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

如果是我們生命垂危、意識模糊，醫(yī)生要對我們進行安樂死，我們的親人會愿意嗎？將心比心，只要還有一線生機，誰都不能放棄！

17歲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數次，大小手術無數，承受著極大痛苦的他沒有選擇安樂死，而是笑著離開。子尤從未放棄微笑，那我們呢？

堅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選擇安樂死，就是因為感到現實的絕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終會有所轉機。

4很少聽說有人在戰(zhàn)場上自殺，也許正是因為戰(zhàn)士們見多了生命的毀滅，比誰都更懂得珍惜。在選擇安樂死之前，請想想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否真的比戰(zhàn)場還殘酷！

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誰忍心讓白發(fā)蒼蒼的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來，為了咱爸咱媽。

植物人也好，絕癥加身也好，只要還有一絲呼吸，就讓身邊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燭光一樣。別熄滅我們心中的燭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連四肢都沒有！有多少人和癌癥抗爭了大半生！我不言敗，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張國榮的縱身一跳和安樂死帶給周圍人的心靈之痛是一樣的。人們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卻無法忍受自我的了斷。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棄生存的權利。哀莫大于心死，一個心靈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選擇安樂死，是死亡戰(zhàn)勝了勇氣；選擇堅強面對，是勇氣戰(zhàn)勝了死亡。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fā)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fā)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fā)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fā)展到積極主動地規(guī)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鞍矘匪馈边@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fā)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y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從它一出現，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議。這場爭議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已進入了我國并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本文以此為宗旨，對安樂死的實質、安樂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內容進行論述，以期促進安樂死在我國早日立法。

一、安樂死問題的實質

2、我國對生命保護法律體系欠佳的現實

法律作為一種規(guī)范社會的工具，是應社會的要求產生的。就死亡過程而言，只要社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則法律就應該認真對待，尊重社會的要求。而安樂死之所以在我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就在于它已成為社會需求的強烈表現。但是，出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對其進行規(guī)范，從而導致了對生命保護的不力。盡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將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以此防止因實施安樂死而導致的各種弊端。但是這種“一桿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會要求，從而也不能使人們自覺遵守，而只是導致人們對其規(guī)避。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半公開的或隱蔽的對病人采用類似安樂死的做法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對此卻顯得無能為力。例如，我國大多數醫(yī)院公開規(guī)定拒收晚期癌癥病人，放棄對其救治，這實際就是一種不作為的安樂死方式。我國衛(wèi)生部關于對晚期癌癥病人一再放寬使用麻醉藥物限度的規(guī)定也是在一定范圍內對安樂死變相的認可。另外，我國許多地區(qū)特別是經濟不發(fā)達地區(qū)，醫(yī)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貴醫(yī)用器械或藥品而停止對病人積極地救治而導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屬因費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療而放任其死亡的情況也時常發(fā)生。這些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guī)范和監(jiān)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這種因立法空白導致的社會實際操作上對生命處置的放任不利于對人們生命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樂死問題研究盡管在我國起步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醫(yī)療糾紛案件引發(fā)的。但隨著社會對其越來越關注，國內理論界對安樂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這有利于人們真正認識安樂死的社會價值，并推動安樂死立法運動在我國的發(fā)展。筆者認為，目錢我國要將安樂死合法化，理論上要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罪化；第二是須證明安樂死合理化，即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這兩個問題奠定了安樂死立法的道德基礎。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解決它，才能幫助司法機關正確斷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醫(yī)生）因對病人實施人道的安樂死而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對公民人權的保護。

首先，我國現行刑法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受罰”。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或類似行為是犯罪，因此將其作為犯罪處理缺乏法律依據。

其次，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guī)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

這種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讓絕癥患者選擇死亡方式，不同意他們借助安樂死尋求解脫。這種觀念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嗎？不！因為現代人的道德觀念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現象，一個人不但有生的權利，也應當有死的權利。人們渴望“優(yōu)生”，也需要“優(yōu)死”。當一個身患絕癥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難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為其緩解痛苦。我們必須從病人利益出發(fā)，不應該為所謂的“社會公益和醫(yī)學進步”而把病人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fā)現救命良方，從而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實。當一個理智的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以安靜方式離開人世，從而保持其人格尊嚴時，我們有什么理由去反對這樣做呢？畢竟，這種做法比那種靠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從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guī)范和人道主義啊。其次，受傳統(tǒng)封建道德思想束縛，許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會壓力，在眼看著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時也不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因為怕被社會視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孫”。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毫無效果的救治，在給自己帶來巨大精神痛苦和經濟負擔的同時，也在浪費有限的社會醫(yī)療資源。這種做法符合現代倫理道德嗎？顯然不！現代的道德觀念認為生與死的社會價值也是道德評價的標準之一。具有社會價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則否。將有限的資源耗費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從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夠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療的機會，這不但違背了公正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價值觀。因此，我們應當支持安樂死，從而一方面可以減輕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寶貴的醫(yī)療資源盡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種做法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guī)范。最后，傳統(tǒng)的醫(yī)德認為醫(y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垂危病人要想方設法搶救，這樣醫(yī)生才盡到職責。然而這樣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視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視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現實，這真是合乎醫(yī)德嗎？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醫(yī)生“救死扶傷”時不但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同時也要重視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盡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現階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決的絕癥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及當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傳統(tǒng)的醫(yī)德只講義務，而現代醫(yī)德則更注重價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嚴和權利。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當我們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規(guī)范去審視安樂死問題時，不難發(fā)現，安樂死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因此安樂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礎，也能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普通接受。

三、安樂死在中國立法的幾項建議

（一）進行安樂死的宣傳教育

實施安樂死因為涉及人命，必須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國現階段，應該在立法前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從而為立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宣傳的內容包括：

1、安樂死本質的宣傳

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yōu)化的行為。它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

2、安樂死目的的宣傳

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guī)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tǒng)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博士宋功德提出，憲法雖然規(guī)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看，做到這點有點不現實。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有專家認為：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xù)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xù)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樂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我國刑法否定犯罪的社會政治評價，而安樂死只是改變了患者繼續(xù)遭受因患病產生的無法忍受而又無謂的痛苦的命運，人為地將瀕危的病人無法挽回的，由疾病導致的必死的結局，稍稍提前一點，而并未改變患者將死的命運。因而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是對患者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權利的尊重和保障，對病人本身來說，有利無害；對病人家屬來說，能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對醫(yī)生來說，可以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義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對社會來說，還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將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樂死不具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是安樂死區(qū)別于故意殺人行為的最本質的特征。

2、安樂死不具有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

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國刑法并未對安樂死作出明確規(guī)定，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因而安樂死不具備刑事違法性。而應受刑罰處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國家對于具備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應有立場和態(tài)度。既然安樂死沒有刑事違法性，也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懲罰性。而且我國刑罰適用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從一般預防角度來講，適用刑罰的意義在于教育他人，防止類似主觀惡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適用刑罰，必須有需要改造的主觀惡性。而醫(y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3]相反，如果對施予安樂死的醫(yī)護人員定罪量刑，事實上也就是對于醫(yī)護人員這種對于患者的同情與憐憫進行懲罰，這是與道義背道而馳的，它所導致的結果只會是醫(yī)護人員對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會，只是為了延續(xù)患者充斥著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這種無盡的痛苦與煎熬，也是“欲罷而不能”，而我們早期唯物主義者培根曾說過：“醫(y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樂死正是幫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醫(yī)生職責的所在之處，不對安樂死予以肯定和認可，這對于患者和家屬是多大的一種殘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時，還要花費昂貴的醫(yī)療費用，對于患者家屬來說，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時，將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家屬對家庭成員有照料的義務，但是為了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過分的要求，對于上述種類的病人（指腦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屬已承受極大的感情和經濟壓力，他們處于十分為難的處境。安樂死或把他們從這種壓力和為難境下解脫出來?！盵7]

3、安樂死對于社會的價值

從歷史發(fā)展過程來看，今天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正一天天減少，而維持人類社會的可待續(xù)發(fā)展，因此，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到有挽救價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適且合理，對本應適用安樂死的病人卻不惜一切代價去賭資源，這首先就違背了社會發(fā)展必須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則。何所謂資源的有效性，不是我們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暫時的效用。有限的資源在絕癥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續(xù)一段并不長久的卻充斥著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qū)缺醫(yī)少藥，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療而死亡或者造成殘疾，這些有限的資源，對于這樣地區(qū)的人們意義又是多么重大。因而，從社會效益角度而言，將大量的醫(yī)學資源用來勉強延長一個生命意義喪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無論是從刑法本身出發(fā)，還是從我們社會的仁義道德出發(fā)，從情理出發(fā)，安樂死本身都在不違法的同時又能對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屬，以及社會資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極大的積極性和必要性。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我國將安樂死合法化還不具備基礎和條件，認為“我國政治經濟發(fā)展不平衡，醫(yī)療衛(wèi)生與福利保健體系不健全”“醫(yī)療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標準和安樂死判斷難以確定”“傳統(tǒng)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束縛，民眾觀念需要轉變”[8]等一系列的問題，然而，問題的發(fā)現和解決都是通過實踐本身，只有在實踐中去發(fā)現問題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介于我國醫(yī)療科技的發(fā)展也為安樂死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我們應盡快將其安樂死合法化，筆者認為可以將安樂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諾部分，再完善與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進一步完善化。

安樂死是個久盛不衰的問題，它只所以不衰是因為久久不將其合法化，而致使爭論雙方經久不息的辯駁。然而，理論上再長久的爭論也只是停留于理論層面，而我們立法者則應該密切審視一下，希望盡快給予安樂死一個定論，讓安樂死在法律上能夠真正的安樂！

第二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正方觀點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理 論 建 議

一、理論核心

建議將“人的權利生來平等，安樂死是人權的重要體現”作為正方立論的基礎，也是打破反方觀點的基本銳器。

這實際上是一個判斷標準的爭論，即站在哪個角度上來判斷的問題。建議正方緊緊抓住一點，就是贊成還是反對安樂死的判斷標準，只能是安樂死對象的自主選擇，因為這屬于他自己的人權，而人權平等，則是法治社會的根本理念。

所有反對安樂死的基本理由，無非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通過延續(xù)患者的生命，來體現旁觀者的愛心。這一出發(fā)點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以旁觀者的選擇來代替安樂死對象自己的選擇，從而侵害了、抹殺了、否定了安樂死對象的獨立人權。

二、基本觀點

1.概念

安樂死的現代含義是指，對于現代醫(yī)學條件下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瀕死病人，符合立法規(guī)定的條件和程序，為減少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而自愿選擇適當措施，提前結束生命的行為。

定義的關鍵點在于：①生命無可挽救；②患者自愿選擇；③立法規(guī)定一定的條件和程序。這些是反駁反方絕大多數觀點的銳器。

2..安樂死合法化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

現代社會良好的法律體系，最根本的就體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運用法律來實現公平公正，維護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我國《憲法》規(guī)定了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而生命的自決權更是人性尊嚴的內涵之一。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死亡權和生存權、發(fā)展權一樣，都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人活著要有自己的尊嚴和權利，死亡也應該有自己的尊嚴和權利。面對生與死的選擇，就好像選擇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成長道路一樣，只有他自己才有權作出自由獨立的決策，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越俎代庖。

我們不能剝奪一個適齡兒童的受教育權，哪怕他患有先天性的殘疾；我們不能剝奪一個公民合法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哪怕他是一個正在服刑的囚犯。同樣，我們也不能剝奪安樂死對象選擇有尊嚴地死亡的權利。這是個人尊嚴和獨立人權的最后體現，是生命中自由選擇的最后輝煌。尊重這種個人選擇的權利，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安樂死合法化率先在歐美發(fā)達國家出現這一事實說明，法律體系僅僅“重生”、“優(yōu)生”已經不夠，必須還要重視死亡，重視死亡方式的選擇，使每一個公民都有“善始善終”的基本人權。

3.安樂死合法化促進了現代文明道德的建設

人生自古誰無死。人總是要死的。但是，什么樣的死亡方式才是最好的？這個問題在時候道德中卻是長期空缺。“好死不如賴活著”，“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傳統(tǒng)觀念依然成為大部分人關于死亡方式的判斷標準。

醫(yī)生“救死扶傷”的前提是生命存在著希望，然后才是不丟棄不放棄。如果靠著維生儀器延續(xù)著毫無希望的生命，對病患還是病患的家屬那都是一種巨大的折磨。如果不能給病人生命的希望，卻延長病人慘絕人寰的痛苦，請問，醫(yī)生奉行的還是人道主義嗎？

為什么會出現“久病床頭無孝子”的現象？因為絕癥患者失去了生命的希望，忍受著身體上和心靈上的雙重痛苦，長久以往性格脾氣會變得暴躁，常常會傷害到家人。有些家庭更因承受不了巨額的治療費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惡性循環(huán)久而久之，家庭關系就會崩潰。兒女孝順父母的本來目的是讓父母享受快樂。但是反對安樂死的所謂孝順卻違背了父母的選擇意愿，加重了父母的痛苦煎熬。請問，這種借口孝順來長期摧殘父母身心的兒女，還真的是孝順嗎？

4.安樂死合法化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安樂死既是垂死病人的個人權利，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社會權利。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不管投入多少資源來設法推延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著極其痛苦。對于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醫(yī)療資源長時間會十分短缺。如何把有限的醫(yī)療資源更科學合理地使用，不僅是安樂死對象對社會的最后貢獻，也是社會的權利和責任。

曾是安樂死合法化提案的發(fā)起人之一的北京兒童醫(yī)院兒科專家胡亞美說，安樂死可以節(jié)約我國有限的衛(wèi)生資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療希望的病人身上。

據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有數十萬的絕癥患者痛苦萬分地躺在醫(yī)院的病床上維持生命。北京一家腫瘤醫(yī)院曾對800例身患癌癥的垂?；颊哌M行調查統(tǒng)計，其中因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樂死者占到60％以上。在北京衛(wèi)生部門所做的、公眾對安樂死合法化基本態(tài)度的歷次抽樣調查中，每一次調查公眾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都不低于80%。

5.安樂死合法化是社會生死觀的重大進步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不丟棄、不放棄”是一種美德，也是一個高尚的原則。但是如果僅僅理解為“好死不如賴活”，那就失去了這一原則的本來意義。在任何困境下都堅持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當然很難，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為了尊嚴而放棄生命，則是難上加難。

其實，我們的前人對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好的認識。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蔽奶煜檎f，“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說，“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迸岫喾普f，“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種激勵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觀，既是關于生命價值的社會標準，也為我們選擇合理的死亡方式提供了道德依據。

三、關于安樂死必須的條件和程序，請自行上百度搜索并做好準備。

第三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我方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開宗明義，概念先行。讓我們先明確兩個概念。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y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它針對的都是處于極大痛苦中的瀕死病人，因此安樂死與其說是對生與死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

基于以上對概念的分析，我方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論述。

第一，從情理上看。安樂死實質上是一種患者和家屬在特殊條件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xù)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xù)生命的長度。所以安樂死對患者實際是一種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判斷和選擇。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fā)點做出的一種抉擇。如果患者和家屬在判斷和選擇上達成了統(tǒng)一，安樂死對于利益相關者就沒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種正當的權益。據調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我國每年有近130萬人死于癌癥，癌癥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漸被癌細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fā)，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

第二，從法理上看。法律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對公民越來越多的合理訴求予以認可和保護，使其成為正當的權利。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安樂死合法化體現的是法律對公民意愿的尊重，這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證明。

第三，從程序上看。為了防止無意愿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據此制定出了嚴謹的程序，規(guī)定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患者真實的、明確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經過醫(yī)療與司法機構的嚴格認證與審查。它需要經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當性，在實施過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夠予以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四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從語義上分析，“安樂死”是希臘文 “Enthansia” 的中譯，其愿意為“美好的死亡”。韋氏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將其定義為：“安靜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靜容易死亡的舉動”。從中文的字面意義上來看，也體現了中譯者寬厚仁慈的內心本質。（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漢中發(fā)生了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從此安樂死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近期以來，由于對安樂死的許多問題仍爭執(zhí)不下，加之法律對其沒有進行應有的關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逐漸冷淡下來，研究陷入了一種停滯的局面。在實踐中，或許人們已經將安樂死作為一個事實，已經將其作為一種私權來對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認可，它還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在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對于安樂死問題，法也應該體現其應有的人文關懷。

一、安樂死概念的界定

對于一切問題的探討，概念是其基礎。僅有字面而無內在的界定，會造成人們對具體問題理解的混亂。人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從而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樂死亦是如此。關于安樂死的概念，中外學者都曾企圖給以科學的界定，綜觀學者們見仁見智的觀點，（2）可以看出安樂死的討論范圍十分廣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幾種行為：（1）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動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2）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痛苦，應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3）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治療給其帶來的痛苦，放棄治療，不再人為地延長其生命。這幾種行為中，最后一種也被稱為消極的安樂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在實踐中也極少對這種行為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因此，這種消極的安樂死已經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對于第一種行為，由于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也由于這種行為容易產生流弊，極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喪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樂死之名，行殺人或種族滅絕之實，而且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極不人道的。（3）因此，這種行為不應包括在通常所說的安樂死之列，因而也就喪失了討論其存在的基礎的必要性。通過上述排除，本文所論及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無治愈希望的絕癥的病人，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無法忍受的痛苦，應病人真實、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的行為。這個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礎，筆者在下文將從歷史趨勢的角度、個人權利自由選擇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圍繞這一概念，展開對其合法化的理論基礎的探討。

二、歷史的必然趨勢

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說：“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4）因此，對安樂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安樂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會的加速死亡措施，他們在遷移時往往將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滅，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們的死亡。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有權處死有缺陷的兒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兒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紀，這種原始的習慣仍在一些地方流行著。古代的這些習慣雖然與現代所說的安樂死有著非常大的差距，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它們相通的一面，其中所體現的功利主義和私權理念對于現代安樂死的理解，無疑具有一種啟蒙的作用。

中世紀以后，尤其是進入近代社會以后，一些思想家從理論上闡釋了安樂死的內涵，蒙田、培根、科羅納羅、莫爾、休謨等都曾對這一問題直接或間接的作過理論闡釋。如培根認為：“醫(yī)生的職責不僅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的死去?！边@些思想家的經典論述，影響了人們對于生命的看法，使人們不但追求高質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質量的死亡。這些論述也成為安樂死出現的催化劑，成為人們?yōu)榘矘匪擂q護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當時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們開始積極倡導安樂死。如1936年，英國民間出現了“自愿安樂死協(xié)會”，上議院提出了法案，率先開始開展安樂死立法運動；1838年，美國牧師波特爾建立了美國安樂死協(xié)會等等。雖然這些努力由于這一時期安樂死已經被納粹分子作為種族屠殺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合法化仍未喪失信心，仍有不少學者、醫(yī)生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戰(zhàn)后，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安樂死又成為人們熱衷的話題，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現，這正式拉開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的序幕。在美國，1969年愛華達州的立法機關討論了安樂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岡州討論了安樂死法案，1975年發(fā)生在新澤西州的昆

蘭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問世，1976年加利福利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實踐中，美國不承認對安樂死可以進行合法辯護，但實際上仍然將其不同于一般的殺人罪來看待；在英國，雖然議會對安樂死法案遲遲不能通過，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從1936年到1970年，英國議會曾多次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辯論。人們對安樂死的態(tài)度越來越傾向于支持，1998年英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72％的人認為安樂死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國，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樂死從違法行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對實行安樂死的行為人宣告附緩刑的最低刑；在日本，雖然法律還未承認安樂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個著名的安樂死案件的判決確定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條件，成為后來日本審理安樂死案件的基礎；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0年11月，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2001年4月，荷蘭議會上議院通過該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時參議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參議院的司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通過關于安樂死的一項法律提案；在我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樂死問題還沒有受到注意，從1987年發(fā)生了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這一問題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案件發(fā)生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織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收到了350多封觀眾來信，其中90％的人明確表示贊成安樂死。有學者曾對某醫(yī)學院的172名學生就安樂死問題進行了民意測驗，其中持贊同態(tài)度的占77％。可見在我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占絕大多數。（5）

可以說，安樂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謹小慎微到大膽突破，從醫(yī)學實踐到立法確認，可謂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從發(fā)展趨勢上來看，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和呼聲在全世界成為一股潮流，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數越來越多；安樂死協(xié)會也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其會員人數呈不斷的上升趨勢；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已越來越多。1976年，安樂死的支持者們甚至在日本舉行了一次“安樂死國際會議”，其在宣言中明確強調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可見，歷史已經在向我們展示：安樂死合法化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三、個人的自由選擇

個人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單元。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個人可以分為本人和他人，他們由社會關系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在社會中和平共處、團結友愛的生活。社會是個人的上位概念，社會由個人所構成，但社會絕不受個人所控制，它影響著個人的生活，促使人們又是為著他的利益進行選擇或者放棄。個人的自由選擇無疑會引起他人的利益變化，并對其進行價值判斷，也會造成社會對個人的這種選擇的整體評價。因此，對安樂死的個人選擇的合理性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本人、他人、社會這三個角度展開。

亞里士多德曾說：“人的功能，絕不僅是生命，因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們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為生長養(yǎng)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為甚至牛及一切動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據理性原則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保?）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人的生命意義在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強調了人應該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規(guī)律的生活。帕斯卡爾在其著作中論證了人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人因為有了思想才偉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嚴的源泉。而對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選擇安樂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現，也是其尊嚴應有的內容。相反，使一個人違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權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這就是生活的異化，背離了人生活的真諦。進一步說，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義的生命創(chuàng)造活動，“生存”則是無意義的生命適應活動，“生活”是人應有的內容，尤其是現代社會，人作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當他能夠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時，才可能存在。（7）否則真正意義上的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安樂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選擇，是其應有的權利，而且法治社會的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更好的生活創(chuàng)造條件，而沒有權力強迫其公民為適應他人而痛苦的活著。選擇“體面的死亡”既是每一個公民的內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權利，誰干擾了人的這一內在自由，誰就侵犯了他的內在尊嚴，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任何形式的顯著限制他的選擇自由的強制，都是對他的人格尊嚴的冒犯，選擇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從本人的角度來說，應該給與個人以安樂死的權利，此為其一。

其二，從他人的角度來說，本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任何社會都不會允許其成員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個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孤立的個人自由是不存在的?！白杂梢馕吨降取！保?）個人自由必然永遠與平等結合在一起，以使社會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擁有這樣的自由，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個人單獨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樂死而言，由于這是一種個人權利的處分，它并不會對他人的權利造成任何侵害。從他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個人權利的形式也不會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會因為此權利的行使而減少。并且由于這種自由權利在社會上是平等的，任何社會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這一自由權利，它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永遠都不會因為一

個人行使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因此，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權利的普遍化并不會給他人帶來損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安樂死存在的合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

其三，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得不出對其限制的充分理由。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將人基于內在自由選擇而請求實施安樂死的社會代價與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進行比較，結果對安樂死進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僅以“將安樂死作為殺人工具”有害于社會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因為它僅可以作為殺人的手段而不能成為殺人的目的和動機。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更何況“這既沒有賦予集體以完全不顧個人價值的權利，也沒有賦予集體為了整體而戮害個人價值的權利?！保?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保?1）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個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還會給社會節(jié)約大量的資源，從而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會資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區(qū)分為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其中分配正義是指對待不同人之間的相對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們授予利益或者設定負擔。（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保?3）就限制患者請求實施安樂死而言，社會分配給他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著，這種分配的正義顯然是不平等的，它不應該為社會所贊揚。需要強調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就社會制度正義而言，被禁止實施安樂死者并沒有因此而帶來補償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狀況不同的這種禁止也是不符合羅爾斯關于不平等情況下衡量社會正義的原則的。（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

四、法律的人文關懷

既然從個人的權利的自由選擇的角度既可以證成安樂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證偽安樂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應該體現其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關注這種權利，將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護。

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fā)，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fā)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人文精神以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人的權利的平等尊重和關懷為特質?，F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代法律產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因此，法必須以人文精神為基調，并不斷的充實這種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法應該尊重和確保人的這種選擇權利，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進行認可和維護。病人也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yōu)槌霭l(fā)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反之，如果法律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選擇漠視的態(tài)度，則辜負了其應有的使命；如對其進行限制，對相關無過錯者處罰，就表現出殘暴，就辜負了其應有的人道。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個人的自由如果沒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體現了其應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是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刑法是強制性法律，其條文都是一種否定性規(guī)定，它所規(guī)定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去做的行為，一旦人們做了這種行為，違反了刑法的規(guī)定，則會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guī)定應該慎之又慎。對安樂死也是如此，一旦安樂死被列為刑法的禁止性行為，則當現實生活中發(fā)生這種情況時，就會遭到來自國家的強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y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反之，如果懲罰這種行為，則將導致客觀歸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法的人文關懷精神。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在的反映了該醫(yī)生的內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這種不能證偽的合理性下，權利還是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當法律對權利給與足夠的關注時，它才能為人們所重視，才能為人們毫無顧忌的行使。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對安樂死的立法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第五篇：一辯稿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一辯稿 正方

安樂死在我國的定義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tài)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y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tài)中結束生命過程。關于在現今中國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我方持肯定態(tài)度，接下來我方將已三個方面闡述這一觀點。

1.安樂死合法化更能維護病人的人身自由，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稇椃ā芬?guī)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其精神和身體都在忍受極端痛苦，當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絕茍延殘喘的活著，而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時，我們難道不應尊重其選則，使其通過安樂死達成夙愿嗎？況且部分身患絕癥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規(guī)律，本應走向盡頭，可我們明知病人已行將就木之時，卻仍一廂情愿使用各種儀器延長其生命，也就是延長其臨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這是極不人道的。

2當沒有切實可行的既減緩病人病痛又無法有效延長其生命的的情況下，.安樂能保證病人的生命質量，維護其生命意義。

人具有社會屬性，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xù)存活，當病人處于極度痛苦中，并且沒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時，其精神和身體往往承受著雙重折磨。其生命質量已無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選擇安樂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時，這對于其生活質量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當我們的生命只剩下茍延殘喘和巨大的痛苦時，敢問他的價值何在，珍貴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安樂死》一文中所說：與其讓他們（植物人）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tài)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并莊嚴地結束生命。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認為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3.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癥，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棄自己生存權利的人，實質上是一種對醫(y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他們安樂死不僅能結束其痛苦，滿足其意愿，更則能使一部分醫(yī)療資源被節(jié)省下來，從而用于更需要醫(yī)療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綜上所述，我方認為，現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