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廣東省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 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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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17年，備受輿論關注的“山東聊城辱母案”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對于一審判決于歡成立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引起了輿論廣泛爭議。幾位著名的刑法學家也發表了各自的觀點：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認為，于歡系正當防衛，防衛沒有超過必要限度，無罪;清華大學周光權教授于歡屬正當防衛，可以行使無限防衛權;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認為，于歡成立防衛過當，應顯著減輕處罰。后經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進行二審，并于2017年6月23日做出公開判決，被告人于歡由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5年。法院認定其刺死1人行為系防衛過當，此前判決量刑過重。

關于于歡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以及應該如何判決的討論持續進行，社會公眾的正義觀念與司法實踐結果之間的落差持續碰撞，人情、道德、法律之間又該如何平衡。

解讀：

[輿論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 “于歡案”所牽動的社會大眾神經的波動，在網絡上引起的廣泛討論，恰恰就是中國法治發展的一個縮影。

“于歡案”從媒體公開報道，到二審改判，這三個月里，廣大媒體、社會輿論，也包括刑法學界在內與司法機關展開了密切互動，都是為了追尋真相，追求正義。司法接受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媒體尊重司法和程序正義，在法治中國的建設中形成合力，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道路雖然曲折卻仍在向前，雖有挫折卻值得憧憬。

事實上，越是輿論廣泛關注的案件，辦案機關越會確保案件質量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越會牢固踐行嚴格司法的理念，將證據裁判的要求落實在案件辦理的全過程，使公正裁判建立在嚴密、準確、全面的證據體系之上，豈會因為一點輿論壓力，就放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金科玉律?輿論，讓司

法暴露在陽光之下;輿論，讓裁判者更加慎重裁判，但絕不是輿論干預了司法公正。

媒體和司法機關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探尋事實真相，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但兩者實現目標的路徑大為不同，媒體是通過把案件放在聚光燈下，讓公眾評說，從而達到輿論監督的效果;而司法是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據事實、證據和證明規則得出結論。處理得好，輿論監督可以為司法機關“查漏補缺”，達到匡扶正義的目的;處理不好，輿論審判可能損害司法公信力，徒增矛盾糾紛解決的成本。

[輿論審判局面的成因] 一方面，輿論與法治發展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以至于一些重要的案件往往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類案件均轟動一時，與之相關的話題不僅在一段時間內占據各大平面和網絡媒體的顯著位置，也成為民眾街頭巷尾、茶余飯后時常談及的話題。另一方面，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輿論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緊張。現實中，民眾對于司法權運作存在普遍的焦慮，這其中混雜了對司法腐敗的深惡痛絕，對公權力不當介入的一貫擔憂以及對弱勢群體的普遍同情，而由此形成的“公眾意見”則對具體案件的辦理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乃至于常常導致“輿論審判”局面的產生。

一般地，司法救濟是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重要手段，也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最后屏障，其自身則具有中立性、獨立性和程序性的特征。司法應當獨立，但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并不是絕對和無限制的。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由此，司法權的行使也應當受到制約，而作為社會監督方式的一種，輿論監督則能夠對司法權行使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與失范之處進行揭露，從而確保司法權的正常運轉。在一個法治社會中，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與輿論監督是并行的，兩者共同守護著全社會正義與公平的底限。

需要注意的是，輿論對于司法權的監督也存在著一定的限度，超過相應界限，便有可能對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構成破壞，甚至演變為輿論審判。其轉變的原因是：

第一，社會轉型使多年積累的經濟、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出來，這些矛盾最終

匯集到司法系統，而其中涉及的問題卻事關整體社會格局與政策的轉變，司法機關僅依據現有法律、規范是無法加以有效解決的;第二，司法工作本身仍存在欠缺，實踐中，我國的司法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未能得到有效監督，在涉及公正司法的諸多環節上也存在不足，這些缺陷和漏洞使得以權謀私和徇私枉法等現象屢禁不止;第三，互聯網促進社會公共空間的形成，拓展了社會意見表達渠道，使零散的個體意見能夠匯集成具有傾向性的公眾輿論;第四，維穩政策的過度使用使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原則受到破壞，一些地方在維穩的名義之下，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得以名正言順地進入法律領域，并成為影響法院判決的正當理由，實際上為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原則打開了一道制度缺口。這是導致輿論審判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

[輿論審判的現實表現及其危害] 基于互聯網等公共空間形成的網絡主流民意，很容易超出正常輿論監督的范圍，進而對司法判決產生影響。然而，區別于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工作，社會輿論主要是基于民眾的道德判斷形成的公共意見，因而具有以下缺陷：首先，就事實的認定而言，社會輿論往往是在媒體的引導下形成的，而一些媒體可能為了追求轟動效應會發表一些不符合真實情況的虛假事實，甚至脫離現實而作出片面的推測，這就使其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難免帶有情緒性和偏向性;而所謂的法律事實，則是公檢法機關在司法過程中，在符合實體法和程序法規則的基礎上，運用合法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因而能夠達到法律認可的真實。

其次，就評判的標準而言，社會輿論更多地體現公眾的道德訴求，這種訴求具有主觀性和易變性;而司法裁判則通過法律規則對案件加以衡量，并盡量摒除與法律無關的道德、情緒等其他因素。上述差異表明，社會輿論更傾向于從感性的角度去做出道德判斷，因而與司法過程中體現出的技術性、理性化和程序化特征存在根本差異。

由此，越界的社會輿論一旦進入到司法活動之中，其以道德訴求為基礎形成的主觀判斷，必定對司法活動造成以下兩方面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輿論壓力可能影響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在群情激憤的輿論面前，道德評判取代了司法審判，一旦輿論監督轉變為話語強權，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就

會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而無法依據法律進行客觀、公正的裁判。

另一方面，以輿論審判替代司法將損害司法判決的權威性。鄧玉嬌案和李昌奎案的審理和判決即表明，我國司法機關本已受損的權威性被進一步削弱，司法公信力在輿論的重壓下越發岌岌可危。

上述輿論審判局面的形成，與當前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難以相容。在強調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趨勢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劃定司法和輿論的界限，讓司法的歸司法、輿論的歸輿論，通過強化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來推動我國向著法治國家的正確方向前進。

[以司法定力重構司法權威性與公信力] 首先，司法定力符合司法自身的邏輯。司法工作具有中立性、程序性、嚴肅性，司法工作應當查清案件事實和正確適用法律，只有依據法律自身的邏輯，才能確保司法呈現出其本來的面目。

其次，司法定力是排除干擾的必然要求。無論是輿論的“民意”，還是領導的“上意”，都與司法自身的邏輯相抵觸，若要真正實現司法公正，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就必須求助于理性化和規范化的法律，而非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

最后，司法定力也是司法人員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作為一個法律人，司法人員在審判活動中應當遵循法律的實體性與程序性規范，避免受到法外因素的牽制;此外，辦案質量終審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也為堅持司法定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違法違規者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參考對策] 總結，審判對公眾輿論正當性的合理涵攝要以下原則為界限：

一是不能將公眾樸素的公正理念、感性的公平認識等同于法律的公正和刑事司法的公平。公眾輿論所追求的“公平正義”是根據自身經驗、知識、道德等形成的“正義觀”，其道德成分所占比例較大，主觀感情色彩濃厚。這和以邏輯嚴謹、程序嚴格的法律制度為保障、強調通過程序公平正義實現結果公平正義的法律正義觀是相區別的。

二是不能將公眾對案件片面、局部的認識等同于刑事司法專業人士對案件事

實的認定。現實生活中，普通公眾對刑事案件和刑事審判活動的認知大部分來源于媒體報道和信息流傳，這些未經嚴格程序證實的信息與審判認定的事實有根本區別。

三是不能將公眾情緒化的、道德化的評判等同于刑事司法人員對案件的法律評價和定罪量刑。公眾對熱點刑事案件的觀點、看法往往不是按照刑事法律規則進行邏輯分析和嚴密論證的結果，而是根據現有信息，經過不斷補白、演繹、重組和推測形成的一種較為直觀的感覺和印象，存在非黑即白二元化思維的局限。

具體對策

對于司法審判來講，一是刑事司法機關應該構建與公眾之間有效互動和交流的平臺，及時關注社會各界包括媒體的反應，了解公眾輿論的道德訴求和價值取向，并把重要或關注度高的案件的進展情況主動向社會公布、公開。

二是要加強和完善指導性案例的編撰、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施行以及法治社會公民法律意識的宣傳、教育工作，提升社會大眾對刑事法律的認識水平、對刑事司法的信任度和對刑事判決的接受度。

三是對具體刑事案件審判人員而言，則應堅守刑事審判權依法獨立行使的陣線，培養直面不同言論的勇氣、頂住輿論壓力的決心、保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智慧。如此，才能既發揮公眾輿論在刑事審判領域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削弱其可能對司法公正的整體實現和司法公信力產生的不當影響。

第二篇：2018江西九江公務員申論熱點：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

2018江西九江公務員申論熱點：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

2017年，備受輿論關注的“山東聊城辱母案”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對于一審判決于歡成立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引起了輿論廣泛爭議。幾位著名的刑法學家也發表了各自的觀點：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認為，于歡系正當防衛，防衛沒有超過必要限度，無罪;清華大學周光權教授于歡屬正當防衛，可以行使無限防衛權;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認為，于歡成立防衛過當，應顯著減輕處罰。后經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進行二審，并于2017年6月23日做出公開判決，被告人于歡由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5年。法院認定其刺死1人行為系防衛過當，此前判決量刑過重。

關于于歡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以及應該如何判決的討論持續進行，社會公眾的正義觀念與司法實踐結果之間的落差持續碰撞，人情、道德、法律之間又該如何平衡。

|公考角度中公解讀* [輿論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

“于歡案”所牽動的社會大眾神經的波動，在網絡上引起的廣泛討論，恰恰就是中國法治發展的一個縮影。

“于歡案”從媒體公開報道，到二審改判，這三個月里，廣大媒體、社會輿論，也包括刑法學界在內與司法機關展開了密切互動，都是為了追尋真相，追求正義。司法接受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媒體尊重司法和程序正義，在法治中國的建設中形成合力，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道路雖然曲折卻仍在向前，雖有挫折卻值得憧憬。事實上，越是輿論廣泛關注的案件，辦案機關越會確保案件質量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越會牢固踐行嚴格司法的理念，將證據裁判的要求落實在案件辦理的全過程，使公正裁判建立在嚴密、準確、全面的證據體系之上，豈會因為一點輿論壓力，就放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金科玉律?輿論，讓司法暴露在陽光之下;輿論，讓裁判者更加慎重裁判，但絕不是輿論干預了司法公正。

媒體和司法機關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探尋事實真相，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但兩者實現目標的路徑大為不同，媒體是通過把案件放在聚光燈下，讓公眾評說，從而達到輿論監督的效果;而司法是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據事實、證據和證明規則得出結論。處理得好，輿論監督可以為司法機關“查漏補缺”，達到匡扶正義的目的;處理不好，輿論審判可能損害司法公信力，徒增矛盾糾紛解決的成本。

[輿論審判局面的成因]

一方面，輿論與法治發展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以至于一些重要的案件往往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類案件均轟動一時，與之相關的話題不僅在一段時間內占據各大平面和網絡媒體的顯著位置，也成為民眾街頭巷尾、茶余飯后時常談及的話題。另一方面，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輿論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緊張。現實中，民眾對于司法權運作存在普遍的焦慮，這其中混雜了對司法腐敗的深惡痛絕，對公權力不當介入的一貫擔憂以及對弱勢群體的普遍同情，而由此形成的“公眾意見”則對具體案件的辦理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乃至于常常導致“輿論審判”局面的產生。

一般地，司法救濟是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重要手段，也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最后屏障，其自身則具有中立性、獨立性和程序性的特征。司法應當獨立，但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并不是絕對和無限制的。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由此，司法權的行使也應當受到制約，而作為社會監督方式的一種，輿論監督則能夠對司法權行使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與失范之處進行揭露，從而確保司法權的正常運轉。在一個法治社會中，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與輿論監督是并行的，兩者共同守護著全社會正義與公平的底限。

需要注意的是，輿論對于司法權的監督也存在著一定的限度，超過相應界限，便有可能對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構成破壞，甚至演變為輿論審判。其轉變的原因是： 第一，社會轉型使多年積累的經濟、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出來，這些矛盾最終匯集到司法系統，而其中涉及的問題卻事關整體社會格局與政策的轉變，司法機關僅依據現有法律、規范是無法加以有效解決的;第二，司法工作本身仍存在欠缺，實踐中，我國的司法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未能得到有效監督，在涉及公正司法的諸多環節上也存在不足，這些缺陷和漏洞使得以權謀私和徇私枉法等現象屢禁不止;第三，互聯網促進社會公共空間的形成，拓展了社會意見表達渠道，使零散的個體意見能夠匯集成具有傾向性的公眾輿論;第四，維穩政策的過度使用使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原則受到破壞，一些地方在維穩的名義之下，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得以名正言順地進入法律領域，并成為影響法院判決的正當理由，實際上為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原則打開了一道制度缺口。這是導致輿論審判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

[輿論審判的現實表現及其危害]

基于互聯網等公共空間形成的網絡主流民意，很容易超出正常輿論監督的范圍，進而對司法判決產生影響。然而，區別于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工作，社會輿論主要是基于民眾的道德判斷形成的公共意見，因而具有以下缺陷：首先，就事實的認定而言，社會輿論往往是在媒體的引導下形成的，而一些媒體可能為了追求轟動效應會發表一些不符合真實情況的虛假事實，甚至脫離現實而作出片面的推測，這就使其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難免帶有情緒性和偏向性;而所謂的法律事實，則是公檢法機關在司法過程中，在符合實體法和程序法規則的基礎上，運用合法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因而能夠達到法律認可的真實。

其次，就評判的標準而言，社會輿論更多地體現公眾的道德訴求，這種訴求具有主觀性和易變性;而司法裁判則通過法律規則對案件加以衡量，并盡量摒除與法律無關的道德、情緒等其他因素。上述差異表明，社會輿論更傾向于從感性的角度去做出道德判斷，因而與司法過程中體現出的技術性、理性化和程序化特征存在根本差異。

由此，越界的社會輿論一旦進入到司法活動之中，其以道德訴求為基礎形成的主觀判斷，必定對司法活動造成以下兩方面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輿論壓力可能影響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在群情激憤的輿論面前，道德評判取代了司法審判，一旦輿論監督轉變為話語強權，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就會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而無法依據法律進行客觀、公正的裁判。另一方面，以輿論審判替代司法將損害司法判決的權威性。鄧玉嬌案和李昌奎案的審理和判決即表明，我國司法機關本已受損的權威性被進一步削弱，司法公信力在輿論的重壓下越發岌岌可危。

上述輿論審判局面的形成，與當前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難以相容。在強調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趨勢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劃定司法和輿論的界限，讓司法的歸司法、輿論的歸輿論，通過強化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來推動我國向著法治國家的正確方向前進。

[以司法定力重構司法權威性與公信力]

首先，司法定力符合司法自身的邏輯。司法工作具有中立性、程序性、嚴肅性，司法工作應當查清案件事實和正確適用法律，只有依據法律自身的邏輯，才能確保司法呈現出其本來的面目。

其次，司法定力是排除干擾的必然要求。無論是輿論的“民意”，還是領導的“上意”，都與司法自身的邏輯相抵觸，若要真正實現司法公正，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就必須求助于理性化和規范化的法律，而非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

最后，司法定力也是司法人員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作為一個法律人，司法人員在審判活動中應當遵循法律的實體性與程序性規范，避免受到法外因素的牽制;此外，辦案質量終審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也為堅持司法定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違法違規者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參考對策]

審判對公眾輿論正當性的合理涵攝要以下原則為界限：

一是不能將公眾樸素的公正理念、感性的公平認識等同于法律的公正和刑事司法的公平。公眾輿論所追求的“公平正義”是根據自身經驗、知識、道德等形成的“正義觀”，其道德成分所占比例較大，主觀感情色彩濃厚。這和以邏輯嚴謹、程序嚴格的法律制度為保障、強調通過程序公平正義實現結果公平正義的法律正義觀是相區別的。

二是不能將公眾對案件片面、局部的認識等同于刑事司法專業人士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現實生活中，普通公眾對刑事案件和刑事審判活動的認知大部分來源于媒體報道和信息流傳，這些未經嚴格程序證實的信息與審判認定的事實有根本區別。

三是不能將公眾情緒化的、道德化的評判等同于刑事司法人員對案件的法律評價和定罪量刑。公眾對熱點刑事案件的觀點、看法往往不是按照刑事法律規則進行邏輯分析和嚴密論證的結果，而是根據現有信息，經過不斷補白、演繹、重組和推測形成的一種較為直觀的感覺和印象，存在非黑即白二元化思維的局限。具體對策

對于司法審判來講，一是刑事司法機關應該構建與公眾之間有效互動和交流的平臺，及時關注社會各界包括媒體的反應，了解公眾輿論的道德訴求和價值取向，并把重要或關注度高的案件的進展情況主動向社會公布、公開。

二是要加強和完善指導性案例的編撰、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施行以及法治社會公民法律意識的宣傳、教育工作，提升社會大眾對刑事法律的認識水平、對刑事司法的信任度和對刑事判決的接受度。

三是對具體刑事案件審判人員而言，則應堅守刑事審判權依法獨立行使的陣線，培養直面不同言論的勇氣、頂住輿論壓力的決心、保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智慧。如此，才能既發揮公眾輿論在刑事審判領域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削弱其可能對司法公正的整體實現和司法公信力產生的不當影響。

【文章素材】 [精彩標題示例] 輿論與司法應相互尊重 [精彩開頭示例] 當前，經濟社會矛盾多發易發，在強調司法公開后，司法審判活動時刻處在公眾的視野里，處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人民法院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宣泄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輿論圍觀。任何一起案件，哪怕是一起很小的家庭糾紛案件，都有可能被無限放大，甚至引發輿論風暴。

[精彩結尾示例] 在信息化時代，發揮輿論的正確引導作用，強調的是互動交流。只有努力實現輿論監督與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良性互動，才能既保障社會輿論的有效監督得以實現，又能避免社會輿論左右司法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第三篇：2018年公考申論熱點：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

2018年公考申論熱點：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

背景鏈接：

2017年，備受輿論關注的“山東聊城辱母案”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對于一審判決于歡成立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引起了輿論廣泛爭議。幾位著名的刑法學家也發表了各自的觀點：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認為，于歡系正當防衛，防衛沒有超過必要限度，無罪;清華大學周光權教授于歡屬正當防衛，可以行使無限防衛權;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認為，于歡成立防衛過當，應顯著減輕處罰。后經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進行二審，并于2017年6月23日做出公開判決，被告人于歡由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5年。法院認定其刺死1人行為系防衛過當，此前判決量刑過重。

關于于歡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以及應該如何判決的討論持續進行，社會公眾的正義觀念與司法實踐結果之間的落差持續碰撞，人情、道德、法律之間又該如何平衡。

綜合分析：

[輿論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 “于歡案”所牽動的社會大眾神經的波動，在網絡上引起的廣泛討論，恰恰就是中國法治發展的一個縮影。

“于歡案”從媒體公開報道，到二審改判，?? [輿論審判局面的成因] 一方面，輿論與法治發展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以至于一些重要的案件往往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類案件均轟動一時，與之相關的話題不僅在一段時間內占據各大平面和網絡媒體的顯著位置，也成為民眾街頭巷尾、茶余飯后時常談及的話題。另一方面，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輿論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緊張。現實中，民眾對于司法權運作存在普遍的焦慮，這其中混雜了對司法腐敗的深惡痛絕，??

[輿論審判的現實表現及其危害] 基于互聯網等公共空間形成的網絡主流民意，很容易超出正常輿論監督的范圍，進而對司法判決產生影響。然而，區別于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工作，社會輿論主要是??

參考對策：

總結，審判對公眾輿論正當性的合理涵攝要以下原則為界限：

一是不能將公眾樸素的公正理念、感性的公平認識等同于法律的公正和刑事司法的公

平。公眾輿論所追求的“公平正義”是根據自身經驗、知識、道德等形成的“正義觀”，其道德成分所占比例較大，主觀感情色彩濃厚。這和以邏輯嚴謹、程序嚴格的法律制度為保障、強調通過程序公平正義實現結果公平正義的法律正義觀是相區別的。

二是不能將公眾對案件片面、局部的認識等同于刑事司法專業人士對案件事實?? 文章素材： [精彩標題示例] 輿論與司法應相互尊重 [精彩開頭示例] 當前，經濟社會矛盾多發易發，在強調司法公開后，司法審判活動時刻處在公眾的視野里，處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人民法院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宣泄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輿論圍觀。任何一起案件，哪怕是一起很小的家庭糾紛案件，都有可能被無限放大，甚至引發輿論風暴。

[精彩結尾示例] 在信息化時代，發揮輿論的正確引導作用，強調的是互動交流。只有努力實現輿論監督與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良性互動，才能既保障社會輿論的有效監督得以實現，又能避免社會輿論左右司法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第四篇：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

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確保公共安全

近年來，我國公共安全事故頻發，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公共安全事故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嚴峻問題。上海市市委書記韓正曾在政府工作會議上指出：“讓人們安居樂業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也是政府造福一方的重要內容。”而當前公共安全事故嚴重影響了人民安居樂業，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公共安全問題，為人民樂享發展成果創造良好的環境，保障社會和諧發展的大局勢在必行。

政府是社會資源的分配者，是社會生產生活的組織者，也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在調集資源、組織力量等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在保障公共安全建設中，也應當承擔起責任，發揮好作用。

完善的公共安全基礎設施建設是社會公共安全的硬件保障。近年來，我國生產、衛生、交通等公共安全事故頻發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基礎設施配置不足和保障不及時造成的，這就在無法控制的天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人禍的因素，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公共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牽涉面廣、投資量大、收益小，因此，政府不但應在財政預算及稅收政策等方面加大幫扶力度，同時還應有效調集、調控社會資源，組織基礎設施建設，做好安全事故防范的屏障。

各類企業是安全生產的責任主體，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還要做好企業的安全能力建設。要鼓勵和督促企業依法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度，加大對安全生產的投入，完善安全生產條件，確保安全生產。在現實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很多企業或面臨著嚴重的生存競爭壓力，或沒有足夠的安全生產責任意識，對安全生產的管理和投入都不到位，這就要求政府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適當扶持，增加投入。同時要求或幫助企業做好領導干部和職工的安全生產意識和安全生產技能的培訓。

公共安全的實現，離不開健全、完善、及時、有效的監督機制建設。政府既要強化自身公共安全執法監察能力建設，強化行政部門安全監管職能，又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尊重廣大群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權利，為社會監督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做到對于群眾和媒體反映的問題深入調查、及時反饋、妥善處理。

公共安全建設關系到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它由諸多方面組成，由多種力量維系，由多個體系保障，絕非一人一時之力可達成。因此，只有全社會共同行動，將公共安全建設作為一項必須始終緊抓和重點建設的工作進行下去，我們的公共安全才能得到保障，社會也必將更加和諧。

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實現社會管理“新突破”

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是改革開放新階段面臨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創新社會管理，不單是維穩行為、管控行為和部門行為，更重要的是執政行為、人本行為和社會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新社會管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民安居樂業。

當前，我國的社會管理還面臨諸多問題，重管理輕服務、重指令輕傾聽、重打壓輕疏導等管理理念長期存在，管理體制格局與快速變動的社會結構、日趨復雜化的利益結構和人民的多元化需求還有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社會管理方式方法上還存在簡單粗暴等情況，這些問題容易造成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外地人與本地居民之間、企業與工人之間等等的深度隔閡，甚至引發重大的群體性事件，不利于社會的穩定。為了構建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格局，實現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科學化，要從理念、制度、方式上實現創新，突破社會管理的“瓶頸”。

在觀念轉變上做文章，實現理念創新。社會管理的過程，就是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管理理念的變化決定著矛盾化解的質量。在一些社會管理領域，還存在著“被動式管理”、“單向約束”等管理理念。創新社會管理，各級領導干部要從傳統的“整治命令”思維轉變到“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切實貫徹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知民情、解民憂、化民怨、暖民心作為經常性工作，情況掌握在基層、問題解決在基層、矛盾化解在基層、工作推動在基層、感情融洽在基層，使人民群眾經濟上有成就感、政治上有優越感、生活上有歸屬感、精神上有愉悅感、保障上有安全感。

在體制機制上出實招，實現制度創新。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國社會管理中政府采取“包打天下”、“單打獨斗”的做法，在實際工作中長期存在“各管一段”互不銜接和“共管一段”責任不清等問題，越位、錯位與缺位等現象也時有發生。創新社會管理，要深化對城鄉管理體制、社區管理體制、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公共資源投入管理體制的改革，調動一切有利于社會和諧的積極因素，明確各部門、各主體權責，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機制。

在手段方法上下功夫，實現方式創新。在社會管理中，有些領導干部還是習慣于運用高壓的“硬”手段，不習慣用溝通協調、道德約束、自律互律的“軟”手段，容易造成干部與群眾之間矛盾的激化，甚至導致群體性事件的出現。創新社會管理，要善于運用群眾路線的工作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務的方式，盡可能通過平等的對話、溝通、協商、協調等辦法，從習慣于事后“滅火”轉變到源頭“防火”，從青睞硬性行政手段轉變到重視運用經濟、文化、行政、道德、科技等綜合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

創新社會管理，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也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確定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我們要在觀念轉變上做文章，在體制機制上出實招，在手段方法上下功夫，大膽創新，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良好局面。

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乞丐可入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允許乞丐和拾荒者入內閱讀，我們見過太多的收荒匠、推銷者莫入的提示標語，卻沒有見過乞丐拾荒者請進的牌子。杭州圖書館的態度實在讓我們感動。但僅僅是感動怕是不夠的，我們要做的更多的是反思。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杭州圖書館的好恰恰反襯出我們其它圖書館的問題。

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辦圖書館到底為了什么？圖書館是為誰辦？圖書館的開辦精神是什么？

——開辦圖書館需要包容的精神。

圖書館的包容性是知識本身的特質決定的。圖書中的知識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任何人都不應該也沒有權利限制別人獲得這份遺產。更為重要的是，這份遺產具有很強的共享性，它并不會像金銀珠寶一樣，多一個人分每個人分得就少一點。越多的人來分享這個遺產，這個遺產并不會因此減少，反而會增多。

圖書館的包容性也是由圖書館功能決定的。圖書館的首要功能是傳播知識和文化，為學習的人營造良好的環境。知識傳播得越多越廣，來圖書館學習的人越多，圖書館的功能就越是得到很好的發揮。這無論是對圖書館還是讀者都是善莫大焉的事情。

包容會增加圖書館的管理難度和負擔，會影響圖書館的“有序”運作。但是只要我們堅持包容，受到感化的人越來越多，文明的人越來越多，講秩序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僅讓圖書館越來越有序，也會讓這個社會，這個國家越來越文明有序。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堅持包容精神的圖書館只會只會越辦越大，越辦越好。

——圖書館必須堅持公益的精神。

圖書館的公益性首先是由圖書館經費來源決定的。我國的圖書館的經費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財政投入，一是社會捐贈。這決定了圖書館不是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學校，哪一個個人的，而是屬于全社會的。那種把圖書館當做是一部分人的財產，把進入圖書館查閱資料當做特權的做法，是保守的、自私的、狹隘的，是一種封建主義的特權思想，嚴重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向背離的，必須堅決給予批判和抵制！

圖書館的公益性也是由世界潮流決定的，美國、以色列、英國??，強盛國家的圖書館無不堅持公益精神。要提升全民的綜合素質，提升綜合國力，堅持圖書館的公益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環節。資本主義國家如此，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受教育的權利。進入圖書館學習知識是教育權利的一種延伸。無論貧窮富貴，無論他來自何方，無論他的從前和將來是什么樣子，圖書館都應該大開方便之門，平等的對待每一個讀者。為全社會建立的圖書館必將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從而為解決圖書館的經費問題開辟新的渠道。

堅持包容和公益是會遇到很大的壓力和阻力，越是這樣，堅持才顯得越可貴。這樣的堅持還有賴于讀者的配合，只有這種精神才能換來讀者的感動、體諒、支持，這種精神才能長久的發出耀眼的光芒！

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讓陽光沁入每一個人的心田

幸福是什么？有人認為十全十美是幸福；有人認為適可而止幸福；有人追求名利雙收，位高權重，以為這才是幸福；有人卻認為隨遇而安、樂享其成，這也是幸福。幸福，不過是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反映。然而，如今面對錯綜復雜的外部世界，我們卻出現了種種心理問題。試問，在這樣的社會里，個人幸福都難以實現，何談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呢？

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這就正如斷臂的維納斯能給人更多美的享受一樣。這樣一種生活哲學也與奧地利著名作家門羅的名言不謀而合--幸福應該是帶有缺陷。心里健康是個人幸福和社會穩定的“晴雨表”，要積極正確的幸福觀，打造健康快樂的生活。

培養正確的幸福觀，重建轉型時期的價值體系迫在眉睫。早在19世紀中期，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就提出了“社會失范”理論。他用獨特的整體社會學視角，不僅深刻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問題，更是一針見血地指明: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由于舊的價值體系已經崩塌，然而新的體系尚未建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社會整體的道德就面臨巨大的“空窗期”。如今，這樣的情景再次上演。目前，我國正面臨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三化”并進，人們普遍處于焦慮迷茫、不知所錯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弘揚傳統道德美德成為治理轉型“陣痛”的關鍵。

培養正確的幸福觀，建立系統的心里健康教育體系勢在必行。小病小災，打針吃藥就能治愈，但如果一旦并入膏肓，哪怕“亡羊補牢”，也“尤未晚矣”。如今，遍布周遭，我們不得不承認這類的事實普遍存在：急功近利者有之、自暴自棄者有之、妄自菲薄者有之、仇官仇富者有之、驕奢淫逸者有之??以上種種不良的心理問題，都凸顯了加強心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要加強心理疏導，利用心里機構、學校等對開展歷史文化教育，挫折教育和心里品質教育，此其一；要建立心里疏導體制，搭建系統而全面的網絡化平臺，此其二；要完善心里咨詢等方面的立法，尤其是要保障弱勢群體，如精神病人、受災民眾等，賦予他們合法權利，保障其權益，此其三。

“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世界著名短篇小說家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描述。這段話至今讀起來，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如今，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加強心里健康教育至關重要，要重建完整的社會價值體系，要建立系統的心里健康教育體系，于此才能真正通過樹立正確的幸福觀，讓健康幸福的生活如絢爛的陽光，灑滿大地！

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沿著復興路 共筑中國夢

偉大的事業，源于偉大的夢想。個人的奮斗如此，國家的發展亦然。環顧世界，很少有民族，能像中華民族那樣，歷經苦難與輝煌；也很少有國家，在持續奮斗中，始終堅持“同一個夢想”。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總書記的深情闡述，展現了中華兒女不懈追求的美好愿景，揭示了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集體意識，道出了中國夢最為本質的核心內容。

這個夢想，凝聚著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的探索奮斗；這個夢想，蘊藏著中華民族固有的“家國天下”情懷；這個夢想，更包含著中國走向未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回首近代以來，瓜分豆剖的危險、亡國滅種的陰霾、“東亞病夫”的歧視??國家失去尊嚴，民族飽受屈辱，個人何敢言夢？從新中國“站起來”，到改革開放“富起來”，再到新世紀“強起來”，國家民族的強盛，讓人民的幸福有了堅實依托；“中國夢”的茁壯，使個人夢想有了廣闊空間。吃飽穿暖、下海經商、有車有房??個人夢想的日益豐富，再次說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有國家的繁榮昌盛，才有個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國家之夢，反映國民之夢；個人之夢，融為民族之夢。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當今中國，國家理念與人民期盼同聲相應；個人夢想與民族夢想一脈相承，中國夢既是“強國夢”，也是“富民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現代化國家的藍圖，對接著“更好的教育”、“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的群眾期盼。個人敢做夢，國家能圓夢，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中國夢正一步步變為現實，讓人民感受變遷、觸摸幸福、實現理想。

北京的長安街，取盛唐之意，貫穿于建國、復興二門間，謂之長治久安。只有創造了燦爛文明的民族，才會如此渴望再創輝煌；也只有歷盡苦難滄桑的國家，才更珍惜來之不易的道路。沿著這條復興之路，為夢想努力奮斗，讓夢想照進現實，我們的目標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中國夢，我們曾經離它如此之遠，我們從未離它如此之近。

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納入標準與政府擔心的矛盾統一于人民利

益

“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詩中如畫般的景色，現在卻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由于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為了一己之私而肆無忌憚地發展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攀比并炫耀般的過“高品質”的生活，向大自然排放出大量廢氣、毒氣，尤其是PM2.5，成為空氣污染的元兇，嚴重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

PM2.5作為空氣質量標準的政策一經出臺，就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其初衷在于提供環境治理措施的可靠依據，監測并不是目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治理，以改善大氣環境，維護人體健康。而地方政府則擔心空氣質量不達標，增加環保部門的環保壓力。二者看似矛盾，實則統一。

矛盾對立面在于監測PM2.5初衷考慮的是人民利益，而地方政府的擔心似乎過多考慮自身的利益。將PM2.5作為空氣質量監測指標是希望通過監測數據，動態跟蹤等手段將大氣污染的元兇抓住，以便于為治理措施出臺提供科學依據，以達到大氣污染治理和空氣質量改善的目的，更多考慮到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而從表面上來看，地方政府關于藍天數減少，空氣質量不達標，面子上過不去，給環境保護工作增加壓力等擔心更多考慮到了政府的利益。二者看似是對立的，實則不然。

地方政府的擔心核心也是考慮到群眾的利益。地方政府的擔心不無道理，以往的環保報告往往比較籠統的闡述空氣質量，如優、良、中、差，或輕度污染、中度或重度污染，對于具體數據沒有闡述，如若對空氣質量進行量化分析，從感官上來講會強化其負面效果，可能會引起群眾恐慌。而監測對于環保部門在技術上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如果在短期內，無法達到群眾滿意的空氣質量條件，可能引發更多的矛盾甚至沖突。因此從維護群眾利益的角度來講，二者實際上是統一的。

既然二者統一，無論是標準的出臺還是政府的擔心，落腳點都在于保障人民群中的利益，那么就應該按照這一標準，奔著最終的目標，科學執行這一標準。在保證群眾知情權的同時，也為大氣污染的治理貢獻科學數據。也不枉人民群中的期盼，滿足群中的空氣質量訴求。

“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治理大氣污染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大事。治理大氣污染，唯有先科學規劃空氣質量標準，這是讓國人生活在鳥語花香、空氣清新世界里而邁出的第一步！

公務員考試申論：跳出“一畝三分地”才有一體化

打破傳統的以行政區劃為界線的分割式治理體系，告別人為配置資源的老路子，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才能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的合作共贏

從兩會到現在，“京津冀一體化”一直是個社會熱點。日前河北出臺新型城鎮化有關政策，提出發揮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區生態建設的服務作用，進一步強化石家莊、唐山在京津冀區域中的兩翼輻射帶動功能。與此同時，京津兩地積極推動 “雙城”交通一體化，高鐵、地鐵、公交“一卡通”已經提上日程。這一系列舉措，讓人們感受到了京津冀一體化的前行步伐。

總書記在要求京津冀協同發展時，強調應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首都功能的調整疏解，通訊、交通設施的統一連接，意味著行政資源、民生資源和市場資源將突破已有行政區劃，在京津冀區域內進行優化配置。那么，如何真正跳出“一畝三分地”？如何把資源切實配置好？

實際上，就京津冀城市群面臨的現實課題而言，從區域發展平衡，到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再到克服日益凸顯的“城市病”，誰也不可能唱好獨角戲。而且，從以前京津冀合作的經驗教訓來看，“抱團”之路的曲折與艱難，與“一畝三分地”的思想障礙、“我的地盤我做主”的行政壁壘、“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羈絆等密切相關。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從政府方面而言，亟須以全局眼光、系統思維，打破傳統的以行政區劃為界線的分割式治理體系，轉變為以市場配置資源、發揮政府作用的協同式治理體系。不僅在施政觀念上打破“一畝三分地”，也應體現在城市發展和治理的實踐中。這就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繪制出三地發展的大藍圖，明確功能定位、產業分工、城市布局、設施配套、綜合交通體系等重大問題，并從財政政策、投資政策、項目安排、市場環境等方面形成具體支撐。只有建立起科學長效的機制，才能實現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

另一方面，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操盤者，其決定性作用能否有效發揮，決定了分工協作的未來。客觀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定位的差異，不同城市對于行政、民生資源和產業的轉移，存在訴求上的差異。目前，北京發展走到了一個拐點，面臨著資源、環境、人口的多重壓力；天津需破解產業升級等難題；河北鋼鐵等“兩高”產業產能過剩嚴重，結構轉型迫在眉睫。有道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北京如何通過“舍”而后“得”，天津如何做好“加”與“減”，河北如何實現“轉”與“調”，說到根子上，還是一個資源配置的問題。

最近，廊坊市市長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面對北京準備向外轉移的1000多家企業，廊坊并不會盲目地接收。他們將從企業清單中精心篩選目標，避免低質低效項目進入。實際上，對發展路徑的選擇，恰恰說明在新一輪區域經濟和產業的大洗牌中，地方政府再也不能撿到籃子里都是菜，而應按照當地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胃口”、產業經濟規律來辦事。簡言之，就是告別人為配置資源的老路子，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推動各種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在區域內自由流動、優化配置。這是產業調整降低成本、控制風險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成功之要。

作為一項重大國家戰略，京津冀一體化的進程，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動實踐。打破條條框框，協同方方面面，以改革邏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好兩個積極性，就能實現各方的合作共贏，為城鎮化進程中的區域發展課題提供示范和樣板。

第五篇：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

2013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民生追求

【背景鏈接】

“十八大報告把民生問題擺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省委《意見》提出，要推進民生改善和社會管理創新，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和滿意度，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為實施民生幸福工程的核心任務，這讓7800萬江蘇人看到了一個錢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的美好未來。”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譚穎說。

“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工作追求。”2013年1月20日，省委書記羅志軍在參加省“兩會”南京代表團審議時說的話深入人心，“民生追求”成為省“兩會”的熱門話題。

【標準表述】

作為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機制，社會保障對于提高“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水平，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就是要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加快社會保障擴面，穩步提高保障水平和統籌層次，推進城鄉制度接軌，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現實意義]

就業是民生之本。《意見》把促進就業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頭等大事，首次提出“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就是要求更高、內涵更豐富，包含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營造公平的就業環境、形成合理的就業結構、培養良好的就業能力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未來江蘇省將堅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著力在促進穩定就業、素質就業、平等就業、體面就業、創業就業上下功夫，努力形成“五位一體”就業新格局，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充分就業。

[措施]

要想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中公教育專家建議，除了通過提高就業質量增加工資性收入、鼓勵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完善社保體系增加保障性收入外，重點要深化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堅持在“四個著力”上下功夫：

一是著力加大企業工資分配宏觀調控力度。引導企業建立健全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實現企業職工勞動報酬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同步提高；

二是著力提高一線職工工資水平。引導和鼓勵企業提高一線職工工資水平；

三是著力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建立健全工資支付預警和保證金制度，依法保障勞動者勞有所得；

四是著力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分配制度。

總之，就是要我們堅持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為實施民生幸福工程的核心任務，拓寬就業、創業、投資、社保、幫扶等增收渠道，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加大財政投入，優化資源配置，既盡力而為，加快推進，又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