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通》讀后感

《史通》中歷史學理論的幾個問題

———史書體例與史官建置和正史發展源流

08級研究生姓名 王海辰學號1083200

4【內容摘要】產生于盛唐時代的劉知幾《史通》，是我國古代最系統，最具特色的體例完備的歷史學理論著作。劉知幾不但在著作名稱上標新立異，而且在著作框架的設計和論述方法上都獨具特色。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沾溉后人的史學理論問題，本文僅以《六家》、《二體》、《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四篇來分析。

【關 鍵 詞】六家二體史官建置古今正史

劉知幾撰著《史通》，把經學領域的“通義”體名稱移植到史學領域中，創作出了歷史學理論文體，開辟了中國專門史學理論研究著作體裁的先河。今本《史通》由49篇論文組成，每一篇都是有關歷史學理論的一個分論題。每篇的篇名就是該篇的中心論點，共49個論點。緊緊圍繞史學“辨其指歸，殫其體統”的主題展開論述。

其中內篇36篇從史書體裁體例、創作方法、史學批評和史家人才要求等方面歸納一系列原則，構成一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是全書的主干部分。書中用了大量篇幅，對于史籍的源流、類別以及史體的發展作了論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體”說。這里所謂“六家”，是關于史籍的分類；而“二體”，則是關于史體的分類。《史通》以《六家》、《二體》兩篇冠蓋全書，說明“六家二體”說在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劉知幾通過對古往今來史籍源流的考察，認為大體上不出六家范圍。《六家》篇說：“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①。”這里劉知幾所謂“六家”之論，是要區分史籍類別，追溯史籍源流；就劉知幾“六家”論的具體內容而言，其中的《尚書》家與《春秋》家，劉知幾借用《禮記·經解》的話，認為前者旨在“疏通知遠”，后者要在“屬辭比事”；《左傳》家和《國語》家旨在述說經義，《國語》家是于《左傳》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別說”，以釋經義；《史記》

家“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創立了紀傳體；《漢書》家的特點是言簡意賅，包舉一代，成為后世正史范本。

劉知幾從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說，這“六家”應該說是綜合了史書體裁和史書內容而言的。而當他純粹從史書的外部形態即史書體裁來論說時，又提出了“二體”說。《六家》篇通過對六種史體的具體論述后，進而總結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于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舊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②”這就是說，“六家”當中，真正流傳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漢書》二家，而這里的“二家”，則顯然是指《左傳》之編年體和《漢書》之紀傳體，是純粹就史書體裁而言的。《二體》篇說：“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③”這里的“二體”是指以《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和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認為二書史體的創立，標志著史書編纂體裁的完備。我們說紀傳體是以《史記》為代表還是以《漢書》為代表，其內涵是不同的，《史記》的紀傳體是通史紀傳，而《漢書》的紀傳體是斷代紀傳。如果綜合《史通》一書所反映的劉知幾的歷史編纂思想來看，他所說的“二體”，應該是指編年體和斷代紀傳體，因為一方面《二體》篇又說漢代以后的史書編纂是“班、荀二體，角力相爭，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后來作者，不出二途。”這里已經說得很明確，史書編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漢書》為代表的斷代紀傳和荀悅《漢紀》為代表的編年體。這里以荀悅《漢紀》為編年體的代表，無改于《左傳》編年體的性質；而《漢書》為代表的紀傳體則強調的是斷代。另一方面從《史通》關于通史紀傳與斷代紀傳的評價可知，劉知幾是崇尚斷代紀傳，而不主張通史紀傳的做法的。《六家》篇說，通史紀傳“疆域遼闊，年月遐長……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采錄之煩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漢書》的斷代紀傳，“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賅密，故學者易討，易為其功；自邇迄今，無改斯道⑤”，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

當然，劉知幾也看到了史之“家”、“體”還存在著一個流變問題，外篇13篇是對這個體系相關問題的補充：《史官建置》闡述史學創作組織源流、《古今正④

史》闡述自古訖唐歷代國史的發展源流。這兩篇一是從制度發展的角度，一是從國史源流的角度對以體裁為評論中心的《六家》、《二體》的內容進行補充。

他系統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歷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當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館修史的卓越貢獻。劉知幾對史官和史籍的評述，全面系統，源流分明，評價公允，多為歷代史家和文獻學家所本，至今亦然。誠如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中國史學史》中所說：“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

《史官建置》的開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歷史作用。他說：“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⑥”史學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國古之史家即為史官。故肯定史學之重大功用，當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當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歷史作用。不過，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著同時也肯定作為史官修史制度發展階段的史館修史。《史官建置》中述及唐初史館，知幾寫道：“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

⑦凡有筆削，畢歸于余館。”看來，知幾對唐初史館的評述還是相當客觀公允的。

劉氏敘述歷代史官沿革變遷，條分縷析，簡要詳明。《古今正史》按著時間順序歷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紀傳、編年二體的史書。“正史”之名，最初見于《隋書·經籍志》，指的是紀傳體史書。《隋志》把《史》、《漢》視為紀傳史之祖，“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史記》以人物為中心，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開創了紀傳體史書體例。班固因《史記》撰《漢書》，改書曰志，取消世家，整齊為紀、表、志、傳四體。而紀、傳是這種體裁的主體，班書以下，表、志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紀有傳，凡

屬于這種體例的，都叫做紀傳體。劉知幾把編年史和紀傳史統稱為正史，他論史體結構，當然不局限于紀傳史，不過主要是紀傳史。劉知幾關于紀傳史的評論，貫穿《史通》全書，占有關乎全局的地位，由之可以窺見其史評的基本態度和基本觀點。的確，《史通》一書，內篇討論歷史編纂學，外篇敘述史籍源流，雜評古人得失。統而觀之，既可視之為中國古代一部優秀的歷史編纂學，又可視之為中國古代一部優秀的史學史。所以說，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雜述》和《六家》、《二體》聯系起來，我們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過程及規律性，當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國史料發展的歷史過程及規律性。

注釋：

①《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頁；

②《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頁；

③《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頁；

④《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頁；

⑤《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頁；

⑥《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304頁；

⑦《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4頁；

參考文獻：

[1]范學輝 齊金江主編本卷 《儒家史學思想研究》（21卷），中華書局；

[2]楊天宇撰 《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二篇：史通讀書筆記

《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筆記

第一章 史的意義及其范圍

何為歷史，何為歷史學，這是我們不曾考慮過的問題，直到《史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出現。然后梁公告訴我們：“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首先，歷史是人類全體或其大多數人創造的，而不是個人所為，所以它的性質是社會的而非單獨的；復次，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是連續不斷的，因為社會是螺旋形的向上發展的；再次“凡活動，以能活動者為體，以所活動者為相”，所以凡是能活動的事項，能使人類的情感、理智、意志產生的事項都是歷史的范圍；再次，社會活動成就的取得全社會人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動之間因果關系是特別不容忽視的。最后，現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經不再是為統治者服務，而是使國民知道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未來的生活之間的休戚關系，從過去的生活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通過這章，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就會有整體的印象。

詩歌、《易》、《詩經》是史的最初體裁。中國的各種學問中，史學最發達，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與職責之崇是分不開。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他做《史記》開創紀傳體。“《史記》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八書詳記政制，蛻行于《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鎖語，則《國語》之遺規也。”斷代為史，始于班固的《漢書》。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陸賈之《楚漢春秋》、荀悅《漢紀》（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政書有《通鑒》、《通典》。上述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千年以為目錄。梁公說：“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旬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

梁公認為史籍可分為兩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記》；二曰注事實，如裴松 之注《三國志》。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評史書者。“自有劉知幾(《史通》)、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文史通義》)，然后中國始有史學”。清代史學有數類創作：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黃宗羲之《明儒學案》為中國有學史之始、趙翼之《甘二史札記》。還有很多類書在清代極為發達：表志之補續；史文之考證；方志之重修；年譜之流行；外史之研究。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認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離不開貴族性”，所以現今的人該讀何史是歷史改造中的首要問題。他還認為改造后的歷史應該為生人而做，而非為死人古人而做；史學的范圍應以收縮為擴充；做客觀性質的歷史；人類活動相注重其情態；還應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單辭、不相聯屬。因此梁公認為今日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

第四章 說史料

史料，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來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請開獻書之路表》中有“書有五厄”的論述：秦始皇焚書，一厄；王莽赤眉軍入關對典籍的焚毀，二厄；東漢末年董卓遷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毀，三厄；西晉末年的“劉石亂華”，書籍散亡殆盡，四厄；南朝梁時的侯景之亂，梁元帝自焚藏書于城外，五厄。明代胡應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礎上補上五厄，為“十厄”，在《論歷代書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廣陵焚書，一厄；唐開元盛世藏書毀于安史之亂，二厄；北宋靖康之災，圖書遭毀，四厄；紹興之禍，南宋圖書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徑不外有兩種：一是在文字記錄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記錄的史料。

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的性質可分為：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這其中包括(甲)現存之實跡，(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現者，如意大利龐貝古城、我國直隸巨鹿縣發現的古城，(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者，如高昌一壁的發現，另外殷周間禮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鏡屬、貨幣、玉石、陶瓷、瓦磚、地層中之石器。(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像。

文字記錄的史料有：(甲)舊史，(乙)關系史跡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之學在晚清達到極盛，(庚)外國人著述。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對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舉了幾個他親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研究六朝唐造像，記錄每次讀到的“也可里溫”字樣。他每次都將腦筋練純熟，使之有銳敏的感覺，再加上耐心，這樣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邁、趙翼都是這樣做的，這種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其中還得特別注意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它是指某時代無某種現象，反之則稱積極的史料。

正誤辨偽，是謂鑒別，對于鑒別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中國佛教起源的問題，上海托始于戰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的問題。其中當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時，從原則上是以最先、最近的為最可信，有時也得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前清乾嘉諸老的嚴格的考證法，也就是近代科學家所倡用的歸納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別真偽得先辨書再辨偽事。十二條辨別偽書的公例，六條證明真書的條例，七條偽事的種類，七條辨別偽事的態度，對我們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對待史料的真偽時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 史跡之論次

梁公認為史跡的論次首要是著眼于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先生在講解的同時告誡我們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實之間的關系。對于自然科學與歷史的區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點見解：其一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復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常為個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學的事項是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是恒以時間空間關系為主要基件。對于史界因果的劈頭一大問題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其中有“歷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眾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對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態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條意見，在第八條觀察所緣中，梁公對當時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的緣由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當時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緣、間接緣分析到位，綜合類當時的社會形勢：日本的大陸政策，俄國的東侵政策，德國的遠東發展政策，清朝的宮廷問題等。還講出了義和團運動的三項業報。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這可分為總論、分論兩部分，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在總論中梁公對史家的四長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劉知幾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后來章學誠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對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先史德、次史學、次史識、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認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正因為魏收心術不端，《魏書》才被大眾認為是穢史。在這方面應極力鏟除夸大、附會、武斷的毛病。

史識，講的是歷史學家的觀察力，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觀察的程序可分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兩種。要養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要注意不要為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史才，即文章構造的技術，這都體現在文章的組織與文采方面，組織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簡潔、是否文采飛動。如何養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讀、少作、多改。分論中詳述了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的做法。

人的專史即舊史的傳記體、年譜體，專以一個人為主，偉大人物是人的專史的主要對象。大概可分為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五種形式。其中專傳是以一部書記載一個人的事跡，列傳是以一部書記載許多人的事跡；專傳一篇即是全書，列傳一篇不過全書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專史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專以重大事情為主。

文物的專史即舊史的書志體，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為主。文物的專史主要按政治、經濟、文化三類來做。

地方的專史即舊史的方志體，因中國幅員太廣，不能再以帝都為中心，而應分為若干區域，以觀其各時代發展的痕跡。

斷代的專史即舊史的斷代史體，專以一個時代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興亡來劃分。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讀書筆記，從梁公的論述中感受到了他豐富的史學，對中國的史籍都有所涉獵，這是令我們十分汗顏的，作為一位學歷史的同學，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讀，多讀，多讀，多思。篇二：《中國史學史》讀書筆記.doc 從遠古傳說到馬克思主義史學

——讀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看中國史學發展 文學院中文系08級1044408029 徐衛明 [摘 要]白壽彝主編，瞿林東、陳其泰、吳懷祺、施丁、顧誠等五位教授撰寫的《中國史學史》，于2004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史》是歷史學專業基礎課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遠古時代神話傳說，下迄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通史性質的史學史教本。這本書匯注了白壽彝及他的學生兩代人的心血，是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的智慧結晶，是推動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強勁動力。

[關鍵詞]白壽彝 《中國史學史》 著作特色 啟示與反思

史學史是一門還在樹立中的學科，還處于發展期。“史學史的任務是闡述史學發展的過 [1]1程及其規律，闡述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

在整個史學史領域，我們須照此推演中國史學史的梗概。

中國史學史是研究中國史學本身發展過程與及其規律的學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國史學史》出版，標志著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啟超便第一個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專著的設想，而后，此領域學者前赴后繼。我們一般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中國史學史初現雛形。而作為史學史學科豐碑式的人物白壽彝，其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及建設貢獻巨大，影響不言而喻。1964年2月29日，白壽彝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文《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確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在闡明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同時，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要批判地總結我國史學成果。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個經常任務。”基于此，寫好教本又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環節，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學專著的、具有通史性質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讀《中國史學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國史學史》內容上起遠古的傳說時代，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史學。全書共8章，43萬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時期：中國史學的童年；第二章，秦漢時期：中國史學的成長； 1 / 5 第三章，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的發展；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第五章，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史學；第六章，近代史學(上)；第七章，近代史學(下)；第八章，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書總結和借鑒中華民族史學的優良傳統和成果，闡明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特點與規律。白壽彝先生深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影響，十分注重將中國史學史發展放入中華民族文化系統中來考察，使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參加本書編寫的成員，都是在史學研究領域內有很深厚功力的專業工作者，還是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該書文筆流暢，敘述清楚，說理深邃而又不顯枯燥，對于非歷史學專業的我來說，其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1.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中國史學的起源

中國史學的起源，是研究中國史學史分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史學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認為史學開端于史官。而本書首章第一節即遠古的傳說，這就意味著白壽彝先生把中國的史學起源定格在遠古神話傳說。他說，“中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可以從遠古的傳說說起。無論從歷史意識來看，還是從傳述歷史的形式來看，追本求源，中 [1]1國史學還是要從遠古的傳說說起。”所以本書開篇便談遠古的神話傳說，這體現著白壽彝

先生的獨特見解。

在我看來，本書利用神話和傳說來說明歷史，探

索史學發展的淵源，是極具開創性的。從書中我們知

道，遠古的神話傳說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戰勝自然

災害和在生產中取得成功的傳說，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媧補天、后羿射日、農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棄等；一類是氏族由來和氏族、部落間原始戰爭的傳說，如禹、契、棄、公劉的傳說，黃帝、蚩尤大

戰等。遠古的傳說不僅反映氏族社會人們的歷史意

識，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實的歷史內容，包含

更多的歷史真實性。依據這些神話傳說，我們可以了

解到遠古時期的神意史觀。在這些零零散散的神話傳

說資料中，有關于遠古時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關于

氏族神的傳說，有關于朝代更替原因的傳說，“在具 體事件上這些傳說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作為當時人們的一種意識的存在卻是真實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們反映了遠古時期人們的歷史觀念。”白壽彝先生告訴我們，應透過神話傳說的表象而

注意其內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們來探討氏族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社會、神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原始意識，這種意識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著文明時代史學家的歷史觀點的發展和史學的面貌。

在對待整個歷史分期上，本書共八個章節，即八個分期，白壽彝先生既考慮到史學自身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顧到史學發展與當時社會的關系這一橫面；既突出了史學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國史學發展大的趨勢，使中國史學史的脈絡清晰明朗。2.注重史學發展脈絡的整體性，同時在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學術生活和成就

本書以時間順序來闡述史學發展的整體脈絡，以歷史朝代為線索，貫通古今；同時注意史學家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的思想變化，把史學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及時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層次地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如著者在介紹劉知幾和《史通》時，不忘提及其所處時代背景。在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形成和發展起來，代替了前一時期的世家地主，成為政治 2 / 5 上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階層，有不少皇朝重視以皇家力量組織官書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績，劉知幾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書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在時代發展潮流中，著者還提到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理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在他一方面提倡直書精神，認為直書產生“實錄”，其社會影響是“令賊臣逆子懼”；另一方面，他始終維護“名教”觀念，認為“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實錄直書”理論便在徹底性上大打折扣，強烈的“激揚名教”意識，也和直書原則“唱反調”。著者在分析劉知幾的理論思想時，結合時代背景，闡明了隋唐時期極重的門閥觀念是體現在劉知幾思想和著作上的時代印記，從而，我們也能在時代大潮中把握史學家劉知幾的思想變化。

在我看來，從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從而看到時代潮流對其理論和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也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史學家的思想理論的進步性和局限性。站在這個角度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章學誠的史學和方志學尚屬封建文化的范疇，在其方志學的理論表述中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思想和道德。我們也就不能強求章學誠以新史學批判封建的舊史學，在時代潮流中，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學誠所能承擔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章編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見解是獨到的。3.注意史學發展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 在第二章第一節中，著者特別提到“尊儒和陰陽五行說、讖緯說的流行”這一內容，旨在說明社會現象、社會思想對史學發展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著者在書中提到“儒學國教化，也就是儒學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統治者所能承認的教義為準則，必須頂禮膜拜，[1]3刻板地服從，這對于史學的演進當然產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禁錮了史學

家思想，鉗制了史學發展多元化趨勢。在論述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迷信思想的盛行對史學演進的影響時，書中分述兩方面：一方面，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對包括史家在內的學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對學術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如劉向、劉歆父子著書宣揚陰陽五行說為封建政治服務；但另一方面，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得到了考驗，有識見的史家和學者在唯心主義思想泛濫的困難條件下，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以來不妄災異、重視人事、重視總結政治成敗經驗的傳統，對唯心迷信的邪說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譚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來，把握史學同社會現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系，有利于我們理解史學思想產生的影響因素和史學思想的時代印記。以第四章第二節中“理學對宋元史學思想的影響”為例，本書著者探討了史學思想發展與理學間的相互關系。理學的產生，使這個時期的史學思想打上了的鮮明的時代印記，理學家關于天人問題的探究，左右著宋代史學求通的觀點，同時，理學家把史學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史學思想的發展對理學體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把社會思想同史學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能明晰史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從而在橫向上把握史學發展的方向和動機。

4.體現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學術傳承

史學發展規律體現在諸多方面。在史書編撰體例上，白壽彝先生致力于史學在每個階段的發展情況，描繪其發展線索。如司馬遷開創“紀傳體”史書編撰體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陳壽《三國志》、范曄《后漢書》、“二十四史”相繼繼承和發展“紀傳體”體例，白壽彝先生將其體例一一道出，以尋求著史書的規律性，同時，每談及一部著作，必說明其體例，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都作論述。在史學思想的傳承性上，白壽彝先生將每位史家的史學思想單作論述，如第二章第三節“劉氏父子的史學思想”、第三章第五節“杜佑的史學思想”、第四章第七節“馬端臨的史學思想”、第五章第三節“王夫之的史學思想”等，注重史 3 / 5 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和前后的內在聯系。在歷史文獻學的發展上，白壽彝先生同樣是采取類似論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節“歷史文獻學的成長”，其后對鄭樵、馬端臨在歷史文獻學上的造詣也多加論述。這種一脈相承的寫法，很好的體現了著者對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建樹。

在我看來，《中國史學史》的這種編寫方式很好地體現了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著書的思想。以線條的方式將屬于一個系統的知識很好地穿起來，邏輯性強，呈現一個完備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又反映發展的全過程和發展特點及內在規律性，給讀者一個清晰的系統和明朗的概念體系。在前后對比對照中，找尋史學時代特點和運動規律。5.著作內容豐富，細致入微，點面結合對每一位編者來說，《中國史學史》都是他們智慧的結晶。該書內容翔實，引證豐富，細致入微。該書在整體上勾勒出中國史學發展的框架和脈絡圖，同時又對每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詳細的論述。我們來看

書中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繼續發

展”，開頭兩節，綜述宋元時期史學、史學思

想和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在這其中包括六個

小點來佐證宋元時期的史學發展的總體特

點。在每一小點中，著者善于運用原始史料

來論證其觀點，讓讀者甚覺踏實。如著者直

接采用《進<資治通鑒>表》中“每患遷、固

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

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來闡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意圖。

本書點面結合可謂匠心獨運。“點”，最明顯的體現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單獨論述；“面”即是指史學發展的整體概貌。作為教本，該書十分注意史學史知識的全面性；作為學術著作，該書又在寬的基礎上有重點地深入論述。通過“面”的論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們對該時期的史學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過“點”的分節或分目對重要史家、史著、史學現象或史學思想進行細致剖析。通過對典型史著或史學現象的評述，精雕細琢般把史學發展的水平具體而微地展現出來。

總的來說，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高水準的中國史學史著述，有自己獨特的體系、風格和規模，讀后我們在感嘆之余更多的應該是一份思考。

二、讀《中國史學史》，我的幾點認識

中國史學的發展和中國歷史的演進，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中國這片土地是中華民族的 [3]1古代先民生息并創造了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的環境和舞臺。”同樣，我們回顧中國史學的

發展，也不應該忽視這片孕育了幾千年文明的中華大地。中國史學的起源是遠古的神話傳說，我想，神話傳說是離不開這塊土地，離不開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創造和探索。史學史知識的兩塊內容是過去的史學發展的狀況和今天對那些史學面貌的理解，過去發生的史學正是我們民族智慧的體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學。歷史在演進，史學在成長，史學史記錄著史學的演進，環環相扣，中國史學發展的系統，在《中國史學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現。

/ 5 《中國史學史》極具教本特色。我們知道史學論文的表達方式有4種，即專著、論文、綜合體史書和教材。教材區別于其他三種表達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統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統地陳述該領域盡可能全面的知識。教材的編寫不要求對知識的創新，也不要求對已采納的觀點進行論證，至于論證，是讀者需要做的思考，讀者要懂得教本為什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同時，教本旨在給讀者一種總述方式上的一點啟示和引導，這是《中國史學史》編寫所秉承的一些準則。當然“那種教本中只能寫大家公認的有結論的東西的說法和做法，對 [1]2于新興的學科只能是一種阻礙”，所以本書在編寫上也謀求一些變化，比如在編排體例（章

節體，注意歷史時期的階段性）和編寫內容（遠古神話、史學思想、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史學著作）上都有一些創新。

當然，《中國史學史》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有些章節在論述過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內容有些過多。在第五章第六節“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大段引用章學誠原話，不利于本書著者的觀點表達，同時給讀者造成不便，有損教本的傳播旨意。另外，書中對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論及較少，我們只能從“皇朝史撰述的興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內容中初見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端倪。當然，沒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盡管有一些缺點存在，我們卻不能忽視《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所謂瑕不掩瑜。

一本《中國史學史》雖不能囊括中國史學發展的全貌，但作為大學教本，其價值卻不言而喻。讀罷，寫下一些東西，以饗勞自己。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薛瑩.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散記[j].史學史研究：1987，01.[3]趙毅，趙軼峰.中國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篇三：周大璞《訓詁學初稿》讀書筆記 13級漢語言文字學 王昆 20130589 《訓詁學初稿》讀書筆記

摘要：

訓詁學就是研究訓詁的學問，屬于漢語言文字學的一個分支，其任務是對零散的、感性的訓詁現象作理論上的歸納和總結，解釋規律，闡述義例，在此基礎上探求研究規律，總結方法手段，用以指導訓詁實踐。

周大璞先生的《訓詁學初稿》將傳統與現實相結合，溫故知新，開拓創新，融會貫通，在傳統文化研究中，是一部富含基礎性、理論性和啟發性的著作。全書共七章，全面介紹了訓詁學研究目的與方法、訓詁體式、訓詁條例、訓詁的運用、讀注和作注、訓詁源流等方面的內容。

關鍵字：訓詁 訓詁學 注釋

一 作者簡介

周大璞精于古漢語，并把音韻、文字、訓詁等方面的學問，用到箋釋、校勘、辨偽、輯佚、考古等方面，在學術界名望頗高。他一生貫注全部精力從事教學和研究所工作，以古漢語為主，成果出得早、出得多，價值亦高。建國前，著有《荀子札記》、《法言校釋》、《傳注通論》、《論語撰人考》等。建國后，撰寫過《語言學概論》、《現化漢語》、《漢語語法史綱要》等教材。在報刊上發表過《釋儂》、《釋底》等論文三十多篇。1980年他的專著《訓詁學要略》一書正式出版，在國內外頗獲好評。接著，他又受教育部委托，編撰一本高等學校文科通用的訓詁教材，即后來的《訓詁學初稿》。該書自1987年出版以來，已先后重印20余次，已發行近二十萬冊。

二 讀書筆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訓詁與訓詁學

（一）訓詁

訓詁就是解釋，即用易懂的語言解釋難懂的語言，用現代的語言解釋古代的語言，用普通話解釋方言。訓詁這個詞很早就有，最初本是兩個經常連用的單音詞。前人把它們分別加以解釋，各家說法略有不同，可以有如下概括： 1.“訓”和“詁”散言時，都是“解釋”的意思，析言時才有區別。“詁”是釋故言，“訓”是道物之貌。2.由于散言無別，所以對語言的解釋可以單言“詁”，或單言“訓”，也可以連言為“訓詁”或“詁訓”。“訓詁”也叫做“故訓”，詁、故，古字通用。3.“詁”和“訓”兼具動詞、名詞兩種用法，“訓”“詁”連稱也兼具動詞、名 1 詞兩種用法。《爾雅》的“釋詁”、“釋訓”篇，“詁”“訓”是名詞，《毛詩詁訓傳》中，“詁”“訓”是動詞。

（二）訓詁學

訓詁學就是以詞義解釋為主要對象的一門學問。它通過訓詁實踐的總結和現存訓詁資料的分析歸納，研究訓詁的理論和常用的體式、方法、條例，揭示語義系統，推求詞語根源，探索語義發展的內部規律，用以指導訓詁實踐。

第二節 訓詁的任務及其目的（一）指導訓詁實踐，培養繼承文化遺產的人才。

（二）指導語文教學，提高語文教學的水平。

（三）辨析詞義，增強人們運用詞語的準確性。

（四）溝通方言，促進漢民族語的統一。

（五）研究漢語詞義系統和詞義發展的規律，建立科學的訓詁學。

第三節 訓詁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及其與語言學相關學科的關系

（一）訓詁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

傳統訓詁學是一門以研究語言意義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具有實用意義的學問。訓詁學是傳統語言文字學中成果最為豐富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涉及的范圍非常廣，除語音、語法外，還與文字學、詞典學、修辭學、語源學、方言學等有關。

（二）訓詁學與語言學相關學科的關系 1.與語義學的關系

訓詁學與語義學的關系最為密切。訓詁學屬于語義學的范疇，它研究的重點是語義。語法、語音等專門知識的運用，服從于解釋語義這一基本目的。訓詁還要闡明名物制度、史實等，這些解釋仍應看做釋義的范疇。

訓詁學與語義學的主要區別在于：訓詁學經常要涉及語法結構、篇章大意和修辭手段等，而語義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語言的涵義及其發展演變的規律。2.與語源學的關系

語源的研究離不開訓詁學。

同源詞的研究更是與訓詁學密不可分：其一，研究語源的實質就是研究語義變化發展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新訓詁學的一項任務。其二，研究語源必須掌握大量的訓詁資料，熟悉音變音轉的各種知識。3.與語音學的關系

訓詁學與語音學也是緊密結合的，不懂語音學就無法進行訓詁。因為語言的音和義是同時產生、同時存在，相互依存、不能分離的。詞語的孳乳演變，有著明顯的語音線索，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詞，往往是從同一個詞分化出來的。這為 2 因聲求義提供了可能性。

音韻學的發展能使訓詁方法更臻完善，而音韻學本身也須借助訓詁學研究成果來逐步建立系統。在訓詁釋義及訓詁專著中大量的訓詁資料，特別是聲訊資料，都為歸納語音系統及其變化提供了依據。4.與語法學的關系

訓詁離不開語法分析，詞的具體意義是由語言環境和語法決定的。語法分析越周密，對句義的解釋就越準確。5.與修辭學的關系

訓詁要講明文意，就要涉及各種修辭手段。用典和引用古訓是一種修辭手段，而指出典故出處及其含義，是訓詁的任務之一。6.與文字學的關系

訓詁的目的是弄清古語含義，而古語又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來。宋代王圣美所謂“右文說”，清代段玉裁提出的“諧聲巵之偏旁多與字義相通”的論斷，都主張根據聲符尋求字義。7.與詞典學的關系

詞典學的發展離不開訓詁學，又為訓詁學增添了新內容，促進了訓詁學的發展。8.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訓詁學與文、史、哲、法學、經濟學、校勘學、版本學也有密切聯系。

第四節 信息時代訓詁學存在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第五節 研究訓詁學的方法

（一）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二）緊密結合社會生活理解語言

（三）要把語言的共時性研究和歷時性研究結合起來

（四）擺脫經學附庸地位，古為今用

第二章 訓詁體式（上）

訓詁體式，即訓詁的體制和形式。包括“駙經”，文獻正文里的訓詁，通釋語義的專著和考訂書中的訓詁。四者之中，以注疏和專著為主。

第一節 文獻正文里的訓詁

文獻正文里的訓詁，從內容上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解釋詞語

解釋詞語是訓詁學最核心、最常見的內容。

傳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儀禮.喪服》）

（二）串講句意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韓非子.五蠹篇》）

（三）說明章旨（較少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乎？”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乎？”（《孟子.公孫丑上》）

第二節 隨文釋義的注疏（駙經）

（一）注疏的名稱

1.傳 傳有內傳、外傳、大傳、小傳、補傳、集傳之分。

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其書雜引古書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

②內傳就是與經義相比附的注解。

③所謂“大傳”，就是大義的意思。3 ④“小傳”是“不賢識小”的意思，是一種謙詞。猶言“裨傳”或“稗傳”。2.說 即說明、解釋的意思，引申為用以解說的詞語。《墨子》有《經說上》、《經說下》。3.解 本意是分析，訓詁就是分析語義，所以也叫做解。

集解 ①通釋經傳，如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②集各家解說，如范寧的《春秋谷梁傳集解》。4.詁（故）漢人注書，多名為故，也叫做故訓或訓詁。6.箋 注書叫箋，始于漢代鄭玄。7.注（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后來，“注”字成為訓釋的通稱。8.釋 陸德明《經典釋文》。9.詮 解釋書中事理。10.述 陸績《周易述》、王尚《老子述》。11.學 宋.李燾《易學》

12.訂 對所注的書進行評議。13.校 考核古文叫做校，一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如正考父的校商頌；一是校對文字，改正脫誤，如子夏讀“三豕渡河”。14.證 征驗的意思，如劉芳的《毛詩箋音證》。15.微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左氏微》。16.隱 《隋書,經籍志》有郭象《論語隱》。17.疑 18.義 19.疏（義疏）兼取疏通與疏記的意思。皇侃《論語義疏》。20.音義 以變音釋義為本，往往也從事校勘。陸德明《周易音義》。21.章句 分析古書的章節句讀。漢.趙歧《孟子章句》。

（二）注疏的內容

1.解釋詞義 注疏的主要內容 2.串講文義

《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3.分析句讀 《周禮.天官.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玄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 4.校勘文字 《詩.邶風.綠衣》鄭玄箋“綠當為禒：故作禒，轉作綠，字之誤也。” 5.闡述語法 《詩.周南.麟之趾》“于嗟麟兮！”傳：“于嗟，嘆辭。” 6.說明修辭手段 《毛詩故訓傳》里，凡言“興也”的地方，都是說明修辭手段的。7.詮釋成語與典故 《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8.考證古文音義 《周禮.天官.醢人》“豚拍魚醢。”鄭玄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 9.敘考史實 10.記述山川

11.發起凡例 《春秋左氏傳》中就有不少凡例。12.釋義和敘事

（三）注疏的分類

1.注和疏（按注疏對象分類）

注只釋經，疏兼釋注。

2.他人所注或自注（按注疏作者分類）3.補注和集注（按注解之間的關系分類）補注：①補原文闕略，劉知幾《史通.補注篇》所謂的補注。

②補舊注的遺漏，這是通常所說的補注。

集注：①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兼解經和注。②何晏《論語集解》，采各家解說為一書，以便讀者閱讀。

（四）注疏的駙經

除章炳麟《國故論衡.明解詁上》“駙經之書，則當句為釋者”外，還包括： 1.馬融說 2.劉歆說 3.費直說

第三章 訓詁體式（下）

第三節 通釋語義的專著

（一）單解語義的專著

一是總釋群書語義的，如《爾雅》等；二是只釋一書語義的，如《毛詩傳義類》；三是解釋部分詞語的，如《通俗文》；四是解釋方言的，如《方言》；五是解釋少數民族語言或外國語言的，如《羌爾雅》。

在體例、價值、不足等各方面分別舉例介紹 1.《爾雅》 2.《小爾雅》 3.《釋名》 4.《廣雅》《廣雅疏證》 5.《拾雅》《比雅》 6.《經籍籑詁》《故訓匯纂》 7.《轉文》《文始》 8.《讀書雜志》《經義述聞》 9.《群經評議》《諸子平議》 10.《毛詩傳義類》《說雅》《選雅》 11.《通俗文》《訓俗字略》《恒言錄》《通俗編》 12.《常用字訓》《難字》《雜字解故》《異字》《錯誤字》 13.《埤雅》《爾雅翼》《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14.《石藥爾雅》《本草爾雅》 15.《駢雅》《疊雅》《別雅》《辭通》 16.《果裸轉語記》《釋大》 17.《語助》《虛字說》《經傳釋詞》《詞詮》《古書虛字集釋》《文言虛字》《虛詞歷時詞典》 18.《方言》《續方言》《新方言》《蜀爾雅》《吳下方言考》 19.《羌爾雅》《番爾雅》《佛爾雅》

（二）音義兼注的專著（分單注一書的音義和注釋群書的音義）1.《經典釋文》 2.《群經音辨》

5篇四：讀書筆記

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第一章 史的意義及其范圍

在此章，梁公首先對“史“和“中國史“下了定義：史者何？論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其專述中國先民之活動，供現代中國國民之資鑒者，則曰中國史。梁公對此定義加以分析說明，包括四方面的含義： 其一，活動之體相：人類為生存而活動，亦為活動而生存。此所謂相者，復可細分為二：一曰活動之產品，二曰活動之情態。凡史跡皆人類過去活動之僵跡也，史家能事乃在將僵跡變為活化——因其結果以推得其情態，使過去時代之現在相再現于今日也。

其二，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是人類社會之活動，非一個人或一般人，史跡必要以社會為范圍，其活動力必能影響及于全社會；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是連續不斷的，人類社會之生命極長，社會是螺旋形的向上發展的，前代人恒以未完成之業遺諸后代。史也者，則所以敘累代人相續作業之情狀者也。

其三，活動之總成績及其因果關系：活動必有成績，然后可記，不待言也。此成績非一個人一事業成功失敗之謂，乃薄錄全社會之作業而計其總和。

其四，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今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

今世之史的觀念，有異于古所云也。彼時所需之史，亦與今日不同，故史之范圍廣漠無垠，積年愈多為書愈多，馴至為一人畢生精力所不能殫讀。舊史因專供特殊階級誦讀，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樞，遂致今日所認為重要史跡類往往反闕不載，如巴蜀滇黔諸地其次第同化之跡為治史者亟欲聞也，古代史上有兩大役載于史書不過幾言；元明間雜劇小說，為文學界辟一新紀元，史書記載亦寥寥無幾。由此觀之，彼舊史者，一方面因范圍太濫，卷佚浩繁，使一般學子望洋興嘆；一方面又因范圍太窄，事實闕略，不能予吾輩以圓滿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國史，以供現代人資鑒者。這就需要新史家的努力。

新的中國史需要滿足以下四點：

第一，說明中華民族成立發展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征。

第二，說明歷史上曾活動于中國境內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和沖突之跡何如？其所產

結果何如？

第三，說明中華民族所產文化，以何為基本，其欲世界部分文化相互之影響何如？ 第四，說明中華民族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性，與其將來對于人類所應負之責任。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中國最初之史是以詩歌、《易》、《詩經》為體裁記述。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達，史官建置之早與職責之崇或亦為其一因。

古代史官所作史，蓋為文句極簡之編年，以《竹書紀年》為代表；同時復有一種近于史類之書，其名曰“書”。或曰“志”，或曰“記”，今現存者有《尚書》二十八篇；《春秋》、《尚書》皆可稱為古代正史，除此外，尚有《瑣語》、《雜書》、《穆天子傳》等之類正史之外史籍。此三類，或為形式的官書，或為備忘的隨筆，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為春秋戰國間兩書：一曰左丘之《國語》；一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國語》將周、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分篇敘述，無所偏畸，《世本》為《史記》之藍本，宋時已佚，梁公觀其與前史大異者兩點：其一，開后此分析的綜合的研究之端；其二，特注重于社會的事項，而前史純以政治為中心。

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史記》開創紀傳體。遷實欲建設一歷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明。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懷抱深遠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實，惟遷而兼之。《史記》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八書詳記政制，蛻行于《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鎖語，則《國語》之遺規也。司馬遷之前，無所謂史學也，自其之后，史學開放。

漢以后私人作史興盛原因有三：其一，世官之制，至漢已革，史官專有之智識已漸為社會所共有；其二，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鈔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收集；其三，遷書美善，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向風。

斷代為史，始于班固的《漢書》。劉知幾推尊，鄭樵則低之，梁公偏于鄭樵之觀。遷固兩體之區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意義：《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斷代史之根本謬誤在于此。章學誠曰：“后世失班史之意??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取”此言班書以下，作者皆陳陳相因，無復創作精神。

二十四史良穢不齊，同在以體裁中，其價值固有高下。有一明顯分野最當注意：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一人之手，唐以后書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官撰合撰之史最大流弊在著者無責任心。著者之個性湮滅，而其書無復精神。我國古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極發達，近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漸衰微，其原因在于史官性質今古有異。

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紀傳體利弊：長處：內容繁復；短處：事跡分隸凌亂，年代重復）。陸賈之《楚漢春秋》為編年體之祖，已佚；荀悅《漢紀》（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為時際本位。之后有張璠袁宏之《后漢紀》、孫盛之《魏春秋》等，現僅存荀袁兩家。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位編年通史，別裁之力甚強，其書斷制有法度，其所經緯規制，確為中古以降一大創作。吾國史界，稱前后兩司馬。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紀事本末體于梁公之理想新史最為相近；專紀文物制度之類亦與梁公新史理想相近，但有統括史志之必要，應此求者，有唐杜佑之《通典》。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上述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皆于創作之人加以評騭，而踵效者略焉。梁公認為史籍可分為兩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史籍既多，則注釋考證，自然踵起，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記》；二曰注事實，如裴松之注《三國志》。

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評史書者。批評史跡者，對于歷史上所發生之事項而加以評論，如王夫之《讀通鑒論》、《宋論》：批評史書者，則所評即為歷史研究法之一部分，史學所賴以建設。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不過三人：劉知幾《史通》、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文史通義》。劉氏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勇于懷疑，勤于綜核，鑒別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鄭氏“精要在乎義例”。論史學且自著一史；章氏較其短長以自出機杼，自更易為功，融會貫通，與西方史家言多有冥契。

梁公認為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旬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

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后中國始有史學。

清代史學尚有數類創作：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黃宗羲之《明儒學案》（中國有學史之始）、趙翼之《甘二史劄記》（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還有很多類書在清代極為發達：表志之補續；史文之考證；方志之重修；年譜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認為，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三通》等浩瀚古籍不可得遍讀，遍讀亦不能養其欲給其求，但亦不能不讀，首要解決之問題在于史之改造，現今的人該讀何史。

言史之改造，須明要改造什么史，此史有何弊病？應如何改造？要改造成什么樣的史？ 其一，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讀，蓋屬疑問；私家之史，自是為供讀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讀者各各不同。《春秋》蓋以供當時貴族中為人臣子者之讀，《資治通鑒》其目的在于供帝王之讀，《史記》自言蓋以供后世少數學者之讀，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讀者皆求諸祿仕之家與好古績學專門之士。諸作家必針對讀者以求獲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緣讀者不同而書之精神及其內容組織亦隨而不同。然而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離不開貴族性，由此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類之史，在前代或為其所需要，在今日早已過去。舊史家多為死人作史，于今人無益。史跡為人類所造，史家之責，惟在認取“歷史人格者”及其周遭情狀之相互因果關系而加以說明，是故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本位的歷史，實史界改造一要義也。其二，梁公認為史學范圍當重新規定，應以收縮為擴充。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之記錄，無不叢納于史，然經兩千年分化，史中重要部分漸漸與史分離。今之舊史，實以年代記與人物傳兩種糅合而成，然衡以嚴格的理論，則此兩種者實應別為兩小專傳，曰年代學，曰人譜學，即人名詞典學，而皆可謂在史學的范圍以外。今后史家，宜將其舊領土劃歸各科學之專門，使為自治的發展，一面則以總神經系——總政府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史學者可節省體力而善用史。

其四，今日之所求，在得一近于客觀性質的歷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例如文學，歐人自希臘以來即有“為文學而治文學”之觀念，我國則曰“文以載道”，道其目的，文為其手段。自孔子《春秋》始、《新五代史》、《通鑒綱目》等為代表，將 主觀思想摻于歷史中，將歷史作為表現自己思想的手段，這有違為史作史之真諦。今日之史家宜于可能的范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史家應作近于客觀性質的歷史，而不應摻以他項目的，做到為歷史而治歷史。其五，下功夫搜補考證。舊史存于今者，史文闕佚、史跡湮亡者多。蓋一切舊跡，大半借舊史而傳，然舊史著作之目的，與今日之所需求多不相應。梁公所認為極寶貴之史料，為舊史摒棄乃至湮滅者不知凡幾。對于此等史跡，殆有一大部分須對之進行重新評價，這須費很大勞作，一曰搜補，一曰考證，此勞作雖大，但不可不做。

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單辭，不相聯屬，應以改革。如《春秋》、《世本》、《竹書紀年》等皆是如此，《左轉》、《史記》等書雖有長篇記載，首尾完具，仍不過百數十篇之文章匯成一帙。凡此種種，不免將史跡縱切橫斷，于史如得肉遺血、得骨遺髓。人類活動狀態其性質為整個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故事實之敘錄與考證不過以樹史之軀干，而非能盡史之神理。善為史者馭事實也，橫縱交叉，不能僅以敘述畢乃事。梁公認為今日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專門史如哲學史、美術史、天文史、歷史地理等。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作專門史者，不僅須有史學的素養更要有各該專門史學的素養。作普遍史者須別具有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乎其間。聯合國史有史學意味之學者，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逐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數年之后，渴望之理想的新史學或可望出現。

第四章 說史料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搜集、整理和鑒別史料,以及史學研究者自身的素質，是影響史學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公在這一章中主要闡述了他的史料觀以及對治史者的要求。

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學者，蓋得其資料之道，視他學為獨難。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也。史料喪失極易：或由有意藏匿，如清廷之自改實錄；或由有意蹂躪，如秦燒列國史記；或由新著出，舊著沒；或由經喪亂淪沒；或孤本孤證散落，偶不注意，即便散亡（即牛弘論“書有五厄”）。往古來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濤濤代逝，蓋幸存至今者，殆不逮所需求之百一也。時代愈遠，史料遺失愈多，可信者愈少。亦不能謂近代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如甲午史料，梁公求諸記載而不可得。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徑不外有兩種：一是在文字記錄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記錄的史料。

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的性質可分為：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這其中包括：（甲）現存之實跡及口碑。此所謂實跡，指其全部現存者。質言之，現代史跡——現在日日所發生之事實，其中有構成史料價值者之一部分也。；（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本條所謂實跡者，其人與相皆不可得見，所留者僅活動制成品之一種委蛻而已，如埃及之金字塔、文藝復興時代遺物等；（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現者，如意大利龐貝古城、我國直隸巨鹿縣發現的古城；（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者，如高昌一壁的發現，另外殷周間禮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鏡屬、貨幣、玉石、陶瓷、瓦磚、地層中之石器；（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影，如殉葬制品及遺留保存至今的書畫等物。文字記錄的史料有：（甲）舊史。舊史專以記載史事為職志，是正當的史料，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學識、所著書之宗旨體例等種種差別，其所含史料價值亦不同；（乙）關系史跡之文件。我國既無公眾收藏之所，私家所蓄為數有限，又復散布不能稽其跡，湮滅甚易。此等史料，收羅當自近代始，其最大宗，則檔案與案牘也。私家之行狀、家傳、墓文等類，亦為極重要之史料；（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舊史作史讀，則現存數萬卷之史部書，皆可謂非史，以舊史作史料讀，則豈惟此數萬卷者皆史料，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如《尚書》、《左傳》、《詩經》等皆含史料；（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古書累代散亡，百不存一。類書者，將當時所有之書分類鈔撮而成，其本身原無以后甚價值，但閱世以后，彼時代之書多佚，而其一部分附類書以幸存，類書乃可貴矣；（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為最可寶之史料，如阿育王之豐碑。金石之學在晚清達到極盛，其發達先石刻，次金文，最后為甲骨文；（庚）外國人著述。我國史跡，除我先民躬自記錄外，未嘗有他族能為我稍分其勞，最近則改觀矣，其于中國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國與外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不可不觀。

中國公共收藏機關之缺乏，為學術不能進步之極大原因。每經喪亂，史料必有所毀，私家之藏也多蕩佚，這是梁公所痛心的，也是我們所心傷的，中華文化浩瀚，損毀者不知凡幾，每每想起總是令人扼腕。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今日所求之史料并非能夠具見于舊史的普通史料，而是匯集同類能觀一時代之狀況的史料，用此種方法搜集史料第一須將腦筋操練純熟，有銳敏的感覺，第二要耐煩。

對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舉了幾個他親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研究六朝唐造像等，有銳敏的感覺，施特別的觀察、再加上耐心，這樣能從常人不認為史料中得出可貴的史料，很多大家如宋代的洪邁、清代的趙翼都是這樣做的。其中還得特別注意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它是指某時代無某種現象，反之則稱積極的史料。消極性的史料亦甚為重要，其重要程度不讓于積極史料，以無史跡為史跡。

第二，鑒別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誤；一曰偽。正誤辨偽，是謂鑒別。史料的“正誤辨偽”主要在于“求真”。

第一種誤，不是史料的誤，是史學家自身的誤，即梁公所言局部的幻覺，如萬里長城為秦時物、道教教祖為老子等流俗致誤。對于鑒別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中國佛教起源的問題和上海托始于戰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的問題。其中當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時，從原則上是以最先、最近的為最可信。但此原則有時尚須分別觀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若過信此原則，有時亦可陷于大誤，如明末大探險家徐霞客墓志銘之誤及玄奘出游之年考證，這就提醒我們篇五：讀書筆記及心得 *田單復國:齊王遠親田單，善用兵。樂毅攻齊，田單命令手下用鐵皮包扎車兩。故在戰發之時得以逃脫。樂毅攻陷七十城。百姓隨田單一起努力總收復齊國。*送來了縷縷的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此出運用了通感的修辭手法

——《荷塘月色》 *如坐春風：最初的意思是“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風里面”后來比喻與品德高尚、有學問的人一起并受其熏陶。和孔圣人一起生活真是如坐春風啊。*普希金只活了三十八個春秋，可他卻愛書如命。他不僅讀了俄羅斯的書籍而且還涉獵了中國的孔子，孟子的著作，讀了《三字經》。總之他的日子是在書中度過的，他十分向往中國； “一同走吧，我準備好了，無論你到哪里，朋友，只要向往之地，我都愿結伴而行，哪怕是到遙遠的中國萬里長城”

《致大海》中：

你那藍色的浪頭翻滾起伏，你的驕傲的美，閃爍壯觀。

我全心渴望的國度呀，大海！

多想常常在你的岸上，我靜靜地惆悵地徘徊，回答我珍愛的愿望?? * 我的失戀

魯迅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太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低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么：冰糖葫蘆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發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

我的所愛在豪宅

想去尋她沒汽車

歪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

時值1924年左右，北京報刊常現些“阿呀，艾呀，我要死了”之類無病呻吟的愛情詩。魯迅先生故寫此詩予以批評。語言詼諧幽默，不愧為時刻關心年青一代的偉大作家。愚認為真正的愛情并不在于送多貴重的禮物，一份真摯的心足以代表一切。整日的沉迷于情感更是表現得無病呻吟，以及齷齪。* 劉知幾開先河著《史通》

劉知己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在世61年 劉知己，唐代(武則天時期)杰出史學家。

劉之前對史學著作進行評論的文章微乎其微，劉著 《史通》對中國史學進行了系統而具體的評價。劉認為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這三長。“才”指才華，學指“學識”，“識”是指人必須有嫉惡如仇、正直的風范，能如實記錄史實，從而使昏君奸臣有所顧忌。

少時父親令其讀《尚書》（難）；劉好讀《左傳》其父便讓讀，遂后遨游史書，終成大家。*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第三篇：《道教史》讀后感

《道教史》讀后感

09文秘一班李志力學號：09205021036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智，強之曰：道。”

“道”文化是我國土生土長的一種宗教文化，其歷史上可追朔到黃帝時期。但普遍公認的 “道”文化的開創者是春秋時期的老子。小的時候，遙想星斗，是否真的有仙。上溯歷史，史上的得道成仙都是真實的？道，玄之又玄，神秘而不可測。

近代著名學者許地山先生為我國這一悠久的宗教文化引用歷代道教典籍、文獻進行了解說，揭開道文化的神秘面紗。

許地山先生是現代作家、學者，在研究宗教學、印度哲學、梵文等方面有杰出的成就。

許地山先生還寫了不少宗教書。如《大藏經索引》、《道教思想與道教》、《中國道教史》（上卷）、《云笈七簽校異》、《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等，并著手編纂《道教辭典》。其學術成就，學界有口皆碑。

在許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一書中，開篇就讓我耳目一新。在許地山先生的書中，借用《大正藏》五十二卷一四一頁所謂“三品說”：“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象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粗。粗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尸延壽。更有青菜，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柞；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解釋道文化其實可分為道家和道教。其中上品之老莊思想，即所謂道家，甚至可以與佛教思想底一部分互相融洽。中品底神仙與下品張陵即所謂道教，在崇拜和信仰方面，與佛教發生不斷的沖突。而在時間上道家的起源是先秦時期，道教的起源教于東漢順帝時期將先秦時期的“神仙餌服” “符象禁厭”糅合一道成立了“天師教”，實際創立者，是中國道教史上著名的張道陵張天師。在這，道文化分成了兩部分。：以老莊為主的思想流派和以張道陵開創的宗教

同樣的還列舉了梁朝學者阮孝緒分的方內道與方外道；宋馬瑞臨五品分類為清靜、煉養、服食、符家、經典科教五說；以及道士內部的正真教、反俗教、訓世教分法。但是都不如開頭的道家、道教區分那般精彩。在許地山先生書中可以看出，許先生也是比較贊同“三品說”的。

在道教前史中許先生先是首先介紹先秦時道家學說，老子是第一個被提到的道家先賢。在這里很有意思的是對老子生平的考究，有從老子的《道德經》、《莊子》、《呂氏春秋》等先秦著作考究上考究。也有以《史記》上記載的老子后世子孫假、解逆向推算老子生活的年代。懷疑的對象有老萊子和太史儋，但都證明不是。在這里，許地山先生考究出千百年來流傳的孔子見老子一事為虛構。而且，很有可能“道家”的出現是比儒家要晚，道家思想是后起的，所以“道家”這名辭比起“墨者”、“儒家’等也可以說時代稍后。在先秦底文籍里有以孔對墨稱‘鞏墨”，或稱‘瑞墨”，但沒有稱‘儒道”。

同時還以《道德經》一書分析其內容以及老子的思想。得出從現存《老子》看來，多以說明治天下與處世底法術。其中所謂“道”、“德”、“虛靜”、“得一”、“無為”、“無欲”、“不爭”、“自然”、“柔”、“損”等都不外是政治底方術，成功和保全身命底道理。它含有很濃厚的法家思想，老子的《道德經》一書也可能不是老子所寫。恐怕是法家底學者將道家底《老子》原本改訂底。

從老子以后以其思想派生出以絕慮棄知，等觀萬物，無是非，無進退只要有了固定的法則，天下便治近似于法家的靜虛派；倡齊物底論調，進而主張絕圣棄知，專任名法假托管子所立的法治派；以及可以說戰國最顯赫的鬼谷子一脈假托太公的陰謀派。從這可看出道家與法家的關系千絲萬縷。

提了道家的思想不得不說一下道家的神仙信仰與道教。

道家的神仙信仰源于道家的養生思想根源當起于古人對于自然種種神秘的傳說。最出名的莫過于《山海經》等先秦文學對神仙超脫于世的描寫。道家采取這些民間傳說或先秦文學中的超人或神仙生活來做本派理論的例證引起當時人們對求不死藥、求神仙的興趣。最出名的有秦始皇到處封禪，求不死之藥，可以說最熱心求神仙的·第一人。漢武帝時，這信仰更加發展，直到漢末張道陵等人采神仙家底信仰以立道教。魏晉以后，神仙底尋求乃成為道土所專底事業。

于是道教開始出現。道教的思想一般都是源于道家的思想內容。但是，道教的儀式、行為上則繼承了原始的巫術“中國古代神道也是后來道教底重要源頭。古人以天和祖先能夠給人禍福。”“從代表祖先底尸，漸次演進為專門事神及傳達神意底巫。”“巫底職能很多，都依祈攘禁咒方藥來行事，大體說來，約有六件。”

一、降神；

二、解夢；

三、預言；

四、祈雨；

五、醫病；

六、星占。從許地山先生的描述來看，道教道士的職能與古時候的巫的職能差不多。由此可見巫道一脈相承。同時道教還以修煉成仙為最終的目的，并且據許地山先生說劃分了有五等，“所謂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 “修到鬼仙還不為功，到人仙乃為小成，地仙為中成，神仙為大成。鬼仙不免輪回，人仙與地仙只可免死，要到神仙方能身外有身，脫質超凡。天仙是得“道”后，傳道人間，仙行圓滿返到洞天底神仙。”在這里對神仙的劃分也采取佛教對于菩薩的見解。

而道教的修煉分為外丹和內丹兩種。許先生認為“外丹所以煉形。照道士們底講究，采藥后，精選入爐，用八日取得底真火，從月取得底真水鍛煉。丹爐三層，外方內圓，一切都依卦氣而造，共高二十七寸。藥放在爐里煉過三年為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為中成，服之可以延年；九年為大成，服之可升舉。煉到第九年底丹名“白雪”，又名“玉液”；第十二年名為“神將”。（銅符鐵券快》：“一粒一眼三期后，周身九竅目光明。白雪人口身生羽，神符吞下足生云。”言服了第十二年底丹便能得駕起云頭上九天底本領。”

而內丹以人身為小天地，萬物皆備于其中，無需再向外求。身體里有三個區域，所謂三丹田，是神、氣、精寄寓底地方。上丹田為神舍，中丹田為氣府，下丹田為精區。三丹田中自有妙藥，能夠自煉自還。所以內丹底講究在“還丹”，即“將丹田煉成底藥（龍虎）還到丹田。這丹藥是要降伏心腎底龍虎，即制色欲忿怒使心火下降，腎水上潤。制色止怒即是降伏龍虎。身中底水火，乃從腎生真水，心生真火。水為乾父，生姹女；火為坤母，生嬰兒；二者交情而生黃芽，即具龍真虎是。由此存想內觀，以應陽升陰降之象，乃至絕念無想。目凝神息慮，歷過小還丹、大還丹、七返、九轉、金液、玉液，清還丹后乃得真念與真空，然后可以入到超脫底境界。”由此內外皆修可成就道教人士的最終的目的“得道飛身”

許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一書有道家的思想描述，也有神仙信仰與道教的思想形成和主要活動的記敘，全書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對道文化進行考究，可謂道教史上的一座豐碑，我只匆匆一讀，實在難以了解其中的奧秘。

第四篇：中國航空史讀后感

《中國近代航空史》讀后感

近期，長飛公司組織了“書香長飛”的大型讀書活動，結構車間選擇了《中國近代航空史》作為讀物，閑暇之余我讀了《中國近代航空史》這本書，感觸很深。《中國近代航空史》這本書實事求是地記述了中國航空事業近代的興衰和演變過程，探討了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發展特點和規律，它介紹了軍航、航空工業、民航、航空教育、航空科技、航空體育等各個方面，是一部資料翔實、具有較高實用和收藏價值的史書。通過讀這本書，我了解了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過程，看到我國曾經有這么多值得驕傲的航空成果，更加激發了我的民族自豪感，令我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祖國的航空事業中去。

由于我是航空類高校的的畢業生，在本科的學習過程中，我對中國航空事業的印象一直持保留意見，確實，由于各種原因，我國曾經的航空事業發展是不盡如人意的，雖然我國的航空事業在建國以來，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相比發達國家，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在過去，我們國家對航空事業的重視程度也不及其它一些重要行業，著實讓我感到憤懣。但讀過這本書之后，我心頭的烏云驅散了，這本書以氣勢磅礴的語言向我說明：我國的航空事業將要發展，并且一定會發展的更好！那個時代不會太遠了，我國已將航空發動機研制工作列為“十二五”重大專項計劃，每一個航空人都應感到歡欣鼓舞，因為我國的航空事業將迎來一個春天！

中國的近代航空始見于清朝末年，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國門打開，西方的大量學說涌入閉關自守了幾千年的中國，現代航空知識也隨之傳入，國內出現了許多介紹氫氣球、飛艇和飛機的文章及圖片。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摸索中國自己的航空道路。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愛國華僑馮如，馮如是當時中國最有成就的飛機設計師和飛行家，他制造的飛機在當時已達到了國際水平，確實值得國人驕傲。在眾多先行者的不懈努力下，再加上軍閥混戰中飛機成了實力的象征，舊中國終于成立了一些飛機修理廠、飛機制造廠，開始仿制國外飛機，但僅局限于機體制造和裝配，許多重要部分如發動機、金屬螺旋槳等則完全依賴于進口國外成品，而且當時中國使用的絕大部分飛機都還是從國外購買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開始了中國航空工程人材的培養，國內成立了一些航空學校和飛行訓練機機構，更有少數留學生負笈海外，錢學森、吳仲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正當中國航空工業的萌芽在逆境中頑強生長時，戰亂頻起。從1910年清政府在南苑設廠制造飛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近四十年的時間中國雖然在航空方面積累了一些基礎，但從來也算不上是獨立的航空工業。再加上抗戰中日軍的轟炸，解放戰爭中國民黨潰敗時的破壞以及戰亂中機廠的多次搬遷流失，設備損失殆盡，工廠殘破瓦解。到新中國成立時，除了留下一些航空技術人才之外，僅有的一些微薄基礎已蕩然無存。

在航空工業已經成為國家實力象征的當今時代，我們唯有以“必爭之心”、舍我其誰的氣概去拼搏，才能肩負起富國強軍的使命。航空工業既然有內查自省的勇氣，就一定有摒棄糟粕的能力。相信只要我們拿出那種“殺身以成仁”的大無畏氣概，將航空工業進行到底，中國航空工業就會真正“站起來”雄居世界的東方。

結構車間

陸文灝

第五篇：新疆史讀后感

石河子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實踐教學

讀書心得

讀書心得題目： 讀《“東突厥斯坦”分裂主義的由來與發展》有感小組 代 表人：

院系專業班級：

聯 系電 話：

指 導教 師：

填 表日 期：2011.11.3《新疆歷史與民族宗教理論政策教程》課程組制

2010年2月26日

填寫說明

正文：

讀《“東突厥斯坦”分裂主義的由來與發展》有感

伴隨著新疆地方史的學習，我們對新疆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同時我們對新疆“東突”的由來和發展及對“東突”祖國造成的危害感興趣，于是我們從網上搜到《“東突厥斯坦”的由來和發展》這本書，并從搜集了一些資料，閱讀完后，現在我談一談我們的感受。

從歷史來看，新疆等地一直受到外來勢力干擾，并發生多次**，如阿古柏叛亂、妥明叛亂，以及1918年的庫車暴動。特別是蘇俄對新疆的策反，加劇了新疆的緊張形勢。尤其是西突厥斯坦的蘇維埃政權成立后，蘇聯意圖將新疆 “外蒙古化”，建立一個脫離中國的、為蘇聯控制的獨立地區，或者一個像外蒙古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30、40年代，蘇聯多次試圖吞并新疆地區，將其改為“東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所以新疆分裂問題自古就有，特別是東突厥斯坦對中國造成的危害，那慘痛的“七五事件”，歷歷在目。

在新疆和平解放以后，我們共同努力，努力的發展經濟建設，對新疆也是加大力度搞開發。新疆社會穩定，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形勢整體是好的。但是“東突”勢力并不甘心失敗，他們違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下伺機從事分裂破壞活動。這讓愛國人士無比的心痛，那些記憶我們很難忘卻。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下，境內外部分“東突”勢力轉向以恐怖暴力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壞活動。“東突”分裂組織逐漸從地下轉為公開，并開始朝著國際化趨勢發展。近年來，“東突”分裂組織更是明確推行國際化的策略：擴大在中亞、西亞等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生存空間，淡化分裂活動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將所謂民族宗教問題與人權問

題掛鉤，把分裂活動提升為“民族解放運動”，以爭取西方大國的支持。為此，分裂組織的頭目頻繁與西方大國接觸，并連年在西方國家舉行的聽證會上作證，到處舉辦“東突厥斯坦問題”國際研討會、展覽會，并不斷組織示威活動，同時充分發揮因特網等現代通訊傳媒的作用，擴大影響。

一些“東突”組織公開宣揚要通過恐怖暴力手段達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獲的“東突伊斯蘭黨”、“東突反對黨”等組織的綱領中明確提出，要“走武裝斗爭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區制造各種恐怖活動”。他們編印的小冊子《我們的獨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飾地宣稱要不惜代價在幼兒園、醫院、學校等場所制造恐怖氣氛。“東突”恐怖勢力策劃實施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事件，留下了一篇篇血淋淋的記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東突”國際化的過程中，國際反華勢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縱容和支持，對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無疑是推波助瀾。在這些國家的支持下，分裂組織創辦了多種刊物，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攻擊中國的民族政策。目前境外“東突”分裂組織立足中亞這一前沿陣地，對新疆進行滲透：設立出版機構，出版煽動獨立的書刊和音像制品；建立電臺，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和烏茲別克語進行廣播，大肆進行分裂宣傳；召開各種名目的國際研討會、舉辦展覽和發表公開信，為新疆獨立搖旗吶喊，尋求國際反華勢力支持；還不斷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強對境內“東突”分裂組織的扶持和領導；拉攏、收買、策反我駐外人員和出國探親、朝圣、留學人員，進行情報搜集和顛覆活動；用金錢收買新疆中上層人士，擴大分裂勢力；利用宗教進行分裂宣傳，煽動宗教狂熱，最終目的就是進一步發展擴大“東突”分裂運動。

事實上“東突”分裂組織已經逐步成為“東突”恐怖組織，不但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的大力支持，同時也是拉登恐怖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數年前，“東突”恐怖組織就得到了拉登在經費、物資上的大力支持。1999年初，拉登會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頭目艾山?買合蘇木，在許諾提供資金援助的同時，要求其“一切行動與塔利班協調”。2001年2月，拉登及塔利班高層人士在坎大哈與“東突”分裂組織達成協議，幫助其訓練骨干成員，并承諾負

擔2001年的活動經費。此外塔利班、“基地組織”和“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解放運動”還向“東突”分裂組織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交通工具、通訊設備等。

還有“七五”事件中，那段慘痛的歷史，好多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殺害，父母失去孩子，妻子失去丈夫，無數的商店被砸，無數的公交車被燒，那一幕幕慘痛的歷史，是我們對東突分子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綜上所述，東突的本質已大白于天下，這樣反動勢力妄圖分裂新疆，他的陰謀必將受到全國人民反對，全國人民的唾棄。我相信，這樣的小勢力是萬不能影響新疆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社會各項事業進步、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大好局面。我們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外敵及國內的分裂勢力，保衛祖國人人有責。想一想卡扎菲的后果，國家的穩定要靠外來勢力，多么悲哀哎。希冀：中國強大！

讀完這本書后，我們對“東突”有了更深刻地認識，雖然他們在前進，但是我們相信，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新疆才能和平先進的發展。那些妄圖分裂中國的不法分子妄圖阻擋中國前進的足跡，他們必將被歷史搖搖的甩在后面，我想：東突分子在若干年后，必將被歷史所掩蓋。相信新疆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