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輿論對于司法裁判的影響

社會輿論對于司法的影響

近半年來，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被傳得沸沸揚揚，備受公眾關注。公眾給予這個案件如此大的重視，除案件本身性質惡劣，引起共鳴外，更因李某某的名人父親李雙江，使得公眾對此案，對李某某這一“星二代”是否會被公正審判，是否會得到應有懲罰產生疑問。公眾希望通過社會關注、社會輿論確保有罪之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適度且正當的社會輿論能夠對司法審判起到監督的作用，對司法公正起到促進的作用，因為社會輿論的關注會使法官徇私枉法等司法腐敗行為發生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是，這樣強大的輿論監督同時也會對司法機關產生壓力，對判決產生影響，這對李某某是不公平的。同時，強大的人肉搜索公開了未成年人李某某的信息，使其飽受網絡暴力以及謠言的傷害。事實上，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然而從案情曝光，網友轉發，僅僅一個名人效應就讓《未成年人保護法》黯然失色。在這場全民參與的活動中，口口聲聲擔心司法不公，一心捍衛正義的人們，卻是在與此同時違反著另一部法律，靠侵犯他人隱私權來維持對事件的關注。這樣不當且過度的社會輿論會對案件的主審法官造成心理上的壓力，使其難以保持獨立，司法獨立得不到保障，司法公正就不會實現，司法公信力會逐步被削弱。美國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從不看報，為的就是免受輿論的誤導。社會各界如此高度地關注李某某強奸案件，這些都可能會給李某某強奸案的主審法官無形地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進而甚至會左右其獨立的判斷。

此外，李某某在僅僅被公安機關關押之時，不少網民已經對其冠以“強奸犯”的名號，甚至有的媒體，在網站首頁經過PS處理將李某某的照片制作成了監獄的景象。然而，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即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

新聞媒體對司法案件的深入報道和輿論監督，對于增加司法透明度，監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質量，促進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敗，培養公民法律觀念和程序意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新聞固然可以反映民意，但也可以激起甚至制造民意。（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作者：任東來 陳偉 白雪峰）新聞媒體對李某某案的大肆渲染無疑對公眾輿論導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如美國歷史上的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有案底在身的黑人假釋犯金，因超速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截下。后又因借酒撒瘋拘捕，4名警察在警告無效、高壓警棍無法制服的情況下，對金進行毆打。這本屬于警察們執法過當，但因為新聞媒體用偏離事實真相的，經過剪輯的現場錄像畫面在全美反復的播映，深深地印在了美國人的腦海里的是4名警察不停毆打處于弱勢的黑人的情景，羅德尼金趁勢以刑事罪起訴洛杉磯市警察局。因此在一審判決無罪，導致群情激奮（尤其黑人，從而引發震撼全球的洛杉磯黑人大**事件）的情形下，聯邦政府宣布重新起訴這四名警察，最后其中兩名警察被判有罪，判以兩年半有期徒刑。

從這個案件中我們可以聯想到李某某案，在尚未開庭審理之際，就因媒體的渲染而被冠以“強奸犯“的稱號，這既是對未成年的李某某權利的侵犯，又使得群情激奮，誤導了輿論，提前為他判了罪。因此很有理由懷疑這影響了此案的公正審理。如今李某某二審判決出來了維持原判的十年有期徒刑，有輿論不滿，認為判處太輕，又使我聯想到幾年前的藥家鑫。面對一個被冠以“富二代“之名的殺人犯，有人喊出了”藥家鑫不死，中國無法治“這樣的口號。然而藥家鑫案的審理并不是在一個很公平的輿論環境中進行的，在最終判決出來前藥家鑫本人已經被社會定了罪。被社會輿論所影響在現在這樣的時代，人們普遍對各種二代有反感，甚至連主流媒體也受到這樣價值取向的影響。這又反映出了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不足，督促著司法審判堅持獨立的狀態和公正的態度。

第二篇：關于裁判文書 司法文書上網

相城法院“四個確保”強力推進裁判文書上網 作者： 唐燦 發布時間： 2011-12-16 11:23:47

中國法院網訊

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法院加大司法公開力度，專門出臺《關于裁判文書上網發布的實施意見》，認真落實“四個確保”，強力推進裁判文書上網工作，進一步提升司法透明度。

狠抓文書質量，確保裁判文書準確性。裁判文書發布前，由書記員、案件主審人、審判長進行校對，確保裁判文書無文字錯誤。相關庭長負責對裁判文書進行審核，重大、疑難、復雜以及社會關注度較高案件的裁判文書由分管副院長審核，確保上網裁判文書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法條引用、適用準確。

嚴格審批程序，確保文書上網規范性。實行裁判文書上網審批制，對于敏感性、群體性案件須推遲上網公布的，以及當事人明確要求不上網公布的，必須經庭長同意后報主管院長審核批準。經過審批后擬上網的裁判文書，由各業務庭以電子文檔形式報送辦公室統一上網公布，同時報送裁判文書正本一份備案。

強化輿情監控，確保回復答疑及時性。對于擬上網發布的裁判文書，認真進行風險評估論證，防止出現媒體負面炒作。研究室指派專人負責裁判文書發布后的網絡輿情監控，及時答復網民提出的意見和疑問，做到及時發現、及時匯報、及時處理，有效平息當事人情緒，積極爭取網民理解和支持，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落實責任考核，確保文書上網長效性。與崗位目標管理考核掛鉤，對沒有完成裁判文書上網任務的相關部門，按比例予以金額不等的經濟制約。與評先評優掛鉤，對未能完成裁判文書上網任務的干警，在年終評優評先、晉職晉級中實行一票否決，提高干警的責任感。

責任編輯：

陳思

第三篇：民意之于司法裁判專題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淺談民意與司法裁判

姓名：王文霞

班級：08級法律三班

學號：20081021336

淺談民意與司法裁判

引語：

提及民意，腦海中首先出現的便是夾道擁擠的憤怒人群手執各種投擲物砸向關在囚車里的“罪人”，用一個傳統的術語來說是“游街示眾”，以泄民憤。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并不罕見。例如，明朝統治者中清兵反問計，誤認抗清名將袁崇煥叛國，使民眾誤認為袁罪惡滔天，非死不可。在凌遲處死袁崇煥時，圍觀者上萬人，“百姓將銀一錢，買（袁）肉一塊，如手指大，瞰之。食之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而在今天看來，袁崇煥實乃一位忠實的抗清名將，是所謂的民意將其處以極刑凌遲而死了。當然在如今高度文明化的氛圍下，這樣殘暴的民意體現是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比較和諧的方式，而就民意的實質，一般都會被認為是一種追求正義價值的意向。民意無形但是之于司法裁判，它卻有著令國家裁判者足夠重視的分量而備受著重視。然而，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最終定位，其究竟是怎樣的？是每一場重大裁判（譬如死刑案件）中必會到場的主裁，還是偶爾客串協助裁判的副角？

關鍵詞：民意，民意實質，司法裁判，司法裁判的獨立性，民意考量定位

內容摘要：本文從對民意的實質分析入手，通過影響較大的個案分析，從中總結出民意的具體表現形式及其對個案裁判結果的影響程度，對司法裁判與民意的關系進行辨析，在司法裁判的獨立性與社會價值追求之間進行衡量，最終對民意做出定位。

正文：

（一）民意

民意，簡單不過就是多數人的呼號聲中所要表達的一致意見。比如民意調查“死刑可否廢除”，多數人搖頭否決，那么民意就是死刑是不能廢除的。再比如張金柱案（下文中將具體闡述），多數人呼號其罪該至死，那么民意就是張金柱判處死刑。但是，世上最難說清楚的，可能恰恰又是民意。正如“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美國法理學家博登海默語）一樣，民意其實也是長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并非是一個簡單的民意調查就能得出的。在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簡單認識下。

首先，民意是多數人的主觀意思表示。自然，每個公民都是民意主體，但是單獨的個人意志卻不能形成民意。一個人的奔走呼號只能體現出他對某一個特定事件的個人情感，摻雜的多半是自我的認識。但當其后又有很多人以同樣的情感呼號時，這就形成了一種共識，雖然仍是主觀的，但是其主觀程度以及加入了較多的理性客觀認知，這里又有點民主的意味，共通點就是多數人，大家都說如此了，便可以成為一種穩定確切的認知，是可以被承認和接受的，其作為主觀認識的客觀影響力量也就產生了。

其次，民意依賴于客觀事實的發生而存在，且這個客觀事實的影響必須足夠大。并不是每個事實的發生都會引起民意的產生，但是每個民意的產生都依賴于客觀事實的發生。不難發現，民意的產生都是由于一些影響到眾多人的利益，涉及到部分或者整個社會利益的事件的發生，如人大代表選舉的民意選擇，國家政策的民意支持，重大犯罪的民意指責。再次，民意是普通民眾對特定事件的情感反應。之所這么說是為了指明，民意的合成成分中科學的技術的專業的含量并不高。首先強調的是“普通”，作為普通民眾，其與國家司法權的執行者相對比，他們對法律的認知程度可能淺薄的如同紙張一般。或者他們把法律看的極其單純，就是用來進行懲罰的工具，情感中多的是對法律威懾力的敬畏而不是對法律本

身的信任。他們只是某個重大案件的契機中表現出了自己的近乎與法律無關的認知，這種認知卻又與社會道德、倫理、正義追求、價值取向息息相關。他們信任的是基于此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在多數時候被認為是可以高于“生硬”的法律的。其次強調民意是“情感反應”的用意在于情感是個善變的不穩定的甚至是片面的無形存在，因此民意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隨意性模糊性，甚至在某些因素誘導下，會成為錯誤的非法的。

歸入到司法裁判這一特定的范圍下的民意，可以總結來說就是：普通的大多數的民眾針對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犯罪案件在主觀方面所產生的情感反應，這種情感反應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注重社會道德、倫理多于注重法律。

（二）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對案件進行的審判與裁決。從這句話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司法裁判的主體是國家司法機關，其主體是特定的獨一無二的，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個人都是無法取代的；其二，司法裁判是依法進行的，一切以現行的法律為基準，甚至要求法官就像在法律的控制之下的木偶一樣，沒有任何感情的裁判。

司法本身與民意一樣，也是對犯罪的反應，但不同點在于，這種反應是有國家法律規范和國家強制力支持的。

司法裁判的實質，不過就是在一個“法”字上，那么法的實質又是什么？

馬克斯.韋伯言曰：“如果一種制度可以從外部得到這樣一種可能性的保證，即人們都特別愿意為遵守法規或懲處違法行為的目的而運用強制力的可能性，那么這種制度就被稱之為法律”。

回到最原始的解釋上，法律是一種人為的制度，這種制度是被多數人所擁護和信賴的并且多數人同意這種制度可以運用強制力。

那么推而得之，司法裁判也應該是為多數人所擁護信任的。

（三）個案中分析其衍生的民意表達

民意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力量，是因為它把多數的人的意見集合起來在整理成一致性的意向，最簡單的道理眾人拾柴火焰高，有時候也會是三人為虎的情形，將有傾向性而非客觀的觀點通過某種媒介以一傳百。所以民意到最后的成型，大多數也是由其表達方式及憑借的媒介引導決定的。上訪上書是一種很傳統且不怎么奏效的表達，民眾的口口相傳是最基本的但是范圍有限，而今占主流的是新聞媒體的傾向性報道，網絡上的網民言論。下面從幾個案例來分析主要的民意表達方式。

1、蔣愛珍故意殺人案（文字傳播方式）

新疆建設兵團的女青年蔣愛珍[4]貌美活潑，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謠“作風問題”，受到嚴重傷害。她多次向組織請求處罰侵害者，以保護自己的名譽，但都未果。在無法捍衛自己名譽、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蔣開槍擊斃3人，包括一名副團級軍官。她一審被判死刑，終審以“故意殺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以《蔣愛珍為什么殺人》一文長篇報道蔣案后，引起了全國轟動。不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蔣愛珍，支持終審判決，而且在北大法律系的多年刑法學課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論證過此案終審結果在刑法規范、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這起案件以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為主要傳播途徑，我們可以看作是文字傳播方式。

2、四川夾江打假案（電視為載體的民意表達）

1995年7月28日，四川省技術監督局稽查一隊得到成都彩虹電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舉報和協助，派員去該省樂山市夾江縣彩印廠查封了該廠未經彩虹公司合法授權而印制的近二萬個彩虹牌電熱滅蚊藥片包裝盒(該種藥片是彩虹公司產品)，同時查封了有關的印刷設

備和廠房，并于10月上旬對該彩印廠及其法定代表人萬建華作出分別罰款5萬元和4萬元的處罰決定。因對該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處罰不服，夾江縣彩印廠和萬建華先后在夾江縣法院和成都市中級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5]。與此同時，彩虹公司訴彩印廠侵害其名譽權、榮譽權和商標專用權，夾江縣法院訴成都商報社在報道此案時侵害了該院的名譽權。

在夾江打假案實施和審理過程中，許多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作了連續報道，部分人大代表也進行了強力干預。“打假能否有錯”、“制假者能否把打假者送上被告席”，引起了熱烈爭論。

盡管以今日觀點看，夾江法院受理甚至判決負責打假的行政機關敗訴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該案在人大代表和媒體為主的民意支撐下，不但結果不是這樣，而且撤掉了夾江法院院長之職。人大代表質問夾江法院院長的鏡頭（法院以不公正執法的反面形象）多次在央視節目中出現。

這個案件是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為代表的輿論監督，可以稱作是以電視為載體民意的表達。

3、許霆ATM機盜竊案（網絡民意）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身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保安的許霆來到廣州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的ATM取款機取款。取出1000元后，他驚訝地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扣了1元，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復操作多次。許霆先后取款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取款1.8萬元。事后，二人各攜贓款潛逃。許則于2007年5月在陜西寶雞火車站被警方抓獲。廣州市中院審理后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占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因為群情激憤，在媒體和網民的共同推動下，許霆在2008年3月31日被廣州中院法定刑下量刑，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追繳17萬余元違法所得，并處罰金2萬元。許霆上訴到廣東省高院，高院經審理后于2008年5月23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法院裁定對許霆可以適用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這是以網絡為載體的民意表達方式在案件中的突出表現，我們簡稱之為網絡民意。現在，網絡已成為廣大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網民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網絡監督也展現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如其揭露的“周老虎事件”、“躲貓貓事件”、“俯臥撐事件”等。

在劃分的這幾種民意表達中我們不難看出，由于社會的發展信息交流的寬度和自由度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幾乎所有的重大案件都是在民意聲中進行司法裁判的，甚至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通過各種媒介所表達的民意，已經實質地影響到了司法裁決。

（四）民意之于司法裁判

從理論上說，法治的要求就是要惟法律是從，崇尚的是法律至上。那么當一個判決是完全依法作出，卻遭到民意的反對時，該如何看待此時的判決？

一個司法裁判要考慮的不僅僅是法律效益，同時還要兼顧社會效益，經濟效益。

而相比之下，民意卻不需要擔負這么多責任，它只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兒，或許會有些叫板的意味，這樣就足夠了。民意看到了受害人的悲慘看到了犯罪人的殘忍，但是看不到犯罪背后的深層原因，看不到案件的偵破審理過程，忽略掉被害人的相對過錯。

以張金柱案為例：

1997年8月24日，蘇磊與其父蘇東海各騎一輛自行車行駛在回家的路上，被迎面而來的一輛小汽車撞著。蘇磊被撞后，被小汽車的后輪從身上碾過。蘇東海連同自行車被掛在小汽車后的底盤上，被拖行1500米，直至武警的車輛追近迫使小汽車停下來。結果，蘇磊死亡，蘇東海重傷。肇事司機系鄭州市二七區公安分局局長張金柱。必須要承認：張金柱的行為到底構成故意殺人罪還是交通肇事罪是存在爭議的。從法律上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該案被“焦點訪談”曝光后，群情激憤，輿論嘩然。最后，曾身為公安局長的張金柱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判決理由之一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同樣性質的還有09年孫偉銘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四死一傷，他自然難逃一死。

可見，一起交通肇事案就可以將肇事者處以極刑的不是法律，而是臨時集結起來無任何調查基礎的民意。可是畢竟裁決還是要司法機關做出，作為國家權力機構，有時候也會被推至兩難的地位。其之所以考慮民意，一般是因為這樣幾種原因：

1.為了尋求裁判與執行的群眾支持，求得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2.維護民眾對國家司法權威的基本信任，避免公眾形成司法不公正的錯誤印象；

3.充分安撫犯罪的被害方，平息其內心的仇恨；

4.傳統習慣的力量。自古以來就有民意這么一說，而且長期以來考慮甚至依賴民意來

做出裁判，司法機關也就形成了慣性甚至是惰性，對于重大案件往往不由自主的考慮民意因素。

但凡有存在，那么這個存在一定有其價值，正如民意的存在，它的價值在于體現了民眾以其社會組成的身份對社會矛盾所作出的積極反應，體現了民眾對正義的追求，對道德倫理的堅持。但是民意自身也是矛盾體，它也有著很大的局限性：

1.片面性。民眾只是站在事實的結果上說話，并不考慮整個案件的全面情況；

2.隨意性。民意或許是因為一場襲來的網絡評論，或許是因為一次偏向性的新聞報道，或許是因為被害人一次哭訴，并無任何準備與調查甚至于理性的分析。

3.模糊性。民意只是要求一個明確的判決結果，而對罪犯的情況，犯罪原因，罪后態

度，是否應適用該種刑罰的問題都不做考量，甚至有意忽略，因此這些在民意里都是模糊的。

4.非法性。民意缺乏相應的法律根據。我國刑法典第四條載明了罪責相適應的刑法基

本原則的要求。刑法典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民意不屬于犯罪構成的任何一個方面，與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均無關系。民意只是對既成事實的反應，并不能改變任何已有危害，酌定量刑情節也未包含民意。所以，民意既沒有法律依據有沒有理論依據。

對于這樣存在的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到底該不該出場，司法機關的態度應該是明確的。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便形同虛設。法官審理案件，法律因素應該是唯一可考慮的內容。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將法律以外的因素考慮進來，以至于影響到區分責任或定罪量刑，是一種不恰當的行為。

對于這么明確的理應毫無爭議的基本法律認知，還要大費周章的在民意與司法裁判之間周旋，是有著深刻原因的：

一是司法裁判自身的定力不夠。不但老百姓對司法有種普遍地不信認情緒，就是有些法院的法官似乎也缺少法官應有的自信。應當堅信的是法官的權威不在于他們永遠不會判錯案件，而是因為公眾相信他們不會錯。要做到這種信任，需要整個司法機制的發展。

二是民眾薄弱的法律知識。因為不懂法不知法，看到的僅是法律的威懾報復作用，只要做到這點就能滿足其所要求的公正。而法律需要的不是被敬畏當做懲罰工具，它需要的是被信任被尊重。在民眾沒有形成這個觀念之前，民意在多數時候只能是一種行為形式誘導下的盲目叫囂與人云亦云的吶喊。

結語：

民意絕非是民主、公平、正義的代名詞，或許甚至可能是一種錯誤的出現，或者標識著某個司法癥結的出現，司法機關所要考量的是如何解決這種錯誤、治療這個急癥，而不是一味的順應民意。

民意之于司法裁判的意義也在于一種民眾監督而非涉入司法裁判這一獨立神圣的領域。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只能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列席聽眾席，而不是喧賓奪主的進行民意裁判，媒介裁判。

并不是要違背民意，違背其懷揣的正義，道德希望，只是為了更好的保護這些希望，需要我們去相信法律的存在價值，相信在其價值引導下的司法裁判能夠做到最好。

第四篇：籃球裁判的影響

2010年籃球規則修改對籃球運動的影響

姓名：劉錕學號：20081111040專業：體育教育指導老師：康晨冉

摘要：籃球競賽規則的不斷完善促進著籃球運動的發展，而籃球運動的創新和發展，也促使其產生相應的和不斷完善的競賽規則。2010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的籃球競賽規則又是籃球運動的一次革新，更加完善了籃球運動的競技性、觀賞性和藝術性。本文通過對新的競賽規則的改變對籃球運動及相關因素的影響分析，為籃球運動的開展及教學訓練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籃球規則；修改；籃球運動；影響

籃球運動的創新與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一百多年的籃球運動史就是由籃球運動的創新和發展寫成的。正式的籃球競賽規則，只有在每隔四年舉行一次的國際籃球聯合會（FIBA）世界代表大會上才能做出修改。但在1998年7月25—26日雅典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籃聯代表大會上做出決定，今后國際籃聯中央局有權在半年一次的會議上對籃球規則做出修改，這樣每當認為有必要時，就允許對規則做出修改。這正說明沒有規則，也就沒有技術和戰術；沒有科學的規則，就不可能造就科學的籃球運動。規則的增訂與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籃球運動的發展方向。

2008年4月25—26日，國際籃聯中央局在北京召開會議，做出了幾項關于籃球競賽規則的重大歷史性決定，旨在建立一套世界通用的籃球規則。本文通過對2010年10月1日之后生效的新規則對籃球技戰術的影響以及新規則所倡導的宗旨進行分析和研究，使廣大籃球愛好者更好地了解并掌握新規則，使各級教師和教練員在籃球運動教學與訓練中盡快熟悉新規則，在籃球技戰術教學訓練上做出相應的改進，為我國各級的籃球教學訓練做好新規則方面的鋪墊。2010年籃球規則修改對籃球運動的影響與分析

1.1 比賽球場區域設置對比賽的影響與分析

1.1.1 罰球線、限制區和搶籃板球位置的改變與分析

2010年籃球規則規定限制區由現在的梯形改成矩形，尺寸及大小與美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NBA）的基本一樣，罰球線與底部端線距離仍然是5.8米，兩條線垂直于端線，之間距離是4.9米，此規定的實施是為了防止籃下對抗過于集中，促使身材高大球員向快速靈活的方向發展，矩形限制區使身材高大隊員更加接近籃筐，運動員個人能力和技術技巧更能夠體現，加強了籃下空間的競爭與對抗，對防守面積的增大使防守難度和強度越來越高，籃下對抗將更加激烈，內外線結合進一步緊密，配合空間增大，戰術執行效率增加，比賽精彩程度提高。

1.1.2 三分投籃區域的延長與分析

三分線與籃圈中心投影點的距離增加了50厘米，由之前的6.25米增加至6.75米。籃球運動自1984年引入三分線以來，得到了飛速發展，同時也使很多球隊過多依賴三分線外投籃這種打法，致使比賽變得枯燥，技戰術思想較為單一，新規則實行后，為適應和制約三分線外投籃技戰術的運用與發揮，防守區域勢必會擴大，防守盲區面積增加，進攻的空間加大，尤其是要重視擴大人盯人的防守技戰術水平，為控制已經擴大的進攻區域技戰術就必須采取反制約的措施，技戰術實施清晰流暢；另一方面三分球難度的加大，中距離投籃和籃下對抗勢必會增加，突破上籃、突破分球、底線穿插等技術會頻繁使用，籃球運動將變得更加激烈，更具觀賞性。

1.1.3 擲球入界線的設置與分析

在籃球比賽場區外有兩條擲球入界的小線標示，從邊線的內沿量起15厘米，在記錄臺和球隊席的對面，從底線的內邊沿到距離8.325米的地方為線的外邊沿，也就是和三分線的弧頂水平，在第四節比賽的最后兩分鐘或決勝期的最后兩分鐘，在后場擁有球權的球隊，請求暫停后，在記錄臺對面指定的擲球入界線內擲球入界，而不是現行的記錄臺對面中線處該后擲球入界的位置是在前場記錄臺對側，三分線弧頂端切線的邊線外，這樣就為在比賽最后階段比分落后的球隊增加了反敗為勝的機會，教練員有的智慧與才能的空間得以很大程度的提升，運動員的個人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增加比賽的變化和懸念，迎合觀眾的心理，提高比賽觀賞性。

1.1.4 無撞人的半圓區域的設置與分析

在籃下有一個以籃圈中心投影點為中心的1.25米為半徑的半圓加上兩條長為0.375米的直線構成的拱形弧線，在防守隊員兩腳都位于半圓內，攻守雙方發生身體接觸時，一旦發生犯規，進攻隊員不負責任，裁判員只能判罰防守者阻擋犯規或者不判罰犯規，沒有撞人犯規，這種改變更有利于籃下的進攻，增加籃下防守的難度，鼓勵內線的強對抗，這就要求進行防守的球隊防守戰術適當做出調整，提前對持球隊員進行合理沖撞區外的夾擊、聯防、補防等戰術，使戰術復雜化。

1.2 24秒鐘的新概念與分析

①因違例或犯規后，在后場還是由原控制球隊擲界外球開始比賽，24秒裝置應被復位到24秒；②因違例或犯規后，在前場還是由原控制球隊擲界外球開始比賽，如果24秒裝置在比賽中斷時顯示14秒或者更多時，24秒還是要連續計算的；③因違例或犯規后，在前場還是由原控制球隊擲界外球開始比賽，如果24秒裝置在比賽中斷時顯示13秒或者更少，24秒裝置將被復位到14秒；④如果是球出界了、一名同隊隊員受傷、一次跳球情況、一次雙方犯規、雙方球隊的相等罰則抵消，這五種情況后還是由原控制球隊擲界外球開始比賽24秒要連

續計算；⑤要求新的24秒裝置要有兩個復位鍵，一個可以復位到24秒，另一個可以復位到14秒。從國際籃聯對24秒規則的修改中我們不難可以看出，進攻方每一次投籃的時間越來越短，這就使得進攻時間大大縮短，從而加快了籃球比賽的攻防速度與節奏，要求運動員加快配合投籃的速度和提高投籃命中率，使籃球比賽得分比以往更高，比賽更具競爭性與觀賞性，體現籃球運動快節奏發展趨勢。2010年籃球規則修改對比賽的影響

2.1 觀賞性

籃球比賽的觀賞性主要體現在運動員高超的球技，完美的配合和技戰術的合理應用。更重要的是比賽要在富有激情和對抗中進行，觀眾們除了觀看球星的精湛球技外，還會欣賞球隊整體的配合。一場籃球比賽如果沒有觀眾觀看，球員的表現欲望是不會得到更好的激發的。籃球規則修改的目的是以追求比賽的公平與合理為前提，發展籃球運動技戰術為宗旨，在不斷地推陳出新中，爭取觀眾們支持，同時兼顧比賽的緊湊性和觀賞性。在即將實施的2010年新規則中限制區的改變和合理沖撞區的設立，使籃下空間增大，進攻的小范圍個人的配合增多，提高比賽的觀賞性；防守時通過協防、補防以及制造對手進攻犯規等技術的合理應用更提高了比賽觀賞性，使籃球運動向著精湛的技術、戰術、智能化方向發展。三分線距離的增加使遠投的難度增強。擲球入界線的設立將進一步演繹籃球的魅力，在最后兩分鐘比分焦灼，進攻方可以通過暫停獲得在前場擲球入界的機會，并且通過合理的戰術安排完成一次完美的進攻，同時防守方也借用一次暫停安排防守戰術阻止進攻隊得分，使比賽在充滿懸念的過程中增強了觀賞性。

2.2 競技性

競技性是現代籃球運動的主要特征，其中的“競”是指比賽的競爭，“技”是指球員個人和全隊配合的技術，是由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不同作用的體能、技能、戰術能力及心理能力所構成的。競技性是競技體育日益發展的基石，它既增加了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也使得競技體育更具魅力。在2010年的新規則中，限制區面積的改變和合理沖撞區的設立，使籃下的空間相對增大了，進攻隊員可以運用自己已掌握的技術或技術組合，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點和能力，展示個人的才華和技術；三分線距離的增加使遠距離投籃難度加大，勢必要求運動員加強遠投技術的訓練，提高投籃命中率的穩定性。防守隊員通過出色的身體素質、防守技術及整體的防守技戰術的運用成功防住進攻獲得而球權。所以當代籃球運動在技戰術指導思想上，既不能忽視傳統的陣地戰，又必須重視個人和兩三個人的作戰組合，且技戰術配合要力求簡潔、快速、機動、多變、攻擊力強，2010年新規則的改變將進一步促進籃球運動的競技性。

2.3 商業化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允許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籃球比賽后，籃球運動和籃球競賽在世界范圍內迅速進入了職業化和商品化，現代籃球運動的職業化、商業化已遍布五大洲。以美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NBA）為典型代表，其商業化的程度，已成為美國最有活力的新興產業之一。隨著各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籃球運動的競技性與商業化的矛盾不斷出現，籃球運動的商業化促進籃球競賽規則發展變化，而籃球規則的發展變化進一步促進籃球運動的商業化，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人們漸漸的意識到，籃球運動不僅僅具有健身、娛樂、教育等功能，而且還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

2010年新規則的實施，將提高籃球運動競技性、觀賞性，促使籃球運動員以智慧、技藝、體能和默契的配合為基礎，以人文修養、文化品位、意志品質作保障，把觀眾的眼球吸引到籃球場里來，使觀眾不但能欣賞到球員高超的球技，更重要的是能從精彩激烈的比賽中體驗到競技體育所帶來的身體美、運動美和精神美的享受。結論

3.1 限制區的改變及面積的增加為高大隊員提供低位進攻機會，也促使身材高大隊向著技術全面化的方向發展，促使防守的范圍加大，增加了防守難度；三分線距離增加影響遠投命中率，防守一方為了遏制三分戰術勢必會擴大防區，為進攻提供配合空間；合理沖撞區的設置使籃下空間相對寬松，為進攻隊員籃下技戰術表演提供機會，而對防守方要求技術動作規范，防守技術合理運用，協防、補防以及綜合多變的戰術廣泛采用；擲球入界線的增加使比賽在最后時刻更具有觀賞性、不確定性，通過雙方技戰術的運用也體現出各自籃球智商。新規則的產生和完善將促進籃球技戰術的發展和完善。

3.2 籃球規則的發展和完善影響著相關的社會學、訓練學以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促進籃球運動更好、更快地發展，從而體現出籃球運動的社會性和時代性的特征。籃球運動實現商業化勢必提高其競技性、觀賞性，才會使更多的觀眾關注籃球，以此消費；籃球規則適時的改變促進籃球運動的發展，提高了籃球運動的競技性、觀賞性，從而也實現其商業化；籃球運動技戰術的發展也要求有相應的規則作保障，促進籃球規則不斷演進，更好為籃球運動服務。

參考文獻：

[1]中國籃球協會審定.籃球規則（2004年）[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2]中國籃球協會審定.籃球規則（2006年）[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3]中國籃球協會審定.籃球規則（2008年）[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4]中國籃球協會審定.籃球裁判員手冊（2人執裁與3人執裁，2008年）[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5]閆育東，等.籃球裁判晉級必讀[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9.

第五篇：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利大于弊戰場

戰場一

1、南京彭宇案司法機關在調查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僅憑推測妄下結論，社會輿論監督促使其改正，為什么不是促進司法公正？

追：對方辯友社會輿論監督都促使司法機關依據客觀事實判罰而不是主觀臆測了，為什么 還不是促進司法公正？

2、社會輿論激烈討論許霆惡意取款案，監督司法機關落實“罪刑法定”原則，依法定罪，難道反而是促進司法不公么？

3、同時許霆案量刑也存在爭議，正是社會輿論監督促使司法機關嚴格遵守刑法第6條報審復核，促進司法程序落實是不是促進司法公正？

4、河南安陽中院副院長受賄54萬為人減刑，社會輿論持續關注推動處理，抑制司法腐敗為何不是促進司法公正？

結：（其實對方辯友也看到了）社會輿論不僅可以抑制司法腐敗，還能監督司法機關是否依據客觀事實，是否遵循司法程序，是否堅持司法原則，實實在在促進了司法公正。

戰場二

1、李某某強奸案塵埃落定的同時，未成年罪犯信息保護也在社會輿論的討論中深入人心，是不是提高了民眾的法律意識？

2、不論你是誰的兒子，你是罪犯，也是未成年人，社會輿論讓司法的平等與公正真正為民眾所接納，為什么不是促進司法公正？

3、不僅僅是在李某某案，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律師從報刊、網絡參與爭議案件的討論，讓民眾了解法條，理解判罰依據，司法公正不再停留于紙面，還不是促進？

4、結：輿論與司法形成良性互動，傳播司法知識與精神，為司法公正提供土壤，公眾參與、了解、接納、信任司法，真正實現了民眾的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