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有關權利問題的法哲學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41 文正邦

利益、行為自由和意志構成了權利要素；權利是一個主客觀統一的價值范疇和關系范疇，它依賴于社會經濟關系，既具有階級性，又有社會共同性．應有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是權利的三種形態。法的本體是權利。權力與權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即歸根到底都根源于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矛盾運動，無所謂誰先誰后。把權力看成是權利的淵源，只是形式上看問題．

馬克思曾經指出：“無產階級的第一批政黨組織，以及它們的理論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學的權利基礎之上的”。①權利，是法律機體的細胞，是法律大廈的基本構件，是真正的“法律上之力”，法的領域都為它所穿透和吸引。因此，幾乎可以這樣說，認識了權利也就認識了法，揭示了權利的真諦也就揭示了法的真諦。要深刻地認識權利，不能僅限于法學的領域，還有必要就權利的相關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法哲學探討。本文試圖對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的關系提出新的看法，以期引起關注和討論。

一、權利的組成盡管人們對權利概念的理解多有歧義，但對它的組成成分作如下分解，就可以發現：

權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又是權利的目標指向，是人們享受權利要達到的目的（以及起始動機）之所在。所謂權利，實際上就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

而利益既（主要）指物質利益，又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即“道義”。道義要求或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權利的基礎之一，并往往以所謂“應有權利”的形式存在和出現，其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現有權利”或“法定權利”。當然這種要求歸根到底仍然是由物質利益而決定的。所以任何權利要求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任何權利終歸聯結著某種利益。

其次，行為自由是權利的又一基本要素，是權利的存在形式和載體。因為，權利實際上就是一定社會中所允許的人們行為自由的方式、程度、范圍、界限、標準。所以權利法學和權利本位論認為，法不應該（或不僅僅）是限制人們行為自由的工具，而是（或主要應是，至少社會主義法應該同時是）人民群眾行為自由的保障，是“人民自由的圣經”。

行為自由既包括作為，又包括不作為。法之為權利既包括對行為自由的質的規定（既允許什么樣的行為自由），又包括對行為自由的量的規定的（即允許有多大的行為自由）。法規定人們的權利，既是對人們行為自由的資格、能力、可能性的認可，又是對這種行為自由的性狀和限度的界定。所以法賦予人們以權利并不意味著承認人們行為的絕對自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法所體現的社會必然性就是對自由的限定，即不得影響與危害他人和社會公眾的行為自由和利益，否則行為自由就會走向反面而喪失自由。因此權利必然與義務緊緊相聯，義務乃是行為自由的負值形態，是從相反的方面對行為自由的認定。履行義務，即遵循社會必然性而行為，它所維護的就不僅是行為人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他人、社會、公眾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長遠利益。正因為這樣，所以義務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權利，權利也可以理解為盡相關義務的能力，二者都以利益為基礎，以行為自由為存在形式和載體，只不過表現形態和價值傾向不同而已。

第三，意志也是權利的要素之一。權利并不純粹是一個實體范疇，它具有人的主觀意志性的特征，它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人們的意志傾向性，即符合一定的價值標準。所以寧可說權利是一個價值范疇更為確切，法定權利乃是以符合一定意志傾向的社會規范之要求為存在前提。因此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或道義要求都能成為權利，權利是人的利益要求或道義要求與社會的規范性要求的統一，是人的個體意志得到了社會的整體意志的許可或承認。而權利的這種意志性正好是法的意志性的基礎和前提，法的意志性是權利的意志性的升華和凝聚，它通過人們一系列的意志活動（立法、執法、守法等活動）使人的個體意志上升并實現為采取國家意志形式存在和起作用的統治階級的意志行為和過程，所以法具有階級性。

二、權利的性質和特征

從以上分析可見，權利是標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自由的目標、方向及程度、范圍的法學范疇，而這種行為自由是符合一定社會規范所要求的，質言之，權利就是一定社會中人的規范性行為的自由度（行為自由的質與量的統一），它體現著作為社會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體地位。

從哲學上說，權利既不純粹是一種實體范疇，也不單純是一種觀念范疇，而是一種價值范疇和關系范疇。它是主客觀的統一，這種統一就表現為人的行為自由或自由行為。即人們自覺地意識到或認識到了自身的正當利益，就要采取或表現為被社會所允許的一種積極主動的行動去獲取它。因此，從靜態上說權利就相當于利益加意志（價值取向），從動態上說權利就是為一定社會權威所許可的行為。

馬克思主義認為，權利和法一樣都屬于社會上層建筑并歸根到底是受社會經濟關系所制約和決定，“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②。法定權利不過是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形式即法權關系，所以權利始終是在關系中存在，權利義務關系，也即法律關系。這種法律關系并不是游離于其他社會關系之上，而是其他社會關系特別是經濟關系的一個側面，是以法權形式存在著的一種思想、政治關系，它的實際內容仍然是經濟關系和實際的社會關系，是以統治階級意志為焦點，對這些實際社會關系的折光、影象和反映。統治階級利用法律來確認人們的某種讓利，并給予法律上的保護，就可以維護、鞏固和發展有利于本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以實現其階級利益。正因為如此，權利總是具有對經濟關系的依存性，法定權利總是打上了統治階級意志的烙印。

那么，權利有無社會性（確切地說即“共同性”）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這是由于在一定社會中，相對于同樣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生存條件，不同的利益群體和權利主體之間必然也有著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這不僅指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等，就如發展經濟和文化，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方面等，也都關涉到人們若干需要普遍保護的利益和權利。正因為這樣，所以權利主體不僅是指單個的自然人，社會組織、機構、團體，甚至一個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也都可以作為權利主體。在國際法和在外層空間法中，國家作為權利主體已是事實，在未來的星際交往中，整個人類作為權利主體亦將被引起重視。總之，隨著法調整社會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之領域的擴大，權利的社會（共同）性問題將更加尖銳地擺在人們面前。

三、權利的形式和類型

權利有眾多的形式和類型，法定權利是其中之一種，當然也是其中最值得注意和需要認真研究的權利。法定權利又可作多種劃分，如：政治權利與民事權利，對世權與對人權，原權（或稱第一權利，如所有權）與派生權（如損害賠償請求權），主權利（如財產所有權）與從權利（如抵押權）…等等。

以上都屬于對權利（主要是法定權利）的傳統分類。它們是側重于從橫向上對法定權利的形式和類型作出的劃分。從法哲學的觀點看來，對權利的劃分應當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應當認清權利的三種最基本的存在形態及其相互間的聯系。

首先，權利的最初形態就是“應有權利”或“習慣權利”，即人們基于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產生的權利要求，或公民作為社會主體在現實條件下和可以預見的范圍內應當具有的一切權利。它是人們的利益和需要的自發反映，是“自在”的權利。馬克思稱之為“已有的權利”或“習慣權利”，并認為法定權利即來源于這些“習慣權利”或“已有的權利”。所以他說：“各種最自由的立法在處理私權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權利固定起來并把它們提升為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在沒有這些權利的地方，它們也不會制定這些權利③。這同他在另一處所說的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見”應有權利“比起法定權利來說在內容和范圍上要豐富、廣泛得多。

”法定權利“作為權利的第二種存在形態，它是通過立法對”應有權利“的規定和確認，通過對”應有權利“的選擇和整理來對”應有權利“進行認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和系統化了的”應有權利“，是對人們利益和需要的自覺認識和概括，所以是”自為“的權利。

權利的第三種形態，即處于最后發展階段的”實有權利“。它是通過法律的實施，法律效果的實現，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建立，而促成人們對法定權利的真正享有，對相應義務的確實承擔，它是人們權利和利益的實現和完成。

權利的以上三種存在形態或三個發展階段，在本質上都是人們利益和需要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表現，它們之間乃是尚未被認定的權利和已經被認定的權利之間的關系，尚未實現的權利和已經實現了的權利之間的關系。三者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轉化，通過法的創制使”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通過法律的貫徹實施又進一步轉化為”實有權利“；”實有權利“的獲得又將激發人們新的權利要求或對原有權利要求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新估價，從而展開”應有權利“上升為”法定權利“并實現為”實有權利“的新的發展過程，這也就推動著法的不斷立、改、廢。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就在于：一方面應大力探尋和發掘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從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項社會活動中所出現的諸種”應有權利“，以擴大”法定權利“的基礎和來源；另一方面又應加強立法工作以科學地確認這些”應有權利“使之上升為”法定權利“，以有利于促進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同時還應大力加強法律的有效實施和貫徹，使”法定權利“不至成為一紙空文，而真正能成為人民群眾所享有的”實有權利“。

四、權利與義務的關系

在對權利的各種形態的研究和劃分中，還有一種最特殊的權利形態--義務，需要予以專門論述和說明。義務，在一些人的眼中總是把它看作是權利的對立概念，但也有學者把權利和義務視為相互”關聯“的概念④，強調權利與義務的聯系和同一性。

從辯證法的觀點看來，權利與義務這對矛盾的雙方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既有對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偏廢其中任一層關系都是不科學不全面的。一般說來，人們比較注意權利與義務的區別、對立以及相輔相成的關系，而較少注意它們之間更深一層的同一性關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實上義務并不是獨立于權利之外的一種異在物，而是發韌于權利大樹上的一簇分支，是權利的一種特殊形態，是對象化了的權利，是主體和內容發生了轉化的權利，每一權利主體只有盡其義務才有條件實現其權利并維護其權利。由此可見義務的實在內容和設定義務的目標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權利和利益，義務本身不過是為實現某種利益，享受某種權利而同時應盡的責任。從民法的角度看，權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術手段，義務則是使這種利益分配能正常進行（只允許獲取正當利益）而設立的另一技術概念，所以義務是為權利設定的。權利界定利益，義務界定權利，義務設定的動機、目的、著眼點和落實點都是圍繞權利界定和利益分配這根中軸旋轉。法律上的各種禁止性規范、義務性規范都不是為義務而義務、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為了防止人們獲取非正當權利和人們的正當權利被侵犯。就是奴隸主以及許多封建統治者的立法，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被剝削階級，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權利和利益。這些都說明，相對于義務而言，權利更根本，義務是其派生，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權利和義務并不是二元并列的，而是一元相生的。整個社會的權和義務體系構建成的大廈中，它的實體結構都是以權利相貫穿的。

由此可見，權利與義務作為一對矛盾，它們的對立統一關系不僅既互相區別和聯系（互相依存、不可分離、相輔相成），而且還有誰決定誰，誰派生誰，誰根源于誰的問題。正如物質與意識、存在與思維、實踐與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矛盾關系一樣，矛盾雙方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均衡的，還有一個第一性與第二性、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當然，我們認識到權利派生義務、義務是對象化了的權利，這并不意味著在法的歷史發展和實際運行過程中權利就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比義務更重要，而應看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具體條件下二者的主次地位可以發生易位。例如奴隸制法和封建制法就采取以義務為本位，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才提出了權利本位。又如在不同的部門法中（刑法和民法規范在權利和義務側重點上的顯著區別），二者的主次地位和作用也可能不同。但盡管如此，這些都不能改變權利決定和派生義務這一事實，正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的主次易位，不能改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事實一樣。

權利和義務的這種深層次的復雜關系說明：法的本體是權利。法不過是經濟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的意志化形態，即按照社會主體的意愿對一定利益及其獲取方式的認可和規定。法的基礎終歸是利益（經濟關系），法的本體始終是權利（被許可的對利益的獲取）。所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詞源上權利即法、法即權利。蘇聯法理學界則認為，權利是主觀的法，法是客觀法（法律規范）與這種主觀法（主體權利）的統一。我國法學界所出現的”權利法學“大潮中，有識者也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權利之為法的本體的意義。可以預見，這一理論基點的確立，將引起社會主義理論法學的一場變革。

五、權利與權力的關系

權利和權力，既是法學和政治學中的兩個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會法律和政治運轉所圍繞的兩個軸心。如，深入探索民主和法制的關系必將涉及權力和權利的關系問題。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它們的相互關系，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權力之于政治猶如權利之于法一樣同等重要。政治在相當程度上實際就是不同的階級、集團和人們基于自身利益獲取、運用、改變和消滅權力的過程。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斗爭的中心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而政治運行的杠桿就是政府權力，權力的階級歸屬就是國體，權力的組合方式就是政體，權力結構的不同形式和特點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體制。

權力并非是完全獨立于權利之外的東西，無論從每一社會的運行機制或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來看，二者都是相互聯系并互相轉化的。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在權利義務關系式中把”權利“（狹義）同”權力“以及”特權“、”豁免“列為同層次的概念，而與”無權利“、”無能力“、”義務“、”責任“相對立；并且認為廣義的權利概念就包括了權力、特權、豁免這類相似概念。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就象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一樣，也有更深一層的同一性關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這就涉及到權利與權力的淵源問題，同時也要解答權利與權力究竟誰源于誰、誰派生誰這一復雜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利和權力都屬于社會上層建筑，它們歸根到底都根源于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矛盾運動。馬克思既反對”把權利歸結為純粹意志的法律幻想“⑤，也反對把權力作為國家和法的基礎。他認為”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國家的現實基礎……這些現實的關系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論》中批判了杜林關于國家和法起源于暴力的謬論。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上，權利和權力是同時產生和存在的，法定權利和政治權力則是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和法律的出現而同時出現的，無所謂誰先誰后，正象國家和法律的產生無所謂誰先誰后一樣。然而由于人類社會形態的更替一般是由革命的階級破壞了舊法統、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用暴力奪取了政權之后，再制定新的法律來重新確認和分配人們的權利，這就容易形成一種錯覺，似乎奪取國家權力在先，獲得權利在后。因而權力是權利的淵源。

但這只是從形式上看問題，從實質上看問題就不難發現：權力乃是權利的一種衍生形態，國家權力的存在是以維護一定階級、集團和人們的權利為前提的。國家是一定區域內人們的一種共同體，馬克思曾把剝削階級的國家形式稱作”虛行的共同體“，國家如果離開了它的實體--人們的社會存在、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國家權力決不會憑空產生，它是以公民的權利為中介對社會經濟關系的集中反映，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就是人們的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的意志化就是權利（首先是應有權利），權利要得到確認和保障就要靠權威和強制力，這種權威和強制力的最高形態就是國家權力。因此，權利之上升為法，實際上就把人們分散的權利集中化成為了國家權力，從而使權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權力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不過是權利的集中化表現而已，即權力者具有支配和強迫他人的行為服從于自己的能力。這種能力也可視為一種權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權利。

盧梭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出發，認為國家權力是公民讓渡其全部”自然權利“而獲得的。雖然他這種設想帶有虛構的成分，但作為啟蒙思想家，他的確也看到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權力應當是公民賦予的（哪怕是形式上的賦予），這同他的”主權在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我國是由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政府以權力，這就展現出了權利（人民的選舉權以及其他各項應予保障的權利）產生出權力的真實過程。所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連資產階級學者也得承認”人民是權力的唯一泉源“和”原始權威"。⑦

由此可見，在社會形態和國家政權更替的時候，出現新的國家政權制定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并不能得出權力產生權利的結論。正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權制定新的經濟政策，建立新的生產關系，而不能由此得出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結論一樣。因為革命之所以暴發，新的國家政權之所以出現，歸根到底仍然是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運動而決定。何況人民奪取政權，建立新的國家和政府，也可以說是人民行使革命權、反抗壓迫權的結果。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時就曾把人民的這種革命的權利寫在了憲法上。

由于國家強制力是法得以存在和發生社會作用的必備條件，國家強制性是法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事實也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似乎離開了國家強制力的創制和保護，便沒有權利的產生

第二篇：關于“一國兩制”的法哲學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學 文正邦

隨著香港、澳門的陸續回歸以及海峽兩岸統一大勢的不可抗逆，一種罕見的政治法律現象就將呈現在世人面前，因為“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必然導致“一國兩法”（一國之內兩種社會性質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現多個法域（祖國大陸主法域及我國香港、澳門等輔法域）的奇特法制體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構架是：以憲法為龍頭，以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紐帶，以社會主義法為主干，以上述特區的資本主義法為支干，并以它們彼此相互間的區際沖突法為膠合劑的，兩種性質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層次、多色調、多板塊，結構復雜，內容和形式異常豐富多彩的法制體系。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對它的深入研究不僅將大大地豐富和更新我們的政治和法學理論、而且將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的發展和創新，從而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本文愿試作一些法哲學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國法制發展的這一跨世紀戰略任務的解決。

一、“一國兩制”的法律意義和特征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根據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于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解決我國臺灣問題，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項重大國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載入了我國憲法。1982年我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而且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已使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兩國政府和中葡兩國政府分別簽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各自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從而使“一國兩制”的重大國策得以制度化、規范化，賦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據和意義，使其具有合憲性、合法性和穩定性。盡管在香港、澳門回歸過渡時期，也可能出現一些干擾其平穩過渡的阻力，但只要我們嚴格依法辦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進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的確定和實施，必須具有憲法和法律的依據和保證，而且也只有通過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國大陸與我國港、澳不同的社會制度地區間的穩定聯系，并妥善解決其間發生的某些糾紛和矛盾。“一國兩制”既涉及到國體，又涉及到國家結構和政體，既涉及到我國的經濟制度也涉及到我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與國家，法律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廣義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的穩定建立和發展，也離不開法律。因此，“一國兩制”的確立和實施，必然會引起我國法律制度或體制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單純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演變為祖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占主體）與港、澳資本主義法并存，即“一國兩制”必然導致“一國兩法”；第二，從單一法域國家變成多法域國家，即形成祖國大陸（主法域）和我國香港、澳門等輔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下的諸多復雜現象和關系，也決定了其間所存在的法律沖突的復雜性及其解決的繁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體現我國“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特色的。也就是說，我國“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國兩法”。即在于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這正是決定我們的“一國兩制”以及“一國兩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具有特殊復雜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卻仍是“一國一制”的國家結構和法制體系國家的最大區別。例如美國、瑞士、澳大利亞等都是這樣的多法域國家。美國有50個州，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們都屬于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的法制區別和法律沖突。這些多法域國家由于實行“一國一制”，因而各地區的法律其階級本質和基本原則相同，法律體系之間的共同點是主要的，不同點是次要的，出現的法律沖突也是淺層的，不能與我們“一國兩制”下祖國大陸同我國香港、澳門之間基于不同性質的法制區別和法律沖突相同日比擬。當然，我國“一國兩制”下的法制體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國家法律沖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屬法系的不同與沖突，各法域之間的差異和沖突等，這就更增加了其復雜性和繁難度。

從縱向上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雖然歷史上也不乏其例，但還沒有進展到建立起較穩定的法制體系并妥善解決其法律沖突的地步。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形態比較落后的少數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會制度和形態比較先進的漢民族地區后，如蒙古族、滿族征服漢族，都出現過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的情況。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過類似的情況。美國獨立戰爭后至南北戰爭以前，則出現過在北方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在南方的幾個州保留奴隸制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時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實際上也是屬于“一國兩制”的特殊情況。上述這些情況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過渡時期出現的暫時現象，沒有具備充足的法律依據和保證，因而，缺乏穩定性和典型意義，雖可作為我們現今實行“一國兩制”的歷史依據，但卻不能與其深刻涵義和重大意義相比擬。

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故此只作簡略述及。

2．區際沖突法

我國區際沖突法產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是為了解決我國香港、澳門、臺灣等特別行政區建立后與祖國大陸之間以及這些特別行政區彼此之間所必然產生和存在的區際法律沖突。區際法律沖突是一個主權國家領土范圍內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區之間在同一平面上的法律沖突。一國內部各個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地區一般稱為“法域”，各法域之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其內部具有數個法域出現區際法律沖突的國家稱為“復合法域國家”或多法域國家。“一國兩制”實現后的我國就是這樣的多法域國家，無論是我國香港、澳門及我國臺灣或是祖國大陸，從區際沖突法的視角看，都是相對獨立的法域。也就是說在“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和法制體系下，一方面，就行政關系而言，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系是中央與地方的隸屬關系；另一方面，從區際法律沖突關系而言，祖國大陸、我國香港等法域都是相對獨立的法域，都允許保持性質不同，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各地區人民間的交往就會產生大量涉外（法域）法律因素和法律關系，從而要求各法域互相承認外法域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外法域的法律在自己區域內的域外效力。這就使區際法律沖突的產生具備了主客觀條件，而區際法律沖突的存在，又使以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為宗旨的區際沖突法具有了客觀必然性。

我國區際法律沖突的復雜性、特殊性決定了我國區際沖突法的復雜性、特殊性。因為：第一，我國區際法律沖突存在著不同階級本質的法律之間的沖突，而不同于“一國一制”下的一般多法域國家的區際法律沖突，后者的法律沖突往往是淺層次的，不涉及法律的本質方面。我國“一國兩制”條件下祖國大陸與我國港、澳、臺之間的社會主義法與資本主義法之間的沖突，由于體現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其基本的法律原則和立法精神都存在重大差異，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同規定甚至相對立的情況，因此其法律沖突在質上是深層次的，在量上也是相當廣泛的。第二，我國區際法律沖突體現了當今世界三大法系（社會主義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之間的法律沖突，而不同于其他多法域國家多數是屬同一法系，只有極少數（如美國、加拿大）也僅有屬兩大法系之間的區際法律沖突。第三，我國區際法律沖突是特別單一制國家內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區之間的法律沖突，而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區際法律沖突大都發生在聯邦制國家，并且聯邦法院常常具有協調成員邦之間法律沖突的職能。“一國兩制”條件下的我國，包括祖國大陸和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各法域事實上都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就意味著區際法律沖突是在沒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機關進行協調的情況下展開的，這樣法律沖突不僅表現在一些低級規范上，而且也表現在一些重要原則上。第四，我國區際法律沖突還涉及到適用國際協定上的沖突，這也是由于“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享有部分對外事務的權力的結果。例如，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可以分別以“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的名義，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游、文化、體育等領域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系，并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香港及澳門和需要，在征詢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后，決定是否適用于該地區；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于香港和澳門的國際協定仍可繼續適用。這就會出現一些國際協定適用于某地區而不適用于其他地區的情況，從而導致各地區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區適用的國際協定之間以及各地區適用不同國際協定之間的沖突。而其他多法域國家的中央政府締結、批準或參加的國際條約適用于其全部領土，地方政府無權對外締結國際條約。為解決如此復雜的區際法律沖突，在如下三大層面上提出和展開的中國區際沖突法的主要任務和基本內容，即（1）管轄權問題，（2）法律適用問題，（3）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問題（司法協助問題），當然也就十分復雜和極富有特色。為此，研制和發展我國的區際沖突法，就必須在堅持國家主權原則、“一國兩制”原則、平等互利原則以及有利于各法域經濟發展原則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途徑和適當的步驟。因為區際沖突法固然應是“一國兩制”實現以后，我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我國臺灣和平統一后，解決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不同法域相互彼此之間民、商事法律沖突的必要而可行模式，但需要經過一個努力探索和積極籌備的相當過程，以有待于制定統一的區際沖突法的條件之逐漸成熟。在此之前，則還須探尋其他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的方式和辦法。例如可以考慮先制定一些有關的法律適用、管轄、裁判、執行（以及其他司法協助）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以便于逐步過渡到制定全國統一的區際沖突法。

3．憲法

在“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國兩制”的根本法律依據，是“一國兩制”具有合憲性、合法性、穩定性和國家主權統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國兩制”的全面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最終完成，不僅將大大地發展、豐富我國的憲政實踐和理論，而且必將促進我國現行憲法的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會出現制定一部“大憲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為此，筆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見，以盡可能地為“一國兩制”的全面實施尋求更充分、完備的憲法依據，并就教于學術界。若有不當之處，權當一孔之見。

實現“一國兩制”后，就將使我國的國家結構從一般單一制變為多法域（或復合法域）的特殊單一制（即既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等復合制國家，又不是只有一個法域的一般單一制國家，而是在統一的主權下有多個獨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單一制國家），法制體系也將因大陸的社會主義法與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法并存，以及出現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區際沖突法等嶄新的法律現象而趨于十分復雜。這樣，隨著我國香港、澳門的回歸祖國以及海峽兩岸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所引起的如此極其復雜而豐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現象，就必然使現行憲法第31條的有關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就顯得遠遠不夠。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實現“一國兩制”后我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狀況的全貌，又還不足以作為在此情況下諸特別行政區及其獨特法律體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備的最高法律依據。而且如果更嚴格講來，從第31條的這一規定中，還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別行政區內可以實行與大陸地區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質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結論，還必須要靠正式的憲法解釋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這樣的涵義。然而即便是輔以憲法解釋，并對憲法第31條作出補充，明確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和保留其原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等，也還是不夠。因為最關緊要的是在什么情況（前提和條件）下才允許保留和允許在多大限度內予以保留，以及怎樣構設特別行政區的經濟、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權限。這些關系到國家根本政治結構和體制的重大問題，不能簡單、籠統地涉及，必須有極其明確、系統和普遍性的規定。也不能使這些重大任務，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個《基本法》來承擔，而應當率先在憲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總結。并還需要對“一國兩制”全面實現后我國的整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發展、變化作出根本法的規定和概括。

為此，就需要對現行憲法作出重大修改和變動，使之無論在國家結構、國體和政體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確地體現出“一國兩制”的重大國策及其全面實現。這必將引起我國憲政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變化和發展，乃至有必要和實際可能制定出一部體現和確認祖國統一、并鞏固統一成果的“大憲法”來，以作為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均一體遵行、普遍實施的共同母法，為“一國兩制”及其全面實現提供更充分、明確、完備的根本法依據，從而改變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上（多數條款）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狀況。

制定這部“大憲法”的總的指導原則就是堅持“一國兩制”，即在堅持“一國”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礎上認真地實行“兩制”。堅持“一國”，即強調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團結平等，實行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堅持國家結構形式的單一制，不搞聯邦制，堅持規定統一的國旗、國徽、國都、國歌等。實行“兩制”，即既應堅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部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允許特別行政區保留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其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法律體系等）。即求同存異，在國家利益至尚和主權統一的大前提下承認不同地區制度發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為此，就應在憲法中從總體上較系統地規定特別行政區共同條款，以作為定立和實施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據；還應就解決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彼此間的區際法律沖突的總的指導原則作出規定，以便定立和實施區際沖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國兩制”對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拓展和促進

我們的理想目標是要建設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民主要靠社會主義法制來保證，這是本世紀社會主義發展豪邁而艱辛歷程留下的最重要經驗和教訓之一。值此世紀之交和邁向21世紀之際“一國兩制”的歷史創舉，不僅給法學研究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而且對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既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既是巨大的沖擊，又是有力的促進。關鍵是我們要有科學的態度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從而勇敢地迎接挑戰，善于抓住并利用這種機遇，就可能成為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新的發展契機和驅動力。

“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影響和促進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現專就下述系列問題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拓展和促進，主要還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一國兩制”為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建設增添了新內容，使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兩種民主制度通過和平競賽，互相取長補短，從而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其政體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形式。“一國兩制”實現使特別行政區各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政權組織形式將和國家主體部分不相同，在這些地區政權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政權組織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即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從而使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在特別行政區出現不一致，但又為整個國家的國體和政體服務，即形成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民主并存，使這兩種民主制度在服從于共同目的--國家統一和富強的大前提下，可以通過和平競賽、互相取長補短、共存共榮，最終將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因為民主作為一種制度乃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發展的重要內容，它們除了有階級屬性和階級基礎的不同之外，還包含著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發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規律。特別是現代民主制度乃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和保證，體現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則，分權制衡原則、以法治國原則等等，這些無論是資本主義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都不可回避（雖然有階級性不同），其經驗和成就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財富。經過幾百年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已積累了這方面的若干經驗，于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不無啟迪作用。例如香港與貪污腐敗作斗爭的產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維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當然，我們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和廣泛性，也值得他們學習和借鑒。

第二，“一國兩制”引起了我國國家結構的新變化，是對國家高度集權的重大突破，便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從而在一種新的構架上使國家權力得以合理分解、運行和制約，從而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一國兩制”的實行，將使我國從一般單一制國家變成為

特殊單一制國家，從而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結構新模式。因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這些權利和權力既大大超過了我國省級以及民族自治區政府的權力，又在許多方面甚至超過了某些聯邦制國家中成員邦政府的權力。從而使我國的國家結構具有了某些復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乃是一種特殊單一制。在這種特殊單一制下，我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將由三種地方行政單位構成，即普通行政單位、民族區域自治單位和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單位，由原來的兩種地方分權形式發展為三種地方分權形式，突破了單一制下地方政府傳統權力的范圍。這是符合當代國家結構發展的基本趨勢--是朝著深化國家權力分解程度的總方向發展的，即需要降低國家權力集中程度，改變國家權力過分集中，以便于發揮地方行政單位的積極性、主動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簡政放權，進行宏觀調控。這也是一種民主化的趨勢，便于在一種新的層面和構架上探尋如何使國家權力得以更科學、合理地分解、分配、運行、使用和有效監督及制約。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經驗同內地行政單位之間可以互相借鑒和參考，以便建立一種高效率的，充滿生機活力的政治體制，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建設和改革。

第三，“一國兩制”擴大了我國愛國統一戰線，進一步發展了多黨合作制度，賦予人民民主專政階級聯盟新的形式和內容，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強國富民。

“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港、澳、臺地區存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產階級也加入愛國統一戰線，我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使港、澳、臺階層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其代表人物參加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政治機構之中，這樣，無論是祖國大陸還是我國港、澳、臺的所有公民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事務的平等權利，從而賦予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聯盟以新的內容和形式，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振興中華、實現強國富民，也有利于促進和擴展社會主義民主。

（二）“一國兩制”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以及法學理論的促進、豐富、深化和拓展，還比較集中地表現在以下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質和規律性方面，充分體現出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并使法的類型和更替呈現出復雜性。

因為很明顯，“一國兩制”法制體系中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區際沖突法等的階級屬性非常復雜，既不能把它們完全歸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又不能完全歸于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也不能簡單地說是兩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稱為兩者的對立統一。這種復雜而奇特的法律現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階級性，又具有其社會性，是階級性和社會性之不同形式的統一。固然很多情況下法律的階級性特別明顯，但以上這幾種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會性的突出表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與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發生交叉、滲透、重疊的結果。可見，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現出人類社會豐富多彩的種種法律現象。“一國兩制”結構下的法制體系及其構成要件，就是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相生相成的生動體現。

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類型的法和資本主義類型的法將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合法地并存，都統一于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法制的框架之內，成為其不可割裂的組成部分，而且還發生交叉、重疊出現一些新的法律現象。這也是人類法制史上的一種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歷史類型和更替簡單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純而又純，雖然其總的歷史發展趨勢不可規避，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無論是剝削階級法之間以及剝削階級法與社會主義法之間都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中并存，并會有所交叉和重疊。從而以新的事實證明法不僅具有歷史的繼承性，而且同一時空內不同類型的法也可以相輔相成。

第二，在法的體系方面，使法律體系既具有統一性，又具有差異性，多樣性，并大大豐富了我國法律體系。

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表現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體系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不同，祖國大陸法域建立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其二，祖國大陸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階級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階級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資產階級的意志，當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階層和勞動者的意志。其三，它們各自的指導原則也不同，祖國大陸法域的指導原則主要是“四項基本原則”，同時也是“一國兩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導是“一國兩制”，不實行“四項基本原則”。其四，它們所屬法系及其所體現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條件也殊有不同。這樣，我國的法律體系就會出現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不僅有作為主體的祖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特別行政區作為輔助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區分，還有我國港、澳、臺各特別行政區之間基于現狀和歷史傳統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體系也有區別并相對獨立，而且這些自成體系的法律體系的內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層次結構性，以及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分野。因此，“一國兩制”情況下我國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問題就更加復雜并具有了新的意義。這種統一和協調乃是在具有極其多樣性和豐富差異性的情況下的統一、協調，是在“一國兩制”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統一和協調。所以各法律體系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統一，既相互沖突和獨立，又彼此聯系參照。因此如何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協調其間的矛盾，就是“一國兩制”情況下急待解決的重要法律問題。其中，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起著統一和聯結的特殊作用，區際沖突法和區際司法協助就發揮協調的機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體制以及法律解釋和法的淵源方面，都出現了多樣性、復雜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這種立法權不完全同于祖國大陸的地方權力機關（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權。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只受中央權力機關的有限監督，它顯然比祖國大陸地方權

力機關的立法權的權限要大些，范圍也要寬些，因為特別行政區權力機關還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屬自治范圍的事項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屬有效。這樣，我國的立法體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前提下，并賦予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和地方機關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權限的體制外，又賦予了特別行政區享有相當大的立法權；雖然這種立法權仍然屬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權的范疇，但它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區的重要內容和體現。因而使我國立法體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點。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釋方面也出現了新情況、新特點。以香港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則，法律解釋一律由司法機關即法院在審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說，我國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釋，而不存在立法解釋和行政解釋；即不是象祖國大陸現有法律解釋體制那樣，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解釋權為主導的情況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司法解釋權，以及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行使行政解釋權。因此，“一國兩制”實現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也行使法律解釋權，不僅可以解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被授權可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依法進行解釋。突破了內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進行解釋，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無法律解釋權的狀況。可見“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的法律解釋體制也將有所變化。

由于“一國兩制”的實現，將使我國的法律體系就其法律傳統而言，從單一的社會主義法系成為同時還存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會引起法的淵源從單一的制定法向同時還包括判例法、習慣法擴展。所以“一國兩制”實現后，我國法的淵源體系就頗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陸和特別行政區的法的淵源都離不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陸的各種法的淵源以及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據），又是多體系的（祖國大陸是以憲法為最高效力的，依次結成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淵源體系；各特別行政區又以其《基本法》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淵源體系）和多層次（不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法與我國所有其他法律的層級區別，而且祖國大陸和各特別行政區的法的淵源體系，其內部又都有主從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層次區別）、多樣性的（既有制定法為主體，又有判例法，還有習慣法）。這無疑將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淵源體系之間的相互比較、借鑒和吸收，從而促進我國法制的發展。

第四，在司法體制和法律適用方面，更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新情況、新特點。

這是很明顯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規定及其精神，兩個特別行政區均各自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設立終審法院，法院都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或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即實行審判獨立并賦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實行陪審制度和無罪推定原則，采取抗辯式訴訟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則；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建立起獨立的、擺脫葡萄牙司法機關系統的，比較完備的司法制度，并設立行政法院，澳門原有刑事起訴法庭制度仍繼續保留。這些均表明兩個特別行政區都各自建立起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特的司法體制。不僅如此，由于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法律體系也具有獨立性和獨特之處，全國性法律基本上不在這些地區實施（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體現國家統一和國家主權原則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門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各自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這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與習慣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門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些也會給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法律適用方面帶來若干不同于內地的新情況、新特點。這種獨特的司法體制和法律體系及其運行機制，對我國司法體制的建設和改革以及法律適用的理論和實踐，亦不無啟迪和促進。

四、“一國兩制”實現過程中的“港澳模式”和“臺灣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所謂“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門是通過簽定中英和中葡聯合聲明這種國際協議為啟動，以制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種憲法性國內法律文件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同時要伴之以一系列相應的法律改革（廢、改、立）以及適時的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國兩制”及其法制體系才在該兩地區從事實上相繼得以實現和實施。因此，這種“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點：

1．它適用的是國外用武力霸占（割讓）和武力威脅強租了我國領土后回歸祖國（收回主權）的這種歷史和現實情況。因而是通過簽定國際協議導向制定國內基本法的途徑，從而使之具有國內立法的約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歸祖國的法律依據。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認（國家承認和法律承認）從而約束中方和香港、澳門之間政府和法律承認為前提，而且在這些地區的所謂“三通”、“四流”也早已進行。

3．它有一個我國在這些地區收回主權的確定的期限，從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權有一個明確的過渡時期。

正是在這三點上它與“臺灣模式”相區別：

1．我國臺灣問題是一國內的統一問題，而不是收回主權問題，屬于我國內政，不牽涉任何外國，也不容許任何國家插手，就談不上什么國際協議。當然也可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通過協商簽定關于兩岸統一

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便為制定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創造氣氛和前提。但這種方式只是一種預測和預期。

2．這些年來盡管我們黨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讓步，采取了許多措施和“高姿態”致力于和平統一，我國臺灣方面也由于形勢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態以緩和改善兩岸關系；但兩岸關系仍沒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實質性的進展。臺灣當局長期堅持以“三不”對“三通”，限制雙方的雙向交流，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還制造了各種事端，給祖國統一設置了種種障礙。臺灣當局雖然已宣布從1991年5月1日起終止所謂“動員戡亂時期”，同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可是臺灣當局一些頭面人物依然聲言，這決不表示他們的政策有所改變，仍堅持敵視大陸的立場。尤其令人氣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這些年來，由于李登輝等人的縱容和支持乃至親自登臺表演，“臺獨”勢力和“獨臺”傾向日益囂張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國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和平統一的繁難程度。

3．實現對我國臺灣的和平統一雖然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歷史的必然，但這至今仍難以界定一個確切的期限，遠未進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據的過渡時期，只能說還處于醞釀、準備時期、處于最初步的階段，遠未進入“一國兩制”的實現過程中，更未進入實際操作階段。而且兩岸關系還不斷有所反復和曲折。因此，如果從最積極的意義上講，雙方也僅還在探索和試探可以接受的實現統一的途徑、方式、條件和可能性。這就使我們對海峽兩岸關系法律問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處于探索階段，并不能不帶有某種超前和預測的性質，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尋可供選擇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進入實質性過程和程序，更不可能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當然就難以界定確切的期限。這也是“臺灣模式”和“港澳模式”的一個顯著區別。

當然，“港澳模式”和“臺灣模式”也都有共同點和同一性，這除了它們都是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的產物以及都是“一國兩制”法制體系的動態環節之外，還具有以下共同性：

1．根據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的可行辦法和經驗，一般說來，似都要通過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采取其他法律形式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否則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的統一問題就不可能進入實質性的階段。當然，由于我國臺灣問題更具有復雜性，解決我國臺灣問題的方式和途徑都可能會更靈活些，而且允許統一后我國臺灣方面保留更大權力。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也會更具有其特殊性，既可能通過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方式來完成其法律依據，又可能采取其他形式來完成這種依據。

2．也都需要有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來解決大陸法域和特別行政區法域的法律沖突和協調問題，而且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的區際沖突法和司法協助尤其必要，并且數量會更大，內容和形式都會更為豐富和多樣。這不僅因為我國臺灣的面積、人口遠遠超過我國香港和澳門，而且是由于長期的隔絕、封閉更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溝通和協調。

3．都必然要引起相應的法律改革，即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廢、改、立。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必會引導起香港現行法律的改革。首先，香港現行憲制性文件《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將因基本法的存在而逐步被廢除。其次，香港部分原有法律，包括英國國會立法及香港立法中含殖民色彩的內容，如《英國法律確定法》、《英國殖民地法》、《引渡法》、《殖民地邊界法》等，也將被廢除。《人權法案》中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也要予以修改。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正在對香港現行法律進行全面檢審。在這個問題上，我國臺灣現行法律的改革就更為必要，特別是那些早已過時，或名存實亡，或僅作茍延殘喘的所謂民國法，包括民國憲法以及適應“動員戡亂”體制的法律和法規，均須廢除。同時，還應有適應“一國兩制”的對法律的修訂和立定。當然，祖國大陸方面也應有相應的法律的立、改、廢，如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憲法中有關“一國兩制”的規定的進一步完善，區際沖突法的應運而生，以及其他法律改革事宜等。然而這些都只能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步地實行。

當然，由于未來的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也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那么也會象香港、澳門一樣建立起獨特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從而享受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以及比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更大的立法權；其原有法律除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抵觸外，也會基本保留；全國性法律除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特別規定的少量法律外，也不在我國臺灣地區實施；其司法體制除一些不合時宜者需要改變之外，也會基本保留下來。

在此，還有必要談及曾一度成為解決海峽兩岸關系法律問題的一個熱門話題的“兩岸關系法”的有關意見。

這些年來，我國臺灣和祖國大陸有關方面都曾各自先后提出了多起“兩岸關系法”的草案或建議，以為解決海峽兩岸人民交往關系中的法律問題作嘗試和尋求一個可能的方案，無疑是含有其積極意義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我國臺灣方面提出的多個草案雖也體現了務實性、靈活性、兼容性，但又明顯地具有防御性、歧視性以及單向性和片面性的特征；祖國大陸方面有關研究機構提出的草案也未盡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正如前所述，由于和平統一我國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繁難程度，現還未進入在我國臺灣實現“一國兩制”的實質性階段，還處于醞釀、預備時期，因此，“兩岸關系法”本身還帶有探索、試驗的性質，即使可行，也是一種處于過渡時期之前的準過渡性法律。所以，還很難斷定它能否成為“一國兩法”法制體系中的穩定構件。現在所設想的“兩岸關系法”的許多內容，有的可以被將來的我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規定，有的可以被那時的區際沖突法所規定，有的還可以被一些專門法規和特別法規所容納。關鍵的問題是這類“兩岸關系法”不僅存在著“現有”和“應有”的矛盾，而且存在著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矛盾。不僅很難達到符合各方面要求，為各方所接受和認可的程度，而且能否發生應有的法律效力且有效地實施，亦頗成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制定這類“兩岸關系法”的努力意義不大，但它們作為探索解決兩岸關系的法律問題的一種方案，并非不可以試驗。通過這

種試驗，我們可以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方案，找到真正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而且通過這些努力，還可以為兩岸交流與合作創造一種氣氛，進行法律上的對話，甚至可能找到進一步改善兩岸關系的新的突破口和路徑。

該文《現代法學》1997年第3期發表，人大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7年第4期轉載，獲重慶市（直轄）市政府1999年頒首次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評獎三等獎，本校1999年頒優秀科研成果評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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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胎兒地位的法哲學思考——以權利之概念分析為基礎

【摘要】胎兒地位問題是自羅馬法以來倍受法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必須以權利之概念分析作

為基礎。堅持“活著出生規則”為前提，采取概括保護與個別保護相結合的立法策略，應該作為我國民法保護胎兒利益的明智

選擇。

【關鍵詞】胎兒；權利；活著出生規則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7—9297(2006)03—0170—0

5fetal status in jurisprudence— —based on conceptual analysis of right．yu qing-sheng．law school of he’ncm normal uni—

versity,xinxiang,he’n饑453007

【abstract]the question of the fetal status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attracting legal science attention since the roman

law came out．to discuss this question，we must base it on conceptual analysis of rights．it is wise for our civil law to hold the

premise of“born alive rule”．and adopt legislation strategy which the summary protection and the individual protection unifies．

【key words]fetus，rights，born alive rule

自羅馬法以降．胎兒的法律地位及其保護問題即

成為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所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特

別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隨著生物科學和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已經了解到越來越多的關于胎兒損

害源的知識。父母的基因缺陷、孕婦的不良嗜好(如煙

酒、毒品等)及其所服藥物的副作用、環境污染與輻

射、醫療手術傷害等等。民間曾將妊娠期的胎兒比喻

為“草上露水”．孰料這滴“露水”競如此柔弱而容易受

到侵害!面對這一現實，一些法學家、道德哲學家、醫

生紛紛呼吁：應該將一種新的胎兒權利概念引入到我們的法律體系之中。甚至有的學者明確提出，胎兒就

是民法中的自然人。①

另一些學者則站在傳統法律邏輯和我國計劃生

育基本國策的立場上．堅持認為不應當賦予胎兒權利

能力。具體理由在于：第一．賦予胎兒民事權利能力有

悖于自然人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傳統法律邏輯；第二，權利能力包括權利資格和義務能力的雙重含義，賦予胎兒權利能力，使為胎兒設定義務成為可能；第三，賦予胎兒權利能力，與我國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和優生優育的基本導向不相兼容。②

對這一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并且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也不太可能消失。筆者認為，所謂胎兒的法律

地位問題，其實也就是胎兒是否能夠享有權利．或是

否擁有權利能力，或是不是民法上的自然人的問題。

在這一胎兒地位與權利概念的結合過程中．必然要遇

到的問題是，如何判斷某一法律地位是否可以構成一

項權利。這就涉及法哲學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即什么

是權利?

一、權利概念辨析

龐德(roscoe pound)曾客觀地評述道，作為一個

名詞的權利，比別的任何一個名詞的含義都豐富。③對

于“什么是權利”這樣一個富有魅力又難于回答的問

題，很多著名的哲學家和法學家都曾先后做過深刻的分析，其中觀點可說是見仁見智。

(一)康德和黑格爾的經典理論

在哲學領域，具有代表性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的權利自由論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1)的權利可能性論。康德認為權利的概念并不表

【作者簡介】于慶生(1976一)，男，漢族，河北保定人，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民商法基礎理論；e—mail：yuqsh2002@yahoo

com．cn；blog：http：／／gan gou．fyfz．cn／

① 蘭仁迅：胎兒在民法中的地位[j]；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2ooo年第3期，第45頁。

② 劉秀梅：論胎兒權利的法律保護——兼論我國《民法典》應有的立法例[j]；北方大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第8頁。

③

第四篇：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

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

——改變美國的社會和經濟風貌

2011.07.19

一名參加過較近期戰爭的軍人在退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Services）面談。今天的退伍軍人仍可得到幫助。

（本文由米爾頓·格林伯格撰寫，摘自美國國務院出版物《歷史學家談美國》[Historians on America]。）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 作者：米爾頓·格林伯格

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The GI Bill of Rights）——正式名稱為《1944年軍人再調整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于1944年6月22日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簽署生效。該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時在很大程度上未經張揚，原因之一是，當時正在展開諾曼底登陸（Normandy Invasion）行動。但另一個原因是，這項法律的重要意義及其對于美國社會的根本性影響當時無人預知。然而，僅在一年之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 和亞洲結束，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很快受到全面檢驗。短短幾年之內，這部新法導致美國的社會和經濟風貌發生改變。

根據這項法律，二戰退伍軍人可立即獲得以失業保險形式提供的經濟輔助。但是，后來證明，這項法律中意義更為深遠的一個條款是，為二戰退伍軍人提供了從職業、在職培訓到高等教育的慷慨的受教育福利，并且讓他們方便地獲得住房或商業貸款。

為報答辛苦作戰的二戰退伍軍人，國會出臺了無數法案，但是《1944年軍人再調整法》有一個重要的支持者——著名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是它背后的主要推動力。該協會成立于1919年，是一個維護退伍軍人利益的民間組織。在1943年9月舉的行第25屆大會上，協會啟動 了全面支持退伍軍人運動。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將大會提出的設想——后由協會全國總司令哈里·克梅尼（Harry W.Colmery）執筆寫成立法提案——稱為“男女軍人權利法案”（a bill of rights for GI Joe and GI Jane）。這項提案很快被稱為“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是形容二戰美軍的俚語，最初代表“政府頒發”二字（Government Issue），用指軍隊的規章制度或設備。“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結合了受人崇敬的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理念，在政界人士設法報答歸國軍人之際，“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注定會在國會里受到青睞。

背景還不只如此。盡管該法案的通過和采納似乎完全出自充滿感激之情的國會的無限慷慨，但實際上，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議員對美國戰后出現的激進 化趨勢感到的擔憂，甚至恐懼。二戰之前，美國向戰爭中致殘的退伍軍人提供福利和照顧，但對健全歸來的退伍軍人卻極少關注。在當時諸多公眾人物的記憶中，對 一戰歸來的退伍軍人的忽視，再加上不斷惡化的經濟環境，曾導致發生抗議游行和災難性沖突。1932年，兩萬名退伍軍人在首都華盛頓集結，開始他們的“獎金 游行”（bonus march）。這些退伍軍人希望在他們效力于一戰之后，能獲得他們認為政府曾經保證過的經濟補償，但這一行動釀成了美國史上最悲劇性的時刻之一。游行對峙 導致胡佛（Hoover）總統調來軍隊，在日后成為軍界英雄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少校和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少校的帶領下，用槍彈和坦克對付了這支“獎金部隊”（bonus army）。

在目睹過這場沖突的一些華盛頓決策者看來，1944年的這部滿足退伍軍人需求的可行法案已是時不可待。然而，盡管盟國的勝利已經顯然，但很少有人 預見一年之后，隨著美軍向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軸心國徹底投降，會突然有 1500多萬名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人從大西洋和太平洋戰場回國。

不應忘記的一點是，在日本轟炸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將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2年間，美國處于嚴峻的經濟蕭條中。因此，當戰爭來 臨，美國需要建立作戰部隊時，全國毫無準備，很多人也未受過教育，作為軍隊來源的年輕人只經歷過“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代。失業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在1933年的“大蕭條”高峰，25%的勞動力找不到工作。即便是原來生活優裕的中產階級，此時也 加入了等候領取救濟食品和施粥棚施舍的隊伍，往往全家都面臨貧困和失業。大多數的工業化國家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并因此產生災難性的政治后果，其中包 括極權主義勢力在世界各地一些深陷危機的國家掌權。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首度當選總統。盡管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政府啟動了諸多政府計劃，創造就業機會，但是直至1939年，仍有1000萬人失業，相當于美國勞動力的17%。歐洲在1939年爆發戰爭，給 經濟帶來新的刺激和隨后的征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國在1941年后期參戰，才使“大蕭條”宣告結束。戰爭讓年輕人暫時停止尋找工作，參軍作戰，其 他人則在后方就業，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在威廉·魯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他旗下報紙的大力支持下，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發起“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運動，強調如果讓戰前領取救濟食品的長龍再現會是多么可怕的情形以及 這會對民主構成的威脅。一視同仁

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無論在精神還是具體條款上都非常民主。所有軍人退役之后都能得到福利。這些規定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唯一的要求是，必須在軍 中服役至少90天，而且是光榮退役。無需有經濟能力驗證，也不必計算復雜的稅收抵免，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基于軍銜和服役經歷的待遇差別。只有在計算 教育福利的年限時，才會考慮服役時間長度。使用福利時的官僚主義繁文縟節被降至最低限度。

對整個美國而言，二戰的結束是一個歡動和如釋重負的時刻。自然，沒有什么人能夠意識到這部具有變革意義的法律的影響力，就連許多和《美國退伍軍人 權利法》的制定密切相關的人也不例外。當時的評論——國會內外均包括在內——往往注重在該法案中失業調整補助的費用和好處，但低估了教育和貸款條款的作 用。失業調整補助每周發放20美元，長達52周，很快被領取補助的人稱為“52-20俱樂部”（52-20 Club）。由于“大蕭條”的關系，參加二戰的美軍士兵幾乎沒人有過工作經歷。政府內外對失業調整補貼持懷疑態度的人認為，每周發放20美元會讓這些人變 成不負責任的賦閑者。國會中一些來自南方的議員反對向黑人提供與白人同等的補貼。在1940年代中期，20美元是一大筆錢——用15美分或者更少的錢就可 買汽油、香煙、啤酒、奶昔，或是看一場電影。但是，只有略超過一半的退伍軍人申請了這一補助——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戰爭結束的反應，以及當時視接受公共資金 為恥辱的觀念。此外，接受補助的大多數人只領取了短短的幾星期，因此這一補貼的實際支出不到預估開支的20%。

教育福利的方法是，由退伍軍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確認退伍軍人的資格，依據服役時間的長短，支付最長48個月的學雜費、書本費以及每月的生活津貼。至于退伍軍人的住房貸 款，管理局向貸款機制擔保可觀部分的貸款，設定4%的低按揭利率。這些項目的正式內容，隨后也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退伍軍人的《退伍軍人權利法》版本中得到沿用（盡管條件不如以前寬松），而且時至今日，這些內容仍是美 國志愿兵役制招兵時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條件，現在的法律名稱是《蒙哥馬利退伍軍人權利法》（Montgomery GI Bill）。掀起教育高潮

但是，讓一切發生改變的是第一個《退伍軍人權利法》。這項法律最突出的持久功績是，它形成了一個如今已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每個人，無論年齡、性別、種族、宗教或家庭狀況，都可以而且應該享有受教育的機會。二戰之前，高中畢業是希罕的成就。參加二戰的數百萬軍人甚至沒從小學畢業，許多美國年輕人 都沒有讀到十年級。1940年代，只有23%的軍人擁有高中學歷，擁有大學學歷的軍人大約只有3%。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讓農夫和工人的子女有可能獲得 他們不曾夢想的更好教育，并讓教育將帶來更好工作和更好生活的信念在社會上普遍生根。在1940年，美國共有大約16萬人取得大學學位。由于《退伍軍人權利法》的作用，1950年的大學畢業生接近50萬人。而且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進入大學的并不全是青少年。在上大學的退伍軍人當中，大約半數已經結婚，25%已經為人父母。最終共有220萬二戰退伍軍人進入大學讀書，此外還有350 萬退伍軍人就讀職業學校，150萬退伍軍人參加在職培訓，還有70萬退伍軍人接受了農業培訓。退伍軍人選擇自己能夠取得入學許可的任何學校或培訓項目。陣 亡軍人的被撫養人也可享用這些福利。《退伍軍人權利法》的教育福利還可以在國外享用。退伍軍人管理局在1950年報告說，有5800名退伍軍人根據美國 《退伍軍人權利法》在45個國家學習。為使經歷戰爭洗禮的退伍軍人重返平民生活，大部分學校都認可許多軍人在服役時接受的教育培訓課程。高等教育各領域的 聯盟組織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為評估軍事資歷制定指南，以便讓軍人得到應有學分，更快完成大學學業，加入社會勞動大軍。《退伍軍人權利法》不僅幫助各種背景的人獲得高等教育，而且也使公眾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從1950年代起發生改變。戰前，美國的高等教育多數是私立 的，小型文科學院為主，坐落在鄉間，住校制，精英式，而且校與校通常有種族和宗教上的區別。然而今天，美國高等教育的特征可以用與完全相反的詞匯來形容。如今的美國大學絕大多數是公立的（占入學率80%），高度集中于職業、技術以及科學教育，規模龐大，面向都市，適于走讀，而且十分大眾化。現今美國高等教 育為美國人以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所帶來的是社會、教育和經濟地位的提高，而不是作為一種上流社會的標志。電腦、工業、醫藥和太空領域隨后出現的科技奇跡，都可歸功于源源不絕的有知識的男女人才。退伍軍人入**

在《退伍軍人權利法》的起草者中，很少有人料到那一代年輕人在認識到其中教育條款的重要意義之后所迸發的巨大熱情。大專院校幾乎都對如此眾多的退 伍軍人報名入學毫無準備，而且更沒有為學生的妻子和孩子設想，因為攜妻兒讀書的現象前所未有。許多主要州立大學的入學人數在一兩年內翻了兩三倍。大學的行 政主管面對大排長龍的學生、過度擁擠的教室，以及不堪重負的教職員工，深感必須創造奇跡不可。校園涌現了很多臨時宿舍，過去為軍隊使用的預制房現在變成了 教室，甚至出現了活動房的營地。許多校園充斥著施工的嘈雜和噪音。而這一切對周邊社區的地方商業和房地產開發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高等院校的資源和聲望的 增長，在隨后幾十年中，這種影響力在很多地方日益擴大。當《退伍軍人權利法》對二戰退伍軍人的適用期在1956年到期時，也就是二戰勝利之后的第11年，美國增添了45萬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24萬名會計師、23.8萬名教師、9.1萬名科學家、6.7萬名醫生、2.2萬名牙醫，以及其他領域的100多萬名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這些大學畢業生為整個國家帶來更高的期望，他們的熟練技能也幫助形成了迅速擴大、具備讀寫和技術能力的中產階級。美國不再是昔日那個以農業和小鎮 生活為主的社會。讀大學和隨后進入城市就業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期望。在1970年代初期，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受過大學教育，而在二戰之前，這個數字只有十六 分之一。2004年，美國有1600多萬人在高校就讀，其中包括社區學院。目前每年在美國高校獲得學士學位的人數達110萬，還有同樣數量的人取得研究生 學位和專業學位。社會變革的催化劑

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具有的極其重要的作用是，它成為一種導致巨大社會變革的力量，使有關性別、宗教和種族的固有觀念發生動搖。該法不僅讓普通民眾通過高等教育接觸到自由社會的概念，而且在校園中帶來了各種族群的大融合。盡管許多女性在二戰期間進入工廠或是從事過其他類型的工作，但在戰后出現的高結婚率、急劇上升的出生率、以及購買自有住房的新機遇，都使女性在接 下來的20年間扮演了以家庭為中心的角色。在35萬名二戰女性退伍軍人當中，有6.4萬人利用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提供的高等教育機會。但在當時，這種優 待主要為男性享有，許多女子學院甚至被改成男女混校，以應付陡然增加的入學人數。然而，由于有了這種機會，更大量的退伍軍人的子女（也就是在1950年代 和1960年代“嬰兒潮”中出生的一代）進入高校就讀。如今在美國高等院校中女生多于男生。

在戰后高漲的民主氣氛中，許多美國人重新審視他們在戰前持有的種種偏見。猶太裔退伍軍人可以進入許多優等學校就讀，而戰前這類學校要么拒絕猶太裔 申請者，要么設立嚴格的名額限制。猶太裔和天主教徒一樣，得益于城市地區公立院校數量的增加。《退伍軍人權利法》使這些歐洲移民的子女能夠進入學術界、商 界和各種專業領域，因此基本上打破了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偏見。傳統的黑人高等學府的入學人數也急劇增加，聯邦政府也為這些院校提供校園擴建資金。在北方城市地區，黑人退伍軍人可以進入戰前只有白人才能就讀的 院校。但是，1940年代的美國仍是一個實行種族隔離的社會，這種局面在許多地區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在杜魯門（Truman）總統1948年頒布廢 除種族隔離的命令以前，美國軍隊中存在著種族隔離，17個州和首都華盛頓的學校也是如此。許多黑人退伍軍人遭到過于擁擠的黑人院校的拒絕，但卻無法進入南 方的白人院校。盡管要經過多年和又一代人才實現了《退伍軍人權利法》無法實現的目標，但黑人中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的確是戰后那一代人經歷中的亮點。不是每個人都想進大學讀書。戰爭期間，軍隊作出的一個卓越成就，是為背景各異的數百萬軍人提供了從閱讀到工程的各種課程。這鼓勵了許多退伍軍人利用美國教育委員會的“普通教育發展考試服務”（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esting Service）獲得高中證書，亦即現在所謂的“普教發”（GED）證書。另一部分人則通過電子、醫療服務或商職培訓學校繼續自己的學業。雇主被鼓勵利用 《退伍軍人權利法》提供的優惠繼續為員工提供培訓，推動更多人進入職場主流。許多人繼續上學，美國人也因此形成了終身不斷學習的偉大傳統。人人擁有住房的國家

人人擁有住房是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的第二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成就，形成了美國前所未有的一大批有產人、獨立產權人、房主和業主。在社區中擁有房 產的人們，更愿意為為社區盡責服務。《退伍軍人權利法》給美國在地理、風貌和經濟格局上帶來的重大影響，與教育福利所產生的影響并駕齊驅。

在經歷了長達16年的經濟蕭條和戰爭之后，住房危機之劇以及消費者壓抑已久的對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強大需求令人難以想象——這不僅因為普遍缺乏新住 房，而且也因為現有住房年久失修。雖然在二戰剛一結束就開始恢復造房，但從釘子到瓦片，各種材料都很稀缺。住房建造商必須和重振經濟不可或缺的商店及辦公 樓建造商進行競爭。隨著美國日益都市化，絕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大城市，那里的住房問題變得十分尖銳。但是，征戰多年之后回家的二戰退伍軍人決心通過結婚、養兒育女、以及最終擁有自己的住房來彌補失去的歲月。擁有自己的住房，成為經濟和心理安全的一個有力象征。

流水線制造工藝被運用于建造民房。截至1947年底，退伍軍人管理局為100多萬個買房、經商及農戶貸款提供了擔保。個人擁有的新建房從1944年的11.4萬激增到1950年的170萬。截至1950年，退伍軍人管理局為200多萬戶提供了住房貸款擔保。

在這種被稱為“退伍軍人管理局貸款”（VA Loan）的借貸方式中，政府為退伍軍人擔保半數按揭貸款，從而鼓勵開發商建房，銀行提供貸款，退伍軍人通常無需預付定金便可買房。這一做法導致消費者需 求躍升，令美國制造商、企業家和負責修建道路、學校、教堂和購物中心的地方政府精神振奮。制造商創造或再造了他們所能想象出的具有戰后時尚風格的各種家居 用品，讓新建購物中心琳瑯滿目，家居應有盡有。由于《退伍軍人權利法》及其之后類似法律的實施，有1600萬退伍軍人利用“退伍軍人管理局貸款”購買了住 房。現在，近70%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住房。分散管理的市場方法

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的第三個建樹是它的管理和資助方式。根據該法條款，這個項目的管理工作集中在退伍軍人管理局（也就是現在的退伍軍人事務 部），而不是劃分給各個政府機構或私人機構。這是一個集中化的聯邦項目，但它以分散管理的市場方法作基礎。國會決定完全經由退伍軍人自身的機制來發放《退 伍軍人權利法》提供的教育福利資金，而不是經由教育機構，后者原本希望在戰后完全控制這些資源的分配權。這個做法奠定了美國戰后向大學生提供聯邦貸款和贈 款的基本方法。時至今日，在美國，以提供受教育機會為宗旨的資助項目，例如學生貸款，依然直接面向學生而不是由學校經手。同樣，戰后的住房危機也是通過擔 保個人貸款予以解決，而不是通過政府興建或管理的住房項目；這類住房項目有很多未能有效解決住房危機。

回頭看，《退伍軍人權利法》可能會被有些人視為一個龐大的公共“福利”項目，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最初是一個在特殊時期實施的 特殊法律，只適用于那一代的退伍軍人，不與需求掛鉤。但此后，該法的主旨被繼續適用于二戰之后的所有退伍軍人，并繼續是維持美國志愿兵役制的一個鼓勵因 素，這項法律也因此具有了深遠意義。對非退伍軍人乃至全民而言，該法確立了一個通過教育和房產所有權實現個人成就的模式。此外，該法還促成了一種氛圍，使 追求知識成為各種背景的美國人的共同向往，進而讓美國社會變得更加包容，對與消費領域和其他生活方式有關的各種選擇也有更多需求。

無論初衷是否如此，但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說明，一個國家對提高多元社會中所有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作出明確承諾，是對個人和國家雙雙極為有利的。《退伍軍人權利法》使美國度過動蕩的歲月，重建了國家的人力、經濟和社會資本，并且幫助美國迅速登上世界舞臺的領導地位。-----------------------------米爾頓·格林伯格(Milton Greenberg)是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政府學榮譽教授，并曾在擔任過該校教務長和臨時校長。他的學術生涯包括在田納西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nnessee）和西密歇根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任教，在伊利諾伊州立大學（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擔任文理學院院長，在羅斯福大學（Roosevelt University）擔任主管教學事務的副校長。他曾與杰克·普萊諾（Jack C.Plano）合著重要參考書《美國政治辭典》（The American Political Dictionary）。該書于1962年首次出版，現已第11次再版。1997年，米爾頓·格林伯格撰寫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改變美國的法律》（The GI Bill: The Law That Changed America）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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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馬克思人的本質問題的哲學思考

關于馬克思人的本質問題的哲學思考

摘要：人本主義哲學發展至現代后陷入了理論困境，而源于西方人本主義哲學的馬克思人學卻最終超越了它。馬克思哲學理論中關于人的本質思想是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和重要內容。我們應該深入并結合馬克思的原著，從整體上找出不同階段關于人的本質觀的內部聯系，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馬克思的人的本質觀及其現代價值。

關鍵詞：馬克思人學；人的本質；現代價值

一、馬克思人學及人的本質問題概述

在整個哲學發展史中，關于人的本質問題一直都是哲學家們所關注的焦點。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就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也曾提出“認識你自己”；亞里士多德將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文藝復興時期更是歌頌人的偉大、提倡人的尊嚴。但幾千年過去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進展緩慢，只有馬克思真正實現了對人的本質問題的完整理解。

馬克思哲學及其人學是在西方哲學的氛圍中，特別是在德國古典哲學的氛圍中形成的。馬克思哲學理論中關于人的本質思想是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和重要內容。其中，馬克思人學理論的形成及發展大致可以分為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問題的初探、馬克思對人的解放問題的分析、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及人的本質異化的批判、馬克思對人的奧秘的進一步揭示、馬克思人學的發展五個階段。我們應該深入并結合馬克思的原著，從整體上找出不同階段關于人的本質觀的內部聯系，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馬克思的人的本質觀及其現代價值。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從中可以看出，社會實踐的觀點和唯物辯證法思想是貫穿其中的主線。在該提綱中，馬克思還進一步給出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的經典界說，即“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在此強調了人的本質在于其社會性，人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的，他認為應從社會的、實踐的角度來理解人及人的本質問題。

在《提綱》中，馬克思首次提出了實踐的世界觀思維方法，系統全面地闡述了人性的問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人的本質理論的基礎。馬克思認為世界在本質上就是人的實踐活動，人與外界客體在世界中是以實踐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人類的社會歷史http：//bbs.tianya.cn/list-50337-1.shtml既不是精神發展的歷史，也不是事物客體的機械運動的歷史，而是以人的實踐活動方式將上述主體和客體兩方面因素統一的過程；通過實踐，人在改造外部對象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活動方式，從而體現了人作為主體的價值的不斷實現；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必然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來完成，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主體價值的真實實現，而歷史的意義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出來的。馬克思在《提綱》中的這些精辟闡述揭示了人的本質問題的內容所在。“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的本質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性：首先人的本質是個體性和個體超越性的辯證統一；其次，人的本質是現實性和潛在超越性的辯證統一；最后，人的本質是恒定性和變動性的辯證統一。

二、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科學內涵

馬克思對于人的本質有些特定的看法，他認為所謂本質，就是一事物成為它自身并區別與其他事物的內部所固有的規定性。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表現為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在自由自覺的勞動中，人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區別于自然和動物的主體存在。馬克思又進一步認為，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而個人從事的具體的生產勞動都是社會總生產中的組成部分，是在一定的社會中進行的。人的本質更重要的體現在其社會本質上，由于人的各種活動包括生產勞動都是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的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著人的本質。由此，得出前面文中提到的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界定“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從總體上把握、多層次、多角度地考察才能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質，把他放到具體的社會關系中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處于不同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存在形態，也具有不同的本質；人的社會存在形態及其本質是個歷史發展過程，人的本質只能是一種變化和發展著的社會存在。然而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存于改變世界，馬克思人學的偉大之處不在于馬克思為我們指明了人的本質是什么，而在于他為我們提供了實現人的本質的途徑。人通過自己的實踐創造活動改造了外部世界和自己本身，發展和確證了人的本質力量。可以說人的類本質和社會本質是通過人的實踐創造活動實現和統一起來的。

三、馬克思的人的本質思想在現時代的價值

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的本質的實現也是我們的價值追求。全球商品化、市場化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消極影響，威脅著人的生存和發展，使人的本質力量得不到實現，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實現人的真正本質的路徑。

首先，我們應該全面客觀地看待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我們不應該一味地否定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雖然他們為人類的發展帶來了問題，也應該看到它們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客觀上為消滅私有制、揚棄異化勞動、實現人的本質的復歸奠定了物質基礎。

其次，要人的真正本質得到實現，必須保證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發展。如果忽視自然對人的反作用，人是無法實現自己的本質的，社會的發展建設是通過人來實現的，現代社會的發展不僅僅體現在財富的富有上，也要看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采取措施提高人的素質，人才能健全地發展，從而逐步實現人的本質，社會也才能不斷地進步。

總而言之，在現代社會，人的本質的實現仍然是我們追求的價值目標，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現代社會的新理論，只有正視和消除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類似于異化的矛盾，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達到和諧，人的真正本質才可能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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