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辯稿 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一辯稿 正方

安樂死在我國的定義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關于在現今中國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我方持肯定態度，接下來我方將已三個方面闡述這一觀點。

1.安樂死合法化更能維護病人的人身自由，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其精神和身體都在忍受極端痛苦，當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絕茍延殘喘的活著，而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時，我們難道不應尊重其選則，使其通過安樂死達成夙愿嗎？況且部分身患絕癥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規律，本應走向盡頭，可我們明知病人已行將就木之時，卻仍一廂情愿使用各種儀器延長其生命，也就是延長其臨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這是極不人道的。

2當沒有切實可行的既減緩病人病痛又無法有效延長其生命的的情況下，.安樂能保證病人的生命質量，維護其生命意義。

人具有社會屬性，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存活，當病人處于極度痛苦中，并且沒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時，其精神和身體往往承受著雙重折磨。其生命質量已無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選擇安樂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時，這對于其生活質量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當我們的生命只剩下茍延殘喘和巨大的痛苦時，敢問他的價值何在，珍貴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安樂死》一文中所說：與其讓他們（植物人）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并莊嚴地結束生命。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認為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3.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癥，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棄自己生存權利的人，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他們安樂死不僅能結束其痛苦，滿足其意愿，更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于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綜上所述，我方認為，現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第二篇：當今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一辯稿

當今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大家好。今天我們聊到當今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的問題，我方的觀點是，應該合法化。接下來我將從幾個方面闡述我方的觀點。

首先讓我們從辯題的關鍵字出發。第一，當今，即我們辯論的視角是著眼于當今社會的，考慮到全球化的明顯趨勢，我們不僅從當代中國社會的角度出發，更是從當代國際社會出發，來考慮安樂死應該合法化的問題。第二，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第三，應該，表示理所當然和估計情況必然如此。第四，合法化，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規范。

以上我通過對關鍵字進行定義的解釋初步為大家闡述了辯題的含義，結合我方的觀點，我方認為，當今安樂死應該合法化。接下來為大家說明理由。

第一，從法律層面上來說，安樂死并沒有觸犯法律和違背法律的要求，它沒有對人進行故意的傷害，不構成犯罪。安樂死雖然與死亡有關，但它是一種死亡狀態，并不是致人死亡的原因，因此不存在安樂死是違法犯罪的說法。再者，安樂死合法化可以使這方面的法律進一步完善，有利于推動法治往更全面、文明的方向發展。

第二，從人權的角度講，安樂死體現了對生命權的尊重。安樂死是在病人自愿的前提下進行的，是病人對自己生命終結狀態的一種選擇。體現了在生命無法避免痛苦地走向盡頭的時候，能夠自己選擇體面安樂地離開的一種權利。一句電影臺詞是這樣說的，“可以遏制自由的生命不是生命”。我們提倡安樂死應該合法化，是對人權的進一步尊重，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是現代社會邁向更文明階段的標志。

第三，安樂死合法化能讓醫生更好履行職責，讓病人以及家屬得到心靈的慰藉。培根曾經說過：“醫生的職責不但是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有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安樂死不是恰好符合這句話的意思嗎？有人質疑安樂死是醫生的不作為，但我認為恰恰相反，一個醫生，與其在病人的病情無法挽回的關頭只會說一些安慰性的話語，采用一些毫無積極作用的措施，不如在征求患者的同意后，對病人實施安樂死，才是對自己本次醫治、對病人的尊重，也是醫生職責所在之處。

“假如生活是一場糟糕的電影，何苦要等到結束？”當一部電影不好看的時候，你是選擇內心吐掉兩升血痛苦地看下去，還是選擇離開，不再繼續觀看？離場不離場，選擇在于自己。安樂死的合法化，是讓更多的不治之癥飽受痛苦折磨的病人能夠更好地擁有“離場”的自由，身體已經不受自己控制了，至少意志還是能掌控的，那么我在這最后一刻，選擇以我想要的方式死亡，而不妥協與病魔，有何不可呢。病人的家屬，也能夠在這最無能為力之刻，找到一絲慰藉，雖然結果還是一樣的，但是至少更積極一點，更有為一點，不是嗎？

放眼國際社會，安樂死合法化的曙光已經顯現，荷蘭和比利時已經舉起了希望的火炬，通過了安樂死合法的法案。近三十年以來，社會各界也在運用著不同的努力，為安樂死合法化貢獻著力量。安樂死合法化，是大勢所趨，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篇：當今中國大陸應該將安樂死合法化一辯稿

當今中國大陸應該將安樂死合法化 謝謝主席：

所謂安樂死，指的是使病人無痛苦、有尊嚴的死。合法化指的是對于公民的正當權益在法律上給予認可和保護。就今天的辯題而言，我方認為在基于人道主義、倫理道德等社會價值取向以及安樂死合法化在社會上的可行性上，當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首先，安樂死必須滿足以下幾點要求：

①從現代醫學上看，病人患有不治之癥并已臨近死期； ②必須有病人神志清醒時的真誠囑托或同意； ③必須經過法院等機構嚴格審查并通過； ④必須由權威專業人士執行； ⑤安樂死必須體現個體的意志

6.必須是病人承受了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兩者缺一不可

為何要將安樂死合法化？

第一，每個公民都享有人權。我們既然享有生的權利，那么死的權利也應當包括在內。有醫生曾寫下他的親身經歷：他主治一個肺癌晚期的老人，一次在例行檢查時，將耳朵湊到老人跟前，聽見老人虛弱地說道“讓我走吧”。可惜的是，由于家屬不同意，老人在痛苦中熬過一個星期后還是死了。所謂尊重人權，不是通過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并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卻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實。當一個理智的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以安靜方式離開人世，從而保持其人格尊嚴時，我們有什么理由去反對這樣做呢？ 第二，安樂死的合法化對于社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安樂死只是稍稍提前了無法挽回的瀕危病人的必死結局，并未改變患者將死的命運,卻可以緩解病人的極端痛苦，讓其有尊嚴的安樂的死去，并且使家屬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同時可以使醫生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安樂死合法化符合大多數中國人民意愿。據中國法院調查，80%以上的中國人支持安樂死合法化，而且從1994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都會收到有關安樂死立法的提案，這無疑證明了人們對安樂死合法化問題越來越重視；再者，只有將安樂死合法化，才能更好的對其加以規范，不給謀殺犯罪及推卸醫療事故可乘之機。

若一個人曾經生如夏花般燦爛，也請讓他死如秋葉般靜美吧。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在當今中國，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對方觀點：

1、安樂死的合法化不符合當今中國國情。

這些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范和監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這種因立法空白導致的社會實際操作上對生命處置的放任不利于對人們生命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對比荷蘭，連這樣法律已經和完善的國家都出現。。的現象，那么在中國。。反駁：如果兩個顏值很高的成人生出了一個很丑的孩子，那按照對方辯友的邏輯是不是兩個很丑的成人生下來的孩子就是怪物了呢？

對于犯罪問題，法制建設不完善的貧窮過度會發生，文明、法制先進的西方國家也同有會發生，因此對方舉得例子根本沒有可比性。

2、安樂死是不尊重生命權，安樂死合法化是對生命權的濫用

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癥的垂危病人。他們的生命在短期內已確定將終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故實施安樂死只是遵守這一法則而對病人的生命終結方式進行人工優化。（區別故意使人罪，性質、目的、實施者、主動方、手段等等都不同）

3、中國醫患關系緊張

4、我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醫療衛生與福利保健體系不健全

5、醫療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標準和安樂死判斷難以確定（醫生誤診）

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安樂死的條件還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備條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規，試點性施行，分層次過渡，從而逐步在全國推廣開來。待時機成熟時再制定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安樂死法律。這樣做的好處是循序漸進，避免因條件不合而導致安樂死的濫用，從而造成“合法化殺人”，破壞現存社會秩序的穩定。

6、傳統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束縛，民眾觀念需要轉變

問題的發現和解決都是通過實踐本身，只有在實踐中去發現問題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我方論據：

請問對方辯友，若在生命的質量和長短上選擇其一，你選什么？ 對于那些經濟本不富裕的人來說，難道要為了一個已無生命意義的垂死之人砸鍋賣鐵，卻讓其他健康的家人飽受無家可歸的顛沛流離之苦嗎？

一個人健康的人，應當推動并滿足病人的善終權，只有活人做好了，在他死的時候才能享受到這種善終權。

難道放任病痛在患者身上進行無休止的糾纏與折磨就是對方辯友所謂的人道主義（對生命權的尊重）嗎？這反而是才是對生命權不折不扣的褻瀆與不尊重

對方辯友如此以人道主義（尊重生命）自居，卻看著患者被病毒一點點地侵蝕，這與滿期的凌遲何異？

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惡性，不具有預防性的威懾力。[3]相反，如果對施予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量刑，事實上也就是對于醫護人員這種對于患者的同情與憐憫進行懲罰，這是與道義背道而馳的，它所導致的結果只會是醫護人員對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會，只是為了延續患者充斥著疼痛的生命而不斷用藥，而患者的病痛不能減輕卻還要變本加厲。這就是我們刑法所謂的合法權利得到應有的保護嗎？

人類生命的尊嚴就體現在生命的質量和價值上。因身患絕癥而沒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處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無質量可言

一個人由于外界條件而無法選擇生命的情況下，他應當享有選擇死亡的權利。身患絕癥，病痛難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樂死選擇，并非來自情緒沖擊下的茫然行為，而是希望通過安樂死來擺脫痛苦的理性行為，是真實意思的表達。

家屬對家庭成員有照料的義務，但是為了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過分的要求，對于上述種類的病人（指腦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屬已承受極大的感情和經濟壓力，他們處于十分為難的處境。安樂死或把他們從這種壓力和為難境下解脫出來。

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到有挽救價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適且合理，對本應適用安樂死的病人卻不惜一切代價去賭資源，這首先就違背了社會發展必須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則。何所謂資源的有效性，不是我們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暫時的效用。有限的資源在絕癥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續一段并不長久的卻充斥著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缺醫少藥，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療而死亡或者造成殘疾，這些有限的資源，對于這樣地區的人們意義又是多么重大。

第四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從語義上分析，“安樂死”是希臘文 “Enthansia” 的中譯，其愿意為“美好的死亡”。韋氏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將其定義為：“安靜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靜容易死亡的舉動”。從中文的字面意義上來看，也體現了中譯者寬厚仁慈的內心本質。（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漢中發生了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從此安樂死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但近期以來，由于對安樂死的許多問題仍爭執不下，加之法律對其沒有進行應有的關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逐漸冷淡下來，研究陷入了一種停滯的局面。在實踐中，或許人們已經將安樂死作為一個事實，已經將其作為一種私權來對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認可，它還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在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對于安樂死問題，法也應該體現其應有的人文關懷。

一、安樂死概念的界定

對于一切問題的探討，概念是其基礎。僅有字面而無內在的界定，會造成人們對具體問題理解的混亂。人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從而形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樂死亦是如此。關于安樂死的概念，中外學者都曾企圖給以科學的界定，綜觀學者們見仁見智的觀點，（2）可以看出安樂死的討論范圍十分廣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幾種行為：（1）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動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2）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痛苦，應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3）對患有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為減輕治療給其帶來的痛苦，放棄治療，不再人為地延長其生命。這幾種行為中，最后一種也被稱為消極的安樂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在實踐中也極少對這種行為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因此，這種消極的安樂死已經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對于第一種行為，由于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也由于這種行為容易產生流弊，極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喪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樂死之名，行殺人或種族滅絕之實，而且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極不人道的。（3）因此，這種行為不應包括在通常所說的安樂死之列，因而也就喪失了討論其存在的基礎的必要性。通過上述排除，本文所論及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無治愈希望的絕癥的病人，為減輕其臨死前的無法忍受的痛苦，應病人真實、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提前結束其生命的行為。這個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礎，筆者在下文將從歷史趨勢的角度、個人權利自由選擇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圍繞這一概念，展開對其合法化的理論基礎的探討。

二、歷史的必然趨勢

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說：“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4）因此，對安樂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安樂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會的加速死亡措施，他們在遷移時往往將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滅，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們的死亡。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有權處死有缺陷的兒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兒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紀，這種原始的習慣仍在一些地方流行著。古代的這些習慣雖然與現代所說的安樂死有著非常大的差距，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它們相通的一面，其中所體現的功利主義和私權理念對于現代安樂死的理解，無疑具有一種啟蒙的作用。

中世紀以后，尤其是進入近代社會以后，一些思想家從理論上闡釋了安樂死的內涵，蒙田、培根、科羅納羅、莫爾、休謨等都曾對這一問題直接或間接的作過理論闡釋。如培根認為：“醫生的職責不僅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的死去。”這些思想家的經典論述，影響了人們對于生命的看法，使人們不但追求高質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質量的死亡。這些論述也成為安樂死出現的催化劑，成為人們為安樂死辯護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當時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們開始積極倡導安樂死。如1936年，英國民間出現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上議院提出了法案，率先開始開展安樂死立法運動；1838年，美國牧師波特爾建立了美國安樂死協會等等。雖然這些努力由于這一時期安樂死已經被納粹分子作為種族屠殺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合法化仍未喪失信心，仍有不少學者、醫生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戰后，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安樂死又成為人們熱衷的話題，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現，這正式拉開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的序幕。在美國，1969年愛華達州的立法機關討論了安樂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岡州討論了安樂死法案，1975年發生在新澤西州的昆

蘭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問世，1976年加利福利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實踐中，美國不承認對安樂死可以進行合法辯護，但實際上仍然將其不同于一般的殺人罪來看待；在英國，雖然議會對安樂死法案遲遲不能通過，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從1936年到1970年，英國議會曾多次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辯論。人們對安樂死的態度越來越傾向于支持，1998年英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有72％的人認為安樂死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國，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樂死從違法行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對實行安樂死的行為人宣告附緩刑的最低刑；在日本，雖然法律還未承認安樂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個著名的安樂死案件的判決確定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條件，成為后來日本審理安樂死案件的基礎；荷蘭是世界上第一個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000年11月，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案，2001年4月，荷蘭議會上議院通過該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時參議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參議院的司法及社會事務委員會通過關于安樂死的一項法律提案；在我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樂死問題還沒有受到注意，從1987年發生了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這一問題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案件發生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織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收到了350多封觀眾來信，其中90％的人明確表示贊成安樂死。有學者曾對某醫學院的172名學生就安樂死問題進行了民意測驗，其中持贊同態度的占77％。可見在我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占絕大多數。（5）

可以說，安樂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謹小慎微到大膽突破，從醫學實踐到立法確認，可謂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從發展趨勢上來看，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和呼聲在全世界成為一股潮流，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數越來越多；安樂死協會也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其會員人數呈不斷的上升趨勢；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已越來越多。1976年，安樂死的支持者們甚至在日本舉行了一次“安樂死國際會議”，其在宣言中明確強調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可見，歷史已經在向我們展示：安樂死合法化已經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三、個人的自由選擇

個人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單元。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個人可以分為本人和他人，他們由社會關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社會中和平共處、團結友愛的生活。社會是個人的上位概念，社會由個人所構成，但社會絕不受個人所控制，它影響著個人的生活，促使人們又是為著他的利益進行選擇或者放棄。個人的自由選擇無疑會引起他人的利益變化，并對其進行價值判斷，也會造成社會對個人的這種選擇的整體評價。因此，對安樂死的個人選擇的合理性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本人、他人、社會這三個角度展開。

亞里士多德曾說：“人的功能，絕不僅是生命，因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們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為生長養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為甚至牛及一切動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據理性原則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人的生命意義在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強調了人應該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規律的生活。帕斯卡爾在其著作中論證了人的全部尊嚴在于思想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人因為有了思想才偉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嚴的源泉。而對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選擇安樂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現，也是其尊嚴應有的內容。相反，使一個人違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權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這就是生活的異化，背離了人生活的真諦。進一步說，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義的生命創造活動，“生存”則是無意義的生命適應活動，“生活”是人應有的內容，尤其是現代社會，人作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當他能夠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時，才可能存在。（7）否則真正意義上的人將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安樂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選擇，是其應有的權利，而且法治社會的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更好的生活創造條件，而沒有權力強迫其公民為適應他人而痛苦的活著。選擇“體面的死亡”既是每一個公民的內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權利，誰干擾了人的這一內在自由，誰就侵犯了他的內在尊嚴，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任何形式的顯著限制他的選擇自由的強制，都是對他的人格尊嚴的冒犯，選擇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從本人的角度來說，應該給與個人以安樂死的權利，此為其一。

其二，從他人的角度來說，本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任何社會都不會允許其成員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個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孤立的個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著平等。”（9）個人自由必然永遠與平等結合在一起，以使社會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擁有這樣的自由，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個人單獨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樂死而言，由于這是一種個人權利的處分，它并不會對他人的權利造成任何侵害。從他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個人權利的形式也不會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會因為此權利的行使而減少。并且由于這種自由權利在社會上是平等的，任何社會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這一自由權利，它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永遠都不會因為一

個人行使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因此，從他人的角度來看，安樂死權利的普遍化并不會給他人帶來損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安樂死存在的合理性。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

其三，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得不出對其限制的充分理由。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將人基于內在自由選擇而請求實施安樂死的社會代價與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進行比較，結果對安樂死進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僅以“將安樂死作為殺人工具”有害于社會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因為它僅可以作為殺人的手段而不能成為殺人的目的和動機。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更何況“這既沒有賦予集體以完全不顧個人價值的權利，也沒有賦予集體為了整體而戮害個人價值的權利。”（1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11）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個人的這種權利的行使，還會給社會節約大量的資源，從而將這些資源運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會資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亞里士多德將正義區分為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其中分配正義是指對待不同人之間的相對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們授予利益或者設定負擔。（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13）就限制患者請求實施安樂死而言，社會分配給他的負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著，這種分配的正義顯然是不平等的，它不應該為社會所贊揚。需要強調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就社會制度正義而言，被禁止實施安樂死者并沒有因此而帶來補償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狀況不同的這種禁止也是不符合羅爾斯關于不平等情況下衡量社會正義的原則的。（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

四、法律的人文關懷

既然從個人的權利的自由選擇的角度既可以證成安樂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證偽安樂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應該體現其固有的人文關懷精神，關注這種權利，將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護。

現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人文精神以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人的權利的平等尊重和關懷為特質。現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代法律產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因此，法必須以人文精神為基調，并不斷的充實這種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法應該尊重和確保人的這種選擇權利，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進行認可和維護。病人也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為出發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反之，如果法律對人的這種應有權利選擇漠視的態度，則辜負了其應有的使命；如對其進行限制，對相關無過錯者處罰，就表現出殘暴，就辜負了其應有的人道。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個人的自由如果沒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體現了其應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刑法是強制性法律，其條文都是一種否定性規定，它所規定的行為都是不允許去做的行為，一旦人們做了這種行為，違反了刑法的規定，則會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定應該慎之又慎。對安樂死也是如此，一旦安樂死被列為刑法的禁止性行為，則當現實生活中發生這種情況時，就會遭到來自國家的強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反之，如果懲罰這種行為，則將導致客觀歸罪，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法的人文關懷精神。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在的反映了該醫生的內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這種不能證偽的合理性下，權利還是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當法律對權利給與足夠的關注時，它才能為人們所重視，才能為人們毫無顧忌的行使。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對安樂死的立法應該早日提上日程。

第五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我方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

開宗明義，概念先行。讓我們先明確兩個概念。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它針對的都是處于極大痛苦中的瀕死病人，因此安樂死與其說是對生與死的選擇，不如說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

基于以上對概念的分析，我方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論述。

第一，從情理上看。安樂死實質上是一種患者和家屬在特殊條件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生命的長度。所以安樂死對患者實際是一種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判斷和選擇。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點做出的一種抉擇。如果患者和家屬在判斷和選擇上達成了統一，安樂死對于利益相關者就沒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種正當的權益。據調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我國每年有近130萬人死于癌癥，癌癥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漸被癌細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

第二，從法理上看。法律在其發展過程中對公民越來越多的合理訴求予以認可和保護，使其成為正當的權利。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安樂死合法化體現的是法律對公民意愿的尊重，這也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證明。

第三，從程序上看。為了防止無意愿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據此制定出了嚴謹的程序，規定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患者真實的、明確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經過醫療與司法機構的嚴格認證與審查。它需要經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當性，在實施過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夠予以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安樂死應該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