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林東升合同詐騙案的案例分析

【 審理法院 】 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被告人:林東升 ……

2001年4月下旬,被告人林東升與賣主湖北省天門市孫修斌口頭約定,以每噸3700元的價格訂購50噸花生仁,以每噸3100元的價格訂購10噸黃豆,總價款計人民幣216000元,約定提貨時付清貨款。2001年5月1日,被告人林東升與同案人薛來明、薛某某(均另案處理)策劃后簽訂了一份合作協議,約定將上述貨物出售后的貨款按四股分掉做其他生意,薛來明占二股,被告人林東升與薛某某各占一股。次日,上述貨物抵達福州火車站,被告人林東升等人驗收后,謊稱已聯系上一家大公司,但因“五一”放假該公司的貨款要過幾天才能支付,要求推遲付款,孫修斌信以為真。被告人林東升先付8000元貨款,并出具欠條一張,約定余款208000元于2001年5月12日前付清,同時約定損耗費1300元應予抵扣,之后,林東升將上述貨物提回福清。被告人及同案人隨即以每噸花生3100元、每噸黃豆2300元的低價將貨物出售給村民和福清三華油脂公司,共收回貨款17萬余元。被告人及同案人除再付2000元貨款及應扣的損耗費1300元外,將余款占為已有。雖經孫修斌多次催討,被告人林東升等人均躲避不見,且在到案后拒不交待貨款去向。根據福清市糧食購銷公司的價格證明,扣除被告人已還款部分和應扣損耗費,被告人林東升及同案人實際占有被害人陳修斌的花生、黃豆價值計人民幣200700元。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林東升犯合同詐騙罪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林東升辯解稱:并非不想還款,因對方貨物質量存在問題引起經濟糾紛尚未解決,導致延誤還款；本案系經濟糾紛,其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辯護律師辯護稱: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較為次要,在量刑上應予體現。

福清市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認為:被告人林東升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伙同同案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欺騙方法占有他人貨物,低價出售后瓜分貨款逃匿,騙取他人財物價值人民幣200700元,數額巨大,其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之情形,構成合同詐騙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引用法律正確,予以采納。被告人的詐騙數額應以其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額僅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公訴機關以合同標的額為依據認定詐騙數額不當,予以更正。被告人提出因該批貨物存在質量問題而予低價處理的辯解意見,經查,被告人林東升承認其提貨時曾對貨物進行驗收,證人林文也證實三華油脂公司向林東升等人購進的花生沒有質量問題,且林東升在偵查期間從未提及貨物存在質量問題。其辯解意見與事實不符,不予采信。被告人林東升與同案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達成協議,密謀瓜分貨款,謊稱已經聯系好客戶使被害人信以為真交出貨物。被告人及同案人占有貨物后,即予低價處理瓜分貨款后逃匿,甚至被告人在到案后仍不交待貨款的去向,致使合同履行不能,被告人的行為反映出其主觀上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根本不想通過履行合同獲得經濟利益,而完全是出于非法占有的故意騙取他人財物。被告人林東升所實施的上述客觀行為足以印證其主觀上具有的非法占有之目的,其關于本案系經濟糾紛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辯解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被告人林東升在本案中起積極、重要的作用,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地位較次于同案人的辯護意見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納。據此,福清市人民法院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于2002年8月12日作出判決如下:被告人林東升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

宣判后,被告人林東升不服,提出上訴。被告人林東升上訴稱:其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較次于同案人,一審量刑畸重,并處罰金偏高,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第二篇：詐騙案辯護詞（緩刑案例）

詐騙案辯護詞（緩刑案例）

簡介：被告夫婦伙同他人以買賣藥材為名，詐騙某出租車司機現金50000元，案發后贓款追回。一審法院基本上按照辯護意見，判處二被告有期徒刑一年零八個月，緩期二年執行。

審判長、審判員：

受本案被告人朱淑艷親屬委托，河北海龍律師事務所指派我擔任其一審辯護人參加本案的庭審。我對公訴機關指控朱淑艷犯詐騙罪的定性意見無異議，依據證據事實與法律，僅對量刑部分發表辯護意見：

一、本案詐騙金額尚未達到數額巨大標準

依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人民法院認定詐騙犯罪數額巨大的標準是詐騙金額7萬元以上。本案被告人詐騙金額5萬元，尚未達到數額巨大標準，依據《刑法》第266條，其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意見》，建議將本案基準刑確定為24個月。

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對較小

公訴人出示的證據顯示，在逃的同案犯熊家林從提議詐騙、購買蛇干、設計騙局、安排角色，到指揮實施犯罪、確定分贓方案，起到了組織、策劃、指揮作用。被告人朱淑艷、曹志國二人參與犯罪，雖然不能認定為從犯，但相對熊家林而言，所起作用相對較小。

依據《意見》第三部分（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第10條，對于未區分主從犯，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對較小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三、被告親屬代為退出了全部贓款、賠償了被害人的全部損失

案發后，被告人朱淑艷、曹志國的親屬朱寶紅，代為退出了二人犯罪所得的全部贓款，連同賠償被害的損失，共計5萬元。退還給被害人的5萬元，除了二人應退的贓款，還包括了被害人的其他損失，即被熊家林非法占有部分。

依據《意見》第三部分第20條第（1）項，對于退贓、退賠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退贓、退賠行為對損害結果的彌補程度，退贓、退賠的數額及主動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比例。主動全部退贓、退賠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

四、被告人獲得了被害人的真誠諒解

因被告人親屬積極退贓、退賠，得到了被害人高存軍的真誠諒解，本案社會危害性被有效降低。依據《意見》第三部分第22條，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五、被告人有認罪悔罪表現

被告人歸案后向辦案機關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庭審中當庭自愿認罪，有悔罪表現，且為初犯。依據《意見》第三部分第18條，對于當庭自愿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l0％以下。

綜合上述情節和量刑意見，辯護人認為，法院應當在24個月以下基準刑期基礎上，考慮判處被告人朱淑艷1年以下有期徒刑。鑒于本案符合《刑法》第72條規定的適用緩刑條件，辯護人建議法庭，對被告人朱淑艷適用緩刑。

另外，本案被扣押的圣達菲汽車是朱淑艷與丈夫曹世國的共同財產，不是朱淑艷夫妻二人的犯罪所得，也不是專門為實施詐騙犯罪準備的工具，而且在詐騙犯罪過程也沒有使用該車輛。建議法庭在本案審結后及時返還被告人。此外，法院在確定罰金時，還應考慮本案被害人購買蛇干的價值是2450元，被告人違法所得金額是47550元，而非50000元。

希望合議庭在評議案件時采納辯護人的上述意見。

河北海龍律師事務所 田希國 律師

2014年3月27日

第三篇：保定運輸合同詐騙案

保定運輸合同詐騙案

詐騙，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款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由于這種行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靜甚至“愉快”的氣氛下進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識較差，較易上當受騙。今天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保定運輸合同相關詐騙案的辯護案例。具體內容如下，歡迎參考閱讀!

保定律師辯護的合同詐騙案：

本人身份：被告人的辯護人。

本案辯護意見：

一、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詐騙罪的證據不足，現有證據之間不能相互印證、未形成嚴謹的、排他可能性的證據鏈條，依法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㈠能夠證實被告人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證據嚴重不足，認定被告人“收取大額貨款而交付價值較低的其他貨物來頂替合同約定的貨物”(見本案《起訴書》第2頁)沒有任何確定的事實基礎。

1、被害人B同被告人之間只是以口頭形式訂立了買賣合同，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二人訂立的買賣合同的標的物確定是日立XXX型舊挖掘機(以下簡稱-6挖掘機)、不是現代XXX型舊挖掘機(以下簡稱-5挖掘機)。

現有證據中能夠印證這一事實情節的只有被害人的陳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其支付36.5萬元對價購買的是-6挖掘機，被告人供述其接受以36.5萬元為對價出賣的則是-5挖掘機(最初發的是-6挖掘機的照片，但價格談的是45萬;因自己未交定金公司后來將-6挖掘機賣給了別人，自己在電話中同B說明了36.5萬元購買的是-5挖掘機)，被告人的供述內容與被害人的陳述內容截然不同、沖突矛盾，據此根本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

雖然被告人確實給被害人郵發了-6挖掘機的照片，沒有郵發-5挖掘機的照片，但是郵發照片不是合同當事人就合同標的物達成合意的標志。被告人供述自己是按客戶要求發買賣的挖掘機的照片，沒有證據證實郵發的照片才確定是買賣的標的物。證人C、D、E的證言中(見證據卷第57-58頁、第64頁、第66頁)關于購買二手工程車過程的回答內容使用地均是推斷、評論性的語言，不是對其親身感知事實的客觀陳述，而且三人的回答內容用語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缺少起碼的真實性，均不能作為有效證據使用。

2、被告人同被害人洽談、訂立合同使用地是真實的身份，沒有證據證實其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

3、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任何一種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情形。

㈡能夠證實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證據嚴重不足。

1、被告人在收到了被害人的貨款后，向被害人發運了-5挖掘機，履行了交付自認為應交付貨物的義務。

2、被告人在買賣挖掘機的過程中支付了18萬元貨款、1.2萬元的運費，負擔著相當多的交通差旅費用，投入了不少的時間精力，其追求獲得最大商業利潤的動機是正常的、符合日常生活經驗法則。

3、XX縣公安局XX派出所《抓獲經過》(見證據卷第115頁)足以證實被告人沒有逃匿，可以被聯系上，可以被找到。被告人電話停機確是事實，但是當時被告人已經履行完畢了自認為的交貨義務;認定被告人去向不明沒有任何根據，被告人是到河南省XX市聯系其他業務了，如果被告人逃匿，10年X月X日(《抓獲經過》中的年份應是筆誤)XX縣公安局XX派出所電話通知其到所時，其根本不可能主動到XX派出所辦公室。

㈢本案的證據從表面上看數量不少，但是同對被告人的行為定性有關的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該二種證據還存在直接的對立沖突;其他的證據(證人證言、書證、鑒定結論等)同被告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待證事實均缺少關聯性。

證人F、G只是親歷了運輸挖掘機、談付運費的過程，根本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H只是親歷了被告人拉走挖掘機的過程，也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I也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中關于被告人騙取被害人財物的內容是在電話中聽被害人說的，沒有任何獨立的證明力，其證言內容僅能證實被告人因參與了自己同被害人發生的一筆業務同被害人認識的過程。

證人J只是親歷了被告人問、看、購買挖掘機的過程，也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其證言內容以及被告人簽訂的《二手機械設備買賣合同》足以印證被告人供述的有關購買-5挖掘機的事實。

證人C的證言只能證實同被告人認識以及被告人給其發過-6挖掘機的信息，其不具備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談的買賣挖掘機情況的條件，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K的證言只能證實被告人經常換電話號碼，被告人自10年X月XX日以來給過自己5、6萬元錢的事實，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證人D、E的證言內容僅涉及到了自己購買二手工程車的過程情況，因其回答內容存在同證人C的有關證言內容用語完全相同的情況，沒有真實性;其證言內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被告人、被害人以及K的銀行賬戶交易記錄、憑證，印證了被告人供述有關內容的真實性，無法證實被告人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徐水縣物價局涉案物品價格認證中心《價格鑒證結論書》也無法證實被告人實施了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二、被害人確實承受了巨大的損失、不利益，但是被害人的損失完全可以通過民事救濟的方式得到補救，以刑罰處罰的方式解決民事爭議有悖法制的統一、法律的尊嚴。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被害人可以以買賣合同因重大誤解訂立、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為由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撤銷同被告人之間的買賣合同。

綜合以上，懇請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判決結果：被告人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0元。

評議：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第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除外。

接受被告人家屬的委托后，辯護人積極同公安偵查機關、檢察院審查起訴機關、法院審判機關交涉，成功排除了對被告人適用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的意見，應被告人要求為其當庭提供了無罪的辯護服務。雖然辯護人的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辯護意見沒有被采納，但是被告人在屬于累犯、不認罪、不退贓、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287000元的情況下，獲得的量刑還是比較客觀的。

司法實踐中，根據2010年5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但是，對于本罪數額巨大、特別巨大的起點以及其他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情節的認定尚沒有明確的規定。

第四篇：合同詐騙案報案材料如下：

合同詐騙案報案材料如下：

1、提供所簽訂的合同(協議)。

2、提供涉嫌人簽訂合同的虛構單位，冒用他人名義的相關依據。如：留下的印章、印鑒、假名片、假工作證、假營業執照，蓋假公章各種證明等。

3、已經履行小額合同、部分合同的，提供已履行合同的材料。

4、收受受害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擔保財產后逃匿的，請盡量提供逃匿的依據。如關閉通訊工具，轉移貨物、貨款，搬遷住所等證明本材料等。

5、提供涉嫌人其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依據。如：留下的書寫工具、交通工具、生產工具、假身份證、刊登虛假廣告的報刊、雜志等。

6、涉嫌人的身份證明材料，請盡量提供。如來信、電報等各種材料等

第五篇：陳某某合同詐騙案

陳某某合同詐騙案

[案情]

被告人陳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漢族，出生地福建省廈門市，高中文化，無固定職業，住廈門市湖濱南路138號之一2608室。被告人陳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號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經與陳某某商談，達成由陳某某將其承租的一樓店面提供給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當即向陳定金人民幣1萬元。次日，被告人陳某某與房東王某某簽訂續租三年的房屋租賃合同，主要約定：租賃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02年10月30日止；月租1.5萬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當日，陳某某持該合同與宋某某正式簽訂“合作經營合同書”，主要約定：1，合作期間（與陳某某續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陳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號樓下店面作為合作經營場所；2，乙方負責店面的再裝修既經營所需資金；3，合作期間，乙方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4，不論乙方盈虧情況如何，每年必須向甲方繳交人民幣16.2萬元。合同簽訂后，宋某某當即依約又支付人民幣12.1萬元，被告人陳某某出具了載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經營的轉讓費、房租及押金人民幣13.1萬元的收條。被告人陳某某從中取出10萬元給王某某作為續租期間的半年租金（9萬元）及押金（1萬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項的念頭，于同年10月中旬與王某某解除租賃合同，退還租金9萬元，后又分二次退還2000元、6000元定金，共計退還款項人民幣

9.8萬元。此后，被告人攜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尋找未果，遂報警。被告人于2001年9月19日被公安機關抓獲。被告人對作案事實供認不諱。其所占有的12.9萬元被用于還債、揮霍，至今未歸還被害人。

[裁判]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陳某某在與被害人宋某某簽訂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東王某某騙說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錢，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陳某某將房屋轉租給別人，遂陸續將9.8萬元退還給陳某某。陳某某攜款逃匿幾個月后，證人梁某某證實期間他勸陳某某與宋某某解決此事，并問其是否還有錢，陳某某說還有5-6萬元。梁某某叫陳某某先將這些錢還給宋某

某，但陳不聽勸說。被告人在簽訂合同之初雖無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詐騙的主觀犯意既可以產生在合同簽訂之時，也可以產生于合同的履行過程中。被告人與被害人簽訂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項13.1萬元。隨后卻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先與房東解除合同，以其積極作為的方式使其與宋某某所簽訂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條件歸于消滅，謊稱要延遲交房，攜款逃匿。其兄也曾勸其有能力先歸還部分款項而遭拒絕。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項的主觀犯意是明顯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13.1萬元，屬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罰》第224條第5項、第64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罰金人民幣4000元。

二、追繳被告人陳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幣13.1萬元，予以退賠被害人宋某某。

[評析]

本案的爭論焦點之一在于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初并沒有占有對方財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產生了這種犯意，這種犯意的產生是否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焦點之二在于數額認定上，是以合同的標的為準，還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數額為準，抑或以被告人實際取得的數額為限？

刑法第224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手段，通過簽訂經濟合同，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產的行為。占有是指對財物的實際控制和支配，是一種基于行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無法律依據有無合同依據而進行的占有。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是虛假合同，由于合同無效而不具備法律效力，行為人依據該合同而占有對方當事人的財產自然屬于非法占有。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屆滿時，一方當事人不按合同約定的對價方式履行而占有對方的財產，也同樣屬于非法占有。客觀上判斷行為人的占有合法與否，就應從行為人實際上履行合同的情況來認定。而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為達到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行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結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動機，比如，為了生存的需要，為了生產的需要，為了還

債的需要，為了貪欲與奢華的需要等等。犯罪動機的不同并不影響犯罪目的的存在，動機的發展終歸于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

在合同詐騙中，通常認為行為人的詐騙故意產生與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之時，即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故意，其簽訂合同的不是為了進行合法、正當的經濟交往，其主觀上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誠意，簽訂合同不過是騙取對方財物的手段。我認為在詐騙的事實和故意存在的情況下，就足夠成立犯罪了，只要行為人表現為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方法意圖占有對方的財產即可。況且合同的履行是一個過程，誠實信用必須貫穿于整個過程中，保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和打擊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形式：第一種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被告人一開始就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誠意，只想通過簽訂合同詐騙他人錢財；第二種是在簽訂合同之時內心狀態不確定，行為人通過合同占有對方財產后，沒有機會履行合同，也沒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作為；第三種是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對方財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也發生了變化，行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產。

合同詐騙罪中最難判斷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與否。詐騙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卻決意利用合同占有對方的財產。從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來確定行為人的故意，是一種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實踐中如何利用行為人各種主客觀表現來做判斷，我認為可以參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二條的規定：根據《刑法》第151條和第152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一）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的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

1、虛構主體；

2、冒用他人名義；

3、使用偽造、變造或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

4、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6、使用其他欺騙

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三）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財物無法返還的；

（四）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財物無法返還的；

（五）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退還的；

（六）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

如何區別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理論上普遍認為，主要應把握如下幾點：（１）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以簽訂合同為名，以達到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詐行為人雖然也有欺詐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觀方面不同。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程度內，故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民事欺詐行為有民事內容存在，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為；（３）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騙取大部分財物；而民事欺詐行為，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能夠雖有可能無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種努力；（４）對所獲財物的處理方式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多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為履行合同創造條件；（５）產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承擔刑事責任，而民事欺詐承擔民事責任。通過上述列舉，筆者認為，只有在確定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確定客觀行為和客體的性質。因此，只有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區別的關鍵所在。

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在第（一）至

（四）項明確列舉了四種合同詐騙方法后，第（五）項以“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性語句作出了規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為了適應以后經濟的發展，保持該法的穩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給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難。“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筆者認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的。實踐中，常見的、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種：１、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２、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３、誘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的；４、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５、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６、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的，就屬于這種情況；７、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如實踐中常見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與他人簽訂供貨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貨物、定金或部分貨款后，采取欺詐方法將合同義務轉讓給第三人，待被害人發覺上當受騙時仍借故不履行合同義務，亦不返還收取的貨物、定金或貨款等等。

被告人陳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對方錢款的意圖，采用與房東解除合同的積極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條件歸于消滅，后又欺騙對方說要延遲交房而攜款逃匿，最后，不聽別人的勸告而執意拒不歸還錢款直至錢款被揮霍一空。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圖和欺騙的事實，符合詐騙罪的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