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某某合同詐騙案

陳某某合同詐騙案

[案情]

被告人陳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漢族，出生地福建省廈門市，高中文化，無固定職業，住廈門市湖濱南路138號之一2608室。被告人陳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號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經與陳某某商談，達成由陳某某將其承租的一樓店面提供給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當即向陳定金人民幣1萬元。次日，被告人陳某某與房東王某某簽訂續租三年的房屋租賃合同，主要約定：租賃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02年10月30日止；月租1.5萬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當日，陳某某持該合同與宋某某正式簽訂“合作經營合同書”，主要約定：1，合作期間（與陳某某續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陳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號樓下店面作為合作經營場所；2，乙方負責店面的再裝修既經營所需資金；3，合作期間，乙方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4，不論乙方盈虧情況如何，每年必須向甲方繳交人民幣16.2萬元。合同簽訂后，宋某某當即依約又支付人民幣12.1萬元，被告人陳某某出具了載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經營的轉讓費、房租及押金人民幣13.1萬元的收條。被告人陳某某從中取出10萬元給王某某作為續租期間的半年租金（9萬元）及押金（1萬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項的念頭，于同年10月中旬與王某某解除租賃合同，退還租金9萬元，后又分二次退還2000元、6000元定金，共計退還款項人民幣

9.8萬元。此后，被告人攜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尋找未果，遂報警。被告人于2001年9月19日被公安機關抓獲。被告人對作案事實供認不諱。其所占有的12.9萬元被用于還債、揮霍，至今未歸還被害人。

[裁判]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陳某某在與被害人宋某某簽訂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東王某某騙說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錢，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陳某某將房屋轉租給別人，遂陸續將9.8萬元退還給陳某某。陳某某攜款逃匿幾個月后，證人梁某某證實期間他勸陳某某與宋某某解決此事，并問其是否還有錢，陳某某說還有5-6萬元。梁某某叫陳某某先將這些錢還給宋某

某，但陳不聽勸說。被告人在簽訂合同之初雖無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詐騙的主觀犯意既可以產生在合同簽訂之時，也可以產生于合同的履行過程中。被告人與被害人簽訂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項13.1萬元。隨后卻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先與房東解除合同，以其積極作為的方式使其與宋某某所簽訂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條件歸于消滅，謊稱要延遲交房，攜款逃匿。其兄也曾勸其有能力先歸還部分款項而遭拒絕。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項的主觀犯意是明顯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13.1萬元，屬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罰》第224條第5項、第64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罰金人民幣4000元。

二、追繳被告人陳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幣13.1萬元，予以退賠被害人宋某某。

[評析]

本案的爭論焦點之一在于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初并沒有占有對方財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產生了這種犯意，這種犯意的產生是否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焦點之二在于數額認定上，是以合同的標的為準，還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數額為準，抑或以被告人實際取得的數額為限？

刑法第224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手段，通過簽訂經濟合同，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產的行為。占有是指對財物的實際控制和支配，是一種基于行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無法律依據有無合同依據而進行的占有。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是虛假合同，由于合同無效而不具備法律效力，行為人依據該合同而占有對方當事人的財產自然屬于非法占有。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屆滿時，一方當事人不按合同約定的對價方式履行而占有對方的財產，也同樣屬于非法占有?？陀^上判斷行為人的占有合法與否，就應從行為人實際上履行合同的情況來認定。而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為達到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行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結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動機，比如，為了生存的需要，為了生產的需要，為了還

債的需要，為了貪欲與奢華的需要等等。犯罪動機的不同并不影響犯罪目的的存在，動機的發展終歸于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

在合同詐騙中，通常認為行為人的詐騙故意產生與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之時，即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故意，其簽訂合同的不是為了進行合法、正當的經濟交往，其主觀上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誠意，簽訂合同不過是騙取對方財物的手段。我認為在詐騙的事實和故意存在的情況下，就足夠成立犯罪了，只要行為人表現為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方法意圖占有對方的財產即可。況且合同的履行是一個過程，誠實信用必須貫穿于整個過程中，保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和打擊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形式：第一種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被告人一開始就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誠意，只想通過簽訂合同詐騙他人錢財；第二種是在簽訂合同之時內心狀態不確定，行為人通過合同占有對方財產后，沒有機會履行合同，也沒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作為；第三種是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對方財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也發生了變化，行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產。

合同詐騙罪中最難判斷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與否。詐騙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卻決意利用合同占有對方的財產。從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來確定行為人的故意，是一種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實踐中如何利用行為人各種主客觀表現來做判斷，我認為可以參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二條的規定：根據《刑法》第151條和第152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一）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的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

1、虛構主體；

2、冒用他人名義；

3、使用偽造、變造或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

4、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6、使用其他欺騙

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三）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財物無法返還的；

（四）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財物無法返還的；

（五）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退還的；

（六）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

如何區別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理論上普遍認為，主要應把握如下幾點：（１）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以簽訂合同為名，以達到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詐行為人雖然也有欺詐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觀方面不同。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程度內，故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民事欺詐行為有民事內容存在，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為；（３）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騙取大部分財物；而民事欺詐行為，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能夠雖有可能無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種努力；（４）對所獲財物的處理方式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多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為履行合同創造條件；（５）產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承擔刑事責任，而民事欺詐承擔民事責任。通過上述列舉，筆者認為，只有在確定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確定客觀行為和客體的性質。因此，只有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區別的關鍵所在。

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在第（一）至

（四）項明確列舉了四種合同詐騙方法后，第（五）項以“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性語句作出了規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為了適應以后經濟的發展，保持該法的穩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給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難。“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筆者認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的。實踐中，常見的、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種：１、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２、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３、誘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的；４、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５、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６、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的，就屬于這種情況；７、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如實踐中常見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與他人簽訂供貨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貨物、定金或部分貨款后，采取欺詐方法將合同義務轉讓給第三人，待被害人發覺上當受騙時仍借故不履行合同義務，亦不返還收取的貨物、定金或貨款等等。

被告人陳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對方錢款的意圖，采用與房東解除合同的積極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條件歸于消滅，后又欺騙對方說要延遲交房而攜款逃匿，最后，不聽別人的勸告而執意拒不歸還錢款直至錢款被揮霍一空。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圖和欺騙的事實，符合詐騙罪的構成。

第二篇：保定運輸合同詐騙案

保定運輸合同詐騙案

詐騙，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款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由于這種行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靜甚至“愉快”的氣氛下進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識較差，較易上當受騙。今天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保定運輸合同相關詐騙案的辯護案例。具體內容如下，歡迎參考閱讀!

保定律師辯護的合同詐騙案：

本人身份：被告人的辯護人。

本案辯護意見：

一、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詐騙罪的證據不足，現有證據之間不能相互印證、未形成嚴謹的、排他可能性的證據鏈條，依法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㈠能夠證實被告人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證據嚴重不足，認定被告人“收取大額貨款而交付價值較低的其他貨物來頂替合同約定的貨物”(見本案《起訴書》第2頁)沒有任何確定的事實基礎。

1、被害人B同被告人之間只是以口頭形式訂立了買賣合同，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二人訂立的買賣合同的標的物確定是日立XXX型舊挖掘機(以下簡稱-6挖掘機)、不是現代XXX型舊挖掘機(以下簡稱-5挖掘機)。

現有證據中能夠印證這一事實情節的只有被害人的陳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其支付36.5萬元對價購買的是-6挖掘機，被告人供述其接受以36.5萬元為對價出賣的則是-5挖掘機(最初發的是-6挖掘機的照片，但價格談的是45萬;因自己未交定金公司后來將-6挖掘機賣給了別人，自己在電話中同B說明了36.5萬元購買的是-5挖掘機)，被告人的供述內容與被害人的陳述內容截然不同、沖突矛盾，據此根本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

雖然被告人確實給被害人郵發了-6挖掘機的照片，沒有郵發-5挖掘機的照片，但是郵發照片不是合同當事人就合同標的物達成合意的標志。被告人供述自己是按客戶要求發買賣的挖掘機的照片，沒有證據證實郵發的照片才確定是買賣的標的物。證人C、D、E的證言中(見證據卷第57-58頁、第64頁、第66頁)關于購買二手工程車過程的回答內容使用地均是推斷、評論性的語言，不是對其親身感知事實的客觀陳述，而且三人的回答內容用語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缺少起碼的真實性，均不能作為有效證據使用。

2、被告人同被害人洽談、訂立合同使用地是真實的身份，沒有證據證實其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

3、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任何一種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情形。

㈡能夠證實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證據嚴重不足。

1、被告人在收到了被害人的貨款后，向被害人發運了-5挖掘機，履行了交付自認為應交付貨物的義務。

2、被告人在買賣挖掘機的過程中支付了18萬元貨款、1.2萬元的運費，負擔著相當多的交通差旅費用，投入了不少的時間精力，其追求獲得最大商業利潤的動機是正常的、符合日常生活經驗法則。

3、XX縣公安局XX派出所《抓獲經過》(見證據卷第115頁)足以證實被告人沒有逃匿，可以被聯系上，可以被找到。被告人電話停機確是事實，但是當時被告人已經履行完畢了自認為的交貨義務;認定被告人去向不明沒有任何根據，被告人是到河南省XX市聯系其他業務了，如果被告人逃匿，10年X月X日(《抓獲經過》中的年份應是筆誤)XX縣公安局XX派出所電話通知其到所時，其根本不可能主動到XX派出所辦公室。

㈢本案的證據從表面上看數量不少，但是同對被告人的行為定性有關的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該二種證據還存在直接的對立沖突;其他的證據(證人證言、書證、鑒定結論等)同被告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待證事實均缺少關聯性。

證人F、G只是親歷了運輸挖掘機、談付運費的過程，根本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H只是親歷了被告人拉走挖掘機的過程，也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I也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中關于被告人騙取被害人財物的內容是在電話中聽被害人說的，沒有任何獨立的證明力，其證言內容僅能證實被告人因參與了自己同被害人發生的一筆業務同被害人認識的過程。

證人J只是親歷了被告人問、看、購買挖掘機的過程，也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其證言內容以及被告人簽訂的《二手機械設備買賣合同》足以印證被告人供述的有關購買-5挖掘機的事實。

證人C的證言只能證實同被告人認識以及被告人給其發過-6挖掘機的信息，其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K的證言只能證實被告人經常換電話號碼，被告人自10年X月XX日以來給過自己5、6萬元錢的事實，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D、E的證言內容僅涉及到了自己購買二手工程車的過程情況，因其回答內容存在同證人C的有關證言內容用語完全相同的情況，沒有真實性;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被告人、被害人以及K的銀行賬戶交易記錄、憑證，印證了被告人供述有關內容的真實性，無法證實被告人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徐水縣物價局涉案物品價格認證中心《價格鑒證結論書》也無法證實被告人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二、被害人確實承受了巨大的損失、不利益，但是被害人的損失完全可以通過民事救濟的方式得到補救，以刑罰處罰的方式解決民事爭議有悖法制的統一、法律的尊嚴。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被害人可以以買賣合同因重大誤解訂立、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為由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撤銷同被告人之間的買賣合同。

綜合以上，懇請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判決結果：被告人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0元。

評議：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除外。

接受被告人家屬的委托后，辯護人積極同公安偵查機關、檢察院審查起訴機關、法院審判機關交涉，成功排除了對被告人適用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的意見，應被告人要求為其當庭提供了無罪的辯護服務。雖然辯護人的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辯護意見沒有被采納，但是被告人在屬于累犯、不認罪、不退贓、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287000元的情況下，獲得的量刑還是比較客觀的。

司法實踐中，根據2010年5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但是，對于本罪數額巨大、特別巨大的起點以及其他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情節的認定尚沒有明確的規定。

第三篇：合同詐騙案報案材料如下：

合同詐騙案報案材料如下：

1、提供所簽訂的合同(協議)。

2、提供涉嫌人簽訂合同的虛構單位，冒用他人名義的相關依據。如：留下的印章、印鑒、假名片、假工作證、假營業執照，蓋假公章各種證明等。

3、已經履行小額合同、部分合同的，提供已履行合同的材料。

4、收受受害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擔保財產后逃匿的，請盡量提供逃匿的依據。如關閉通訊工具，轉移貨物、貨款，搬遷住所等證明本材料等。

5、提供涉嫌人其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依據。如：留下的書寫工具、交通工具、生產工具、假身份證、刊登虛假廣告的報刊、雜志等。

6、涉嫌人的身份證明材料，請盡量提供。如來信、電報等各種材料等

第四篇：楊永承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楊永承，女，1969年2月9日出生，漢族，原系上海承聯商務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承聯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挪用資金犯罪于2010年1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0年2月11日因涉嫌合同詐騙犯罪被逮捕。

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楊永承犯職務侵占罪，向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永承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上海威士文通風工程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威士文公司）授權其為代理人的職務便利，將收取的貨款據為己有，數額巨大，應當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楊永承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屬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建議判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告人楊永承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罪名均無異議。

奉賢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6年4月下旬，威士文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權書，授權被告人楊永承為該公司代理人，負責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調配件的跟蹤及業務洽談。后于2007年6月12日，雙方簽訂了經銷協議書。協議約定，楊永承為威士文公司的經銷商，負責威士文公司的經銷銷售業務，對外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與客戶簽約，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的賬戶進行貨款結算。后楊永承私刻威士文公司及該公司法人代表的印章，偽造了以其個人經營的承聯公司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權書”，并以承聯公司名義，分別與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調安裝工程項目的杭州市設備安裝有限公司、浙江開元安裝集團有限公司機電工程分公司、中天建設集團浙江安裝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工業設備安裝公司杭州分公司簽訂了合同。

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威士文公司根據楊永承的要求提供了價值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200余萬元的空調設備至上述四家公司。此后，楊永承將上述四家公司在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間支付給承聯公司的貨款合計1542976元據為已有，用于個人還債、投資經營及開銷等，后關閉手機逃匿。

2010年1月25日，楊永承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奉賢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楊永承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履行其與威士文公司的經銷協議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威士文公司財產，且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公訴機關指控楊永承犯職務侵占罪的罪名不當，應予更正。案發后，楊永承能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構成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庭審中楊永承能自愿認罪，亦可酌情從輕處罰；但本案損失未挽回的情況在量刑時應一并酌情予以考慮。為嚴肅國家法紀，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確保公司財產不受侵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楊永承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十萬元；責令楊永承退賠被害單位威士文公司一百五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六元。

一審宣判后，奉賢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在二審法院審理過程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認為抗訴不當，向二審法院撤回抗訴。二審法院認為，原判認定原審被告人楊永承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且審判程序合法；上海本資料由為你辯護網（原四川刑事律師網）提供，更多參考www.tmdps.cn

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訴的要求符合法律規定，裁定準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訴。

二、主要問題

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過騙取方式將收取的公司貨款據為已有，是構成詐騙罪、職務侵占罪還是挪用資金罪？

三、裁判理由

關于本案的定性，大致有四種觀點：一是認為被告人楊永承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權其為代理人的職務便利，將收取的貨款據為己有，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二是認為楊永承作為公司工作人員，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權其為代理人的職務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三是認為楊永承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威士文公司財產，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詐騙罪；四是認為楊永承在履行其與威士文公司的經銷協議過程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威士文公司的財產，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我們傾向于同意第四種觀點。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楊永承不屬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員

詐騙犯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而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只限于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人員。在以騙取的方式實施詐騙、職務侵占和挪用資金時，三者容易產生混淆，因此，本案準確定性的第一個關鍵點在于楊永承是否屬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員。

職務是一項由單位分配給行為人為單位所從事的一種持續的、反復進行的工作，擔任職務應當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特點，而非單位臨時一次性地委托行為人從事某項事務。本案中，楊永承僅系威士文公司臨時一次性授權的、僅負責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調配件的跟蹤及業務洽談的代理人，故楊永承在威士文公司并無職務，不屬于該公司的工作人員，其身份不符合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的主體特征，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

（二）被告人楊永承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

楊永承在威士文公司授權其為代理人，并與其簽訂經銷協議后，因之前其投資失敗、經營虧損等原因，萌生了非法占有威士文公司貨款的犯罪故意。此后，楊永承在威士文公司不知情的情況下，違背威士文公司的授權，私刻印章，偽造了威士文公司委托其個人經營的承聯公司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權書，并以承聯公司名義與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調安裝工程項目的四家公司簽訂合同：后楊永承又利用威士文公司對其的信任，騙取威士文公司向該四家公司供貨，并將該四家公司收貨后支付給承聯公司的貨款據為已有，并用于還債、投資經營及個人開銷等，在威士文公司多次要求其向客戶催款的情況下，楊永承始終用各種理由予以搪塞。為了拖延時間，其還偽造了一份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建設指揮部與威士文公司的“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買賣合同”交予威士文公司。當該虛假事實被揭穿后，楊永承自知無法再隱瞞下去，便關閉手機逃匿。楊永承的上述行為充分表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被告人楊永承實施詐騙的行為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本資料由為你辯護網（原四川刑事律師網）提供，更多參考www.tmdps.cn

合同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合同。在楊永承與威士文公司簽訂的經銷協議書中，對楊永承經銷威士文公司的各類產品的基價、銷售報酬等均作了約定，且明確楊永承為威士文公司的經銷商，負責威士文公司的經銷業務，對外應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與客戶簽約，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賬戶進行貨款結算。然而，楊永承在協議明確約定對外應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與客戶簽約的情況下，仍以承聯公司名義，分別與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調安裝工程項目的四家公司簽訂了合同。后又在協議明確約定應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賬戶進行貨款結算的情況下，示意四家公司將貨款匯到其個人經營的承聯公司賬上?？梢姡瑮钣莱械脑p騙行為始終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實施的。

綜上所述，楊永承的行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履行其與威士文公司的經銷協議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威士文公司的財產，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一、二審法院對楊永承行為的定性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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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黃志奮合同詐騙案

黃志奮合同詐騙案--如何認定詐騙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被告人黃志奮,男,1956年4月20日出生,漢族,中專文化,原系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合同詐騙罪,于2000年5月24日被逮捕。

被告人黃志奮辯稱:與泉州第五中學簽訂協議及領取、支配192萬元委托款等行為均屬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的單位行為,其是自然人,不能成為本案的犯罪主體；提供給張某某證券期貨交易保證金卡、成交過戶交割憑單和計算獲利數據目的是示范如何炒股,不存在詐騙行為,故不構成詐騙罪。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黃志奮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未實施詐騙的行為,被告人代表單位進行正常的經營活動,不構成犯罪,建議宣告被告人無罪。

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1997年1月,被告人黃志奮對泉州市第五中學有關人員稱國債回購業務有收益無風險,該?；饡Y金可委托其經營的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以下稱時代企劃所)進行國債回購。1997年1月28日,被告人黃志奮以時代企劃所名義與泉州市第五中學(香港校友會)教育基金會簽訂年收益率為14％的委托國債回購業務協議書。被告人黃志奮于同年1月29日至5月13日先后5次從委托單位取走現金人民幣192萬元。后被告人黃志奮擅自改變委托用途,將委托款項投入高風險期貨交易并全部虧損。期間,被告人黃志奮偽造兩份期貨證券交易保證金帳卡及27份成交過戶交割憑單交給委托單位有關人員過目,以示已將款項投入國債回購,并編造獲利計算數據,使委托單位有關人員誤認為委托款已投入國債回購。案發后,贓款未能追回。

另查,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于1996年11月19日成立,企業申請注冊資金為人民幣100萬元(未實際出資)；名為泉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所屬集體企業,實為掛靠,泉州市經濟體改委研究會從未對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出資、分紅:及派人經營管理等；1998年因未年檢被工商局注銷。

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黃志奮向證人張某某提供的兩份證券期貨交易保證金卡、27份成交過戶交割憑單、兩份計算獲利數據單等證據材料從記載委托數額、以利息計算獲利數據等情況來看,印證證人張某某證實的被告人黃志奮以上述憑條告知其委托款已投入國債回購,使其誤認為委托款確已投入國債回購,且被告人黃志奮曾供述在案,故被告人黃志奮辯稱其不是偽造憑單,提供上述憑條是為了向證人張某某示范如何炒股的理由不能成立。時代企劃所在申請營業執照時以泉州市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自籌資金的名義注冊資金人民幣100萬元,而事實上該研究會并未實際出資,也未派人參與企業的管理和分紅,屬被告人黃志奮自主經營的企業,其用該企業名義與泉州市第五中學簽訂國債回購協議,后偽造憑單使委托單位不知其擅自改變委托款用途,造成委托款無法追回的后果,其行為是自然人行為。故被告人黃志奮提出其行為是單位行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行為是單位正常經營活動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黃志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違法成立的企業名義與泉州市第五中學簽訂人民幣192萬元國債回購業務合同,后擅自改變委托款用途,將委托款投入高風險的期貨交易并虧損,還采用偽造憑單,虛擬獲利數據的手段騙取委托單位的信任,使委托單位誤認為委托款已投入國債回購,造成委托款全部無法追回的后果,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黃志奮的犯罪行為發生在新刑法實施前,根據法律規定應適用舊刑法定罪量刑。故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有誤,應予糾正。被告人黃志奮及其辯護人提出無罪的辯解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黃志奮犯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繼續追繳被告人黃志奮違法所得人民幣一百九十二萬元歸還泉州市第五中學。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黃志奮不服,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二審期間被告人黃志奮及其辯護人訴辯均稱:本案行為系黃志奮代表單位所為的單位行為；本案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原審判決將經濟糾紛定性為刑事犯罪,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被告人黃志奮將委托單位的人民幣192萬元擅自改變委托用途造成虧損,使委托款項無法追回的事實,有經一審庭審舉證、質證的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的供述予以證實,足以認定。被告人黃志奮采取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取得人民幣192萬元委托投資國債回購款后,擅自改變委托用途,其中,用于投資期貨的人民幣140萬元,因屬從事具體經營活動,不能歸還系客觀原因所致,對該部分款項不宜認定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50余萬元用于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的事務開支,鑒于是在不具有實際履約能力或者有效擔保的情況下將委托款用于消費支出,對該部分款項應當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款規定,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非法占有被害單位人民幣50余萬元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故本案雖屬1997年修訂后刑法實施之前的單位行為,依照行為時法律亦應適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以詐騙罪追究被告人黃志奮個人的刑事責任。同時,根據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本案行為構成(單位)合同詐騙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規定,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以合同詐騙罪追究被告人黃志奮的刑事責任。至于時代企劃所,考慮到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未將單位規定為詐騙罪主體,且時代企劃事務所業已注銷,故不應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及辯護人的訴辯部分有理,予以采納。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1．撤銷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泉刑初字第204號刑事判決；

2．被告人黃志奮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3．繼續追繳被告人黃志奮的違法所得人民幣五十余萬元,歸還泉州市第五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