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平與效率的理念和大學具體改革辦法

公平與效率的理念和大學具體改革辦法

北大改革方案在去年推出后，引起了從互聯網到媒體的大討論。贊成者和批評者爭議很大。原因當然是由于北大的地位，北大改革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影響極大。對一個大學的改革方案的討論，宏觀議論大學理念和公正與效率的理念固然有益，但更重要的是切實地拿出能夠促進中國大學教育和研究進步的具體可操作辦

法。當然，為何提出并采用如此的具體操作辦法，在后面支撐的是來源于經驗并被經驗反復驗證的理念。

北大改革方案之所以引起極大爭議與最初方案的強化青年教師競爭、強化官員權力行使效率的缺陷有關。在我看來張維迎最初的思路是：效率（實際是官員權力行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自由來自競爭，中國舊體制的問題在于太“公平”缺乏競爭的大鍋飯；加強了競爭，理性人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就會導致自然出現高效率。這也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等的思路。本人的看法是這些思路根本不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根本不是這樣。

一、論公平與效率

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中對此思路也有批評：“以‘效率優先’為價值取向和政策目標的經濟增長戰略，其倫理支持是這樣一個觀點：生產先于分配，發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發展經濟，必須犧牲社會公正。這一戰略在我國的實踐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應，以破壞法律制度和社會公德達到互利目的的社會性腐敗必將使改革夭折。因此我國現在一定要放棄那種以效率優先為目標、沒有發展的經濟增長戰略，重新選擇具有社會內容的發展戰略。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文化中帶有終極意義的一個基本命題。它的意義，主要在于作為一種理想，根植于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成為人類世世代代追尋的目標。”[1]

但對何清漣的看法本人也一樣不贊成。本人認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是被權利與權力關系決定的問題，只是一個子問題。

一個組織的成員，總是可以大致地分為兩類人：一類是擁有權力的管理者（所有者兼管理者或是代理管理者），另一類是無權的被管理者，本文只討論代理管理者和無權的被管理者這種相互關系的情況。

一個家庭，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如果人人（至少絕大多數人）都盡心盡力，各個組織努力奮斗，這樣的家庭、組織、國家必定會興旺。當然，由于人（至少絕大多數人）都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也由于個人的認識、全體人員所擁有的知識都總是有限的、有誤差甚至是錯誤的，也與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工作以及亞當·斯密等人的努力有關，以現代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度在所有方面的空前成功為依據，可以確定：如果讓每個人在不妨害他人的條件下都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充分發揮個人的獨創與努力，在不妨害他人權利的情況下保障個人的權利，滿足個人的要求，則個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導致個人、組織、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活力、福利與效率的提高。

由于人是在社會中生活的，至少是在國家政府的服務、管理下生活的，政府擁有強制的權力，對個人以及各個組織的行為能夠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同樣，許多個人的行為也會影響政府的行動。因此，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核心的政治問題甚至許多問題的關鍵就是自由與權威如何協調、平衡的問題，也就是權利與權力如何協調、平衡的問題。在一個組織中，同樣，管理者的強制權力也能夠給被管理者的行為造成重大影響，而且也是相互影響的。

那么，如果管理者能夠依據公正的程序、規則公正地對待被管理者，良好地協調、平衡好權利與權力，則代理管理者的權利要求得到合情合理的滿足，權力行使因為公生威，能夠良好行使而得到激勵，無權的被管理者權利也因為被公正對待而得到良好行使與激勵的滿足，出了問題也各自得到恰如其分的處罰，一個組織上下都得到恰當的（激勵、處罰）反饋，則這個組織的成員理性自利的活動（競爭）就使得整個組織的運行當中既公平又有效率，公平與效率自在其中。當然，擁有權力的管理者之所以執行公正規則是因為存在信息公開化、通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競爭、以及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的授予等制約途徑。

在一個組織中，要形成一個組織嚴密、高效率的整體，領導者肯定必須要有強制權（包括合法剝奪下屬權益的權力）以及自由量裁權，這樣才能夠正常地進行管理，而且，領導者的強制權以及自由量裁權越大，則越容易讓下屬服從。但領導者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如果把這些權力運用于為自己牟利，也是領導者權越大，則越容易腐敗，也就越需要制約。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項的制約，例如，假若沒有信息公開化的制約，事情的處理都在黑箱中操作，由于在公平的情況下，代理管理者所獲得的利益總是整個組織獲利中的一小部分，（除非管理者道德高尚，否則）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傾向將使得代理管理者利用信息優勢盡可能擴大自己的獲益份額（包括利用非法手段

獲得腐敗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組織利益的最大化。但組織中無權的成員所獲得利益份額減少，自然也會利用信息不對稱等優勢，利用規則漏洞或信息、才能優勢等進行“磨洋工”之類的對抗，也同樣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結果就是管理者、被管理者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整個組織內部的公平與外在表現出的效率都受到了損害。

對一個政府組織來說，缺乏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會導致的惡果，早就被孟德斯鳩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里面闡述過了，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情況也早就驗證了孟德斯鳩的預見，本人就不贅述了，企業等組織中的情況也是類似的；

如果管理者的權力不是由權利擁有者授予，即使權力行使情況是有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和信息公開化的制約，也還是不夠的，管理者（官員）們必定會逐步減少信息公開化的程度和適用范圍，也還存在如何管住最高管理者等的問題，而且管理者之間雖然有相互制約，但管理者（官吏）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是一致的，與被管理者（民眾）的利益并不相同，時間或長或短，就會形成“潛規則”（官官相護等）或者軟政權化，損害被管理者（民眾）的利益，同樣會導致整個組織的公平與效率損失；時間足夠長久后，公平與效率的損失大到突破某個極限，就會導致組織機構甚至如國家政府的滅亡。這就是為什么明代等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權力被分割，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相當完備，但最終都會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惟有增加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的制度化的競爭性的直接選舉授予即民主的制約，才能夠管住（或者低代價地更換）最高管理者，打破“潛規則”，保護權利擁有者（民眾）的權益，產生新的公正規則并執行，擺脫中國歷朝歷代都逃脫不了的盛衰興亡周期律。

當然，要實現公平，所需要的那些制約條件必定會提高新增人員的成本和交易費用（人與人打交道的費用）等成本，如果這些人員成本和交易費用高于不公平的制度環境對效率的損害，那么在這個意義上，公平與效率是有沖突的。但我國的情況是人口眾多導致新增機構人員的成本低，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如國際互聯網、電視、報紙等導致信息公開化的成本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太少，而腐敗行為等導致的損失很大，加上我國漢民族是絕對主體，有統一的教育體系、文化等造就人們的共識，形成了降低交易費用的環境，所以，我國的情況必定是公平與效率的沖突是罕見的。而且，組織規模越大，管理者掌握的資源越多，公平(或者說執行公正的規則)對效率的影響就越明顯，不公平導致效率的損失也越大，公平以及對管理者的制約也就越重要。總之，在一定的精密度范圍內，公平與效率的沖突問題實際上并不存在。

另外，由于利益的沖突，什么是公正的規則，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改變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產生并被普遍接受的，需要時間來普及和被接受，而且還需要一種由于利益沖突的產生的力量強制確保實行公正規則，另外，擁有權力的管理者更容易也更迫切需要用權力和利益引誘來強制灌輸和論證宣傳只對管理者有利的規則為公正的規則。在這方面，擁有智慧和知識的知識階層有極大的作用，他們運用智慧和知識，進行總結、探討和論證，能夠總結產生新的公正規則的想法，并通過輿論等把公正規則最終變成強有力的共識，也需要社會政治、經濟等的進步導致利益分配格局變化等形成必須執行公正規則的社會環境，一旦形成大家都愿意執行或者是必須執行公正規則的共識，那就是改變了約束條件，真正的進步就產生了。

由此出發，很明顯，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們一般是沒有必要討論什么公平問題的，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效率的問題，因為這些重要的制約條件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經具備。但中國的制度環境與西方發達國家很不一樣，這些重要的制約條件在中國根本不具備，因此，中國的改革必須特別注意保障民眾的個人權利，執行公正規則問題（或者激勵、制約問題）。中國目前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事業單位改革思路都是有缺陷的，最關鍵的缺陷是缺乏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以至于在實際操作中常看到把“公平”和“分配平均”混為一談并否定，把“管理者命令被執行的效率”和“整個組織的效率”混為一談并大力加強。公平是指處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要求的是執行公正的規則，這與我們所熟悉的“分配平均”，干好干壞收入一個樣根本不是一回事，公平不是“分配平均”；“管理者命令被執行的高效率”，這必定要求管理者對下級擁有有強大的強制權甚至強大的合法傷害權才能夠做到，但管理者沒有受到必要的制約，管理者的腐敗行為當然也同樣是高效能的，這樣就根本不能夠得到“整個組織運行的高效率”結果。當然，所謂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改革，沒有盡可能地做好信息公開化、通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競爭、以及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的授予等加強制約途徑的改革，就變成了管理者命令被執行效能優先并被加強，破除公平，讓管理者們坐著鐵交椅，拿著鐵收入，揮著鐵權杖去砸工人、教師等人員的鐵飯碗，結果只會是管理者的權力進一步失去必要的制約，失去必要制約的管理者當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結果是腐敗盛行，貧富分化太大，所以，沒有進行關鍵的政治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等改革的基本失敗是正常的。正是中國落后的政治體制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改革情況已經驗證了這一切。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來源于落實曾經被剝奪的公民的個人權利：給農民土地使用權，給個人和集體自主創業權，還有就是給外國人以國民待遇等導致農業和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合資企業的發展的成功。

（如果把國家政府以及它所服務和管理的民眾視為一個特大的組織，那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同樣應該是落實民眾的個人權利如保障言論自由和逐步落實出版自由（輿論自由），以保證信息公開化；逐步落實民眾的結社自由權利，民眾組織起來就有更大的力量，保障民眾個人的權利不會被官員太容易地侵犯；修改憲法并實行合憲的司法審查，保證憲法作為被實行的最高的公正規則，任何黨派與政府組織都必須受憲法（最高公正規則）的制約并執行；加快立法，制訂符合憲法的公正規則的法律和規則，廢除一些實際上是剝奪民眾個人權利的各項規定和法律條款。政府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考核權五權分立，實行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實行總統制，進行競爭性的直接選舉，由人民選舉產生立法人員和總統，以及人民監察委員、考核長，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的授予；中國需要循序漸進改革的太多了。）

總之：一個組織，甚至一個國家，許多問題的關鍵或核心的政治問題就是自由與權威如何協調、平衡的問題，也就是權利與權力如何協調、平衡的問題。如果能夠依據公正的程序、規則以及信息公開化、通過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競爭、以及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的授予等途徑良好地協調、平衡好權利與權力，則公平與效率自在其中，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子問題。公平（執行公正規則）導致效率，效率的提高能夠進一步促進公平。中國舊體制的問題是既不公平（但分配平均），也缺乏效率，唯一的優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能夠減少交易費用。自由來自執行公正規則下的競爭，擁有權力者之所以執行公正規則是因為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和信息公開化、以及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的授予等，沒有這一切，競爭帶來不了自由，只會是“絕對權力絕對會導致腐敗”。

二、教授治校

從上面的結論出發看北大改革，就能夠發現哪怕是方案的第三稿問題都很多：沒有信息全面公開化的規定，尤其是沒有把資金使用情況的明細帳目公開；連程序公正的有關規則的規定都沒有，也缺乏投訴、以及解決問題程序規定等公正的規則；沒有權力之間相互制約的規定，沒有權力來源于權利擁有者授予等的規定。這樣如何做到公平和高效率？

大學改革當然必須考慮大學的特性。當年洪堡已經把大學的理念闡述得很清楚了：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學和研究相結合。大學就是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地方，本人認為：教學方面，大學要么進行通識教育，培養獨立思考的人，或者進行實用教育，培養掌握了實用知識與技能的人，既進行通識教育又進行實用教育，由于大學教育僅四年時間，恐怕難于做到。學術方面，學術自由是科學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學術自由是真學術的基石，學術研究是由學者組成的學術共同體進行的，因此學術的權力必須歸學者，教學、學術自主，教授治校。中國大學的改革具體方案必須是能夠真正提高中國大學的教育與學術研究水平，而不能夠是表現官員政績的數字一大堆，實際的教育與學術研究水平卻往下滑坡。

對于大學改革來說，要實現公正和高效率，首先必須信息全面公開化，尤其是把資金使用情況等的明細帳目公開；

在大學中，學術研究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教育等級越高，知識性的教育就更加次要，研究性的教育就更加重要，對教師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教師自己都不會做真正的創造性研究，怎么可能教育學生學會做研究？因此，鑒別與提高教師的學術研究水平和教學水平是極其重要的。一項科技研究結果是不是成果，水平如何，只有本專業擁有足夠學術水平的專家組成的學術共同體清楚并能夠確定，教學水平也必須由教授們來確定，不能由官員說了算，所以學術權力只能夠來源于學者的專業學術水平和學術權利，而不能夠來源于政治權力和學術地位。因此，只應該由本專業專家決定誰能夠獲得、晉升學術職位，而且這樣做成本最低、收效最高。

大學必須實行教授治校，學者民主自治的改革，除上面已經說到的原因外，還有一些極其顯而易見的原因。北大這樣的研究型大學，當然應該是行政后勤機構為教學、科研服務，而不應該讓教學、科研圍著行政后勤轉，但誰都知道這要以權力為基礎。所以必須讓進行教學、研究工作的教授們在教學、科研上擁有決定權，大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學、科研，這也就是必須實行教授治校。如果實行教授治校后，教授們制訂公正的規則，并運用權力逐步做到了各部門真正為教學、科研服務，這項改革對于北大（的教學、科研），可謂成本極小，收益極大。

北大改革方案將要實行的外部評價制度是該方案最大的進步，但這實際上是幾年前就可以進行的改革。葛兆光曾經說：“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個科學院院士聯名寫了一篇《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則，比如科學成果的評價必須由“廣大同仁承認”，而不是由口頭評價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學術權威的好評”來確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擾，不要由“領導看法”來決定，比如學術論文作者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榮譽和承擔這些責任，等等等等，可是，這篇由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學家署名、這么鄭重發表在大報的文章，最后竟然沒有什么反響，五六年過去了，現在情況是每況愈下，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2]本人還記得，98年趙紅洲就指出了中國科學技術評價體系不合理的問題，但直到本人怒吼中國科學技術出現了大退步后，而且證據與跡象表現得很明顯了，更可能是因為科學技術與教育的主管領導人從李嵐清變成了溫家寶，才終于看到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努力，科技部、教育部、科學院聯合發文件，推行同行評議（或外部評價）的改革。從歷史教訓來看，院士們的主張很正確，卻得不到實施，原因不外乎連中國最有學術權威的院士們都缺乏必要的學術權力。所以，必須實行教授治校，讓進行教學和科研的教授們在教學和科研方面擁有足夠的權力。

世界各國的學術管理體制，目前知道的不外乎三大類：一類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學的學者民主自治加外部評價等的制度，當然，實際結果往往是學術權威起決定性作用；差一些的另一類是以日本、蘇聯為代表的制度化或接近制度化的學術權威決定學術評價、學者獲得學術職位的制度；中國的學術評價管理體制最無效，是由官員、學官的權力決定學術評價、學者獲得學術職位的制度，這種最無效的管理辦法皆賴中國歷次不斷打壓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之賜，而后中國的學官們沒人想或者真正做到改變。這就是中國教育與科學技術方面最大的問題，中國的科學研究與教育機構是官（黨）本位的，不是學術本位的，缺乏學術自由（缺乏同行評議與此密切相關），黨政與后勤機構占用了太多資源而且憑借權力常常阻礙中國的科研與教育發展，實行教授治校就是逐步破除中國高校的官本位。

因此，大學的教授治校、民主自治能夠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促進科學技術發展和人才脫穎而出的結果。

因此，大學必須成立教授會和教授評議會，教授會和教授評議會都是只有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教授會起制訂公正規則的作用。教授評議會起類似于監察行政是否公正的作用（注意人數必須固定，不能夠重復擔任）。另外，教授治校也要注意把民主和行政工作相區別。權力由權利擁有者通過直接選舉授權以及多數代表制訂的公正規則屬于民主，依據公正規則去處理個別的事情是行政工作，不可混淆，但一些影響大，自由量裁范圍很大的行政事務必須有不同來源權力的制約。例如若有教師犯有大過而必須辭退，這是屬于行政工作，但教師未犯有大過而必須辭退，這雖然還是屬于行政工作，就必須有制約，必須得到教授評議會四分之三多數的批準通過才能夠成立。

三、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

一個研究性大學，真正實行聘任制度尤其是有人員淘汰的時候，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就是中心問題了。北大進行科技評價體系的改革采取了外部評價制度，但首先必須保證程序的公正：

一、任何人不得進行自己以及與自己有利害關系人的科研成果的質量評估，也不允許成為這些事項的學術召集人。其中，有師生關系（導師與所帶的研究生關系）、同一年級的同學關系，也應當避嫌。任何有關學者的重大事項，如聘用、獎勵、授予終身教職、晉升等，都必須先由本專業專家（一般是被評價者學習、工作的學術機構之外的三至五名外部專家）對其科研成果進行質量評價，在此基礎上再做決定。這些事項，若需要推薦人的推薦，則推薦人的意見意味著已經對被推薦人的科研成果進行了質量評價，推薦人就因牽涉自己的推薦信譽而不能夠再做外部專家進行重復質量評價，也不宜成為學術召集人。學術機構中的官員和學術機構外的官員要獲得學者系列的職位職稱，在這方面也不能例外。

二、若科研成果的質量評價結果，有關專家的評價有大分歧，則應當聽取被評估人的意見與爭辯，并將上一次的專家評價與被評估人的爭辯意見，交給另一些專家或原來的專家，進行第二輪質量評估，而后再討論決定。（在科學研究上有時會遇到尚無定論或爭議頗大的問題，除非被評估者的研究成果將此問題變成了定論，否則有關專家的評價因學術觀點的不同而大相徑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程序公正的基礎上，就要依靠學者的學術水平來實現實質的公正。所以，以理工科為主的大學必須實行教授治校，北大在目前的環境制約下至少要做到學術自由、學術自主，教授治學。系（學院）一級實現教授治系（學院），民主自治，行政后勤人員按照教師們選舉產生出的各種委員會的命令進行服務工作，沒有行政決定權。這樣就初步建立了真正有效的學術機制的關鍵部分。

一般來說，象北大這樣的研究性大學，教授晉升基本上是看學術水平的，教學太差的教師只會申請研究性職位，教師的教學、服務一般相差不大。因此，如何做好外部評價工作，請外部評價人清晰、客觀地評價候選人研究成果的水平（讓外行都能夠看懂）是極其重要的事情。所以，決定招聘與晉升的事項都必須有其它院系的教授參加（每個系、學院的教授會或學術委員會都必須增加一兩個其它院系的教授，由校長指派為好），這一方面對學校有利，保證外部評價能夠被外行看懂，確保外部評價的組織工作質量，學校要否決系、學院教授會或學術委員會的錯誤決定也有極其顯而易見的堅實理由。這也對教師有利，如果結果明顯不公正，教師能夠憑借外行都能夠看懂的外部評議書，獲得司法救濟。

即使實現了教授治校，大學也仍然是以教學、學術研究為本位，而不是以教授為本位，教授會的權力也不能夠是大學中的最高權力。權力必須是相互制約的，信息必須盡可能公開，以保證公正與效率；即在學術評價方面，必須是國外、國內權威的評價與本單位教授的評價相互制約，靠學術水平決定；學術權力方面，必須是教授會、學術委員會和系主任、院長、校長之間相互制約，以達到實質性的公正。不這樣做的話，“學閥”、“學霸”的出現恐怕不可避免。

以學者晉升為例，中國現在的學者晉升情況是權力和人情、資歷的影響很大或者是數論文、專著數量，不公正也缺乏效率。北大改革方案以及網絡上有人主張由系主任、院長聘請外單位優秀學者參加學術委員會以保證公正，但這對一些部門也許既不必要，也有不利于培養北大自己的學術共同體、不利于培養北大自己的學術權威等缺陷。

一個學術機構，重要的是學者民主自治，教授水平高的系、學院，所有教授學術權利平等，都是一票，系主任、院長、校長在相應的學科也只是一票，系、學院里有教授會就不需要學術委員會。如果教授水平參差不齊，就不需要教授會，有一個簡單辦法可以基本保證學術委員會由本院系學術素質最高、品格正直的優秀學者組成，那就是規定每一個候選者的外部評議書，隱去外部評議人的姓名和所在學術機構情況后，本學院的教師都可以自由閱覽。教授會、學術委員會當然必須看到全部信息，開會討論必須首先決定是否認可外部評議，并根據外部評議確定候選者是否能夠晉升，（并根據這些加上教學、服務情況排列出晉升的序列），若出現了否決外部評價的情況，教授會或學術委員會必須重新寫出評議書，詳細闡述充分的和確鑿的理由，結論要讓外行都能夠看懂，而且這些評議書將寄給外部評議人員，請外部評議人員發表意見。這樣，國外、國內權威的評價與本單位教授的評價相互制約，靠學術水平決定。本單位的教授如果學術水平不高，否決外部評價就是自取其辱。學術委員必須由教師連署提名，全系、全學院教師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首先是因為教師的自利行為都會讓他們選舉高水平的優秀學者，如果外部評議出現錯誤，全靠學術委員會品格正直教授的學術水平高來糾正錯誤，如果他們投票選出的教授很平庸，平庸的教授絕對不敢否決外部評議，待晉升者的命運就全部由外部評價決定了，根本沒有糾正錯誤的機會。其次是如果選出的是平庸的教授，這些人面對同一學院其它系或其它學院的教授因為晉升候選者相對水平問題產生爭執，平庸的教授連說話都不響，更不用說據理力爭。

三、如果一個院系的合格教授少，可以讓系主任、院長額外提名一些能夠參加學術委員會會議的外單位優秀學者，但還必須由投票選舉產生，如果由系主任、院長直接聘請，系主任、院長聘請來的人會不顧他們提出的要求嗎？這樣就不能夠保證學術委員會和系主任、院長相互制約，也就難于保證實質公正，會由于人情、權力等原因而產生各種問題的。

總之，教授會、學術委員會不能夠成為官員的傀儡。而且，這個辦法能夠有利于大學自己的學者樹立學術權威，有利于培養大學自己的學術共同體。

（學術機構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使學術昌明，因此，對學術機構內部人員的學術研究成果進行評價，并提拔、獎勵富有創造性的學人，以及給予更多資源以進一步促進學術的發展，乃是一個學術機構必須進行的極其重要的常規性工作。外部評價只是為了保證做到程序公正和實質公正所不得不重復進行的工作，也是必須付出的額外的成本。因此，若一個學術機構對其內部的學者進行學術評價能夠保證程序公正和實質公正，就應當自己進行，而且這種額外成本越小越好。當然，由于中國大學的學術近親繁殖極為嚴重，徒子徒孫們聚集在一個系中，這些額外成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得不付出。另外，教授教師中的拉幫結派現象恐怕會因為實行教授治校制度而表面化。這樣，有公心的學者與領導可能會受到相當大的壓力，所以，只能夠立即實行不留本校生的制度，即本校生在兩年后才能夠回本校應聘，解決這個危害中國教育與學術的學術近親繁殖問題。）

四、大學理念之爭

甘陽在《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中“擔心的問題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學等的改革方向，是否會導致失去中國大學在思想學術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獨立自主，是否會反而主動自覺地把北京大學等變成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主張“建立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3]

但甘陽、丁邦新等人的“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的主張純粹是錯誤，中國已經實行了一些年的量化考評制度就是這樣，以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違反了一個簡單常識：在科學中引入數學（定量化）是為了得到精確的知識，它的前提當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確。量化考評制度偏偏缺乏了對論文等科研成果的定性評價（論文發表在同行匿名審查的學術刊物上，似乎已經經過了同行評議的定性評價，但實際上，這只是同行評議認可發表，而不是對論文質量做出了鑒定，我想大家都清楚同一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有水平相差很大的情況，論文發表后被否定或被認為意義很小的情況也并不少見，所以論文得到發表并不是通過同行評議真正確定了論文質量），所以根本不客觀，不科學，也不精確。缺乏定性正確基礎的量化考評制度部分地帶來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下降，抄襲等學術浮躁現象泛濫的結果。所鼓勵的不是出高水平的成果，而是通過正當或不正當的方式多發表論文、專著，所以北大出現這樣的情況毫不奇怪：“實際上，北大近些年來評的‘正教授’，至少有1/2不合格，有的院系連續多年都是3-4個指標，而評的正教授沒有一個有合格的成就。要書有書，要文章有文章，就是沒有什么影響，連自己系里的學生都不知道、看不起。”[4]甘陽等外部評價制度的反對者沒有意識到：獨立的外部評價體系是中國大陸幾代學者所夢寐以求的學術獨立的重要條件之一，在中國文科還沒有出版自由的情況下，尤其需要獨立的外部評價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并保護學術自由；他反對讓外部人（包括海外華人、外國人）對北大的文史哲成果進行學術評價也不對，這些是不得不進行的，是北大以前實行學術近親繁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個系里面，徒子徒孫都呆在一起，又缺乏自己的學術權威，內部評價與晉升太難做到公正了，請海外華人、外國人對北大的文史哲成果進行學術評價能夠更公正。學術評價的標準，中國和外國都是相同的。當然，一個大學的學術獨立自主是很重要的，外部評價也有可能出錯誤，那就要依靠教授治校即學者自治，靠教授們的學術水平與自信來改正錯誤了。

另一方面，甘陽評價北大將要招聘更多的留美博士為“留美近親繁殖”也是錯誤的。對中國教育情況熟悉一些的都知道，教育等級越高，知識性的教育就更加次要，研究性的教育就更加重要，對教師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因此中國教育是中小學教育水平最高，其次大學教育，最差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國教育，一言以蔽之：中小學教育做了太多無用功，大學教育高價低質，研究生教育漏洞百出。學術大躍進時代的中國博士應該也必須展示自己的實力，與海外博士們公平競爭。對于海外博士和本土博士的招聘，有了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能夠清楚鑒別出他們個人的學術水平，北大擇優選聘、晉升就是了。

但甘陽卻在《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5]中，繼續主張中國大學改革的總體目標是要盡快結束中國的留學運動，以中國大學自己培養的人才構成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其實，中國的大學改革，所謂的結束留學運動只是一個枝節問題，教授治校才是中心問題，如果因為條件制約不能夠實現教授治校的話，建立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也算得上是中心問題。中國的留學運動旺盛的原因，也與中國大學缺乏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有關。正是因為缺乏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原因，不能夠良好鑒別應聘以及待晉升的留美博士、本土博士的成果水平，由于留美博士平均水平高于本土博士，當然優先聘用并晉升留美博士。這一切只會加強中國的留學運動。

甘陽在文中出現的另一個錯誤是把胡適時代的學術獨立問題套到現在，當時的中國還根本談不上有任何現代大學可言，建立現代大學，獨立地進行學術研究以及培養高級研究人才即學術獨立，但是現在的學術獨立問題是要讓學術研究獨立于政治權力，他以為現在還是在胡適那個時代？甘陽文章中其它的錯誤就不一一駁斥了。

五、結語

陳平原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6]，特別提到：今日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和尊重。”

對此，我的看法很簡單：上個世紀的大師王國維自沉，陳寅恪認為是殉中華文化，大師一清二楚地知道中華文化的死亡，再詳細點就是：中華文明的軸心是儒家文化，以仁、義、道、德為中心，實際上是陽儒陰法，1840年以來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的進化過程就是軸心轉換過程，或者說是全面世界化的過程，現代中國的情況是個大雜燴，法家、儒家的遺留一點，馬列主義一點，自由、民主、科學一點，但中華文明的軸心必定要全面轉換到自由（實現并保護個人權利）、民主（權力由權利擁有者通過直接選舉授予）、法治（產生并執行公正的規則）、科學（理性地進行客觀考察）。現在中國最缺、最重要的是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學，而不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和尊重。因此，我們要努力向西方學習。

參考文獻：

1、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P352，P3582、葛兆光：《大膽想像終究還得小心求證——關于文史研究的學術規范》，http://xys.3322.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wehi/wehiguifan.txt3、甘陽：《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燕園評論網，http://edu.beida-online.com/data/data5.j?db=sanjiao&amid=ztpku071034、魏名鵠：《評北大改革方案的合理與不合理》，學術批評網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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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談公平與效率

淺談公平與效益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強調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階段(1978—1987年)的核心內容是“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二階段(1987—1993年)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并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過程、分配規則的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結果公平。對個人來說，即使參與分配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而實際分配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實現，國家采用沒收、贖買、公私合營等手段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下，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在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上采取了“公平優先”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但很快這種積極性就下降了。平均主義是假公平，它只講結果的公平，不管生產過程中規則的不公平。干好干壞，干與不干都一樣，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質財富，這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經濟失去效率的同時也失去了公平，結果使效率與公平“雞飛蛋打”一場空。設計新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

“公平效率二者兼顧”的按勞分配原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初期。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顧”的原則。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義”，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開始從根本上打破農村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后來，先富帶動后富。這時，勞動好的，生產多的，多得獎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調整調動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生產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而人們對此理解和強調的重點不同，因而帶來了改革實踐中的搖擺和反復。在當時這種經濟制度下，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的客觀經濟基礎不完備，計劃制造成的行業間收入差距，企業收入不公平就顯現出來。就出現有些企業收入多，有些企業虧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黨的十五大，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分配原則上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具體實現機制，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表述得更為明確、實現途徑更加具體。“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貧富懸殊已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貧富懸殊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出現兩極分化，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變質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失敗。為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當前和今后應更加注重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公平。同時，我國目前已經具備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現實性。已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為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進行調整，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與效率是矛盾關系，而這對矛盾又是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隨著我們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認識的發展變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斷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與效率相互促進，推動我國經濟改革的向前發展

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鼓勵競爭，明確在經濟體制上要以市場經濟為制度取向。而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則明確提出“兼顧效率和公平”，這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義，貧富差距，分配政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也常常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國經濟騰飛，貧富差距驟然拉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人民生活受到沖擊，隨之而來的還有對分配政策和公平正義的爭議，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質疑。面對這樣的情況十八大報告中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這幾個字的微妙變化，正是我國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實首先要被人民大眾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對公平與效率的調整呢？又是通過什么渠道？調整之后的“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認可？在人們心中，“兼顧”二字可否在現實中實現？會不會人們把“兼顧”只當成是無法實現的理想狀態？帶著這樣的顧慮和問題，我們對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的116人進行了問卷調查。

從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明確知道我國十八大關于公平和效率關系調整政策的僅有13人，占總人數的約十分之一，足可見我國政策的推廣工作還待提高。如果推廣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會出現隔閡，政策的實施缺少了群眾基礎，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監督，同時，人們還停留在不合時宜的舊政策方針上，怨言不斷，負面心理會愈加濃重。從調查中還可以得到，有將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是通過課堂學習，也許有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緣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約三分之一的人是通過網絡媒體得知十八大政策調整，應利用網絡媒體的便利性，擴大宣傳“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新方針，以得到更多認可，推進實施。

“公平與效率在現實中能否實現”的問題統計消除了我們的顧慮，80%的人認為在現實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顧，這為十八大提出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獲得群眾認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平與效率不是相互對立的，二者事實上總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國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只關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顧了公平與效率。同時，

第三篇：百家講壇《公平與效率》

085公平與效率

演講人簡介：談松華，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1988年起起草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綱要。呂型偉，中國教育學會顧問。

我們在這里，討論一個全球普遍關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紀，將會經歷一種什么樣的變革和創新，這里用的是國際化和數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個意思。

那么在討論全球化信息化這個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會聯系到21世紀的教育的價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討論，涉及了比如說，科學和人文的關系，國際化和本土和的關系，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紀教育面臨的很多選擇。也是對20世紀教育一種反思，那么我現在選擇的題目是公平與效率。我覺得，這也是在中國目前，現階段的教育發展中間，帶有一種價值追求的這樣一個性質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和信息化，給人類，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在這個同時，也擴大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

全球化這把雙刃劍，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它會帶來加快經濟發展的機遇，同時，處在世界貿易體系中間的不利地位這種情況下，也會可能產生很多新的挑戰和困難。數字化的發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又擴大了數字化的鴻溝，所以在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貧富差距在拉大，我上個星期參加北大論壇，討論21世紀人文與社會這個問題上，中國證監會的首席顧問，原來香港證監會的主席，他提供一個材料，他說，現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財富。而且，根據預測，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在數字化鴻溝拉大的情況下，這種差距有可能不是縮小，是拉大，所以，我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面對這種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靜地思考，我們在這樣一個浪潮中間，我們將會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教育它可以成為縮小這種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加快教育的發展，我們能夠在縮短知識差距上，我們贏得時間，那么，我們有可能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們的教育的決策不是很審慎，也可能會拉大這種差距，成為拉大這種差距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是我們在考慮21世紀教育問題的時候，應該加以考慮的。我總的一個框架是這樣，在提綱上是這樣，第一個我講的是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主要是講，中國現實的社會公平狀況對教育的影響，教育，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它應該做出一種什么樣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我想分析一下，在公辦教育中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三個問題我想說一下，在民辦校園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第四個就是政府和市場在協調公平和效率關系上它應該起一種什么樣的作用，我想先講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問題。

教育公平，從根本上講它是受社會公平的影響，也就是說教育，面對著社會公平的狀況，它必然要影響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實現程度它和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現實是有直接的關系。當然，教育的公平，反過來講它也會影響社會公平，它可能會起縮小社會差距的這種作用但是它可能也會教育上的一些決策問題，它也會拉大社會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國現在社會公平的狀況，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從歷史上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是存在著明顯差距的。這種差距和發達國家，有一點不一樣的它是跨越歷史階段的差距，在東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討論向知識經濟，向知識社會發展的時候，在西部的很多農村地區，它還沒有開始工業化它還處在前工業社會，所以它這個落差是非常大的這是一個歷史現實，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認為地去拉平這種差距。

現在一個新的情況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效率優先在整個的經濟發展中間，已經占了主導地位，那么在這樣情況下，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拉大了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差距，實際上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這種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舉這個具體數字，我只講一點，就是說，按照世界衡量貧富差距的一個指標，經濟系數，這個經濟系數在中國，現在，梁定邦先生說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說，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處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說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這就是我們教育現在面對的社會的一個公平的實際。這樣一個實際。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必然會受到社會目前這樣一種貧富狀況，或者說，社會分層的這種現實的影響。

同時，中國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還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中國在現階段，它存在著教育供求的一種明顯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給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層次，高質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銳的。而且，在短期內，我們還不可能完全緩解這種矛盾，等談不上從根本上馬上解決這個矛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教育，如何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呢？我覺得，中國要解決教育上公平和效率這樣一對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發展，這樣一個基點上，因為，沒有教育事業的加快發展，就沒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說，如果經濟上講，發展是硬道理的話，道理也應該說，發展是硬道理，只有通過加快發展，才能緩解供求矛盾，才能從根本上逐步實現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協調，那么，要加快發展，就必須要采取各種有利于教育事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和舉措，這就需要效率的原則。

我們過去只靠政府，這樣來辦教育，現在看來這個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環節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則，用市場的機制，來擴大教育資源，來緩解供求矛盾，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要采取的這樣一種教育發展上的決策，但是，在實施這樣一種利用市場機制，擴大教育資源的同時，又帶來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問題的顯露，這已經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種關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發展過程中間，我們應該盡可能在目前這種狀況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覺得，現階段的選擇，我是把它概括成這樣，就是保證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時，要盡可能地實現使盡可能多的人，在優質教育和高層次教育上的機會均等。我想這是我要講的一點。

第二，就是公辦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資源關系，公辦教育資源，現在遠不能適應社會的這種需要，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想，我這個報告里面，我舉個四個方面的關系，就是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農村和城市，一般和重點，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我決定現在在公辦教育中間，面臨著這四個問題上如何選擇。

我認為，公辦教育中間，第一個首先是要保證基本教育的機會公平，要努力實現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夠都接受基本教育。這是聯合國全民教育大會提出來的目標，這個目標，本來應該在20世紀實現的，現在我們事先兩基也就是說在大多數地區，初步實現了這個目標，但是，全國還沒有。我想這個不去分析，目前我們普及教育的狀況，但是，應該看到的一點，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鄉矛盾，地區之間的這種矛盾，是越來越顯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教育的滑坡，這個問題到實際末已經顯示出來了。目前，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初級輟學率的明顯上升，危房的明顯增加，這許多問題，表現了一點就是中國的農村教育，面臨著嚴重的困境，如果這個問題不引起整個教育決策上的關注，就有可能是整個農村教育在我們世紀初滑坡這樣一種滑坡會加大城鄉之間的教育矛盾，會使農村的廣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機會，我認為這在21世紀的情況下是不應該這樣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應該盡可能做到實現普及教育，這個普及教育，從現在來講，多數地區是9年，極少數地區5年到6年，也是一種普及教育的機會，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盡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辦教育中，就是要通過市場和競爭的機制，實現有重點的非均衡的發展，提高公辦教育的辦學效益，就是我們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適當地加強一點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建設，這對提高我們有限教育資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別是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公辦教育，如果不引起競爭機制，投資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說，現在我們公辦學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國有企業的困境里邊去，所以，引進一點市場和競爭機制，來促進公辦教育之間的競爭，我認為這是提高公辦教育辦學效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種政策舉措。

那么現在，我們是在進行重點建設，我這里提出一個觀點，政府現在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公辦教育投資上，現在是向某一些學校和學科傾斜，這種傾斜，我認為，對一個大國來講，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這樣來使用我們的資源，有可能會延緩我們的發展，尤其是我們需要一些參與國際競爭的這樣的高層次人才，不用這種重點傾斜的辦法，它是很難在短期內出這種效益的，所以我是贊成，有重點的非均衡發展，這個是有必要的。但是問題是用什么機制來有重點和非均衡的發展，是認為的把一些資源，向少數學校傾斜，這樣傾斜以后，實際上出現什么結果？就是學校之間很難競爭，它實力之間差得太大。

我特別覺得現在在高中階段，搞示范性高中，這個是看怎么建設，如果說，正確確定了一些學校，我就把這個錢一億兩億甚至三億投下去，這樣來建設，建設示范性學校還是在同樣的辦學條件下，我們選擇一些真正能夠起示范作用的學校來重點扶持，這樣，應該是流動的。這樣，我說可以鼓勵公辦學校之間，辦出水平，辦出質量來。我覺得，我贊成有重點，非均衡發展，但是，要引進市場競爭機制。

第三個問題就是在公辦教育里面，政府和學校，要特別在公辦教育中間，要考慮到社會的處于不利地位的地區和人群，他們的基本教育需要，民辦教育，我應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么，在民辦教育中間，我想首先的一點，就是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要以多種形式，加快民辦教育的發展，到目前為止，盡管我們90年代以后，民辦教育有了一個好的發展態勢，但是，到現在為止，民辦教育的學生數和在校生數，如果我們統計，不包括幼兒園，是大中小學，高等教育只統計有發學歷資格的這一部分，40多所學校，那么，看起來，大概2％多一點，占整個公辦教育，民辦教育的經費數，也占整個教育經費的2％多一點。

所以說，目前，中國民辦教育的這樣一種規模，我認為，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適應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覺得，要擴大教育市場的準入程度這個準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創造一點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政策環境。要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這樣一種政策環境。

因為，中國的民辦教育和很多有幾百年歷史的私立學校歷史的情況不一樣，中國有著龐大的公立教育系統它有著長期辦學經驗的積累，有這樣一種學校的聲望，而民辦教育不過就是十幾年，最多1、20年的時間，無論從資源的積累，無論從辦學經驗的積累和聲譽的這種形成，都還有個過程，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創造一種環境，使得民辦教育的發展和公辦教育之間，有一種公平競爭的這一種環境，那么我想一些具體的問題，因為，正在有關立法機構，正在討論民辦教育法，還正在研討過程中間。我覺得，寄希望于我們民辦教育法，能夠一方面，為中國民辦教育發展，提供一個法制化的這樣一種依據，同時，又能夠進一步地鼓勵和促進，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

那么最后一點，我想歸納一下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里，要迎接國際化，數字化的這一種挑戰，那么，教育，我想應該說，肩負著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夠參與全球國際化，數字化時代的這種競爭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地提高，同時，我覺得教育和肩負著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提高國民素質整體水平，這樣的一個任務。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我們在迎接國際化和數字化的這種挑戰中間，才能有全面的這樣一種基礎和優勢。

那么，實現這兩個方面，要實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協調，我覺得，政府和市場要發揮協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覺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發展教育中間的責任要到位，保證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如何盡可能為最大多數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我想這一點，是解決教育公平的一個前提。那么，我想這里，要說的一點，就是說，中國目前政府的投資增長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來，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是三倍，應該說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來看，它是有距離的。特別是中央財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財政的比例不斷上升，地方財政比例下降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如何更多地轉移支付來支持地方發展農村教育，來解決廣大農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問題，我認為這是保證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另外，政府要創造一種市場競爭的一種政策環境，要保證教育市場的一種公平，公開公正的一種競爭，使得在這樣一種環境下，不管是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不斷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國的教育，能夠建設成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體現教育公平的這樣一種新的教育。謝謝各位。

問：2005年，大概有4000萬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來，但是，我們國家從明年開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對平緩地要給予限制，那么，剛才又聽了談教授的有關的講話，研究基礎教育的就說的一個公平，銷售教育，效率和平等這樣的關系，那么，在這樣一個問題上今年高等院校，學生進校的壓力，我是武漢理工大學的，高校今年可以說在招生上不堪重負，明年又要下降，面對著中國家庭的這樣一種需求，我想請談教授，想請問您一下，在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會上的這樣一個群體，對我們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對高校的要求這樣一種挑戰，謝謝您

答：這恐怕就是我們中國教育目前發展中間，面臨的最難的一種選擇。就是說，按照滿足廣大社會各方面的教育需求來看，我們要盡可能地擴大我們的教育規模，來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現在這兩年的高校擴招，實際上是受到這種推動的，除了拉動經濟增長，這個經濟學界這種觀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對高校的發展要求太迫切，而我們前幾年控制規模，造成了一個很尖銳的矛盾，所以這兩年擴招實際上是這樣一個背景。

但是，我認為在中國目前這個條件下，發展，總是有一種現實的依據，這個依據就是供求的關系，就是你這個社會要有供給能力，我們有多大的供給能力，能夠滿足社會多大的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叫適度超前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發展，但是，為什么提出適度呢？因為，發展要根據我們現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樣的基礎上發展，現在的問題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現在我們的教育供給是不是已經充分調動了，就是說，社會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們是不是用市場機制，把它能夠最大限度吸納，各種財力，來投資于教育，我認為這個仍然是我們要努力的，所以說我們教育要進一步發展，應該要進一步擴大教育供給，但是我認為即使這樣的話，中國現階段是不可能充分滿足社會各種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來講，還只能是滿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據供求關系來確定我們發展的規模。還有一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高等教育發展，盡管市場機制已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導性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因為，如果說一個正常的市場調節的話，那么，人們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選擇，個人有選擇，因為他有機會成本的問題，如果說，我上了大學，我就來就業和收入和我原來預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話，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會選擇去上中等職業教育，或者經過培訓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過一段時間，再來上大學，我們現在是長期沿著一個高中畢業非要找一個大學機會，然后，上了大學以后，各種問題都解決了。這樣一種體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發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說完全是這樣，有這樣一個因素，所以我說，一方面要盡力地擴大規模，另外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這種調節機制，我想通過這種調節，我想，高等教育會慢慢地實現供求的平衡。我個人這樣看。

呂：

可能我講的內容，同這個主題有點不大符合，因為，現在的主題是現代化，全球化，國際化，網絡化，都是這么幾個化，我，想講一講，是不是什么東西都要全球化？有沒有中國是要保留的，是要堅持的東西。我就想講一講，中國，不管怎么進步，中國還有應當保留的東西，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現代化與人文精神，第一點，講了我對21世紀教育的考慮。我認為，21世紀的教育，主要在建立兩個基礎之上，一個，就是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

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或者以網絡為基礎的教育現代化，第二是以腦科學為基礎的教育科學化，我覺得，現在對信息技術講得很多，而對腦科學的研究，重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術，搞什么網絡，歸根到底是要開發每一個人腦的潛能，歸根到底落實到這一點上，你如果光研究網絡，研究什么不研究腦科學，那你怎么行？當然我們對腦科學的知識，了解得極少，19世紀，腦科學的知識是個黑箱，20世紀是個灰箱還是還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紀的腦科學會有非常迅猛的發展，進成為我們教育科學的一個支柱，一個基礎。所以我認為，21世紀教育兩大基礎。

這兩大基礎結合起來，就能夠充分開發每一個人的潛能，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個性，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這兩個基礎，我是持樂觀的態度的。信息技術肯定要發展，網絡技術肯定要發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區，那么，國家也要重點幫助它。早一點實現網絡化。腦科學，不斷多少困難，多少深奧，肯定也會發展，現在，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是空間提高，但是，人類駕馭自己的能力在不斷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這次9.11事件發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覺得這恐怖行動是人類道德的破產。所以，全世界應該反對的，但是，我也反對用恐怖來反對恐怖。我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上帝死了，人類沒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學者都說了，中國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們要向中國來請教，幾千年來，中國沒有一個上帝，但是中國人的道德，為什么5000年一直綿延不絕？很好，所以，他們要到中國，到東方來請教。

英國的有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他也講，21世紀的希望，在中國。他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上，因為，科學技術肯定中國要發展，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中國又如何？所以我們在討論21世紀教育的時候，大家都把目標集中在網絡化技術化這個對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腦科學的發展，這也對的，但是，德育問題怎么辦？我今天講現代化的德育問題，就是這么來的。

那么，為什么德育問題解決不了我覺得，在我們國家來說，主要是三個問題。這在我們的提綱里面講了一個就是對于工作的觀念保守，我們老是老的標準，來衡量新的問題，德育觀念是在發展的，比如說，中國人強調忠，過去強調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來就批判了，當然后來有個回潮，但是也很快就過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們的國家，忠于我們的民族，忠于我們的人民，這個概念就起變化了。比如說，競爭，我們中國人歷來是主張謙讓，現在，提倡要競爭，我也想過，機關改革的時候，干部要競爭上崗，他跑到臺上去就要講，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擔任這個工作，我如何如何，他這樣講，他不能說，我這個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經驗也不行，大家說，你自己都認為不行，誰選你？所以一定要講自己很行，所以，觀念在變化。

第二，對德育的內涵，理解得太狹隘了，我們不是把德育當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當成一個行為規范教育，其實，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僅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僅僅是行為規范。我認為，德育的內涵應該擴大到我這個標題里面講到的人文精神的培養。這個下面還要說到。

第三是方法簡單，我們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輸，就是社教，我們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一句話，列寧講，馬克斯思主義要靠灌輸，這個話是對的。有灌輸因素，但是，德育不能僅僅靠灌輸。

第四個問題我就講，應該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設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兩個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種在里面的一顆莊稼，我是這樣來比喻的，當然任何比喻都是樸素的我想這樣的比喻也可以考慮，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種在里面的莊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莊稼，這個莊稼是長不好的。

當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這個問題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人文精神，應當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養，人生態度，道德修養，愛國情懷，精神世界，價值觀，人生觀，等等都應該包括在里頭。

道德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種歷史的積淀是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國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這種地區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這個地方的人，人文，我認為這是好事，正因為有這個，所以，中國的道德能夠2000年5000年延綿地發展。

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到現在2000多年了，國家政治統一了，教育統一了，文字統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頻繁，但是，我剛才講到的吳越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巴蜀文化，還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沒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預見，今后1000年，中國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會不會化掉我想不會，不但不會，我們還有意識地要保留，要發展，要弘揚它。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來文化，比如科學精神，民族精神我們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個觀點提出來就是人文精神會不會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幾百年里頭，甚至上千年里頭，會不，我這個結論，比較武斷，向大家請教。

第四篇：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稅收學》 課程結課論文

論文題目: 淺議稅收效率與公平

院系：姓名：學號：

提交論文時間：任課教師：

目錄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稅收公平的內涵

稅收效率的內涵

稅收的行政效率

稅收的經濟效率

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

二、稅收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相容性

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

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

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

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

納稅人素質不高

稅收環境不夠理想

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

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

改革稅收行政

摘要：本文通過對稅收效率與公平內涵的闡述，進而說明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并提出了如何處理兩者之間關系。本文重點則是通過對前文的闡述，揭露目前我國稅收中影響公平效率各種因素，并筆者提出解決意見。

關鍵字：稅收 效率 公平因素 建議

一、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1、稅收公平的內涵 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在亞當·斯密的稅收四原則中，公平原則列為首位。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征收，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公平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納稅人同等對待，以便為其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競爭環境。

2、稅收效率的內涵。稅收效率原則指的是以盡量小的稅收成本取得盡量大的稅收收益, 它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稅收的行政效率。它要求稅收的征管費用和奉行費用最少, 即必須建立簡便高效的征收管理制度;

（2）稅收的經濟效率。它要求征稅所帶來的超額負擔最小和額外收益最大, 即在市場機制生效時保持稅收中性, 使資源按照市場規律得到有效配置, 盡量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當市場失靈時,運用相對的稅收中性, 即適當的稅收調節來彌補市場缺陷, 以獲取盡可能多的稅收額外收益, 從而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轉;

（3）稅收的社會生態效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 經濟發展應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最終目的, 因此作為經濟調節手段之一的稅收必須具有前瞻性, 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稅收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1、效率與公平的相容性。稅收的效率與公平是密切相關的，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是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的。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沒有效率，公平只是淺層次的公平，即使形式上留有公平的痕跡，也不過是無本之木。另一方面，公平也是效率的前提。因為失去了稅收的公平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高增長，效率的標志就無法反映。可見，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不能顧此失彼，應該將相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2、公平與效率的不相容性。公平與效率歷來是一對難解的矛盾，其間存在著很深的排他性。要么強調效率以犧牲公平為代價，換取效率的提高；要么強調公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公平的實現。

三、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關系的處理。

我國正處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國的根本任務。因此，只有效率優先，低消耗、高產出，保障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經濟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財富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質基礎，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擺脫貧窮，并通過福利、救濟等辦法來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堅持效率優先，并不是說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來換取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著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會導致占比重相當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購買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第二，實現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如果低收入者通過主觀努力和勤奮勞動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便會損害效率，甚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現在，我們一方面應堅持不懈地發揮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堅持公平稅負，鼓勵競爭；另一方面，要強化稅收在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調整稅制結構。

四、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因素及其處理建議

1、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

（1）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稅收職能的實施

擅自越權制定減免稅優惠政策。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外資投入，政府作為招商引資的代言人往往需要一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或出于加速地方經濟的發展，或在招商引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過程中需要出臺一些保護政策，有“優惠政策”就來投資，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社會投資競爭環境。

地方稅收任務層層加碼。稅收計劃是各級稅務機關每年既定的工作目標，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財政收支平衡，往往忽視經濟增長因素，不問稅源多少，層層加碼，年年無條件遞增，導致稅務部門的壓力逐年增大，越窮越收，越收越窮。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婆媳關系沒有得徹底解決。盡管各級政府普遍進行了全民普法教育，稅務部門也采取多種形式的稅法宣傳，人們的依法納稅意識還是很淡薄。在稅收執法過程中有個別甚至是政府的領導出面打招呼、說情，其目的很明確，就是阻撓稅務部門依法做出的處理決定無法執行，造成行政執法不到位。

（2）稅務機關執法中也存在不少問題

執法不嚴，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現象仍然存在。有些稅務機關執行征管法規定的加收滯納金、處以罰款等規定不嚴格，處罰不力。個別稅務人員政治、業務素質不高，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執法程序不正確，導致納稅人對稅務機關提起行政訴訟有所增加，稅務機關稅務行政訴訟案件增加。

稅務案件處罰方面有的未及時執行到位，有的甚至無法履行。在實際稅務執法過程中，一些納稅人，尤其是個人承包，被發現偷稅或其他違法行為不能及時追征，執法者很少依法運用《征管法》賦予的強制執行措施、稅收保全措施等該用的執法手段。

過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與政策。稅務部門組織征收的稅款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稅收任務的增長幅度均比較高，長期以來，我們的稅收計劃不是根據GDP發展變化來確定，而是根據上年實績加上計劃增長率來編制下達。

2、影響稅收效率問題的因素及處理建議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稅收效率偏低，稅收管理潛力仍然很大。從稅收征收成本看，申報納稅、繳納稅款、聘請代理、咨詢服務等方面的開支很驚人。另外，從稅收征管質量來看，也亟待提高，如每年由于從偷漏騙逃稅和越權減免導致的稅收流失都在上百億元，無疑也說明征管質量差，稅收效串很低。

造成稅收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

（1）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征管技術不高。現在全國省以下稅務機關設置兩套機構，本己龐大，而一些地方的征收機關還是按行政區劃設置，稅務人員數量一再擴充，1994年以來已基本翻了一番。但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及征管水平卻不盡如人意，不能做到應收盡收影響了征管效率。稅務稽查計算機選案無法完全實現。現代化征管要求與落后的技術水平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觀上制約了稅收征管的效率和質量。

（2）納稅人素質不高。雖然經過多年稅收宣傳，全社會整體納稅意識有所提高，但在市場化進程中，許多新辦企業、新興業戶對稅收的本質功能仍缺乏應有認識。農村地區、零星稅源分散隱蔽很多私營業主、個體業戶賬證不全，遲遲不辦理登記。使稅務機關無法實行稅務監控。納稅人素質參差不齊、影響了整體納稅質量，干擾了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競爭秩序，是制約稅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3）稅收環境不夠理想。從經濟環境看，在走向市場經濟之初的現實經濟運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經濟”，由于信息不靈、政策的貫徹難度大，給稅源的監控帶來很大困難。從文化環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納稅人法制現念和納稅意識很差，稅收法規的執行不僅得不到納稅人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計地逃避納稅義務，有的甚至抗拒、敵視稅務執法行為。

3、影響稅收公平與效率的處理建議

（1）針對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采取的對策

加強稅收宣傳，強化服務意識。全社會都要重視稅法宣傳，把稅收法律納入全社會普法教育內容，使稅收法規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使不知稅法的人知道稅法的人更加熟知，并幫助他們了解稅稅收規定的義務和責任，讓公民真正認識到依法納稅是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在加大稅法宣傳力度的同時，要為納稅人提供優質而便捷的服務，以便每一個納稅人都能及時、準確地了解、掌握自己應盡的義務以及如何履行其義務，促使納稅人更加關心稅法的變化和結果，及時自覺地申報納稅。

內部加強法制培訓教育，提高執法人員素質。針對執法者執法手段不硬不敢執法的問題，開展法制教育，提高執法人員法治意識，克服畏難情緒，增強執法者的事業心、責任感；要求執法人員熟知國家稅法、行政法規和執法程序，提高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建立稅收征管法律體系。稅收征納行為要以稅收法律為準繩，其前提就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建立與我國國情相符合的，反映稅收征管規律的，科學嚴密、切實可行的稅收征管法律體系，使稅收征管全過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針對影響稅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對策

樹立正確的稅收效益觀念，加強對稅收成本的管理。征稅成本是社會演源的一種虛費，應盡可能降低到最小跟度。鑒于現實狀況，提高稅收效率，至關重要的是以法的形式，規定整個稅收征管活動。所以應盡快出臺稅收的根本大法一一《稅收基本法》，修訂現行《稅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各項法規。使稅收效率的提高有一套法律法規作保障。還要改變實際工作中單純“以收入論英雄”的做法。把稅收效串作為考核稅務部門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建立評價稅收效率的措施體系。

改革稅收行政。①合理調整機構，推進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稅務人員素質。解決好機構林立。人浮于事的問題是降低稅收成本、提高稅收效率的必由之路。應按經濟流向，本著精簡機構、便于管理、經濟科學的原則，收縮基層征管機構。②加快微機開發利用進程。改善稅收征管條件。以微機技術代替手工勞動，可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③推行稅務代理，健全協稅護稅網絡。隨著經濟的發展，稅務機關的工作量及管理難度都在加大，推行稅務代理制度，把本該由納稅人自己辦的事，從稅務機關分離出來，把服務工作推向社會，減輕稅務部門自身負擔，相應減少了稅收成本。另外，由稅務代理人向納稅人提供專業服務。雖也要收費、但比納稅人自己去納稅要有效、簡約和順利多了，從而節約了納稅費用。從另一側面提高了稅收效率。

參考文獻:

1、《試論實現公平與效率稅收調節機制的演進》；王俊。焦作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3 卷, 第4 期, 2002 年12 月Jour nal of Jiaozuo I nstitute of T echnolog y(Social Sciences), Vol 3, No4, Dec 20022、《稅收效率和公平原則的理論與稅收完善》邱泰如 中圖分類號： F810．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2382（2008）12－0039－053、《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收效率與公平原則》馬發驥 王順安 《稅務研究》 Collections of Main Arguments 2005年第8期 總第243期

4、《稅收公平與效率關系再認識》 呂偉 四川財政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

5、《影響稅收公平執法的因素及對策》 2004-5-14 13:17 來源：稅收法規網

6、《關于稅收效率問題的探討》2006-4-4 0:07、《淺議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及其關系》

第五篇：公平與效率論文

公平與效率：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摘要〕探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能脫離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是實現率與公平統一的實踐基礎和目標，應該在二者關系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不同維度來把握二者的辯證關系，任何將二者關系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關鍵詞〕效率與公平，國情，共同富裕，共時性，歷時性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富差距愈益拉大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自從黨的十六大提出“更加關注社會公平”的觀點以來，對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爭論就沒有中斷，而且隨著我黨科學發展觀和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如何對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儼然成為一個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筆者也在不斷地思索，時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

筆者的基本觀點是：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是具體的和歷史的統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歷史的統一；二者在統一過程中何者“優先”、何者“兼顧”必須視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而變化，而不能一成不變。

一、中國的國情：探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

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有關理論，在一種純粹抽象的經濟學理論或經濟統計數學模式中推演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公式，即使推演出來了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因為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存在于所謂一般的、理想的或線性的經濟環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之中的。所以，筆者認為，如今我們探討二者的關系，一定是在二者關系在某種環境中遇到了困難的時候和條件下，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復興的過程中。這一社會歷史背景和具體國情絕對不能舍棄。中國的國情不是可有可無的外界變量，二是內在于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及其歷史變遷之中的，或者說二者的本質關系只有在中國具體的、變化中的國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之中，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斷變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實現和展開。任何脫離這一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國情來談論二者的關系，無論其數學模型如何精致、邏輯推理如何縝密，也是沒有意義的，難聽點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教條主義（或者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是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我們有十三多億的人口，城鄉、地區和社會階層的差異巨大，龐大的經濟總量與極小的人均產值，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顯著的不平衡，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的二重性，我們在體制上、政策上高風險的嘗試性探索等等因素，都會使得任何科學的理論在實踐中變得面目全非。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實施效率與公平關系的理論和政策措施時所必須高度關注的；再說一遍：這些因素不是無關的可以忽略不計的“噪音”，而是我們必須實踐于其中的條件、環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基礎和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價值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們的一切發展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認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目標。“富裕”指示著效率，沒有效率的發展不可能實現富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增加，而效率無非是以最少的代價（時間、資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獲，無效率的經濟過程至多是簡單再生產的維持，而不可能有財富的增加。有效率就會有富裕，這具有必然性。為了富裕必須追求效率，這是追求富裕的歷史規律的客觀要求；舍棄效率不僅違背實現富裕的規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徑都只能是緣木求魚。這一點無須多加言說，無數的經濟學著述對此作過有說服力的論證。

筆者所強調的是，我們的目標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體現。沒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數人的富裕——極少數人的富裕，從而也是部分人的貧窮——多數人的貧窮——絕大多數人的貧窮。這毫無疑問也是歷史的規律。這個“共同”就是全體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機會、條件和環境，平等地享有共同發展的成果，這就是公平。為此我們在政策的決定和執行上、制度建構上、運作體制上、激勵機制上都要使全體人民在平等的起點上、在平等的條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資源、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沒有社會性質的差異，但富裕不是無主體的富裕，它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和存在狀態卻是有社會制度之別的，而“共同”則從生產關系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富裕，才從本質上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貧窮固然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只有少數人的富裕就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因此，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首先表現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具體地統一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實踐之中。離開共同富裕談論二者的關系就是抽象的、無益的。

對此還可以從另外兩個角度來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從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才能達到富裕；只有堅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堅持產品的“按勞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追求效率，而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就必須追求公平；沒有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沒有公平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鞏固。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沒有效率的公平和沒有公平的效率都是違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的，也就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我們必須在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方面來理解和把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完善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效率寧可不要。

二是，單純從經濟制度意義上來看，我們將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單純機械地理解為它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或者就是服務于、服從于并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顯然這兩種理解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主從關系上是有區別的，暫且不論；另一方面，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本質趨向是公平——全體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等，市場經濟的本質趨向就是效率——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高效率地獲取（創造和分配）財富，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就會有不同的實際表現：或者是講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從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學界大多數論述均屬此類：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為它在有限范圍內能夠提高效率）；或者是講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從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對此學界的論述較為罕見）。筆者認為，由于社會主義對于我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總體性、決定性和統帥性，市場經濟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就連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的口號），因此總體上講，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后者：效率為了公平，效率服從公平——這也符合鄧小平同志關于“先富”和“共富”關系的論述，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顯然部分先富就是講求效率的結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即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共同富裕對于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是烏托邦。

三、不同“經濟單位”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共時具體性

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現狀錯綜復雜：歷時性的不同性質的生產力共時存在并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使得整體的生產分工鏈條上的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不同的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既然任何經濟單位都必須面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那么就有一個具體地如何處理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二者之間“何主何從”的關系。通過體制改革，就是要讓那些有條件并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地區、行業、部門、產業、企業和人（簡稱為不同的“經濟單位”）高效率地先富起來；而對于國家來說，這部分地先富絕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為進一步實現全體共富創造條件。不服從公平的效率即不服從全體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其后果已經有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以為佐證。

再細致些說，效率與公平的幾種關系組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抑或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窩蜂”式的關系，而且即使對于同一個“經濟單位”也是靈活的、變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國家發展的同一個時間點上，不同的經濟單位可以靈活地采用上述關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在確保微觀效率的前提下，通過效率與公平的不同關系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積累來推進公平的實現。因此筆者反對那種中央一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一陣風地全國上下、各經濟單位都爭先恐后地惟效率馬首是瞻，中央一說“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就一窩蜂地都無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從總體高度，根據發展中出現的關鍵和突出問題來明確二者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這個具體階段的一般關系，各個“經濟單位”則應該在有利于實現國家根本目標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宜的關系組合。這就叫實事求是、因情而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看來，任何把二者關系公式化、機械化、教條化的做法都是違背辯證法的，因而在實踐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組合：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歷時具體性

以上論述表面：只要為了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可以進行靈活地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問題是整體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確的。而當那些先富起來的部分已經足夠地富，而未富起來的部分已經極端地貧，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經不能夠再繼續保持富裕，或者蘊藏著極大的社會穩定危險的時候，就說明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不及時恰當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然導致先富和未富部分兩敗俱傷、前功盡棄，這時旗幟鮮明地提出并實施“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口號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現實的歷史進程不會這么機械，筆者認為，在大多數時候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該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須通過有效率的手段來實現，效率雖然是手段，但當不講求效率連生存也有問題的時候，效率就是至高無上的；但這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它要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而變化。

共同富裕的確首先是一個目標，但不是所謂“最終的”、與具體過程無關的“目標”。共同富裕也是一個發展過程，是這個過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個環節的必然結果，因而也必然規定整個過程的本質；一個與共同富裕無關的社會歷史過程，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過任何手段就可以實現的；不通過與共同富裕有本質聯系的手段，也斷然無法實現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統一。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就深刻表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也是達到共同富裕即實現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實際上也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隨著共同富裕的發展水平以及所突現的不同問題，而決定效率與公平關系的不同組合，這也是實事求是、因情而異。那種把鄧小平同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教條化的做法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思想精髓的。

總之，筆者認為，在目前的情勢下，從國家和社會發展整體上考慮，根據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把社會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無疑是符合我國國情及其變化和社會主義發展實際的明智之舉，否則將鑄成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災難。目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統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使二者保持適當的歷史張力，處理好二者之間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具體關系，在必要的時候、必要的領域、必要的“經濟單位”實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只要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