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一般認為,安樂死最早源于希臘文,是希臘文“美好”和“死亡”兩個字所組成的,因此其本意是指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但是，現代人對安樂死有著不同的理解，分為廣義、中義和狹義。我以為，若要使安樂死得以合法化，必須去其狹義的理解。

狹義的安樂死觀認為,安樂死只能是當事人自愿的,因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的肉體、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棄治療或采取某種醫學措施來加速死亡進程,死亡過程必須是無痛的、保持人的尊嚴的。由于該層面上所解讀的安樂死是以當事人的個人選擇為基礎,因而排除了被迫或非自愿行為,充分保障了當事人的權利。生命權無疑是人自身極其珍貴的權利,生命權是作為主體的當事人享受其它利益和權利的載體,人一旦喪失生命,則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任何違背當事人意愿,剝奪其生命的行為,都不應當具有合法性。所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則成為安樂死的前提條件。因此我們認為,狹義層面上的安樂死,既可嚴格限制適用對象,同時基本符合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則。

從安樂死實施的可行性上看，我們可以借鑒已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的做法。根據荷蘭的安樂死立法, 醫生對垂危病人實施安樂死時, 必須滿足以下主要條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慮后提出實施安樂死申請;2）確認患者病情根本無望好轉且病人在經受病痛無法忍受的折磨;3）主治醫生應向患者詳細陳述實際病情和后果預測;4）與患者協商并得出結論, 認為安樂死是唯一的解脫辦法;5）一直看護患者的醫生就上述4條寫出書面意見;6）征得另一位獨立醫生的支持;對病人實施規定的安樂死程序。而針對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我們要求安樂死必須是由“成年和意識正常”的病人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自己提出來的;與此同時，我們還因加強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以避免出現病人因無依無靠或因為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尋死的情況。

從個人情感上來看，當個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帶來肉體、精神痛苦之時，我們應該尊重其在清醒意識之下做出的對生與死的選擇。這不僅僅是尊重了人的相對自由的意志，更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免除其和其家人接受更大、更多的痛苦。從人道主義出發, “人道主義”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和目的,關于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現實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學說”，為避免人受到折磨、非人的或降低人尊嚴的待遇,無論這種殘酷的待遇是來自國家、他人還是疾病,為了保持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都應該使安樂死合法化。

同時，我們認為中國應當將安樂死進行“謹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安樂死單行法。所謂謹慎,是指應當進一步對我國的絕癥并痛苦不堪的疾病、醫療技術和條件、醫療福利措施等方面進行醫學調查,進一步對我國的民眾情感、民眾基礎進行國情摸底,進一步積累醫學案例和司法實踐經驗,重視個案的正當性處理,對于具有相當合理性的安樂死行為予以司法認可,從點到面,循序漸進地引導安樂死合法化。所謂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實踐中,只承認那些既符合醫學標準又符合自愿的、消極的安樂死行為法律標準的行為合法,防止安樂死成為政治利用與謀殺他人的工具,避免損傷國民的善良情感。

從對社會的影響上看，安樂死這一行為對社會不會造成危害。安樂死是個人的選擇幸福的結束生命的一種方式，正如婚姻法中給予了行為人結婚和離婚的權利，同樣的，在生命權上我們也應給予給予行為人生存和死亡的權利。

當然，在使安樂死合法化之前，我們一定要細化違反操作程序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應當承擔的相應民事、經濟、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這樣才能保證安樂死不會被居心叵測的人所利用，最大程度地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權。

第二篇：淺議安樂死合法化

淺議安樂死合法化

內容摘要

安樂死問題涉及法學、社會學、醫學等多個領域，安樂死非犯罪化以及合法化的爭議一直困擾著學術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沒有統一結論。在國際范圍，安樂死立法的進程早已開始，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于自己的個人價值和權利自由的認知程度越來越深，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在我國，傳統倫理道德觀是安樂死立法的最大障礙，雖然目前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從國際上看，隨著社會文明進步，安樂死立法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闡釋了安樂死及合法化的含義和特征，簡要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于安樂死問題的看法和安樂死立法的進程，并提出了安樂死合法化的個人價值、道德價值及社會價值。

關鍵詞：安樂死；非犯罪化；合法化；國外趨勢；國內現狀；價值

今年4月，新華社報道，“因涉嫌7起謀殺案而被媒體稱為‘死亡天使’的荷蘭女護士露西·德貝克，在度過6年半的監獄生涯后近日重獲自由。荷蘭最高法院判決說，因相關證據不足，德貝克得以無罪釋放。”[1]

8月《中國青年報》報道了重慶一個助人自殺的案件：重慶開縣的曾婆婆，年近八旬，長期癱瘓在床，她不想拖累家人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一位七旬老翁宋某深表同情，在曾婆婆的多次請求下助其購買了毒藥，曾婆婆服毒后被家人送醫院但搶救無效身亡。隨后，幫助他人自殺的宋某被控故意殺人罪，一審被重慶市開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一審宣判后，宋某沒有上訴，目前，該

[2]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以上兩個案件均涉及的一個重要話題，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那就是“安樂死”。安樂死非犯罪化甚至合法化的爭議一直困擾著學術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沒有統一結論，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自己的個人價值和權利自由的認知程度越來越深，對于生命質量的追求逐漸超過了生命的存續時間，從世界范圍來看，安樂死非犯罪化和合法化的趨勢是不容忽視的。

一、安樂死的概念和特征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原意指“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安樂的無痛苦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通常指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瀕死的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及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同意認可，采取人為、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廣義上的安樂死還包括其他為緩解痛苦而提前結束生命的情形[3]，例如，“在事故中身受重傷的人請路人致其死亡以消除痛苦”，現代醫學仍使用狹義的概念。

對于安樂死的定義存在不同的意見，目前，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將安樂死作以下分類[4]： 根據實施方式，可以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是指“使用醫術干預手段，提早結束處于終極狀態的患者之生命”；消極安樂死是指“對處于終極狀態而飽受痛苦的患者，終止毫無意義的維生醫療，以免遭受搶救措施的無謂痛苦，使其具有‘人性尊嚴’的自然死去，也有人稱之為‘尊嚴死’。”雖然安樂死在中國尚未合法化，但實際上，消極安樂死的情況較為常見。

根據病人是否有主觀意思表示，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是指“病人自己提出安樂死的要求和愿望，或者他人提出而本人同意”；非自愿安樂死是指“病人無行為能力，無法正確表示自己的要求、愿望，為了使他們免受痛苦而實施安樂死”。

根據行為目的是否直接導致病患死亡，分為直接安樂死和間接安樂死，直接安樂死是指“醫生的行為以直接致人死亡為目的”；間接安樂死是指“醫生的行為能夠減輕痛苦，但具有終結人生命的風險與可能”。

由此可見，安樂死的目的在于減輕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尊重人的自主選擇和人格尊嚴，并提高個人生活的質量。首先，安樂死的實施對象是特定的，只有垂危的、承受極端痛苦的人才能實施安樂死；其次，只能由本人或其相關人才能提出申請；再次，實施安樂死的人必須是為患者治病的醫生；最后，醫生所選擇的方式必須符合人道和倫理，并在實際中能夠減輕患者的痛苦。

二、非犯罪化與合法化

非犯罪化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5]；合法化，是指通過正常的立法程序把過去認為是違法犯罪的行為給予正式的法律認可或法律保障，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

[6]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規范。歐洲委員會出臺的《非犯罪化報告》認為，非犯罪化可以通過立法活動進行，也可以經由司法機關解釋立法的途徑來實現，因此，非犯罪化可以被區分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實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罰制度擁有的作為對特定行為的正式反應的制裁范圍收縮的過程，亦即改變現行法律的規定，將特定行為從刑法干預范圍中排除出去的立法過程”；事實上的非犯罪化是指“盡管刑罰制度的正式能力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對特定情況下特定行為（逐漸）減少其反應活動的現[7]象”。

張明楷教授在《外國刑法綱要》中提出了“違法性阻卻事由”的概念，“意

[8]指排除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的違法性的事由。”即在一般情況下，某種行為符合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侵害或危及了實質法益，那么該行為具有違法性；但由于某種特殊的理由或根據，否定了這一行為的違法性，這種特殊的理由或根據就是違法性阻卻事由，或稱“正當化事由”。對于安樂死行為而言，如果安樂死立法通過，與其說醫生剝奪他人生命權利的行為合法，不如說是一種阻卻違法更合理。

因此，安樂死的合法化或者非犯罪化，一方面并不是指安樂死這一行為完全被法律鼓勵或者合乎情理，只是并不具有惡性的違法性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從而不構成犯罪；另一方面，只有嚴格滿足非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才能夠作為非犯罪化處理，否則，仍然構成故意殺人罪。

三、關于安樂死問題的爭議

（一）國際趨勢

目前國際上允許安樂死的國家有十二個，荷蘭和比利時認定安樂死全面合法，而奧利奇、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挪威、瑞典、瑞士、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允許消極安樂死。從安樂死立法的角度上來看，最早提出立法的是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安樂死法案；1936年，英國成立自愿安樂死協會，并向英國國會提交了一份安樂死法案，同年，美國也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但遭到了民眾的反對。然而，1938年希特勒建立安樂死中心，以“安樂死”為借口肆意屠殺，使安樂死蒙上了納粹恐怖的陰影，阻礙了安樂死的蓬勃發展。[9]之后幾十年，西方學者頻頻提出安樂死的相關法案，但都未獲得通過，支持和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爭議愈演愈烈，直到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安樂死立法的進程在荷蘭首先正式起步，這一法案的通過極大地推動了安樂死合法化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并認可安樂死。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政府通過了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2001年荷蘭上下兩院以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2002年比利時議會眾議院通過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嚴格按照規定對病人實行安樂死，比利時成為繼荷蘭之后，世界上第二個以法律形式準許實行安樂死的國家。

有贊成就有反對，英國、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國對安樂死問題存在激辯，而希臘和波蘭兩國則明令禁止安樂死，美國也對此持保守態度。然而，國際上對于實施安樂死的條件要求十分嚴苛，從提出申請到整個操作程序到相應的保障措施，法案都進行了細致嚴格的規定：“首先，病人必須是成人，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自愿，而且必須是病人深思熟慮之后所作出的堅定不移的決定；其次，病人必須在無法忍受病痛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安樂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須要經過兩名醫生的診斷，慎重的確定安樂死的方式。”[10]“實施安樂死的前提是病人的病情已經無法挽回，他們遭受著‘持續的和難以忍受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實施安樂死的要求必須是由‘成年和意識正常’的病人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自己提出來的。”法案同時規定，“病人有權選擇使用止痛藥進行治療，以免貧困或無依無靠的病人因為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尋死。”[11]謹慎立法、嚴格執法，從而保證實現安樂死合法化的初衷，避免安樂死成為惡意殺人的借口。

（二）國內現狀 安樂死涉及醫學、社會倫理學與法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在中國的刑事立法中，從未提及過安樂死，真正廣泛關注安樂死，是從1987年陜西省漢中市發生的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開始。漢中市傳染病醫院住院部肝炎科醫生蒲某在重癥患者夏某的兒子王某的多次要求下，為其開了兩次復方冬眠靈，夏某在第二次用藥后14小時死亡，冬眠靈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減輕了患者的痛苦，但對其死亡起到了促進作用。1987年9月，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將蒲某、王某逮捕，1990年3月，漢中市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此案。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在其母夏某病危瀕死的情況下，再三要求醫生蒲某為夏某注射藥物，讓夏某無痛苦死去，雖屬故意剝奪夏某的生命權利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而蒲某“在王某多次請求下，親自開處方并指示他人給垂危病人注射促進死亡的藥物，行為亦屬故意剝奪公民的生命權利，但用藥量屬于正常范圍，不是造成夏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亦不構成犯罪。”經被告人上訴和檢察院抗訴，漢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維持漢中市人民法院的判決，蒲某、王某無罪。[12]

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此后對于這一案件的討論也日趨深刻并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意見。蒲某和王某的行為確實存在剝奪生命權利的故意，但是其目的是為了減輕患者的痛苦，“主觀上既非出于惡意，也不是為了擺脫經濟、精神負擔或出于其他個人目的而追求夏某死亡結果的發生”，因此蒲某、王某的行為與故意殺人有本質區別，“不可說沒有社會危害性，但不具有刑法規定的構成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然而，并非所有“安樂死”的實施人都和蒲某、王某一樣規避了刑法處罰，除了上述重慶“曾婆婆案”之外，2001年上海的一起“安樂死”“殺母”案中，被告人梁某最終被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多數涉及“安樂死”或協助殺人的案件，最終都以刑法處罰結束。

在現實中，我國涉及“安樂死”的案件已經不在少數，而在醫療系統，為了減輕重癥患者的痛苦，經患者及其家屬同意簽字，醫生為病人注射鎮定劑使之陷入昏迷，最終由家屬簽字決定“拔管”來停止無謂延續生命的治療這一現象也已非常普遍，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就是一種變相的、消極的安樂死。而司法機關對于這類案件并沒有進行主動干預，基本上處于不告不理的狀態；對于訴諸法院的案件，要么認定“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不以犯罪論處”，要么以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但“考慮安樂死的特殊情形給予從輕處罰。”無論結果如何，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始終沒有一個明確徹底完整的結論，每個案件都是結合其特殊情況而作出判決，但是可以明確感受到，安樂死的合法化在以儒家文化為傳統，注重倫理道德的中國仍然“路漫漫其修遠兮”。盡管安樂死合法化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和應然性，并且是大勢所趨，但其與人倫道德顯著違背的部分將會嚴重阻礙安樂死立法在中國的步伐。

傳統倫理道德觀是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最大障礙，首先，對于“由病人或其親友提出要求”這一點，顯著違背我國的“孝道”，從傳統道德觀的角度來看，沒有晚輩“可以”或者“能夠”同意長輩放棄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說主動“要求”，若實施這一行為，該親友必然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譴責；其次，救死扶傷才是醫生的職責，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使病人病情好轉，無論何時，醫生都不應該提早結束病人的生命，實施安樂死違背了現有的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操守；再次，在中國的傳統道德理念中，勇敢地向病魔挑戰才是正確的做法，而主動放棄生命，則是一種與自殺類似的逃避行為，并不是主流思想道德的主張；最后，由親友提出申請的作法運作十分復雜，安樂死涉及繼承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對于申請人的主觀目的很難確認界定。除此之外，就我國法律體系的建設情況、人們的整體素質和認知水平而言，安樂死立法的條件尚未成熟。

四、安樂死合法化的價值

雖然目前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從國際上看，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隨著社會文明進步，安樂死立法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一）安樂死合法化的個人價值

個人意識覺醒，人們越來越強調自主選擇和自由權利，在現代社會，個人價值的構成包括作為人的尊嚴、自主、隱私以及自我發展；從法理的角度看，人的尊嚴是人格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基本人權。人們主張的生命權利范圍擴大，生的自由和死的權利都成為確認和追求的價值目標，法律在承認生的權利同時，也應當承認在特定情況下選擇死的權利。人之所以為人，因為生活和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類是有意識有思想的高等生物，人類不僅關注生命時間的延續，更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更注重生存的價值，法的精神并不包括強制人類毫無意義而痛苦的生存。

“優死權”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提升而提出，人抉擇的呼聲日益強烈，但優死權并未完全擺脫群的生存規則的痕跡。目前生命權并不完全歸個人所有，只有國家可以依法處分，“限制個體通過法律禁止的方式處分其自身的生命權，或在追究和處罰犯罪人時可以依法適用剝奪其生命的死刑”，因此，安樂死必須通過國家的認可才得以合法化。

（二）安樂死的道德價值

安樂死是一種人道的行為，病痛的折磨來自于自然生理，與一般情況下人道主義所對抗的殘忍待遇來源顯著不同，這并不意味著避免自然生理帶來的身體和精神痛苦并不屬于人道主義所對抗的范圍。人道主義的行為方式所規避的痛苦應該是廣義的，既包括人為的也包括非人為的，“人道主義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和目的，關于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現實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學說。”

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說：“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

[13]時使他安逸的死去。”使患者減輕痛苦，得以“善終”，符合現代倫理道德觀。

（三）安樂死的社會價值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老齡化情況越來越嚴重，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推動安樂死合法化有利于實現資源公平分配和社會效益最大化。救治絕癥病人，病情越嚴重，所需要耗費的人力、財力、物力越大，消耗的社會資源越多，結果確實可以相對延長生命，但不能改變其死亡的結果亦不能改善其生命質量。[14]然而，將這一部分資源用于救治可能康復的患者，更能有效利用醫療資源，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應然性，明確實施要件、對象和整體程序，并對其適用和操作進行嚴格監督，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減輕患者的痛苦，對于維護病人的人格尊嚴、保障適用患者的基本人權，維護整個社會的利益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章魯生.兼職護士含冤入獄七年——荷蘭“死亡天使”無罪獲釋[N].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4/20/content_3193181.htm,青年參考,2010-04-20 [2]付澤,田文生,冉志敏.重慶首例“助人安樂死”者獲刑三年[N].中國青年報,2010-08-21 [3]魏東,肖敏.安樂死合法化:基本分析和立法建議[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4,(12)40-46 [4]劉維新.醫事刑事法初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5]張明楷.司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J].法學家,2008,(4):65.[6]梁根林.非犯罪化與安樂死問題[N].檢察日報,2002-11-29 [7]梁根林．刑事法網：擴張與限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25-228.[8]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9]夏強.安樂死合法化探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5)24-28 [10]姚立.在荷蘭，紅燈區納稅，同性戀結婚，安樂死合法——絕癥病人去荷蘭安樂死[N].環球時報,2001-04-17.[11]趙賢.世界各國安樂死立法現狀[N].醫藥經濟報,2007-03-30.[12]肖中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13]劉維新.醫事刑事法初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14]徐琳,張澤.安樂死合法化的法理探析[J].法制與經濟,2009,(6):27-30

第三篇：關于安樂死合法化

試論安樂死合法化

姓名：

班級：

學號：

上課時間：

序號：

摘要：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這個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國外已有很多國家承認安樂死合法化并加以立法完善，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安樂死在法律上進行規制，本文將國內外對安樂死的態度加以比較，并從犯罪構成方面解釋安樂死并非構成犯罪，我國應當緊跟世界潮流，盡快將安樂死納入合法行為的范疇。

關鍵詞：安樂死 犯罪構成 合法化

一、安樂死概述

（一）概念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對安樂死的解釋是：

對于現代醫學無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

一般來講，對安樂死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方面進行理解：廣義的理解包括一切“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殺；狹義的安樂死是指主動安樂死或積極的安樂死，即采取某種措施主動結束現代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并伴有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的過程。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是指狹義的安樂死。這種安樂死，不僅僅是一個是否選擇死的問題，更是一個在死亡迫近的時候如何選擇死亡方式的措施。從本質上說，安樂死是一種死亡的方式，是公民和社會對死亡方式的一種理性選擇，是在“死”這個環節和領域實現的社會文明。安樂死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其本質只是遵從死亡的規律，在面臨死亡的情形下選擇“安樂”方式離開，是生命終結的新方式，是文明的死亡。

（二）特征

第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是身患現代醫學上的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并且病人肉體的痛苦已經達到不堪忍受的程度；由于安樂死畢竟最終剝奪了他人的生命，對其適用對象必須做出明確的規定，否則可能會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至于此處為何是肉體痛苦，筆者下面會提到。

第二，為患者實施安樂死的主觀動機是好的，即實施者必須是出于一種人道主義者同情或憐憫的目的為患者實施的安樂死。如果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實施，安樂死則會因其目的的非正當性而失去存在的基礎。

第三，患者本人應有真誠的請求或囑托，即以口頭或書面申請的形式事先明確表達了本人自愿死亡的意愿。“自愿”真實性的認定，后面筆者也會涉及到。

第四，實施安樂死的主體須是醫生或其他的取得醫療資格的醫護人員。這樣限制的目的也是防止安樂死的濫用。

第五，對病人實施安樂死的手段要人道，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妥善并且得當。

二、國外關于安樂死的態度

對于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國外的發展比我國完善很多。現在國外大多數國家雖然不允許安樂死。但法律對醫生幫助病人自愿安樂死，大都采取寬容態度。

1.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條件承認安樂死的國家。1976年，日本東京舉行了“安樂死國際會議”。在宣言中強調：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之死”。

2.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給安樂死立法的國家。荷蘭議會于2001年11月29日通過安樂死法令．并從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是與此同時它對安樂死作出了嚴格的條件限制，如必須由患者仔細考慮后提出申請、確認患者病情根本無可能好轉以及正經受令人無法忍受的折磨等等。

3.比利時議會眾議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過一項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的國家。

4.瑞士：安樂死在個別城市合法。瑞士禁止積極、直接的安樂死。不過，在個別城市。醫生可以給重病且自愿結束生命的病人一些致命藥品．再由病人自己服藥。這種被動協助自殺，是合法的。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市政府通過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故一些絕癥患者專程到瑞士去享受安樂死。

一般而言，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都是在一定的特殊條件下允許醫生對病人實施安樂死。

三、安樂死是否構成刑法上的犯罪

安樂死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也就是現在學理上分類中的積極安樂死一類。我認為，消極安樂死一定意義上不能算是安樂死，而積極安樂死，如果經過患者申請并確認無藥可醫的情況下，不構成犯罪。理由如下：

根據我國《刑法》第13條的規定以及刑法理論的通說，犯罪是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與應受刑罰處罰性的行為。而安樂死三者都不具備。

（一）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我國刑法否定犯罪的社會政治評價，而安樂死只是改變了患者繼續遭受因患病產生的無法忍受而又無謂的痛苦的命運，人為地將瀕危的病人無法挽回的，由疾病導致的必死的結局，稍稍提前一點，而并未改變患者將死的命運。因而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是對患者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權利的尊重和保障，對病人本身來說，有利無害；對病人家屬來說，能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對醫生來說，可以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義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對社會來說，還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將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樂死不具備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是安樂死區別于故意殺人行為的最本質的特征。

（二）安樂死不具有刑事違法性 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國刑法并未對安樂死作出明確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而安樂死不具備刑事違法性。而應受刑罰處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國家對于具備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應有立場和態度。既然安樂死沒有刑事違法性，也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懲罰性。而且我國刑罰適用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從一般預防角度來講，適用刑罰的意義在于教育他人，防止類似主觀惡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適用刑罰，必須有需要改造的主觀惡性。而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相反，如果對施予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量刑，事實上也就是對于醫護人員這種對于患者的同情與憐憫進行懲罰，這是與道義背道而馳的，它所導致的結果只會是醫護人員對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會，只是為了延續患者充斥著疼痛的生命而不斷用藥，而患者的病痛不能減輕卻還要變本加厲。這就是我們刑法所謂的合法權利得到應有的保護嗎？筆者認為，這是更深層次的殘害，如果說這種方式對于刑法保護合法權益的目的的實現是種幫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幫助，使法與道德之間出現斷層。

（三）安樂死不具有應受刑罰處罰性 應受刑罰處罰性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國家對于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的行為的應有的立場和態度。既然安樂死沒有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處罰了。而且我國刑罰適用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而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對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因此此處刑罰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所以，安樂死也沒有刑罰處罰性。

以上均是基于刑法層面來闡述的，安樂死不符合犯罪本身各方面的特征，以及犯罪要件方面也同樣存在欠缺，因此安樂死應當屬于合法的行為。

四、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安樂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表現，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價值追求。人并不是僅僅是一個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會人。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時生命更是有質量和價值的。人類生命的尊嚴就體現在生命的質量和價值上。因身患絕癥而沒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處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無質量可言，對他們來說，維護其生命意味著承受無盡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嚴在無盡的痛苦中喪失殆盡，更不用說生命的價值了。死亡對于這些病患來說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種快樂和解脫，此時，允許病患以安樂死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有利于從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維護其生命的尊嚴，符合人類道德的要求，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必然選擇。生命權作為人的一種最基本權利，不僅包括維持生命存續，排除他人侵害的權利還應包括生命自決權。

自然人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棄生命利益，選擇死亡的決定。現代社會人們的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命過程的長短，而是更加注重生命的質量及其存在的意義。一個人由于外界條件而無法選擇生命的情況下，他應當享有選擇死亡的權利。身患絕癥，病痛難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樂死選擇，并非來自情緒沖擊下的茫然行為，而是希望通過安樂死來擺脫痛苦的理性行為，是真實意思的表達。從這層意義上說，允許患者選擇安樂死是對他個人權利的尊重，也是對其生命權的一種保護。我國法理學著名學者劉海年同志認為，從理論上說，安樂死應當作為我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一項內容。安樂死權屬于人權概念。

我相信隨著人們對生命意義與價值認識的不斷提高，面對安樂死的現實意義及其社會效益, 安樂死的合法化進程指日可待, 這是大勢所趨,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 1.趙秉志主編：《刑法新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王政勛著：《正當行為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3.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第四篇：關于安樂死合法化

論文摘要：作為社會的熱點問題，安樂死能否合法化反應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即人是否有選擇死亡的權力,而這種理應由個人掌握的權力為何遭到限制甚至是剝奪,各個群體對于安樂死的不同態度產生的原因，本文通過提出相關建議措施,期望能解決安樂死立法過程中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安樂死；合法化；社會群體

《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生命健康權的內容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即維護生命安全，禁止他人非法剝奪生命的權利；刑法中，一般將安樂死案件中的行為人定性為故意殺人，進行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處理。雖然，以安樂死之名積極或消極地促使他人死亡的行為都可能構成犯罪。但在臨床方面，由于病人對醫療方案有決定權，當病人放棄治療時，也就等同于安樂死。因此，安樂死在中國到底能不能合法這一問題值得我們進行研究、探討。

一、安樂死基本概念

（一）安樂死的定義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快樂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各領域對安樂死的定義不盡相同，本文采用《中國百科全書·法學卷》的定義：對于現代醫學無法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

（二）安樂死的類型

1、按作為或不作為的不同，安樂死區分為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前者指醫生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后者指停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自然死亡。

2、按當事人對安樂死接受與否，將安樂死區分為自愿安樂死與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包括：病人在病危時做出安樂死的意愿表示和病人事前做出的安樂死意愿的表示兩種情況。與自愿安樂死相對應的是非自愿安樂死，即違反當事人意愿的安樂死。

二、安樂死的研究現狀

中國學術界對安樂死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我國不宜實行安樂死：安樂死不符合我國人民的傳統道德觀念、與人道主義原則相悖、有違于醫生的職業道德、會給一些拒絕承擔贍養義務或者謀取遺產繼承者有機可乘、會發生錯死現象。第二種觀點認為在我國應當實行安樂死：安樂死有利于社會資源的節約、對病人而言是一種有尊嚴的解脫，無社會危害性，通過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學的安樂死制度，可以避免安樂死可能導致的不良影響。

三、各社會群體的博弈

（一）病患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人格結構由本我、自我、超我構成，其中，本我分為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每個人都存在死亡的本能，在普通情況下，一般人不會選擇死亡正是受到了生命本能的控制，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生命本能會被死亡本能所戰勝，人們產生死亡的需求，選擇自殺。實施自殺行為并不觸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我國刑法規定的違法阻卻事由中當事人承諾的有效性范疇只限定在除了危機生命及重大傷害的情況之外的其他情形。因此，將處置死亡的權利交付給他人的行為便觸犯了刑法的規定，被處以刑罰。

（二）親屬

“百善孝為先”的古訓是中國傳統觀念的總結，傳統思想、社會輿論對于普通人來說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對于病患親屬而言，安樂死是個艱難的選擇，這也是許多親屬面對著法律責任、社會輿論、倫理觀念的艱難博弈。在與傳統倫理觀念、輿論的對抗中，那些孝順的子女敗下陣來，屈服于社會大眾的壓力，而對于那些不孝順的子女來說，安樂死是一個極好的借口擺脫自身的責任。至于某些心懷不軌、意圖謀殺的人，病患將自己的生命處置權交給了醫生，這也使得他們有機可乘。在這一問題上，安樂死一旦被利用，病患的生命權將遭到極大的威脅，而由此產生的諸如遺產、社會保障甚至是犯罪問題都將浮出水面。

（三）醫生、醫院

1、醫生。傳統觀念中，醫生本來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面對著瀕臨死亡的病患的醫生而言，實施安樂死無疑會減輕病患的痛苦，醫生到底應不應該對病人實施安樂死，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是否違法醫生的職業操守都是一個被廣泛爭議的問題，這種全新的對病患的人文關懷理念也正被越來越多的醫生所接受。安樂死的主體限定條件是身患絕癥的病患，醫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當前無法解決的難題極有可能在不及的將來變為可解決的問題，是實施安樂死，還是讓病患等待直至其自然死亡，也是很難抉擇的問題。

2、醫院。對于醫院來說，法律明確規定醫療方案的決定權由病人和醫院雙方共同享有，在是否繼續救治的問題上，醫院的權力受到來自病患一方的限制，如果患者選擇放棄救治那就等同于安樂死。如果滿足患者的請求，對于醫院的聲譽影響以及為了實施安樂死而進行的專家會診等都是必須實際面對的問題。并且，作為法律責任的承擔者，支持醫生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導致的結果將是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醫療資源根本無法維持所有生命的存在，因此實施安樂死對于整個社會來說節約了大量的醫療資源。然而，由于不同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不同，資源并不一定流向有需要的社會群體，往往導致更為嚴重的懸殊。如果病人因無法支付巨額的醫療費用而選擇安樂死，對于整個社會而言也是一種悲哀。

（四）權力機關及司法機關

作為社會的掌控者，權力機關在這一問題上（下轉第121頁）（上接第85頁）的態度勢必會小心翼翼，處理不當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人權問題、法律問題、輿論問題、社會問題蜂擁而至。因此，雖然自1994年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會收到關于安樂死合法化提案，安樂死立法仍然是空白。但人民代表大會始終承擔著立法及推動法律前進的職責，伴隨著越來越強烈的呼聲，安樂死作為一種對人的終極關懷措施理應被賦予法律效力，而是否立法及如何立法的難題也困擾著權力機關。

司法機關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如何判定協助安樂死的當事人的行為。我國第一例安樂死案件最終以法院的“雖然已構成故意殺人，但情節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判決作為結束。在立法沒有明確安樂死的規定時，司法機關必然無法先行，然而實際存在的類似案例也是使司法面臨著尷尬的局面。

（四）大眾

對于大眾而言，對安樂死的爭議顯得輕松許多。中國首例安樂死案的辯護人張贊寧去上海等地作了一次社會調查。發放調查問卷500份，收回463份，回收率92.6%。其中贊成安樂死的有448人，占96.8%，其中有68.3%的人認為在我國實施安樂死法的時機已經成熟，應當盡快立法；反對安樂死的僅15人，占3.2%。這一次調查，是國內贊成安樂死的人數比例最高的一次。通過各種調查數據顯示：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這種輿論的來源不僅僅是各學界的專家們，還包括媒體及普通大眾。雖然由此產生的弊端無法規避，但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卻越來越高。

四、解決措施

（一）在推進安樂死立法進程前，立法機關應當做民意調查，以實現立法充分尊重個人意愿、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

（二）安樂死的對象應嚴格控制，必須為年滿18周歲的成人，包括肉體和精神處于極端痛苦之中的瀕臨死亡的絕癥患者和靠人工維持生命長期昏迷不醒、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

（三）實施安樂死應符合不違背本人意志、無危害的原則：病人劇烈痛苦且瀕臨死亡；現有醫學科學技術不能救治；由病人或家屬主動提出請求；確認這種意愿是病人真實的意愿。

（四）安樂死的方法和實施主體。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的，體現出人道主義的精神，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安樂死的實施者應為合法的醫務人員，且有許多其他限制條件。

（五）安樂死的實施程序：(1)請求程序：有表達自己意思能力的病人，要采用書面形式并且有本人的簽字；對于不能表達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親屬請求，并需經有關部門的批準方為有效申請；(2)審查程序：設立由醫學專家、法醫、醫學倫理專家共同組成的審查委員會，對安樂死的申請進行嚴格審查；(3)操作程序：申請批準后，須由病人所在醫院兩名以上的醫務人員按批準的時間、地點實施，在實施前病人表示反悔的，應終止實施。

（六）法律責任：對不符合安樂死條件的病人實施安樂死，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有確切證據證明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時在病人的真誠請求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但未經有關部門審查批準的，仍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未經病人或其家屬同意，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對有行為能力的人擅自實行安樂死的，構成故意殺人罪，應按刑法有關規定承擔刑事責任。

無論如何，人有選擇生的權利，也有選擇死的自由。安樂死存在著積極的意義，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立法者能在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的理論探討基礎上，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經驗，制定嚴格的安樂死操作程序，建立起一套科學的安樂死實施制度，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那么安樂死將帶來一種全新的人文關懷。

第五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我方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開宗明義，概念先行。讓我們先明確兩個概念。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它針對的都是處于極大痛苦中的瀕死病人，因此安樂死與其說是對生與死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

基于以上對概念的分析，我方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論述。

第一，從情理上看。安樂死實質上是一種患者和家屬在特殊條件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生命的長度。所以安樂死對患者實際是一種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判斷和選擇。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點做出的一種抉擇。如果患者和家屬在判斷和選擇上達成了統一，安樂死對于利益相關者就沒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種正當的權益。據調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我國每年有近130萬人死于癌癥，癌癥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漸被癌細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

第二，從法理上看。法律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公民越來越多的合理訴求予以認可和保護，使其成為正當的權利。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安樂死合法化體現的是法律對公民意愿的尊重，這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證明。

第三，從程序上看。為了防止無意愿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據此制定出了嚴謹的程序，規定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患者真實的、明確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經過醫療與司法機構的嚴格認證與審查。它需要經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當性，在實施過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夠予以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