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從語義上分析，“安樂死”是希臘文 “Enthansia” 的中譯，其愿意為“美好的死亡”。韋氏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將其定義為：“安靜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靜容易死亡的舉動”。從中文的字面意義上來看，也體現了中譯者寬厚仁慈的內心本質。（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漢中發生了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從此安樂死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近期以來，由于對安樂死的許多問題仍爭執不下，加之法律對其沒有進行應有的關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逐漸冷淡下來，研究陷入了一種停滯的局面。在實踐中，或許人們已經將安樂死作為一個事實，已經將其作為一種私權來對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認可，它還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在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對于安樂死問題，法也應該體現其應有的人文關懷。

一、安樂死概念的界定

對于一切問題的探討，概念是其基礎。僅有字面而無內在的界定，會造成人們對具體問題理解的混亂。人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從而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樂死亦是如此。關于安樂死的概念，中外學者都曾企圖給以科學的界定，綜觀學者們見仁見智的觀點，（2）可以看出安樂死的討論范圍十分廣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幾種行為：（1）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動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2）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痛苦，應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3）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治療給其帶來的痛苦，放棄治療，不再人為地延長其生命。這幾種行為中，最后一種也被稱為消極的安樂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在實踐中也極少對這種行為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因此，這種消極的安樂死已經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對于第一種行為，由于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也由于這種行為容易產生流弊，極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喪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樂死之名，行殺人或種族滅絕之實，而且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極不人道的。（3）因此，這種行為不應包括在通常所說的安樂死之列，因而也就喪失了討論其存在的基礎的必要性。通過上述排除，本文所論及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無治愈希望的絕癥的病人，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無法忍受的痛苦，應病人真實、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的行為。這個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礎，筆者在下文將從歷史趨勢的角度、個人權利自由選擇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圍繞這一概念，展開對其合法化的理論基礎的探討。

二、歷史的必然趨勢

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說：“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4）因此，對安樂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安樂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會的加速死亡措施，他們在遷移時往往將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滅，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們的死亡。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有權處死有缺陷的兒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兒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紀，這種原始的習慣仍在一些地方流行著。古代的這些習慣雖然與現代所說的安樂死有著非常大的差距，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它們相通的一面，其中所體現的功利主義和私權理念對于現代安樂死的理解，無疑具有一種啟蒙的作用。

中世紀以后，尤其是進入近代社會以后，一些思想家從理論上闡釋了安樂死的內涵，蒙田、培根、科羅納羅、莫爾、休謨等都曾對這一問題直接或間接的作過理論闡釋。如培根認為：“醫生的職責不僅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的死去。”這些思想家的經典論述，影響了人們對于生命的看法，使人們不但追求高質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質量的死亡。這些論述也成為安樂死出現的催化劑，成為人們為安樂死辯護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當時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們開始積極倡導安樂死。如1936年，英國民間出現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上議院提出了法案，率先開始開展安樂死立法運動；1838年，美國牧師波特爾建立了美國安樂死協會等等。雖然這些努力由于這一時期安樂死已經被納粹分子作為種族屠殺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合法化仍未喪失信心，仍有不少學者、醫生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戰后，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安樂死又成為人們熱衷的話題，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現，這正式拉開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的序幕。在美國，1969年愛華達州的立法機關討論了安樂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岡州討論了安樂死法案，1975年發生在新澤西州的昆

蘭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問世，1976年加利福利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實踐中，美國不承認對安樂死可以進行合法辯護，但實際上仍然將其不同于一般的殺人罪來看待；在英國，雖然議會對安樂死法案遲遲不能通過，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從1936年到1970年，英國議會曾多次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辯論。人們對安樂死的態度越來越傾向于支持，1998年英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72％的人認為安樂死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國，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樂死從違法行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對實行安樂死的行為人宣告附緩刑的最低刑；在日本，雖然法律還未承認安樂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個著名的安樂死案件的判決確定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條件，成為后來日本審理安樂死案件的基礎；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0年11月，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2001年4月，荷蘭議會上議院通過該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時參議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參議院的司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通過關于安樂死的一項法律提案；在我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樂死問題還沒有受到注意，從1987年發生了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這一問題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案件發生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織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收到了350多封觀眾來信，其中90％的人明確表示贊成安樂死。有學者曾對某醫學院的172名學生就安樂死問題進行了民意測驗，其中持贊同態度的占77％。可見在我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占絕大多數。（5）

可以說，安樂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謹小慎微到大膽突破，從醫學實踐到立法確認，可謂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從發展趨勢上來看，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和呼聲在全世界成為一股潮流，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數越來越多；安樂死協會也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其會員人數呈不斷的上升趨勢；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已越來越多。1976年，安樂死的支持者們甚至在日本舉行了一次“安樂死國際會議”，其在宣言中明確強調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可見，歷史已經在向我們展示：安樂死合法化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三、個人的自由選擇

個人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單元。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個人可以分為本人和他人，他們由社會關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社會中和平共處、團結友愛的生活。社會是個人的上位概念，社會由個人所構成，但社會絕不受個人所控制，它影響著個人的生活，促使人們又是為著他的利益進行選擇或者放棄。個人的自由選擇無疑會引起他人的利益變化，并對其進行價值判斷，也會造成社會對個人的這種選擇的整體評價。因此，對安樂死的個人選擇的合理性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本人、他人、社會這三個角度展開。

亞里士多德曾說：“人的功能，絕不僅是生命，因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們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為生長養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為甚至牛及一切動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據理性原則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人的生命意義在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強調了人應該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規律的生活。帕斯卡爾在其著作中論證了人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人因為有了思想才偉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嚴的源泉。而對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選擇安樂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現，也是其尊嚴應有的內容。相反，使一個人違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權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這就是生活的異化，背離了人生活的真諦。進一步說，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義的生命創造活動，“生存”則是無意義的生命適應活動，“生活”是人應有的內容，尤其是現代社會，人作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當他能夠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時，才可能存在。（7）否則真正意義上的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安樂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選擇，是其應有的權利，而且法治社會的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更好的生活創造條件，而沒有權力強迫其公民為適應他人而痛苦的活著。選擇“體面的死亡”既是每一個公民的內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權利，誰干擾了人的這一內在自由，誰就侵犯了他的內在尊嚴，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任何形式的顯著限制他的選擇自由的強制，都是對他的人格尊嚴的冒犯，選擇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從本人的角度來說，應該給與個人以安樂死的權利，此為其一。

其二，從他人的角度來說，本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任何社會都不會允許其成員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個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孤立的個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著平等。”（9）個人自由必然永遠與平等結合在一起，以使社會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擁有這樣的自由，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個人單獨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樂死而言，由于這是一種個人權利的處分，它并不會對他人的權利造成任何侵害。從他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個人權利的形式也不會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會因為此權利的行使而減少。并且由于這種自由權利在社會上是平等的，任何社會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這一自由權利，它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永遠都不會因為一

個人行使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因此，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權利的普遍化并不會給他人帶來損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安樂死存在的合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

其三，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得不出對其限制的充分理由。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將人基于內在自由選擇而請求實施安樂死的社會代價與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進行比較，結果對安樂死進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僅以“將安樂死作為殺人工具”有害于社會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因為它僅可以作為殺人的手段而不能成為殺人的目的和動機。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更何況“這既沒有賦予集體以完全不顧個人價值的權利，也沒有賦予集體為了整體而戮害個人價值的權利。”（1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11）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個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還會給社會節約大量的資源，從而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會資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區分為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其中分配正義是指對待不同人之間的相對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們授予利益或者設定負擔。（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13）就限制患者請求實施安樂死而言，社會分配給他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著，這種分配的正義顯然是不平等的，它不應該為社會所贊揚。需要強調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就社會制度正義而言，被禁止實施安樂死者并沒有因此而帶來補償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狀況不同的這種禁止也是不符合羅爾斯關于不平等情況下衡量社會正義的原則的。（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

四、法律的人文關懷

既然從個人的權利的自由選擇的角度既可以證成安樂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證偽安樂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應該體現其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關注這種權利，將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護。

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人文精神以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人的權利的平等尊重和關懷為特質。現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代法律產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因此，法必須以人文精神為基調，并不斷的充實這種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法應該尊重和確保人的這種選擇權利，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進行認可和維護。病人也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為出發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反之，如果法律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選擇漠視的態度，則辜負了其應有的使命；如對其進行限制，對相關無過錯者處罰，就表現出殘暴，就辜負了其應有的人道。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個人的自由如果沒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體現了其應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刑法是強制性法律，其條文都是一種否定性規定，它所規定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去做的行為，一旦人們做了這種行為，違反了刑法的規定，則會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定應該慎之又慎。對安樂死也是如此，一旦安樂死被列為刑法的禁止性行為，則當現實生活中發生這種情況時，就會遭到來自國家的強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反之，如果懲罰這種行為，則將導致客觀歸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法的人文關懷精神。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在的反映了該醫生的內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這種不能證偽的合理性下，權利還是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當法律對權利給與足夠的關注時，它才能為人們所重視，才能為人們毫無顧忌的行使。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對安樂死的立法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第二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我方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開宗明義，概念先行。讓我們先明確兩個概念。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它針對的都是處于極大痛苦中的瀕死病人，因此安樂死與其說是對生與死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

基于以上對概念的分析，我方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論述。

第一，從情理上看。安樂死實質上是一種患者和家屬在特殊條件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生命的長度。所以安樂死對患者實際是一種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判斷和選擇。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點做出的一種抉擇。如果患者和家屬在判斷和選擇上達成了統一，安樂死對于利益相關者就沒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種正當的權益。據調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我國每年有近130萬人死于癌癥，癌癥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漸被癌細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

第二，從法理上看。法律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公民越來越多的合理訴求予以認可和保護，使其成為正當的權利。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安樂死合法化體現的是法律對公民意愿的尊重，這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證明。

第三，從程序上看。為了防止無意愿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據此制定出了嚴謹的程序，規定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患者真實的、明確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經過醫療與司法機構的嚴格認證與審查。它需要經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當性，在實施過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夠予以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三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

如果是我們生命垂危、意識模糊，醫生要對我們進行安樂死，我們的親人會愿意嗎？將心比心，只要還有一線生機，誰都不能放棄！

17歲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數次，大小手術無數，承受著極大痛苦的他沒有選擇安樂死，而是笑著離開。子尤從未放棄微笑，那我們呢？

堅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選擇安樂死，就是因為感到現實的絕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終會有所轉機。

4很少聽說有人在戰場上自殺，也許正是因為戰士們見多了生命的毀滅，比誰都更懂得珍惜。在選擇安樂死之前，請想想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否真的比戰場還殘酷！

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誰忍心讓白發蒼蒼的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來，為了咱爸咱媽。

植物人也好，絕癥加身也好，只要還有一絲呼吸，就讓身邊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燭光一樣。別熄滅我們心中的燭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連四肢都沒有！有多少人和癌癥抗爭了大半生！我不言敗，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張國榮的縱身一跳和安樂死帶給周圍人的心靈之痛是一樣的。人們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卻無法忍受自我的了斷。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棄生存的權利。哀莫大于心死，一個心靈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選擇安樂死，是死亡戰勝了勇氣；選擇堅強面對，是勇氣戰勝了死亡。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展到積極主動地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從它一出現，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議。這場爭議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已進入了我國并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本文以此為宗旨，對安樂死的實質、安樂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內容進行論述，以期促進安樂死在我國早日立法。

一、安樂死問題的實質

2、我國對生命保護法律體系欠佳的現實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社會的要求產生的。就死亡過程而言，只要社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則法律就應該認真對待，尊重社會的要求。而安樂死之所以在我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就在于它已成為社會需求的強烈表現。但是，出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對其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對生命保護的不力。盡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將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以此防止因實施安樂死而導致的各種弊端。但是這種“一桿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會要求，從而也不能使人們自覺遵守，而只是導致人們對其規避。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半公開的或隱蔽的對病人采用類似安樂死的做法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對此卻顯得無能為力。例如，我國大多數醫院公開規定拒收晚期癌癥病人，放棄對其救治，這實際就是一種不作為的安樂死方式。我國衛生部關于對晚期癌癥病人一再放寬使用麻醉藥物限度的規定也是在一定范圍內對安樂死變相的認可。另外，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醫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貴醫用器械或藥品而停止對病人積極地救治而導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屬因費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療而放任其死亡的情況也時常發生。這些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范和監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這種因立法空白導致的社會實際操作上對生命處置的放任不利于對人們生命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樂死問題研究盡管在我國起步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醫療糾紛案件引發的。但隨著社會對其越來越關注，國內理論界對安樂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這有利于人們真正認識安樂死的社會價值，并推動安樂死立法運動在我國的發展。筆者認為，目錢我國要將安樂死合法化，理論上要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罪化；第二是須證明安樂死合理化，即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這兩個問題奠定了安樂死立法的道德基礎。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解決它，才能幫助司法機關正確斷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醫生）因對病人實施人道的安樂死而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對公民人權的保護。

首先，我國現行刑法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受罰”。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或類似行為是犯罪，因此將其作為犯罪處理缺乏法律依據。

其次，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

這種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讓絕癥患者選擇死亡方式，不同意他們借助安樂死尋求解脫。這種觀念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嗎？不！因為現代人的道德觀念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現象，一個人不但有生的權利，也應當有死的權利。人們渴望“優生”，也需要“優死”。當一個身患絕癥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難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為其緩解痛苦。我們必須從病人利益出發，不應該為所謂的“社會公益和醫學進步”而把病人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現救命良方，從而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實。當一個理智的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以安靜方式離開人世，從而保持其人格尊嚴時，我們有什么理由去反對這樣做呢？畢竟，這種做法比那種靠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從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和人道主義啊。其次，受傳統封建道德思想束縛，許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會壓力，在眼看著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時也不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因為怕被社會視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孫”。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毫無效果的救治，在給自己帶來巨大精神痛苦和經濟負擔的同時，也在浪費有限的社會醫療資源。這種做法符合現代倫理道德嗎？顯然不！現代的道德觀念認為生與死的社會價值也是道德評價的標準之一。具有社會價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則否。將有限的資源耗費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從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夠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療的機會，這不但違背了公正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價值觀。因此，我們應當支持安樂死，從而一方面可以減輕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寶貴的醫療資源盡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種做法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最后，傳統的醫德認為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垂危病人要想方設法搶救，這樣醫生才盡到職責。然而這樣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視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視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現實，這真是合乎醫德嗎？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醫生“救死扶傷”時不但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同時也要重視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盡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現階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決的絕癥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及當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傳統的醫德只講義務，而現代醫德則更注重價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嚴和權利。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當我們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規范去審視安樂死問題時，不難發現，安樂死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因此安樂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礎，也能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普通接受。

三、安樂死在中國立法的幾項建議

（一）進行安樂死的宣傳教育

實施安樂死因為涉及人命，必須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國現階段，應該在立法前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從而為立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宣傳的內容包括：

1、安樂死本質的宣傳

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化的行為。它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

2、安樂死目的的宣傳

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樂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我國刑法否定犯罪的社會政治評價，而安樂死只是改變了患者繼續遭受因患病產生的無法忍受而又無謂的痛苦的命運，人為地將瀕危的病人無法挽回的，由疾病導致的必死的結局，稍稍提前一點，而并未改變患者將死的命運。因而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是對患者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權利的尊重和保障，對病人本身來說，有利無害；對病人家屬來說，能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對醫生來說，可以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義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對社會來說，還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將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樂死不具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是安樂死區別于故意殺人行為的最本質的特征。

2、安樂死不具有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

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國刑法并未對安樂死作出明確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而安樂死不具備刑事違法性。而應受刑罰處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國家對于具備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應有立場和態度。既然安樂死沒有刑事違法性，也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懲罰性。而且我國刑罰適用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從一般預防角度來講，適用刑罰的意義在于教育他人，防止類似主觀惡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適用刑罰，必須有需要改造的主觀惡性。而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3]相反，如果對施予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量刑，事實上也就是對于醫護人員這種對于患者的同情與憐憫進行懲罰，這是與道義背道而馳的，它所導致的結果只會是醫護人員對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會，只是為了延續患者充斥著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這種無盡的痛苦與煎熬，也是“欲罷而不能”，而我們早期唯物主義者培根曾說過：“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樂死正是幫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醫生職責的所在之處，不對安樂死予以肯定和認可，這對于患者和家屬是多大的一種殘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時，還要花費昂貴的醫療費用，對于患者家屬來說，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時，將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家屬對家庭成員有照料的義務，但是為了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過分的要求，對于上述種類的病人（指腦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屬已承受極大的感情和經濟壓力，他們處于十分為難的處境。安樂死或把他們從這種壓力和為難境下解脫出來。”[7]

3、安樂死對于社會的價值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今天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正一天天減少，而維持人類社會的可待續發展，因此，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到有挽救價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適且合理，對本應適用安樂死的病人卻不惜一切代價去賭資源，這首先就違背了社會發展必須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則。何所謂資源的有效性，不是我們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暫時的效用。有限的資源在絕癥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續一段并不長久的卻充斥著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缺醫少藥，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療而死亡或者造成殘疾，這些有限的資源，對于這樣地區的人們意義又是多么重大。因而，從社會效益角度而言，將大量的醫學資源用來勉強延長一個生命意義喪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無論是從刑法本身出發，還是從我們社會的仁義道德出發，從情理出發，安樂死本身都在不違法的同時又能對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屬，以及社會資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極大的積極性和必要性。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我國將安樂死合法化還不具備基礎和條件，認為“我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醫療衛生與福利保健體系不健全”“醫療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標準和安樂死判斷難以確定”“傳統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束縛，民眾觀念需要轉變”[8]等一系列的問題，然而，問題的發現和解決都是通過實踐本身，只有在實踐中去發現問題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介于我國醫療科技的發展也為安樂死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我們應盡快將其安樂死合法化，筆者認為可以將安樂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諾部分，再完善與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進一步完善化。

安樂死是個久盛不衰的問題，它只所以不衰是因為久久不將其合法化，而致使爭論雙方經久不息的辯駁。然而，理論上再長久的爭論也只是停留于理論層面，而我們立法者則應該密切審視一下，希望盡快給予安樂死一個定論，讓安樂死在法律上能夠真正的安樂！

第四篇：一辯稿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一辯稿 正方

安樂死在我國的定義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關于在現今中國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我方持肯定態度，接下來我方將已三個方面闡述這一觀點。

1.安樂死合法化更能維護病人的人身自由，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其精神和身體都在忍受極端痛苦，當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絕茍延殘喘的活著，而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時，我們難道不應尊重其選則，使其通過安樂死達成夙愿嗎？況且部分身患絕癥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規律，本應走向盡頭，可我們明知病人已行將就木之時，卻仍一廂情愿使用各種儀器延長其生命，也就是延長其臨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這是極不人道的。

2當沒有切實可行的既減緩病人病痛又無法有效延長其生命的的情況下，.安樂能保證病人的生命質量，維護其生命意義。

人具有社會屬性，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存活，當病人處于極度痛苦中，并且沒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時，其精神和身體往往承受著雙重折磨。其生命質量已無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選擇安樂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時，這對于其生活質量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當我們的生命只剩下茍延殘喘和巨大的痛苦時，敢問他的價值何在，珍貴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安樂死》一文中所說：與其讓他們（植物人）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并莊嚴地結束生命。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認為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3.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癥，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棄自己生存權利的人，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他們安樂死不僅能結束其痛苦，滿足其意愿，更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于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綜上所述，我方認為，現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五篇：淺議安樂死合法化

淺議安樂死合法化

內容摘要

安樂死問題涉及法學、社會學、醫學等多個領域，安樂死非犯罪化以及合法化的爭議一直困擾著學術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沒有統一結論。在國際范圍，安樂死立法的進程早已開始，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于自己的個人價值和權利自由的認知程度越來越深，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在我國，傳統倫理道德觀是安樂死立法的最大障礙，雖然目前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從國際上看，隨著社會文明進步，安樂死立法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闡釋了安樂死及合法化的含義和特征，簡要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于安樂死問題的看法和安樂死立法的進程，并提出了安樂死合法化的個人價值、道德價值及社會價值。

關鍵詞：安樂死；非犯罪化；合法化；國外趨勢；國內現狀；價值

今年4月，新華社報道，“因涉嫌7起謀殺案而被媒體稱為‘死亡天使’的荷蘭女護士露西·德貝克，在度過6年半的監獄生涯后近日重獲自由。荷蘭最高法院判決說，因相關證據不足，德貝克得以無罪釋放。”[1]

8月《中國青年報》報道了重慶一個助人自殺的案件：重慶開縣的曾婆婆，年近八旬，長期癱瘓在床，她不想拖累家人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一位七旬老翁宋某深表同情，在曾婆婆的多次請求下助其購買了毒藥，曾婆婆服毒后被家人送醫院但搶救無效身亡。隨后，幫助他人自殺的宋某被控故意殺人罪，一審被重慶市開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一審宣判后，宋某沒有上訴，目前，該

[2]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以上兩個案件均涉及的一個重要話題，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那就是“安樂死”。安樂死非犯罪化甚至合法化的爭議一直困擾著學術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沒有統一結論，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自己的個人價值和權利自由的認知程度越來越深，對于生命質量的追求逐漸超過了生命的存續時間，從世界范圍來看，安樂死非犯罪化和合法化的趨勢是不容忽視的。

一、安樂死的概念和特征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原意指“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安樂的無痛苦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通常指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瀕死的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及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同意認可，采取人為、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廣義上的安樂死還包括其他為緩解痛苦而提前結束生命的情形[3]，例如，“在事故中身受重傷的人請路人致其死亡以消除痛苦”，現代醫學仍使用狹義的概念。

對于安樂死的定義存在不同的意見，目前，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將安樂死作以下分類[4]： 根據實施方式，可以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是指“使用醫術干預手段，提早結束處于終極狀態的患者之生命”；消極安樂死是指“對處于終極狀態而飽受痛苦的患者，終止毫無意義的維生醫療，以免遭受搶救措施的無謂痛苦，使其具有‘人性尊嚴’的自然死去，也有人稱之為‘尊嚴死’。”雖然安樂死在中國尚未合法化，但實際上，消極安樂死的情況較為常見。

根據病人是否有主觀意思表示，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是指“病人自己提出安樂死的要求和愿望，或者他人提出而本人同意”；非自愿安樂死是指“病人無行為能力，無法正確表示自己的要求、愿望，為了使他們免受痛苦而實施安樂死”。

根據行為目的是否直接導致病患死亡，分為直接安樂死和間接安樂死，直接安樂死是指“醫生的行為以直接致人死亡為目的”；間接安樂死是指“醫生的行為能夠減輕痛苦，但具有終結人生命的風險與可能”。

由此可見，安樂死的目的在于減輕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尊重人的自主選擇和人格尊嚴，并提高個人生活的質量。首先，安樂死的實施對象是特定的，只有垂危的、承受極端痛苦的人才能實施安樂死；其次，只能由本人或其相關人才能提出申請；再次，實施安樂死的人必須是為患者治病的醫生；最后，醫生所選擇的方式必須符合人道和倫理，并在實際中能夠減輕患者的痛苦。

二、非犯罪化與合法化

非犯罪化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5]；合法化，是指通過正常的立法程序把過去認為是違法犯罪的行為給予正式的法律認可或法律保障，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

[6]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規范。歐洲委員會出臺的《非犯罪化報告》認為，非犯罪化可以通過立法活動進行，也可以經由司法機關解釋立法的途徑來實現，因此，非犯罪化可以被區分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實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罰制度擁有的作為對特定行為的正式反應的制裁范圍收縮的過程，亦即改變現行法律的規定，將特定行為從刑法干預范圍中排除出去的立法過程”；事實上的非犯罪化是指“盡管刑罰制度的正式能力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對特定情況下特定行為（逐漸）減少其反應活動的現[7]象”。

張明楷教授在《外國刑法綱要》中提出了“違法性阻卻事由”的概念，“意

[8]指排除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的違法性的事由。”即在一般情況下，某種行為符合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侵害或危及了實質法益，那么該行為具有違法性；但由于某種特殊的理由或根據，否定了這一行為的違法性，這種特殊的理由或根據就是違法性阻卻事由，或稱“正當化事由”。對于安樂死行為而言，如果安樂死立法通過，與其說醫生剝奪他人生命權利的行為合法，不如說是一種阻卻違法更合理。

因此，安樂死的合法化或者非犯罪化，一方面并不是指安樂死這一行為完全被法律鼓勵或者合乎情理，只是并不具有惡性的違法性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從而不構成犯罪；另一方面，只有嚴格滿足非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才能夠作為非犯罪化處理，否則，仍然構成故意殺人罪。

三、關于安樂死問題的爭議

（一）國際趨勢

目前國際上允許安樂死的國家有十二個，荷蘭和比利時認定安樂死全面合法，而奧利奇、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挪威、瑞典、瑞士、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允許消極安樂死。從安樂死立法的角度上來看，最早提出立法的是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安樂死法案；1936年，英國成立自愿安樂死協會，并向英國國會提交了一份安樂死法案，同年，美國也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但遭到了民眾的反對。然而，1938年希特勒建立安樂死中心，以“安樂死”為借口肆意屠殺，使安樂死蒙上了納粹恐怖的陰影，阻礙了安樂死的蓬勃發展。[9]之后幾十年，西方學者頻頻提出安樂死的相關法案，但都未獲得通過，支持和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爭議愈演愈烈，直到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安樂死立法的進程在荷蘭首先正式起步，這一法案的通過極大地推動了安樂死合法化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并認可安樂死。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政府通過了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2001年荷蘭上下兩院以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2002年比利時議會眾議院通過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嚴格按照規定對病人實行安樂死，比利時成為繼荷蘭之后，世界上第二個以法律形式準許實行安樂死的國家。

有贊成就有反對，英國、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國對安樂死問題存在激辯，而希臘和波蘭兩國則明令禁止安樂死，美國也對此持保守態度。然而，國際上對于實施安樂死的條件要求十分嚴苛，從提出申請到整個操作程序到相應的保障措施，法案都進行了細致嚴格的規定：“首先，病人必須是成人，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自愿，而且必須是病人深思熟慮之后所作出的堅定不移的決定；其次，病人必須在無法忍受病痛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安樂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須要經過兩名醫生的診斷，慎重的確定安樂死的方式。”[10]“實施安樂死的前提是病人的病情已經無法挽回，他們遭受著‘持續的和難以忍受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實施安樂死的要求必須是由‘成年和意識正常’的病人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自己提出來的。”法案同時規定，“病人有權選擇使用止痛藥進行治療，以免貧困或無依無靠的病人因為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尋死。”[11]謹慎立法、嚴格執法，從而保證實現安樂死合法化的初衷，避免安樂死成為惡意殺人的借口。

（二）國內現狀 安樂死涉及醫學、社會倫理學與法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在中國的刑事立法中，從未提及過安樂死，真正廣泛關注安樂死，是從1987年陜西省漢中市發生的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開始。漢中市傳染病醫院住院部肝炎科醫生蒲某在重癥患者夏某的兒子王某的多次要求下，為其開了兩次復方冬眠靈，夏某在第二次用藥后14小時死亡，冬眠靈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減輕了患者的痛苦，但對其死亡起到了促進作用。1987年9月，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將蒲某、王某逮捕，1990年3月，漢中市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此案。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在其母夏某病危瀕死的情況下，再三要求醫生蒲某為夏某注射藥物，讓夏某無痛苦死去，雖屬故意剝奪夏某的生命權利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而蒲某“在王某多次請求下，親自開處方并指示他人給垂危病人注射促進死亡的藥物，行為亦屬故意剝奪公民的生命權利，但用藥量屬于正常范圍，不是造成夏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亦不構成犯罪。”經被告人上訴和檢察院抗訴，漢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維持漢中市人民法院的判決，蒲某、王某無罪。[12]

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此后對于這一案件的討論也日趨深刻并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意見。蒲某和王某的行為確實存在剝奪生命權利的故意，但是其目的是為了減輕患者的痛苦，“主觀上既非出于惡意，也不是為了擺脫經濟、精神負擔或出于其他個人目的而追求夏某死亡結果的發生”，因此蒲某、王某的行為與故意殺人有本質區別，“不可說沒有社會危害性，但不具有刑法規定的構成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然而，并非所有“安樂死”的實施人都和蒲某、王某一樣規避了刑法處罰，除了上述重慶“曾婆婆案”之外，2001年上海的一起“安樂死”“殺母”案中，被告人梁某最終被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多數涉及“安樂死”或協助殺人的案件，最終都以刑法處罰結束。

在現實中，我國涉及“安樂死”的案件已經不在少數，而在醫療系統，為了減輕重癥患者的痛苦，經患者及其家屬同意簽字，醫生為病人注射鎮定劑使之陷入昏迷，最終由家屬簽字決定“拔管”來停止無謂延續生命的治療這一現象也已非常普遍，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就是一種變相的、消極的安樂死。而司法機關對于這類案件并沒有進行主動干預，基本上處于不告不理的狀態；對于訴諸法院的案件，要么認定“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不以犯罪論處”，要么以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但“考慮安樂死的特殊情形給予從輕處罰。”無論結果如何，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始終沒有一個明確徹底完整的結論，每個案件都是結合其特殊情況而作出判決，但是可以明確感受到，安樂死的合法化在以儒家文化為傳統，注重倫理道德的中國仍然“路漫漫其修遠兮”。盡管安樂死合法化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和應然性，并且是大勢所趨，但其與人倫道德顯著違背的部分將會嚴重阻礙安樂死立法在中國的步伐。

傳統倫理道德觀是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最大障礙，首先，對于“由病人或其親友提出要求”這一點，顯著違背我國的“孝道”，從傳統道德觀的角度來看，沒有晚輩“可以”或者“能夠”同意長輩放棄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說主動“要求”，若實施這一行為，該親友必然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譴責；其次，救死扶傷才是醫生的職責，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使病人病情好轉，無論何時，醫生都不應該提早結束病人的生命，實施安樂死違背了現有的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操守；再次，在中國的傳統道德理念中，勇敢地向病魔挑戰才是正確的做法，而主動放棄生命，則是一種與自殺類似的逃避行為，并不是主流思想道德的主張；最后，由親友提出申請的作法運作十分復雜，安樂死涉及繼承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對于申請人的主觀目的很難確認界定。除此之外，就我國法律體系的建設情況、人們的整體素質和認知水平而言，安樂死立法的條件尚未成熟。

四、安樂死合法化的價值

雖然目前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從國際上看，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隨著社會文明進步，安樂死立法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一）安樂死合法化的個人價值

個人意識覺醒，人們越來越強調自主選擇和自由權利，在現代社會，個人價值的構成包括作為人的尊嚴、自主、隱私以及自我發展；從法理的角度看，人的尊嚴是人格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基本人權。人們主張的生命權利范圍擴大，生的自由和死的權利都成為確認和追求的價值目標，法律在承認生的權利同時，也應當承認在特定情況下選擇死的權利。人之所以為人，因為生活和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類是有意識有思想的高等生物，人類不僅關注生命時間的延續，更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更注重生存的價值，法的精神并不包括強制人類毫無意義而痛苦的生存。

“優死權”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提升而提出，人抉擇的呼聲日益強烈，但優死權并未完全擺脫群的生存規則的痕跡。目前生命權并不完全歸個人所有，只有國家可以依法處分，“限制個體通過法律禁止的方式處分其自身的生命權，或在追究和處罰犯罪人時可以依法適用剝奪其生命的死刑”，因此，安樂死必須通過國家的認可才得以合法化。

（二）安樂死的道德價值

安樂死是一種人道的行為，病痛的折磨來自于自然生理，與一般情況下人道主義所對抗的殘忍待遇來源顯著不同，這并不意味著避免自然生理帶來的身體和精神痛苦并不屬于人道主義所對抗的范圍。人道主義的行為方式所規避的痛苦應該是廣義的，既包括人為的也包括非人為的，“人道主義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和目的，關于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現實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學說。”

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說：“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

[13]時使他安逸的死去。”使患者減輕痛苦，得以“善終”，符合現代倫理道德觀。

（三）安樂死的社會價值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老齡化情況越來越嚴重，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推動安樂死合法化有利于實現資源公平分配和社會效益最大化。救治絕癥病人，病情越嚴重，所需要耗費的人力、財力、物力越大，消耗的社會資源越多，結果確實可以相對延長生命，但不能改變其死亡的結果亦不能改善其生命質量。[14]然而，將這一部分資源用于救治可能康復的患者，更能有效利用醫療資源，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應然性，明確實施要件、對象和整體程序，并對其適用和操作進行嚴格監督，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減輕患者的痛苦，對于維護病人的人格尊嚴、保障適用患者的基本人權，維護整個社會的利益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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