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同性戀是否應該合法化 結辯

感謝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當今中國同性戀婚姻是否應該合法化一題展開整場辯論。比賽進行到這一階段，我或許是最后代表本方強調我方立場：對于同性戀群體，我們決不歧視，但對于同性戀婚姻，在當今中國，我方堅持認為它不應合法化。

關于今天這個辯題，我們已經辯了好久，可能某一個或是某一些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場下各位的心聲，也有可能有些觀點或數據突破了傳統的認知，甚至有些問題在感性與理性間不好權衡，因為這個辯題體現了太多特殊性，下面，請聽我一一道來。

第一，一個極大的特殊性就是在同性戀婚姻在一些國家已經合法化，而這對于中國處理這一問題有沒有影響、有哪些影響。我們知道由于各國間基本國情的不同，這里包括立法程序、經濟發展水平、傳統價值觀念、社會信仰、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在此問題上，中國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抵觸，1998年我國在法律上認可同性戀的非罪化，2001年，我國承認同性戀非病化，但是至今為止，社會上、或者說就在我們身邊仍有大部分人不認可同性戀者，對于同性戀者間性行為的后果、甚至對于艾滋病的傳播介質等一系列相關問題大家又了解多少，包括我國目前對于同性戀問題的研究、對于社會接收程度的調查真的少之又少，使得中國在同性婚姻立法上的討論顯得過于簡單，支持也好反對也好翻來覆去就那幾點，受個人的主觀影響尤為明顯而非真正考慮到這一問題與社會的融合程度，所以在立法底子太薄，輿論環境不同，所以不適合盲目跟從其他國家的做法，但是其他國家的合法化行為所帶來的影響有些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也體現了第二個特殊性，即合法化行為的特殊性，多米諾骨牌效應。

由于法律本身的權威性，使得這種效應更加明顯。如荷蘭，在容許同性結合以后，現在更進一步容許三人的結合，如 瑞典于1994年接納同性結合，現在更容許同一家庭內兄弟姊妹合法結婚。如葡萄牙于2001年接受同性戀結合，現在連多人結合亦合法化，而結婚年齡限制則下降至14歲。如丹麥于1989年接納同性結合，現在不僅同性之間有性行為被視為正常，學校甚至教導孩子接受異常性行為。2006年有報告指，丹麥已成為歐洲人進行人獸交的圣地。當年同性婚姻倡導者口號說：「二人相愛，為所欲為」。現在相愛者也可換成動物。這里重點不在于，同性婚姻必然引致多夫多妻，近親結婚，性交限制打破，問題在于這令公眾混亂，不明婚姻的本質與意義。法律可以教導或不成功教導文化。而同性婚姻令公眾對婚姻的概念愈含糊。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

所以第三個特殊性就在于婚姻的特殊性，這也是我們今天的立場，支持同性戀戀愛但不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在世界主流社會中，婚姻是人類關系的基石，婚姻自由不是說隨意結合都叫自由。因為婚姻制度本身并不是一個“私人的東西”，它涉及到公共制度、社會文明甚至社會法則。如今很多夫妻結婚后可以申請一些住房的優惠但享受權利的同時也要履行義務，作為社會組成中的小單位，婚姻維系社會穩定，延續社會發展，一夫一妻制也體現自然法則中的陰陽平衡關系。陰陽結合繁衍子嗣這一缺陷是同性戀婚姻的禁區卻是家庭生活和人類社會發展所不可回避的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有那么多同性戀沒有走出結婚這一步，關鍵不在法律，法律可以主觀制定一個準則、永遠不能改變客觀規律甚至在一些傳統認知面前都略顯蒼白。

（所以）同性戀婚姻的社會性不只體現在它自身所享有的權利與義務的執行上，還體現在它作為一種社會中的家庭模式不可能脫離社會輿論的存在，社會的輿論在任何程度上都對其造成影響。當大眾認知與合法化的問題發生沖突時，先得到大眾認可后立法還是先立法后爭取大眾認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件事情上法律不能強行改變大眾的看法，如果強行立法只會適得其反更不能達到保障同性戀家庭權益的目的。

最后，我們說下同性戀群體的特殊性，同性戀群體和那些由于智力、體力等問題而喪失某種生活能力或是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勢單力薄的弱勢群體不同，它特殊在它屬于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一部分，因而對于這部分群體與對殘疾人士、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群體不同，我們不能歧視，但不等于無限度的包容，我們今天所作的一切努力，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也好、為解決問題作出的努力也好都是放在社會這個大背景下，兼顧大群體與小群體的利益，而非只保障某一部分的權益。在合法化問題的考慮上更要如此，同性戀婚姻從根本上講并不是對人類社會發展有利的產物，我們不應通過合法化確認這種行為并作為一種社會導向，綜合以上種種特殊性加之之前從立法各個環節的論述，我方認為當今中國同性戀婚姻不應合法化。

第二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

如果是我們生命垂危、意識模糊，醫生要對我們進行安樂死，我們的親人會愿意嗎？將心比心，只要還有一線生機，誰都不能放棄！

17歲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數次，大小手術無數，承受著極大痛苦的他沒有選擇安樂死，而是笑著離開。子尤從未放棄微笑，那我們呢？

堅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選擇安樂死，就是因為感到現實的絕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終會有所轉機。

4很少聽說有人在戰場上自殺，也許正是因為戰士們見多了生命的毀滅，比誰都更懂得珍惜。在選擇安樂死之前，請想想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否真的比戰場還殘酷！

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誰忍心讓白發蒼蒼的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來，為了咱爸咱媽。

植物人也好，絕癥加身也好，只要還有一絲呼吸，就讓身邊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燭光一樣。別熄滅我們心中的燭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連四肢都沒有！有多少人和癌癥抗爭了大半生！我不言敗，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張國榮的縱身一跳和安樂死帶給周圍人的心靈之痛是一樣的。人們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卻無法忍受自我的了斷。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棄生存的權利。哀莫大于心死，一個心靈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選擇安樂死，是死亡戰勝了勇氣；選擇堅強面對，是勇氣戰勝了死亡。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展到積極主動地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從它一出現，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議。這場爭議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已進入了我國并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本文以此為宗旨，對安樂死的實質、安樂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內容進行論述，以期促進安樂死在我國早日立法。

一、安樂死問題的實質

2、我國對生命保護法律體系欠佳的現實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社會的要求產生的。就死亡過程而言，只要社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則法律就應該認真對待，尊重社會的要求。而安樂死之所以在我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就在于它已成為社會需求的強烈表現。但是，出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對其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對生命保護的不力。盡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將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以此防止因實施安樂死而導致的各種弊端。但是這種“一桿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會要求，從而也不能使人們自覺遵守，而只是導致人們對其規避。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半公開的或隱蔽的對病人采用類似安樂死的做法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對此卻顯得無能為力。例如，我國大多數醫院公開規定拒收晚期癌癥病人，放棄對其救治，這實際就是一種不作為的安樂死方式。我國衛生部關于對晚期癌癥病人一再放寬使用麻醉藥物限度的規定也是在一定范圍內對安樂死變相的認可。另外，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醫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貴醫用器械或藥品而停止對病人積極地救治而導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屬因費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療而放任其死亡的情況也時常發生。這些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范和監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這種因立法空白導致的社會實際操作上對生命處置的放任不利于對人們生命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樂死問題研究盡管在我國起步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醫療糾紛案件引發的。但隨著社會對其越來越關注，國內理論界對安樂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這有利于人們真正認識安樂死的社會價值，并推動安樂死立法運動在我國的發展。筆者認為，目錢我國要將安樂死合法化，理論上要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罪化；第二是須證明安樂死合理化，即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這兩個問題奠定了安樂死立法的道德基礎。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解決它，才能幫助司法機關正確斷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醫生）因對病人實施人道的安樂死而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對公民人權的保護。

首先，我國現行刑法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受罰”。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或類似行為是犯罪，因此將其作為犯罪處理缺乏法律依據。

其次，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

這種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讓絕癥患者選擇死亡方式，不同意他們借助安樂死尋求解脫。這種觀念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嗎？不！因為現代人的道德觀念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現象，一個人不但有生的權利，也應當有死的權利。人們渴望“優生”，也需要“優死”。當一個身患絕癥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難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為其緩解痛苦。我們必須從病人利益出發，不應該為所謂的“社會公益和醫學進步”而把病人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現救命良方，從而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實。當一個理智的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以安靜方式離開人世，從而保持其人格尊嚴時，我們有什么理由去反對這樣做呢？畢竟，這種做法比那種靠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從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和人道主義啊。其次，受傳統封建道德思想束縛，許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會壓力，在眼看著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時也不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因為怕被社會視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孫”。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毫無效果的救治，在給自己帶來巨大精神痛苦和經濟負擔的同時，也在浪費有限的社會醫療資源。這種做法符合現代倫理道德嗎？顯然不！現代的道德觀念認為生與死的社會價值也是道德評價的標準之一。具有社會價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則否。將有限的資源耗費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從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夠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療的機會，這不但違背了公正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價值觀。因此，我們應當支持安樂死，從而一方面可以減輕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寶貴的醫療資源盡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種做法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最后，傳統的醫德認為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垂危病人要想方設法搶救，這樣醫生才盡到職責。然而這樣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視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視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現實，這真是合乎醫德嗎？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醫生“救死扶傷”時不但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同時也要重視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盡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現階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決的絕癥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及當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傳統的醫德只講義務，而現代醫德則更注重價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嚴和權利。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當我們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規范去審視安樂死問題時，不難發現，安樂死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因此安樂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礎，也能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普通接受。

三、安樂死在中國立法的幾項建議

（一）進行安樂死的宣傳教育

實施安樂死因為涉及人命，必須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國現階段，應該在立法前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從而為立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宣傳的內容包括：

1、安樂死本質的宣傳

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化的行為。它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

2、安樂死目的的宣傳

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樂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我國刑法否定犯罪的社會政治評價，而安樂死只是改變了患者繼續遭受因患病產生的無法忍受而又無謂的痛苦的命運，人為地將瀕危的病人無法挽回的，由疾病導致的必死的結局，稍稍提前一點，而并未改變患者將死的命運。因而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是對患者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權利的尊重和保障，對病人本身來說，有利無害；對病人家屬來說，能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對醫生來說，可以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義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對社會來說，還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將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樂死不具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是安樂死區別于故意殺人行為的最本質的特征。

2、安樂死不具有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

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國刑法并未對安樂死作出明確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而安樂死不具備刑事違法性。而應受刑罰處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國家對于具備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應有立場和態度。既然安樂死沒有刑事違法性，也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懲罰性。而且我國刑罰適用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從一般預防角度來講，適用刑罰的意義在于教育他人，防止類似主觀惡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適用刑罰，必須有需要改造的主觀惡性。而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3]相反，如果對施予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量刑，事實上也就是對于醫護人員這種對于患者的同情與憐憫進行懲罰，這是與道義背道而馳的，它所導致的結果只會是醫護人員對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會，只是為了延續患者充斥著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這種無盡的痛苦與煎熬，也是“欲罷而不能”，而我們早期唯物主義者培根曾說過：“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樂死正是幫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醫生職責的所在之處，不對安樂死予以肯定和認可，這對于患者和家屬是多大的一種殘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時，還要花費昂貴的醫療費用，對于患者家屬來說，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時，將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家屬對家庭成員有照料的義務，但是為了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過分的要求，對于上述種類的病人（指腦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屬已承受極大的感情和經濟壓力，他們處于十分為難的處境。安樂死或把他們從這種壓力和為難境下解脫出來。”[7]

3、安樂死對于社會的價值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今天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正一天天減少，而維持人類社會的可待續發展，因此，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到有挽救價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適且合理，對本應適用安樂死的病人卻不惜一切代價去賭資源，這首先就違背了社會發展必須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則。何所謂資源的有效性，不是我們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暫時的效用。有限的資源在絕癥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續一段并不長久的卻充斥著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缺醫少藥，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療而死亡或者造成殘疾，這些有限的資源，對于這樣地區的人們意義又是多么重大。因而，從社會效益角度而言，將大量的醫學資源用來勉強延長一個生命意義喪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無論是從刑法本身出發，還是從我們社會的仁義道德出發，從情理出發，安樂死本身都在不違法的同時又能對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屬，以及社會資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極大的積極性和必要性。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我國將安樂死合法化還不具備基礎和條件，認為“我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醫療衛生與福利保健體系不健全”“醫療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標準和安樂死判斷難以確定”“傳統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束縛，民眾觀念需要轉變”[8]等一系列的問題，然而，問題的發現和解決都是通過實踐本身，只有在實踐中去發現問題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介于我國醫療科技的發展也為安樂死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我們應盡快將其安樂死合法化，筆者認為可以將安樂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諾部分，再完善與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進一步完善化。

安樂死是個久盛不衰的問題，它只所以不衰是因為久久不將其合法化，而致使爭論雙方經久不息的辯駁。然而，理論上再長久的爭論也只是停留于理論層面，而我們立法者則應該密切審視一下，希望盡快給予安樂死一個定論，讓安樂死在法律上能夠真正的安樂！

第三篇：一辯稿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一辯稿 正方

安樂死在我國的定義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關于在現今中國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我方持肯定態度，接下來我方將已三個方面闡述這一觀點。

1.安樂死合法化更能維護病人的人身自由，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其精神和身體都在忍受極端痛苦，當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絕茍延殘喘的活著，而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時，我們難道不應尊重其選則，使其通過安樂死達成夙愿嗎？況且部分身患絕癥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規律，本應走向盡頭，可我們明知病人已行將就木之時，卻仍一廂情愿使用各種儀器延長其生命，也就是延長其臨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這是極不人道的。

2當沒有切實可行的既減緩病人病痛又無法有效延長其生命的的情況下，.安樂能保證病人的生命質量，維護其生命意義。

人具有社會屬性，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存活，當病人處于極度痛苦中，并且沒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時，其精神和身體往往承受著雙重折磨。其生命質量已無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選擇安樂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時，這對于其生活質量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當我們的生命只剩下茍延殘喘和巨大的痛苦時，敢問他的價值何在，珍貴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安樂死》一文中所說：與其讓他們（植物人）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并莊嚴地結束生命。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認為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3.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癥，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棄自己生存權利的人，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他們安樂死不僅能結束其痛苦，滿足其意愿，更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于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綜上所述，我方認為，現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四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正方觀點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理 論 建 議

一、理論核心

建議將“人的權利生來平等，安樂死是人權的重要體現”作為正方立論的基礎，也是打破反方觀點的基本銳器。

這實際上是一個判斷標準的爭論，即站在哪個角度上來判斷的問題。建議正方緊緊抓住一點，就是贊成還是反對安樂死的判斷標準，只能是安樂死對象的自主選擇，因為這屬于他自己的人權，而人權平等，則是法治社會的根本理念。

所有反對安樂死的基本理由，無非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通過延續患者的生命，來體現旁觀者的愛心。這一出發點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以旁觀者的選擇來代替安樂死對象自己的選擇，從而侵害了、抹殺了、否定了安樂死對象的獨立人權。

二、基本觀點

1.概念

安樂死的現代含義是指，對于現代醫學條件下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瀕死病人，符合立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為減少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而自愿選擇適當措施，提前結束生命的行為。

定義的關鍵點在于：①生命無可挽救；②患者自愿選擇；③立法規定一定的條件和程序。這些是反駁反方絕大多數觀點的銳器。

2..安樂死合法化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

現代社會良好的法律體系，最根本的就體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運用法律來實現公平公正，維護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而生命的自決權更是人性尊嚴的內涵之一。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死亡權和生存權、發展權一樣，都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人活著要有自己的尊嚴和權利，死亡也應該有自己的尊嚴和權利。面對生與死的選擇，就好像選擇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成長道路一樣，只有他自己才有權作出自由獨立的決策，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越俎代庖。

我們不能剝奪一個適齡兒童的受教育權，哪怕他患有先天性的殘疾；我們不能剝奪一個公民合法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哪怕他是一個正在服刑的囚犯。同樣，我們也不能剝奪安樂死對象選擇有尊嚴地死亡的權利。這是個人尊嚴和獨立人權的最后體現，是生命中自由選擇的最后輝煌。尊重這種個人選擇的權利，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安樂死合法化率先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這一事實說明，法律體系僅僅“重生”、“優生”已經不夠，必須還要重視死亡，重視死亡方式的選擇，使每一個公民都有“善始善終”的基本人權。

3.安樂死合法化促進了現代文明道德的建設

人生自古誰無死。人總是要死的。但是，什么樣的死亡方式才是最好的？這個問題在時候道德中卻是長期空缺。“好死不如賴活著”，“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傳統觀念依然成為大部分人關于死亡方式的判斷標準。

醫生“救死扶傷”的前提是生命存在著希望，然后才是不丟棄不放棄。如果靠著維生儀器延續著毫無希望的生命，對病患還是病患的家屬那都是一種巨大的折磨。如果不能給病人生命的希望，卻延長病人慘絕人寰的痛苦，請問，醫生奉行的還是人道主義嗎？

為什么會出現“久病床頭無孝子”的現象？因為絕癥患者失去了生命的希望，忍受著身體上和心靈上的雙重痛苦，長久以往性格脾氣會變得暴躁，常常會傷害到家人。有些家庭更因承受不了巨額的治療費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惡性循環久而久之，家庭關系就會崩潰。兒女孝順父母的本來目的是讓父母享受快樂。但是反對安樂死的所謂孝順卻違背了父母的選擇意愿，加重了父母的痛苦煎熬。請問，這種借口孝順來長期摧殘父母身心的兒女，還真的是孝順嗎？

4.安樂死合法化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安樂死既是垂死病人的個人權利，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社會權利。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不管投入多少資源來設法推延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著極其痛苦。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醫療資源長時間會十分短缺。如何把有限的醫療資源更科學合理地使用，不僅是安樂死對象對社會的最后貢獻，也是社會的權利和責任。

曾是安樂死合法化提案的發起人之一的北京兒童醫院兒科專家胡亞美說，安樂死可以節約我國有限的衛生資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療希望的病人身上。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有數十萬的絕癥患者痛苦萬分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維持生命。北京一家腫瘤醫院曾對800例身患癌癥的垂危患者進行調查統計，其中因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樂死者占到60％以上。在北京衛生部門所做的、公眾對安樂死合法化基本態度的歷次抽樣調查中，每一次調查公眾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都不低于80%。

5.安樂死合法化是社會生死觀的重大進步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不丟棄、不放棄”是一種美德，也是一個高尚的原則。但是如果僅僅理解為“好死不如賴活”，那就失去了這一原則的本來意義。在任何困境下都堅持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當然很難，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為了尊嚴而放棄生命，則是難上加難。

其實，我們的前人對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好的認識。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說，“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種激勵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觀，既是關于生命價值的社會標準，也為我們選擇合理的死亡方式提供了道德依據。

三、關于安樂死必須的條件和程序，請自行上百度搜索并做好準備。

第五篇：流動商販是否應該合法化辯論賽材料

當今流動商販是否是合法的？

既定存在的東西，生活中的一個部分，古已有之，是不是就要合法化： 城市治安管理條例 城管管理 工商管理條例

沒有必要去合法化，也不會去合法化——合法化是考驗能不能成為個體工商戶，但是又必然存在，所以通過行政力量如行政執法來解決 城管暴力執法——痛心，城管執法需規范，合法是存在的前提么？盜版行業一直存在，在當年是一種默認，限制管理，打擊和消滅 讓一個現象存在與合法化沒有太大關系，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 就是為了讓他們存在，就應該讓法律做拖鞋么？

確實普遍存在也將長期存在，學長學姐擺攤子是合法的么？是非法的么？ 很多東西不是非黑即白 用法律去規范一種現象，是不是代表這種現象就合法了？不合法化是不是就代表法律不能來規范這種現象？

只有將其合法化才能繼續存在嗎？合法化是存在的前提么？

有那些問題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1、出臺一部專門法律來規制流動攤販、用法律的力量來規范流動攤販（保護權益算不算）立法困難，制定法成本高，收效小，技術達不到。

2、城管暴力執法，與流動攤販沖突很多。——流動攤販合法化之后是不是說以后可以隨意擺攤占道，無照經營，不用擔心城管執法？

3、租金高手續復雜

登記與合法化的關系

合法化是不是說一定要登記？登記了是不是說就合法化了 配鑰匙開鎖公司需報備，報備后合法 管理以后的合法化是不是合法化？ 對方交稅有什么影響？ 1.租金高，手續復雜

與生俱來的缺點規制掉，還叫不叫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