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詐騙案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詐騙案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很多被害人詢問能否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罪犯賠償損失?對此,有人說可以,有人說不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被害人能否要求罪犯賠償損失;二是被害人可以通過什么途徑挽回損失。現解答如下:
一、關于被害人能否要求罪犯賠償損失
對于詐騙行為人被刑事追訴后,受害人能否要求其賠償損失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時期發表了不同的意見。
其一,1990年1月24日,在《關于個體經營人因詐騙罪判刑后被騙人能否再對其提起經濟訴訟問題的電話答復》(以下簡稱“《答復》”)中,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認為詐騙行為已按刑事犯罪處理的,不宜再作為經濟糾紛案重復審理。較早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失主向罪犯追索被盜被騙財物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的復函(1974年6月29日)》(以下簡稱“《復函》”)中認為罪犯已判刑處理,刑滿釋放后,不應再令其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同時,1999年10月27日,為了統一農村刑事案件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指出:“對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應當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處理,即應通過追繳贓款贓物、責令退賠的途徑解決。如贓款贓物尚在的,應一律追繳;已被用掉、毀壞或揮霍的,應責令退賠。無法退贓的,在決定刑罰時,應作為酌定從重處罰的情節予以考慮。”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范性文件強調“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則,但忽略了“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界分;不允許被害人通過民事途徑求償,容易產生“以刑代償”的不當結論,不利于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其二,2000年12月19日,出于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釋〔2000〕47號《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進一步明確,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這一規定改變了《紀要》不允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規定,有利于刑事案件被害人避免因為司法機關主動性不足、處置不當等原因而喪失向犯罪嫌疑人求償的權利。詐騙犯罪嫌疑人揮霍詐騙取得的財物屬于“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情形。因此,依照《規定》,在司法機關依職權追繳或責令退賠的基礎上,被害人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要求詐騙罪犯賠償損失。
二、關于被害人可以通過什么途徑挽回損失
首先,詐騙案中的受害人不能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獲得賠償。《紀要》明確:“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應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行為侵犯和財物被犯罪行為損毀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規定》也指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情形,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由于犯罪嫌疑人揮霍詐騙取得的財物不屬于“毀壞財物”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而屬于“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情形,所以,依照《規定》,受害人不能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要求詐騙犯罪嫌疑人賠償損失。
其次,詐騙案的被害人主要通過追繳退賠制度,由法院對犯罪嫌疑人詐騙的財產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我國《刑法》第64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紀要》確定:“對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應當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處理,即應通過追繳贓款贓物、責令退賠的途徑解決。如贓款贓物尚在的,應一律追繳;已被用掉、毀壞或揮霍的,應責令退賠。無法退贓的,在決定刑罰時,應作為酌定從重處罰的情節予以考慮。”
當然,依職權追繳或責令退賠的做法,有賴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以及人民法院的主動作為,如
果處置不力,將直接影響刑事案件被害人損失的求償。實踐中,由于依職權追繳或責令退賠可能存在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沖突的問題,同時,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本質上不屬于(也不應該屬于)裁判機關,一旦案件最終被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會陷于被動。因此,有關機關在追繳或責令退賠時,多持謹慎的態度。這也直接影響了刑事被害人的損失獲償水平。
再次,刑事被害人可提起民事訴訟及時向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請求賠償損失。依照《規定》,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刑事被害人在法院對犯罪嫌疑人作出終審判決后,可以結合自身損失受償情況,決定是否提起民事訴訟,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但是,對于已被判無期徒刑、并處沒收全部財產的罪犯,被害人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承擔賠償損失,已無實際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是否應當受理仍有待最高院進一步明確。
第二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例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例
陳某,29歲,某市個體運輸司機,因違章駕車將某機關一輛中巴班車撞翻,致車內吳某重傷、寇某輕傷,中巴車報廢,車上另外三人薛某、張某、馮某經醫院檢查,未發現受傷。陳某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訴,吳某、寇某同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賠償吳某各種費用9萬元、賠償寇某各種費用5萬元。檢察院曾詢問某機關是否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某機關有關領導答復說,考慮到陳某自己損失也不小,還得賠償吳某、寇某的損失,反正公家也不在乎那點錢。檢察院遂在提起公訴時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陳某賠償某機關因中巴車報廢造成的損失4萬元。某區法院在一審中,對要求賠償吳某各種費用9萬元、賠償寇某各種費用5萬元和賠償某機關報廢的中巴車4萬元的附帶民事訴訟進行調解無效后,判決陳某有期徒刑3年,賠償吳某6萬元、賠償寇某3萬元、賠償某機關2萬元。陳某不服,對附帶民事部分提出上訴,事故發生時在中巴車上的薛某因后來查出顱部有內傷,也于此時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市法院接受上訴后,原審法院在上訴期滿后,認為判決尚未生效,因此暫未將刑事部分的判決交付執行。市法院審查了一審的附帶民事部分,判決陳某賠償薛某4萬元,其余部分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后由二審法院負責執行,吳某、寇某和薛某向二審法院提出確實的證據證明陳某在外省有足夠的財產,要求二審法院前往執行。二審法院認為路途遙遠,無法執行,拒絕了吳某、寇某和薛某的要求。
問:本案對附帶民事訴訟處理有哪些錯誤?
第三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 副本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XXX
訴訟請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盜竊罪的刑事責任,并從重處罰。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賠償原告人摩托車丟失造成的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XXX元。
事實及理由:S
2010年4月,我家購買了一輛XXX新摩托車,價值XXX元(含上戶),此車一直停放在自家門口,但在XXX早晨06點50分左右,打開門后發現摩托車被盜了,便立即向XXX報了案,我們通過查看門口的監控錄像,小偷是17日零晨3點左右盜走摩托車的,派出所的辦案人員通過這一重要線索,現已將犯罪人抓獲,經評估公司鑒定評估,本摩托車現價值人民幣XXX元。為此,具狀起訴,請依法公正判決,維護原告人的訴訟請求及合法權益。
此致
XXX法院
具狀人:XXX
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余貴忠
中圖分類號:D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 —5099(2000)02—0013—05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課題,它萌芽于原始社會的末期,形成于奴隸社會,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完善。我國“七九”和“九六”刑事訴訟法對附帶民事訴訟雖有專章規定,但很原則,司法實際中不便操作,有進一步探討、完善的必要。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含義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自古有之,古巴比倫王國在《漢穆拉比法典》中記載有“賣者為竊賊,應處死;失物之主應收回其失物,買者應從賣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銀。”我國《尚書·舜典》就明確規定“金作贖刑”。今天,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等國家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根據被害人等提出的賠償訴訟請求,附帶解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而引起的損害賠償問題的訴訟活動。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法律依據是刑法第三十六條和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刑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性質,首先是一種民事訴訟。也就是說,這種訴訟活動所要解決的問題性質,是民事損害賠償。在實體法上應當受民事法律規范調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訴訟法有特殊規定的以外,應當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比如訴訟原則、強制措施、訴訟證據、先行給付、訴訟保全、調解、和解、撤訴、反訴等,都要遵循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又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訴訟。這種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訟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引起的。被告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刑法上構成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在民法上又屬于民事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兩種責任雖然性質不同,卻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違法行為。正因為如此,才有可能在一種訴訟過程中同時解決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責任,也正由于它在刑事訴訟中解決民事實體問題,故稱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此可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第一,以刑事訴訟的存在為前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的,又是在刑事訴訟中附帶解決的,因此,只有刑事訴訟已經進行,才有可能進行附帶民事訴訟;如果刑事訴訟不成立,就談不上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請求,則成為獨立的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的存在是以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為先決條件的。在這里,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應理解為“被追究的犯罪行為”。即被司法機關認為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而立案。至于這種行為究竟在“事實上”或在最后“裁判上”是否被確定為構成犯罪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這不是要在刑事訴訟立案前,而是要在刑事訴訟立案后,即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來加以考慮的。正因為如此,只要被告人的行為是在刑事訴訟中“被追究刑事責任”,而這一行為又使被害人等遭受了物質損失,那么,被害人等在刑事訴訟中就有權對此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第二,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對被害人或國家、集體造成了物質損失,應當負賠償責任。這里所指的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一般理解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被指控為犯罪的行為,而不是實際上確已構成犯罪的行為。只要被告人的行為被公安、司法機關認為“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予以立案,那么,該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賠償便屬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為此,下述幾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均應對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作出實體裁判:(1)經審理確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被告人的行為又給民事原告人造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的;(2)經審理確認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其違法行為給民事原告人造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的;(3)經審理確認被告人雖然給民事原告人造成損害,但因患精神病或未成年而無刑事責任能力,應由其監護人負賠償責任的。
第三,被害人的物質損失是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不是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所謂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是指犯罪行為與物質損失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這種損失包括兩種:一是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已經造成的物質損失,比如搶劫案件中,搶走被害人的手表、金戒指、人民幣等;二是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使被害人將來必然要遭受的物質損失,比如傷害案件中,被害人被打傷后尚未治愈,以后仍需治療的醫療費;因受傷不能上班而必然要減少的正常收入,致人傷殘的還要包括殘廢者生活補助費;致人死亡應賠償喪葬費、依靠死者生前撫養的人的必要生活費以及其他必要的費用等。
第四,附帶民事訴訟,必須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如果刑事案件尚未立案或者刑事案件已經審結,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因為刑事案件未立案,刑事訴訟尚未開始,談不上附帶民事訴訟的問題。刑事案件審結后,如果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不論對當事人或是司法機關,都失去了附帶民事訴訟的意義。被害人如果仍堅持要求被告人賠償損失,只能按民事訴訟程序解決。
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
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從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來看,均限定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方面的損失,具體而言法律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用的是“物質損失”;同條第二款規定“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用的是“財產損失”;刑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用的是“經濟損失”。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可以理解為在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范圍問題上,盡管其表述的概念不同,但都沒有超出“物質損失”這一范圍。這顯然是我國立法環境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一個表現。由于立法上未予明確,司法實踐也就無法可依,不好處理,造成法官不判決賠償被害人會覺得良心上過意不去,如果判決賠償又覺得缺乏依據,是在辦人情案,使法官左右為難;另一方面,由于受害人受害后急于追捕、懲罰兇手或救人心切或處理善后以慰心靈、親人,花費一般都比較大,如果事后得不到及時的應有的補償,落得人財兩空,思想上一時難以轉過彎來,容易激化矛盾,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因此,筆者認為對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應有明確的、操作性強的法律規范來調整。
(一)精神損害賠償的基礎
第一,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的相互轉化性。精神利益雖然不象物質利益那樣可用金錢準確地加以衡量,但它與物質利益又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聯系表現在當事人的精神利益處于安全狀態時,常常能夠轉化為物質利益,否則就會失去這些利益。比如,一個人的良好聲譽不僅能使公民本人得到他人或公眾的敬重與信賴,而且還能給他的就業工作、生產經營,乃至婚姻、晉升提拔等方面創造良好的條件,從而獲得一定的物質利益。生產同樣商品的企業法人,如果一家是信譽良好的“老字號”,另一家是初涉市場的不為人知的“新產品”,雖然兩家企業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樣的,但兩家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商品價格和盈利情況是截然不同的。顯而易見,多盈利的部分是由企業法人的信譽等精神利益轉化而來的,即精神利益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帶來物質利益。
第二,精神損害的恢復需要物質的幫助。精神損害的補救與物質損害的補救不同,一般情況下,物質損害只需侵權人的賠償即可恢復,而精神損害單純依靠加害人的行為還不足以使損害恢復原狀,還必須有受害人的行為加以配合。表現為:首先,受害人的配合行為須借助于一定的物質條件。離開物質,純粹精神的力量是任何東西也實現不了的。所以,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恢復必然是一個物質參與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且這個費用應由被告人承擔。其次,受害人的配合行為要以一定的時間為代價。因為精神利益的恢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且這個費用應由被告人承擔。這也就是對受害人被損失時間的物質補償。再次,受害人的配合行為需付出一定的勞務代價。受害人要重新樹立自己的形象,就必須實施一定行為,而這種行為應被確認為是受害人付出的一定量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因此,被告人應當給付受害人相應的勞務報酬。
第三,從立法上看,自德國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條明確指出了“非財產損害”可以獲得賠償以來,精神損害可獲得物質賠償的觀念已經為大多數國家的立法所接受。比如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民事訴訟應包括作為起訴對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全部損失。”德國刑事訴訟法也將“因侮辱和傷害身體”而受損失包括在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之內。《唐律》規定:(1)過失殺傷人和誣告犯罪,如不判其刑而判贖刑時,贖金要交給被傷損之家和被誣告者;(2)盜竊犯毀損天尊像、佛像的,除了
要進行刑罰處罰外,還要恢復原狀;(3)賊盜罪征收原贓歸還失主,如有不足,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因此,我們應吸收國外和古人的經驗,不斷完善這一制度。
(二)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則及數額確認是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法官困惑較大的一個難題。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目前還缺乏“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法律、法規,即使把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公民的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的規定視為法律依據,也只屬于原則性條款而非裁判性條款,缺乏操作性。同時,我國審判實踐的傳統和缺少明確的權力規范,法官基本還沒有自己是法的解釋者的觀念。這就需要有一個當事人雙方所能理解并接受的原則來補充成文法的局限性。
第一,適當補償的原則。由于精神損害是一種無形損害,難以用物質尺度來衡量其不含直接物質損失的內容的相應價值,因此,追究侵害人的賠償責任時,只能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表現情況,即被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是否獲利、犯罪行為的手段、方式、場合、范圍、經濟狀況、城鄉差別、悔改表現以及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程度、社會影響、受害人的諒解程度以及當事人主體類別(自然人或法人)等諸因素來確定一個合適的賠償數額。同時,由于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不是獨立適用的責任形式,它在精神損害民事責任形式中一般居于次要地位,不是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應當“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有效措施同時適用,將會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具體實施時,要象廉頗“負荊請罪”那樣貨真價值、落到實處,要讓受害人真正感受到名譽已經恢復。
第二,區別對待原則。刑事案件復雜多樣,就是罪名相同,具體情況也各有特點。比如財產刑犯罪,被告人的主觀上是不勞而獲,所以,在處罰時應采用判刑、賠償并舉,同時,還要視情節加處沒收財產或罰金。侵犯受害人生命或身體健康犯罪而引起的賠償則應區分故意或過失,如果是故意犯罪,重點應放在判處刑罰,過失犯罪的重點應放在賠償上。如果是侵犯公民、法人的人格、名譽等犯罪,判決的重點應放在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上面,金錢補償則適可而止。
第三,遵守先例原則。它是指某法院或某上級法院在司法管轄區內已作的判決。適用這條原則就意味著不能僅僅為了案例有些微小的差異而作出背離先例的裁決。
第四,教育敬告原則。也就是說補償的數額對于被告人來說要達到教育警告作用,使其今后不敢再犯,至少不輕易再犯。
第五,足以慰藉原則。是指被害人得到的補償數額應當使其所受的損害足以恢復,不能向征性地補償,因為其受到侵犯就十分不幸,再讓其痛心就是法律的無力。
第五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XXX,男,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證號碼:XXX,漢族,住址:XXXXX。電話:
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XXX,男,XXXX年X月XX日出生,身份證號碼:XXX,漢族,住址:XXXXXX。電話:
訴訟請求:
1.判令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支付原告人醫療費XX元;護理費XX元;誤工費XX元;住院伙食補助費XX元;營養費XX元;殘疾賠償金XX元(X級傷殘);撫養費XX元;共計XXX元;
2.判令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賠償原告人XX財產毀損費XX元。事實與理由:
XXXX年X月XX日上午X時許,在XXX,被告人XXX因XX與XX發生口角,被告人即上前對被害人進行毆打,被告人XX在打架時持刀將XXX捅傷,致使原告人XXX創傷性濕肺、右側胸腔積液、全身多處刀刺傷(前胸、后背、左上臂、右腹股溝、右手),經鑒定為輕傷。為維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在法律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原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望人民法院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判令上述被告人賠償原告人的物質損失,判如所請。
此致
XX區人民法院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
XXXX年X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