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美精神與價值觀

踐行我們的價值觀爭做最美長興人

稽查大隊高繼豪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說：“態度、價值觀和信念等被籠統成為‘文化’的東西，在人類經濟進步的過程中無疑起著重要作用。”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今天，在新一輪發展形勢下，要打造“錦繡長興、太湖望縣”，不僅需要政策、資金、技術等的支撐，而且還要有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來自當代浙江人共同價值觀——務實、守信、崇學、向善。

務實，即講求實效、實事求是，側重從政治生活層面上的倡導。崇尚“多做少說，做也不說”，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守信，即尊重規則、信守承諾，側重從經濟生活層面的倡導。中國古代 “五德”之一有“信”，其意為守信、誠信。崇學，即重學善學、敢闖敢創，側重從文化生活層面的倡導，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創業。向善，即人心向善、從善如流，側重從社會生活層面的倡導。向善表現為一種高尚珍貴的情操。

近期，社會上涌現出“最美媽媽”、“最美司機”、“最美姑娘”、“最美教師”、“最美爺爺”、“最美警察”等一大批影響全國、感動全社會的“最美人物”。這些道德模范和時代楷模，在平凡中見偉大、在樸實中見崇高，體現了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凸顯了雷鋒精神的時代特征，詮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刻內涵。

“最美”精神激發著全社會的向善力量。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在一切道德品質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不論是“最美媽媽”吳菊萍挺身而出的“驚世一舉”、還是“最美爸爸”黃小榮奮不顧身的“驚人一躍”，或是“最美司機”吳斌強忍劇痛的“完美一剎”，其實都是長期積累和養成的在特殊時刻瞬間迸發的一種發自內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樸實無華的善良、美在真摯無悔的奉獻、美在勇于擔當的責任、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間。他們都這樣回應社會的贊譽——鮮活的生命就在那里，我不能什么也不做，看著他（她）消失。對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尊重生命，護佑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最有價值的地位。這樣的生命意識激發社會向善力量，于個人言，是對自身生命的備加珍惜，對生活的信心；于他人言，是通過愛心善意可以幫助改變妞妞等個體的命運；于整個社會言，則有助于建立起和諧的社會關系，改變社會群體的命運。“最美”使人們相信，一個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實自己的人生；一個社會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變得和諧美好。

“最美”精神是雷鋒精神新的弘揚。50年前，雷鋒這位普通的戰士用短暫的一生書寫了一種不朽的道德精神：助人為樂，給人以春天般的溫暖；服務人民，給社會以秋天般的奉獻；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對事業投以夏天般的熱情；做好事，不嫌點滴微小；做好人，能在日常平凡中成就純粹高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律己成就溫良恭儉讓之美德，為人達于仁愛道義之至善。行為平凡而品格非凡，動機單純而德性純粹，生命短暫而精神長久。因此，他贏得了人們的崇敬，成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典范。49年前，毛澤東主席揮筆題詞，號召全國人民：向雷鋒同志學習。不難看出，“最美”人物與雷鋒，其精神實質都一樣，共同用自己的血和汗甚至生命不斷描繪著雷鋒精神這幅中華民族最可珍貴的精神畫卷。不同時代有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主旋律，甚至有不同的話語系統，但根本內容和透射出的精神光芒卻是相通的，甚至一致的。雷鋒服務人民、助人為樂的奉獻精神，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的敬業精神，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的創新精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創業精神，也是當今時代人們對“最美”精神的渴望，也是“最美”現象的精神底蘊。正如浙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葛慧君所說的那樣，“最美”的稱謂，是公眾對日常生活中那種平凡而出人意料的善良行為的道德激賞和贊美，體現了百姓內心的一種社會理想和價值期許，是對真善美的認同。

“最美”精神生動詮釋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榮辱觀體現的是道德行為規范。它影響人的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和價值尺度，決定人的行為準則。可以說，“最美”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人格化代表。“最美人物”群體的出現，是獨特的文化基因、健全的制度安排、良好的環境氛圍、有力的典型宣傳共同作用的結果，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種子發芽需要“良田沃土”，道德成長離不開“社會營養”。一個人關鍵時刻的抉擇，源于日常行為與精神氣質；危難時刻迸發出的美麗舉動，更是社會價值觀的忠實演繹。

“最美”精神為長興打造“錦繡長興、太湖望縣”提供強大動力和新的契機。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精神，崇高的事業需要崇高的追求，時代楷模是精神富有的典范，“最美現象”背后閃耀的“最美精神”，能夠引發一個地方道德力量的內生發展。“最美”是群眾命名的，發現和傳播“最美人物”的過程，是一次全社會的道德確認的過程。這種普遍由民間而網絡而主流媒體，由媒介傳播而政府參與而社會團體響應，共同把一個又一個“最美人物”推向全社會的現象，反映了全民的文化自覺和價值覺醒。“最美”行為的自發性昭示世人，當今時代，價值觀的“長城”依然在公眾心中堅強挺立，真善美始終是人們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最美人物”發掘的民間性告訴我們，“最美”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絕大多數人的內心充滿正直、善良和勇氣，美好的道德情操是時代和人民的強勁呼喚；“最美”事跡的傳導性充分證明，面對轉型期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矛盾，這些最美的人、最美的心靈，能夠激發全社

會對向善風尚的大力弘揚，促進社會正能量的集體輸出，推動社會正氣、道德力量的持續增長，反映人們對重構社會道德體系、建設和諧美好社會的強烈愿望。

當英雄的事跡傳開，我們從網絡上又一次讀到了“值與不值”的爭論。什么時候，在生命的急危關頭，在道義的取舍時刻，我們開始學會用如此工具的理性去權衡？以如此功利的心態去抉擇？這是對英雄壯舉的褻瀆，也是對人性善良的漠視。

市場經濟，消費主義，利益需求，開闊者我們的視野，解放著我們的欲望，也消解著生命的真諦，流失著生活的意義。曾經神圣的意識形態在世俗化的潮流中經受沖擊，曾經普遍的社會認同在多元化的解構中日漸疏離，一些曾是大眾生活道德標桿的人物被肆意質疑、嘲弄，一些沖擊道德底線背離責任倫理的言行被片面同情、辯護。金錢的邏輯，正無情地擠壓著我們的生活，顛覆著原有的價值觀和對共同體的歸屬感。

當長江大學的學生跪求現場的船主挽救同學的生命，卻遭到冷漠拒絕，這“黑了良心”的丑陋一幕，深深傷害著青年學子的心靈，也深深刺痛著社會大眾的良知。幾年前南京“彭宇案”發生后，有人便得出結論：“老人倒地不要去扶”；最近上海的幾起“釣魚執法”案曝光后，有人就開始學乖：“本車拒絕搭載救助”。在相似的困境中，我們是否也有意無意地附和、接受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維？是否已經養成一種對他人生存狀態的習慣性冷漠？

傳統美德，是一片豐饒的土壤，生長著本真的人生體驗，孕育出鮮活的道德追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僅是儒家文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也是中國普通民眾生活日常的道德實踐。人倫親情，生命熱愛，誠信意識，道義情懷，奉獻品格，中國特色的道德建設正是從這里衍生、拓展。

面對社會風氣的變化和倫理底線的下滑，我們心情沉痛地去感嘆、憤懣；面對道德尺度的紊亂和價值取向的模糊，我們理直氣壯地去質疑、批判；面對生活秩序的失范和世道人心的冷漠，我們滿懷希望地去等待、尋找。但是，假如當這一切過后，還是習見的庸常和喧嘩，甚至或心甘情愿或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追逐其中樂此不疲，那么，誰來填補價值的虛空，誰來祛除心靈的魔障？唯一能救贖的，還是我們自己。我們都是道德建設的主體。

其實，這些普通的人物，原本并非為著這響亮的掌聲和頌歌，并未奢求這熱烈的倡揚和感動，他們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去展示自己的本真：他們只是順應人性的自然，去實踐自己的良知。他們以平民的思維和邏輯，詮釋樸素的生活真諦，演繹簡潔的人生故事，生發淳厚的草根精神。他們心頭那一份綿綿的熱，那一縷亮亮的光，柔和地溫暖著世道人心，照亮了身邊世界。

道德倫理的勃興，是當下文化建設的重心。“最美”精神的呵護，需要什么？

“最美”需要人格的教育。生活就是選擇。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種方式，是人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的價值訴求，是人把握社會、把握世界的一種實踐力量。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常常看

到這種現象，有些人將道德作為一種工具，有困難時依賴道德，有私利時不要道德。這就是一個道德人格不健全的問題。道德人格是深層、基礎的道德意識。我們不需要口號式的道德說教，這只會培養人們的虛假的道德人格。認同式的道德教化，才能引起道德在人們心里的內化，達到道德人格化，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才能堅持道德的操守。

“最美”需要價值的引領。一個個樸素的故事，抒寫看美麗人生的傳奇，我們被久久地感動；一顆顆平凡的良心，映照看人間美德的光彩，社會在熱情地歌頌；一波波深刻的反思，表達著道德失落的焦慮，媒體正急切地尋找。然而，當感動的潮水漫上堤壩，當歌頌的激情澎湃而過，當尋找的腳步來來去去，我們是否已經從中積淀了更為豐厚、更具活力的道德資源，是否已經從中開辟出更為清晰、更其寬闊的進步路徑，是否已經從中深化出更加大眾化、生活化、日常化的核心價值？我們要建立的文明健康的社會風尚，是體現社會主義社會本質要求和鮮明特色的社會風尚，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行方向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作用。最終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氛圍，不斷提高公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

“最美”需要黨員干部的示范。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諄諄告誡全黨：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官德隆，民德隆；官德毀，民德降”，政治之清濁、社會風氣之好壞，廣大黨員干部的道德修為是個重要的風向標。每個黨員干部都要不斷地錘煉自己的思想道德，認清“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自覺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清醒堅定，在急難險重任務前挺身而出，在道德操守上慎獨慎微，在廉潔自律上善始善終，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為群眾作出示范，努力成為引領社會風尚的標桿。

“最美”需要社會公眾的參與。“草根愛心”靜水深流，滋潤大地，必能釋放巨大能量。但不容否認，我們的社會今天還在遭遇“道德沙塵暴”。社會轉型期，利益的分化與侵蝕、觀念的多元與錯位、社會的發展與陣痛，使得道德的挺立與生長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社會生態，必須需要我們社會公眾都參與進來。危難之中有真情，大災面前見精神。當危難來臨的關鍵時刻，我們總是有那么一股勁，那么一種眾志成城、團結奮戰的精神；總是迸發出一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一種頑強拼搏、勇于奉獻的精神；總是洋溢著患難與共的深情厚誼，高揚起互助友愛的精神。這一切，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力量源泉，也是我們當前抗擊冰雪災害、奪取救災全面勝利的信心所在。

培根說過：集體的習慣，其力量更大于個人的習慣。“最美”的人格魅力，不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為，以澄清心靈，提升境界，更在于這種大愛強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輻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觸動人，以可貴的品質修煉人，以持久的習慣塑造人，從而帶動更多的人參與到公民道德建設中，為我國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巨大力量。

其實，每一個人的心底，都有一份善良，潛藏著，萌動著，生長著。“大義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見，更多的則是舉手之勞的平凡善舉。一次舉手之勞，是長久溫暖，是危難之下

“最美”，也是日復一日的“平常”。勿以善小而不為，人性的善良溫暖就在這樣的微小善舉中，不斷凝聚成“最美”的風景。

第二篇：海爾核心價值觀與海爾精神

海爾核心價值觀與海爾精神

海爾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創新

海爾精神：敬業報國 追求卓越

敬業報國的中心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忠”就是回報，海爾人就是要用最好的產品和服務來回報用戶、回報社會、回報國家；“忠”就是真誠，海爾人真誠到永遠。

追求卓越的核心思想是創新。追求卓越表現了海爾人永不自滿、永遠進取、永遠創新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境界。

能體現海爾精神的兩句話：把別人視為絕對辦不到的事辦成；把別人認為非常簡單的事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

案例

A、三小時搶訂單--把別人視為絕對辦不到的事辦成了

“訂單就是命令單”，海爾人就是用這種意識，使海爾產品在世界各地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1999年1-9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長117%。德國經銷商史密斯先生與海爾人做了一筆生意，改變了他十幾年來的一種信念。

“嘟……”海外推進本部的電話又急促地響起來。這是德國經銷商史密斯先生打來的訂貨電話，電話要求“必須兩天之內發貨，否則訂單自動失敗。”

兩天內發貨實際意味著當天下午所要貨物就必須裝船，而此刻正是星期五下午2：00，如果按海關等有關部門5：00下班計算的話，時間只有3個小時了，而按照一般程序，做到這一切幾乎是不可能的。

“訂單就是命令單，海爾人決不能對市場說不。”幾分鐘后，一個大膽的決定產生了：船運、備貨、報關幾項工作要齊頭并進，一定要確保貨物在當天下午發出。

時間在漸漸逝去，一分、兩分、十分……空氣仿佛變得凝固起來，每個人都行色匆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調貨的、報關的、聯系船期的……訂單面前，海爾人迅速反應，馬上行動的工作作風發揮到了極至。

當天下午5：30，當史密斯先生得到了來自海爾“貨物發出”的消息后，發來一封感謝信：“我做家電十幾年了，還從沒有給廠家寫過感謝信，可對海爾，我不得不這樣做！”

B、徐洪泰--過迪斯尼樂園而不入的海爾人

故事背景：1999年4月30日開始，海爾集團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建廠。作為海爾在美國建廠的負責人，徐洪泰第一次去就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接待過許多中國代表團，但是沒見過像海爾人這樣搶時間工作的，即使路過迪斯尼樂園也不進去，這種精神真了不得！”一見張瑞敏總裁的面，F州的辦公廳主任R先生就在張總裁面前夸起了海爾人。

原來，海爾冰箱進出口公司的徐洪泰到美國F州開展業務，當R先生得知徐洪泰是第一次到美國時，硬是把徐洪泰拉到了迪斯尼樂園門口。面對R先生的盛情，徐洪泰婉言謝絕了：“謝謝，但我的工作還沒干完…….”R先生感動之余伸出了大拇指：“我接待了上百個代表團，不提到迪斯尼樂園玩一玩的，海爾人是第一個！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海爾在短短十幾年發展過程中會產生這么多奇跡！”

第三篇：儒家文化的精神與價值觀

作者:張學智

出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第35卷(總185期)]

儒家文化的精神與價值觀

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干，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個方面，對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對東亞各國的文化也發生了巨大影響。最近二十年來，由于亞洲四小龍及其他東亞國家顯著的經濟成就，儒家文化越來越多地引起世界的關注。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的作用，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道德理想主義，二、普遍和諧觀念，三、自律原則和內在超越。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則以“三不朽”為集中體現。

一、道德理想主義

所謂道德理想主義指以道德完美為人生的第一價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歸宿，建立功業以道德修養為基礎。在哲學上，道德理想主義把道德性作為宇宙本體，作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體現出的性質。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獻《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舊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則，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疇“仁”的形上根據。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節目，孔子沒有對這些節目作哲學學理上的發揮。孟子從人的現實心理感受、心理經驗方面論證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把道德作為人本有的屬性，人區別于禽獸的根本特點。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師荀子提出“隆禮代“重法”的主張，把道德作為政治綱領和立國根本，強調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礎。《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則“道代“天命”和具體事物聯系起來，認為人性、物性是對“道代對“天”的獲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雙重含義。《大學》提出“三綱領，八條目”，以格物致知為人格修養的最初步驟，以正心誠意為修齊治平的前提和根據，以“止至善”為修養的最后結果。先秦儒家的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則和致思方向。

兩漢是儒家經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這一時期儒家和陰陽家結合，以陰陽五行為架構為范型籠罩一切方面。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倫理綱常立于陰陽五行的宇宙圖式之上，道德理想主義罩上了一層實證的外表形態。董仲舒認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數”天的最根本屬性是道德：“天，仁也。?，??察于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畫天、效法天而有。《白虎通義》則把“三綱六紀”等基本人倫規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婦法人。”(《白虎通義·三綱六紀》)魏晉隋唐時期，是老莊和佛教占統治地位的時期，但這一時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倫規范及民間禮俗，仍以儒家為主。即使在思想理論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當時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觀念。唐代中期以后，韓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統說、復性論，力圖恢復儒家的獨尊地位，將佛道逐出思想舞臺。宋明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學術思潮是理學。理學批評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論成果。理學從天人一體的角度，論證了道德的本體地位，對人的本性、人的行為原則、人存在的意義、人格理想及達到理想人格的途徑等方面，進行了全面闡發。道德理想主義取得了完備的形式，發生了深遠影響。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黃宗羲、王夫之這些最著名的理學家，其理論基礎皆是道德理想主義，著眼點皆在天人性命。其論述范圍貫穿哲學、經學、史學、文學各領域。明亡后，由于異族統治，實行高壓政策，加上理學本身的弊端，儒學主流演為乾嘉樸學，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訓話、考證、聲韻等技術性工作，義理之學居于非主流地位。清末以來，由于受列強的侵略，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從救亡圖存的大計出發，主要著眼于政治哲學、東西文化之爭等方面，一部分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科學技術、政治制度不如西方，從而追尋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細。特別是五四以后，知識界受到喪權辱國的刺激，認為中國的敗亡主要是數千年來的封建文化作祟。儒家文化中的專制主義、家族主義、封閉自大、泛道德主義等是最大的禍根。要掃除數千年封建文化的影響，必須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靈魂—儒學。其間雖有一部分學者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主張保存、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亦難以挽救既頹之波。自此，文化論爭中的自由主義、西化派逐漸占了上風。至三四十年代，中國一批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強烈的承續意識，主張對傳統文化返本開新的學者，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創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這些學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等。5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臺港的學者唐君毅、牟宗

三、徐復觀等人及一批海外學者，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的擔當意識，繼續用西方文化融匯闡釋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意欲為中國文化尋求現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現的弊病。這就是“現代新儒家”的興起。新儒家學者雖然學術背景不同，立論亦各異，但他們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力圖在現代社會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義價值棄而不講、道德理想淪喪的情形下，為人的道德主體爭一席之地，重新確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擺脫人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義把道德性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作為宇宙本體，并從中推演出許多相關的意義。何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給了無數答案。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質特征。儒家從這一點深刻挖掘人的內涵。儒家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僅可以從形而上的層面得到說明，而且可以從現實的經驗層面找到根據。人有身和心兩個方面，人的肉體，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質欲望。但人最本質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中庸》認為“天命之謂性”，人性是天道的體現。人的道德修養在于遵循自己本來具有的善性去實踐、去擴充。在道德實踐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養成廣大堅固的勢能積累。性善論是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的主流，荀子的性惡論遭到普遍摒棄。從性善論出發，儒家認為，從人的本性說，人是應該有所作為的，不應該像道家那樣退處山林，離群素居，追求個人身心的安適。人應該剛健有為。《易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應該效法天地，剛健不息，積極有為，同時厚德載物，輔相化育。儒家認為道德修養是建功立業的前提，具備了充分的道德資養，才能做出豐功偉績。而功業從主體說是道德人格的完成，從客體說必須是博施濟眾的行為。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學》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成就人格的全過程，是以道德為根干，以功業為道德的推擴和結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體事物的知識，給人的功業以知識基礎；另一方面是為了認識體現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進道德。前者是“見聞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在價值上高于“見聞之知”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推廣到社會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為政治的最高典范。這是儒家政治哲學的第一要義。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以仁德為治國的最高原則。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擴。荀子一方面隆禮，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為治國最重要的兩個方面，但仍以仁義為最高原則。他說：“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荀子·王霸》)宋明理學的理論重點轉至宇宙人生、心體、性體上，理學家皆以為國家的指導原則與宇宙的根本法則是一致的。德政是“萬物一體?，根本義旨的體現。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強調給人民以實際利益。在義和利發生沖突時，要以利服從義。在君臣關系上，孟子認為君臣是一個共同體中不同位置的成員，君臣關系是相對的，君視臣為手足，臣視君為腹心；君視臣為草芥，臣視君為寇仇。宋明理學強調君對臣的絕對統御關系，但認為忠、節等道德行為是完成自己的義務和責任，非為一家一姓的私利。明清之際的黃宗羲對封建皇權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儒家政治哲學的另一重要特點是，既重視夷夏之辨，又重視用中華文明教化周邊文化落后的民族。重視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華文化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一旦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據國家統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號召推翻異族統治的思想綱領。儒家重視夷夏之辨又重視教化周邊民族，就是反對武力征服，反對殺戮、驅趕，主張與周邊民族和平共處，承認在文化多元的基礎上共躋先進文明。這就是儒家“用夏變夷”的精神。中國數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這一思想影響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在現時代有很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世界范圍內以工業文明、城市文明、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標準為主流的發展方向在現時代遇到了極大的挑戰。20世紀，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并在各個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的時代。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們形成了一種價值觀念：科學技術所用的思維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確、最有力的，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人的一切問題，包括意志、情感、觀念取向等精神領域的深層部分。人們對物質利益的崇拜也達到了極點，意義、價值、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時代”的思維方法主宰著各個方面。單向度的、只注重物質利益、注重身體感官的滿足、忽視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彌漫于一切方面。人的生命殖民化了。人的生活越來越多地背離了多樣化與詩意，人的心底被物質利益驅使得四處馳鶩，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人與人在心靈深處的溝通成了難事，人越來越變成了物化的存在。西方哲學人文主義各派對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尋求，倡導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對這一主流思潮的間接的、曲折的批評，對理想人生的企盼。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撥開西方中心論的層層迷霧，到東方哲學中尋找救治西方乃至整個世界弊病的藥方。中國儒家學說的某些方面，如重視德性，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重視人生的意義和理想，強調人和人、人和環境、人自身身與心、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的和諧，主張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諧統一等方面，可以作為正在高漲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一支力量，對科技理性迅速膨脹、人文價值失落的現實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諧

儒家哲學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觀念。“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及人自身身與心、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的和諧。普遍和諧的觀念來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從先秦到宋明以至現代一個重要理論特點。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當作僅僅征服的對象，對它無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當作神靈的創造和啟示加以崇拜和敬畏從而在它面前無所作為。儒家論證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角度，有的認為天人皆氣所構成，人與天“混然中處”因而“萬物一體”(如張載)。有的認為天和人皆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現者因而人理即天理，人可以從天理反觀人理，從人理反觀天理，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二程)，有的認為天是人的價值源泉，天給人以性命之理，因而“人是天地的心”(陸王)。有的認為天地是人物質生活資料的來源因而人對天必須善加護持(荀子)。論證雖不同，但中心義旨是人與天和諧相處，人從天獲得生命意義、價值意義。

在儒家看來，天本身是和諧的，《易傳》有“保合太和”之說，即認為天是一個和諧體，天道的運行，四時的代謝，萬物的生化等出自它們本身的必然性，按著自己固有的規律動作。從宇宙宏觀的角度看，天地萬物處在一和諧的共同體中。《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這就是“誠”誠即萬物都按自己的規律運行而整體呈現和諧。這里突出的是，作為宇宙成員，萬物(包括人類、人類中的各人種、民族)平等，萬物按自己的規律運作，整個宇宙是一個多元和諧體。

人與宇宙也是和諧的。《中庸》以中和為天地之大本達道，《易傳》認為人應該“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變，與鬼神合其吉兇”漢儒以陰陽五行配宇宙間一切事物，將人與天納入同一框架中。董仲舒認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結構。這里雖有誣妄或濫用的成分，并且從某方面來說過于消極，但其中心意思是，人與宇宙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一個系統。人的活動應遵從宇宙的規律。這對今天人對于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人過分地從自然索取而不顧其內在和諧，從而造成自然資源的R-1乏、環境的破壞、人的生存環境惡化等，都有警誡作用。

人與人的和諧，是儒家思想的重點。儒家的核心三綱五倫，就是在承認社會等級制度、承認人的位分的差別上，和諧人與人的關系。孟子反對墨子的兼愛說，認為他否定了人實際上存在的差別，親疏厚薄皆平等相待，是一種不合人的人倫親情原則的邪說。儒家承認人與人的社會差別，但認為人在人格上平等。宋明理學強調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義務和責任，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從自己所處的位分上進行道德實踐。理學家提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就是主張追求理想人格要在日常行為中達到，人不必做轟轟烈烈的大事，人可以不逾越自己的位分而成就理想人格。在現代社會中，等級制度在大多數國家遭到廢棄，自由民主意識深入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強調的人與人的和諧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張人與人之間建立和睦融洽的關系。儒家在這方面的指導原則是“仁”，“仁”即對人有同情心、愛心，并且這種愛心是出于人心的本真，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仁”是愛的基礎和來源，是道德情感本身，“義代“禮代“智”是“仁”的推擴，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現。沒有道德情感的義、禮、智，只是空洞的律令、虛偽的禮節。儒家的這一思想，在人與人的關系日漸疏離，利益原則吞噬愛心的今天，更應該大力提倡。

人自身身與心的和諧、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的和諧，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孔子的人生歷程，就是一個身心和諧的過程。《論語》中不僅記載孔子的言論，也記載孔子的生活細節，就是要人了解孔子的圣賢人格表現在一切方面。孟子有碎面盎背之說，認為人的道德境界可以使貌色形態有溫舒潤澤之氣。“富潤屋，德潤身”，是儒家一個著名的古訓。魏晉玄學家重視“神理”宋明理學家重視“氣象”，都認為精神修養可以使身心和諧。在身心兩個方面，儒家要人修養道德從而調適身心。孔子要人首先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輕視世俗的榮利，并且教人“志道據德，居仁游藝”，奉行道義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要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從而心寬體胖。宋明理學要人立志做圣賢，完成自己的道德義務。從古至今，儒家精神培育出了許多英雄節烈、志士仁人。中華民族也因為這種精神而不失墜。這在今天普遍重視物質利益，輕視人格追求，社會風氣奢糜化、庸俗化的情況下，提倡儒家精神，挺立道德人格，激勵自己奮發向上，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三、自律原則和內在超越

所謂自律即靠自己內心的約束、自己內心的意志力量來完成道德行為。自律是儒家與其他學派以及西方基督教倫理思想相比較而有的特點。儒家主張，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道德行為是自己選擇的結果。孔子有一句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意思是，實行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不是別人的事。孔子還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思是，用刑法來統一人的行為，靠外在的行政命令和法律的力量；用道德來統一人的行為，靠內心意志的約束力。孟子突出了人的道德行為的自律特點，他論證說，人看見小孩子將要掉到井里而產生惻隱之心，這是人的本能的反應。這就是“仁”的根據和萌芽。人還有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就是“四端”孟子說“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救人的行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為它出于惻隱之心，而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慮，完全靠道德上的自律力量。宋明理學在這個問題上對于孔子和孟子有一發展，這就是，把道德放在同現實利益的沖突上，方顯出道德力量的崇高與偉大。宋明理學家認為，人天生就有一些本能欲望，如果不用道德加以裁制，就會流于過分。道德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在和人的本能需求、人的利益原則的沖突和斗爭中顯出的。這種沖突越是尖銳，就越表現出道德的力量。宋明理學有一普遍認同的口號“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是應該如此的“無上命令”，人欲是對于這無上命令的損害。“存天理，滅人欲”往往被人理解為要去凈人的本能欲望，包括“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些基本需求。因此造成許多人對理學乃至儒家的誤解與憎惡。其實，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只是去掉不合某一特定時期社會通行的道德規范的那些意志和行為，特別是去掉妨礙人的道德理性做主的那些意志和行為，讓人在道德理性的宰制之下。所以理學家有“人欲凈盡，天理流行”的說法。

儒家的道德自律原則把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我約束上，它不像基督教那樣，以一個外在的、超越的絕對者作為道德的根據。所以以儒家文化為主干的中國文化具有宗教精神淡薄這樣一個特點。儒家講超越，超越的意思是，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時間和空間，也不存在一個獨立不改、卓爾不群的絕對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種超脫。人的肉體不脫離塵世，但他的精神可以和宇宙為一。在某種意義上儒家承認超越者的存在，但這一超越者不是神、上帝，而是“理代“道代“太極”理、道在儒家看來是一種必然性。對理和道存在的論證，儒家取理性的、哲學的路徑，而不取信仰的路徑。儒家認為理和道不是神秘的，而是理性的。道是既超越又內在的本體，它的超越性在于，它不是具體的存在，不是感官經驗把握的對象。它是必須用思維把握的、抽象的存在。說把握到它也不是得到某種神秘的啟示，而是得到一種又是道德的又是審美的境界或胸懷。宋明理學有“理一分殊”之說，“理一”即最高的、最抽象的道理，也是最高的倫理原則。“分殊?，指這一最高的道理又表現為具體事物的理和具體道德規范。對于道，儒家賦予它的含義比理更廣泛，常常用以指宇宙總體合規律與合目的的運行。道不是個認識范疇，而主要是個倫理的、審美的表示境界的范疇。因為認識起于把握個別，其對個別的超越也不外乎對具體經驗的疊加與組合。境界論則不同。它的功夫在某種“觀法”，也可以說某種信念、某種覺解。它不是對感官經驗的綜合與重組，而是在經驗到的事物上看出意味，所謂“別有會心”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最能道出儒家境界論的神髓。有了某種境界，就是有了某種受用，就是在精神上超離了當下經驗，也就是有了某種超越。這個超越靠心的覺解，因而是內在的。但他不是宗教式的神秘冥想，而是哲學上的知解。如果把宗教定義為某種終極關懷(如田立克)，那么儒家的終極關懷是人本身，是人怎樣通過道德和知識修養達到某種觀解，并由這種觀解帶來對人的本質、宇宙的本質、生命的本質的某種體認。這種境界是渾全的、綜合的、非神秘但又不完全建基于經驗之上。這就是孔子所講的仁智雙全，孟子講的“上下與天地同流”，程顆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朱熹的“萬物為一，無所窒礙”，王陽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靈”，一般儒者所謂的“與道為一代“與天為一”等境界表示的意思。這一思想的精義在于，不是外在的救贖，而是內在的超越；不是信仰的結果，而是理性的結果；不是人在外在的絕對者面前的渺小和罪感，而是人在塵世間的剛大至正和自我充裕感。所以儒學是一種重視人自己、提升人自己地位的同時又尊天愛天，在天人的相互映照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學說。

四、儒家的價值次序

儒家的價值次序是所謂“三不朽”《左傳》中有關于“三不朽”的議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這個次序，代表了儒家對人全部活動的評價標準。立德，指道德高尚超于常人，足為世人楷模。儒家圣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以為圣人，首先在于他們高尚的道德。儒家認為，德首先表現為在為人群服務中高尚的行為，其次表現為在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特出的節操。這表明，儒家的價值指向首先在集體、在人群。即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事。其次，儒家的立德不僅指個人以德行為最高追求，而且指國家以德為立國根本。不過，以道德為立國根本是儒家的理想，實際情況是，除傳說中的三代以外，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大多靠利益原則治國。韓非論述這種情況說：“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韓非子·五蠢))>，競于氣力、智謀的，往往借道德之名以行。因此，孔子疾名實紊亂，而有正名之說。孔子的正名，就是以名去核正實際，恢復到以德為治國原則；就是想接續堯舜周孔的傳統。儒家所謂道統，就是古圣相傳的以德為治國原則的傳統。韓愈之為宋明儒學的先驅，就在于他自覺地擔負起接續道統的責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關系上，儒家主張立德為體，立功立言為用。德為根本，功與言是德的自然推廣。體在價值上高于用。體可含攝用，用不必包含體。三者兼具，是儒家的“內圣外王”實際上，儒家所謂圣人，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人，顏淵與孟子僅得亞圣之名。后世以道德文章配享孔廟者，如周程張朱，不過賢人而已。儒家所謂三不朽之人，實非常難得。儒家以內圣外王為理想，主張本德行以開出事功，所以中國歷史上崇尚事功的風氣一直很濃厚。正史所載，以有大功業者為主要內容。傳統中國以立言為立功之余事。所以中國雖有極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涌現出許多杰出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詩人等，但大多身兼官吏學者雙重身份。孔子周游列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終不見用而退回書齋刪詩書、訂禮樂，教授弟子。中國自科舉制度確立后，也以做官出仕建立功業為正途，立言為第二等事。所立之言，亦以經邦濟世、強國富民者為高。純粹的文藝作品不為所重。以宋明理學而論，其學術著作，皆為儒家經典的注釋及講學語錄、與友人論學書信等。對比西方同時期，儒家實缺乏成體系的、首尾一貫、不依傍經典而行的獨立哲學著作。究其原因，除中國人崇尚實用，輕于純理論思維這一傾向之外，輕視立言實為主要原因。理學家確有“托諸空言，不如實行之深切著明”的思想。

儒家的精神與價值，實際上在孔子以前就逐漸形成了。孔子總結了他以前的儒家傳統，給了多方面的發揮。孔子本人的人格就是儒家精神與價值觀的最完全的體現。儒家在數千年的發展中，對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形成，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儒家文化是在中國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背景下產生的，雖然他所包含的精神和價值中有永恒的因子，但它必須有適合現代社會多方面需求的創造性轉化，才能在現時代發生有利的影響。這是認同或反對儒家文化的學者的共同意見。在近年的文化沖突、文化論爭中，絕大多數學者經過認真思考，逐漸拋棄了極端的全盤西化論和復古論，但文化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面對西方世界種種社會弊病，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義有逐漸抬頭的趨勢。儒家的未來命運、以儒家文化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走向，一直是中外思想家關注的熱點。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以道德理想主義為特色的儒家文化，如何開出現代社會賴以存在的兩大支柱—民主和科學。用現代新儒家的話說，就是傳統的內圣之學如何開出新外王。現代新儒家試圖在承續傳統儒家的基本價值觀念和精神特質的前提下謀求儒家的現代發展。在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論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這個理論認為，傳統儒家學說可以說是“理性的運用表現”，即德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境界，直接地通過人的道德境界的升進、提高起作用。德性無法對政治制度和人的思維方式發生直接影響。其結果是，在政治上只有治理國家的具體措施即治道，而無規定國家政權組織形式的政道。亦無在個人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訂定的制約國家存在形式的法律。法律只是維持五倫的工具、賞罰的媒介。在知識特征上說，亦只有道德理性的顯現—智的直覺。智的直覺的特點是，非主客二元性的理性認識，因此不必是經驗的、邏輯的，不必以辨解的推理過程和嚴格的數學量度的形態出現。而后者因為有一政治的和思維的形式、框架，故可稱為“理性的架構表現”由此之故，傳統儒家沒有民主和科學這兩項現代社會最珍視的價值。儒家的現代發展主要的就是開出民主和科學，也就是由“理性的作用表現”發展為“理性的架構表現”。但牟宗三對這一轉出的論證是思辨的、理論上的，沒有在現實性上、可行性上作出說明。他的論證是，科學思維方式與儒家的道德理性是互相對立的，是一個“逆”，但從道德理性本身的內涵說，它是一個善的價值。故科學必是道德理性的內在要求。道德理性內在地要求轉為其逆—觀解理性。這一轉即它由作為本體的道德理性轉為作為其內涵的觀解理性。這一轉即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而坎陷之后的觀解理性，自有其一套工作工具，不與道德理性相干。若只知觀解理性而不知它與道德理性的關聯，從人的活動的全部和文化理想方面說，是片面的。

道德理性轉出民主政治也是這樣論證的。一方面，民主政治是道德理性(善的理念)之需要，因道德理性決定人對政治類型的需求。因為此政體本身之全部即為道德理性所要求，或者說，此政體的出現就是一個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價值之實現。這表示要實現此價值，道德理性不能不自其作用表現自我坎陷，轉為觀解理性之架構表現。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并非天上掉下來的，得到此價值是人為理想、正義而流血斗爭才獲得的，這也是由人的道德理性內在地要求的。故民主政治其細節可由政治學這一門觀解理性來決定，但其價值方向卻須有道德理性來決定。這里，關于道德理性轉出科學和民主政治都是從價值上說的，都是思辨的、理論上的，科學與民主政治究竟如何出現，其內容如何，新儒家尚無具體說明。新儒家的貢獻在于在人的全部文化獲得、文化理念中肯定道德價值的優先地位、道德觀念的統領地位，以此為人的終極關懷，防止人根性中掠奪、貪婪的一面片面膨脹。這一點無疑是有價值的，并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有某種警省和提示的作用。而這一點適為后現代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民主和科學的真正出現，還要靠這兩大價值本身的力量，并謀求和道德和睦相處。不是道德從本體地位否定自己而為科學與民主，而是本來平等的三種價值的協調和融通，這是問題的本質。

第四篇：“最美”精神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范（推薦）

“最美”精神——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光輝典范 南潯開發區實驗學校費雅芳

2011年7月2日，杭州年輕媽媽吳菊萍挺身而出，用左手接住從10樓墜下的2歲女童，自己手臂嚴重骨折；

2012年5月8日，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２９歲的女教師張麗莉在車禍瞬間推開學生，自己雙腿遭碾壓高位截肢。

2012年5月18日，北京衛戍區某部一級士官高鐵成在回鄉途中，不顧個人安危，三進火場阻爆排險救人，造成頭、面、頸、雙上肢和右腳二度燒傷。

2012年5月29日，杭州長運客運二公司員工吳斌，在駕駛客車從無錫返杭途中，被迎面飛來的鐵塊擊中腹部，受重傷的吳斌在完成換擋剎車等一系列安全停車措施后，壯烈犧牲。2012年6月4日，湖北宜都市女教師周玉蘭在為高三學生送準考證的路上遭遇劫匪，在頭部被鈍器擊破、鮮血直淌的情況下，她忍痛護住了659張準考證，讓學生們得以順利參加高考。

2012年8月29日，杭州富陽市黃小榮毅然從近5米高的堤壩一躍而下，忍著右根骨粉碎性骨折的劇痛，爬行10多米將落水的孩子成功救起。??

一位位舍身救人、舍己為人的“最美英雄”在我們身邊不斷涌現，他們的事跡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透過這些“最美英雄”和他們那種感人肺腑的“最美事跡”，我們可以深深地領略到一種內涵深刻、價值崇高的“最美”精神。這種“最美”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數千年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長期孕育的結果，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光輝典范。

雖然“最美英雄”的職業不同、事跡各異，但他們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崇高選擇以及透過這種選擇所體現的“最美”精神是相同的、一致的。這種“最美”精神集中體現為：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境界，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的高尚品格，立足平凡、追求崇高的美好情懷，忠于職守、愛崗敬業的優良作風，見義勇為、奮不顧身的英雄氣概。這種“最美”精神的實質和核心就是愛國愛民、無私奉獻。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最美教師”張麗莉才能在失控客車沖向孩子們的瞬間一把推開學生，自己卻被車輪碾壓；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最美司機”吳斌才能在鐵塊從天而降直刺腹部的情況下，強忍劇痛完成了換檔、剎車等一系列艱難操作將車輛停穩，保全了車上24名乘客的生命，而他自己卻沒能再站起來；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最美戰士”高鐵成才能在煤氣爆炸的瞬間三次勇闖火海去關閉煤氣罐閥門，而自己卻被烈火燒傷??試想，如果沒有這種愛國愛民、無私奉獻的“最美”精神作支撐、作動力，英雄們能在這種面臨生死考驗的緊要關頭作出如此崇高、如此偉大的“最美”選擇嗎？ “最美”精神崇德重義、向上向善，昭示了和諧社會建設的價值取向。

“最美英雄”作為弘揚民族傳統美德的表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范，其精神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也契合了人類文明的共性；不僅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也順應了當今社會先進文化發展走勢。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模范典型，“最美英雄“們無疑是億萬人民群眾的驕傲，同時也是表征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學習“最美”精神，必須深刻發掘和準確把握蘊含其中的文化根基和人文價值，努力使“最美”精神成為推動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動力。“最美”精神樹起了人心向善的社會公德標桿。無論世事如何變化，那些決定社會前行的基本要素不會變，那些人類任何時候都在追求的美好事物也不會變。中華傳統文化歷來強調“百行德為首，百德善為先”。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說：“在一切道德品質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向善是一種最本質、最人性的道德訴求，包含著克己、為人、真誠、尊重、理解、寬容、奉獻、正直、勇敢等多方面的價值取向。人心向善是社會個體以道德倫理規范約束自身行為，使之符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進而內化為個人品德。康德說過：“有兩樣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和道德定律。”人心向善是道德自覺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過程與效果的有機統一，是使愛從點的聚焦演化成線的延伸、面的拓展的思想引擎。“最美”精神以無私忘我為核心，以勇于奉獻為基準，樹立起高尚的社會公德標桿。“最美”精神之所以蘊含著人文價值，就在于其顛覆和超越了那種“泛愛”觀念和所謂的“博愛”思想，使人心向善這一樸素價值觀變得更加真實、更加具體、更加明確。不論是“最美媽媽”吳菊萍挺身而出的“驚世一舉”、還是“最美爸爸”黃小榮奮不顧身的“驚人一躍”，或是“最美司機”吳斌強忍劇痛的“完美一剎”，其實都是長期積累和養成的在特殊時刻瞬間迸發的一種發自內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樸實無華的善良、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間。“最美”的稱謂，是社會公眾對日常生活中那種平凡而又出人意料的善良行為的道德激賞和贊美。“最美”使人們相信，一個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實自己的人生；一個社會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變得和諧美好。“最美”精神主旨在于感恩國家、回報社會、奉獻他人，這是對呵護弱者、關愛他人的社會公德的生動詮釋。“最美”精神擦亮了愛崗敬業的職業道德品牌。

愛崗敬業作為人類社會最常態的奉獻行為，它看似平凡，實則偉大。每一份職業、每一個崗位，既是人類個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障，也是文明演進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愛崗敬業，是人們對待自己所從事工作的一種積極態度。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立足、生存且有所作為，須臾離不開自己的人生舞臺。“最美英雄”們在自己的人生舞臺上，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唱好自己的每一出戲。他們把工作崗位與偉大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立最高標準、盡最大責任，他們的愛崗敬業，是一種自覺的付出行為，是一種忘我的精神境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一個人在平凡崗位上始終勤懇敬業、無私奉獻，亦不失為對“美麗”的堅守；倘若一個人用生命捍衛他人的生命與尊嚴，也應當是對“美麗”的秉承；假使一個人在實踐中始終把國家人民利益視作高于一切，更是對“美麗”的傳承和延續。“最美”精神是“美麗中國”建設的內在價值展現，看似出生草根，卻是最為純粹、最為質樸的社會道德文明精神力量的凝煉，還是社會文明發展進步并持續繁榮的精神支撐。張麗莉的“最美一課”，吳斌的“完美一剎”，黃小榮的“驚人一躍”??在一定程度上也擦亮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職業道德品牌。學習“最美”精神，就要像他們那樣，發揚甘當螺絲釘的實干精神，在平凡的崗位上為國家為社會創造不平凡的業績。“最美”精神昭示了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

當前，我國現實生活中違背甚至毀棄傳統倫理道德的現象叢生不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甚囂塵上，面對小悅悅的冷漠，面對拐賣婦女兒童的殘忍，面對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皮膠囊的黑心，社會上發出緊張的道德焦慮和強烈的良知考問。“最美”精神崇德重義、向上向善，也許能夠化堅冰為暖流，成為現實社會中的一泓清泉。

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加強社會創新管理的時代背景下，人們都不愿成為“一麻袋各不相干的土豆”和“無數塊集體迷茫的浮冰”，呼喚道德精英的橫空出世，期冀正義力量的倡導引領，渴盼道德熱情的感化熏陶；人們更加需要與人為善、守望相助精神的親和凝聚。唯其如此，社會才能減少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彌合人與人的情感距離，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人際關系。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這樣的現實：那些“最美英雄”事跡的映照顯得卑微甚至丑惡的人會自慚形穢、幡然從新；人們更強烈地要求進行頂層設計、優化社會環境，讓蘊藏在民間、隱匿在底層、潛伏在草根的道德力量破土發芽，茁壯成長，以健全的道德體系阻遏私欲的膨脹，以頑強的信念抵御貪婪的擴張。從那些善良面孔上流下的無聲的淚水，依稀可聞大眾的心聲：企盼“最美”精神發揚光大，希冀道德風范永續長存。這種持久的企盼針對的是現實，最終卻指向未來。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最美英雄”們那樣，在眼睛打量自己的同時，也關注一下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安危冷暖，也許現實生活就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構建和諧社會也就有了堅實保障。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英雄人物的業績和精神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面對“最美英雄”，我們在見賢思齊、向善而行的同時，似乎都應反躬自問，人的生命不僅屬于自己，也屬于社會，僅僅珍惜自己的人并不一定是珍惜生命，只有珍惜社會利益和他人生命才是真正珍惜生命。

第五篇：“最美”精神——大學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范

“最美”精神——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光輝典范 2011年7月2日，杭州年輕媽媽吳菊萍挺身而出，用左手接住從10樓墜下的2歲女童，自己手臂嚴重骨折；

2012年5月8日，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２９歲的女教師張麗莉在車禍瞬間推開學生，自己雙腿遭碾壓高位截肢。

2012年5月18日，北京衛戍區某部一級士官高鐵成在回鄉途中，不顧個人安危，三進火場阻爆排險救人，造成頭、面、頸、雙上肢和右腳二度燒傷。

2012年5月29日，杭州長運客運二公司員工吳斌，在駕駛客車從無錫返杭途中，被迎面飛來的鐵塊擊中腹部，受重傷的吳斌在完成換擋剎車等一系列安全停車措施后，壯烈犧牲。

2012年6月4日，湖北宜都市女教師周玉蘭在為高三學生送準考證的路上遭遇劫匪，在頭部被鈍器擊破、鮮血直淌的情況下，她忍痛護住了659張準考證，讓學生們得以順利參加高考。

2012年8月29日，杭州富陽市黃小榮毅然從近5米高的堤壩一躍而下，忍著右根骨粉碎性骨折的劇痛，爬行10多米將落水的孩子成功救起。??

一位位舍身救人、舍己為人的“最美英雄”在我們身邊不斷涌現，他們的事跡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透過這些“最美英雄”和他們那種感人肺腑的“最美事跡”，我們可以深深地領略到一種內涵深刻、價值崇高的“最美”精神。這種“最美”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數千年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長期孕育的結果，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光輝典范。

雖然“最美英雄”的職業不同、事跡各異，但他們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崇高選擇以及透過這種選擇所體現的“最美”精神是相同的、一致的。這種“最美”精神集中體現為：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境界，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的高尚品格，立足平凡、追求崇高的美好情懷，忠于職守、愛崗敬業的優良作風，見義勇為、奮不顧身的英雄氣概。這種“最美”精神的實質和核心就是愛國愛民、無私奉獻。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最美教師”張麗莉才能在失控客車沖向孩子們的瞬間一把推開學生，自己卻被車輪碾壓；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最美司機”吳斌才能在鐵塊從天而降直刺腹部的情況下，強忍劇痛完成了換檔、剎車等一系列艱難操作將車輛停穩，保全了車上24名乘客的生命，而他自己卻沒能再站起來；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最美戰士”高鐵成才能在煤氣爆炸的瞬間三次勇闖火海去關閉煤氣罐閥門，而自己卻被烈火燒傷??試想，如果沒有這種愛國愛民、無私奉獻的“最美”精神作支撐、作動力，英雄們能在這種面臨生死考驗的緊要關頭作出如此崇高、如此偉大的“最美”選擇嗎？

“最美”精神崇德重義、向上向善，昭示了和諧社會建設的價值取向。

“最美英雄”作為弘揚民族傳統美德的表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范，其精神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也契合了人類文明的共性；不僅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也順應了當今社會先進文化發展走勢。

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模范典型，“最美英雄“們無疑是億萬人民群眾的驕傲，同時也是表征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學習“最美”精神，必須深刻發掘和準確把握蘊含其中的文化根基和人文價值，努力使“最美”精神成為推動全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動力。“最美”精神樹起了人心向善的社會公德標桿。

無論世事如何變化，那些決定社會前行的基本要素不會變，那些人類任何時候都在追求的美好事物也不會變。

中華傳統文化歷來強調“百行德為首，百德善為先”。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說：“在一切道德品質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向善是一種最本質、最人性的道德訴求，包含著克己、為人、真誠、尊重、理解、寬容、奉獻、正直、勇敢等多方面的價值取向。

人心向善是社會個體以道德倫理規范約束自身行為，使之符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進而內化為個人品德。康德說過：“有兩樣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和道德定律。”人心向善是道德自覺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過程與效果的有機統一，是使愛從點的聚焦演化成線的延伸、面的拓展的思想引擎。“最美”精神以無私忘我為核心，以勇于奉獻為基準，樹立起高尚的社會公德標桿。

“最美”精神之所以蘊含著人文價值，就在于其顛覆和超越了那種“泛愛”觀念和所謂的“博愛”思想，使人心向善這一樸素價值觀變得更加真實、更加具體、更加明確。不論是“最美媽媽”吳菊萍挺身而出的“驚世一舉”、還是“最美爸爸”黃小榮奮不顧身的“驚人一躍”，或是“最美司機”吳斌強忍劇痛的“完美一剎”，其實都是長期積累和養成的在特殊時刻瞬間迸發的一種發自內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樸實無華的善良、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間。“最美”的稱謂，是社會公眾對日常生活中那種平凡而又出人意料的善良行為的道德激賞和贊美。“最美”使人們相信，一個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實自己的人生；一個社會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變得和諧美好。“最美”精神主旨在于感恩國家、回報社會、奉獻他人，這是對呵護弱者、關愛他人的社會公德的生動詮釋。

“最美”精神擦亮了愛崗敬業的職業道德品牌。

愛崗敬業作為人類社會最常態的奉獻行為，它看似平凡，實則偉大。每一份職業、每一個崗位，既是人類個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障，也是文明演進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愛崗敬業，是人們對待自己所從事工作的一種積極態度。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立足、生存且有所作為，須臾離不開自己的人生舞臺。“最美英雄”們在自己的人生舞臺上，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唱好自己的每一出戲。他們把工作崗位與偉大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立最高標準、盡最大責任，他們的愛崗敬業，是一種自覺的付出行為，是一種忘我的精神境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一個人在平凡崗位上始終勤懇敬業、無私奉獻，亦不失為對“美麗”的堅守；倘若一個人用生命捍衛他人的生命與尊嚴，也應當是對“美麗”的秉承；假使一個人在實踐中始終把國家人民利益視作高于一切，更是對“美麗”的傳承和延續。“最美”精神是“美麗中國”建設的內在價值展現，看似出生草根，卻是最為純粹、最為質樸的社會道德文明精神力量的凝煉，還是社會文明發展進步并持續繁榮的精神支撐。

張麗莉的“最美一課”，吳斌的“完美一剎”，黃小榮的“驚人一躍”??在一定程度上也擦亮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職業道德品牌。學習“最美”精神，就要像他們那樣，發揚甘當螺絲釘的實干精神，在平凡的崗位上為國家為社會創造不平凡的業績。

“最美”精神昭示了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

當前，我國現實生活中違背甚至毀棄傳統倫理道德的現象叢生不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甚囂塵上，面對小悅悅的冷漠，面對拐賣婦女兒童的殘忍，面對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皮膠囊的黑心，社會上發出緊張的道德焦慮和強烈的良知考問。“最美”精神崇德重義、向上向善，也許能夠化堅冰為暖流，成為現實社會中的一泓清泉。

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加強社會創新管理的時代背景下，人們都不愿成為“一麻袋各不相干的土豆”和“無數塊集體迷茫的浮冰”，呼喚道德精英的橫空出世，期冀正義力量的倡導引領，渴盼道德熱情的感化熏陶；人們更加需要與人為善、守望相助精神的親和凝聚。唯其如此，社會才能減少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彌合人與人的情感距離，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人際關系。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這樣的現實：那些“最美英雄”事跡的映照顯得卑微甚至丑惡的人會自慚形穢、幡然從新；人們更強烈地要求進行頂層設計、優化社會環境，讓蘊藏在民間、隱匿在底層、潛伏在草根的道德力量破土發芽，茁壯成長，以健全的道德體系阻遏私欲的膨脹，以頑強的信念抵御貪婪的擴張。從那些善良面孔上流下的無聲的淚水，依稀可聞大眾的心聲：企盼“最美”精神發揚光大，希冀道德風范永續長存。這種持久的企盼針對的是現實，最終卻指向未來。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最美英雄”們那樣，在眼睛打量自己的同時，也關注一下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安危冷暖，也許現實生活就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構建和諧社會也就有了堅實保障。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英雄人物的業績和精神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面對“最美英雄”，我們在見賢思齊、向善而行的同時，似乎都應反躬自問，人的生命不僅屬于自己，也屬于社會，僅僅珍惜自己的人并不一定是珍惜生命，只有珍惜社會利益和他人生命才是真正珍惜生命。“最美”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時代要求和具體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最美”精神的理論基石和思想導向。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任務。文化強國的核心是思想強國、精神強國、道德強國。“最美教師”張麗莉、“最美司機”吳斌、“最美戰士”高鐵成等“最美英雄”的涌現，充分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大家庭中有許許多多“思想美”“心靈美”“行為美”的典范，他們用自己的高尚行為鑄就了一種“最美”精神。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需要這些“最美英雄”來作榜樣引領，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需要這種“最美”精神來作旗幟領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