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長征精神--讀《西行漫記》有感（定稿）

長征精神

關美玲 14101123

長征精神

正值長征勝利80周年，我仔細品讀了埃德加.斯諾著的《西行漫記》，這本書描寫了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斗爭故事，而且大都是由他們口述的，其余的都是斯諾處于人民群眾和全體官兵中的真實感受，這一本書將我曾經以為的冷冰冰的歷史人物豐富了起來，使我開始喜歡閱讀歷史類的書籍，并孜孜不倦。

首先我們來談談民眾，我認為凡是經過改良可以真正改變政治制度和現實，沒有一個人愿意選擇去經歷一場革命，更何況是與只向內壓迫的當權政黨，更何況是徹頭徹尾的反抗和對峙。可以見得，當時的勞苦大眾在被壓迫中是多么的無助，于是當共產黨出現，當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一次次打響的時候，他們看到的了希望和曙光，他們擺脫了木訥和保守，認為總有一天共產黨可以帶領他們創建新的中國，所以現在甘愿冒著被國民黨屠殺的危險，成為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后備力量。“在談及蘇維埃政府時，農民總是說‘我們的政府’，使得鄉村有一種新鮮的凝聚力”，于是廣大人民和紅軍們同仇敵愾，擁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成為一條道路上共同奮斗的人。

紅軍也總是對得起人民的信任，在一次次的戰略和選擇中，大部分情況下總能夠做出當時最好的決定，另外也出現了像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之后政府決定進行一次戰略轉移—長征。紅軍主力撤出江西，農民赤衛隊和游擊隊繼續進行后衛戰，以保證主力可以突圍遠去，之后紅軍就開始了一次豐富多彩、可歌可泣的長征，強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等等，在這期間，他們贏得了少數民族的友誼，在毛澤東的描述下，除了在川西外，他們到處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時常是大軍未至，名聲就早已經傳到了，常常會有受到壓迫的農民派代表要求去“解放”他們，紅軍們也總是沿途“沒收”地主、官吏、豪紳的財務作為給自己的給養，剩余物資則發放給當地的貧民，大家都知道了，這是“窮人的軍隊”。從長征的數字上來看，也是觸目驚心的。幾乎每天都會遭遇一次戰爭，十五個整天用來打大決戰，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軍，十八天用在夜晚行軍，平均每天行軍七十一華里，爬過十八條山脈，二十四條河流經過十二個省份，占領過六十二個大小城市，突破是個地方軍閥的包圍，“不論你對紅軍有什么看法，卻不得不承認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這是一次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戰略撤退而保留了核心力量，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也堅強的一如往昔。相比于拿破侖從莫斯科的潰散，紅軍的撤退進軍到了西北要地，更加成功。萬里長征中紅軍犧牲無數，也是中共革命軍經歷的最嚴酷、最壯烈的“生命之征”。

而這本書中描述的鮮活的偉人形象也深深吸引著我，毛澤東風趣幽默、平易近人，從小就擁有極強的反抗壓迫和追求自由的意識，也一直是以憂國憂民作為 主要的出發點，在斯諾對毛澤東的采訪中，完全可以看見毛澤東的睿智和真誠，他期望全國組成統一戰線的強烈愿望，和對日本侵華戰爭這場消耗戰必敗的預見性，一直使我為之驚嘆。毛澤東和林彪為紅軍們定的規定大致為不拿農民一針一線，盡最大努力幫助農民，一切以廣大人民的利益優先，我想這可能就是人民愛戴紅軍的又一個原因吧。

其中，在本書中我最為感動和信仰的就是長征精神，樂于吃苦，不怕犧牲，顧全大局，擁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堅定正義必勝的精神，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這種精神不僅應該存在于革命時期，更應該存在于和平時期，因為就是這種居安思危、不改始終的精神才能夠贏得人民的信任和依賴。但我并不會過分瞧不起現在社會的我們，因為社會造就人物，亂世方能出梟雄，我們的安危意識不強，恰恰說明了我們處在一個和諧和平的社會中，總有一些無私奉獻的人們在為我們服務，但是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會在安逸中漸漸忘記了曾經的反抗，就像一個老兵所說的，我們怕的從來不是死亡，而是遺忘。可是通過看這本書，看到了他們的斗爭與熱血，體會到了戰爭時期的流血和犧牲，我一定會更加珍惜現在的時光，在真正參與到工作后，更好的服務他人。

第二篇：讀《西行漫記》有感

讀《西行漫記》有感

在家里書架的最上面，有一本封面早已泛黃的書，封面的顏色是已經褪色的橘黃色，一個吹軍號的紅軍戰士側身像成為封面的主角，這本書就是《西行漫記》----一本我父親小時候的書。當我得知這次作業的時候，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這個紅軍戰士的側影--盡管我還是在高一的時候讀過它。也許，曾經讀過的這本書，還藏在記憶深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剛讀這本書，對它的名字感到很好奇，為什么叫《西行漫記》呢？難道不知道還有一本赫赫有名的《西游記》嗎。后來上網查資料得知這本書的英文名直譯過來其實應該是《紅星照耀中國》，盡管《西行漫記》這名字更詩意，我還是覺得前者更貼切些。

細讀這本書，仿佛跟隨作者的足跡，來到1936年的陜甘寧邊區。年代的久遠，讓我們難免對有些文字感到生疏，可是這絲毫不妨害斯諾告訴我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好像就在昨天。這本書真實記錄了斯諾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的所見所聞，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廣大紅軍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接觸交往，了解了革命根據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實情況，準確、鮮明、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斗爭業績。

通過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一個此前雖有所了解卻并不熟知的延安根據地。當面對誤解和扭曲，紅色中國的領導人敞開胸襟，熱烈的歡迎這個遠方而來的不速之客。無拘無束的告訴他他們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信任地通過這個青年，告訴全世界，在世界東方的戰場上，不起眼的角落里發生的故事----在這里，西北的漫天黃沙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民主之風；滾滾的硝煙暫時退卻，到處一派欣欣向榮的革命氣象。斯諾仿佛是帶著一張白紙來到中國，而他筆下的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直至毛澤東本人，都好像是在那白紙上畫下的絢麗墨卷。這些此前國民黨通緝令上的人物，突然之間活生生的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堅定、執著、深邃而不乏快樂和幽默，讓人迷醉。這些紅軍領袖的個人魅力，也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以各種形式去同情或追隨共產黨，并為之流血犧牲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共產黨領袖的故事，斯諾還描寫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百姓。從斯諾火車上偶遇的老者，到飛奪瀘定橋的敢死隊隊員，還有穿得破破爛爛、頭上扎著辮子的農民，這些普通人的群像組成了紅區真實鮮活的生活畫卷。在斯諾筆下的那些小人物，反映出當時當時的社會情況，折射出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

對于那些在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他們的思想，也由這些小人物的環繞，獲得了更加人性的衡量尺度。如此的敘述形態，恰好在某種角度上符合了歷史的要求。它的意義，在于和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相互滲透、相互參照，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多維度、多方位的視角。

在書中，斯諾探求了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發展的原因。他判斷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窮人和受壓迫者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種思想武裝，有一批堅決的青年，所以能夠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群眾性的斗爭長達十年之久。他對長征表達了欽佩之情，斷言長征實際是一場戰略撤退，稱贊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是現代史上的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書中記載了斯諾與共產黨領導人及紅軍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中，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熱情。他發現了一個“活的中國”，他發現了隱藏在億萬勞動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回想起《西行漫記》，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書中所體現的紅軍精神——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應是靜止的，而是歷久彌新的；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

與同時期其他的同類作品比較，斯諾的《西行漫記》是第一本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向世界報導中國革命真相的書。美國新聞記者白修德說：“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正是這種唯一性和特殊性，使得《西行漫記》的成功在必然性之外，還蒙上了一層偶然性的神秘色彩。“

今天，當年的戰爭硝煙已經散去，但和平發展的天空并非晴空萬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新的長征與當年紅軍長征一樣將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將面臨著嚴峻的困難和考驗。作為一名大學生，在新時期新階段，應當高舉紅軍精神的火炬，讓曾經推動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光榮傳統在新的長征中煥發出時代光芒，照耀著我們像當年的長征紅軍那樣去不斷開創出新的局面。在我們的學習中要堅持 “努力學習、艱苦奮斗、不怕吃苦”，努力學習文化知識豐富我們的內涵，成為對社會的棟梁之才。

第三篇：讀《西行漫記》有感

翻開厚重歷史

感受別樣歲月

——讀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二版有感

久聞德加·斯諾和《西行漫記》的大名，今日有暇得以看到，第一眼看到這本書時，紅色的略呈灰灰的書的色調，立即給人以“紅色”的感覺，更兼有歷史的厚重感，仿佛書面上一直有歷史風沙在吹，顯示出設計者的獨具匠心和對紅色中國那份歷史的把握。《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當時因為便于在“白色中國”發行才譯成西行漫記的，坦率地講，我更喜歡紅星照耀中國這個名字，覺得更有中國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響力和沖擊力。

今年有幸去延安等西北地區參觀學習，所以對書中提到的很多景物都有直觀印象，那是一個什么地方呢，時過七十年了，依然屬于欠發達的地區，同事們去一趟“面子上”都有反應，依然是一地干渴的黃土和太陽能曬開石頭的缺水區。

翻開書本，心就平靜下來了，作者平鋪直敘、娓娓道來他的西部之行，而一個個鮮活人物躍然紙上，一幅紅色蘇區斗爭圖浮現在眼前。作者運用歐美作家善用的描寫的手法，以平視的角度，樸實的筆觸給我們講述著那段歷史。樸實的語句卻將東西方文學的區別體現的淋離盡致，當時這樣的文章應該算作新聞或通訊了，而在今天就是一部傳記了。

樸實的語句卻感覺別樣而新鮮，外國人看中國的革命對每個讀者和關心中國的人來說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還是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寫別樣情景和人物的吧。“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這是對周恩來同志的描述。

“我開始有一點點懂得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象中國人地進行戰斗。”這是作者對中國革命的初步認識和認同（當然象中國人地戰斗我們不知道是一個怎樣的戰斗）。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這是對偉人毛澤東的描寫-----是一個喜歡憨笑的人。

從他的記敘中也讓我們看到了極為難得看到的、很有點神秘色彩卻極為悲壯的西路軍的有關資料。西路軍的很多故事、當然也包括很多女紅軍戰士慘烈經過至今仍在民間流傳，在中國革命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當年的殘酷是我們現代人無法想象，而那種信念、意志也令我們不能望其項背的。如果你感受過西北的風沙，有幸、有緣你可能在寧夏、青海依然能聽到當地百姓將一種樹叫“紅軍楊”，折斷樹枝略呈紅色的液體慢慢地滲出來，百姓們說那是當年紅軍的鮮血，每一節樹枝中間有一個非常規則的、鮮紅的五角星，百姓們說那是紅軍當年頭上的紅五星。這個故事是我聽來的，我們無須去分辯真假，而那段悲壯、慘烈的歷史卻是真實的，至今放在檔案里、在百姓中間口口相傳，而經濟仍欠發達或者說貧困的當地百姓對紅軍的那份感情言語間聽來讓你落淚，你是男人也會的。

讓我們銘記那段歷史吧，珍惜今天所擁有的，跟一位美國人---斯諾一樣深愛這片紅色土地或者說更愛這片土地，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第四篇：讀《西行漫記》有感

讀《西行漫記》有感

《西行漫記》是一部文筆優美的紀實性作品。作者斯諾真實記錄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的所見所聞，向全世界真實報道了中國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許多紅軍領袖、紅軍將領的情況。

書中作者描繪的蘇區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堅忍不拔、應用卓絕的偉大斗爭精神以及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深深感動和震撼著我。

斯諾寫道“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他認為這要歸因于他在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里干過苦活，要歸因于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織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著肚皮，到華南山林中作長途跋涉，在嚴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著脊梁——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鍛煉他們自己。他們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最大艱難困苦的能力。”樸實真誠的文字深刻展現了我們偉大領袖堅毅不拔、吃苦耐勞的高尚品質。在蘇區，不僅偉大的領袖是這樣，各級黨人、百姓都英勇無畏、追隨正義，許多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甚至拋棄原有的地位和財富，義無反顧地奔赴蘇區。

“雖然幾乎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確實罕見的。這意味著對于生存有一種自信的感覺。”斯諾說，“有時我幾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至一批堅決的青年，有了一種思想的武裝之后，竟然能夠對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群眾性斗爭達十年之久。”這段話讓我體會最深，最觸動我。對于青年一代，在年齡層上，我們與那時的青年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所處的年代與我們是截然相反的。他們的時代國家面臨重大考驗，社會動蕩不安，他們時常食不果腹，與親人分離，但是他們似乎從來都不曾妥協過，不曾畏懼過，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堅定自己的意志，為黨的事業而奮斗。身在國家強盛，社會和平的年代的我們，是否更應該傳承和發揚他們的精神？答案是肯定的。我們青年一代，在這個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時代，自己的思想顯得尤為重要，一個人有否自己的思想，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正如那個年代的青年們，他們的思想就是為紅色事業而奮斗，他們有目標，有理想并為之努力，這就啟發我們要有自己的信仰，要有自己的理想。而身為黨組織中的一員的我們，更應嚴格要求自己，用科學文化知識武裝自己，強大自己，為日后回報黨組織、回報社會、回報祖國打下堅實的基礎。雖然現在物質條件蒸蒸日上，但是我們始終要保持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品質，扎扎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去實現自己的目標。

《西行漫記》帶給我很多觸動，同時又帶給我很多思考，讓我更加堅定了追隨黨組織的信念和信心，我會牢記歷史，牢記前人的教誨，一步一步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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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方

第五篇：讀西行漫記(斯諾)有感

看斯諾如何“說話”

——讀《西行漫記》有感

有種說法是，歷史最好別從教科書上學來，旁門左道反而好些。雖然我一直認為這句話無論在用詞還是因果關系上都存在邏輯問題，但是我引用這句話的目的只是想說明，在學習本專業的一年半時間里，我的許多新聞知識都是從課外讀物上習得的。也許這有貶低教科書之嫌，那我換一種說法好了。課外讀物讓我更客觀、更全面地了解這個專業，當然，結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個盒子里裝的是“希望”，換一種說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覺得能不能探尋到高深的知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發出質疑。而《西行漫記》一開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諾的好奇心。

一、善于質疑——帶著問題出發

翻開書籍，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長達三頁紙的發問，“中國紅軍到底是支怎樣的隊伍？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嗎？……”斯諾一連問了81個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西方社會迫切想要知道卻沒有獲得真相的問題。1936年，斯諾帶著這些疑問，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進行了為時五個月的采訪。作為一名記者，斯諾深知此次采訪的危險，用書里的話來說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現一支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在這里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中國的確有些“危險”，但是，斯諾的好奇心無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學者朱光潛曾說過，“人的最大問題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覺得，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來分析的話，斯諾當年去“紅色中國”的決定無疑是解決了身為人的最大問題。一個記者，敢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因為一顆好奇的心奔赴到一個充滿著“生與死”抉擇的國度，甚至說只是一片隨時會被侵占并改變地名的區域，這在別人看來是多么瘋狂的行為呀。但是斯諾去做了。在為時五個月的采訪里，斯諾帶著問題前后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獲得了第一手材料，獲得了自己問題的答案。

寫到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獻詞因提出了敏感問題而最終受到上級領導的多次刪除修改，這件事在讀者中引起了一番聲討與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離開了報刊，出國深造。我無力深究這篇新年獻詞是否真的具有社會危害性，在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新聞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嚨，制止了提問，他的確沒有失去所有，但卻成了“無源之水”。《西行漫記》的成功帶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諾同樣被制止提問，那么斯諾對“紅色中國”的認識只能是泛泛而談，且不說深刻問題，也許連最基本的客觀情況都難以說清。

我覺得，問題即事實。斯諾從一開始“說話”就是提出疑問的，他把這種說話方式在為期五個月的采訪里時時處處地使用，為的是什么？事實。在沉默的大多數里，斯諾無疑發出了那個時代響亮的聲音，而在這里，他教給我的第一門課程就是，記者該如何“說話”呢？提出問題！

二、真實客觀——捍衛自己的話語權

為這本書著迷的原因，大概因為它記敘的是真實的事情，一位美國的記者第一次進入被層層封鎖的紅軍蘇區，以一個記者客觀的視角來描敘他接觸的人與物。書中講述的事像小說，可是它是真實的，我似乎能夠想象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及我新發現的來自瀏陽的李長林在延安生活戰斗的情景，它們是那么親切而又新鮮，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說過，“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客觀，是記者的職業道德。”我想，僅從一本《西行漫記》探究“真實與客觀”對一個記者的價值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這里，我想換個詞，“窺見”——以《西行漫記》作為一個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轉化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諾特別注重細節描寫。

我們來看一下斯諾對蘇區共產黨員描寫，“忽然間，他們（毛澤東夫婦）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只飛蛾在蠟燭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得叫起來。這的確是一只很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 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認真的考慮戰爭嗎？”

我認為，蘇區共產黨員的描寫是全書的亮點，也是讓人為之動容的精華。斯諾在選取人物相關的資料上，并沒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們經歷、職務和政治觀念，而是更多選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細節：這些材料出現在歷史題材作品中，的確讓人眼前一亮。年輕時期的毛澤東形象忽然豐滿起來。關于毛澤東的歷史書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諾描寫的段落，恐怕使看過的人都會會心一笑。書中談“正事”固然不誤（如毛澤東談抗日戰爭等內容），但是有了許多這些鮮活的材料點綴前后或穿插其中，全書卻更讓人感覺更是可信，真真實實。

其次，斯諾能夠有限度的說一些話。比如書中記載到，一個戰士在跟老農討價還價半天之后，用心愛的兔子換了農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興，要農民把兔子還給他。這種故事，多么損壞紅軍戰士的形象。但是斯諾寫進去了。此外，斯諾還寫了自己在蘇區成立的“賭博俱樂部”，“周夫人、毛夫人時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眾賭博’”。

在這兩個小片段里，我們看到的是比較完整的蘇區人民以其人性。斯諾在書中沒有一味地謳歌蘇區的偉大存在價值，沒有片面地只看到蘇區戰士哪怕是重要的領導人的優秀品質。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實有限度地說出來，把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呈現出來，始終堅守著真實與客觀。

迪克在《作為話語的新聞》里有這么一段話，“事件感覺和解釋的結果是該事件在記者記憶中形成一個主觀、但又受社會監控的認知模式。社會的認知模式即公認的倫理道德和輿論走向。為什么談到歹徒就是滋事挑釁而警察就是維護正義，這樣的刻板印象無異于是一道新聞審查的過程，其區別在于這種審查是在潛移默化中由記者主動配合完成的，從這個角度也說明了絕對的客觀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諾“有限度”地說一些話的確無可厚非，許多時候，我們恰恰連這個“限度”都沒有給自己。

再說，斯諾的“說話”是相對客觀的。這本書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紅色經典，根本不在于這本書的內容如小說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個個事實。用斯諾自己的話來講就是，“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他們的斗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所口述的”。

斯諾作為一名資深記者，深諳描寫的客觀對新聞報道來說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諾一開始進入蘇區就是不帶意識形態的區別的。他以一名記者的身份來到蘇區，他的任務就是把這里的一切呈現出來。斯諾除了較為全面地呈現蘇區人民的人性以及他們的生活外，采訪對象所說的每一句話他都會再三落實；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況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時，斯諾在引用別人的描寫后，一定會嚴格說明來源。例如，斯諾對朱德懷有極大興趣，但不巧的是，他離開延安后，朱德才到達延安。為了使《西行漫記》不落下朱德總司令這個人物，在《關于朱德》的寫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韋爾斯對朱德訪問的筆記材料，文章嚴格注明材料的來源，沒有一點隱諱引用韋爾斯的材料。斯諾的采訪和任何時代都會不斷涌現的歷險獵奇行徑有著本質的區別，那就是斯諾對客觀地“說話”的執著追求。

福柯曾說過，“話語即權利”。作為“無冕之王”的記者，被賦予了太多的責任，但是不是權利。權利是記者自己爭取來的。記者只有通過客觀真實地“說話”，才能對社會起到一定的輿論作用，才能倡導一種社會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話語權”。

三、提高素養——為了更好地“說話”

為什么一個外國記者的手記無形中吻合了本國歷史教材和政治宣傳的宗旨，而且這種吻合是如此地有機而自然呢？上文說過，《西行漫記》的成功有著太對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諾的個人素養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斯諾在書中經常與毛澤東一談就是一個通宵，毛澤東淵博的知識不必多說，一位外國記者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居然和毛澤東聊了一個又一個的通宵，就不得不讓人對斯諾本人產生興趣。

通過資料查閱，我得知斯諾在1925年秋天進入密蘇里州大學著名的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學習，同時兼職于《堪薩斯城明星報》駐校通訊記者。1928年，斯諾幫助J?B?鮑威爾編輯出版《新中國》特刊，并擔任《密勒式評論報》助理編輯，后又任該報代主編，同時兼任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1930年，斯諾任美聯社遠東代表，在中國和遠東各地采訪。1934年，他應聘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并任英國《先驅日報》特派記者。如此顯赫的工作背景，也許我們對斯諾本人的個人修養可窺見一斑。

邵飄萍曾說過，“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以為，要獲得這種大無畏的勇敢，記者實在是需要淵博的知識水平和高尚的個人修養。記者許多時候不是在采寫，就是在采寫的路上，面對的未知太多，沒有過硬的本領難以更好地“說話”。

結尾

最后，我想以一個小故事來總結我對斯諾“說話”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輕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說：‘你先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再成為一個音樂人，然后會很自然地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會急劇發展的今天，許多包容都帶著歧視，許多矛盾又蘊含著平衡，記者在說與不說、怎么說之間一直徘徊著，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個群體的問題，而是一整個社會的問題。我自認年紀方小，任何批判都顯得過于無力。所以我想說的是，記者學“說話”前，先學做人，做一個優秀的人，再成為一個記者，然后就會很自然地優秀地“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