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你是否應該投資曼德拉紀念品

你是否應該投資曼德拉紀念品

上個月，《曼德拉，漫漫自由路》電影的制片人阿南特·辛格花了950000蘭特（譯者注：南非幣，約56萬人民幣）買了一套納爾遜·曼德拉紀念品。該套產品由79個有簽名的紀念品組成。其中包括他入獄前在里沃尼亞審判時所作的標志性演講，一張1988年在倫敦溫布利體育場向曼德拉70歲生日致敬所舉辦的演唱會門票，一瓶酒以及一張他前妻溫妮·馬迪克澤拉·曼德拉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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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預測什么能刺激買家的胃口。正當我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一張價值10蘭特的“Randela”紙幣（譯者注：南非流通貨幣中印有曼德拉頭像的一套紙幣）正在電子商務網站Ebay上被競拍，并以27磅的價格成交(約合458.40蘭特)。

但是你是否就應該投資曼德拉紀念品呢？還是要把房子翻個底朝天去找些這個偉人簽過名的東西拿去拍賣網站上賣以此來還清你的車？“問題是，有很多東西都被曼德拉簽過名，”Stephan Welz& Co拍賣行的負責人安東·韋爾茨指出，“因為有很多，所以這些紀念品可能沒有太多價值。”

從本質上講，一樣東西越稀少你賣掉它得到的就越多。“一般情況下當名人去世后，這些東西會增值。越罕見越不尋常的物品將會越有價值。比如說，我就知道沒有太多《漫漫自由路》的簽名版” 韋爾茨補充說。

韋爾茨估計另一個罕見的紀念品，即一張由尤爾根·沙蒂伯格和曼德拉共同簽名的照片，將在2014年2月的拍賣中取得一個好價錢。這張照片非常有名，拍攝的是1994年曼德拉透過羅本島監獄的柵欄向外看的場景。這張照片在倫敦攝影展上被選為20世紀50張最值得紀念的照片之一。“如果這張照片能賣到80000-90000蘭特那就好了。我知道世界上只有不到10張由沙蒂伯格和曼德拉共同簽名的照片”，韋爾茨說。

然而，并非所有南非名人的紀念品都會暢銷。如果你有在美國眾所周知的或聞名國際的名人相關簽名版紀念品，你就可能賺更多的錢。就在最近，布魯斯·斯普林斯汀1975年的主打歌Born to Run的手寫歌詞單初稿在蘇富比拍賣行以197000美元(超過兩百萬蘭特)的價格出售。許多南非的紀念品在國際市場上不會賣得這么高。搜錢網提供了更多的投資需求和貸款方案。

買家請注意:

韋爾茨對于那些想要投資或出售與已故前總統納爾遜·羅利拉拉·曼德拉或已故其他名人的紀念品提供了以下一些建議：

1.看看東西是不是假的。韋爾茨說：“我們會請一個約翰內斯堡的專家驗證簽名。驗證東西是不是假的，是很有必要的。”

搜錢網

2.如果東西是罕見的，你更容易賺錢。

3.不要認為你總能賺上一大筆錢。“如果你是精明的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你可以賺一些錢,” 韋爾茨補充道。

4.關注國際需求的同時也要關注地方需求。有時候名人紀念品在國際市場上能比在南非多賣好多錢。

5.如果你想投資紀念品期望將來能從中賺一筆，不如考慮購買一些國際名人簽名的或與其相關的東西。韋爾茨指出：“我們很少有國際聞名的南非名人。”

6.有疑問時找專家。“問問了解標的物的人。你甚至可以得到免費的專家意見。購買之前要做好功課”韋爾茨建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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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貸款】你是否應該投資曼德拉紀念品？

你是否應該投資曼德拉紀念品？

（搜錢網souqian.com編譯）上個月，《曼德拉，漫漫自由路》電影的制片人阿南特·辛格花了950000蘭特（譯者注：南非幣，約56萬人民幣）買了一套納爾遜·曼德拉紀念品。該套產品由79個有簽名的紀念品組成。其中包括他入獄前在里沃尼亞審判時所作的標志性演講，一張1988年在倫敦溫布利體育場向曼德拉70歲生日致敬所舉辦的演唱會門票，一瓶酒以及一張他前妻溫妮·馬迪克澤拉·曼德拉的照片。

我們無法預測什么能刺激買家的胃口。正當我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一張價值10蘭特的“Randela”紙幣（譯者注：南非流通貨幣中印有曼德拉頭像的一套紙幣）正在電子商務網站Ebay上被競拍，并以27磅的價格成交(約合458.40蘭特)。

但是你是否就應該投資曼德拉紀念品呢？還是要把房子翻個底朝天去找些這個偉人簽過名的東西拿去拍賣網站上賣以此來還清你的車？“問題是，有很多東西都被曼德拉簽過名，”Stephan Welz& Co拍賣行的負責人安東·韋爾茨指出，“因為有很多，所以這些紀念品可能沒有太多價值。”

從本質上講，一樣東西越稀少你賣掉它得到的就越多。“一般情況下當名人去世后，這些東西會增值。越罕見越不尋常的物品將會越有價值。比如說，我就知道沒有太多《漫漫自由路》的簽名版” 韋爾茨補充說。

韋爾茨估計另一個罕見的紀念品，即一張由尤爾根·沙蒂伯格和曼德拉共同簽名的照片，將在2014年2月的拍賣中取得一個好價錢。這張照片非常有名，拍攝的是1994年曼德拉透過羅本島監獄的柵欄向外看的場景。這張照片在倫敦攝影展上被選為20世紀50

張最值得紀念的照片之一。“如果這張照片能賣到80000-90000蘭特那就好了。我知道世界上只有不到10張由沙蒂伯格和曼德拉共同簽名的照片”，韋爾茨說。

然而，并非所有南非名人的紀念品都會暢銷。如果你有在美國眾所周知的或聞名國際的名人相關簽名版紀念品，你就可能賺更多的錢。就在最近，布魯斯·斯普林斯汀1975年的主打歌Born to Run的手寫歌詞單初稿在蘇富比拍賣行以197000美元(超過兩百萬蘭特)的價格出售。許多南非的紀念品在國際市場上不會賣得這么高。搜錢網提供了更多的投資需求和貸款方案。

買家請注意:

韋爾茨對于那些想要投資或出售與已故前總統納爾遜·羅利拉拉·曼德拉或已故其他名人的紀念品提供了以下一些建議：

1.看看東西是不是假的。韋爾茨說：“我們會請一個約翰內斯堡的專家驗證簽名。驗證東西是不是假的，是很有必要的。”

2.如果東西是罕見的，你更容易賺錢。

3.不要認為你總能賺上一大筆錢。“如果你是精明的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你可以賺一些錢,” 韋爾茨補充道。

4.關注國際需求的同時也要關注地方需求。有時候名人紀念品在國際市場上能比在南非多賣好多錢。

5.如果你想投資紀念品期望將來能從中賺一筆，不如考慮購買一些國際名人簽名的或與其相關的東西。韋爾茨指出：“我們很少有國際聞名的南非名人。”

6.有疑問時找專家。“問問了解標的物的人。你甚至可以得到免費的專家意見。購買之前要做好功課”韋爾茨建議道。

第三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

如果是我們生命垂危、意識模糊，醫生要對我們進行安樂死，我們的親人會愿意嗎？將心比心，只要還有一線生機，誰都不能放棄！

17歲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數次，大小手術無數，承受著極大痛苦的他沒有選擇安樂死，而是笑著離開。子尤從未放棄微笑，那我們呢？

堅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選擇安樂死，就是因為感到現實的絕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終會有所轉機。

4很少聽說有人在戰場上自殺，也許正是因為戰士們見多了生命的毀滅，比誰都更懂得珍惜。在選擇安樂死之前，請想想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否真的比戰場還殘酷！

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誰忍心讓白發蒼蒼的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來，為了咱爸咱媽。

植物人也好，絕癥加身也好，只要還有一絲呼吸，就讓身邊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燭光一樣。別熄滅我們心中的燭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連四肢都沒有！有多少人和癌癥抗爭了大半生！我不言敗，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張國榮的縱身一跳和安樂死帶給周圍人的心靈之痛是一樣的。人們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卻無法忍受自我的了斷。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棄生存的權利。哀莫大于心死，一個心靈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選擇安樂死，是死亡戰勝了勇氣；選擇堅強面對，是勇氣戰勝了死亡。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展到積極主動地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從它一出現，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議。這場爭議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已進入了我國并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本文以此為宗旨，對安樂死的實質、安樂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內容進行論述，以期促進安樂死在我國早日立法。

一、安樂死問題的實質

2、我國對生命保護法律體系欠佳的現實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社會的要求產生的。就死亡過程而言，只要社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則法律就應該認真對待，尊重社會的要求。而安樂死之所以在我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就在于它已成為社會需求的強烈表現。但是，出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對其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對生命保護的不力。盡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將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以此防止因實施安樂死而導致的各種弊端。但是這種“一桿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會要求，從而也不能使人們自覺遵守，而只是導致人們對其規避。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半公開的或隱蔽的對病人采用類似安樂死的做法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對此卻顯得無能為力。例如，我國大多數醫院公開規定拒收晚期癌癥病人，放棄對其救治，這實際就是一種不作為的安樂死方式。我國衛生部關于對晚期癌癥病人一再放寬使用麻醉藥物限度的規定也是在一定范圍內對安樂死變相的認可。另外，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醫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貴醫用器械或藥品而停止對病人積極地救治而導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屬因費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療而放任其死亡的情況也時常發生。這些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范和監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這種因立法空白導致的社會實際操作上對生命處置的放任不利于對人們生命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樂死問題研究盡管在我國起步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醫療糾紛案件引發的。但隨著社會對其越來越關注，國內理論界對安樂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這有利于人們真正認識安樂死的社會價值，并推動安樂死立法運動在我國的發展。筆者認為，目錢我國要將安樂死合法化，理論上要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罪化；第二是須證明安樂死合理化，即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這兩個問題奠定了安樂死立法的道德基礎。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解決它，才能幫助司法機關正確斷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醫生）因對病人實施人道的安樂死而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對公民人權的保護。

首先，我國現行刑法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受罰”。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或類似行為是犯罪，因此將其作為犯罪處理缺乏法律依據。

其次，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

這種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讓絕癥患者選擇死亡方式，不同意他們借助安樂死尋求解脫。這種觀念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嗎？不！因為現代人的道德觀念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現象，一個人不但有生的權利，也應當有死的權利。人們渴望“優生”，也需要“優死”。當一個身患絕癥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難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為其緩解痛苦。我們必須從病人利益出發，不應該為所謂的“社會公益和醫學進步”而把病人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現救命良方，從而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實。當一個理智的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以安靜方式離開人世，從而保持其人格尊嚴時，我們有什么理由去反對這樣做呢？畢竟，這種做法比那種靠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從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和人道主義啊。其次，受傳統封建道德思想束縛，許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會壓力，在眼看著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時也不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因為怕被社會視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孫”。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毫無效果的救治，在給自己帶來巨大精神痛苦和經濟負擔的同時，也在浪費有限的社會醫療資源。這種做法符合現代倫理道德嗎？顯然不！現代的道德觀念認為生與死的社會價值也是道德評價的標準之一。具有社會價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則否。將有限的資源耗費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從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夠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療的機會，這不但違背了公正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價值觀。因此，我們應當支持安樂死，從而一方面可以減輕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寶貴的醫療資源盡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種做法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最后，傳統的醫德認為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垂危病人要想方設法搶救，這樣醫生才盡到職責。然而這樣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視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視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現實，這真是合乎醫德嗎？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醫生“救死扶傷”時不但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同時也要重視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盡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現階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決的絕癥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及當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傳統的醫德只講義務，而現代醫德則更注重價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嚴和權利。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當我們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規范去審視安樂死問題時，不難發現，安樂死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因此安樂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礎，也能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普通接受。

三、安樂死在中國立法的幾項建議

（一）進行安樂死的宣傳教育

實施安樂死因為涉及人命，必須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國現階段，應該在立法前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從而為立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宣傳的內容包括：

1、安樂死本質的宣傳

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化的行為。它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

2、安樂死目的的宣傳

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樂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我國刑法否定犯罪的社會政治評價，而安樂死只是改變了患者繼續遭受因患病產生的無法忍受而又無謂的痛苦的命運，人為地將瀕危的病人無法挽回的，由疾病導致的必死的結局，稍稍提前一點，而并未改變患者將死的命運。因而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是對患者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權利的尊重和保障，對病人本身來說，有利無害；對病人家屬來說，能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對醫生來說，可以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義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對社會來說，還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將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樂死不具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是安樂死區別于故意殺人行為的最本質的特征。

2、安樂死不具有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

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國刑法并未對安樂死作出明確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而安樂死不具備刑事違法性。而應受刑罰處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國家對于具備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應有立場和態度。既然安樂死沒有刑事違法性，也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懲罰性。而且我國刑罰適用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從一般預防角度來講，適用刑罰的意義在于教育他人，防止類似主觀惡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適用刑罰，必須有需要改造的主觀惡性。而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3]相反，如果對施予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量刑，事實上也就是對于醫護人員這種對于患者的同情與憐憫進行懲罰，這是與道義背道而馳的，它所導致的結果只會是醫護人員對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會，只是為了延續患者充斥著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這種無盡的痛苦與煎熬，也是“欲罷而不能”，而我們早期唯物主義者培根曾說過：“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樂死正是幫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醫生職責的所在之處，不對安樂死予以肯定和認可，這對于患者和家屬是多大的一種殘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時，還要花費昂貴的醫療費用，對于患者家屬來說，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時，將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家屬對家庭成員有照料的義務，但是為了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過分的要求，對于上述種類的病人（指腦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屬已承受極大的感情和經濟壓力，他們處于十分為難的處境。安樂死或把他們從這種壓力和為難境下解脫出來。”[7]

3、安樂死對于社會的價值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今天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正一天天減少，而維持人類社會的可待續發展，因此，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到有挽救價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適且合理，對本應適用安樂死的病人卻不惜一切代價去賭資源，這首先就違背了社會發展必須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則。何所謂資源的有效性，不是我們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暫時的效用。有限的資源在絕癥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續一段并不長久的卻充斥著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缺醫少藥，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療而死亡或者造成殘疾，這些有限的資源，對于這樣地區的人們意義又是多么重大。因而，從社會效益角度而言，將大量的醫學資源用來勉強延長一個生命意義喪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無論是從刑法本身出發，還是從我們社會的仁義道德出發，從情理出發，安樂死本身都在不違法的同時又能對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屬，以及社會資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極大的積極性和必要性。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我國將安樂死合法化還不具備基礎和條件，認為“我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醫療衛生與福利保健體系不健全”“醫療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標準和安樂死判斷難以確定”“傳統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束縛，民眾觀念需要轉變”[8]等一系列的問題，然而，問題的發現和解決都是通過實踐本身，只有在實踐中去發現問題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介于我國醫療科技的發展也為安樂死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我們應盡快將其安樂死合法化，筆者認為可以將安樂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諾部分，再完善與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進一步完善化。

安樂死是個久盛不衰的問題，它只所以不衰是因為久久不將其合法化，而致使爭論雙方經久不息的辯駁。然而，理論上再長久的爭論也只是停留于理論層面，而我們立法者則應該密切審視一下，希望盡快給予安樂死一個定論，讓安樂死在法律上能夠真正的安樂！

第四篇：上課是否應該點名

上課是否應該點名？如不點名如何提高出勤率？

如今一些高校，把學生課堂出勤率和老師的教學考核相掛鉤。學校教務處一般都有這樣的指導性意見：而這一指導性意見到了掌握學生考試成績大權的老師那里，則變成了課堂點名與考試成績掛鉤。在長春某部屬大學，擔任思想政治輔導員的田苗華老師告訴記者，學生臨時有事不能上課，可以到學生工作辦公室開請假條，這樣在輔導員那里是不算“逃課”的。可是，到了任課老師那里，算不算“逃課”則由任課老師靈活掌握。一些任課老師為了提高學生課堂出勤率，不管有無請假條，是否“逃課”完全以課堂點名到與不到為準。

大學老師在課堂上要對學生進行點名，根據出勤情況統計分數計入學生的期末成績，這已經成為一種規矩。規矩之所以存在，其理由是為了督促學生克服惰性按時上課以使學生獲取一門知識。但是大學生用得著督促嗎？

大學生已經是擁有獨立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們從小學到高中有12年的時間是在老師的督促下學習，如果在大學期間仍然需要老師來監督，那么他們畢業后步入社會又需要誰來監督？

如果學生在監督之下來上課，可是他心不在焉，沒心思聽課，人雖在，但沒有聽課的效果；或者學生已經掌握了你所要傳授的知識內容，你還要求他出現在課堂上浪費時間，那么是否失去了監督的意義。要知道，上課出勤率與知識吸取量是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系的。老師出現在課堂上，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傳授學科知識，而不是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只羊”。如果一個學生已經擁有了那個知識，他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老師為什么要他來充數？充數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就是犯了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如果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通過考核環節老師自然要淘汰他，但淘汰他的理由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為師者對學生要“嚴”，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而不是在僵化的形式上。通過考試，老師出比較靈活的題，來考核學生應掌握的知識點，如果沒掌握，那么就不能讓他僥幸過關，他就只能返回課堂重新學習。他會清楚，因為缺課不能掌握知識無法通過考試是要付出代價的。

做老師的應該在課堂上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學不學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老師如果尊重學生，他就沒有理由強制把學生抓到教室里來，而是讓他自覺出現在課堂上。

上課是否應該點名？

如不點名如何提高出勤率？

會計08-3班 0806020338

韓陳

第五篇：小學生是否應該學習英語語法

小學生是否需要學習英語語法？

現在孩子學英語的內容越來越多，難度越來越大，在小學階段的學習中，我覺得應該以說英語為主，語法的學習為輔，雖然孩子在寫作方面沒有太大進步，但是培養了孩子大膽說英語的習慣。

戀上英語

我們可以在初步的階段，先培養孩子的說語言的能力和聽音的技能，努力營造一種好的氛圍，讓孩子首先進入到學習的狀態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不斷擴展英語的學習范圍。孩子學會了發音，即會說英語，然后慢慢讓孩子喜歡英語，戀上英語。

想學英語

在初步了解英語的基礎后，進而，我們可以適當介入英語的語法，知識可以開始擴充，例如一些簡單的語法，單詞的單復數形式，人稱的人稱數（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句子的應用，即一般疑問句、特殊疑問句。總之，簡單的學習認知是有必要的，如果太難，就會是學生厭倦，升值恐懼英語，這楊可能會影響孩子對初中英語的學習。

英語的學習內容絕大部分包括了語法，所以不可以脫離語法這個核心部分，并且要以聽、說、讀、寫。四個技能加以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