嫌受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第385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客觀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務，為他人謀取利益或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移送標準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或者雖不滿5千元，但有下列情形這一的：①因受賄行為而使國家或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②故意刁難、要挾有關單位、個人，造成惡劣影響的；③強行索取財物的。

第二，涉嫌對單位行賄罪與單位受賄罪的案件

１、涉嫌對單位行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第391條規定，對單位行賄罪的主體是自然人或單位，無身份和性質限制；客觀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給予國有性質單位以財物或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移送標準為： 個人行賄數額在１０萬元以上、單位行賄數額在２０萬元以上，或者個人行賄數額不滿１０萬、單位行賄數額在１０萬元以上不滿２０萬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為謀取非法利益而行賄的；

②向３個以上單位行賄的；③向黨政機關、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行賄的；④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２、涉嫌單位受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第387條規定，單位受賄罪的主體是國有性質單位；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違反國家規定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移送標準為：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或者雖不滿10萬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故意刁難、要挾有關單位、個人，造成惡劣影響的；②強行索取財物的；③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第三，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案件

1、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第164條規定，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主體是自然人或單位，無身份和性質限制；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給非國有性質單位工作人員以財物；移送標準為：個人行賄數額在1萬元以上，單位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

2、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案件。根據《刑法》163條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體是非國有性質單位工作人員；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經濟往來中，利用職務便利，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移送

標準為：受賄數額五千元以上。

以上三個方面的犯罪主觀上均為故意，在此不再贅述。

三、受移送部門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和第二款“貪污賄賂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瀆職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犯罪，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范圍的規定》，涉嫌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受賄罪、對單位行賄罪、單位受賄罪的案件，由人民檢察院直接立案偵查，應當向人民檢察院移送。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屬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妨害對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罪”的兩種具體罪名，按分工應當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因此，對于涉嫌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案件，應當向公安機關移送。

經濟檢查局張樹國

第三篇：查處商業賄賂案件的幾點體會

查處商業賄賂案件的幾點體會

商業賄賂已成為當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敗壞社會風氣的頑疾。多數商業賄賂行為，行賄和受賄雙方是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雙方從中獲得了各自所需的利益，行賄者和受賄者所用的財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侵害的還是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戰略和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現就我局在開展治理商業賄賂行為的專項行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談一談我個人的一些體會：

一、具體辦案中遇到的實際問題

（一）法律規定過于原則，可操作性差。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僅在第八條規定：“經營者不得采用財物或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購買商品。在賬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處；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賬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處。經營者銷售或購買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給對方折扣，可以給中間人傭金。經營者給對方折扣、給中間人傭金的，必須如實入賬。”該條沒有明確回扣和一般商業賄賂行為以及折扣、傭金、附贈行為的特征和性質，且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1996年11月，國家工商總局頒布的《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屬于部門規章，法律效力不高，不能滿足執法和訴訟的需求，還有就是規定商業賄賂的主體過窄，致使查處非國有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人員的受賄行為存在法律盲區。另外我國現行法律中將賬外暗中和明示入賬作為回扣和折扣的本質區別并不恰當。競爭者并不一定都是單位，在實踐中很多個體戶和承包戶都沒有自己的賬戶，也就沒有入不入賬的區別，或者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建帳，而他們不建帳又不歸工商機關管，法律很難確定其行為究竟是屬于折扣還是回扣。所以，僅把賬外暗中與否作為判斷折扣和回扣的主要根據而無其他實質標準，在實踐中很容易導致許多表面上取得合法形式的所謂“折扣”又往往會產生與回扣同樣的后果，對社會的公平競爭秩序造成妨礙。

（二）取證難，查證難。主要是受執法手段和權限的制約，及一些潛規則的影響，導致直接取證難。例如，我隊調查某超市收受三鹿奶業代理商堆頭費、進場費、上架費的案件時，在三鹿代理商取超市所要費用的收據或發票時，代理商非常不情愿提供，原因就是如果我們對超市處理不了，造成的后果就是超市不會再銷售他的產品，最后是細致的做工作才取得證據，拿著證據到超市檢查其帳目時，超市以經理不在或是會計不在為由不提供帳目，而辦案人員又不能采取任何的強制手段，所以造成的結果就是有勁使不上致使案子一拖再拖，從而給對方提供再作一套帳或者活動的機會。又如，檢查某小學強制給學生上保險非法收受保險公司給予的“保險代辦費”的行為時遇到的問題也是取證難，如果要體現出“強制”的字樣就得從學生或是家長入手，而學生或是家長考慮還得在學校學習等原因不予提供，造成取不到證據從而沒法去學校查證，而保險公司現在又是網上報帳制，要想看帳就得到市公司，另外我們沒有其他的強制措施只能是表面的了解一下而已。還有就是一些行業已形成“潛規則”，查處的一些案件中的藥商向醫院推銷藥品都是采取“兩筆扣”方式：“明扣”給醫院的小金庫，“暗扣”給藥房的工作人員或是主治醫師。經查，目前這種手段已成為醫藥購銷領域的“行規”，“圈內人士”都直接按“程序”辦理，操作更加隱蔽。類似的領域還有存款信貸、工程發包、車輛保險等，這些行業“潛規則”已經根深蒂固，給取證工作帶來了不小難度。

（三）執法主體交錯，各自為政，形不成執法的合力。按照法律法規，對于商業賄賂案件，除工商局外，檢察院、公安局、法院、海關緝私局、稅務局、紀委和審計等部門也都有調查取證乃至立案查處的權力，這種管理模式容易導致執法不力、打擊不力的后果發生。我個人的觀點認為執法主體交錯導致各個機關各自為戰，各自執行各自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都在自己的那個框框內執法決不躍雷池一步，是導致這種狀況發生的直接原因。要知道打擊商業賄賂不單單是某個部門的事情，這就需要各部門的通力合作和有機配合，形成一個執法的合力。向上面提到的超市不配合問題，如果公安機關介入控制住財會人員或是搜查相關的帳目的話就不會有后事發生。為什么公安機關只是簡單的配合呢？就是因為這個案件不夠它們立案的標準，所以它們只是象對待普通防礙執法機關依法執行公務的案件那樣來處理，這樣就傷及不到當事人的筋骨，也就沒能形成一個合力的拳頭。

二、解決上述問題的幾點建議

第一，規范商業賄賂案件辦理的各個環節。目前，我國的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中都有涉及治理商業賄賂行為的條款，但規定比較分散，對一些重要環節的界定不夠完善和明確。對此，一要明確商業賄賂的主體和客體，對不同行業、領域內不同性質和形式的商業賄賂行為規定統一的判定依據，讓辦案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有法可依，也就是給各個執法機關制定出相應的條例或辦法；二要明確查辦商業賄賂案件的主管機關，建議將檢察機關確定為主管機關，由公安、工商、海關等部門協助配合，形成打擊商業賄賂犯罪的合力。象上面查處超市收受“堆頭費”的案件，如果公安的經偵部門帶著搜查證依法對該超市的財務科進行搜查的話，當時就能拿到第一手的證據，就能夠給案件一個準確的定性。學校收受“保險代理費”案件，如果紀檢部門、檢查機關與工商共同辦案的話就可以輕松地取到證據，因為檢查機關有司法強制措施，他們可以對學校相關的財務和人員予以控制，而我們可以對保險公司進行檢查，這樣采取“雙管齊下兩頭堵”的辦法就解決了沒法取證的難題。

第二，完善相關行業規范和財務制度。對當前普遍存在“吃回扣”不良風氣的領域和行業，出臺行業規范，健全財務制度，從源頭上加大打擊力度。

第三，多種渠道治理商業賄賂，形成打擊合力。商業賄賂行為侵害的客體是多方面的，因此也應該從多種渠道入手，形成打擊的合力。一是檢察機關應當大力查辦職務犯罪。在懲治受賄人的同時，不能放松對行賄人的打擊。二是平等的市場競爭者可以對不正當行為提起民事訴訟。應當出臺明確規定，鼓勵平等經營者通過法

律途徑對商業賄賂者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損害賠償。

第四，逐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當務之急是充分喚起全社會對商業賄賂行為危害性的清醒認識，形成“民要舉官要糾”的氛圍，由此建立起以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為核心，以行業管理部門和社會輿論為輔助的社會信用體系，從而更有效地對商業賄賂行為進行預防和打擊。

第四篇：法院審理商業賄賂案件匯報

突出審判重點 懲處商業賄賂

X市中級人民法院

治理商業賄賂是今年中央確定的反腐倡廉的一項重點工作。X市兩級法院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治理商業賄賂的重大決策，按照市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的統一部署，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依法審理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依法懲治商業賄賂犯罪分子，為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和我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加強組織領導，推動專項治理工作穩步有序進行

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高度重視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吳華院長為做好這項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為加強對全市法院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指導和協調，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了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并及時下發通知，全面安排和部署專項治理工作。兩縣三區法院建立健全了相應的組織領導機構，制定實施方案，精心組織，扎實工作，依法審理了一批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今年１至11月份，全市法院共審理商業賄賂案件8案8人（其中含二審1案4人），涉案金額34.37萬元（其中含二審案件10萬元）其中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占生效判決人數的 12.5％，有力地懲罰了商業賄賂犯罪分子，維護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促進了反腐敗工作深入開展。

二、突出審判重點，依法懲處嚴重商業賄賂犯罪分子

根據市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部署，我們在審判工作中突出了對商業賄賂“重點領域”和“重點人員”犯罪案件的審判。一是對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危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商業賄賂犯罪行為，特別是發生在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以及資源開發和經銷等六大領域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以及發生在銀行信貸、證券期貨、商業保險、出版發行、體育、電信、電力、質檢、環保等九大行業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判，從嚴懲處；二是依法嚴懲利用職權參與或干預企業事業單位經營活動，謀取非法利益、索賄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及重大受賄案件的行賄人員。在此基礎上，全面加強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同時，對涉案金額巨大、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商業賄賂犯罪大要案件，加大督辦力度。如浚縣人民法院審理的被告人劉振興受賄10萬元一案，一審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劉振興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被告人劉振興以“事實不清，量刑過重”為由上訴至市中院。經審理，市院認為被告人劉振興身為在國有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賄賂10萬元，其行為已經構成受賄罪。認為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二審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認真領會法律精神，嚴格區分罪與非罪

在治理商業賄賂的法律體系中，相關經濟、行政法律法規中關于行為是否構成商業賄賂的規定是我們審判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的基礎和前提。某種行為方式，如回扣、折扣、傭金、附贈等是否屬于商業賄賂，我們首先要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經濟、行政法律法規加以認定，如果不屬于商業賄賂，則行為本身不存在犯罪問題；如果根據相關經濟、行政法律法規認定屬于商業賄賂，則行為是否構成商業賄賂犯罪，需進一步依據刑法規定進行認定。因此，準確理解和把握相關經濟、行政法律法規及刑法關于商業賄賂規定的精神，對于做好商業賄賂犯罪案件審判工作至關重要。在工作中，對社會關注而又爭議較大的問題，我們根據現行法律規定，認真分析，從嚴把握，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特別注意了準確把握賄賂犯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避免將屬于行業不正之風的行為當成犯罪進行追究；準確區分單位與個人犯罪的界限，既要避免將單位違反財經紀律的一般違法行為作為單位犯罪進行追究，又要避免混淆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界限，將個人犯罪當作單位犯罪，或者將單位犯罪作為個人犯罪進行不當追究；既要防止放縱犯罪，又要避免冤枉無辜。

四、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充分發揮刑罰功能

寬嚴相濟是黨和國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正確運用這一政策，對于充分發揮刑罰“懲罰、預防、教育”功能，減少社會對立面，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對性質惡劣、情節嚴重、涉案范圍廣、影響面大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特別是對于頂風作案的，或者案發后隱瞞犯罪事實、毀滅證據、訂立攻守同盟、負案潛逃等企圖逃避法律追究的，依法從嚴懲處。對在自查自糾中主動向單位、行業主管監管部門講清問題、積極退贓的，或者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有自首、立功情節的，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對在行業、領域內帶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員眾多的案件，我們根據“懲處極少數，教育大多數”的要求，突出重點，區別對待，防止因打擊面過寬導致不良的政治影響和社會效果。

五、加強政策法律問題研究和指導，確保辦案質量

商業賄賂情況復雜，審理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的專業性、政策性都很強。對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發生在公益性強、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領域和部門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中的問題，我們深入調查，認真研究，正確把握政策界限，嚴格依法審判，確保辦案質量。市中院就人民法院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積極聽取地方法院同志的意見和建議。對下級法院審理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的工作及時予以指導，增強了審判指導的針對性、及時性和實效性。

六、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協調配合，促進防治商業賄賂長效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們深入了解和聽取相關單位對商業賄賂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促進人民法院專項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審判中發現的有關部門和單位存在的管理缺陷和漏洞，及時提出司法建議，促其糾正。在案件查處、政策指導等方面加強與相關單位的協調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結合貫徹落實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的規定，針對反商業賄賂立法中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議，進一步完善規范市場競爭行為和懲治商業賄賂違法犯罪的法律體系，促進防治商業賄賂長效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七、切實做好司法宣傳工作，不斷擴大專項治理工作的社會效果

我們通過多種形式向社會進行廣泛宣傳，充分揭露商業賄賂的社會危害性，增強人們反商業賄賂的決心和信心，擴大治理商業賄賂的社會效果，展示了人民法院專項治理工作的初步成果，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有力地推動了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八、抓好督促落實，確保專項治理工作取得實效

貫徹市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的重大決策和部署，重在抓好落實。今后一段時間，人民法院在謀劃好專項治理工作的同時，將進一步切實抓好督促落實，及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研究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不斷推動專項治理工作深入開展，確保取得明顯成效。市中級人民法院將適時檢查各基層法院工作開展情況，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務求專項治理取得實效。

第五篇：查處商業賄賂案件的難點

查處商業賄賂案件的難點

2012-09-17 09:48

1.現有法律、法規可操作性不強

目前，工商機關查處商業賄賂行為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和《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但《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違法行為的主體及表現方式的規定比較簡單，對于交易雙方以外的第三方利害關系人收受商業賄賂的問題缺少明確規定。另外，商業賄賂違法所得的計算方式也存在爭議。

2.商業賄賂行為隱蔽性較強，調查取證存在一定難度

商業賄賂行為多為“潛規則、暗箱操作”，經營單位多以做假賬、賬外賬、不入賬等違法方式進行，給調查取證工作帶來很大困難。同時，由于商業賄賂案件涉及點多面廣，賄賂雙方作為利益共同體，串案、窩案發生的可能性比較大，也使得調查取證工作存在一定困難。

3.商業賄賂案件專業性比較強，案情的認定較復雜

認定商業賄賂行為，需要從違法的主體、主觀、客體、客觀等方面考慮經營者的行為是否構成違法，其給付或收受財物是否影響正常的公平交易秩序，商業賄賂與正常的商業模式、規則有什么區別，“賬外暗中”如何理解等，準確把握這些問題需要具備較高的專業水平和較強的業務分析能力；同時也需要具備相應的會計知識和豐富的辦案經驗，對執法人員綜合素質要求比較高。

4.協作機制不健全

工商機關在查處商業賄賂案件中，由于缺乏案源、取證等方面的有效協作，往往使案件陷入僵局。而且，在現有體制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還不能完全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加上銀行、保險、招投標等領域商業賄賂管轄權的爭議，給辦案人員造成了一定的執法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