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word格式打印成書的方法大全

陳方園的《長沙方歌手括》，網上早TXT格式，但我看了以后，發現丟失內容較多，而且標點符號沒有進行校改。我照pdf格式簡體版進行了校對，形成了word版。大家可以下載打印。也可另存為TXT格式，進行另外編輯打印。

我編的是A4版面，可以每頁一版打印，也可每頁2版打印。有些人對word使用不太熟悉，現在說明一下。具體方法如下：

每頁一版單面打印：先進行版面設置，把“頁碼范圍”改為“普通”，確定。再在插入中選擇“頁碼（U）”，再選擇“對齊方式為（A）”為“右側”。如果改變了文字大小，用鼠標在目錄中任一行點右鍵，出現菜單后，選“更新域（U）”，再選擇“更新整個目錄（E）”，這樣才能保證目錄中所示的頁碼與后面的實際頁碼相一致（只要改變了字體、行距等，必須做這一步工作）。然后逐面打印即可。

每頁1版雙面打印：先進行版面設置，把“頁碼范圍”改為“對稱頁邊距”，確定。再在插入中選擇“頁碼（U）”，再選擇“對齊方式為（A）”為“外側”。如果改變了文字大小，用鼠標在目錄中任一行點右鍵，出現菜單后，選“更新域（U）”，再選擇“更新整個目錄（E）”，保證目錄中所示的頁碼與后面的實際頁碼相一致。同時注意：該文件的頁碼總數變成偶數，不是偶數的后面加一空白頁。然后在“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注意不能點上面工具欄中的打印圖標。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奇數頁”。然后點確定開始打印。打印完后將所有紙再放進打印機（不要改變頁序，注意正反面不要放錯，不同的打印機不一樣）。再點“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偶數頁”，同時點左下角的“選項（0）?”將“逆頁序前打印（R）”前的多選方框中打構。點確定，再確定即可。（注意我使用的是HP牌子的激光打印機，不同的打印機有所不同，在打印之前先做好試驗工作，另外在打第一次時不要夾進空白頁，第二次打印時要防止一次進兩頁紙，最好用手幫助一下，如果打印機性能不好，一次帶進兩頁紙就會前功盡棄）。

每頁2版雙面打印（即每張紙前后打印4頁的內容，然后中間裁開，釘成32開的雙面有字書）：先進行版面設置，把“頁碼范圍”改為“對稱頁邊距”，確定。再在插入中選擇“頁碼（U）”，再選擇“對齊方式為（A）”為“外側”。如果改變了文字大小，用鼠標在目錄中任一行點右鍵，出現菜單后，選“更新域（U）”，再選擇“更新整個目錄（E）”，保證目錄中所示的頁碼與后面的實際頁碼相一致。同時注意：該文件的頁碼總數變成4的倍數，不是4的倍數的，后面要用空白頁補足。然后在“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注意不能點上面工具欄中的打印圖標。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奇數頁”。再把“每頁的版數（H）：”改為“2版”，然后點確定開始打印（此時保證左下角的“選項（0）?”中的“逆頁序前打印（R）”前的多選項方框中沒有打構）。打印完后將再將打印好奇數頁的紙反過來，放進打印機。再點“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偶數頁”，再把“每頁的版數（H）：”改為“2版”，同時點左下角的“選項（0）?”將“逆頁序前打印（R）”前的多選方框中打構。點確定，再確定即可。（注意事項同前）

每頁2版單面打印（即每張紙打印2頁的內容，然后中間裁開，釘成32開的單面有字書）：先進行版面設置，把“頁碼范圍”改為“普通”，確定。再在插入中選擇“頁碼（U）”，再選擇“對齊方式為（A）”為“右側”。如果改變了文字大小，用鼠標在目錄中任一行點右鍵，出現菜單后，選“更新域（U）”，再選擇“更新整個目錄（E）”，保證目錄中所示的頁碼與后面的實際頁碼相一致。然后在“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注意不能點上面

工具欄中的打印圖標。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范圍中所有頁面”。再把“每頁的版數（H）：”改為“2版”，然后點確定開始打印（此時保證左下角的“選項（0）?”中的“逆頁序前打印（R）”前的多選項方框中沒有打構）。再確定即可。

每頁4版單面打印（即每張紙打印4頁的內容，然后中間裁開，釘成單面有字的64開的小冊子，可隨身攜帶）：先進行版面設置，把“頁碼范圍”改為“普通”，確定。再在插入中選擇“頁碼（U）”，再選擇“對齊方式為（A）”為“右側”。設置好文字的大小、行距等，用鼠標在目錄中任一行點右鍵，出現菜單后，選“更新域（U）”，再選擇“更新整個目錄（E）”，保證目錄中所示的頁碼與后面的實際頁碼相一致。然后在“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注意不能點上面工具欄中的打印圖標。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范圍中所有頁面”。再把“每頁的版數（H）：”改為“4版”，然后點確定開始打印（此時保證左下角的“選項（0）?”中的“逆頁序前打印（R）”前的多選項方框中沒有打構）。

每頁4版雙面打印（即每張紙打印8頁的內容，然后中間裁開，釘成雙面有字的64開的小冊子，可隨身攜帶），這個打印較為復雜，要打印機支持才行。如用HP激光打印機，具體辦法如下：先進行版面設置，把“頁碼范圍”改為“對稱頁邊距”，確定。再在插入中選擇“頁碼（U）”，再選擇“對齊方式為（A）”為“外側”。設置好文字的大小（要大一點）、行距等，用鼠標在目錄中任一行點右鍵，出現菜單后，選“更新域（U）”，再選擇“更新整個目錄（E）”，保證目錄中所示的頁碼與后面的實際頁碼相一致。然后在“文件（F）”菜單中選“打印（P）”，注意不能點上面工具欄中的打印圖標。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奇數頁”。再把“每頁的版數（H）：”改為“4版”，然后點確定開始打印（此時保證左下角的“選項（0）?”中的“逆頁序前打印（R）”前的多選項方框中沒有打構）。然后將打印好的紙的頁序全部重新顛倒過來，即先將打有1、3、5、7頁的紙放在第一張（最上面，字超下），把打有9、11、13、15的紙放為第二張（字超下），依次類推。也就是就下一次打印是先打2、4、6、8頁，不是逆頁序（當然也不能選擇逆頁序打印了）。打排好序的紙重新放進打印機。點打印，將左下角“打印（R）：”項后面的“范圍中所有頁面”改為“偶數頁”。再把“每頁的版數（H）：”改為“1版”，再選擇右上角的“屬性（P）”，從里面選擇，每頁打印4頁，且選擇順序與實際頁的類型相一致，即頁碼是1后面對應的是頁碼2，頁碼是3頁后面對應的頁碼是4??。開始打印即可。注意事項同前。不同找印機自己摸索吧。

有問題聯系QQ：3867128622或nylnylnyl@sohu.com

關于PDF格式32開的書打印方法（每頁2版雙面打印）基本差不多，第一次打印：子集選“奇數頁”、頁面縮放方式選“每張紙上放置多頁”、每面打印頁數選“2”、頁序選“橫向”（“逆頁序打印”前不能打構），注意，打印范圍要選1到4的倍數。如1到8，或1到200等，不能選1到198。有時由于PDF格式中，實際掃描的圖象的奇偶頁，與PDF的奇偶數不對應，為了選打實際之奇數頁，打印時，可能需要選擇某偶數開始，以4的倍數結束。如4到7，或8到207。原則是選擇X到Y。x、y的關系是Y-X+1能被4整除。（電子版pdf格式可能不存在以上問題）

。第二次打印：子集選“偶數頁”、“逆頁序打印”前打構、頁面縮放方式選“每張紙上放置多頁”、每面打印頁數選“2”、頁序選“逆頁序橫向”。打印范圍與第一次要同。

第二篇：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轉貼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

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眾論叢》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1）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圣》一節中有“迄至圣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2）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3）該書的地理釋義共14條，計17處，其中15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后來加上的。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2．“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中后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是：（1）書中共引用330余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后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

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2）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余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歷二年（1329）以前的舊地名。“據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里仍習慣于用舊地名，那么將作注時間往后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后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于這一時期。不久以前，杜貴晨發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為“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他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后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恒、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三國志通?⒆謚林穩輳?323）至元文宗天歷輳?329）之間，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書于元末”說。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根據嘉靖本注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釋作于元末，那么《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只有在《演義》寫成并流傳之后，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注釋。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書于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志傳》中有“圣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志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這樣，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4．“成書于明初“說。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后。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歷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里敘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5．“成書于明中葉”說。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書商為了抬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

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歷有比較清晰的了解。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確切年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致的研究。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1994年第6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隨著《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第三篇：《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

《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

《三國演義》不僅是我國章回小說中的開山作品，也是我國最有成就的長篇歷史小說。小說的產生，有它自己的歷史過程。

從李商隱的《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來看，至遲在晚唐時三國故事已在民間流傳。宋代通過藝人的表演說唱，三國故事更為流行。

根據《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時已出現了“說三分”的專家霍四究。又據《東坡志林》載，王彭嘗云：“徐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故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民間說三國故事已經表現出“尊劉貶曹”的鮮明傾向。

宋元時代三國故事更被大量地搬上舞臺。《宋史·范純禮傳》及南宋姜白石《觀燈口號》等詩歌中都有演出三國戲的記載。金元演出的三國劇目至少有《三戰呂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種，在這些劇本中，繼續表現了“尊劉貶曹”的傾向。

三國故事流傳既有那么長的歷史，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平話小說，可能很早就產生了。

但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三國志平話》是元代至治年間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

這書是民間傳說中三國故事的寫定本。它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兩欄，上欄圖相，下欄正文。從評話的內容和結構看，已粗具《三國演義》的規模。不僅擁劉反曹的傾向極為鮮明，而且劉、關、張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氣息，張飛的形象最活躍、最有生氣，諸葛亮的神機妙算也寫得很突出。全書內容大半是不同于正史的附會和傳說，像司馬仲相斷獄的因果報應故事，張飛毆打常侍段珪、殺定州太守，以及劉、關、張太行山落草等，情節都很離奇。而且描寫粗枝大葉，文詞鄙陋不通，人名地名也多謬誤，似乎還是未經文人潤色的民間藝人作品。

從上述的記載和殘留的作品看，可知從晚唐到元末，在民間流行的三國故事，愈來愈豐富。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羅貫中在民間傳說及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戲曲的基礎上，又運用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結合他豐富的生活經驗，寫成了這部影響深遠的《三國志通俗演義》。

第四篇：《千字文》成書背景及其歷史影響

《千字文》是中國早期的蒙學課本,涵蓋了天文、地理、自然、社會、歷史等多方面的知識。下面是關于《千字文》成書背景及其歷史影響的內容，歡迎閱讀！

一、成書背景與過程：

中國很早就出現了專門用于啟蒙的識字課本，秦代出現的有《蒼頡篇》、《爰歷篇》，漢代則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賈魴的《滂喜篇》、蔡邕的《勸學篇》、史游的《急就章》，三國時代有《埤蒼》、《廣蒼》、《始學篇》等，這些作品中只有《急就章》對后世產生了影響，其余影響不大。《急就章》雖然是《蒼頡篇》之后較突出的小學之書，但由于流傳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其權威性到南北朝時已大不如前，而這一時期出現的一些啟蒙讀物如《庭誥》、《詁幼》之類，可讀性有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千字文》問世了。

據李倬《尚書故實》載：南朝時期，梁武帝肖衍（502—549）為了教諸王書法，讓殷鐵石從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個不同的字，每個字一張紙，然后把這些無次序的拓片交給散騎侍郎、給事中周興嗣，梁武帝命周興嗣將這一千字編成有意義的句子，“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周興嗣竟一夜之間編成了有內容的韻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韻、不對仗的文字，被稱為“筆”，而非“文”），這就是流傳至21世紀已1400多年的《千字文》。

二、作者簡介：

周興嗣（470─521），字思纂，祖籍陳郡項（今河南沈丘縣），其先人于西晉永嘉南渡時遷徙到江南姑孰（今安徽當涂）。十三歲開始到齊的京師建康（今南京）游學，十幾年后，精通了各種紀事文章的寫法。游學時，他曾在姑蘇（今江蘇蘇州）一家旅店住宿，夜里聽見有人對他說：“你才學蓋世，不久就會結識到尊貴的大臣，最后被圣明的君主重用。”可是一直到聲音消失，他也沒能聽出說話人在哪。

隆昌年（494）中，齊侍中謝朏任吳興（今浙江湖州）太守。謝朏厭惡與士人交往，卻喜歡和周興嗣在一塊談論文史。任職期滿，他在朝廷極力推薦周興嗣的才學。本州舉薦秀才出任公職，周興嗣于是被推舉為桂陽（今湖南省桂陽縣）郡丞（郡守的副職）。郡守王嶸，平時就欣賞周興嗣的文才，待他很好。

公元502年，蕭衍代齊建梁，周興嗣上奏《休平賦》，文章非常優美，受到蕭衍重視，聘用他任“安成王國”侍郎，就在梁都的華林園當值。其年，河南獻來一匹會隨著音樂跳舞的馬（儛馬），蕭衍命周興嗣與待詔張率等人作賦歌頌。賦成，蕭衍評定周興嗣的最好，升周興嗣為員外散騎侍郎。

梁天監七年（508年），梁武帝用南京城內自己在三橋的舊居，改建為光宅寺，命周興嗣與陸倕各寫一篇寺碑碑文。碑文完成后，梁武帝只使用了周興嗣的作品。自此以后，著名的《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以及《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等，梁武帝都只要周興嗣一人去完成。每成一篇，都會受到梁武帝的稱贊和財物賞賜。九年（510），任新安郡丞，任滿后，重任員外散騎侍郎，協助編撰國史。十二年（513），升任給事中，繼續為皇室撰寫文稿。

周興嗣的雙手常年患有風疽（濕疹）病，升任“給事中”后，又染上了疬疾，這是一種不好醫治的流行疫病，結果左眼失明。梁武帝蕭衍撫摸著他的手，感嘆地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當場又親筆抄寫了一份專治風疽病的秘方，賜給周興嗣。可見梁武帝對周興嗣何等愛惜。

與蕭衍同為“竟陵八友”中人、時任蕭衍記室（相當于秘書長）的任昉，也很喜愛周興嗣的才華，經常對別人說：“周興嗣如果沒病，十天內就能當上御史中丞”。

梁普通二年（521），周興嗣病故。生前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余卷，又作有文集十卷，（《梁書》及《兩唐書志》）傳于世。但流傳最廣、最久遠的，則是《千字文》。

三、內容簡要：

《千字文》原名《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乃四言長詩，首尾連貫，音韻諧美。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頭，“謂語助者，焉哉乎也”結尾。全文共250句，每四字一句，字不重復，句句押韻，前后貫通，內容有條不紊的介紹了天文、自然、修身養性、人倫道德、地理、歷史、農耕、祭祀、園藝、飲食起居等各個方面。它那優美的文筆，華麗的辭藻，使得眾多童蒙讀物都無法望其項背。

由汪嘯尹纂輯、孫謙益參注的《千字文釋義》將《千字文》分為四個部分，他們稱之為四章。

從第一句“天地玄黃”開始，至第三十六句“賴及萬方”為第一部分。從天地開辟講起。有了天地，就有了日月、星辰、云雨、霜霧和四時寒暑的變化；也就有了孕生于大地的金玉、鐵器（劍）、珍寶、果品、菜蔬，以及江河湖海，飛鳥游魚；天地之間也就出現了人和時代的變遷。在此，《千字文》講述了人類的早期歷史和商湯、周武王時盛世的表現，即文中所說的“坐朝問道，垂拱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戎羌。遐邇一體，率賓歸王。鳴鳳在樹，白駒食場。化被草木，賴及萬方”。

從第三十七句“蓋此身發”開始，至第一百零二句“好爵自縻”為第二部分。重在講述人的修養標準和原則，也就是修身工夫。指出人要孝親，珍惜父母傳給的身體，“恭惟鞠養，豈敢毀傷”，做人要“知過必改”，講信用，保持純真本色，樹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譽，“信使可覆，器欲難量。墨悲絲染，詩贊羔羊”及以下四句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接著文中對忠、孝和人的言談舉止、交友、保真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闡述。

自第一百零三句“都邑華夏”起，至第一百六十二句“巖岫杳冥”為第三部分。講述與統治有關的各方面問題。此章首言京城形勝，極力描繪都邑的壯麗，“宮殿盤郁，樓觀飛驚”。京城之中匯集了豐富的典籍和大批的英才，“既集墳典，亦聚群英”，這是第三部分的第二層意思，重在敘述上層社會的豪華生活和他們的文治武功。這部分最后描述了國家疆域的廣闊和風景的秀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曠遠綿邈，巖岫杳冥。”

自第一百六十三句“治本于農”起，至第二百四十八句“愚蒙等誚”為第四部分。主要描述恬淡的田園生活，贊美了那些甘于寂寞、不為名利羈絆的人們，對民間溫馨的人情向往之至。汪嘯尹、孫謙益的《千字文釋義》認為這部分是講“君子治家處身之道”，其觀點有一定道理，但顯得牽強，所以不加采用。

最后還有兩句“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沒有特別含義，將其單列出來。

《千字文》在內容上熔各種知識于一爐，并通篇貫穿以統一的思想，脈絡清晰，語言洗練。它的長處后來為《三字經》所吸取。

四、《千字文》在國內外的重大影響

千字文》全文為四字句，對仗工整，條理清晰，文采斐然。語句平白如話，易誦易記，是中國早期的蒙學課本，由于涵蓋了天文、地理、自然、社會、歷史等多方面的知識，是啟蒙和教育兒童的最佳讀物，也是一部生動優秀的小百科。《千字文》流傳了1400多年。這表明，它既是一部流傳廣泛的童蒙讀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許多人不但把它當作一部啟蒙教材來讀，而且作為學習書法的范本。著名的有智永和尚、懷素、宋徽宗、趙孟頫、文征明等。他們的作品流傳很廣，書體與風格各異，可謂千字千姿，影響也很大，促進了《千字文》在民間的傳播，也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并譯有英文版、法文版、拉丁文版、意大利文版，是中國影響很大的兒童啟蒙讀物。和《三字經》、《百家姓》合稱“三百千”。

唐朝以后，《千字文》這種形式也被人們廣泛地加以采用和學習，出現了一大批以《千字文》為名的作品，如唐朝僧人義凈編纂了《梵語千字文》，宋人胡寅著有《敘古千字文》，元人夏太和有《性理千字文》；明人卓人月有《千字大人頌》，呂裁之有《呂氏千字文》，清人吳省蘭有《恭慶皇上七旬萬壽千字文》，太平天國有《御制千字詔》等等。這些所謂的《千字文》內容各異，但都以《千字文》為名，足見《千字文》影響之大。

宋代真宗時，編成了一部4359卷的《道藏》，分裝在400多函中，每一函都按《千字文》的順序編號，起于“天地玄黃”的“天”字，終于“宮”字，所以人稱這部《道藏》為《大宋天宮道藏》。

千字文曾作為許多國家的漢字初級讀本。此讀本傳入朝鮮半島的年代已不可考。這本書與佛教的一起傳入，被認為是漢字應用于朝鮮語言的推動力量。漢字一直是朝鮮唯一的文字，直到世宗大王于15世紀發布訓民正音（Hangul）。不管怎樣，即使朝鮮文字發明后，大多數的朝鮮學者仍然繼續使用漢字一直到20世紀早期。

千字文被用來教授兒童習字始于1583年，即李朝宣祖命令韓濩（Han Ho；1544—1605）將其刻成木版印刷之后。韓濩《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千字文里的從“天”到“水”的44個字被逐一記錄在了“常平通寶”的背面（朝鮮王朝時代朝鮮的銅錢）。

千字文以其特有的形式展現漢字，對每一個漢字來說，文字既體現其含義（訓），也體現聲音（音）。雖然朝鮮語言歷經演變，詞匯相對應的訓（saegim）在每一個版本里保持不變。當然同樣成書于16世紀的光州版和韓石峰版千字文對個別漢字的解釋有些許不同。韓石峰版與光州版訓的變化大體上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定義更加寬泛或者每個單獨漢字的語義范圍發生改變。先前的定義被同義字取代，以及，部分詞條的語音發生改變。

從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岀朝鮮本國語對“漢字語”的取代。基本上，很少有詞匯涵義被認為是16世紀以前的，因為它們可能是朝鮮本國語詞匯的化石留存或者受到全羅道方言的影響。

一千多年來，千字文曾被用來習字及練習書法。由于千字文字字不同，且流傳廣泛，故深受東亞各國書法家的青睞。《宣和書譜》記載，北宋內府收藏智永真跡二十三件，《千字文》便占十五件之多。

中國書法家智永（隋）、褚遂良（唐）、孫過庭（唐）、張旭（唐）、懷素（唐）、米元章（北宋）、高宗（南宋）、趙子昂（元）、文征明（明）皆有著名的《千字文》書法作品。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有《千字文》手本習字斷片，可見最遲至7世紀利用《千字文》練習漢字書法已較普及。

日本書法家卷菱湖（江戶）、市河米庵（江戶）、貫名菘翁（江戶）、日下部鳴鶴（明治）、小野鵝堂（明治）的《千字文》書法作品也很有名。

第五篇：司馬遷的游歷與《史記》成書過程

司馬遷的游歷與《史記》成書

一、司馬遷的游歷經歷

司馬遷的游歷經歷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年輕時的自主游歷。二是司馬遷擔任太史令一職后，跟隨武帝巡游的游歷經歷。

《太史公自序》中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從這一段話看出司馬遷二十歲開始游歷，足跡遍布江淮、齊魯，更奉命出征巴、蜀，滇南。直到司馬談去世，他的自主游歷生活才結束。

至于司馬遷隨駕巡游的經歷，《太史公自序》中沒有特別說明，但《史記孝武本紀》中仍記載有：“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可見，司馬遷任太史令后跟隨皇上出巡，祭祀天地眾神和名山大川，參加過封禪大典。回來后依次論述自古以來祭祀鬼神的活動，并把這些活動的里外情形原原本本地展現出來。

二、司馬遷的游歷經歷對他著《史記》一書的影響

我認為游歷經歷對司馬遷成《史記》主要有兩方面的影響：

1、豐富了修史所必備的地理、民俗、人文知識，史書內容真實可信。例如，《史記淮陰侯列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史記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 又，《史記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因為司馬遷到過淮陰，并親自看過韓信母親的墳冢，所以韓信之志與眾異的結論才令人可信。又因為他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的切身經

歷，才能將各地不同的故事傳說與古籍比較，選擇其中雅正者編次評論寫為篇首，如此等等，使文章讀來理據充實、內容可信。

2、行萬里路不僅是知識材料的擴展積淀，更重要的是將書本與實踐結合，開拓了人的胸襟和眼界。

《史記》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其中本紀、列傳最為重要。司馬遷立傳的，上有皇親貴胄下有市井平民，不看功績不論成敗，這種眼光在人人平等的現代真不算什么，不過考慮當時的環境就確實是不容易。

一個人的知識僅限于書本是枯澀無味的，凡是有生活有經歷的人必定有過人的見識。無論是遍游天下還是遭受宮刑，后人都只是片面的揣測然后長篇大論一番。天下誰都沒有玩過，宮刑更沒有經歷過，有時候連我都痛恨自己言之鑿鑿的詞語。何必呢？一句話能說清楚的事情非要掰成兩半，其實司馬遷走南經北對寫《史記》的關系不就兩方面嘛，一個是材料積累，一個眼界見識。生活經歷對寫作的影響對誰不都是這兩方面嘛??

明代文學家李贄在其《童心說》中稱：“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謂“童心”即是“絕假純真”。言為心聲，唯真才善，唯真才美。

正 司馬遷《報任安書》,說他寫《史記》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近年,史學界的同志們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頗有所論列,對“成一家之言”談論的還比較少。有的學者以創紀傳體來稱道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創紀傳體可以說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似尚未能盡其意。“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學領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司馬遷的工作,他自認為是繼《春秋》以后的有關工作,是以史學成家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家”,本來是一個政治概念、經濟概念和社會組織單位的概念。把“家”運用到學術領域里,稱學術流派為“家”,是經過相當長的過程的。《荀子·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車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茍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