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安樂死合法化[大全]

論文摘要：作為社會的熱點問題，安樂死能否合法化反應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即人是否有選擇死亡的權力,而這種理應由個人掌握的權力為何遭到限制甚至是剝奪,各個群體對于安樂死的不同態度產生的原因，本文通過提出相關建議措施,期望能解決安樂死立法過程中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安樂死；合法化；社會群體

《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生命健康權的內容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即維護生命安全，禁止他人非法剝奪生命的權利；刑法中，一般將安樂死案件中的行為人定性為故意殺人，進行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處理。雖然，以安樂死之名積極或消極地促使他人死亡的行為都可能構成犯罪。但在臨床方面，由于病人對醫療方案有決定權，當病人放棄治療時，也就等同于安樂死。因此，安樂死在中國到底能不能合法這一問題值得我們進行研究、探討。

一、安樂死基本概念

（一）安樂死的定義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快樂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各領域對安樂死的定義不盡相同，本文采用《中國百科全書·法學卷》的定義：對于現代醫學無法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

（二）安樂死的類型

1、按作為或不作為的不同，安樂死區分為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前者指醫生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后者指停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自然死亡。

2、按當事人對安樂死接受與否，將安樂死區分為自愿安樂死與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包括：病人在病危時做出安樂死的意愿表示和病人事前做出的安樂死意愿的表示兩種情況。與自愿安樂死相對應的是非自愿安樂死，即違反當事人意愿的安樂死。

二、安樂死的研究現狀

中國學術界對安樂死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我國不宜實行安樂死：安樂死不符合我國人民的傳統道德觀念、與人道主義原則相悖、有違于醫生的職業道德、會給一些拒絕承擔贍養義務或者謀取遺產繼承者有機可乘、會發生錯死現象。第二種觀點認為在我國應當實行安樂死：安樂死有利于社會資源的節約、對病人而言是一種有尊嚴的解脫，無社會危害性，通過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學的安樂死制度，可以避免安樂死可能導致的不良影響。

三、各社會群體的博弈

（一）病患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人格結構由本我、自我、超我構成，其中，本我分為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每個人都存在死亡的本能，在普通情況下，一般人不會選擇死亡正是受到了生命本能的控制，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生命本能會被死亡本能所戰勝，人們產生死亡的需求，選擇自殺。實施自殺行為并不觸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我國刑法規定的違法阻卻事由中當事人承諾的有效性范疇只限定在除了危機生命及重大傷害的情況之外的其他情形。因此，將處置死亡的權利交付給他人的行為便觸犯了刑法的規定，被處以刑罰。

（二）親屬

“百善孝為先”的古訓是中國傳統觀念的總結，傳統思想、社會輿論對于普通人來說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對于病患親屬而言，安樂死是個艱難的選擇，這也是許多親屬面對著法律責任、社會輿論、倫理觀念的艱難博弈。在與傳統倫理觀念、輿論的對抗中，那些孝順的子女敗下陣來，屈服于社會大眾的壓力，而對于那些不孝順的子女來說，安樂死是一個極好的借口擺脫自身的責任。至于某些心懷不軌、意圖謀殺的人，病患將自己的生命處置權交給了醫生，這也使得他們有機可乘。在這一問題上，安樂死一旦被利用，病患的生命權將遭到極大的威脅，而由此產生的諸如遺產、社會保障甚至是犯罪問題都將浮出水面。

（三）醫生、醫院

1、醫生。傳統觀念中，醫生本來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面對著瀕臨死亡的病患的醫生而言，實施安樂死無疑會減輕病患的痛苦，醫生到底應不應該對病人實施安樂死，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是否違法醫生的職業操守都是一個被廣泛爭議的問題，這種全新的對病患的人文關懷理念也正被越來越多的醫生所接受。安樂死的主體限定條件是身患絕癥的病患，醫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當前無法解決的難題極有可能在不及的將來變為可解決的問題，是實施安樂死，還是讓病患等待直至其自然死亡，也是很難抉擇的問題。

2、醫院。對于醫院來說，法律明確規定醫療方案的決定權由病人和醫院雙方共同享有，在是否繼續救治的問題上，醫院的權力受到來自病患一方的限制，如果患者選擇放棄救治那就等同于安樂死。如果滿足患者的請求，對于醫院的聲譽影響以及為了實施安樂死而進行的專家會診等都是必須實際面對的問題。并且，作為法律責任的承擔者，支持醫生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導致的結果將是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醫療資源根本無法維持所有生命的存在，因此實施安樂死對于整個社會來說節約了大量的醫療資源。然而，由于不同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不同，資源并不一定流向有需要的社會群體，往往導致更為嚴重的懸殊。如果病人因無法支付巨額的醫療費用而選擇安樂死，對于整個社會而言也是一種悲哀。

（四）權力機關及司法機關

作為社會的掌控者，權力機關在這一問題上（下轉第121頁）（上接第85頁）的態度勢必會小心翼翼，處理不當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人權問題、法律問題、輿論問題、社會問題蜂擁而至。因此，雖然自1994年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會收到關于安樂死合法化提案，安樂死立法仍然是空白。但人民代表大會始終承擔著立法及推動法律前進的職責，伴隨著越來越強烈的呼聲，安樂死作為一種對人的終極關懷措施理應被賦予法律效力，而是否立法及如何立法的難題也困擾著權力機關。

司法機關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如何判定協助安樂死的當事人的行為。我國第一例安樂死案件最終以法院的“雖然已構成故意殺人，但情節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判決作為結束。在立法沒有明確安樂死的規定時，司法機關必然無法先行，然而實際存在的類似案例也是使司法面臨著尷尬的局面。

（四）大眾

對于大眾而言，對安樂死的爭議顯得輕松許多。中國首例安樂死案的辯護人張贊寧去上海等地作了一次社會調查。發放調查問卷500份，收回463份，回收率92.6%。其中贊成安樂死的有448人，占96.8%，其中有68.3%的人認為在我國實施安樂死法的時機已經成熟，應當盡快立法；反對安樂死的僅15人，占3.2%。這一次調查，是國內贊成安樂死的人數比例最高的一次。通過各種調查數據顯示：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這種輿論的來源不僅僅是各學界的專家們，還包括媒體及普通大眾。雖然由此產生的弊端無法規避，但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卻越來越高。

四、解決措施

（一）在推進安樂死立法進程前，立法機關應當做民意調查，以實現立法充分尊重個人意愿、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

（二）安樂死的對象應嚴格控制，必須為年滿18周歲的成人，包括肉體和精神處于極端痛苦之中的瀕臨死亡的絕癥患者和靠人工維持生命長期昏迷不醒、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

（三）實施安樂死應符合不違背本人意志、無危害的原則：病人劇烈痛苦且瀕臨死亡；現有醫學科學技術不能救治；由病人或家屬主動提出請求；確認這種意愿是病人真實的意愿。

（四）安樂死的方法和實施主體。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的，體現出人道主義的精神，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安樂死的實施者應為合法的醫務人員，且有許多其他限制條件。

（五）安樂死的實施程序：(1)請求程序：有表達自己意思能力的病人，要采用書面形式并且有本人的簽字；對于不能表達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親屬請求，并需經有關部門的批準方為有效申請；(2)審查程序：設立由醫學專家、法醫、醫學倫理專家共同組成的審查委員會，對安樂死的申請進行嚴格審查；(3)操作程序：申請批準后，須由病人所在醫院兩名以上的醫務人員按批準的時間、地點實施，在實施前病人表示反悔的，應終止實施。

（六）法律責任：對不符合安樂死條件的病人實施安樂死，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有確切證據證明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時在病人的真誠請求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但未經有關部門審查批準的，仍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未經病人或其家屬同意，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對有行為能力的人擅自實行安樂死的，構成故意殺人罪，應按刑法有關規定承擔刑事責任。

無論如何，人有選擇生的權利，也有選擇死的自由。安樂死存在著積極的意義，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立法者能在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的理論探討基礎上，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經驗，制定嚴格的安樂死操作程序，建立起一套科學的安樂死實施制度，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那么安樂死將帶來一種全新的人文關懷。

第二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從語義上分析，“安樂死”是希臘文 “Enthansia” 的中譯，其愿意為“美好的死亡”。韋氏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將其定義為：“安靜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靜容易死亡的舉動”。從中文的字面意義上來看，也體現了中譯者寬厚仁慈的內心本質。（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漢中發生了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從此安樂死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近期以來，由于對安樂死的許多問題仍爭執不下，加之法律對其沒有進行應有的關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逐漸冷淡下來，研究陷入了一種停滯的局面。在實踐中，或許人們已經將安樂死作為一個事實，已經將其作為一種私權來對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認可，它還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在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對于安樂死問題，法也應該體現其應有的人文關懷。

一、安樂死概念的界定

對于一切問題的探討，概念是其基礎。僅有字面而無內在的界定，會造成人們對具體問題理解的混亂。人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從而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樂死亦是如此。關于安樂死的概念，中外學者都曾企圖給以科學的界定，綜觀學者們見仁見智的觀點，（2）可以看出安樂死的討論范圍十分廣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幾種行為：（1）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動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2）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痛苦，應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3）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治療給其帶來的痛苦，放棄治療，不再人為地延長其生命。這幾種行為中，最后一種也被稱為消極的安樂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在實踐中也極少對這種行為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因此，這種消極的安樂死已經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對于第一種行為，由于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也由于這種行為容易產生流弊，極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喪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樂死之名，行殺人或種族滅絕之實，而且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極不人道的。（3）因此，這種行為不應包括在通常所說的安樂死之列，因而也就喪失了討論其存在的基礎的必要性。通過上述排除，本文所論及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無治愈希望的絕癥的病人，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無法忍受的痛苦，應病人真實、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的行為。這個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礎，筆者在下文將從歷史趨勢的角度、個人權利自由選擇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圍繞這一概念，展開對其合法化的理論基礎的探討。

二、歷史的必然趨勢

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說：“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4）因此，對安樂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安樂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會的加速死亡措施，他們在遷移時往往將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滅，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們的死亡。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有權處死有缺陷的兒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兒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紀，這種原始的習慣仍在一些地方流行著。古代的這些習慣雖然與現代所說的安樂死有著非常大的差距，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它們相通的一面，其中所體現的功利主義和私權理念對于現代安樂死的理解，無疑具有一種啟蒙的作用。

中世紀以后，尤其是進入近代社會以后，一些思想家從理論上闡釋了安樂死的內涵，蒙田、培根、科羅納羅、莫爾、休謨等都曾對這一問題直接或間接的作過理論闡釋。如培根認為：“醫生的職責不僅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的死去。”這些思想家的經典論述，影響了人們對于生命的看法，使人們不但追求高質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質量的死亡。這些論述也成為安樂死出現的催化劑，成為人們為安樂死辯護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當時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們開始積極倡導安樂死。如1936年，英國民間出現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上議院提出了法案，率先開始開展安樂死立法運動；1838年，美國牧師波特爾建立了美國安樂死協會等等。雖然這些努力由于這一時期安樂死已經被納粹分子作為種族屠殺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合法化仍未喪失信心，仍有不少學者、醫生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戰后，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安樂死又成為人們熱衷的話題，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現，這正式拉開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的序幕。在美國，1969年愛華達州的立法機關討論了安樂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岡州討論了安樂死法案，1975年發生在新澤西州的昆

蘭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問世，1976年加利福利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實踐中，美國不承認對安樂死可以進行合法辯護，但實際上仍然將其不同于一般的殺人罪來看待；在英國，雖然議會對安樂死法案遲遲不能通過，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從1936年到1970年，英國議會曾多次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辯論。人們對安樂死的態度越來越傾向于支持，1998年英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72％的人認為安樂死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國，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樂死從違法行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對實行安樂死的行為人宣告附緩刑的最低刑；在日本，雖然法律還未承認安樂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個著名的安樂死案件的判決確定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條件，成為后來日本審理安樂死案件的基礎；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0年11月，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2001年4月，荷蘭議會上議院通過該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時參議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參議院的司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通過關于安樂死的一項法律提案；在我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樂死問題還沒有受到注意，從1987年發生了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這一問題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案件發生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織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收到了350多封觀眾來信，其中90％的人明確表示贊成安樂死。有學者曾對某醫學院的172名學生就安樂死問題進行了民意測驗，其中持贊同態度的占77％。可見在我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占絕大多數。（5）

可以說，安樂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謹小慎微到大膽突破，從醫學實踐到立法確認，可謂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從發展趨勢上來看，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和呼聲在全世界成為一股潮流，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數越來越多；安樂死協會也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其會員人數呈不斷的上升趨勢；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已越來越多。1976年，安樂死的支持者們甚至在日本舉行了一次“安樂死國際會議”，其在宣言中明確強調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可見，歷史已經在向我們展示：安樂死合法化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三、個人的自由選擇

個人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單元。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個人可以分為本人和他人，他們由社會關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社會中和平共處、團結友愛的生活。社會是個人的上位概念，社會由個人所構成，但社會絕不受個人所控制，它影響著個人的生活，促使人們又是為著他的利益進行選擇或者放棄。個人的自由選擇無疑會引起他人的利益變化，并對其進行價值判斷，也會造成社會對個人的這種選擇的整體評價。因此，對安樂死的個人選擇的合理性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本人、他人、社會這三個角度展開。

亞里士多德曾說：“人的功能，絕不僅是生命，因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們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為生長養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為甚至牛及一切動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據理性原則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人的生命意義在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強調了人應該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規律的生活。帕斯卡爾在其著作中論證了人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人因為有了思想才偉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嚴的源泉。而對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選擇安樂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現，也是其尊嚴應有的內容。相反，使一個人違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權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這就是生活的異化，背離了人生活的真諦。進一步說，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義的生命創造活動，“生存”則是無意義的生命適應活動，“生活”是人應有的內容，尤其是現代社會，人作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當他能夠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時，才可能存在。（7）否則真正意義上的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安樂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選擇，是其應有的權利，而且法治社會的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更好的生活創造條件，而沒有權力強迫其公民為適應他人而痛苦的活著。選擇“體面的死亡”既是每一個公民的內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權利，誰干擾了人的這一內在自由，誰就侵犯了他的內在尊嚴，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任何形式的顯著限制他的選擇自由的強制，都是對他的人格尊嚴的冒犯，選擇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從本人的角度來說，應該給與個人以安樂死的權利，此為其一。

其二，從他人的角度來說，本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任何社會都不會允許其成員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個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孤立的個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著平等。”（9）個人自由必然永遠與平等結合在一起，以使社會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擁有這樣的自由，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個人單獨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樂死而言，由于這是一種個人權利的處分，它并不會對他人的權利造成任何侵害。從他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個人權利的形式也不會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會因為此權利的行使而減少。并且由于這種自由權利在社會上是平等的，任何社會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這一自由權利，它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永遠都不會因為一

個人行使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因此，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權利的普遍化并不會給他人帶來損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安樂死存在的合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

其三，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得不出對其限制的充分理由。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將人基于內在自由選擇而請求實施安樂死的社會代價與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進行比較，結果對安樂死進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僅以“將安樂死作為殺人工具”有害于社會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因為它僅可以作為殺人的手段而不能成為殺人的目的和動機。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更何況“這既沒有賦予集體以完全不顧個人價值的權利，也沒有賦予集體為了整體而戮害個人價值的權利。”（1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11）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個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還會給社會節約大量的資源，從而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會資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區分為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其中分配正義是指對待不同人之間的相對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們授予利益或者設定負擔。（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13）就限制患者請求實施安樂死而言，社會分配給他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著，這種分配的正義顯然是不平等的，它不應該為社會所贊揚。需要強調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就社會制度正義而言，被禁止實施安樂死者并沒有因此而帶來補償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狀況不同的這種禁止也是不符合羅爾斯關于不平等情況下衡量社會正義的原則的。（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

四、法律的人文關懷

既然從個人的權利的自由選擇的角度既可以證成安樂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證偽安樂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應該體現其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關注這種權利，將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護。

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人文精神以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人的權利的平等尊重和關懷為特質。現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代法律產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因此，法必須以人文精神為基調，并不斷的充實這種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法應該尊重和確保人的這種選擇權利，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進行認可和維護。病人也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為出發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反之，如果法律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選擇漠視的態度，則辜負了其應有的使命；如對其進行限制，對相關無過錯者處罰，就表現出殘暴，就辜負了其應有的人道。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個人的自由如果沒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體現了其應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刑法是強制性法律，其條文都是一種否定性規定，它所規定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去做的行為，一旦人們做了這種行為，違反了刑法的規定，則會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定應該慎之又慎。對安樂死也是如此，一旦安樂死被列為刑法的禁止性行為，則當現實生活中發生這種情況時，就會遭到來自國家的強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反之，如果懲罰這種行為，則將導致客觀歸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法的人文關懷精神。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在的反映了該醫生的內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這種不能證偽的合理性下，權利還是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當法律對權利給與足夠的關注時，它才能為人們所重視，才能為人們毫無顧忌的行使。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對安樂死的立法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第三篇：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一般認為,安樂死最早源于希臘文,是希臘文“美好”和“死亡”兩個字所組成的,因此其本意是指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但是，現代人對安樂死有著不同的理解，分為廣義、中義和狹義。我以為，若要使安樂死得以合法化，必須去其狹義的理解。

狹義的安樂死觀認為,安樂死只能是當事人自愿的,因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的肉體、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棄治療或采取某種醫學措施來加速死亡進程,死亡過程必須是無痛的、保持人的尊嚴的。由于該層面上所解讀的安樂死是以當事人的個人選擇為基礎,因而排除了被迫或非自愿行為,充分保障了當事人的權利。生命權無疑是人自身極其珍貴的權利,生命權是作為主體的當事人享受其它利益和權利的載體,人一旦喪失生命,則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任何違背當事人意愿,剝奪其生命的行為,都不應當具有合法性。所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則成為安樂死的前提條件。因此我們認為,狹義層面上的安樂死,既可嚴格限制適用對象,同時基本符合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則。

從安樂死實施的可行性上看，我們可以借鑒已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的做法。根據荷蘭的安樂死立法, 醫生對垂危病人實施安樂死時, 必須滿足以下主要條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慮后提出實施安樂死申請;2）確認患者病情根本無望好轉且病人在經受病痛無法忍受的折磨;3）主治醫生應向患者詳細陳述實際病情和后果預測;4）與患者協商并得出結論, 認為安樂死是唯一的解脫辦法;5）一直看護患者的醫生就上述4條寫出書面意見;6）征得另一位獨立醫生的支持;對病人實施規定的安樂死程序。而針對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我們要求安樂死必須是由“成年和意識正常”的病人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自己提出來的;與此同時，我們還因加強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以避免出現病人因無依無靠或因為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尋死的情況。

從個人情感上來看，當個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肉體、精神痛苦之時，我們應該尊重其在清醒意識之下做出的對生與死的選擇。這不僅僅是尊重了人的相對自由的意志，更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免除其和其家人接受更大、更多的痛苦。從人道主義出發, “人道主義”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和目的,關于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現實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學說”，為避免人受到折磨、非人的或降低人尊嚴的待遇,無論這種殘酷的待遇是來自國家、他人還是疾病,為了保持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都應該使安樂死合法化。

同時，我們認為中國應當將安樂死進行“謹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安樂死單行法。所謂謹慎,是指應當進一步對我國的絕癥并痛苦不堪的疾病、醫療技術和條件、醫療福利措施等方面進行醫學調查,進一步對我國的民眾情感、民眾基礎進行國情摸底,進一步積累醫學案例和司法實踐經驗,重視個案的正當性處理,對于具有相當合理性的安樂死行為予以司法認可,從點到面,循序漸進地引導安樂死合法化。所謂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實踐中,只承認那些既符合醫學標準又符合自愿的、消極的安樂死行為法律標準的行為合法,防止安樂死成為政治利用與謀殺他人的工具,避免損傷國民的善良情感。

從對社會的影響上看，安樂死這一行為對社會不會造成危害。安樂死是個人的選擇幸福的結束生命的一種方式，正如婚姻法中給予了行為人結婚和離婚的權利，同樣的，在生命權上我們也應給予給予行為人生存和死亡的權利。

當然，在使安樂死合法化之前，我們一定要細化違反操作程序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應當承擔的相應民事、經濟、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這樣才能保證安樂死不會被居心叵測的人所利用，最大程度地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權。

第四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我方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開宗明義，概念先行。讓我們先明確兩個概念。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它針對的都是處于極大痛苦中的瀕死病人，因此安樂死與其說是對生與死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

基于以上對概念的分析，我方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論述。

第一，從情理上看。安樂死實質上是一種患者和家屬在特殊條件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生命的長度。所以安樂死對患者實際是一種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判斷和選擇。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點做出的一種抉擇。如果患者和家屬在判斷和選擇上達成了統一，安樂死對于利益相關者就沒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種正當的權益。據調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我國每年有近130萬人死于癌癥，癌癥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漸被癌細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

第二，從法理上看。法律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公民越來越多的合理訴求予以認可和保護，使其成為正當的權利。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安樂死合法化體現的是法律對公民意愿的尊重，這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證明。

第三，從程序上看。為了防止無意愿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據此制定出了嚴謹的程序，規定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患者真實的、明確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經過醫療與司法機構的嚴格認證與審查。它需要經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當性，在實施過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夠予以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五篇：安樂死不應該合法化

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展到積極主動地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

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

20世紀30年代起，西方國家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由此引發了應否合法化的大論戰。

荷蘭是對安樂死實行合法化的先行國家，在荷蘭每年有4000人死于所謂“合法化死亡”。但是現在有許多老年人擔心他們在醫院會被醫生“殺死”.荷蘭法律規定，實施安樂死有3個前提條件：醫生必須首先確認病人正在經受著“難以忍受的持續痛苦”，且當代醫療手段根本無法解除這種痛苦；醫生必須采取過一切可能的治療方法，但均宣告無效；醫生必須向患者本人求證其自愿實施安樂死，而不得有任何脅迫及威逼的情況發生。只有在這3個前提均滿足時，安樂死才算合法。但是，據從醫27年之久的凡·沙朗醫生估計，目前荷蘭仍至少有一半醫生秘密為病人實施安樂死。他分析說，由于報告病例的手續太過繁瑣，一些醫生寧愿違規操作，在不滿足法定前提的情況下為病人實施安樂死。

不少反對者稱，即使能滿足法律規定的上述3個條件，考慮到重癥患者的神智往往并不清醒，他們的親屬可能會出于減輕病人痛苦的角度，催促醫生實施安樂死，結果一些完全有可能被救治的病人因此而“非意愿死亡”。另外，醫生也可能給未能救活病人找到“合法解釋”。他們還稱，按照現有法律，只要現行技術無力回天，醫生就可以勸說病人放棄治療、自動“走上絕路”，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使醫療技術發展停滯不前。正如一位反對者所言：“殺死一個生命并不等于治療。”

法理：公民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認為，在這方面法律應該體現人性化。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首先，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安樂死”可能引致“故意殺人”。患者自殺不會影響別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護人員及家屬協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其二，“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權利的道德準則。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為，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

我國一些學者在承認安樂死的人道性、正義性的同時，提出我國的社會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質、人道意識水平尚不足以為安樂死提供社會倫理保障；醫療衛生與福利保障體系不足以為安樂死提供可*的社會保障；醫界從業人員的道德狀況不足以為實施安樂死提供醫療救治上的技術保障；我國的整體社會法制狀況不足以為安樂死的正確與適當適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樂死不應該合法化。

·《人身權法論》作者楊立新：安樂死是變相侵害生命權 : 非法剝奪一個人生命的行為，在侵害個人生命權的同時也侵犯社會秩序與國家利益，是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挑戰。故此，應由公法憑藉國家強制力對侵害生命權的行為作出處罰，以一體保護個人、社會、國家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