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洋鬼子”眼里的中國革命——讀斯諾《西行漫記》有感

“洋鬼子”眼里的中國革命——讀斯諾《西行漫記》有感

沈斐

1936年，埃德加?斯諾在傅錦魁的陪同下，前往保安以西的甘肅邊境和前線。借宿農舍時，一位小腳老太太堅持把家中僅有的五六只雞殺一只招待客人，而這是為了“咱們可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告訴外面的人說咱們紅軍不懂規矩。”

斯諾明白：“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實在不知道該用什么稱呼來叫我。”

與紅區農民對西方人因隔閡而武斷一樣，西方人對于中國紅區，也因陌生而形成了很多臆想，比如：中國士兵只會用鴉片煙槍打仗、中國紅區實行“共妻”的婚姻制度。

但正如中國人透過被西方用利炮漸次轟開的紅色大門，經歷了一個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開眼看世界”的過程，西方人在大門的另一端，對于中國的認知與興趣，也在與日俱增。

斯諾在《西行漫記》開篇的第一節，就列舉了“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綜合了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三方面的內容。

那么，在紅區保安度過的這4個月中，斯諾究竟得到了怎樣的解答呢？

斯諾在去前線的途中，拜訪了仿佛兀立在“中世紀的世界”里的陜西蘇區工業中心吳起鎮。面對全部從敵軍處繳獲的生產機械，面對以手工業為主的生產方式，斯諾放眼整個西北地區，感到“在整個西北，在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這些面積總和幾乎與俄國除外的整個歐洲相當的省份里，機器工業總投資額肯定大大低于——打個比方來說——福特汽車公司某一大裝配線上的一個工廠。”

而當斯諾在陜西蘇區“盤問”了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關于當地的經濟制度后，他不得不感嘆：“這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個奇跡。”他認為“這不是能僅僅用財政的角度來解釋的，只有在社會和政治基礎上才能理解。”同時，他也對蘇區脆弱的經濟體系的走向進行了預測。

列寧室，讓斯諾走進了紅軍們的內心世界。通過對室內物件擺設的觀察，斯諾試圖描摹紅軍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而一堂政治課的討論，更讓他體會到戰士們“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情感”。這種“簡單而強烈的”，但在形式上，“很符合邏輯”的信念，是“任何一支十字大軍為了要加強精神團結、勇氣、為事業而犧牲的必要的信條。”

作為西方人，他對發生在神秘的中國紅區里的事情（落后簡陋的物質條件、逐步嚴謹的制度建設和純粹而強烈的革命信仰）感到瞠目結舌；但作為記者，他試圖通過易于理解的方式來向外客觀地呈現紅區的狀態。

除了使用貼近生活、淺顯通俗的語言之外，有趣的是，斯諾對于紅區的解讀，很多時候運用的仍是西方的一套參照體系，例如：與歐美國家相比的工業規模、西方科學考量下的經濟制度以及近乎宗教狂熱的革命信念。這難免像林紓將法文的《茶花女》譯成文言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一般，讀來有滑稽之感。

從客觀而言，正如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就西方“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所產生的兩大異采之一“塞恩斯（Sceince）”所做的比較——“大約在西方便是藝術也

是科學化；而在東方便是科學也是藝術化。”斯諾對于制度建設，習慣性地用“科學”的游標卡尺來考量。這也就難怪當他發現“這個問題（蘇區的經濟制度）主要是靠白發蒼蒼、神態莊嚴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才智來解決”的時候，會感到驚愕與憂慮了。在他的觀念中，科學的制度建設與個人的領導藝術是很難等同起來的。

而主觀上，斯諾也善假于“外物”，藉此使他對于紅區客觀、全面、深入的報道，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尤其是外國人士和新派人物。從而在作品豐富的文獻價值以外，產生強大的社會效應。

與近代創辦外報的傳教士們相比，斯諾嘗試扮演的并非是“布道者”，甚至“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做一名中國革命的冷靜的旁觀者與忠實的記錄者。對于中國革命，他有疑問，也敢于質疑，但這不是為了用西方的價值觀去修正中國發展的道路，而是為了全面把握其歷史動因、現實狀態與未來趨向。此外，對于探秘似地深入紅區的經歷的詳細記述，也并非是想刺探情報、邀功請賞，而是懷著理解與關切，力求向世人展現中國紅區的全貌，并意外地收獲了無可估量的現實效應，助力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

這就像斯諾在紅軍劇社的露天晚會上，被要求獻歌一曲，結果左思右想，唱了一首《蕩秋千的人》一樣，即便是兩種文化背景，但只要擁有同樣的情懷，紅色的旋律與西方的曲調也能相得益彰。

這種情懷還體現在對于歷史豐富的斷層面的研究上。北島曾說：“帝王將相的紀年，與普通百姓是不同的。”但斯諾對于中國革命的記述，并沒有局限在毛澤東、朱德等高層領袖身上，而是自下而上地考察中國革命的群眾基礎和社會環境。斯諾曾在寄宿的農家里，讓農民們暢談“為什么寧可要紅軍”的理由，盡管有的只是關乎私利的不滿，有的是口號標語式的應答。但從大部分人與紅軍打交道的經歷中，他還是能體會到紅軍與群眾深厚的感情，并推測出中國革命關鍵的制勝因素——“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于后者的意志??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斗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斗爭中，只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經歷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么能夠免遭消滅。”

這種受新史學關注社會史的影響的考察，加之透過社會現實與歷史表象對時代脈動的把握，使得斯諾對于中國革命的未來做出了富有“預見性”的推斷。而這也正是斯諾的《西行漫記》能夠從同時代的其他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一部“里程碑作品”的關鍵。正如費正清在序中所言：“由于埃德加?斯諾的努力，本書在這兩個方面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一是作為對歷史的記錄；而是作為對歷史趨勢的預見。”通過對中國革命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思想上三位一體地考察，斯諾表達了對中國革命未來的看法：“中國社會革命運動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暫時退卻，可能有一個時候看來好像奄奄一息，可能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和目標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個時期隱沒無聞，被迫轉入地下，但它不僅一定會繼續成長，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終于會獲得勝利，原因很簡單（正如本書所證明的一樣，如果說它證明了什么的話），產生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本條件本身包含著這個運動必勝的有力

因素。”

那么，斯諾何以對中國革命有如此深透的解讀？

我想，那是源于一種情懷。

那又是什么樣的一種情懷呢？

那必是一位西方人，在不同的東方文化背景下，內心所感懷的一股溫情與敬意。那是一種對于東西文化相互包融與欣賞的氣度，進而建立共同價值的見識。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來說，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在紅色的經典影像中，有一張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拍攝的時候，毛澤東手頭并沒有現成的帽子。但斯諾覺得作為紅軍的統帥，毛澤東應該戴一頂軍帽，于是便將自己的軍帽摘下，戴在他頭上，遂成就了一張影像經典。

從某種程度而言，斯諾的《西行漫記》也像這頂八角帽一樣，它不僅屬于斯諾，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

第二篇：讀西行漫記(斯諾)有感

看斯諾如何“說話”

——讀《西行漫記》有感

有種說法是，歷史最好別從教科書上學來，旁門左道反而好些。雖然我一直認為這句話無論在用詞還是因果關系上都存在邏輯問題，但是我引用這句話的目的只是想說明，在學習本專業的一年半時間里，我的許多新聞知識都是從課外讀物上習得的。也許這有貶低教科書之嫌，那我換一種說法好了。課外讀物讓我更客觀、更全面地了解這個專業，當然，結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個盒子里裝的是“希望”，換一種說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覺得能不能探尋到高深的知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發出質疑。而《西行漫記》一開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諾的好奇心。

一、善于質疑——帶著問題出發

翻開書籍，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長達三頁紙的發問，“中國紅軍到底是支怎樣的隊伍？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嗎？……”斯諾一連問了81個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西方社會迫切想要知道卻沒有獲得真相的問題。1936年，斯諾帶著這些疑問，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進行了為時五個月的采訪。作為一名記者，斯諾深知此次采訪的危險，用書里的話來說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現一支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在這里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中國的確有些“危險”，但是，斯諾的好奇心無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學者朱光潛曾說過，“人的最大問題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覺得，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來分析的話，斯諾當年去“紅色中國”的決定無疑是解決了身為人的最大問題。一個記者，敢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因為一顆好奇的心奔赴到一個充滿著“生與死”抉擇的國度，甚至說只是一片隨時會被侵占并改變地名的區域，這在別人看來是多么瘋狂的行為呀。但是斯諾去做了。在為時五個月的采訪里，斯諾帶著問題前后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獲得了第一手材料，獲得了自己問題的答案。

寫到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獻詞因提出了敏感問題而最終受到上級領導的多次刪除修改，這件事在讀者中引起了一番聲討與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離開了報刊，出國深造。我無力深究這篇新年獻詞是否真的具有社會危害性，在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新聞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嚨，制止了提問，他的確沒有失去所有，但卻成了“無源之水”。《西行漫記》的成功帶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諾同樣被制止提問，那么斯諾對“紅色中國”的認識只能是泛泛而談，且不說深刻問題，也許連最基本的客觀情況都難以說清。

我覺得，問題即事實。斯諾從一開始“說話”就是提出疑問的，他把這種說話方式在為期五個月的采訪里時時處處地使用，為的是什么？事實。在沉默的大多數里，斯諾無疑發出了那個時代響亮的聲音，而在這里，他教給我的第一門課程就是，記者該如何“說話”呢？提出問題！

二、真實客觀——捍衛自己的話語權

為這本書著迷的原因，大概因為它記敘的是真實的事情，一位美國的記者第一次進入被層層封鎖的紅軍蘇區，以一個記者客觀的視角來描敘他接觸的人與物。書中講述的事像小說，可是它是真實的，我似乎能夠想象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及我新發現的來自瀏陽的李長林在延安生活戰斗的情景，它們是那么親切而又新鮮，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說過，“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客觀，是記者的職業道德。”我想，僅從一本《西行漫記》探究“真實與客觀”對一個記者的價值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這里，我想換個詞，“窺見”——以《西行漫記》作為一個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轉化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諾特別注重細節描寫。

我們來看一下斯諾對蘇區共產黨員描寫，“忽然間，他們（毛澤東夫婦）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只飛蛾在蠟燭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得叫起來。這的確是一只很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 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認真的考慮戰爭嗎？”

我認為，蘇區共產黨員的描寫是全書的亮點，也是讓人為之動容的精華。斯諾在選取人物相關的資料上，并沒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們經歷、職務和政治觀念，而是更多選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細節：這些材料出現在歷史題材作品中，的確讓人眼前一亮。年輕時期的毛澤東形象忽然豐滿起來。關于毛澤東的歷史書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諾描寫的段落，恐怕使看過的人都會會心一笑。書中談“正事”固然不誤（如毛澤東談抗日戰爭等內容），但是有了許多這些鮮活的材料點綴前后或穿插其中，全書卻更讓人感覺更是可信，真真實實。

其次，斯諾能夠有限度的說一些話。比如書中記載到，一個戰士在跟老農討價還價半天之后，用心愛的兔子換了農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興，要農民把兔子還給他。這種故事，多么損壞紅軍戰士的形象。但是斯諾寫進去了。此外，斯諾還寫了自己在蘇區成立的“賭博俱樂部”，“周夫人、毛夫人時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眾賭博’”。

在這兩個小片段里，我們看到的是比較完整的蘇區人民以其人性。斯諾在書中沒有一味地謳歌蘇區的偉大存在價值，沒有片面地只看到蘇區戰士哪怕是重要的領導人的優秀品質。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實有限度地說出來，把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呈現出來，始終堅守著真實與客觀。

迪克在《作為話語的新聞》里有這么一段話，“事件感覺和解釋的結果是該事件在記者記憶中形成一個主觀、但又受社會監控的認知模式。社會的認知模式即公認的倫理道德和輿論走向。為什么談到歹徒就是滋事挑釁而警察就是維護正義，這樣的刻板印象無異于是一道新聞審查的過程，其區別在于這種審查是在潛移默化中由記者主動配合完成的，從這個角度也說明了絕對的客觀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諾“有限度”地說一些話的確無可厚非，許多時候，我們恰恰連這個“限度”都沒有給自己。

再說，斯諾的“說話”是相對客觀的。這本書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紅色經典，根本不在于這本書的內容如小說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個個事實。用斯諾自己的話來講就是，“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他們的斗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所口述的”。

斯諾作為一名資深記者，深諳描寫的客觀對新聞報道來說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諾一開始進入蘇區就是不帶意識形態的區別的。他以一名記者的身份來到蘇區，他的任務就是把這里的一切呈現出來。斯諾除了較為全面地呈現蘇區人民的人性以及他們的生活外，采訪對象所說的每一句話他都會再三落實；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況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時，斯諾在引用別人的描寫后，一定會嚴格說明來源。例如，斯諾對朱德懷有極大興趣，但不巧的是，他離開延安后，朱德才到達延安。為了使《西行漫記》不落下朱德總司令這個人物，在《關于朱德》的寫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韋爾斯對朱德訪問的筆記材料，文章嚴格注明材料的來源，沒有一點隱諱引用韋爾斯的材料。斯諾的采訪和任何時代都會不斷涌現的歷險獵奇行徑有著本質的區別，那就是斯諾對客觀地“說話”的執著追求。

福柯曾說過，“話語即權利”。作為“無冕之王”的記者，被賦予了太多的責任，但是不是權利。權利是記者自己爭取來的。記者只有通過客觀真實地“說話”，才能對社會起到一定的輿論作用，才能倡導一種社會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話語權”。

三、提高素養——為了更好地“說話”

為什么一個外國記者的手記無形中吻合了本國歷史教材和政治宣傳的宗旨，而且這種吻合是如此地有機而自然呢？上文說過，《西行漫記》的成功有著太對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諾的個人素養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斯諾在書中經常與毛澤東一談就是一個通宵，毛澤東淵博的知識不必多說，一位外國記者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居然和毛澤東聊了一個又一個的通宵，就不得不讓人對斯諾本人產生興趣。

通過資料查閱，我得知斯諾在1925年秋天進入密蘇里州大學著名的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學習，同時兼職于《堪薩斯城明星報》駐校通訊記者。1928年，斯諾幫助J?B?鮑威爾編輯出版《新中國》特刊，并擔任《密勒式評論報》助理編輯，后又任該報代主編，同時兼任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1930年，斯諾任美聯社遠東代表，在中國和遠東各地采訪。1934年，他應聘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并任英國《先驅日報》特派記者。如此顯赫的工作背景，也許我們對斯諾本人的個人修養可窺見一斑。

邵飄萍曾說過，“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以為，要獲得這種大無畏的勇敢，記者實在是需要淵博的知識水平和高尚的個人修養。記者許多時候不是在采寫，就是在采寫的路上，面對的未知太多，沒有過硬的本領難以更好地“說話”。

結尾

最后，我想以一個小故事來總結我對斯諾“說話”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輕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說：‘你先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再成為一個音樂人，然后會很自然地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會急劇發展的今天，許多包容都帶著歧視，許多矛盾又蘊含著平衡，記者在說與不說、怎么說之間一直徘徊著，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個群體的問題，而是一整個社會的問題。我自認年紀方小，任何批判都顯得過于無力。所以我想說的是，記者學“說話”前，先學做人，做一個優秀的人，再成為一個記者，然后就會很自然地優秀地“說話”。

第三篇：斯諾《西行漫記》讀后感

很早就在歷史課本上聽說過《西行漫記》（英文名《allstaroverchina》）這本書，但是好幾年過去了，對于它也只是僅僅停留在聽說的階段。進期利用這次活動的機會，我有幸拜讀了這本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著作，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尤其是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對中國共產黨員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頗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慨。從一開始，這本書的序言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了，情不自禁的多看了兩變。這不是一部小說，不是一部散文，也不是一“本歷史著作”，而是一本新聞報道的作品。它是作者多次冒著生命的危險，不畏艱難困境，根據采訪所得的一本書。作者在序言中強調指出：“這本書絕對不能算做正式的或正流的文獻。在這里我所做的，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此文來源于文秘寫作網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翻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作者用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如實地向全世界的人民報道了中國的紅色革命。中國共產黨員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而奮斗不惜的精神，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紅色革命是正義的，中國共產黨員不是傳言中的“赤匪”。對這本書的作者：斯諾。我有一種由衷的敬佩。他在一九三六年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關鍵性的一年，帶著當時無法理解的關于革命與仗爭的無數問題，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陜甘寧邊區，成為在紅色區域進行采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這四個月的旅行使他這個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情感上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對于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爭摯的熱烈的情感，從而對于在革命月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的認識。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知的唯一標準嗎？斯諾就是這個身體力行的人，他排除萬難，力盡艱辛，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應證了這個事實這個書總共分為十二章。根據作者來華的時間順序，所經歷，采訪的一系列事情以及中國紅色革命的進行了詳細的報道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很的多在成長過程中學到的，聽到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大小事件。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了，我喜歡著本書的原因之一，是它夠真實，夠細致，里面的內容，所描敘的事情的經過并不是我以前在中學歷史書上所學道的那樣的簡明扼要。相反，它把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詳細的報道。就拿書中第五篇《長征》來說吧，我們所熟悉的第一，二，三，四，五“圍剿”中，由于某些掌權著對局勢的錯誤判斷，外加上戰略上的失誤，使江蘇區這快革命根據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歷史書上了解到。但是對于圍剿的各種戰略，以及當時蔣介石的軍事行動，江西區共產黨員的對策，這一切一切都在此書這有了詳細的記載。如果說我們所讀的歷史課本是一間房此文來源于文秘寫作網的話，那么這本書就是房此文來源于文秘寫作網里面的家具，很具體，很形象，很實在。長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敵人的嚴密封鎖線。面隊敵人強大的軍事實力，窮追猛打，紅軍則采用了各種巧妙的戰術突破圍困，擺脫危險境，其中渡江這一環節，猶如電視劇里面的驚險萬分，但是確實千這萬卻。當時長江邊的渡船早一被敵人焚毀，面對這事實，紅軍奇跡般的走了八十五英里，穿著繳獲的國民黨軍服，冒充敵人來到對岸解除武裝，但紅軍的主力軍在沒有沒有損失一兵一卒的情況下成功渡河。有勇有謀，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員，中國的紅軍。接下來的是巧奪大渡河。這環節主要不是渡河的經過了，而是中國共產黨與少數名組之間的關系了。紅軍當時面對著敵人的炮火威脅，還要應付驍勇善戰的土著居民，獨立的黎族人民，桀驁不馴的黎族人民從來沒有被住在周圍的漢族人征服過，同化過，對于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更是聞所未聞。對于大多數少數民族來說，情況也是差不多的。但畢竟是紅軍，他們的功績，他們的作為，贏得了少數民族的友誼，甚至吸引了一部分人參軍，這足以證明了中國紅軍在人民中的威望與感召力了。

第四篇：斯諾《西行漫記》讀后感

很早就在歷史課本上聽說過《西行漫記》（英文名《allstaroverChina》）這本書，但是好幾年過去了，對于它也只是僅僅停留在聽說的階段。進期利用這次活動的機會，我有幸拜讀了這本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著作，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尤其是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對中國共產黨員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頗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慨。從一開始，這本

書的序言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了，情不自禁的多看了兩變。這不是一部小說，不是一部散文，也不是一“本歷史著作”，而是一本新聞報道的作品。它是作者多次冒著生命的危險，不畏艱難困境，根據采訪所得的一本書。作者在序言中強調指出：“這本書絕對不能算做正式的或正流的文獻。在這里我所做的，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此文來源于xiexiebang.com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翻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作者用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如實地向全世界的人民報道了中國的紅色革命。中國共產黨員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而奮斗不惜的精神，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紅色革命是正義的，中國共產黨員不是傳言中的“赤匪”。

對這本書的作者：斯諾。我有一種由衷的敬佩。他在一九三六年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關鍵性的一年，帶著當時無法理解的關于革命與仗爭的無數問題，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陜甘寧邊區，成為在紅色區域進行采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這四個月的旅行使他這個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情感上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對于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爭摯的熱烈的情感，從而對于在革命月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的認識。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知的唯一標準嗎？斯諾就是這個身體力行的人，他排除萬難，力盡艱辛，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應證了這個事實

這個書總共分為十二章。根據作者來華的時間順序，所經歷，采訪的一系列事情以及中國紅色革命的進行了詳細的報道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很的多在成長過程中學到的，聽到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大小事件。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了，我喜歡著本書的原因之一，是它夠真實，夠細致，里面的內容，所描敘的事情的經過并不是我以前在中學歷史書上所學道的那樣的簡明扼要。相反，它把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詳細的報道。

就拿書中第五篇《長征》來說吧，我們所熟悉的第一，二，三，四，五“圍剿”中，由于某些掌權著對局勢的錯誤判斷，外加上戰略上的失誤，使江蘇區這快革命根據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歷史書上了解到。但是對于圍剿的各種戰略，以及當時蔣介石的軍事行動，江西區共產黨員的對策，這一切一切都在此書這有了詳細的記載。如果說我們所讀的歷史課本是一間房此文來源于xiexiebang.com的話，那么這本書就是房此文來源于xiexiebang.com里面的家具，很具體，很形象，很實在。

長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敵人的嚴密封鎖線。面隊敵人強大的軍事實力，窮追猛打，紅軍則采用了各種巧妙的戰術突破圍困，擺脫危險境，其中渡江這一環節，猶如電視劇里面的驚險萬分，但是確實千這萬卻。當時長江邊的渡船早一被敵人焚毀，面對這事實，紅軍奇跡般的走了八十五英里，穿著繳獲的國民黨軍服，冒充敵人來到對岸解除武裝，但紅軍的主力軍在沒有沒有損失一兵一卒的情況下成功渡河。有勇有謀，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員，中國的紅軍。接下來的是巧奪大渡河。這環節主要不是渡河的經過了，而是中國共產黨與少數名組之間的關系了。紅軍當時面對著敵人的炮火威脅，還要應付驍勇善戰的土著居民，獨立的黎族人民，桀驁不馴的黎族人民從來沒有被住在周圍的漢族人征服過，同化過，對于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更是聞所未聞。對于大多數少數民族來說，情況也是差不多的。但畢竟是紅軍，他們的功績，他們的作為，贏得了少數民族的友誼，甚至吸引了一部分人參軍，這足以證明了中國紅軍在人民中的威望與感召力了。

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是一次武裝巡回宣傳，是一個奇跡。它體現了共產黨強大的精神境界，非凡的心理素質，而這些也僅僅占了全書的一個小部分。也可以說，紅軍的長征也僅僅占了中國革命的一小部分。

看著本書的時候，剛好我參加了黨校的學習，想的東西更加多了，認識也更加深了，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斯諾眼中的中國革命，和平時期的共產黨員，我眼中的中國經濟發展。我忽然覺得自己所知道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膚淺。很多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還不如斯諾那樣了解中國感的革命，了解中國感的共產黨。他在器彌留之際，還說了一句：“我熱此文來源于xiexiebang.com中國”。他的那種真摯的情感，實在令我十分的感動，也令我感到十分的慚愧。作為一個地道的中國人，我們更應該對我們的國家，歷史，以及我們的黨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所以我要推薦大家看這本書。

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里說：“從字面上講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實際

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所創造，所寫下的......”《西行漫記》是中國革命青年創造的，那處于和平世道的我們又應該去創造一些什么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我們不用行軍打戰，但是我要有這個意識：我們不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打算年我們要有為發展中國科學技術，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而長征。

處于時代前沿的中國青

年應該回顧歷史，永記歷史，發展歷史的優良作風，對于《西行漫記》，我是“想見恨晚”，對于它的作者，我由衷的敬佩，在這里我誠心的向大家推薦這本書——《西行漫記》，它絕對比散文更動人，比小說更精彩。

第五篇：讀《西行漫記》有感

讀《西行漫記》有感

在家里書架的最上面，有一本封面早已泛黃的書，封面的顏色是已經褪色的橘黃色，一個吹軍號的紅軍戰士側身像成為封面的主角，這本書就是《西行漫記》----一本我父親小時候的書。當我得知這次作業的時候，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這個紅軍戰士的側影--盡管我還是在高一的時候讀過它。也許，曾經讀過的這本書，還藏在記憶深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剛讀這本書，對它的名字感到很好奇，為什么叫《西行漫記》呢？難道不知道還有一本赫赫有名的《西游記》嗎。后來上網查資料得知這本書的英文名直譯過來其實應該是《紅星照耀中國》，盡管《西行漫記》這名字更詩意，我還是覺得前者更貼切些。

細讀這本書，仿佛跟隨作者的足跡，來到1936年的陜甘寧邊區。年代的久遠，讓我們難免對有些文字感到生疏，可是這絲毫不妨害斯諾告訴我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好像就在昨天。這本書真實記錄了斯諾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的所見所聞，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廣大紅軍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接觸交往，了解了革命根據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實情況，準確、鮮明、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斗爭業績。

通過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一個此前雖有所了解卻并不熟知的延安根據地。當面對誤解和扭曲，紅色中國的領導人敞開胸襟，熱烈的歡迎這個遠方而來的不速之客。無拘無束的告訴他他們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信任地通過這個青年，告訴全世界，在世界東方的戰場上，不起眼的角落里發生的故事----在這里，西北的漫天黃沙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民主之風；滾滾的硝煙暫時退卻，到處一派欣欣向榮的革命氣象。斯諾仿佛是帶著一張白紙來到中國，而他筆下的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直至毛澤東本人，都好像是在那白紙上畫下的絢麗墨卷。這些此前國民黨通緝令上的人物，突然之間活生生的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堅定、執著、深邃而不乏快樂和幽默，讓人迷醉。這些紅軍領袖的個人魅力，也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以各種形式去同情或追隨共產黨，并為之流血犧牲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共產黨領袖的故事，斯諾還描寫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百姓。從斯諾火車上偶遇的老者，到飛奪瀘定橋的敢死隊隊員，還有穿得破破爛爛、頭上扎著辮子的農民，這些普通人的群像組成了紅區真實鮮活的生活畫卷。在斯諾筆下的那些小人物，反映出當時當時的社會情況，折射出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

對于那些在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他們的思想，也由這些小人物的環繞，獲得了更加人性的衡量尺度。如此的敘述形態，恰好在某種角度上符合了歷史的要求。它的意義，在于和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相互滲透、相互參照，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多維度、多方位的視角。

在書中，斯諾探求了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發展的原因。他判斷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窮人和受壓迫者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種思想武裝，有一批堅決的青年，所以能夠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群眾性的斗爭長達十年之久。他對長征表達了欽佩之情，斷言長征實際是一場戰略撤退，稱贊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是現代史上的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書中記載了斯諾與共產黨領導人及紅軍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中，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熱情。他發現了一個“活的中國”，他發現了隱藏在億萬勞動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回想起《西行漫記》，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書中所體現的紅軍精神——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應是靜止的，而是歷久彌新的；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

與同時期其他的同類作品比較，斯諾的《西行漫記》是第一本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向世界報導中國革命真相的書。美國新聞記者白修德說：“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正是這種唯一性和特殊性，使得《西行漫記》的成功在必然性之外，還蒙上了一層偶然性的神秘色彩。“

今天，當年的戰爭硝煙已經散去，但和平發展的天空并非晴空萬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新的長征與當年紅軍長征一樣將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將面臨著嚴峻的困難和考驗。作為一名大學生，在新時期新階段，應當高舉紅軍精神的火炬，讓曾經推動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光榮傳統在新的長征中煥發出時代光芒，照耀著我們像當年的長征紅軍那樣去不斷開創出新的局面。在我們的學習中要堅持 “努力學習、艱苦奮斗、不怕吃苦”，努力學習文化知識豐富我們的內涵，成為對社會的棟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