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正文-淺論我國反腐倡廉的法制度建設

淺論我國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

摘要：本文通過對我國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歷程及基本構架的引介，進進而結合條規執行、司法實踐情況及相關法律條文對我國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針對分析中發現的問題從：理順法規、法律關系，創新補充完善法條，借鑒外國先進經驗等個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提出了幾點切實可行的意見、建議。

關鍵詞：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

引言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1]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反腐敗斗爭的高度重視與鮮明態度。同時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推動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強調要“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要堅持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方針，”通過“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健全反腐敗法律制度，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

[2]腐敗。”因此，從法學的角度出發，總結分析我國建國六十余年來在反腐倡廉法律、法規等法制制度方面的經驗與不足之處，更好的貫徹落實十八大報告中關于加強反腐倡廉必須“健全反腐敗法律制度”的要求，實現用科學發展觀指引我國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我國現行的反腐倡廉法制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我國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歷程及基本構架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國家先后設立國家監察機關、政府監察機關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等法律法規，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國腐敗和廉政法律、法規體制初步建立。[3]為保證新生人民政權的穩定性，在黨領導下全國積極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通過這些措施，堅決打擊了貪污腐敗行為，懲治敗以張青山、劉子善為首的一大批腐分子，形成清正廉明、積極向上的良好局面。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是從集中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朝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的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的社會轉變的過程，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社會活力。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消極腐敗現象。面對新的考驗和挑戰，中國共產黨堅持一手抓經濟，一手懲治腐敗，開展以打擊走私、套匯、貪污、受賄等嚴重經濟犯罪活動為重點的專項斗爭，設立審計機關，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一批涉及懲處貪腐犯罪行為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反腐敗和廉政法律法規制度，成功探索出了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反腐敗的途徑和辦法。

20實際9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進入大發展時期。面對新舊體制劇烈變換過程中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做出了加大反腐敗斗爭

力度的決策，正確領導了干部清廉自守、查辦違法違紀案件、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的反腐敗三項重點工作。明確提出：標本兼治，加強作風教育，法制保證，監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這一時期制定了一系列強化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法律、法規，反腐敗制度建設得到不斷完善。在檢察機關設立了反貪污賄賂部門、反瀆職侵權部門和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提出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一律不得經商等重大決策。并開始推進行政審批、財政管理、干部人事等體制機制改革制度，試行政務公開、廠務公開和村務公開制度。反腐敗和廉政法制建設走上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道路。[4]

進入21世紀，我國把反腐敗和廉政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確立標本同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重視犯罪預防的方針，制定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法律制度體系這一反腐敗國家戰略，整體推進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在工作部署上，強調嚴肅查處違法違紀案件，認真解決涉及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突出問題，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制定完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規制度，扎實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統籌各方面預防腐敗工作。

2010年12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這是中國首次發布關于反腐敗的白皮書。白皮書中提到我國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律法規制度體系方面，建立了一套“以中國憲法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規；以中國共產黨章程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中國共產黨黨內制度規定，逐步形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律法規制度體系”。[5]從而，形成了我國目前以:一是黨組織系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二是政府系統的監察部(局)，三是隸屬于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機構反貪污賄賂工作局，這三家機構為主的廉政職能國家機構。通過以《憲法》我國的根本大法為基礎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公務員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等專門法為根本規程，銜接中共中央制定的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及 《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關于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誡勉談話和函詢的暫行辦法》、《關于黨員領導干部述職述廉的暫行規定》等一大批規定，從而形成了我國反腐倡廉法制制度建設的機構——法律的基本構架。并在此基礎上，大力宣揚廉政文化，推動廉政建設，實現廉政道德的普遍化，從而構成了廉政法律、法規制度——廉政道德制度的反腐倡廉“二元體系”的總體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構架。[6]

二、我國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反腐敗立法的蕪雜、凌亂，不夠協調統一

據清華大學管理學院廉政研究室任建明的研究成果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僅中央一級發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廉政規則就有450多項。但其中有70%只具有教育功能而無任何處罰措施，有90%是由黨和政府制定的臨時規定。在政府制定的措施中，多數缺乏長遠考慮且具有高度的重復率”。[7]此外，我國有關反腐敗的法律、法規，常常使用沒有明確內涵的模糊語言，顯得比較原則和籠統，如不少“規定”、“通知”中有許多“嚴禁?”、“不允許?”等禁止性規定，卻很少有法律后果的設定，對于違法者如何處理沒有確定的規定，使執行部門難于具體操作，難免出現或輕或重的后果現象，起不到教育和懲戒作用。尤為重要的是，我國當前缺乏一部起

總領作用的反腐敗的專門性成文法典即所謂的“廉政總法”或“反腐敗法典”這難免會使反腐敗立法顯得零亂、分散和蕪雜，彼此缺乏有機聯系，不夠協調統一。

（二）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不夠完備，沒有適時建立相關法律制度

西方歐美發達國家在不斷完善懲處腐敗法律制度的同時，已普遍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有關權力制約、行政道德、薪金養廉、公務員財產申報、政務公開、行政程序、權力監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對抑制腐敗，凈化環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國，這方面的工作做得的并不好，要么是沒有制定，要么是制定了，卻沒有適時的修訂和完善，導致法律、法規建設遠遠滯后于時代發展的要求，變相使腐敗得到了縱容。

（三）部分制定出來的法律在規定上過于寬泛，可操作性不強具體體現在1.有些法律條款漏洞多，可操作性不強。如《刑法》中有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其設立的初衷是為了打擊腐敗，使那些不能說明其巨額財產來源的腐敗分子得以嚴懲。但由于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跟受賄罪與貪污罪的最高量刑——死刑無法相比，因而，在實際操作中，此款法律條文往往被腐敗分子加以利用，成為其逃避法律嚴懲的理由和通道。而有些司法機關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也可借這一條款的便利掩蓋腐敗分子的罪行，一些腐敗分子因此得以從輕處罰，這就造成法律對腐敗行為的打擊不力，甚至縱容了腐敗。

2.行賄罪的定罪和量刑過寬、過輕。賄賂是雙方行為，不論行賄者的主觀愿望是什么，其目的都是為了獲得非法利益。而且，行賄本身加大了受賄者大搞腐敗的動力。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201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行賄案件4217件，而同年腐敗案件立案則有18464件[8]，這里行賄案件的查處只占腐敗案件的約23%，行賄罪的查處力度顯然很弱。而美國法律在處理行賄受賄案件時，賄賂雙方所受到的懲罰基本相同。但在我國，法律對貪污受賄的懲處條款相對嚴密些，而對行賄者的懲處反而寬松，并且每年查處的大量腐敗案件中，行賄案件相對為數不多，這對于遏制腐敗將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3.賄賂犯罪中的對象過于狹窄，我國刑法將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對象限定為“財物”強調腐敗犯罪的財物物質性利益特征，忽視了腐敗行為帶來的其他非物質性利益成為犯罪對象的可能，為很多腐敗分子規避法律，找到有利借口，公職人員只要不收受財物，不論采取何種腐敗行為，都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其結果必然是放縱了腐敗分子，并鼓勵其規避法律進行其他的腐敗活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不以財物為對象的賄賂行為。例如：如免費提供住房裝修、出國旅游、出國留學、待購奢侈品等等。在司法實踐中，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并不僅僅取決于財物的金額，有時接受非物質性的不正當利益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影響更為惡劣。

4.以犯罪數額確定腐敗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基本標準,缺乏科學性。第一，確定5000元作為量刑起點不僅沒有科學依據，還會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即一定數額的貪污賄賂是我國法律所允許的。第二，犯罪數額作為一個全國統一通用的標準，雖然從形式上看，是一個平等的定罪量刑標準，但卻掩蓋了實質上的不平等，在實踐中完全可能出現貪污賄賂10萬元與貪污賄賂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最終量刑結果一樣的可能。另外，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經濟收入和待遇差距很大，如果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犯罪與刑罰，這也是一種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表現。此外,用一種固定的數額模式來衡量過去、現在和將來也是不嚴肅的，作

為一部國家制定的法律，刑法的穩定性是十分重要“因此法律應該著眼于對犯罪行為的性質上的否定而將量的把握留給司法機關,如此才能體現法律的明確性、穩定性、也才能體現法律的強制性”。[9]

三、完善我國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建設的建議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完善我國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應從一下幾方面進行考量及著手：

首先統籌好各個層次、各個部門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設置的關系，既要重視反腐倡廉根部門專法的建設，又要重視反腐倡廉基本法規和具體規章制度的建設；既要重視實體法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要重視程序法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重視工作層面的法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要重視生活層面上的法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反腐倡廉法律法規的創新性體系，進一步完善反腐敗法律法規體系，增強法條的可操作性，設立反腐敗總法勢在必行。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敢于創新，大膽創新，善于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對現行的繁蕪的各種法規要結合工作中的新經驗、研究新情況、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去蕪存菁。同時，做到堅持黨內法規與國家法規相銜接，發揮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整體效能。

其次，又要善于借鑒國外和其他部門的有益做法，結合好自主創新和吸收借鑒的關系。例如：“立足本國國情，通過立法設置隸屬于最高行政機關的總反腐敗機構并加強其職能建設、建立高效廉潔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大廉政教育力度、以立法的形式加強政府和社會組織內部監督、拓寬監督渠道，嚴厲懲治腐敗行為、實行激勵機制等綜合措施。”[10]等等有益的先進經驗，進一步完善我國權力制約、行政道德、薪金養廉、公務員財產申報、政務公開、行政程序、權力監督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度。

再次，應加強反腐敗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對《刑法》、《公務員發》、《預防職務犯罪法》等與反腐倡廉工作密切相關的專門法律制進行適當補充完善，一是，要明確對象、概念設定，例如，應考慮擴大我國刑法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的對象范圍,將“財物”擴大為“不正當的利益或好處”。二是，要量刑清楚，增強懲處力度。同時針對，我國區域性差別大這一特點，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出發積極推動各地出臺地方性法規，正真實現我國反腐敗司法實踐的公平、公正性。

最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腐敗已成為一種跨國境的犯罪行為，反腐敗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我國應在反腐敗上加強國際合作，要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著力推進反腐敗國際交流與合作，建立健全防范腐敗分子外逃、境外緝捕、涉案資產返還等工作機制。

結論：

綜上所述，黨和國家在60余年的執政中在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受體制、社會、歷史文化因素等影響，在我國現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中還存在著：反腐敗立法蕪雜、凌亂，缺乏相關總法，法律條文對象設定、定罪、量刑有所欠缺等問題。本文在介紹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歷程構架的基礎上，集體分析了這些問題，并提出了幾點有益思考和切實可行的意見、建議。本文的創新點有三：其一，在問題分析中對《刑法》關于行賄、受賄、貪污方面定罪、量刑的欠缺進行了分析；其二，在建議思考中關于借鑒國際先進經驗設立反腐總機構和加強國際合作的思考與建議的提出；其三，是關于推出地方性

法規以完善反腐法律制度中“人人平等”的司法公正性的思考。當然，由于篇幅有限，和筆者個人學力不足，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具體的立法操作等問題的論述上顯得不夠深入詳細，這是本文主要的不足之處，只能通過以后進一步加強學習、研究來彌補這一不足。

注釋：

[1]胡錦濤.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55.[2]同上，53頁。

[3]胡鞍鋼.中國:挑戰腐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47.[4]何增科.轉型期中國腐敗問題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102.[5]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2012.12）.北京：新華社2012年12月29日電.[6]付金鋒.當前我國腐敗形勢與反腐敗法律機制構架.理論戰線，2004，（2）：21-23.[7]任建明.廉政與實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1：234.[8]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最高人民檢察院2012年工作報告.http:///gzbg/201208/t20120820_2499.shtml，最高人民檢查院網站，2012年3月11日.[9] 劉金國.權力腐敗的法律制約.中國法學.2000.(l):20-23.[10] 何良朔.我國當前腐敗現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對策.中州學刊,1993,(6)：31-37.參考文獻：

[1]胡錦濤.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胡鞍鋼.中國:挑戰腐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3]何增科.轉型期中國腐敗問題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4] 孔祥仁.國際反腐敗隨筆.北京：方正出版社，2003.[5] 竇效民等編.新中國反腐敗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2012.12）.北京：新華社2012年12月29日電.[7]付金鋒.當前我國腐敗形勢與反腐敗法律機制構架.理論戰線，2004，（2）.[8]任建明.廉政與實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1：234.[9]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最高人民檢察院2012年工作報告.http:///gzbg/201208/t20120820_2499.shtml，最高人民檢查院網站，2012年3月11日.[10] 劉金國.權力腐敗的法律制約.中國法學.2000.(l).[11] 何良朔.我國當前腐敗現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對策.中州學刊,1993,(6).

第二篇：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

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我們黨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的重要內容和具體體現。近幾年來，全省各級黨委、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統一部署，連續三年以制度建設年、制度建設推進年、制度建設提高年為載體，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著力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大力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深入發展，為全省實現“兩個率先”目標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

（一）領導高度重視，貫徹落實有力，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得到全面推進。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發揮法規制度的規范和保障作用，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是新形勢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必然要求。省委對加強制度建設高度重視，多次明確指出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證。并在中央頒布《實施綱要》之后，迅即制訂我省貫徹落實《實施綱要》精神的《具體意見》，按照2005至2007年的序時進度，把《具體意見》中涉及的24個方面工作、112類具體任務、189項工作要求，分別落實到有關部門。省委還把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作為先進性教育活動的重要整改措施之一，要求形成長效機制，保證黨的先進性建設。最近，又提出以陳良宇等案件為反面教材，深入研究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權力的合理配臵問題。這

推進制度建設，較好形成了一個重點突出、整體推進的工作格局，有利于使制度建設覆蓋到權力運行的各領域、全過程。

（三）緊貼中心，服務大局，不斷拓展源頭治理領域，為推進“兩個率先”提供有力保障。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深入推進，使制度防治機制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一是源頭治理措施進一步強化。行政審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財政體制以及資源配臵方式的改革，對遏制腐敗的發生正發揮著作用。特別是把公開引入監督，在制度建設上取得很好效果，有利于更好地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二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得到維護。有關生產安全、食品衛生、環境污染責任追究等一批制度規定的出臺，構成了獨具特色的問責體系。針對上學難、看病貴等問題，有關限定收費、加強定價管理等措施的推行，也使這些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各地還開通了“政（行）風熱線”，受理群眾咨詢、投訴，受到了普遍歡迎。三是通過推進制度創新，深化各項改革措施，出臺有關重點工程紀檢監察派駐制、行政效能投訴等規定，形成高效率服務體系，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打造投資環境，保證了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

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實踐，不斷豐富和深化我們的認識。我們在實踐中體會到，制度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展開，綜合運用各種措施才能奏效；制度建設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通過標本兼治、漸次推進，才能最終解決深層次問題；制度建設的關鍵在于預防，預防在先，往往代價最小，效果最好；制度建設的成效要從政治、經濟、建設情況作一次檢查，對2005至2006沒有完成的工作，一定要補上。對2007安排的工作，要盡快著手去做，務必不拖全省制度建設的后腿。目前，省紀委根據中央紀委的要求，正在起草2008至2010年建立健全懲防體系工作規劃，各地各部門也要把制度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臵。特別要按照省委最新的工作部署，突出重點，加強有效制約權力運行的制度體系建設，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的體制機制，力爭到2010年，基本建成具有江蘇特色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制度框架，讓制度要素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規范權力運行，科學界定權力職能和作用范圍。要深入研究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公共權力的配臵問題。當前，在反腐敗斗爭中，有一個突出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有時候腐敗問題的發生，不是沒有制度，而是有制度，但不起作用。權力的過于集中，制約權力的制度不健全和執行不力，往往是導致制度失靈的重要原因。從制度的角度來說，任何公共權力都有一個法律和制度上的界限，超過這個界限就是權力的濫用。對公民來說，法無禁止，就有行動自由。對黨政機關和公務人員而言，授權之外，即為行動禁區，表明除法律和制度明確授予的權力，絕對禁止再以公職人員身份做任何事情。因此，權力的過于集中，實際上也是一種權力濫用行為。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厘清權力界限，控制越權行為。各地各部門根據這樣的要求，都要著手對現有權力運行情

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保證各級領導干部切實做到依法用權、有限用權、公正用權。

（三）把公開引入監督，全面構建權力陽光運行機制。陽光是天然的殺毒劑，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權力以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看得見的方式運行，是預防腐敗的有效途徑。我們要在現有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監督方式，全面構建權力陽光運行機制，著力打造電子政務平臺，將權力運行流程圖逐項加以固化，實現網上公開透明運行。同時要同步建立電子監察監控系統，全面監督網上權力運行情況，最大限度地減少暗箱操作的空間。目前，這項工作已在南京等地開展，其他地方也要著手推開。省級機關各部門尤其是涉及人財物權限管理以及執法執紀等部門，也要開展這項工作，實現政府行政權力運行數字化、流程標準化、流轉網絡化、信息公開化，推動行政權力規范、透明、廉潔、高效運行。下一步待條件成熟，黨務公開工作也要納入陽光運行機制之中。推進權力陽光運行機制，還要求在制度建設上走“陽光立法”道路。過去一些制度之所以沒有得到很好落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制定制度時，對實際問題不甚了解，對存在的問題研究不透，缺乏應有的民意基礎。“陽光立法”就是走群眾路線。特別是涉及到人民群眾和黨員干部切身利益的法規制度，更要注意讓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真正使制定制度的過程，成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過程。

到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快慢。當前，各個地區之間的競爭，更多地表現為這種制度要素的競爭。哪里的政府管理規范，廉政環境好，辦事效率高，哪里就能吸納到更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就能贏得發展的主動權。例如，在昆山，每年召開的第一個大會，就是效能建設大會，并明確提出把效率和服務作為第一投資環境。昆山以占全國千分之零點一的土地，吸收占全國千分之二十三的外資，投資環境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最近，韓國的海力士有一個總投資超過100億美元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項目在無錫落戶，再次深刻說明這個道理。為了爭取這個項目，無錫不是比拼土地、稅收的優惠，而是通過建立首問負責制、限時辦結制等，實實在在地改進服務質量，使外商確信在這里投資能夠獲得成功。這說明好的制度確實能發揮重要的帶動效應。各地各部門在制度建設中，都要努力把握市場經濟運行的特點，不斷挖掘制度潛力，使之成為加快發展的重要動力。

三、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進一步開創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工作新局面

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一個發展的、動態的過程。我們要圍繞改革和發展進程，不斷加以探索和推進。當前，我省制度建設已經有了一個較好基礎，但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的積累還不夠。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下更大功夫。各地各部門要切實加強組織領導，進一步明確責任，狠抓工作落實，不斷提高制度建設的質量和水平。

門對這次會議的貫徹落實情況進行一次抽查，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把制度建設擺上重要位臵，形成整體合力。制度建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專業性都很強。各地各部門要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要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作為“一把手”工程，切實抓在手上。要充分發揮業務主管部門的職能作用。業務主管部門對本部門本單位存在的問題最清楚，對問題的癥結和要害最了解，因此，各業務主管部門要根據制度建設的規劃和要求，結合各自的職能和作用，采取有力措施，確保各項制度建設任務按時保質地完成。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充分發揮好組織協調、監督檢查和業務指導作用，督促各有關單位抓好制度落實。要加強制度建設的整體性研究，努力形成一個科學合理、結構嚴謹、運轉協調的反腐倡廉制度系統，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三篇：淺談如何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

淺談如何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提高制度執行力

當今社會，腐敗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公害。我們的黨和政府也充分認識到了

這一點，盡管黨和政府不斷加大反腐敗的力度，但腐敗現象在我國非但沒有徹底鏟除，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特別是在當前的國有企業當中，腐敗現象正處于高發期、多發期。如何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提高制度執行力？筆者根據

自己的工作實踐和思考，淺談一下自己的看法。制度建設是最好的反腐倡廉策略。因為制度具有規范性、強制性、程序性、穩定性的特點，在反腐倡廉中能發揮規范指引、預見制約、懲罰威懾功能。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用了大量篇幅闡述制度建設的重要意義并提出工作要求，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指明了方向！筆者認為，在基層實踐中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認識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制度是一種行為規范。黨的制度就是把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體現在黨的領導工作中和黨的生活中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和概括,上升為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共同遵守的黨內規章、條例、規則的總稱。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注重抓好制度建設。

1、制度建設是時代新變化的要求

胡錦濤總書記在五次全會上的講話，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特別強調制度問題，在新華社發布的通稿中，胡錦濤同志30多次提到“制度”一詞。如“要以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各項制度為重點”，“以提高制度執行力為抓手”，“逐步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切實提高制度執行力、增強制度實效”，“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推進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建設”，“建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等。學習貫徹中紀委五次全會精神，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把制度建設作為懲防腐敗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來抓，突出重點，整體推進，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為我礦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2、制度建設是推進反腐敗的根本

黨的十七大以法定形式確立了“制度建設”在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的“根本性”地位。不僅是因為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制度建設是最根本的，而且還是因為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同樣是最根本的。胡錦濤同志在第十七屆中紀委五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必須重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設。”還指出：“反復發生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普遍發生的問題要從機制上找原因??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緊迫任務，是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保障”。

多年的實踐表明，制度建設的根本性地位決定了：制度建設靠得住，反腐倡廉建設才靠得住。黨的制度建設這一根本性建設，關系到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和執政地位的鞏固，深刻影響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是黨的先進性和廉潔性得以充分體現的重要保證。因而，面對日益加大的反腐強度和日益嚴峻的反腐形勢，制度建設既是反腐倡廉

二、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制度建設是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我們黨對執政規律和反腐倡廉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是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根本舉措。

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的重要經驗。我們黨反腐敗斗爭的歷史進程，從依靠“群眾運動”反腐到運用權力反腐，再到走制度化、法制化反腐之路；從剎風整紀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再到逐步加大治本力度、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依靠制度反腐的理念逐步確立，黨的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能力不斷增強。實踐證明，只有加強制度建設，才能有效抵制和糾正各種不正之風，防止和遏制各種腐敗現象的發生。

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反腐敗斗爭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當前，我礦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一些領域的體制機制制度還不完善，適應當前形勢下反腐倡廉要求的制度體系還不健全，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和管理上的漏洞，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依然存在。要適應反腐敗形勢的需要，必須從根本上尋找出路，不斷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加大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力度。

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必然要求。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貫徹黨中央新時期反腐敗戰略方針的有效途徑，是構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要內容。只有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加強教育、健全法制、創新體制、強化監督之中，通過制度建設夯實教育這個基礎，保證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制度建設強化監督，保證監督的規范化和制度化；通過制度建設，改革和完善體制機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腐敗現象的產生。

三、建立健全與企業相適應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中,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要強化制度的科學性。要以前瞻性思維做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總體設計、中長期規劃和近期計劃,使制度建設科學有序。要立足全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強制度的對接和聯系上,努力形成一種既能發揮各項制度作用,又能讓各項制度協調配合的制度分工格局。要把制度的原則性要求具體化,凡出臺的制度,及時制定配套辦法,提出細致、明晰、可操作的具體要求;把實體性要求程序化,著力完善執行的配套制度和違反規定的懲戒制度。要建立制度審查和后評估機制,制度出臺前要由業務部門與監督部門共同審查和會簽,看是否符合制度規劃的要求;要定期分析現行反腐倡廉制度執行的適應性、有效性和存在的運作缺陷,及時做好調整修訂工作,使制度建設進程與反腐倡廉進程相適應,制度建設與職業道德建設相結合,黨內制度建設與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相協調,形成比較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中,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要強化制度的科學性。要以前瞻性思維做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總體設計、中長期規劃和近期計劃,使制度建設科學有序。要立足全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強制度的對接和聯系上,努力形成一種既能發揮各項制度作用,又能讓各項制度協調配合的制度分工格局。要把制度的原則性要求具體化,凡出臺的制度,及時制定配套辦法,提出細致、明晰、可操作的具體要求;把實體性要求程序化,著力完善執行的配套制度和違反規定的懲戒制度。要建立制度審查和后評估機制,制度出臺前要由業務部門與監督部門共同審查和會簽,看是否符合制度規劃的要求;要定期分析現

行反腐倡廉制度執行的適應性、有效性和存在的運作缺陷,及時做好調整修訂工作,使制度建設進程與反腐倡廉進程相適應,制度建設與職業道德建設相結合,黨內制度建設與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相協調,形成比較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四.要強化制度的適用性

根據企業發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實際,深入研究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措施。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著眼于解決實際問題,突出制度建設的現實意義,使企業制度建設可行、管用。確保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要強化提高制度的執行力。

1.提高制度的執行力，要從教育這個基礎入。

加 強國企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教育是基礎。國企要著眼于實際，把反腐倡廉教育納入黨的思想建設的總體部署，不斷探索反腐倡廉教育規律，建立健全具有國企特色的反腐倡廉教育長效機制。要準確把握世情、國情、黨情的新發展、新變化，特別是要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情況，針對經濟體制變革、社會結構變動、思想觀念變化、利益格局調整對企業員工思想產生深刻影響的客觀實際，及時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要以學習貫徹《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為重點，強化領導人員廉潔從業教育。在貫徹落實過程中，要結合自身實際，制定具體實施辦法，提高制度執行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二是完善反腐倡廉定期教育培訓制度。建立健全國企中層以上領導人員、紀檢監察部門以及關鍵崗位從業人員任職前和任職期間的反腐倡廉定期教育培訓機制，根據社會和企業發展的新情況，不斷豐富教育內容，提升國企專職紀檢監察人員的能力素質，筑牢國企領導人員及關鍵崗位人員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三是完善新任領導人員廉潔談話、廉潔承諾等制度。做到警鐘長鳴，及早提醒，增強國企領導人員廉潔從業意識；四是完善反腐倡廉專題民主生活會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多渠道征求意見，深刻剖析領導人員自身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問題，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針對問題及時制定整改措施，并做好落實情況的反饋工作。

2.提高制度的執行力，要從監督這個重要環節發力。

監督是加強國企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關鍵。對此，國企要積極探索加強監督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一是完善權力運行的制衡機制。嚴格執行“三重一大”集體決策制度，進一步完善企業決策、經營、監督等規章制度，強化權力運行的相互監督制衡，防止個人或少數人專斷。明確集體決定事項的范圍和程序，履行簽字程序并實行終身責任追究；二是加強對人事權行使的監督。進一步完善選拔任用領導人員征求紀檢監察部門意見的制度，強化對領導人員選拔任用全過程的監督。通過實行公開選聘、定期輪崗等制度，切實加強對企業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人員選拔任用的監督管理；三是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和廠務公開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制度，保障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充分發揮國有資產監管部門、紀檢監察機關和審計部門、職工代表大會等方面的作用，形成監督合力；四是完善領導人員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運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領導人員廉潔檔案制度，逐步擴大領導人員個人有關事項申報范圍，自覺接受職工群

眾的監督；五是嚴格執行國企領導人員薪酬管理相關規定。合理確定國企領導人員基本年薪，使其收入與本企業職工收入保持合理比例，嚴格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國企領導人員收入及職務消費公開制度，保證個人收入及職務消費的公開透明；六是推進效能監察制度化。結合企業實際，圍繞工程建設、物資采購、產權交易、資金管理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開展效能監察，在實踐中積極探索深化效能監察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斷完善效能監察長效機制，強化過程監督，促進中央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政策措施在企業的落實。逐步建立各項效能監察制度，提高效能監察工作質量，抓好效能監察建議和決定的落實，保證效能監察成果的轉化。

3.提高制度的執行力，、要從預防這個前提著眼。

國企要定期分析本企業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環節、部位，通過查找風險部位、評估風險指數、界定風險等級、建立預警機制和風險防控長效機制，做到事前預防，及時化解風險，實現對權力運行的全過程監督，減少和預防腐敗行為的發生。要堅持和完善領導人員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誡免談話等項制度，對涉及領導人員廉潔自律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提醒，及早解決，做到關口前移。要切實提高國企紀檢監察部門對預防腐敗工作的組織協調能力，逐步建立信息共享機制，發揮好各監督主體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產權集中交易制度，加強對國有產權交易的監管，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降低權力集中和壟斷造成的制度風險，努力形成一套有效的預防腐敗制度。

4.提高制度的執行力，要以懲治這個核心為本。

在反腐倡廉中，懲治腐敗具有治本功能。要以懲治制度建設為依托，認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國企腐敗案件發生的特點和規律，建立健全腐敗案件及時揭露發現查處機制、腐敗現象易發多發領域調查分析和專項治理制度、查處案件協調機制，重點查處發生在領導人員、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違法違紀案件。建立健全反腐敗協調工作機制，堅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加強查辦大案要案的組織協調，充分發揮執紀部門的職能作用。要通過案例剖析得出的規律性認識運用于制度建設，從發生的案件中，吸取深刻教訓，舉一反三，有針對性地加以完善，從體制機制上解決“不能腐敗”的問題。

第四篇：加強我國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思考

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思考

導言：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必須進一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體制機制創新。要抓住正確行使權力這個關鍵，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３月１６日接受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記者提問時說：應該承認，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在一些部門和地方還比較嚴重，甚至涉及到許多高級領導人。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制度上入手。

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等一系列法規和文件的陸續頒布，我國已構建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一些法規制度落實不到位，沒有發揮出應有效力。我們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制度建設，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

一、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應與國家法律和法規相統一

反腐倡廉制度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在制度建設的規劃上與國家法制建設的總體目標和具體安排相配套，又要在內容上與國家相關法律規范相協調，用法律的強制力保證反腐敗工作持續、深入、健康發展。

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全過程，真正形成用制度規范從 1

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機制，不斷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要完善監督制約機制，通過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考核、經濟審計、參加各級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等渠道對領導干部日常行為實行動態監督，對在發揚黨內民主、維護黨員民主權利方面存在輕微問題或苗頭的領導干部及時進行誡勉談話、提醒幫助，提高監督的及時性和經常性；要規范領導干部從政行為，強化懲處機制，注重綜合運用經濟、政治、法律、社會輿論等多種手段建立懲處腐敗制度，提高案件查處率，強化威懾效應，打消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

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要與反腐倡廉工作實際相符合，拓寬從源頭上防止腐敗的領域

反腐倡廉制度是一個集教育、管理、監督于一身的實踐體系，它根植于反腐倡廉實踐，又反作用于反腐倡廉實踐。因此，構建科學的反腐倡廉制度，必須堅持實踐性原則。要認真解決一些制度指導性不強、針對性不夠、不便于操作等問題，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起草、修訂、發布反腐倡廉制度。

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就要在制度環節上減少或堵塞發生腐敗的機會和漏洞。要抓住新舊體制轉換中權力運行方面容易出現的薄弱環節，重點從權力的制約、資金的監控和從政行為的規范等關鍵環節切入，加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步伐。要注意將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制約結合起來，建立并形成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保證權力沿著制度化和

法制化的軌道運行。

三、反腐倡廉制度建設須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在發展中不斷充實完善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也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因此，制度建設既要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相適應，又要與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相適應，把反腐倡廉的要求寓于各項政策和措施之中，使制定的制度有利于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把制度建設放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前提下、構建反腐敗懲防體系的大格局中來把握；針對不同地方、不同領域的特點，有的放矢地進行制度創新和改革，使它與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改革相配套。

制度建設是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如果制度存在缺陷而不及時修補，就可能為破壞制度的人提供機會。因此，要在實踐中及時總結經驗，不斷完善制度，使制度體現時代要求，注重制度建設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完善法規制度時，既要注重配套完備，又要防止繁瑣過濫，要便于執行、易于操作，要行得通、管得住、有很強的約束力，確保改革和發展順利進行。

四、打造反腐倡廉合力，充分發揮教育、制度、監督的整體效能教育是基礎，要通過扎實有效的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了解掌握各項相關制度，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筑

牢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教育防線，營造一個執行制度的良好氛圍。但僅僅依賴黨員干部個人的自覺性來執行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具有一定的暫時性。要通過對制度的執行狀況的嚴格監督，提高制度的執行力，切實維護制度的尊嚴和權威。當前比較有效的工作方式，則是加強對法規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機制。同時，要在全體公民中營造“腐敗可恥、廉政光榮”的廉政文化氛圍，調動群眾監督的積極性。

建立健全督辦機制，及時匯總執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責成有關部門認真研究解決。只有把教育、制度、監督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形成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合力，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程度才能有新的提高。

五、正確處理定制度與抓落實的關系，確保反腐倡廉制度發揮應有的效力。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和行動準則，落實則是確保制度發揮效力的保障。由此論之，定制度與抓落實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廢。在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中，制度建設相當重要。但有了制度，而不認真抓落實，那么再好、再嚴、再細、再多的制度亦于事無補，起不到“規范”“提高”的作用。要使制度能夠順利貫徹、堅決執行，而且管用、管住、管好，關鍵是要抓好制度的落實。制度不失“度”。關鍵要切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在制定制度和執行制度過程中，有些人總以為制度規定得越嚴越好，要求得越高越好，出臺得越多越好。但如此做來，卻常常事與愿違，許多制度由于拔之

太高，缺乏科學依據，不切實際，看似面面俱到，應有盡有，滴水不漏，實則概而不全，形同虛設。因此，制定制度務必實事求是，注重其適度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制度不失“嚴”。關鍵在于真正兌現，狠抓落實，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各地方、各部門及各行各業沒有規章制度不行，有了規章制度不認真執行也不行。制定制度目的就在于執行，從而發揮制度的約束力和威懾力。制度一旦形成，就要堅決執行，言必行、行必果、違者必究，不能照顧“面子”，亂開“口子”，搞“刀下留人”、“下不為例”和“既往不咎”那一套。

制度不失“效”。關鍵要督促檢查，責任到人。要使制度建設與制度落實相互統一，相互促進，形成合力，發揮威力，真正使一項好的制度成為執行者的行為規范和自覺行動，不僅要靠制度本身的約束力、強制力，而且要靠來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監督檢查。如果說制度僅僅是一項工作全過程的一半，甚至僅是一個開端，那么執行制度則是最艱苦、最艱巨和最艱難的任務。要完成好后面的工作，還必須在執行中加大督促檢查的力度，落實責任制，監督到人，檢查到位，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唯有如此，才能抓緊、抓細、抓實，抓出好作風、抓出新成果。

陳慧峰 男 山西省長治縣振興新區郜則掌村村官 政治面貌：團員聯系電話：***

第五篇：淺談我國目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建設及其對策

淺談我國目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建設及

其對策

黨的十七大對反腐倡廉工作提出“更加注重制度建設”的要求，指出加強制度建設是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治本之策，充分發揮制度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保障作用是新時期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再次強調：“要以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各項制度為重點，以制約和監督權力為核心，以提高制度執行為抓手，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腐敗案件的發生與制度有關，很多腐敗分子鉆制度的空子和漏洞，制度的缺失和有制度不規范執行已成為產生腐敗行為的重要根源。

一、當前影響和制約制度建設的主要因素

（—）思想觀念認識不到位。

靠制度反腐，是有效預防腐敗、構建懲防體系的基礎性工程。在一些部門和單位，有少數黨員干部對此認識不足，有的認為抓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走過場，搞形式主義，沒有多大實質性意義；有的認為制度建多了，條條框框束縛了手腳，不利于工作的開展；有的認為制度建設是紀檢監察部門的事，職能部門不必花太多時間和精力去做務虛的工作；極少數領導干部從方便需要的角度出發，不愿建、也不想執行對自身進行監督制約的有關制度。上述種種錯誤認識的存在，經常出現在腐敗分子的剖析材料里，很多黨員干部違法違紀被查處后后悔莫及。

（二）制度的修改與完善不及時。

很多單位建立了不少制度，但有些制度的缺陷比較明顯：一是缺乏系統性。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象，對發生過問題的部位或對一些重點領域、關鍵部位制定的相關制度較多，而對部門整體工作如何通過制度的設計來預防和治理腐敗，則顯得不夠，往往使腐敗分子仍可“曲徑通幽”。二是缺乏針對性。有些單位看似制度很多，但真正管用的制度不多，實用價值不大，難以付諸實施，往往存在形同擺設的現象，未能達到制度建設的目的。三是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單位不從實際出發，而是出于應付需要，制定的制度大多是原則性的要求，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操作辦法，實踐中難以組織實施。如“三重一大”集體決策制度，很多單位都沒有量化的剛性要求和具體的操作辦法，客觀上給一些腐敗分子留有可乘之機，使其打著“制度”的旗號辦著不制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