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唐傳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輝的原因

淺談唐傳奇中男性形象劣于女性的因由

摘要：在唐傳奇的愛情故事里，男性形象給人的感覺往往是軟弱的，消極的，黯淡的，遠不及女性光輝。本文試圖通過對唐傳奇文本的解讀，結合唐代士人的社會生活背景，探討當時士人的價值觀，整個社會的愛情觀，以及當時婦女的生存狀態，從而闡釋唐傳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光輝的原因。

關鍵詞：唐傳奇男性士人生活女性唐代社會原因

讀者看唐傳奇都深深地為其中曲折的情節，華美的詞藻，奇異的想象和感人的愛情故事所折服。在其中，讀者可以看到許多光輝的形象，像主動爭取愛情的鶯鶯，美麗多情的霍小玉，有個性有缺點的李娃，為了愛情不惜犧牲生命的非煙，這些美麗的女性光彩照人，令人過目不忘。然而唐傳奇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的，一事無成的，抑或是熱衷于功名利祿無法自拔的，甚至是粗俗的。所以讀者看到的是對鶯鶯始亂終棄的張生；對霍小玉的薄情寡義的李益；雖有豪氣，但在功名利祿面前卻顯得異常卑微的淳于棼之類不甚光彩的形象。然而，像柳毅、李靖、虬髯客有著俠骨柔腸的男性屈指可數。

究其因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起：

一、從唐代士人生活的環境來看，他們生活在一個十分寬松的環境里，狎妓冶游成為他們的生活風尚，娼妓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公開行業。《霍小玉傳》[2]中李益年方二十，進士擢第，至長安，居新昌里，博求名妓。后經媒婆鮑十一娘介紹與霍小玉相識，兩人迅速墜入愛河，如膠似漆；《李娃傳》[2]滎陽生應舉進士，其父給其兩年的資費，他卻流連平康里，與李娃過了一段恩愛生活后，因為囊篋匱乏而被驅逐出門。

再者，唐帝國的一些大城市中妓家繁盛，艷幟高張，尤其是首都長安的“平康”娼家，更是紅袖連綿，珠翠耀目，狎客步入其間，恍如走入仙境[1]。孫棨在《北里志》中寫道“平康，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盧照鄰詩《長安古意》“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士香車”；據說李白也喜歡拿妓女的酒杯，澆自家的塊壘，在他的《東山吟》里有“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元稹和白居易這對金蘭好友更是同有聲妓之好，自他們青年登科開始，即與妓女過從甚密，時常偕訪北里。

還有一些下層士人由于沒有家世背景，無緣得見權貴，他們就向名妓投遞紅箋名紙，希望通過名妓的引見介紹達到晉見高官權貴的目的[1]。妓院作為公共場所，進士來得，高官也來得，尤其是一些名妓，更是兩類人共同青睞的對象。于是妓院便成為他們最理想的見面場所，妓女也成為文人進士和權貴高官交往的中介橋梁。這使得士與妓的交流更加頻繁。

由此可見，唐代進士狎妓，在世人看來亦屬風流。

同時在唐代，一些妓女的文化素養是很高的，有的甚至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滿腹錦繡，出口成章。文人們與之交流，很有可能惺惺相惜，很可能會從知音變成知心，并產生強烈的情感。這樣士與妓產生真摯的愛情的幾率就非常大。可是這種愛情幾乎都是以悲劇結局。因為在士人們眼里眠花宿柳終歸短暫，如同過眼煙云。新進士長期的幸福還須另有所寄，這就是與豪門權貴，尤其是五姓之女（崔、盧、李、鄭、王）聯姻。若僥幸獲得青睞，被招為乘龍快婿，便等于領取了進入上流社會的通行證，士路暢通無阻，飛黃騰達指日可待。因此很多新進士都期待

著在題名金榜之后在中頭彩[3]。

從中我們不難知道，李益為何與霍小玉過了一段恩愛生活之后，不顧小玉卑微的“八年之約”，轉而娶表妹盧氏了。范陽盧氏是當時五姓之一，地位尊崇。攀上這門親就等于給未來鋪下了一條金光大道，盧氏能夠帶給他的美好前途是霍小玉所不能給予的，所以李益心中理想的對象是盧氏而不是小玉。李益只是把霍小玉看作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個尤物，而不將她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他借口迫于母命，無力顧及小玉，可就算母親如何嚴毅，作為兒子難道跟母親交流一下都不可以嗎？就算他忙于告貸，可是當他來長安時卻對小玉封鎖消息，這又該算一個負心的標志，在小玉的靈堂前李益為之縞素，哭泣甚哀，我想亦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他迫于社會的譴責而裝出的樣子。通過閱讀《霍小玉傳》，就應該大致了解當時士妓之間的愛情大多是悲劇的原因了。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男性受理性的指引，奔波仕途，執著于功名。女性處于社會的最底層，黑格爾說：“愛情在女子身上表現得特別美，因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都集中在愛情里和推廣成愛情，她只有在愛情里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在本能的情感需要下，她們執著于純潔真摯的愛情,因此在婚戀上常常顯得比男性果敢、堅毅，形象上大為后人贊可。相反，玩弄女子情感的負心漢自然為后來者所不齒。

二、從士人的角度來講，首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的理想，也是他們獲得良好物質生活的保障，所以考中進士成了他們為之努力的目標。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說：“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終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連像官至宰相的薛元超都將“不以進士擢第”作為平生一恨，可見中進士對于唐代士人的重要程度。唐代廢除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讓寒門士子通過進士科的考試，得以躋身廟堂，位列朝綱。這是他們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徑。為了抓住來之不易的機會，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向當時的社會名流，權貴高官行卷，希望得到他們的賞識而平步青云。唐傳奇《王維》，王維為了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薦，以第一名進士擢第，不惜將自己裝扮成伶人向公主獻藝，他自降身份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考中進士。我們先不管這篇傳奇有多少可信度，從中反映的唐代士人對功名熱衷程度之高卻是事實。

我們再看《南柯太守傳》和《枕中記》，盧生和淳于棼都是非常熱衷于功名之人。盧生認為“士之生世，當建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適乎”；淳于棼雖是“吳、楚游俠之士”，能夠“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甚至還可以“使酒忤帥”，卻仍抵擋不住功名利祿的誘惑。當夢見二紫衣使者來接他到“槐安國”去時他“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等到面見國王時更是誠惶誠恐，禮儀周全，不敢說一句話。與之“不守細行”的個性完全不符。雖然他們在夢醒之時有所悔悟，但是我們很難保證他們會不懷念夢中聲色犬馬，鐘鳴鼎食的生活。這樣的形象在在所有人看來都是不怎么光彩的。

其次，士人們通過傳奇的形式來表達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我們看唐傳奇，作者描寫年輕女性的外貌的時候幾乎都采用了相近的詞匯。描寫任氏，“容色姝麗”，“妍姿美質”，“舉措皆艷”；寫霍小玉，“姿質秾艷，一生未見”，“若瓊林玉樹”；寫李娃“妖姿要妙，絕代未有”；寫鶯鶯，“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寫非煙，“容止纖麗，若不勝羅綺”??再看女性的才能，任氏和霍小玉能歌善舞，小玉還精通詩詞；鶯鶯名門之后，更是才貌雙全，紅線善彈阮，通經史；非煙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譚意哥，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 這么多不同作家的傳奇里，描寫女性形象都有著驚人的相似。她們都有著香艷的姿容，敏慧的性情，能歌善舞，精通文墨，善解人意。她們的形象堪稱完美。我想著絕不是偶然，其中包含著士人們對女性的普遍審美態度。女性的形象

如此地完美，她們的光芒太閃亮，蓋過了男性的形象，所以唐傳奇里女性形象尤其光輝。

三、再從唐朝女性的生活的社會環境來看。唐朝國家富強，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文化開放，女性的地位比較高。李唐脫胎于楊隋，吸取了隋亡教訓，進行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與民休息，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因此李唐建國不久，就出現了著名的“貞觀之治”。唐朝出現了自漢朝全盛以來所沒有的興旺現景象，一個充滿自信的、安定的和繁榮的局面。唐代的詩歌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頂峰，散文、小說、書法、繪畫、雕塑、舞樂和戲曲等都各領一代風騷。開放型的大唐帝國，人們胸襟開闊，延攬八面來風，使唐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更加熱烈多彩，更富生命力。

由于唐朝強盛的國力，唐人開放的心態，使得唐王朝與周邊的國家如大食、天竺、回紇、吐蕃等國家有著很好的交往。胡姬酒肆的出現，胡服胡食的盛行，還有隨處可見的金發碧眼的商胡，都說明著唐代的極度開放。正因為有了這種開放的風氣，使得唐代的女子受到 的封建束縛就比歷代要小很多。加上李唐先世本屬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鎮集團，唐皇族是胡漢混雜的血統。胡族的社會風氣因此得以廣泛的流行于整個南北社會，既給漢民族以豪強俠爽的勇猛英風，也影響到漢族的舞樂詩曲、飲食服飾等。唐統治者“華夷之辨”的觀念非常淡漠，大量少數民族涌入中原，中原地區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當時唐朝“異族入居長安者多，于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

這種社會形勢下，唐代的婦女敢于拋頭露面，她們也可以和男性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她們甚至可以騎著高頭駿馬招搖于鬧市，可以披著透明的絲織品，自然地展示她們豐滿的倩影，可以和著歡快的音樂跳著胡旋舞，甚至于連道姑、女尼與妓女也可以同達官顯宦在一起吟詩作文，與文豪鴻儒結為文友，互相唱和

[3]。故朱熹曾說，“唐源流概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在這種開放的社會風氣下，婦女的社會地位較高，同時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

唐律賦予唐代婦女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主權。她們既可以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求佳婿”，又可以在對婚姻生活不滿時，提出離婚要求，甚至夫死之后可自主改嫁。唐朝婦女還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財產權利。《唐律疏議》規定了出嫁女從本家獲得的嫁資，為其私有財產，不受夫家財產分割的影響，而且出嫁女改嫁、再嫁時，可以從夫家帶走資財。唐律還規定婦女在涉及經濟利益的財產繼承和食封繼承中享有一定的權利[5]。

所以只有在唐代這種開放的社會里，女性的社交生活很少受到限制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看到這么多纏綿悱惻，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在這樣的社會里，女性不再是受歧視的對象，男性帶著欣賞的眼光去看待周圍的美麗女性，他們對女性“失節”的情況根本不在意，女性也可以在離婚之后再嫁一個更好的丈夫，而且絲毫不受到歧視。因此，我們在唐傳奇里才會看到這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紅拂、紅線、無雙等，這些形象一直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

四、從創作的角度來看，為了更好地突出這些美好女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反面的男性形象與之進行對比。趙象的不負責任，臨陣脫逃反映出非煙為愛付出生命的可貴；李益的薄情寡義映射出霍小玉的溫柔多情；李家四子的好色愚蠢，突出了卻要的聰明慧黠；紅綃女反抗壓迫，追求自由，更讓我們看到“一品勛臣”的作威作福，魚肉百姓。

綜上所述，在唐傳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輝的原因是有其社會和政治原因的，唐朝的森嚴的門閥制度和等級制度，是許多愛情悲劇產生的根源。同時也不排除某些士人負心薄幸，另覓高枝的嫌疑，還有作家的創作需要，把男性描寫得比較灰暗。唐傳奇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后來的戲曲、小說都從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希望后人在閱讀唐代傳奇中慢慢領略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1]蔣建平：盛世風云——探秘大唐帝國·文匯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張友鶴：唐宋傳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一版

[3]楊波：長安的春天：唐代科舉與進士生活·中華書局·2007年北京第一版

[4]畢寶魁：隋唐生活掠影·沈陽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5]孫紅：唐代婦女教育研究·中國期刊網

第二篇：唐傳奇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唐傳奇中的女性形象

關鍵詞：唐傳奇 女子形象 文學 個性 思想

唐傳奇中對女性形象的描寫與以往文學作品中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體現在外貌、身份、個性、思想等各個方面。研究唐代傳奇中女性形象可以讓我們欣賞到不同身份的個性鮮明、充滿熱烈情感而又勇敢大膽的女性，同時我們還可以清晰地感覺到“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已經開始開始深遠意義上的動搖，這對認識唐傳奇中女性命運在中華民族婦女解放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唐傳奇是我國古代小說的一種題材。以“傳奇”為小說作品之名，當始于元稹，他的名作《鶯鶯傳》，原名“傳奇”，今名是宋人將此篇收入《太平廣記》時改題。唐傳奇源于六朝志怪，但兩者又有根本的區別。六朝志怪雖也出現了眾多女性形象，但她們與現實差距較大，且人物形象也不甚豐滿。相比較下，唐傳奇中出現了更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結構，其情節也更為復雜，內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態，具有了一定的真實性;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畫和描寫，也有了顯著的提高。其特點是文辭生動凝練，情節離奇虛幻，反映了當時豐富而廣闊的社會生活。同時它更加突出的描寫了女性形象，使其更加真實，更加富有韻味。

唐傳奇對女子的關注首先著眼于外貌形象，如霍小玉的“若瓊林玉樹”以及李娃的“明眸皓齒”等；其次還賦予筆下的女子們聰慧與才華，讓她們不僅相貌絕代，而且聰慧可愛。

這些女性形象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有青樓女子——如《霍小玉傳》、《李娃傳》中的霍小玉和李娃，有閨閣女子——如《鶯鶯傳》中的崔鶯鶯，靈異女子——如《柳毅傳》中的龍女等等形象。這些豐富多彩、身份各異的形象描寫不僅使后世的讀者得到審美上的享受，而且對于了解當時的社會風俗的全貌、封建社會的弊端、等級制度森嚴等等都有很大的幫助。下面我們就通過不同作品來了解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

首先來說一下唐傳奇中對于青樓女子的描寫。自唐代以來，青樓女子的形象開始頻繁的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在男尊女卑，封建禮教的傳統社會中，青樓女子的身份是很低下的，但同時她們也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當然，這跟當時的繁華和開放不無關系。在《李娃傳》中，李娃與滎陽公之子一見鐘情，李娃大膽而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愛情，但又不得不屈從于利的追求，只得參與計謀，欺騙滎陽生。而當她看到她深愛的人流落街頭，狼狽不堪時，又不顧一切地自贖其身，幫助滎陽生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功名。這足以說明她的勇敢和獨立自主。而當滎陽生獲得功名后，她又不惜忍痛割愛，寧愿放棄與心愛的人幸福的生活，只是覺得自己的身份已配不上他。這又說明了她的單純和無私。

《李娃傳》中對李娃性格刻畫的既復雜又真實，初見滎陽生時，“詼諧調笑，無所不至”，顯得溫柔而可愛；而當滎陽生錢財散盡，又冷漠的拋棄了他；直至最后義無反顧，為所愛之人放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自由，又體現了她的堅定而有主見。然而最終大團圓的結局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現實的殘酷和無情，但是卻反映了當時人們心態上的一種變化，青樓女子也可以最終嫁入大戶人家，人們的傳統思想已經開始發生了轉變。

除了《李娃傳》以外，《霍小玉傳》對現實的反映更加深刻，悲劇色彩也更加的濃厚。出身卑賤的霍小玉愛上了貴族出身的李益，然而她的命運卻不像李娃那樣幸運，但是霍小玉身上更具有一種剛烈的氣質，最終以極端的方式為自己，也為青樓女子討回了公道。

在唐傳奇中，《鶯鶯傳》是一部不可不提的經典，也是描寫閨閣女子愛情的代表之作，里面的人物形象描寫更是為后人稱道。鶯鶯作為大家閨秀，婚姻自主更是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鶯鶯甚至與張生見面的機會都微乎其微，更別提書信往來、私定終身了。所以紅娘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紅娘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熱情大方，聰慧機靈的女子，她性格直爽，熱情奔放，一直以來為大家津津樂道，可以說她是小說里面不可或缺的人物。

而鶯鶯的性格卻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她是一個叛逆的女性。她為了愛情敢于和強大的封建禮教作斗爭。她為了張生寧愿改變自己的一切，尤其是她以貴族少女的身份，竟夜半主動向張生表示愛情，“俄而講娘捧崔氏而至”，這是一個大膽的行為。相對于她的身份來說，這個做法的確大膽而又危險。但這也正是崔鶯鶯值得贊揚的地方。然而另一方面，崔鶯鶯性格中又有軟弱的一面。最初和張生相戀，她就動搖不定。先是二人由紅娘傳詞，相互傾訴愛慕之心。但當張生夜闖崔鶯鶯房間時，崔鶯鶯卻因紅娘在場而表現貴族少女特有的威嚴，意欲裝腔作勢給紅娘看，但她卻未想到紅娘早已心知肚明，卻是讓張生覺得一頭霧水。這是崔鶯鶯性格中的矛盾的地方。后來張生遺棄了她，她也認為私相結合“不合法”，“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她不是振振有辭的向張生提出責難，而只是一味哀求，希望他能夠始終成全。甚至面對張生將“尤物”、“妖孽”一類字眼加在她身上時，她只有怨，沒有恨。其性格中的叛逆終是沒跳出封建禮教的束縛。最終以悲劇結尾。鶯鶯是一個美麗、溫柔而又深情的女性，她深受封建禮教、倫理道德的制約，但在萌發了對張生的真情后，她便勇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羅網，大膽并主動地將滿腔熱情和愛奉獻給了張生。這樣的女性形象，這樣大膽的個性，我們不得不為之嘆服。

《柳毅傳》是對靈異女子描寫的代表之作。洞庭龍女初以父母之命遠嫁涇河小龍，但卻受到婆家虐待，百般無奈，于是便請求柳毅幫她送書信到洞庭家中。柳毅非常同情龍女的不幸遭遇，慨然允諾前往洞庭龍宮。龍女被救出，她深深愛上了見義勇為的柳毅，但柳毅是個正直的書生，他當初送信救龍女完全是激于義憤；來到龍宮，面對數不盡的奇珍異寶也不為所動，沒有為之所動。所以在遭到逼婚時，他雖也有愛慕龍女之心，但克制了私情，毅然拒絕。柳毅告別龍宮后，性情溫順善良的龍女面對他的拒絕沒有氣餒。她飽嘗過包辦婚姻帶來的痛苦和折磨，所以不再依從父母又一次為她安排的婚配，依然執著堅定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柳毅的妻子亡故后，龍女化做民婦來到鰥居孤獨的柳毅身邊，與他結為夫婦，直至他們的孩子出世才道出真情。柳毅被龍女的一片深情所感動，從此他們便過著恩愛美滿的生活，得以從封建婚姻中得到解脫。

作者在龍女的性格描寫里加入了執著與不屈的成分，她不甘于接受父母之命，過著不快樂的生活，寧愿自己去追求屬于自己的幸福，即使柳毅拒絕了她，她還是沒有氣餒，這充分說明了她的執著與堅持。

另外，唐傳奇中還有對亂世后妃的描寫，如《長恨歌傳》中的楊玉環。陳鴻的《長恨歌傳》中，作者塑造了這一基于歷史原型而豐滿動人的妃子形象。楊玉環是被追求的對象，同時也是愛情的追求者，當然在那個時代，她還是政治的犧牲品。

總的說來，唐傳奇是我國古典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她開創了一個新的小說描寫的時代。唐代傳奇中有喜有悲的愛情傳奇故事，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雖然在不少的故事中女子都得到了幸福的結局，但那也只能是一種愿望而已，處于社會下層的婦女，只能處于被玩弄被污辱的地步。但是這種描寫已經為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里程碑式的影響。

當然，唐傳奇中希望女性地位能夠提高的思想是基于當時經濟發展以及思想上的開放，在此基礎上唐朝女性的愛情觀婚姻觀較其他王朝有很大改變。但社會并沒有發展到破除封建禮教的地步，因此他們的追求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實現。唐傳奇中表現出來的女性張揚而勇敢的個性，既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女性地位提高的一種愿望，同時也預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讓人們從中得到了美的享受，激發人們對美好的追求，即便它所反映出來的思想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它的價值是永遠不能被忽視的。

參考書目

唐傳奇《太平廣記》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女性個性張揚的時代》

第三篇：男性領導如何管理女性團隊？

男性領導如何管理女性團隊？

--明陽天下拓展培訓

由于企業特殊性的原因，很多企業團隊成員為女性員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由一位男性領導來管理的話，男性領導該何管理女性團隊？

方法一：提升地位

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一直被視為“弱者”和“男性的附庸”。在現代社會中，女性在很多方面已和男性媲美甚至超越男性，而女性的生育、哺乳功能是男性所不能取代的。因此，男性領導必須消除對女性的歧視，改變重“色”輕“能”的觀念，不要以貌取人，而是要把女性與男性同等對待，并充分發揮她們的優勢。

方法二：特殊照顧

生理上的差異，導致女性人力資本的貶值。女性由于生育、照料子女等原因會暫時退出工作崗位，對其職業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因此，要加強對女性員工的職業培訓，為其重返職場、跟上企業發展步伐提供必要的支持。

方法三：樹立典型

管理一個女性團隊，首先要搞定這群人的頭。人都有“從眾”心理，這點在女人身上更加明顯。對于一個男性領導者而言，在女人堆中選擇一個好的幫手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了一個類似于組長之類的女性帶頭人就不一樣了，因為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

方法四：軟硬結合 女性的特點就是一般都有點小脾氣，比較任性，因此男性領導對她們，要在該講原則的時候講原則，在該講人情的時候講人情。在原則性的問題上你要比她發更大的脾氣，要多狠就多狠，讓她認識到團隊的重要性，然后再讓別人去安慰一下，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紅臉。

女人是感性的動物，虛榮心較強，男性領導應該要對她們多表揚少批評，多贊美她們，像金鑰匙中老年養生保健購物商城高經理就是這樣，對女性員工采取剛柔并濟的管理手法，效果非常好！另外要多理解她們，多和她們交心，這樣她們心里保準樂開了花，工作積極性也會高起來。還有就是是女同事之間發生矛盾時，要注意協調的方式方法。

方法五：人才輪換

由于女性的特殊情況，要建立人才“蓄水池”，以緩解女性員工休假等帶來的缺位。在很多企業的員工編制已基本確定的前提下，更多的就要考慮團隊成員相互之間要定期進行輪崗，讓大家相互熟悉他人的工作！

第四篇：淺談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

淺談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張愛玲凄美惝浸的小說世界，看她筆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傳奇。低低一聲長嘆之后，留給人們的，只是無盡的思索，以及一絲絲的無奈。每一次讀她的小說總是有不一樣的感受，華麗蒼涼，猶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終日不見陽光，只覺得窒息、壓抑卻又充滿致命誘惑。正如她所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瑣、冷漠、虛偽、扭曲、變態，在其筆下一覽無遺；情愛的虛假，無愛的婚姻，生命的殘酷與脆弱，在其作品下處處可見，她的整個創作滲透著一種悲涼的陰氣。

張愛玲獨特的人生經歷導致她筆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虛偽，變態的。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墮落腐敗的生活中壓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愛而壓抑變態的男性。張愛玲將其刻畫得鮮活、生動、傳神。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與她的家庭影響是分不開的。

1920年9月，張愛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這是一幢不愿意從滿清王朝的參與夢想中跨入新時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顯赫，其名門大族的聲譽余蔭與傳奇佳話直到20世紀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顯赫的家族里，張愛玲卻沒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生活。父親是一個典型的遺少式人物，有舊式的文化教養，會吟詩作賦。但他也有一切遺少的惡習，揮霍祖產、坐吃山空、吸食鴉片、養姨太、逛堂子、對子女缺少責任心。張愛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況下取決于他的興致，張愛玲從他那里領略到的封建家長式的專斷﹑粗暴﹑虐待多于父愛。母親是個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對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該得到母親呵護的童年，張愛玲卻沒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爭吵，家族的日漸衰敗，都給張愛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張愛玲與汪偽官員胡蘭成歷時三年有余的婚戀，以轟轟烈烈始，以決然絕去終，這場亂世之戀對她后來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樣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父親、丈夫、母親與家庭生活，這些本該帶給她無限溫暖和甜蜜愛情的人、事，卻只讓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筆鋒描繪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圖”。

一、卑瑣自私的遺老遺少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有一群沒落的世家子弟，曾經靠祖上的遺產度日，不務正業，抽鴉片，逛窯子，捧戲子，可是舊的安逸的生存環境突然發生變故，他們在新的環境下無所適從，“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終被一種無法驅除的危機感所籠罩，整日惶恐不安，又從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傾城之戀》中白公館里的白三爺、白四爺、《花凋》里的鄭先生等。

在這些人物中，最為突出的應算《花凋》里的鄭先生。“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漲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遺少們的本質特征。社會不斷進步不斷變革，鄭先生們卻仍沿襲著三十多年前的生活習慣。他們思想陳舊，對社會對家庭毫無責任感，唯一關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負擔重，鄭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債，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鄭先生究竟是帶點名士派的人，看得開，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里生孩子。” “說不上來鄭家是窮還是闊。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兩只，小姐們每晚抱了鋪蓋到客室里打地鋪。”“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②無疑鄭家經濟是拮據的，可拮據的同時鄭先生還是擺足了闊架子。不管有錢還是沒錢，日子照舊。抽鴉片、住洋房、坐汽車、看電影，偶爾還養養姨太太，全然不顧家庭經濟現狀、子女的上學。因為門第不允許，女兒長大了也不能就業，只能當“女結婚員”—挑選有錢有勢的女婿做依靠。

二、虛偽變態的“好男人”

《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這一類人的典范。“侍奉母親，誰都沒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誰都沒有他那么經心；辦公，誰都沒有他那么火爆認真；待朋友，誰都沒有他那么熱心，那么義氣，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興頭；他是不相信有來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來一趟。”“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適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③張愛玲用諷刺的筆調掀開了這個“好男人”臉上的面紗，露出了靈魂深處的卑鄙，冷酷變態，自私與好色，展示了一個靈肉分離，表里不一的“兩棲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與朋友的妻子王嬌蕊戀上了，但一聽王嬌蕊說要與丈夫離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連他與王嬌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車，正沖著他轟隆隆的開過來，遮得日月無光。” ④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毀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進攻下，他退縮了，他冷酷的撲滅心中的情焰，甚至犧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為代價。他明白這會危及到他的形象和利益。他不愿“墮落”，他要做一個“好人”。于是，匆匆忙忙選了一個好女子煙鸝結婚。之于佟振保，“好人”是他的外表，也是他最表面的層次，而“虛偽”才是他的真正的本質。同樣，《封鎖》中的呂宗楨也是這樣一個形象。

三、放蕩濫情的洋場公子

張愛玲筆下還有這樣一類洋場浪子，他們擁有或習慣了優裕閑適的生活環境，是倜儻風流的洋場公子，亦是只有著“一片空虛的心，不想真正找著落的心”的情場浪子，“把戀愛看作是高爾夫與威士忌之間的調劑”，他們酷愛自由——自由地周旋于石榴裙中，自由地花天酒地、揮金如土，女人，不過是他們調情的對象，他們是不會為了她們擔負任何責任和義務的。如《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沉香屑 第一爐香》中的靠寄生貴婦、吃軟飯、善調情的喬其喬。

《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歲還是個玩世不恭的浪蕩子。范柳原原本也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負家庭的責任。然而，流蘇卻在范柳原這找到了她所不曾體驗過的愛情，并慢慢的愛上了這個情場浪子。范柳原不曾想到的是，傾城的覆滅成全了他和白流蘇的婚姻。他不禁感慨“這一炸，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⑤

但在時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種“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處充滿了恐慌的生活使范柳原感到荒涼。結婚后，范柳原也不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一個花花公子放蕩濫情的一面終究還是又顯露了出來。

四、扭曲懦弱的年輕人

在張愛玲的筆下，還有一群生活在舊式的家庭里，雖然渴望新的充滿陽光的生活，但現代的生活的沖擊使他們的神經一再地被“騷擾”刺激，可他們卻無力沖破家庭的樊籠，始終只是盲目地掙扎，最終還是在病態的文明中一步一步陷進習慣的沼澤，被舊有的生活方式壓制窒息，而使身心都被異化扭曲的年輕人。《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就是那個病態的、毫無生氣的生活方式結出的一枚苦澀的果實；《沉香屑 第二爐香》中的羅杰；《年青的時候》中的潘汝良，作為時代的失落者，他們被舊的時代所封閉著，不管如何掙扎也逃不出時代的夢魘，明知掙扎無益，也不再徒勞了。

張愛玲筆下豐富多彩的男性形象，無論是封建遺老遺少、庸俗的都市男性還是洋場社會的風流紳士，大都崇尚金錢、玩弄女性，庸俗卑瑣，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這也就是張愛玲對男性的基本評價和基本視角。

張子靜曾說：“我姐姐的小說，是她宣泄這種苦悶的一種方式。通過宣泄，赤裸裸揭露沒落豪門的封建生活，怎樣殘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殘殺，對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嚴厲批判。她的小說人物，可說俯拾即來，和現實人物的距離只有半步之遙。在她生活周邊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說，就知道她寫的是哪一家的哪一個人。”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源于她身邊的人，父親、弟弟、丈夫??由于親身感受過人的虛偽、自私、扭曲、變態等丑惡嘴臉，張愛玲對他們極盡諷刺憎惡的同時，更有一種對他們的可憐，大約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第五篇：專題：四大名著的女性形象

專題：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中的女性形象

婦女從遙遠的他方，從常規，從“沒有”中回來了，從還住有巫婆的荒野回來了，從文化的潛層和彼岸回來了，從男人拼命使她們忘卻的詛咒它去見閻王的孩提時代回來了。——[法]埃萊娜.西蘇

近年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給世界文壇帶來一股旋風，使人們用一種全新的角度去審視文學的歷史、現狀及未來。本專題以批評古典文學、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對女性的刻畫為主要內容，以揭示文學作品中女性居從屬地位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根源為主要目的。

一、封建時代的女性

1、漢魏六朝至唐代的女性——“先時而婚，任情而動”

漢魏六朝至唐代，女性的生活環境比較寬松。

葛洪《抱樸子外篇.疾謬》，有一段文字專“疾”西晉婦女交游之“謬”：“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沈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煒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市，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吊。開車褰幃，周章城邑，杯觴路酌，弦歌行奏。特相高尚，習非成俗”。

那個時代的婦女已經不愿執守蠶織玄沈、中饋酒食一類的婦業，更不愿終其一身幽居深處，密潛戶庭。她們常常結伴而行，舉火而游，佛市是她們游戲周流之所，山巒和澤畔是她們懷春羨魚之處。她們不僅敢在各種公開的場合拋頭露面，而且大膽地與男士交際，其親密甚至到了“促膝之狹坐，交杯觴于咫尺”的程度，無怪乎正統而古板的抱樸之士要罵她們“背理叛教”了。若在游玩途中遇見像潘安仁這樣的美男子，她們還敢“連手縈繞，投之以果”，友好而親熱地與之戲耍。

婚姻方面，寡婦改適亦不遭人非議，魏曹丕娶了袁紹次子袁熙甄氏為妻，還立為皇后。唐高宗娶了太宗的妃子武則天為妻，亦立為皇后。玄宗奪了兒媳楊玉環做了自己的妃子，還封為貴妃。

2、理學鉗固下的宋元至明清時代的女性——恪守婦道，抑情靜志

（1）貞節觀念濃厚——“臣不事二主，女不事二夫”。

隨著理學的盛行，宋代貞節觀念極為濃厚，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不能為自己選擇對象。如果女子不從母命，自由戀愛，一旦發生情事，則視為丑聞，父母深感羞辱，千方百計加以掩飾。如才女朱淑真反抗封建包辦婚姻，自己愛上了一位意中人，并寫了許多情詩，但終究頂不住封建禮教的高壓，憂郁而死。父母立即焚詩焚尸，以滅“不貞”之跡。

（2）刑法不平等。

《宋刑統》：

“七出者，依令，一無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

“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諸妻毆夫，徒一年。若毆傷重者，加凡斗傷三等，死者斬。媵及妾犯者，各加一等”。而“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毆妾折傷以上，減妻二等”。

二、政治斗爭的工具——《三國演義》中的女性

貂禪：

中國古代文學中有所謂“四大美女”的約定俗成，但是如果綜合考察一下，就發現，《三國》的貂禪在四大美女中，最缺乏個性，最少光彩。

《三國演義》中說，貂禪是漢獻帝時司徒王允的侍婢，幼年喪父，隨母親到王府服役。母死后被王允收為義女。她不但天資國色，且天性聰慧，精史通經，明事理。其時王允不滿董卓專權，就利用貂禪的美色離間董卓與他的義子呂布的關系。王允先將貂禪許配董卓，再暗許驍勇善戰的呂布，令貂禪將他們兩人弄得神魂顛倒，勾心斗角，最后竟使呂布手刃董卓，娶貂禪為妾。

貂禪跟西施一樣是美人計實施者，但一點兒沒有《浣紗記》所表現的西施愛國與愛情不可兼得的苦悶，沒有“飛夢繞浣紗溪口”、“歸心一似錢塘水”柔腸寸斷的動人描寫。她跟王昭君一樣，和自己并不愛的人去生活，但卻沒有顯露先侍董卓后隨呂布的復雜內心，就象王昭君是塞外和親還是留宮廷等漢王的反復斗爭，還有出塞的悲切，以及嫁父子兩代異族之主心情的苦楚。曹操殺了呂布后，“操將呂布妻小并貂禪載回徐州”，一句話，就結束了貂禪的文學生命。顯而易見，《三國》作者并不想把貂禪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寫，而僅是當作政治斗爭的籌碼，離間董卓、呂布的使命一完成，就得趕快退出舞臺。

《三國演義》里，還有兩則美人計。一則是孔明用“美人計”激周瑜，說曹操早就對“二喬”心懷不軌，周瑜若將“二喬”送給曹操，即可退曹兵。周瑜大怒，于是吳蜀聯合抗曹。另一則便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計。吳國聲稱將孫權的妹妹孫仁嫁于劉備為妻，暗中想加害劉備，以抑制西蜀。但弄巧成拙，被劉備占了大便宜。

“在這部作品中，女人們都心甘情愿以身體為釣餌，引男子上鉤，且明白秀色可餐，只要貌美便行，舍此無他。這是從男性心理觀察、揣度女性的必然結果，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的敘事策略”。

三、紅顏禍水——《水滸傳》中的女性

馬瑞芳提出，〈〈水滸傳〉〉作者下力氣寫了三類女性：一是以潘金蓮、潘巧云、閻婆惜為代表的淫蕩的青年女性；二是以閻婆、王婆為代表的惡俗的市井老婦；三是以母大蟲、母夜叉為代表的猙獰的巾幗女性。在此，本講座重點講解第一類。

《水滸傳》里，很多女性都是作者預先設定的陪襯符碼，“她們的存在旨在烘托男主人公的?真正的男子漢?的形象，即所謂使男人成其為男人的作用，而不在于表現她們自身的解放和個性意識的形成”。婆惜即是其一。因此，在傳統的“陽物批評”中，婆惜連同金蓮、巧云被簡化成了一個類概念：淫婦。隨著時代的進步，婦女地位也逐步得到提高，因之，學界從人性的角度重新闡釋經典中的女性形象便成為一種必然。

《水滸傳》中，最具個性的女性當屬婆惜，她的死，有別于金蓮、巧云，是以鄙視對抗鄙視的有尊嚴的死，本文以宋江為背景對婆惜的言行予以層層剖析，以期發現婆惜身上所體現出的女性主義因子。

《水滸傳》成書之前，婆惜的死大致有著兩種版本：首先是《大宋宣和遺事》，宋江親眼目睹婆惜與一個叫吳偉的男子曖昧的場面一怒之下結果了奸夫淫婦，她死于情殺；再就是高文秀的雜劇《黑旋風雙獻功》，其間婆惜是被“帶酒”（醉酒）的宋江誤殺。婆惜的死，于人們看來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此乃宋江所為，那么，婆惜因何而死就關乎“孝義黑三郎”的人品和名節了。如果《水滸傳》作者采用“情殺”這一情節，別的尚且不論，很明確的一點，就是要和揚雄殺巧云的場景相犯。同時，也不能顯示出梁山頭領與一般好漢的區別。至于誤殺婆惜，說明宋江沒有酒品，如此之有殺人傾向的莽漢與英雄形象相距甚遠，《水滸傳》作者棄之不用，也不算意外之舉。《水滸傳》中的婆惜，緣何而死？

《水滸傳》作者為婆惜之死精心設計了三部曲：

1、不安身守命。

《水滸》第二十回如此寫到：

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里居住。

從上述情節中，我們可以捕獲到如下信息：首先，婆惜既是母親為報宋江周濟之恩而送給宋江的禮物，又是母親用以獲取錢財的工具。“從女性主義理論而言，女人作為一種商品，在傳統上被男性中心社會視為一種使用價值功能，并以一種交換價值流動在男性聯盟之間。”當然，就婆惜而言，其母也成了“男性聯盟”成員，或者說，出嫁后的女人一步一步被男權所異化乃至歸其麾下。其次，婆惜是宋江在外包養的小妾。程頤云：“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在程頤看來，娣媵與妾即使再怎樣賢能、柔順，不過是跛子，是會說話的充當生育的工具，是走不了遠路的。“跛子”一詞，是對諸如婆惜類女性（媵妾）的蔑視比喻，在男權社會中，她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無條件地消解自己的人格，心甘情愿地供夫君玩弄蹂躪。

但是，婆惜卻不認命。在別人都把光環套在義薄云天的宋押司頭上時，她卻移情于常隨宋江之后的張文遠。“這張文遠卻是宋江的同房押司”，“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在作者的筆下，一個是“酒色娼妓”，一個是“酒色之徒”，張文遠既沒有宋江的名望，“他有些不如你處”，也缺乏宋江的財勢，但婆惜在他身上領略到了兩情相悅的魚水之歡。“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個搭上，并無半點情分在這宋江身上”。這就是不愿意做“跛子”的婆惜，她要挺起腰桿踏尋自己的天然而起的情感之歸宿。但是，“文化不許女人承認和滿足她們對成長和實現自己作為人的潛能的基本需要，即她們的性角色所不能規定的需要。”

在該小說中，還有一位與婆惜命運相似的女子，即金翠蓮，她與婆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金氏被魯達救后與父流亡到代州雁門縣為趙員外收作外室，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金翠蓮以為這就是天堂，從她對魯提轄“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夠有今日” 的感激之詞中我們可以透視出她對趙員外的感恩戴德及死心塌地。如果婆惜像金氏一樣易于滿足，安心做宋江的外室，我想，在她母親的經營之下，被珠翠點綴、綾羅包裹的日子或許會永久下去。

因之，追求封建文化所不許的女性的性需要是婆惜踏向毀滅的第一步。

2、公然挑釁夫權。

婆惜漸近死地的第二步是威脅強迫宋江寫休書，且公開承認她與張文遠的關系。

通過王婆，婆惜的領屬權被母親轉給了宋江，這使她只能和張文遠偷偷來往。但是，她并未曾像金蓮一樣走極端之路謀害宋江，也沒有如巧云樂此不疲地周旋于兩個男人之間。她只是故意地疏遠怠慢宋江，希望宋江能休掉自己，因為《宋刑統》規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而宋江采取了拖延政策，始終未能如她所愿：“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么？我只不上門便了”。后來，她抓住了宋江的把柄（晁蓋的信）主動出擊，迫使宋江同意寫休書。“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并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婆惜這種具有女性意識覺醒征候的行為不啻是對夫權的最大褻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夫為妻之天”，“夫有去妻之理”，而“妻無去夫之義”，更何況地位低妻一等的妾。婆惜深諳個中曲道，她想以晁蓋之信為自己加砝碼。但是，她選錯了對象，宋江是仁義的君子，地位卑下的婆惜冒犯宋江這樣的偉丈夫，是自尋死路。更何況，要宋江親口承認她與奸夫的關系，“妻嫁人，夫主婚”，即使宋江不難堪，而《水滸》作者也會替宋江打抱不平。或者說，婆惜的言行傷害了包括《水滸》作者在內的男人的尊嚴。“士可殺不可辱”，妻妾本為男人的私有財產，是不容他人覬覦的。男子可以忍受胯下之辱（這是男人之間強弱之爭的正常結果），但決不能容許妻妾榻上有他人之鼾。因此，雖然宋江答應休之，可《水滸》作者乃至當時的男人們是不會同意的。婆惜必死。

3、因貪而死。

婆惜從晁蓋的信中誤以為宋江得到了一百兩黃金，便強行索要之，這頗有現代夫妻離異時要求分割財產之色彩。在此，《水滸傳》作者故意布設了一個局：一方面，他安排義字當頭的宋江如數退回晁蓋酬金；另一方面，他又使婆抵死不信：“?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卻似放屁！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吃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導致雙方矛盾升級。婆惜急中生狠，以報官要挾宋江。仁至義盡的宋江一時怒起便順理成章地殺掉了該死的婆惜。而且，作者早已替宋江想好了退路，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見官自首，但絕對不會有生命之憂。夫殺妾，唐律規定，僅處流刑，宋承唐制。

婆惜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說到底，婆惜是自取滅亡。一是對法律制度鉆研不夠；二是對宋江了解不夠。作者借她施一“逼”字。《水滸》中的英雄大多是被逼上梁山的。林沖為高衙內所逼，而宋江是被婆惜所逼。

當然，要想發現婆惜的不同一般，就有必要將她和同被貼上淫婦標簽的金蓮、巧云加以對照。為了行文的簡潔，我把這三位女性圈定在《水滸傳》的情節中。

三位女子生活在禮法極端鉗制婦女的時代，她們的血液里仍流淌著生命的野性，為了追求丈夫所不愿或不能給的性愛而紅杏出墻，最后都死在丈夫（或夫家人）的刀下。這無疑宣告女性對性愛的追求不能超過夫權的范圍。但是，這三位女子面對婚姻和性愛，走出了三條不同的路，這使得她們的死因又有了些許差異。

潘金蓮死于其毒。丫鬟出身的潘金蓮嚴詞拒絕欲強行求歡的主人所表現出的勇氣著實可嘉，但她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被嫁給了“三寸丁谷樹皮”武大郎。武大也許是位好男人，但決不是個合格的丈夫。后來，潘金蓮喜歡上了武松，但武松不愛她；再后來，她就遇到了西門慶，面對貌神皆不合的婚姻，在西門慶的唆使之下，她選擇了極端的處理方式——殺夫。武大的忠厚及慘死反襯出潘金蓮在追求一己之歡時的盲動及可恨。金蓮在任何時代都是死路一條。

巧云是寡婦再嫁，依程頤的觀點，是一個“失節”之人。楊雄給了她第二次婚姻，讓她衣食無憂，她本應心懷感激，忠心侍奉楊雄。可是“于女色不打緊”的丈夫由于職業的限制不能讓巧云滿足。于是，她在和尚如海身上找到了情欲的歸宿。這兩個男人對巧云來說是一個也不能少。她想明奉楊雄，暗合如海。在男子可以一妻多妾而女子只能以一夫為天的禮法統攝的封建社會，巧云想逢源于兩個男子之間是不可能的。故其死在對生活的奢求。

“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國，而《水滸》之巾幗，壓倒須眉，女權可謂發達矣。即如潘金蓮，必寫其為婢女；閻婆惜，必寫其為流娼；潘巧云，必寫其為醮婦：托根小草，筆墨便不嫌褻。……則中國之女權，發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達爾文”。從前人的這段評論中，我們或許可以做如此引申：《水滸傳》中的女英雄和淫婦是用不同的手段共同發出了對父權體制的明目張膽的攻訐。

四、色欲考驗的工具——《西游記》中的女性

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佛教內典中的這句話和西方禁欲主義理想的戰斗旗幟——勝利孕育在垂死的掙扎中——共同昭示出禁欲的艱難，表明色欲是禁欲成佛的最大天敵。因此，在佛教經典和佛教文學中，高僧與美女的故事層出不窮，其目的就在于揭示高僧戰勝色欲誘惑走向西天極樂世界的艱難而又可敬的歷程，引導信徒看破紅塵皈依佛教”。

《西游記》中的女性（觀音菩薩除外）大多充當的是唐僧師徒證道成佛的色欲考驗工具。八十一難中就有“四圣試禪心”、“西梁國強婚”、“琵琶洞受苦”、“棘林吟詩”、“七情迷沒”、“辨認真邪”、“無底洞遭困”、“天竺招婚”等難跟色欲考驗密切相關。

1、賈老夫人及其三個愛女——貌美、財廣：

賈老夫人半老不老，“脂粉不施猶自美，風流還似少年才”，真真、愛愛、憐憐三個女兒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降，月里嫦娥出廣寒”。賈夫人公姑早亡，夫君物故，家中再無個眷族親人，“舍下有水田三百余頃，旱田三百余頃，山場果木三百余頃，黃水牛有一千余只，騾馬成群，豬羊無數；東南西北莊堡草場，共有六七十處；家下有八九年用不著的米谷，十年來穿不著的綾羅，一生有使不著的金銀。

2、女兒國國王——稀世之美、托國之富：

女兒國中，溫柔多情的女王愿招贅唐僧為夫，坐南面二稱孤。

3、妖精們——想為唐僧所想：

琵琶洞的蝎子精：“我這里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卻也清閑自在，正好念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是個百歲和諧”。陷空山的老鼠精：“我知你不吃葷，因洞中水不潔凈，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凈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

在女色的誘惑面前，唐僧確實心動過，確實害怕過，但唐僧自始自終意識到自己是個高僧，性正修持不壞身，是一個真正的圣僧。

因此，我們說，《西游記》中的女性，只不過是為唐僧師徒預設的色欲考驗工具。

五、“千紅一窟，萬艷同悲”——《紅樓夢》中的女性

1、概述：《紅樓夢》返回女性自身，但展現的是眾女兒的悲劇。

在作者筆下，“金陵十二釵”都歸入“薄命司”。才選鳳藻宮的元春，悶死于深宮，迎春誤賣中山狼，被折磨而死，探春遠嫁，惜春出家。賈府“四春”，免不了“原應嘆息”的命運。還有如“竹籬茅舍自甘心”的寡婦李綰，“心如槁木死灰一般”，正常的人性被扭歪了。遁入空門、帶發修行的妙玉，“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臟違心愿”。

還有奴婢制度造成了不少女奴的悲劇。晴雯之死與叛逆者的悲劇有直接的聯系。她是個賣身奴，“身為下賤”，卻“心比天高”。這個野性未馴的丫頭，具有潑辣明朗的性格，沒有林岱玉的悲苦，也沒有襲人的卑屈。她支持賈寶玉的行事，并與寶玉建立了相互尊重的的情誼。“撕扇”“補裘”等情節，即是這種情誼的表現。抄檢大觀園時，她爆發出反抗性格的火花，顯示出女性的尊嚴，真如夜空的“霽月”，藍天的“彩云”。鴛鴦是家生奴。她為反抗賈赦的逼婚，竟在貴族主子面前發出錚錚誓言：“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我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刀抹殺了，也不能從命”（第46回）。在那個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晴雯的“抗抄”，鴛鴦的“抗婚”，都在于維護獨立的人格和生活的權利，表現了女性的人生價值。

“念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第1回），作者對眾女兒的“行止見識”，是非常賞識的。

2、黛玉與寶釵：

黛玉是一首靈性的詩，寶釵是一篇華美的散文。

（1）黛玉：

A尊重自我，尊重別人。

B敏感、篤實。

C尖刻、寬厚。

D孤傲、謙和。

E脆弱、堅強。

（2）寶釵：

A才貌雙全。

B溫柔敦厚。

魯迅小說《傷逝》中涓生說過：“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的那樣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本專題由秦軍榮老師主講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