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犯罪與刑法的觀后感

作為一名大二的法學學生，在自己的前一段時間的學校生活中，我做了如下的總結。首先是最為重要的學習部分

1.對于法學的學習，尤其重視勤奮與多看書。在大一的這一個階段里，我在充分接觸大學的課余活動的同時，也努力地學習文化知識。每一門課能夠進行復習與預習，按時地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在課余時間能夠多問問老師問題，能夠與學長學姐進行學習上的交流，希望通過互相的溝通能夠更加有效率地學習法律，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法律人重視的效率與利益，在大一的學習中，不僅學習到了學習知識的方法，而且還和同學們互相交流了相關的學習心情與感受。大家雖然起步覺得很困難，但是有了那么多的人的幫助，也就將困難克服了。除了專業課，還有公共課的學習，例如英語的學習，我能夠做到與老師時常地交流學習心得，多多與老師溝通，鍛煉口語，多多調動課堂氣氛，與同學一起在課堂中歡樂地學習知識。

然后我還積極參加了本系的一系列活動，例如模擬法庭活動，我和同學積極參加活動，一起討論相關的事項，熟悉法庭的相關程序，一步步逐漸了解，然后和其他同學一起呈現給大家一場精彩的活動。

2.對于思想方面，大一第一學期加入了分院的入黨積極分子，在黨課里積極回答問題，與

學姐共同組織相關的課堂內容，而大二第一學期加入了院的入黨積極分子，能夠按時上課，認真聽講老師的上課內容，積極思考老師在上課的問題，希望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自己一定會努力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為大家服務。

3.生活方面，也要做到一名標兵，和班級同學和睦相處，大家每天歡樂地度過，共同分享

歡樂與痛楚，11法一就像一個大家庭，我和大家一起決心努力有意義地度過大學四年，不枉四年的生活。同時和學長學姐也能夠歡樂地相處，一起交流學習的心得，一起分享學習成功的喜悅與有事失敗的感傷，生活中的我可能有點慢熱，但熟絡了以后，大家就會感受到我的歡樂，我能給大家熱情與歡樂，以及真摯的情誼。

4.工作方面，大一我擔任的是分院的組織部干事，在大一的這一年里，我能夠按時完成部

長交予的任務，能夠和學姐一起商討有關的問題，工作方面要做到有自己的見解，是問題簡單化與效率化。大一有關組織部的事項我都與部長和同事一起共同完成。有相關的是團員證的補辦與收繳，五四評比，還有每月的團日活動以及分院的黨校培訓還有團干培訓等等一系列的活動，雖然有時候會覺得很累，但是很幸福與同學與部長一起經受鍛煉逐漸成熟的時光。

5.志愿者活動是貫穿大一時期的活動。在大一，我參加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動，有法學系的相關品牌活動，如法律移動超市，模擬法庭等等的，還有文學系的關愛自閉癥兒童的活動以及關愛老年人的活動，只要一有空，我總會抽出時間，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樣讓我自己也感到很快樂，一種幫助的快樂。

大學的生活豐富多彩，我堅信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能夠度過地更加有意義，雖然有時學習很枯燥，有時候工作會很困難，幫助別人會被人誤解，和朋友相處可能遇到摩擦，可能有更多的淚水和汗水，但是我一直秉持一個信念，在大學里好好度過每一天，那就好了，有了目標，有了堅持，相信接下去的兩年不到的時間，生活會更加精彩，我的學習之路會更加璀璨.

第二篇：論犯罪與刑法讀后感

讀犯罪與刑罰有感

——刑罰與人類的自然情感

“神明啟明、自然法則和社會的人擬協約，這三者是產生調整人類行為的道德原則和政治原則的源泉。”人的自然本性屬于自然法則。在《論犯罪與刑罰》中，貝卡利亞強調法律的制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遵循人的自然本性。法律作為道德的底線，理所當然的要考慮到人的自然情感。

宣誓，看起來是能夠獲得真相的保證，似乎宣誓了，審判中的人們就會誠實，似乎“為了使他誠實可信”，才“要求他進行宣誓”。可從人的自然情感出發，宣誓不是一種權利，而是在逼迫被告人必須說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變相認罪，使自己陷入有可能受到制裁的境況，也就是“通過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毀滅的行為變成義務”。正如宗教壓迫人性，強制人們只考慮對上帝的忠誠，不顧自己的利害得失，事實證明，人的本性會要求人為自身利益考慮，宣誓的力量不及誘惑的牽制。因此宣誓這種違背自然法則、人類本性，虛有其表的宗教無益于審判，何不取締之？正如書中所言，“這種宣誓是何等的徒勞無用”。

刑訊，如同神明裁判般對被告人的折磨，不同的則是神明裁判是在肉體上對被告人進行折磨，而刑訊則是在精神上虐待被告人。刑訊是比宣誓更為嚴重的形式，一直在挑戰被告人的為自己著想的自然感情，讓被告人為了不再承受痛苦而指控自己。無辜者在被刑訊時承受著更大的痛苦，因為他不是罪犯，卻不得已要忍受殘酷的心理折磨，為了暫時擺脫對自己的不公平待遇，他們只能選擇承認自己是罪犯。而罪犯則清楚，自己犯了罪，承受刑訊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只要自己熬過刑訊，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不用接受接下來的懲罰。而且由于“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因此，1215年開明的英國《大憲章》廢除了刑訊，1734年的瑞士對普通犯罪廢除刑訊。

死刑，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人們將一小部分利益讓出，從而保護更大的利益的手段。法律的執行者對某個公民判處死刑，只能是因為該公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潛在預防犯罪的危險或者社會混亂，除處死該公民無它法。應該說每個人的自然本性中都不樂意將自己的生命讓予他人或者他人制定的制度來保管，尤其是一個濫用死刑的君主或制度。死刑這種不宜過多使用的刑罰，只是暫時的震懾人心，并不能真正的統治人們的畏懼感。相反，死刑使犯罪的人覺得一了百了，死了就不必承受自己的惡果，不用忍受漫長的監禁的煎熬。“我們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極端的但短暫的痛苦，卻經受不住時間的消磨，忍耐不住纏綿的煩惱。”

刑罰需要寬和。“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再重蹈覆轍”。也就是制定刑罰是為了在犯罪發生后，讓該行為人和其他人認識到犯罪會承擔一定的后果，因而避免犯罪。目的已明確，那么不能達成目的的法律不就可以被取締？舉死刑為例，人們的心靈順應著死刑的殘酷而發展，漸漸的，也就對死刑麻痹了，震懾力已遠遠不足。因為不管如何，人的自然本性是無窮大的力量，“刑罰的殘酷無法超越人類器官和感覺的限度”，倒不如順性而為，降低刑罰的強度，以如監禁和教育的方法改造犯人。

法律是為人類服務的，因此，它的制定必須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而不是只想著如何用殘酷的刑罰威脅人類，而是利用人的自然感情，有效的達到刑罰的目的，即罪刑相適應的懲罰罪犯，讓罪犯承擔自己作下的惡果，同時，警告世人不得觸犯法律中的規定。

人文與法學學院20103084010310級法學（1）班陳凱琳

第三篇：《論犯罪與刑法》讀后感2000字

《論犯罪與刑法》讀后感2000字

原創： 唐勇輝 浙江凱信律師唐勇輝

在浩如煙海的法學著作中，有本著作絕對堪稱曠世經典之作，它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學者特薩雷·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近日，我閱讀了該書的中文譯本，翻譯者是黃風，由中國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要想比較好地理解一本書的內容，必須先從了解作者的時代背景和作者其人入手，這樣可以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要表達和傳遞的思想。貝卡里亞（Beccaria）于173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蘭，20歲便從帕維亞大學法律系畢業。當時正處在歐洲啟蒙思想運動時期，貝卡里亞熱愛讀書，思想如椽，論理雄辯，他不僅興趣廣泛，知識體系寬廣，而且極富想象力和邏輯力。貝卡里亞在24歲那年發表了一篇關于經濟學的論文。25歲那年寫下了《論犯罪與刑罰》一書。該書的出版，在當時的歐洲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貝卡里亞也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歡迎和尊重，當時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積極的肯定。該書的問世，好比黑暗中刺破夜空的閃電，又好比撕開烏云的陽光，給了當時的歐洲社會以極大的啟發。我認為，只有具有極強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只有具有極強的知識體系和邏輯推理能力，只有具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真理的無限向往，才能寫出這樣的驚世駭俗的文字。如果沒有超乎想象的對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極大的勇氣，25歲的年青人也不敢寫出這么一本書。我想這也是他為什么在當時和后世受人稱贊和佩服的原因吧。

在《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里亞提出了很多的觀點。其真知灼見，痛陳社會沉疴，而且提出了解決辦法。伏爾泰語重心長地寫到：“《論犯罪與刑罰》這本小書具有寶貴的精神價值，好似服用少許就足以緩解病痛的良藥一樣。當我閱讀她時真感到解渴。由此我相信：這樣一本著作必定能消除在眾多國家的法學理論中殘存的野蠻內容”.就篇幅而言，該書絕對只能算是一本“小書”,全書就六七萬字而已，還不如現今很多法學博士的學位論文的字數多。但是，這本書的確是很偉大，該書提出了很多為后世所采納的刑法學觀點，如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刑罰人道化等。

該書不僅僅是本刑法學的書，它所涉及的法學學科很多，包括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立法學，社會學等豐富內容。足見作者的知識體系的龐大，邏輯思維的嚴密。雖然，任何的事物都是有時代局限性的，但是，時隔200多年，作為后世學習法律之人的我們即便是站在21世紀審視這本書，依然覺得它的思想中散發著民主和自由的精神，這正是我們這個社會和時代往前發展的趨勢。我們要發展經濟，沒有好的物質基礎，我們一樣很難實現自由，因為那樣的話，很多事情都會因為囿于物質條件而做不了。同時，我們也要自由，要民主，沒有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不是真正的現代社會，沒有民主的現代化，()所有的現代化都是自欺欺人的。

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是基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上帝創世說而展開的。該書認為許許多多的人為了自己大部分的自由而分割出小部分的自由給君主而形成的自由的集合就是君主的公權力的來源。同時他認為除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上帝外，沒有人可以自命公正地處罰任何人。而我們國家的法學理論是建筑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石上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是統治者鎮壓和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在貝卡里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法律是維持社會民主和社會正義的契約。在法律面前，人人生來平等。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如果沒有階級的話，是不會有國家和法律的，正是因為有了階級對立和階級剝削，所以才需要法律和維護的統治秩序。

可見，我們社會主義的法學和資本主義的法學在理論前提上是存在很大的區別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借鑒他們思想中的積極成分和科學成分。所謂“取其精華”.在貝卡里亞的這本書中，雖然沒有大篇幅地振臂大呼民主和自由，但是，作為讀者的我卻在書中看到的都是閃耀著理性光芒的思想，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反對君權，反對神權，反對暴政。雖然沒有大量筆墨地寫民主，但是卻無一處不在譴責著當時的野蠻的刑事司法制度。這集中地反映在貝卡里亞對于刑法原則的論述，對有罪推定的論述，對死刑的存廢的論述等篇章中。

合上《論犯罪與刑罰》這邊小書，腦中一直想著書后最后一句話，那句話實在是本書的精華所在，堪稱真理。“為了不使刑罰成為某人或者某些人對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從本質上說，刑罰應該是公開的、及時的、必需的、在既定條件下盡量輕微的、和犯罪的并由法律規定的”.這句話很睿智地道明了現代刑罰的幾大原則：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審判公開、刑罰及時性、刑罰及時性、刑罰人道化。縱觀本書，盡管并非無懈可擊，200年后的我看來它也有其時代局限性。但是，這本書所閃耀的精神是最耀眼的，這也使得它成為歷史上最耀眼的刑法學著作。所以一代代又一代的讀者會繼續閱讀它。我看到最多的是貝卡里亞那個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心、那顆熱愛生命，尊重生命的心、那顆散發著理性與博愛的心。因為有了很多象貝卡里亞這樣的學者、智者，人類的知識寶庫才會如此豐富。感謝貝卡里亞，因為有了他的智慧和勇氣，我們后世才能看到這么經典的刑法學著作。

第四篇：第四課 刑法與犯罪

第四課

刑法與犯罪

刑法可以被定義為界定犯罪及其懲罰的成文法分支。犯罪是一種可能被州提起公訴的為法律所禁止的作為或不作為。如果一個人因觸犯法律而被確定有罪，他將依照程序收到懲罰。典型的刑罰方式包括死刑、監禁、罰金、開除公職或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和返還財產。

民法與刑法

民法與刑法存在重要的區別。民事違法通常被稱為侵權（源自法語，意指錯誤）。侵權包括對他人或他人財產過失或故意的侵害。因此，如果煙囪因為屋主的疏忽而落在他人的財產上導致對汽車的損壞或對他人的傷害，一起民事侵權由此產生。然而，如果屋主故意將煙囪推向他人或他人財產，那么他就同時構成了犯罪和侵權。這個例子表明犯罪與侵權之間的主要區別特征為：犯罪被認為是一種對全社會的損害，然而，侵權被認為是被卷入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私事。如果被煙囪損壞的汽車的主人拒絕提起民事訴訟，則那個屋主免于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然而，如果煙囪是故意推倒的，即使被損害的一方拒絕提起訴訟，州也將提起公訴。

犯罪與侵權的第二個區別是提起訴訟的主體不同。當涉及犯罪，由特別指定的州檢察官或聯邦官員推動整個訴訟程序的進行。但在侵權訴訟中，一方針對侵權人的訴訟通常是聘請律師進行訴訟。

第三，盡管犯罪人可能被要求想社會或受害人提供一定形式的金錢賠償，附加的刑罰任然可以使用，這些刑罰包括罰金、緩刑、監禁、開除公職，甚至死刑。除罰金之外，其他的救濟方式在侵權法上都是不可用的。并且，侵權損害賠償主要是金錢的賠償。

最后，在民事訴訟中，提起訴訟的人獲得的賠償稱為賠償金。民事損害賠償的分類包括：一般損害賠償、特殊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一般損害賠償對特別的和可證實的損害進行賠償。特殊損害賠償金對精神損害進行賠償。最后，民事法庭有時（雖然這種情況極少出現）也會判令加害方向受害方支付懲罰性或警示性的賠償金。如果發現行為人的行為是故意無視他人的安全或幸福的結果，則可依陪審團的自由裁量或法令的規定判處懲罰性賠償金。在很多案件中，一個人的行為可能同時產生刑事責任和侵權責任。一般說來，任何時候一個人對他人故意進行身體傷害，州都將對他提起公訴并進行懲罰，受害方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以補償民事損失。

實體法與程序法

實體法和程序之間很容易區分。實體法界定犯罪并規定相應的刑罰。這些法律規定散見于地方、州或聯邦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和條例中。程序法規定了在偵查犯罪、逮捕犯罪嫌疑人。確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所必須遵守的程序。這樣，實體法告訴社會哪些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為是禁止的，而程序法規定國家司法機關如何進行逮捕和審判。例如，所謂“米蘭達規則”（Miranda v.Arizona）是程序法的代表。因為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著名判例，警察在執行任務時必須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所擁有的一系列法律權利。只有在米蘭達宣言作出后，警察才能逮捕犯罪嫌疑人，除非警察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犯罪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也就是說，在州開始進行調查之前，已經發生了違反特定實體法的行為，否則在未宣布米蘭達規則之前，對個人的逮捕不合法。

重罪、輕罪與違法 重罪、輕罪與違法之間的區別主要集中表現在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嚴重、法律規定的刑罰或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的拘禁地。州與州之間關于上述三者之間的區分的依據有很大的差別。在某些州，需服苦役的監禁，無論其長短，只適用于犯有重罪的情況下。在另一些州，只有所謂名譽罪才能算重罪，并且由此可能適用監禁刑。事實上，一些州的立法僅僅規定哪些犯罪為重罪，哪些罪為輕罪。但若是分析一下各州適用的法律，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更為普遍的區分的標準：就是根據刑期的長短和服刑的地點來區分重罪與輕罪。因此，任何可被判處六個月以上監禁刑的被視為重罪（盡管有些轄區將監禁的刑期規定在一年以上），而刑罰在六個月一下的犯罪就被認為是輕罪。然而，不要被法官或陪審員們作出的判決所規定的刑期所迷惑。例如，假定一位法官判處被告五個月的監禁，那么，該被告人犯的是輕罪。但是，如果法官有權判處其六個月或更長的監禁，即使他并不這樣做，他（或她）也不能以此逮捕該公民。

區分重罪與輕罪的另一個途徑是所謂在場規則。大部分州規定警察不能因一個人犯有輕罪而將其逮捕，除非罪行發生時警察就在現場。但當公民所犯的罪是重罪時，警察就應該逮捕該公民，只要警官有合理理由認為犯罪是該當事人所為，就必須將其逮捕（即使該犯罪是在警察不在場的情況下做出的）。沒有證人的進一步指正或申訴者的簽名和經簽發的逮捕令，即使警察有合理理由認為公民犯了輕罪，他（或她）也許會判處嚴厲的監禁刑。

違法被認為是輕微的罪行。與輕罪一樣，在審理一般違法案件時，未必會有陪審團的參加并且公民也不會因一般違法行為而被判處監禁。典型的違法行為包括違反機動車管理法規的行為，但并不是所有違反機動車管理法規的行為都屬于一般違法行為。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如果汽車司機因酒后駕車致人死亡而被認定犯有故意過失殺人，那么他也許會被判處嚴厲的監禁刑。

動機與意圖

不熟悉法律的人經常交替使用動機和意圖，好像它們是可以互換的法律概念。人們也普遍認為州必須證明行為者的動機才能確定其有罪。然而，動機與意圖兩個詞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含義。動機被定義為“引起意圖并導致行動的原因或理由”。它表現為對行為的刺激。因此，一個人可能因為憎恨、貪婪、報復、怨恨、厭惡甚至是愛而殺人。但一個人有殺人的動機并不必然意味著他懷有殺人或傷害的意圖。意圖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不法行為時的心理狀態。例如，表面上看，做不完的作業和難過的考試可能是一個學生殺死他的刑法教授的合理動機。但這些僅僅是殺人行為發生的原因（也就是動機）。它們并不必然表明該學生主觀上有殺人的預謀或決定實際實施該行為。“我痛恨史密斯教授因為他讓我不及格”和“現在我要殺了他”分別構成動機與意圖。

也許涉及動機與意圖是出現的混淆是由于刑事訴訟中公訴人及辯護律師對動機一詞的濫用或是極少采用。盡管訴訟中并不要求公訴方證明被告行為的動機，但是，此種證明有助于使陪審團確信被告犯有所指控的罪行。人們一般不會無理由的行為，并且陪審員通常想知道犯罪的原因。公訴方無法證明犯罪的原因并不一定意味陪審團將認定被告無罪。然而，除了那些適用嚴格責任的犯罪，如果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圖（主觀心態，或稱犯罪心態），則必然導致無罪判決。辯護律師可能會討論其委托人的行為動機，試圖為其不法行為尋找一個正當的理由。史密斯有殺害瓊斯的意圖并殺死了瓊斯并不必然意味著史密斯犯有任何罪行。殺人的動機可能推翻所有的犯罪指控。例如，如果史密斯可以證明殺人的動機是出于自衛或防止瓊斯對他人的傷害，這種行為將被認為是正當的，因而是無罪的。動機并不等于行為，除了那些是不作為的犯罪，如果沒有公開的行為（例如，向受害人開槍），就不承擔刑事責任。同樣的，“善良的”動機也并非必然能使行為人免于承擔刑事責任。很多案例可以佐證。其中有一個案子是這樣的，一位父親不能為他的孩子提供足夠的食物使其不致餓死便把他的孩子溺死了。這位父親最后被判處謀殺罪。在People v.Roberts 一案中，由于不堪忍受無法治愈的疾病所帶來的痛苦，被告的妻子要求被告殺死她，這位丈夫向妻子提供了毒藥，法庭判決一級謀殺罪名成立。事實上，對大部分犯罪而言，就算找到一個“善良的”動機也是沒有用的。對這種情況，史密斯教授和霍根教授做了精確的描述：“母親由于憐憫而殺死自己弱智的、遭受著痛苦的孩子和為了謀取非法利益而殺害他人的人一樣都是犯了謀殺罪，因為他們都是故意地剝奪他人的生命。” 公民在什么程度上必須為其行為負刑事責任呢？這個問題其實不很難回答：“公民從事了違反刑法的行為就要負刑事責任。”問題是如何在法律上確定犯罪的構成要件。一般認為，在宣告某人有罪之前必須證明三個犯罪要件。這三個犯罪要件是指：（1）犯罪心態；（2）犯罪行為；（3）因果關系 僅存在發生了傷害的事實并不必然意味著犯了罪。例如，一個人向他所認為的夜賊開槍，并將其打死，但事實上死的卻是自己的妻子，在這種情況下，一級謀殺罪名成立嗎？不一定，這取決于那個丈夫在開槍時的主觀心態，如果他確信他的妻子是個夜賊，那么他就是在沒有犯罪目的的情況下開槍的；但是如果他在作出判斷和開槍時疏忽大意，那么法律任然推定他具有犯罪的目的，這種推定的依據是行為人被指控的過于疏忽大意的行為。

犯罪行為要件關系到犯罪的“行為”部分。因此，如果公民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去做某事，而且事實上他也沒有那么做，則他就不應對其他人的違法行為負法律上的責任。舉個例子來說，一個人目睹歹徒搶劫了一家銀行，他不必負任何法律責任，除非他有法律上的義務去阻止犯罪——比如說，他是一個警察。另外，只要搶劫者沖進銀行并宣布：“這是搶劫，把錢給我。他就滿足了行為要件。” 最后，因果關系是指犯罪心態和犯罪行為兩者與刑法上的危害結果之間必然聯系。因此，如果一個妻子向她的丈夫開槍，但在扣動扳機之前，她的丈夫突然死于腦瘤，在這種情況下，妻子要對其丈夫的死負刑事責任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盡管此時已滿足了前兩個犯罪要件，即犯罪心態（殺人的目的）和犯罪行為（向她的丈夫開槍）。因此，沒有因果關系，就不必負刑事責任。

刑

罰

在美國憲法及人權法案正式簽署生效時，死刑被廣為接受。憲法中唯一提到的死刑的是憲法第五修正案，它寫道“任何人不得被處以死刑或不名譽罪，除非…”

197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Furmm v.Georgia案和Branch v.Texas案中宣布死刑判決。三名被告都被宣布有罪并被判處死刑（Furmarl犯謀殺罪，Jackson和Branch犯強奸罪）。在一份長長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判決書中列出了九種不同意見，沒有真正的多數意見，五位大法官認為在三個案件中，死刑是殘酷和不尋常的。Marshall大法官和 Brennan大法官斷定死刑是完全不被允許的。首席大法官 Powell, Rehnqllist和Blackmum則持不同意見。Furmm案中多數人的立場 五位法官中的多數人都不認為死刑本身是殘酷和不尋常的。他們認為在這些案件中對三位被告施以刑罰的方式是殘酷和不尋常的。同時，他們指出，判處死刑的情況太少從而使它不再是對犯罪的一種威懾，并且，當它被施用時，是以一種有差別的方式施用的。Marshall寫道：“很明顯，死刑的中亞落在了窮人、沒有文化的人、社會地位地下的人等少數群體的身上，他們也最不能表帶自己對死刑的不滿。” 不僅出于多數地位的五位法官每個人都提交了對Furmm案的各自不同的意見，而且，四位持反對意見的法官也分別提交了各自不同的意見。Furmm v.Georgia案之后的死刑

Furmm v.Georgia案五票贊成四票反對的判決使得41個州的死刑條例以及國會的相關立法歸于無效。在Furmm v.Georgia案之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

作為對最高法院這一判決的，大約2/3的州迅速重新起草了他們的死刑法規以限制陪審團的自由裁量權并防止武斷的、不一致的判決結果的出現。所有的新條例都規定了死刑判決的自動上訴。大部分州，例如喬治亞州的新法規，要求復審法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盤考慮犯罪及罪犯的情況，以決定同類似案件相比，做出死刑判決是否是不合適的。并不是每一個州都采用了這樣的程序。在某些州，例如弗里達州，盡管法規沒有相關要求，上訴法院仍采用相稱性審查，在另外一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亞和田納西，則并非如此。

197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喬治亞州弗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死刑法規進行了復審。在加利福尼亞州1984你那判處死刑的Pulley v.Harris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援引該州1976年對Jurek v.Texas一案的判決，該判決維持了加利福尼亞州所采用的死刑程序： 同喬治亞州和弗里達州的死刑程序一樣，德克薩斯州的死刑宣判程序并不違反憲法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通過縮小對判處死刑的謀殺的界定，德克薩斯州實質上認為，一級謀殺案中必須至少有一項法定加重情節，才可以考慮做出死刑判決。通過授權辯方在單獨的判決聽證會上向陪審團提供與各被告相關的任何減輕情節，德克薩斯州保證了其判決陪審團獲得足夠的指導以確保其履行判決的職能。通過對擁有全州管轄權的法院的陪審團的判決進行及時的司法審查，德克薩斯州找到了一種可以做出公平、理性和一致的死刑判決方法。由于這一機制確保了死刑判決不被任意或胡亂施用，因此它并不違反憲法。死刑案件中刑罰裁量的指導標準

死刑與其它刑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嚴厲性及不可撤銷性。在Furmm v.Georgia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死刑不能在有專斷、反復無常的極大風險的判決程序下做出。” 在1984年Pulley v.Harris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查了加利福尼亞州判處死刑時所采用的法律和程序。為偷盜汽車以用于搶劫隱含，Harris殘忍的故意槍殺了兩名十多歲的男孩。殺死兩名男孩之后，Hants還吃完了兩個男孩尚未吃完的漢堡。在考慮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定特殊情節、法定相關因素以及加利福尼亞州所采用的程序之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通過要求陪審團找到至少一個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的特殊情況，制定法將死刑限制在小部分符合條件的案件中。監禁刑

依照早期的羅馬法，監禁作為刑罰是非法的，僅僅用于拘留。監禁同英國的法律一下古老但是以你各國早期的制定法很少將剪輯你作為對犯罪的懲罰。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提到“一州對于本州的犯罪擁有設定刑罰的廣泛自由。”但是一個骯臟的鑒于或是鑒于中殘忍、野蠻的行為都可以構成對第八修正案“殘忍和不尋常的懲罰”條款的違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下列案例與作為刑罰措施的監禁有關。Willams v.Illinois 399 U.S.23590S.Ct.2018 被告在伊利諾斯州被判犯有輕微的盜竊罪并受到州法規定的最高刑罰：為其一年的監禁和500美元的罰金。法庭的判決同時規定如果在一年監禁期滿只是被告不能不付罰金，他可以繼續呆在獄中以抵消罰金，每天5美元。這一條款為州的法律所允許。被告表示他沒有錢，請求在一年期滿后獲得釋放以便讓他找到一份工作來支付罰金和訴訟費。伊利諾斯州最高法院駁回了該請求，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判決：

當然，在這個特定案件中，窮人可能會比犯有同樣罪行的富人受到更長時間的監禁，當然僅是這個事實并不構成對平等保護條款的違反。在各種不同情況下決定適當的刑罰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在完成這項工作時，宣判法官被授予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在處理刑罰問題上，美國憲法允許性質上的差別，而且也并不要求兩個犯有同樣罪行的人受到完全同樣的判決。

州并非沒有能力執行針對那些經濟上無力支付罰金的判決：事實上，不同的結果可能導致反向歧視，因為它使得窮人能夠無代價的免受罰金以及監禁，而其他的被告則要承受一種或另一種懲罰。

為避免因非故意不支付罰金或訴訟費而對窮困的人采取超過法定最高期限的監禁，州通過立法或法官在其權限范圍內均采取了各種各樣可供選擇的方法，在這里，我們不必對這些方式作深入的探究。上訴法院已經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一些已經在一些州得到應用，同時其他類似的方案也在進行各方面的研究。州又從各種已被提出的解決方案中進行選擇的自由，當然，也有可能有新的方案被涉及出來。

我們得出結論，當由于非故意不支付罰金或訴訟費用使總和的刑期超過法定最高刑期時，我們面臨著一種在支付能力方面不允許的歧視，因此，我們認定下述判決無效。Tate v.Shoort，4OI U.S.395, 91 S.Ct.688 被告因在德克薩斯的休斯頓九次違反交通規則，累計被處以罰金425美元。被告稱他沒有錢。法庭要求他在勞改農場干活85天，每天掙5美元以抵付罰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這一判決：

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要求，無論經濟狀況如何，制定法對任何實體罪所規定的監禁的最高刑期對所有被告都應該是一樣的。我們在Williams案中的觀點構成這一結論的前提。既然德克薩斯州對交通肇事制定了僅處以罰金的政策，與平等保護條款相一致，制定法的最高限度不能將懲罰限于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支付則支付罰金，而在一個貧困的被告無法支付罰金時將罰金轉變為人身監禁。在這樣的案件中，監禁的實施并非為促進州的刑罰目的，而是為了增加州的財政收入；被告由于貧困而不能支付罰金，但它被判處監禁，不僅不能幫助州增加財政收入，還會使州負擔被告監禁期間的食宿費用。

在Williams案的腳注19，法庭提法：“我們想要澄清的是，我們今天的判決并不排除有一的拒絕支付罰金或訴訟費用的人判處監禁。”因此，有財產或受人的人也可能因拒付發見或訴訟費而被監禁。沒收財產刑

沒收這一概念及其使用可以追溯到英國法的早期。扣押用于犯罪的財產是對犯罪的一種有力的威懾。扣押犯罪所得利益也是對獲利為目的的犯罪的一種威懾。

沒收首先用于海關違反案件中，例如走私。作為對死刑、罰金等傳統刑罰方式的補充，沒收作為一種經濟制裁，用于船舶、工具和走私貨物的查封。

沒收不僅通過沒收船舶、工具以及貨物對不法行為者進行制裁，同時也可以使國王和政府從使用與出售這些沒收貨物中獲得利益。

沒收的概念隨著英國普通法傳到美國。它多年來以不同的刑事被使用。在啤酒和其酒精類飲料被禁時期，沒收被廣泛用于嘴直和打擊制造、買賣和使用非法酒類的不法行為。今天的聯邦法律不僅授權將沒收用于違禁品，也用于處理麻醉劑。賭博、未繳納稅款的煙草和酒類。例如，美國《受管制物質統一法》第55條規定，沒收不僅用于非法的受管制物，還適用于各種未經加工的原材料、機動車、“已經使用或意欲使用的”交通工具、武器、音像制品和書籍，各種財產，包括現金及其利息。這一條款已被許多州以及聯邦政府所采納。該法案第55條的第5款詳細規定了沒收的程序。

1980年，佛羅里達州根據《佛羅里達州違禁品沒收法案》擴展了沒收財產刑的使用范圍，允許扣押沒收重罪犯的任何工具。根據該法案，用于搶劫的交通工具可以被沒收；犯重罪時使用的金錢和工具也可以被沒收。例如，販毒者用于計算時間的勞力士手表。根據佛羅里達州和其他州政府及聯邦政府法律沒收到汽車、船只和飛機通常由法律執行機關用于執行公務。根據《佛羅里達州財產沒收法案》，市政當局不能減少其警察機構的正常基金。沒收或變賣貨物所得的收入被用于擴大執法機關打擊犯罪的能力。

國內稅收署也會根據稅收留置權沒收被控犯有罪行的人或被判決有罪的人的財產。由于大麻、可卡因和其他麻醉品交易的人通常獲得巨大的利潤卻沒有繳納適當的稅款，因此可以啟動用稅收留置權來制裁這些人。這些人的財產可以被扣押。這些財產可以包括房屋。家具。汽車、立體聲音響設備、音頻設備、珠寶和不動產。（《刑法原理與案例》）

第五篇：刑法前沿犯罪研究

刑法前沿犯罪研究

——不良傳媒對犯罪的影響——經濟法1001班安燕龍3102102015 摘要：不良傳媒對犯罪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些人受電視劇，電影，和動畫片的影響，按照里面的故事情節進行行兇殺人，處理尸體消滅證據，等等，給社會安全和犯罪防治產生了極大地影響。

關鍵詞不良傳媒社會安全犯罪防治凈化環境

我們重點說以下不良傳媒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及特點

我們學馬克思學了這么多年自然知道社會文化對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順乎歷史潮流積極向上的社會文化，對社會發展起著促進作用；違背歷史發展趨勢的不良傳媒，對社會進步起著阻礙作用。有些不良的社會文化則會誘發犯罪。

不良傳媒會改變青少年長期受社會化教育、培養而初步形成的良好社會化傾向，而認同反社會行為，以致走上犯罪。有一學者把社會變化比作青少年的一所特殊學校，認為吸收社會文化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不良傳媒以反社會規范為主要內容，與正面的社會教育背道而馳，而且以大肆鼓吹和美化反社會行為而取悅青少年，如果長期受到這種不良傳媒的刺激和感染，不僅會淡化青少年受社會化教育所取得的積極成果，還會使他們已初步形成的原有良好品德、興趣與需求結構發生變異，認同不良傳媒所渲染的內容，價值取向出現錯位，就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社會主導文化與不良傳媒的不同影響主要有：在人生觀上，主導文化提倡先進的，具有時代特色的，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人生價值觀。培養青少年做一名遵紀守法的公民和對社會有益的人，不良傳媒則是大肆宣傳無政府主義和享樂主義人生觀，主張“人生在世，及時行樂”的處世哲學；在集體觀上，社會主導文化倡導以社會群體為中心，宣傳守紀律、愛集體、講文明和遵守社會分工，按社會需要自我設計社會角色的集體主義精神，而不良傳媒則渲染以個人為中心，宣揚無政府主義自由觀和我行我素的絕對個人主義價值觀。在消費觀上，社會主導文化鼓勵正常的生活消費，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不良傳媒則炫耀盡情揮霍，盡情享受，主張“金錢至上”、“金錢萬能”和“超前

消費”的生活觀。1

上述所及不良傳媒的侵蝕和毒化勢必會影響世界觀尚未定型、思想單純、識別能力較差的青少年，使他們原有的社會價值取向與良好社會化趨勢發生變化。有效的文化隔離帶，凈化青少年文化市場和環境，讓不良傳媒遠離青少年，這樣，我們才能有效的遏制青少年犯罪上升趨勢，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發生。

首先，在心理上進行矯正。有的青少年因為喜歡看武俠小說或暴力電影而離家出走，這表明，青少年在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心理不衛生的問題。人的心理健康與否，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對其成才具有很大作用，從心理學角度來說，人的行為總是受主觀意識支配的，把那些與犯罪行為有聯系的社會心理和不良傳媒等因素消弱或排除掉，就可以減少或控制犯罪行為。同時，要積極對青少年進行有效的指導，使他們奠定增強和適應新形勢的信心，產生和增加學習和生活的樂趣，在精神和心理方面起到健康的發展，成為一個認識正確、情感豐富、意志堅強，性格爽朗、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有用人才。

其次，在預防青少年犯罪上，大力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措施的落實，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一是深入開展法律宣傳教育，增強青少年的法制觀念，在較長一段時間里，校園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跟不上形勢的需要，青少年的法制觀念淡薄，因不知法、不懂法而犯法的現象有增無減。因此，在青少年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把法律交給青少年，提高和增強法制觀念，這是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的首要工作。二是著力提高青少年素質。要高舉偉大旗幟、唱想奮進凱歌、振奮民族精神、服務人民大眾。就是賦予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中，要不斷凈化社會環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要同步發展。發揮經濟基礎的作用，必須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適應新社會的思想意識作為推動物質文明建設的內驅動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四是確實地把法制教育融入課堂，改進教育學方法，開設適應不同年齡段、重點內容不同的法制課，把學生遵紀守法情況列入學校考評內容。2

第三、凈化文化娛樂場所的環境，消除各種不健康的“污染源”。未成年人犯罪有很多是在游戲機房、舞廳網吧里結交的朋友，而被害人也常常是到這些場所娛樂的青少年。高消費和“身邊就能作案”等原因都是誘發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于那些向未成年出售、出租渲染暴力、色情、賭博、恐怖活動等內容的實物、音像制品或電子出版物及利用通訊設施、計算機網絡等向未成年人提供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信息的違法行為，違者要處以罰款，1 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第4版趙秉志：《新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并沒收非法所得。中小學附近禁止開辦營業性歌舞廳、網吧以及電子游戲場所等。各部門要齊抓共管，特別刊業管理和控制，徹底清除對青少年的污染源。

第四，少管所要以“轉化思想，矯正惡習，增加知識，培養技能”為目的，提高教育改造質量，降低重犯率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積極探索教育改造工作的新路子、新方向。努力對在押的少年犯進行思想、行為和心理上的矯治，全面提高少管人員的履行質量，降低重新犯罪率。對一時失足的青少年要及時挽救，拉回到人生的正道上來。

下面我們簡單地說下網絡色情傳播對犯罪的影響。

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信息資源和應用服務。但網絡犯罪與網絡技術同步發展，在網絡上傳播淫穢物品是互聯網與生俱來的毒瘤之一。

有人認為“網上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一般表現為三種形式，即上載淫穢物品、下載淫穢物品和建立展示淫穢物品的超鏈接點” 我認為這種提法欠妥。上載淫穢物品應當區分情況，如果是上載到自己的個人網頁或博客，而并不向他人傳播，僅供自己“欣賞”，這種情況不應當認定為觸犯本罪。1同樣道理，如果下載淫穢物品也是下載到自己的電腦上單純的瀏覽，并不刻錄成光盤向其他人傳播的，也不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而且下載后制作成其他淫穢物品傳播，也不應當屬于網絡傳播。我認為網上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向互聯網上傳淫穢物品、在線發送淫穢物品和建立淫穢物品的超鏈接

傳統的傳播淫穢物品方式比較單一，主要是由行為人在管理疏松的公共場所買賣、展示和放映。而且僅僅局限于一定人群、地域，傳播范圍狹小，效率較低。而國際互聯網連接世界各地，用戶數以億計。在計算機上傳播淫穢物品，其惡劣影響的范圍已經不限于某個國家或某個階層，傳播者只需要建立一個網站或發送淫穢信息，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將淫穢物品傳播至世界每一個角落，并且可以綜合圖、文、音、像等所有傳媒形式，最大程度地對受害者進行腐蝕，其惡劣影響的力度遠遠大于傳統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2

防治以網絡為主體的不良信息傳播已經刻不容緩。網絡就是最大的不良媒體聚集地，他們無節操不底線的踐踏著法律與道德。唐旭：《當前刑法問題研究》，載《西南法學》, 2011年第1期余軍生：《我國的刑事犯罪現狀》，載《河南社會科學》,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