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西方文化比較之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

中西方文化比較之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

中國文化是重農文化，這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最適宜農業生產。幾千年來，農業生產也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重農文化是使得中國人民有“安土重遷”，“老死不出鄉”的民族心態，使中國的大多數家族往往在同一地區時代繁衍，聚族而居，形成“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因此，家族本位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1】。西方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古希臘愛琴海地區，由于多山且不適宜農業生產等生存環境的限制，人們很早就從事手工業和商活動，并生活在城邦中，經常遷徙和流動。城邦制打破了以家族、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社會形式【1】。并且，西方文化強調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是個體本位的溫床。個體本位以個體為本位，強調個體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關系中也是以個體利益為中心。

在日常行為習慣中，中國的家族本位與西方的個人本位差異比較明顯。例如姓名，中國人習慣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姓氏即代表家族，放在第一位，而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姓，然后才是族姓，放在首位的是自己；再如，日常中對親人的稱呼，中國人格外注重家族，其語言表現是親屬稱謂系統的繁雜精細，不僅輩分上，而且平輩之間也區分明顯，如“大哥”，“二哥”。但英語中一個詞“uncle”，就代表了伯父、叔叔、舅父、姑父等與父母同輩的所有男性，“aunt”代表了中國姨母、姑母、伯母、嬸母、舅母等所有女性，并且平輩之間不會出現“first brother”這樣的詞。

從傳統婚姻觀念來看，在西方，婚姻是男女青年愛情的歸宿，締結婚姻的目的是為了讓雙方長相廝守，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在一起，是個人的私事，婚姻要符合自己的利益【2】，所以，西方人在選擇伴侶時，注重的是感情的有無，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家族的聲望。恰恰相反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國傳統婚姻的首要要求,它反映古代社會家長制度的價值觀，這不僅在禮俗上得到肯定，而且也在政治、法律上得到認可和鞏固，中國古代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禮記·昏義》”，所以，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廣家族、繁子孫，同時用來維護并提高家族名望及地位。由于婚姻會為家族增加一名外姓女子為成員，所以男家在選擇媳婦方面特別嚴謹，以免有辱家聲，家族娶媳婦遠比個人娶妻子來得重要。婚姻被視為家庭的要事，而非個人的私事，所以男女間的愛情并不能作為婚姻的首要依據，這主要也是受家族本位思想的影響。

從家庭觀念來看，中國人家庭觀念非常強，父母對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這一點令西方人無法想象。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會自食其力，不需父母過多付出。中國人一般都與父母住得比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邊。孔子認為：“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贊成父母健在時兒子離家遠游，如果因故非遠游不可，必須有明確的方向。孔子這種思想是怕老人無人照顧。西方人一般不這樣，幾乎找不到“四世同堂”，甚至連二世同堂也不多見，子女以脫離家庭獨立生活為榮，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就購買房屋從家里搬出去，父母對子女的態度都是平等和尊重，而不是要求絕對服從。這種父母與子女之間互相付出的差異，也部分地解釋了中西方在財產繼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國，父母的財產是由子女繼承的，這可以不需要任何書面的證明，子女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而西方人則通過遺囑決定財產的歸屬，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財產給任何人或機構，甚至給自己的寵物，而他們的子女也不會覺得不可接受。中國人的家族本位觀念注重以親子關系為主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造就了豐富的孝文化，而西方個體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個體的價值，有些社會學家甚至稱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為“離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國人那樣在處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上花大量的精力。中國人強調不能絕先祖祀。“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時至今日這種傳統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這是數千年來形成的一種民族心理【3】。西方人強調自由，為了自由可以選擇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獨身。一位上聽說

課的外教曾探討過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社會養老體系那么薄弱，比如養老院都不多見？”我當時的回答就是：“中國人十分講究‘孝’，除孤寡老人外，一般都是子女贍養，所以社會養老體系并未迅速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中家族本位觀念的核心是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強調個體在群眾中的義務和責任【1】。這種觀念要求父嚴、母慈、子孝、兄友、弟恭。通過尊祖敬宗，天倫和諧達到整個社會的安定和有序。從家庭本身而言，家族本位表現出的家庭成員間的天倫之樂，尊老愛幼讓許多西方人羨慕不己。如果從把這種思想推而廣之，從家族到民族、從國家到世界，乃至廣闊的宇宙空間，如果都能強調團結和協作，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這對人類的并生共存、和平與發展都是極有現實意義的。西方的個體本位思想，強調以個人為主，強調自由、平等，強調個體的獨立意識和創造意識，這對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個體創造價值的實現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然，二者均有缺點。中國家族本位思想不利于甚至嚴重地制約了個體主觀能支性的創造和發揮，個人的個性受到壓抑，甚至摧殘；其次，在家族血緣的群體關系中，不平等關系被自然親情的面紗遮掩，中國傳統法律體系缺乏私法內容，疏于對私權保護，在群體利益面前，個人利益可忽略不計【1】；再者，在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中，法律制度根本無法貫徹執行，隨即出現人治。在中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非常普遍，造成一系列腐敗問題。而西方明顯地淡化了家族親情和集體精神，不利于民族的凝聚力的強大，也不利于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統一。

中西方各民族都有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點就是這些都為人類的文化發展歷程，東西文化的差異不能說誰優誰劣，這是客觀形成的，它們的存在必將引起人類文化的繼續發展。在當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丟掉或擺脫自己的傳統文化。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正在彼此影響、互相吸收。中西方文化比較的目的更多的在于通過比較，從而更好的借鑒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并加強中西的溝通和理解，推動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文明的進步。

參考文獻：

【1】課堂筆記

【2】薄潔萍.《上帝作證——中世紀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學林出版社2005年版

【3】肖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介紹與摘要［J］.《倫理學研究》，2004年第3期

【4】閻江，肖妮妮.《中西方文化比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

【5】劉海鷗.《天儒沖突—中西方家庭倫理的初次沖撞》，《倫理學研究》，2003年第4期

第二篇：《中國本位文化宣言》讀后感

《中國本位文化宣言》讀后感

范金虎

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為世人所公任，它對中國過去和現在產生了深遠地影響。生活在當前變革社會當中，我們怎樣學習傳統文化呢？

一是讀經，往圣先賢書寫經書，是其生命生存生活的經驗、智慧、情感的結晶。不讀其書，則不可與語往圣先賢之道，更談不上對往圣先賢之道的領悟與躬行。在中國讀中國書，讀古人書，讀經典，對中國人而言乃是天經地義的事。

二是盡孝。俗話講百善孝為先，在傳統節日里應該根據古人禮儀，為父母獻上跪拜禮。在外人看來在形式上有封建之嫌，但通過這種形式強化了父母為上的思想。在平時要多回家看看，與父母嘮嘮家常。在父母固執堅持自己主見時，要給予充分理解。

三是有所畏懼，沒有畏懼的人是可怕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他人為重”做事之前不是正要求考慮別人的感受嗎？有人說脾氣“擰”是執著、對人喜怒無常是隨性、喜歡別人來“哄”是嬌小，可我更想說這些人從來不過顧及別人的感受，他們的“執著”、“隨性”、“嬌小”也為自己的不幸埋下種子。有所畏懼才能使我們保持一種謙遜的態度，這對于我們學習大有幫助。

以上幾點是我近年來學習傳統文化的體會。學習傳統文化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學習傳統文化還需要舉一反

三、觸類旁通。事情就是這么神奇，追到最后一步都是相通的。

《中國本位文化宣言》讀后感二

李瑩

談起中國文化，實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所以暫取有關中醫的一小片段談一談我的個人想法：

1.關于中醫的概念：

一字之差，謬以千里。

先后跟的兩位老師都會強調概念，比如師姐文中提到的“寒”，或者是“脈緩”，是

指脈率還是指脈勢（一種從小到大的趨勢）。又如《傷寒論》中一兩到底是多少？是15g，13.75g還是教科書中的3g或是6g，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也是必須弄明白的，否則根本看不懂《黃帝內經》和 《傷寒論》等書。

2.關于中醫的用藥：

中國實是一個實用主義國家。

這些年一直在跟一位老師出門診，一次某同學的腳重度燙傷，滿腳的燎泡，帶她去找老師，老師將某種食物化為炭，敷于傷口之上（師門原因不方便透露），3、4天的功夫，腳就好了，還沒見一點的瘡疤，回去問老師為何如此醫治，方子從何得來，老師當時說的是到了鄉下，見到鄉下人就這樣使用，便學了來，后來驗證過很多種食物，只有這一種化為炭后效果最好，但是為什么是這樣說不清楚。記得當時老師說很多古人的東西就是會告訴你一個結果，但為什么是他？作用機理如何？是完全不清楚的，但就是這樣，我們卻可以拿來應用。中國人往往是先有結果，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卻不會深究某一種反應在細胞內是如何運行的。給我的感覺中醫是中國文化與多年生活生產經驗積累的產物。

最近在看《白鹿原》，僅僅看到一半，里面的朱先生，頗給我一種智者的感覺，記得他說過一句話“房是招牌地是累，按下銀錢是催命鬼”，你問他為什么，他不說，但是事實確是按照他所說的延續下去的，即便是他死了，他這句話還是一直流傳下去，就好像中醫里的一些辦法。

第三篇：魯迅的兒童本位觀和文化原罪感

魯迅的“兒童本位”觀和“文化原罪”感

—對《風箏》的一種解讀

從50年代開始，魯迅的《風箏》就不斷地被選入中學語文教科書，這大概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則因為《風箏》中一句著名的話：“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此話往往被當作文章的題旨，成為樹立正確的游戲觀、玩具觀的一個出發點，對教師，對正在成長中的學生都有好處；二則可能是因為在《野草》這本集子中，相對來說，《風箏》的寫實意味更濃，意義指向更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夢見??”開始的篇章(如《死火》《墓碣文》等)，不易讀懂。但讀《風箏》其實也是有閱讀陷阱的，至少有兩點：

一、認定散文是真實的，容易當成魯迅個人的故事來解讀，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

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當作全文重點，以為是在闡發兒童觀，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對罪的認定、承擔，對贖罪可能性的質疑。本文即準備在破解這兩方面的閱讀陷阱上做一些嘗試。

一、《風箏》的“真實性”的認定

《風箏》的“真實性”的認定最關鍵之處在于以下事實是否成立：魯迅作為兄長，自己討厭放風箏，認為風箏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同時也阻止兄弟放風箏，并且在發現了小兄弟背著他偷做風箏之后，“即刻伸手折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最能提供權威歷史見證的應該是他的兄弟們，作為“當事人”的周建人是這么說的：“魯迅有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或者故意說著玩，例如他所寫的關于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和放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么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可是并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喬峰《略講關于魯迅的事情》，見《魯迅回憶錄》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二弟周作人也說：“他不愛放風箏，這大抵是事實”，但魯迅寫折毀風箏等事“乃屬于詩的部分，是創造出來的”。(周作人《魯迅與〈弟兄〉》，見《魯迅回憶錄》中冊。)

由兩位魯迅兄弟說出來的話，應當是可信的。魯迅把“我”塑造成這樣一個殘暴的長兄的形象，意在強調當時“我”對兒童的“精神的虐殺”的嚴重性。這樣才能為后文“我”的自責和內疚增加強度和力度。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非真實的殘酷的長兄形象的樹立，表明魯迅不是在講自己的故事，而是要塑造中國父兄們的形象，他們的確“殘酷”(特別是當事人具備了精神反思之后，會有這種驚覺之痛)，但更重要的特點則是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裁決兒童們的行為，是長者本位的。

這里我們再扯開點，把少年時期的魯迅對于“玩”的態度略作分析。魯迅小時候似乎是偏于靜的玩，他喜歡買畫譜、看畫譜、描畫譜，畫的多數是人物。他喜歡種花，也看講種花的書，當他得到一種花時，喜歡在盆上插一條短竹簽，寫上植物的名字；他還喜歡抄書，抄的是關于草木蟲魚的書，他的弟弟說他“玩的時間非常少，糊盔甲，種花等，可以說玩，但也可以說不是玩，是一種工作。”(喬峰《魯迅先生小的時候》，見《魯迅回憶錄》中冊。)這種“玩”和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游戲的無目的性無功利性是不同的。他的“玩”的確可說是“工作”，至少是一種有目的的學習，起碼也是“多識于草木蟲魚”之類；而描畫譜、描繡像，也是在學歷史知識、文化知識。相比之下，放風箏這種活動既長不了見識，也沒什么實際意義，當然是屬于沒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兒。就魯迅當時所受的傳統教育來說，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將來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這里還可以分析一下魯迅為什么不喜歡放風箏，周建人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沒有談到，筆者于風箏的起源上獲得了靈感，也可能是“過度詮釋”，但也還有點意思，寫出來供方家指正。歐陽修《新五代史》寫到后漢高祖皇后之弟李業，在高祖去世之后，隱帝即位時仍受寵，“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后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ｓōｕ)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隱帝是亂世之君，李業乃亂世之臣，在天災人禍之時——這在封建社會“天人合一”觀念中是對統治者的一種警告——仍溺于游戲，據說李業就是紙鳶(即風箏)的發明者，這種亂世之臣所發明的玩意兒，當然為魯迅所不齒。魯迅從小在祖父的教育下熟讀《鑒略》，對這段史實應當有所了解。這可能是他討厭風箏的歷史文化的原因。

我們為魯迅、為“我”討厭風箏尋找文化的歷史的理由，意在為他的風箏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的判斷尋找合理性。但“我”當初粗暴干涉小兄弟，最根本的動力來源于中國社會的“長者本位”的思想，認為長者有權為幼者裁決一切，其前提是認為自己的見解與判斷在幼者之上，一切判斷和裁決也是為了幼者好，比如，使他免于成為沒出息的孩子。而《風箏》中“我”的驚覺——自責，皆得力于后來的換位思考，即從“長者本位”轉向“兒童本位”之后重新觀照少年時的事，發現了其中的“精神的虐殺”。

二、“長者本位”還是“兒童本位”

五四時期魯迅寫過一篇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篇文章被不少魯迅研究者看重，認為是一篇具有突破意義的論文，文章否定以往“君臣父子”的三綱五常，從前人們只會以“我們怎樣做兒子”來要求自己，是長者本位的，而魯迅則提出了兒童本位：

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并不是只有中國社會才缺乏“兒童本位”的思想，實際上歐洲和日本都經歷過“兒童的發現”這樣一個過程。歐洲是在17世紀才有了“兒童的發現”，以前歐洲的兒童一旦到7歲左右可以離開母親或乳母，便立刻加入家庭外的大人們的大共同體，工作、游戲等全都一樣。日本的情況也很相近，“將兒童視作大人的靠不住的縮影的看法”，在中世紀占支配地位；到近代，日本的兒童觀才深化為“具有與大人不同的特性而生活著的社會存在”。(藤井省三《魯迅與安徒生——兒童的發現及其思想史意義》，見《魯迅比較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

魯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兒童本位”思想的，以此為思想資源之一，魯迅寫作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它在五四時期，具有振聾發聵的思想史意義，強烈地動搖了“長者本位”的社會價值系統。但在出現“兒童本位”思想以前，“長者本位”一統天下，人們把兒童當成“縮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維來要求兒童，卻也是無可厚非的。作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施之兒童是正當的。粗暴的行為本身不是殘酷，而是一種嚴厲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當“兒童本位”的換位思考出現后，從前認為天經地義的事，現在才會被認為是殘暴、野蠻的，“大礙于孩子的發達”。但是現在問題又來了，如果說認識到“兒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過錯、“虐殺”，當屬無心之過，甚至還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這種善意的無心之過是否需要承擔責任?

三、對“文化原罪”的承擔

魯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無心之過，但既然已經發現是罪，就需要承擔。這和我們在其早先著作《狂人日記》中所發現的罪的承擔是一致的。狂人常常懷疑別人要吃自己的肉，但后來卻發現自己無意中可能也吃了妹妹的肉，這一驚覺使他難以平息內心的罪感，終于也將自己歸入了有罪者的行列。這里的“罪”的認定不是根據主觀動機，而是根據其基本效果。這種罪感和基督教的原罪不同。早期的西方神學家把罪定在“性”，以后也有人把罪更廣泛地理解為“道德過錯”，現代的基督教思想史家如勒塞等人，則把罪定義為“人的一種總體狀況、總體屬性”，①人的生存注定就是一項原罪，這種“原罪”是一切生存的人所共有的。

魯迅不是一個基督徒，基督教只是為魯迅提供了“一種價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體驗”，魯迅的罪感是一種“文化原罪”，是基于對歷史、文化和個人的反思而生成的。②他更注重對文化傳承者的罪的認定，這種罪本身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罪的認定之后應當是贖罪，但魯迅對贖罪的可能性和意義從來都持懷疑態度，在《狂人日記》中，他讓醒來的狂人“候補”做官去，根本放棄贖罪的念頭；在《風箏》中，魯迅設計了一種贖罪的方式，就是求寬恕。但在對“我”的求寬恕的迫切心情的描寫中，表達了作者深深的質疑，即求得寬恕本身只對施罪者有意義，可以使“我”的沉重的心獲得一種輕松的解脫，而對于受害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就如一位當代德國作家在80年代所言：贖罪“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犧牲者”，“當我為我手下的犧牲者頭上的彈孔感到抱歉時，犧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嗎?那個彈孔會愈合嗎?”③魯迅的疑問和這個無神論者可說是一致的。贖罪、求寬恕只能對“良心發現”的施害者有意義，可以減輕其良心上的負擔，對于受害者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在避免同樣“罪”的重犯上，施害者的驚覺當然是有意義的。)

而更為可悲的是，作為受害者的小兄弟，卻對往事毫無記憶，“全然忘卻，毫無怨恨”，這又使我們想到《狂人日記》，被吃者和吃人者都處于不自覺狀態中。當“我”已經意識到了“我”當初行為的虐殺性時，被虐殺者卻毫無痛苦，歷史之錯從何處去改正?因此，《風箏》文末“我”的悲哀，并不僅僅是個人沒有求得寬恕的“難過”，而更是對歷史中“精神虐殺”事件的無影無蹤，不得求證，也就無所謂改過的悲哀。再說遠一點，《狂人日記》寫于1918年，《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寫于1919年，六七年過去了，“長者”和“兒童”錯位，不自覺地虐殺和被虐殺的事件似乎仍在重演，作者當初的呼號似乎落空了，于是本該飄在故鄉春天的風箏，卻在北京的冬季“浮動”，錯位的悲哀將持續下去。

(選自《語文建設》2002年第8期)

第四篇：和諧預設與生成 彰顯學生本位

和諧預設與生成 彰顯學生本位

郭巷中心小學 干永春

從“預設”到“生成”是課堂教學理念的嬗變與超越。盡管新課程理念中早已提出處理好“預設與生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們的課堂教學追求的仍是循著課前精心設計的教學程序按部就班的進行，學生稍有“越池”舉動，教師會立即拉回。教案是教學的劇本，就像一只無形之手控制著教師的課堂教學，從而使上課變成為執行教案的過程，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在課堂上最理想的進程是完成教案，而不是節外生枝。但真實的課堂并不是，也決不能是教案的精確復演。兒童的發展具有豐富的可能性，是不確定的、不可限量的，也是不可算度的，他們是帶著自己的知識、經驗、思考、思維模式、興致參與到課堂活動中的。所以再精心的備課也不能預料到學生所有的反應，再優秀的教師也不可能做到“一切盡在掌握中”，真實的課堂隨時會像生命一樣滋生出“預設”之外的新問題、新情況。因此，我們教師在實施預案的過程中，就要開放地納入直接經驗和彈性靈活的成份，教學目標必須潛在和開放地接納始料未及的體驗。要鼓勵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中的即興創造，教師要隨時捕捉學生的疑問、想法、錯誤、創見等精彩瞬間，及時調整預設，并合理利用這些新生成的資源展開有效的教學活動，從而來超越我們的預定目標，來升華我們的預設，來提升我們課堂教學的效率。

一、精心預設“預約”生成

沒有預設的教學是不負責任的教學，沒有生成的教學是不成熟的教學。“預設”與“生成”是教學中的矛盾統一體，教師既不能深陷在”預設”的封閉巢臼里扣得過緊，抑制學生的自主發展，也不能陶醉在“生成”的空泛視界中漫無目的，忽略了教學目標的既定導向。只有精心“預設”，才能預測到更為豐富的“學情”，預想到更為復雜的“可能”，從而預見到更為周全的“策略”。這樣，面對“生成”，教師才能從容不迫、運籌帷幄。因此，在備課中，教師首先要精心研讀教材和學生，把握編者意圖和學生實際學情，設計出能扎實地引導學生進行數學思考，使學生從中體驗到數學思想方法魅力，感受到數學學習樂趣的預案。同時，“精心預設”必須做到“詳略”得當。“詳”是指教學目標要全盤把握，必須把“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落實途徑考慮周到，教學時才能根據總目標判斷學生感興趣的富有教學價值的信息靈活調整教學內容。另外，教師還要通曉教材內容，將所教內容爛熟于心，以便為課堂教學的不斷深入準確導航，并要盡量多地預想好可能出現的生成狀況及相應的調控對策。“略”是指教學設計要“粗獷、大氣”，只要求對教學做些粗線條的彈性設計，如課堂活動的基本環節、構思關鍵性提問、設計學生對關鍵問題的反應與對策、思考學生出現的大致意外想法等，給課堂教學預留足夠的空間，為學生的“生成”創造條件。

如我在設計蘇教版五年級上冊《找規律——周期規律》一課時，結合上海世博會的召開，把素材換成了與世博會相關的招風旗、彩燈和彩旗，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感受數學與生活的聯系。在設計運用發現的規律解決第17盞彩燈是什么顏色的環節時，考慮到學生的不同思維方式，預想到學生還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法，除了畫圖和除法計算兩種方法外，我首先預想到了學生有可能是用乘法與加法算式來表示的，即5×3+2=17（盞），每組（紅、藍、綠）的第二盞都是藍色的，所以第17盞彩燈是藍色的。但無論哪種方法，只要學生抓住每3盞為一組，每組都是先一盞紅色，再一盞藍色，再一盞綠色的排列規律既可，并重點讓學生交流除法計算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是解決復雜周期規律的最佳方法。因此，在實際教學中，我放手讓學生獨立思考自主嘗試判斷，交流了我課前預設到的畫圖、除法計算、乘法計算外，我問有沒有不同的方法了，這時有學生回答：我是先想三六十八，第18盞是綠色，綠色前面一盞是藍色，所以第17盞是藍色的。多好的想法呀!我用贊許的口吻肯定了這位學生倒過來思考的方法。

我們無法預測課堂教學中的精彩生成，但我們的教學預設卻可以為之提供舞臺。只有我們在為迎接精彩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才能與有效而精彩的生成相遇，只有精心預測“學情”、預想“可能”、預設“教學目標”，開放性地提問和處理教材，才能使數學課堂具備靈氣與動力，課堂教學才會成為一個富有變化、，動態生成的過程。

二、敏銳捕捉“展開“生成

布盧姆說過這樣一句話：“人們無法預料著教學所產生的成果的全部范圍。

沒有預料不到的成果，教學也就不成為一種藝術了”。學生并非空著頭腦進課堂，在以前不同的生活經歷中，他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背景知識，形成了個人獨特的差異性，從而使得課堂教學充滿了許多變數。然而正是這種差異的存在，使我們的課堂教學更加精彩、豐滿。我們教師要充分認識到這種差異性，同時更要善于利用好這種差異性。

如我在執教《圓柱和圓錐的認識》一課中，為了更好的使學生理解圓柱、圓錐的三視圖，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空間想象能力，在教學中安排了觀察實物畫出模型的教學環節。在巡視學生畫圓柱示意圖時，發現有一位學生畫了一個圓，一位學生畫了一個長方形，問他們為什么這樣畫時都說不會畫。確實，對有些學生來講，要把三維空間中的物體在二維空間中表現出來確實有一定的難度，畫不出來很正常，然而他們畫出的“錯誤”圖形又恰恰是從特定角度觀察所能看到的圖像，是一個極好的教學資源。于是我把他們的作品展示了出來，在學生竊笑之后我提問：有沒有可能我們看到的圓柱確實是長方形的呢？片刻寂靜后我看到有些學生開始實際觀察并馬上有所發現：我們從正面看圓柱，看到的圖像應該就是長方形。我馬上讓其他學生選角度觀察。這時學生又發現不僅從正面看，從側面看也看到的是長方形，最后歸結到只要我們的視線在圓柱的兩底面之間的方向上觀察圓柱，看到的圖形都是長方形。這時突然有一位學生舉手發言：我從正面看到的圓柱好像是正方形的。這時我沒有表態，而是掃視了其他學生，不一會兒就陸續有學生迫不及待的想舉手發言，經過兩位學生的交流，學生又得出了當圓柱的高和底面直徑相等時，從正面觀察看到的圖像是一個正方形。同樣對于什么情況下看到的是圓形也就迎刃而解了。

經過這一輪的觀察與交流，學生不僅對從不同視角觀察圓柱形成的圖形及圓柱的三視圖有了清晰的認識，對學生的觀察能力、空間想象力的提高、自主學習的積極性的激發也都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只要我們善于捕捉、篩選、利用學生動態生成的資源，把學生置于教學的出發點和核心地位，應學生而動，應情景而變，課堂才能煥發勃勃生機，課堂才能彰顯活力，才能真正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三、合理把握“辯證“生成

預設使教學走向有序，生成使教學充滿靈氣。只有預設與生成的有機融合，才能使課堂充滿活力和生機。但如果所有的知識都靠生成的話，既不利于系統掌握數學知識，也因主客觀條件限制而不易實現。因此教師在考慮“預設”和“生成”時，必須掌握好其中的度。教學實踐中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選擇并加以整合，取長補短，以此提高教學的效益，達到教學最優化的目的。如我在進行平面圖形的周長和面積總復習的綜合練習時，在組織學生完成102頁（蘇教版小學數學六年級下冊）第11題時，學生由于有了周長相等情況下正方形的面積比長方形的要大，所以在填表前都猜測把菜地圍成正方形的面積是最大的，但經過計算填表后發現結果與自己的預想不一致，產生了矛盾。這時我沒有急于讓學生去探求原因，而是讓學生繼續研究用24根木條來圍的情況，學生同樣也發現并不是圍成的正方形菜地的面積最大。并通過兩次實驗的對比，發現當圍出的菜地的長是寬的2倍時菜地的面積最大。學生又產生了“是不是所有的情況都是這樣的呢？”的疑問，這時我再放手讓學生自己確定籬笆的長度來試驗，發現和剛才對比的結果是一致的。在備課時我并沒有深刻去想這個問題，覺得學生通過填表定能發現規律，但現在看到學生滿臉的疑惑——對所得出的規律的不信任，我想只讓學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抓住學生生成的疑惑，及時調整教學，鼓勵學生小組展開討論：為什么借助墻體圍長方形的情況與我們以前驗證的周長相等的長方形和正方形，正方形的面積比較大的結論不一致了呢？學生隱約能感覺到一點，現在借助了墻體，相等長度的籬笆圍出的長方形的面積大小還跟借用墻體的多少有一定的關系，至于為什么要圍成長是寬的2倍面積才最大學生理解上還是有問題。這時我提醒學生能不能假設這座墻的另一邊也圍出相同的圖形看看有沒有什么發現。學生動手畫出幾種不同情況后突然發現，借助墻體圍長方形，圍出長是寬的2倍的圖形，在假設墻的另一邊也用同樣長度圍出相同的圖形，墻體兩邊圍成的圖形組合后就成了一個正方形，而其它圍法按這種方法得出的都不是正方形（如右圖所示）。這就與以前得出的結論相一致了。學生探討到此處，對于借助墻體怎么圍長方形菜地面積最大就有了清晰地認識，既知道了結果，又明晰了原因。探究到此處，一位學生突然舉手提出：在以前的學習中我們曾得到過這樣的結論——周長相等的情況下，圓的面積要比正方形和長方形大，那么此處借助墻體圍出的圖形中是不是圍出的半圓形比長是寬2倍的長方形菜地面積更大呢？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笑瞇瞇的注釋著學生，一下子學生的興趣被激發了，各小組成員動手作圖驗證的作圖驗證，計算驗證的計算驗證，討論的討論，很快就得出了結論——用同樣長的籬笆借助墻體圍出一塊菜地，圍成半圓形菜地的面積最大。盡管由于在此處的生成而沒有完成預定的教學任務，但我想通過兩次驗證，不僅使學生明確了問題的前因后果，解除了疑惑，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學生的質疑精神和碰到問題要仔細推敲的良好學習習慣，這完全不是多做幾個練習所能替代的。

但生成并不等同于有效，有時學生的生成也會給我們的教學帶來一定的麻煩。如我在教學四年級上冊《平行與垂直》一課中，在引導學生思考“過直線外一點可以畫幾條已知直線的平行線時”，交流中一位學生回答說“可以畫無數條，只要我的筆夠細”。怎么來解決這位同學的“錯誤”認識呢？難道要在這節課中涉及中學里的知識？但我馬上就想到，這不是我們這節課的重點，不需要展開來進行，這個問題可以課后再和這位同學交流，所以我很肯定的告訴學生“我們數學上研究的點和線是不考慮粗細的”，就暫時把這個問題帶過去了。如果這要“犟”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一節課能講清的，也不是我這個小學數學教師能夠十分準確的來解決的。

孟子說：“資之深，則左右逢其源。”想讓我們的課堂學習富有生命活力，我們必須提升教學理念，確定學生的主體地位，努力儲備專業知識、修煉提升教學智慧，在 “預設”與“生成”的相生互動中使課堂教學在對傳統精華的繼承中實現新的超越，使教學中師生的智慧像生命之樹的枝葉一樣交相輝映，使課堂彰顯生命的活力。

第五篇：中西方節日文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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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節和獨立日的比較

國慶紀念日是近代民族國家的一種特征，是伴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而出現的，并且變得尤為重要。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標志，反映這個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國慶這種特殊紀念方式一旦成為新的、全民性的節日形式，便承載了反映這個國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時國慶日上的大規模慶典活動，也是政府動員與號召力的具體體現。顯示力量、增強國民信心，體現凝聚力，發揮號召力，即為國慶慶典的三個基本特征。下面來看看中國國慶節和美國獨立日各自的由來、發展和習俗。

（一）國慶節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的紀念日。這里應該說明一點，在許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數十萬軍民參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其實，人們頭腦中的這一印象并不準確。因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典禮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開國大典。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早在當年10月1日之前一個星期就已經宣布過了。當時也不叫“開國大典”，而是稱作“開國盛典”。時間是1949年9月21日。這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主任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會議上所致的開幕詞中就已經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

那么10月1日的國慶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許廣平發言說：“馬敘倫委員請假不能來，他托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毛澤東說“我們應作一提議，向政府建議，由政府決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規定每年10月1日為國慶日，并以這一天作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從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為全國各族人民隆重歡慶的節日了。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國的國慶節（National Day）。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前赴后繼，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典禮，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主席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親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毛主席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隨即舉行閱兵式和群眾游行。朱德總司令檢閱了海陸空軍，并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肅清國民黨一切殘余武裝，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同日，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實況廣播。這是中國人民廣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實況廣播，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臺同時廣播。

1949年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接受全國政協的建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決定每年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慶的慶祝形式曾幾經變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1959年），每年的國慶都舉行大型慶典活動，同

時舉行閱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本著勤儉建國的方針，決定改革國慶制度。此后，自1960年至1970年，每年的國慶均在天安門前舉行盛大的集會和群眾游行活動，但未舉行閱兵。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日，北京都以大型的聯歡活動等其他形式慶祝國慶，未進行群眾游行。1984年，國慶35周年，舉行了盛大的國慶閱兵和群眾慶祝游行。在此后的十幾年間，均采用其他形式慶祝國慶，未再舉行國慶閱兵式和群眾慶祝游行。1999年10月1日，國慶50周年，舉行了盛大國慶閱兵式和群眾慶祝游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世紀舉行的最后一次盛大國慶慶典。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國慶慶典上共進行過14次閱兵。分別是1949年至1959年間的11次和1984年國慶35周年、1999年國慶50周年、2009年國慶60周年的三次。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2009年10月1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式和群眾游行活動。

（二）獨立日

美國位于北美洲南部，原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從15世紀末起，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開始向北美洲移民。17世紀到18世紀前半期，英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個殖民地，并加強了對殖民地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激起了當地人民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反抗。1775年，北美13個殖民地的人民開始掀起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組成了“大陸軍”，由喬治·華盛頓任總司令。1776年7月4日，殖民地代表在費城召開了第二次大陸會議，通過了《獨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獨立宣言》是英屬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告獨立的綱領性文件，馬克思稱贊它是“第一個人權宣言”。《獨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聯合一致的殖民地從此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人士托馬斯·杰斐遜。來自各殖民地的56位代表在《宣言》上簽了字。宣言的標題是《美利堅十三國聯合邦的一致宣言》。《宣言》全文約2500字，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闡明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則，提出了著名的人權原則，《宣言》指出：“人類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第二部分譴責英國殖民當局的種種暴政。第三部分宣告13個殖民地獨立，建立獨立國家，斷絕與英國的一切政治關系。《獨立宣言》反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愿望，激發了美國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極大地鼓舞了各階層群眾奮起參加獨立戰爭。《獨立宣言》對爭取各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動后來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及法國的《人權宣言》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獨立宣言》發表以后第5年的9月，英國軍隊主力在約克鎮被擊潰，被迫同美國講和，并于1783年簽訂《巴黎和約》，正式承認13個殖民地脫離英國獨立。美洲出現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后來，7月4日被定為美國國慶日。每年的這一天，在美國各地都舉行隆重的盛典，進行歌舞、體育、游行等活動。早期的獨立日慶祝活動主要是游行和演講，有時還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以后增加了體育比賽等戶外活動。有一個時期，美國人民燃放鞭炮、煙火慶賀國慶，20世紀以后，政府為防止發生人身事故和火災明令取消了這種形式。每年的獨立日這一天，全美大小教堂鐘聲齊鳴，而頭一個敲響的是費城的自由鐘。

7月4日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一天，舉國歡騰，萬家同樂，展現著

美國人民的愛國熱誠。美國開國元勛約翰·亞當斯(JohnAdams)說，這個節日將成為重大的周年慶典，人們應銘記這個獲得解放的日子……從東岸到西岸，從現在直到永遠，都應該舉行盛大慶典和游行，都應該通過表演、娛樂、體育競賽、放禮炮、鳴鐘、放煙火和張燈結彩，隆重慶祝這個日子。7月4日也是一個重要的公民日，體現深植于英-美政治自由的傳統。每年，大批游人會在獨立日前后擁到國家草坪廣場(NationalMall)──即美國國會山與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大草坪，參加一向在7月4日前后兩個周末舉行的史密森民間藝術節(SmithsonianFolklifeFestival)。今年的民間藝術節展示不丹國的文化風情，得克薩斯州的音樂、飲食和葡萄酒，以及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發展史。2007年民間藝術節的國際文化主題曾是湄公河流域國家和北愛爾蘭。在7月4日這天，從首都的國家大草坪到地方城市公園，全美各地普遍舉辦大大小小的煙火晚會。在紐約市，梅西百貨公司(Macy'sdepartmentstore)贊助的獨立日煙火燃放活動已有31年歷史，號稱是美國7月4日最大規模的煙火表演。梅西30分鐘的2008年煙火晚會將燃放35000枚禮花彈，由停泊在東河(EastRiver)和紐約港的6艘駁船發射。據梅西估計，將有300多萬人直接觀看。近年來這項活動一直得到全國電視轉播。7月4日也是家庭歡慶的日子。人們通常到郊外野餐或者在戶外烤肉。美國的7月夏日炎炎，成千上萬美國人會利用這段時間去海灘或其他度假場所避暑。美國的很多法定假日固定在星期一或星期五，但獨立紀念日例外。很多上班族會利用年假讓自己享受一個長周末。有時，一些重要的公共工程選擇在7月4日開工。伊利運河(ErieCanal)、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Monument)及美國第一條鐵路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BaltimoreandOhioRailroad)都是在7月4日破土動工，從而讓這些改善民生的工程更具象征意義。

獨立日在美國是一個相當熱鬧的節日，每逢這一天，全美大大小小的教堂鐘聲齊鳴，以紀念美國獨立。首先敲響的是費城自由鐘。美國人民總是以各種方式表達著喜慶。美國的獨立日，與宗教、民俗節日一樣隆重，老百姓在節日前清潔院落，裝飾家居，懸掛國旗。美國人慶祝國慶的一個很大特點，是民眾自發參與程度很高。到了這天，不用聯邦政府動員號召，一些地方和非政府組織或者社區機構，都會組織一些儀式性的活動，比如花車巡游、燃放焰火等，舉行各種露天藝術Show（表演），普通美國人也非常樂于參加。早期獨立日的慶祝活動主要是游行和演講，并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后來又增加了戶外活動、體育比賽等項目。燃放爆竹、煙火的活動一度也十分流行，20世紀后才被取消，以防發生危險。直到現在，各地居民自發地進行慶祝游行，有的扮作騎馬的舊時牧師或坐著古式馬車的貴族小姐舉行化妝游行；有的組成家庭小樂隊參加游行，還有的全家祖孫幾輩載歌載舞，邊舞邊行。各種彩車、模型車、雜技車和小孩玩具車同歡樂的人群一起排成浩浩蕩蕩的隊伍前途，景象十分壯觀游行結束，人們往往聚在公園或公共場所共同歡度節日。在一片樂曲聲中，人們或翩翩起舞，或席地野餐，商人們忙著叫賣紀念品，政客們乘機進行競選演說，孩子們則在草地上做各種游戲，全美各地呈現出一派節日的歡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