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子夜賞析1
《子夜》賞析
中國有幾句古話:“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這就是說,什么樣的社會背景便會產出什么樣的文學來,我們可說正因為是亂世,所以文學的色調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會背景產生出怨以怒的文學,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學然后造成怨以怒的社會背景!
《子夜》這部作品標志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子夜》是茅盾小說創作中的一部力作,《子夜》以年代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上海為背景,描寫了雄心勃勃的民族資本家吳蓀甫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的相抗衡以及吳蓀甫的最終失敗。作品以高度的藝術概括力,展示了一幅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各種復雜的階級關系、社會關系,并以吳蓀甫的失敗有力地說明了中國沒有也不可能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作品概括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都市社會的基本特征,而且預見了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矛盾先生筆下的《子夜》,是如此令人震撼,令人回味!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復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子夜》中的人物素描也是可嘆的,《子夜》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藝術生命力的人物形象。這些藝術形象是作者匠心獨運的藝術創造,他們在我國現代文學人物畫廊中占據著突出的位置。在這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形象塑造得最為成功。如其中的吳蓀甫,一個響當當的名字,是每一個讀完《子夜》的讀者所了解的。吳蓀甫是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這個典型環境中的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這位野心勃勃的資本家不僅擁有較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且精明能干,有手腕,具有極強的冒險精神。在作品中,這位一心要振興民族工業的鐵腕式人物一出場,就充分顯示出了他非凡的膽略和手腕。他略施小技,就擠垮了陳吟秋的絲廠和陳君宜的綢廠,又和孫吉人、王和甫合伙組建了“益中公司”,一口氣吞并了8個日用品制造廠。這些事實證明,吳蓀甫完全具備了現代企業家的素質,是一個極富有競爭能力的強人。假如吳蓀甫生在一個適合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中,也許他會大有作為。可他偏偏生不逢時,生存的環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當時,在國內,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政權,根本不實行扶植民族工業的政策,反而壓迫、排擠民族工業,再加上軍閥混戰,使交通阻斷,農村經濟凋敝等,這一切使經濟發展遇到嚴重困難。在國際上,帝國主義也因要在中國拓展市場等,對中華民族工業采取扼制的政策。這樣,一心要發展民族工業的吳蓀甫,就不能不面臨著重重阻礙。但是障礙并沒有停止他的前進,他一如既往的進行著自己的理想抱負!《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華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華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于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銳的矛盾和沖突里來時行細致、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里,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發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里,在吳、趙兩家明爭暗斗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
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子夜》氣魄宏大、具有陽剛美,這與描寫工人罷工斗爭的浩大聲勢有密切關系。在描寫工人圍攻吳蓀甫的汽車、包圍裕華絲廠的管理部、全閘北工廠總罷工等場面中,不就充分體現了雄偉博大的陽剛美嗎?這種陽剛美的思想基礎,就是作者矛盾所要極力表現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精神—一種不屈不撓的,永不言棄的精神!
不同的文學作品有著不同的寫作特點,《子夜》也是同樣的,它也有著“社會剖析小說”的特點:具有鮮明的理性特色;人物大多具有典型性和階級性;故事情節的發展與當時的社會矛盾直接有關;這是所有看完《子夜》的讀者一同認為的,這是具有科學性的解釋,是文學的體現,是文學人物的點評!
從藝術性看,這一篇文章樸素無華,語言淳樸自然,字里行間有著一種真實感,毫無矯揉造作之處,這就是矛盾先生的文章,他一貫的文風;從思想上看,這是一篇激烈現代人的文章;從文學上看,這是矛盾先生文學生涯中的一篇巨作,他傾入的是自己一生的心血和自己的理想抱負,他寫進了自己的想法,寫進了自己的感情!
長篇小說《子夜》無論是從思想容量還是從藝術表現上來看,都是一部具有很高成就的作品。也正因此,魯迅等一些著名作家,都曾給予它很高的評價。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子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樣一部出色的小說,實在值得每個人去看、去讀、去研究,它是當時中國工業的一個很好的例子。讀了這一部小說,就相當于了解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對我們的文學方面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和推進作用。
說到《子夜》,它是茅盾有了“ 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企圖 ” 后寫的。《子夜》所展現給我們的是一部民族工業資本的社會命運悲劇──一個剛強有為的民族工業巨子如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政治的雙重擠壓下,又在工農革命夾擊中,一路奔突,一敗涂地。在本文中,文章宏偉嚴密且脈絡清晰。只就開頭、結尾兩章就足見作者的匠心。大上海溫軟的和風在蘇州河上輕輕吹拂,吹得人渾
身酥軟的時刻,吳蓀甫迎來了他為避禍亂來上海寓居的老父。此時的吳蓀甫氣派威風,不可一世。書尾,吳蓀甫慘敗于趙伯韜,廠房、銀行、公館全沒有了。他帶著姨太太到牯嶺消暑,靜悄悄的,灰溜溜的。這一鬧一靜的首尾呼應,不正展示了作者的匠心獨運。
在本書中,單寫了城市工人運動,既已不能表現當時的革命主流,而當時的城市工人運動在李立三路線的錯誤指導之下,雖然聲勢浩大,敵人驚惶失措,而革命力量也蒙受了不小的損失,這就使小說的氣氛,雖有悲壯之處,而大體仍然暗淡,顯不出中國革命進行的偉大氣魄與最后的必然勝利的前景。
《子夜》為我們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首先是魁梧剛毅、紫臉多皰的吳蓀甫。他憑借著游歷歐美所得的見識,雄厚的資金,過人的膽略、智謀和手腕,企圖實現他的幻想;高大的煙囪如林,在吐著黑煙;輪船在乘風破浪,汽車在駛過原野──一個強大的工業王國。然而他生不逢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在人物的塑造上,茅盾實現了他自己的創作意圖:“中華民族資產階級中雖有些如法蘭西資產階級性格的人,但是因為1930年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同于十八世紀的法國,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吳蓀甫的對頭,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也是映入讀者眼簾的重要形象。但是作者并沒有著力正面描寫他,只是通過其他人物的反襯,就活脫脫地立起了一個“公債場上的魔王”形象。他既與軍政界有聯絡,又“同美國人打公司”,“做起公債就同有鬼幫助似的,回回得手”。正是他的回回得手,將吳蓀甫逼進了絕境。對于工農群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工斗爭,缺點更為明顯。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斗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于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勇斗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作者后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點的原因:“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后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
則差的多了。”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斗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可戰勝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同當時頗為熱鬧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有關。這樣一部出色的小說,實在值得每個人去看、去讀、去研究,它是當時中國工業的一個很好的例子。讀了這一部小說,就相當于了解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對我們的文學方面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和推進作用。
第二篇:《子夜》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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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賞析
《子夜》是現代著名小說家茅盾的長篇小說代表作。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烏鎮人。文學研究會重要成員,著名的作家和理論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蝕》(三部曲)、《子夜》、《腐蝕》和短篇小說《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林家鋪子》等。此外還有散文《白楊禮贊》《風景談》等。
茅盾的小說創作和理論研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理論的影響,他的小說用社會分析的方法來透視中國社會各階層,《子夜》、《春蠶》、《林家鋪子》等作品全面反映了中國三十年代社會的廣闊面貌,反映了社會主要的三個階層的生活及掙扎和衰落的過程。小說的理性很強,因此被稱為社會分析小說。
《子夜》發表于1933年,原名《夕陽》,原署名“逃墨館主”。《子夜》所寫人物眾多,可以說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有資產階級,有工人階級,有地主,有知識分子,有軍人和家庭主婦,甚至街頭的地痞流氓。而主要的人物是民族資本家吳蓀甫。
吳蓀甫是1920—30年代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他具有民族企業家的頭腦和雄才大略;具有鐵的手腕和硬干的膽量。他兼并朱吟秋的工廠不擇手段,鎮壓工人冷酷無情。吳蓀甫受到過典型的歐洲資本主義教育,精通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他做事果斷;具有振興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雄心。他賣掉家鄉的土地,投資辦廠,希望中國人生產的商品占領中國的城市和鄉村;他敢于冒險,敢于在中國資本主義不景氣的情況下,賣地辦廠,冒險與趙伯韜合作,甚至為了與趙決一雌雄,抵押工廠。是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鐵碗人物。
但他們的性格又充滿了矛盾性與復雜性。
從個體性格來說,他剛強、果斷,但一旦遇到挫折就顯示出脆弱、沮喪的另外一面。他平素生活態度矜持、嚴謹,但一旦失敗就流露出平庸腐朽的一面。從社會性格來說,更是呈現出兩面性,發展民族工業的勃勃雄心和民族主義的豪情,和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的某種程度的妥協與依賴;果敢與專斷的個性與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先天的軟弱性;“實業救國”的理想與壓榨工人。盤剝鄉村的行動以及害怕工農,仇恨革命運動的心理;資產階級的思想教養與殘存的封建意識,等等。
形象的意義:
① 吳蓀甫的悲劇來自民族資產階級在30年代初期可悲的歷史
處境中所受的社會各種經濟。政治和階級力量相抗衡而產生的合力。
② 小說通過人物的命運,揭示了三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的現實及
城鄉階級關系;揭示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及其破產的必
然性。
③ 說明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國民黨政權統治下,資本主義道路是
走不通的,形象地駁斥了在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中,托派所宣揚的中國已經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謬論”。
這部作品中的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是資本家趙伯韜。他是
1920—1930年代中國買辦資本家的典型。在小說中是作為吳蓀甫的對立形象出現的,這是美國帝國主義豢養而為其服務的掮客。作者著重刻畫了他在投資市場的活動。他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詭詐,他設置圈套勾引吳蓀甫加入“多頭”的秘密組織,合伙經營公債投機生意,然而又勾結國民黨政府、軍閥操縱股市,使吳血本無歸。在私生活方面更加荒淫無恥。他自己恬不知恥地說:會“扒進各樣的女人”。這家伙玩弄女人包括:聰明、無知年僅17歲的馮媚卿,穩健、有謀略的年輕寡婦劉玉英,輕佻放蕩又有姿色的交際花徐曼麗。總之,這一個壞得連自己都沒有感覺的買辦資本家。
屠維岳:這是驕矜自負的狗腿子。他自恃很有才能,他同吳蓀甫侃侃而談時,“姿態大方”,“毫無畏怯的態度”。這種過分鎮定倔強的態度,與他的生活地位是很不相稱的。在對待工人中,他顯得很有謀略,很有手腕。
其他人物:工人領袖張阿新,性格可愛但缺乏斗爭經驗的;資產階級理論家知識分子范博文,想調停老趙和老吳之間的矛盾,但又顯得十分的可笑。此外,還刻畫其他的人物諸如工人、農民、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各類人物。
小說以1930年5、6月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上海為背景,以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為中心,描寫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斗爭;通過吳蓀甫與買辦資產階級既聯合又斗爭這條主線,反映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侵略下,國民黨軍閥間的大規模內戰中,民族工業破產,農村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情景;通過吳蓀甫與工人的矛盾,揭露了民族資產階級為了自保,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謳歌了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通過吳蓀甫與雙橋鎮農民的沖突,揭露了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共同壓迫農民的罪行,表現了農民運動的波瀾壯闊,從而展現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從城市到農村的廣闊社會面貌。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說明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形象地駁斥了中國托洛茨基派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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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子夜》讀書筆記-賞析
茅盾生于浙江桐鄉縣烏鎮。這個太湖南部的魚米之鄉,是近代以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之區,它緊鄰著現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薈萃的地方,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心態,以及精致入微的筆風。他十歲喪父。許多中國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師”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撫養長大。從北京大學預科讀畢,無力升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的首席評論家,就在這時候。接著他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下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秘書,宣傳部的代部長是毛澤東。國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漢流亡上海、日本,開始寫作《幻滅》、《動搖》、《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說家的筆。這段上層政治斗爭的經歷鑄成他的時代概括力和文學的全社會視野,早期作品的題材也多取于此。左聯期間他寫出了《子夜》、《林家鋪子》、《春蠶》。抗戰時期,輾轉于香港、新疆、延安、重慶、桂林等地,發表了《腐蝕》和《霜葉紅似二月花》、《鍛煉》等。文藝界為他慶了五十壽,他的聲名日隆。建國之后,他歷任文聯副主席、文化部長、作協主席,并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已很難分身創作。到了“史無前例” 的日月,挨批靠邊,稍稍平穩便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
文學史界近年來公認茅盾是中國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壇主。這一派來源于19世紀法國、俄國的現實主義小說,又同中國古典世態小說兩相結合。我們從《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里可以看得分明。這部寫于70年代并未經最后修飾的草稿,它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式的敘事,精細的環境與人物服飾描摹所流露的舊說部的筆趣,是再明顯不過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說,直至80年代現代派的先鋒小說興起,一種更偏于個人內心的新一代敘事風行于世。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紀絕大部分時間所充任的,也是這種“新興”作家的角色。繞開茅盾是不成的,試圖把一個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樣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學承傳是“積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對上一代“狂轟亂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頭來你會發現手中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們永遠要為獲得現代知識的abc 而繳納昂貴的“學費”。實際上,后現代派的作品與評論,并沒有把現代派的一切都掃蕩干凈呀!現代派對寫實派也不像人們想的是掃地出門。我們今天讀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們“寓言”式的結構的同時,會覺得故事、環境、人物這些小說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潑潑地存在著,它們只會變形,而不會徹底消失。茅盾小說的意義正在這里。
《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斗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 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復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于發展故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廠為基礎建筑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里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發展民族工業,首先需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上的利害關系而外,還“用一只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游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華民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斗角的斗爭;他熄滅不了工廠里風起云涌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涂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托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華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華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于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征。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鉆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里。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于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僅從吳蓀甫同趙伯韜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債投機市場上的矛盾和斗爭來描寫他的性格和命運,它還寫出了吳蓀甫同農村封建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和他對農民武裝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而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度上,更顯露了他拚命壓榨工人、仇視革命的反動面貌。當他從報紙上知道雙橋鎮被起義農民占領的時候,“他獰起眼睛望著天空,忽然轉為貧怒:?我恨極了,那班混帳東西!他們干什么的?有一營人呢,兩架機關槍!他們都是不開殺戒的嗎?嘿!……?”字里行間仿佛傳出了他的咬牙切齒的聲音。他也有時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那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鎮壓革命,“因為他的權力的鐵腕不能直接達到那負責者”。他企圖從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貨傾銷和軍閥混戰所造成的企業的不振,想吸盡工人血汗彌補他在投機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他利用工賊、特務和反動軍警破壞工人罷工運動。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個仇視勞動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動工業資本家的形象。作品還從吳蓀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圍人物的描寫烘托出了資產階級由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無情的靈魂。他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法則為他安排下的失敗的命運。他只能用偽裝的鎮靜來掩飾內心的惶懼和不安,從來不讓人家看見他也有苦悶沮喪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瑤。他依靠強烈的刺激來暫忘“那叫他們抖到骨髓里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的危機”,只能用“死的跳舞”來排遣失敗時的苦痛,并幾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吳蓀甫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形象。
除吳蓀甫外,茅盾在《子夜》中還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屠維岳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正象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岳的“機警、鎮定、膽量”。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岳的陰謀詭計也終于破壞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運動。越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產物。他憑借蔣介石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優勢。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機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的咽喉。他狡獪、陰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無恥。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揭示得還不夠充分,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刻劃與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馮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農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里的“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通過他用自己女兒作“美人計”的一幕丑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劃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馮云卿的活動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 年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在本書的總結構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從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銳的矛盾和沖突里來時行細致、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里,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發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里,在吳、趙兩家明爭暗斗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子夜》的藝術結構是宏偉而謹嚴的。全書共十九章,一、二兩章交待人物,揭示線索;此后十七章,一環扣緊一環,頭緒繁多而又有條不紊,各有描寫重點而又共同服從于全書的中心。第四章寫雙橋鎮農民起義,雖然這條線索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對全書說來使人略有游離的感覺,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面貌,顯示了吳蓀甫與農村封建經濟的密切關系和他對農民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仍然是全書的一個重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組成部分。貫串全書的主線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但與此同時,又或實寫,或虛寫,處處顯示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最后結尾處側面帶出工農紅軍的日益壯大,以此來對照吳蓀甫失敗的命運,指出了中國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斗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可戰勝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
第四篇:李煜《子夜歌》詩詞原文及賞析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南唐李煜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
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注釋
此詞調又名《菩薩蠻》、《花間意》、《梅花句》、《晚云烘日》等。此詞于《尊前集》、《詞綜》等本中均作《子夜》,無“歌”字。
何能:怎能,何,什么時候。免:免去,免除,消除。
銷魂:同“消魂”,謂靈魂離開肉體,這里用來形容哀愁到極點,好像魂魄離開了形體。獨我:只有我。何限:即無限。
重歸:《南唐書·后主書》注中作“初歸”。全句意思,夢中又回到了故國。
覺(jiào)來:醒來。覺,睡醒。垂:流而不落之態。
誰與:同誰。全句意思,有誰同自己一起登上高樓。
長記:永遠牢記。秋晴:晴朗的秋天。這里指過去秋游歡情的景象。望:遠望,眺望。
還(hái)如;仍然好象。還,仍然。
句解:
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①菩薩蠻:詞牌名。
《相見歡》詞是李煜入宋后抒寫亡國哀思的作品。這兩句是說,夢中重回故國,一覺醒來原是一場夢;回想夢中的情景,不禁雙目垂淚。情發于中,真摯動人。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這兩句是說,舊日的往事,全是空幻的,像是一場大夢。從悲痛之極,歸結到人生如夢,便覺真摯動人。
譯文
人生的遺恨何時才能完結?只有我如此悲痛,沒有盡頭,睡夢中回到故國,醒來卻仍然要面對殘酷的現實,不由得雙淚暗灑,亡國后的日子孤單清冷,無人陪伴,誰還可以和我一起登高遠眺,遙望故國呢?以前一起在晴朗的秋日登高望遠的日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可是那種快樂的日子,再也回不來了.往事不過是一場春夢,美好但難以留住醒來依舊是空。[2]
賞析
詞的上片寫作者感懷亡國的愁恨和夢回故國的痛苦。起首二句由悲嘆、感慨而入,用直白的方式抒發胸中的無限愁恨。“人生”句是一種感嘆,也是對生活的一種抽象概括,既是說自己,也是說眾生,其“愁恨”自有一番別樣的滋味,“愁”是自哀,也是自憐,是自己囚居生活的無奈心情:“恨”是自傷,也是自悔,是自己亡國之后的無限追悔。也正因有如此“愁恨”,作者才“銷魂獨我情何限”,而句中“獨我”語氣透切,詞意更進,表現了作者深切體會的一種特殊的悲哀和絕望。正如俞陛云《南唐二主詞集述評》中所云:“起句用翻筆,明知難免而自我銷魂,愈覺埋愁之無地。”三句“故國夢重歸”是把前兩句關于愁恨的感慨進一步的具體化和個人化。李煜作為亡國之君,自然對自己的故國有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定會朝思夜想。可是事非昨日,人非當年,過去的歡樂和榮華只能在夢中重現,而這種重現帶給作者卻只能是悲愁無限、哀情不已,所以一覺醒來,感慨萬千、雙淚難禁。“覺來雙淚垂”不僅是故國重游的愁思萬端,而且還有現實情境的孤苦無奈,其中今昔對比,撫今追昔,反差巨大,情緒也更復雜。[1]
詞的下片續寫作者往日成空、人生如夢的感傷和悲哀。“高樓誰與上”是無人與上,也是高樓無人之意,進一步點明作者的困苦環境和孤獨心情。所謂登高望遠,作者是借登高以遠眺故國、追憶故鄉。故國不可見,即便可見也已不是當年之國,故鄉不可回,此恨此情只能用回憶來寄托。所以作者的一句“長記秋晴望”,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哀鳴。昔日的閑逸與今日的孤苦,過去的繁華同現在的凄冷恰好相對,不思尚罷,“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現實中的無奈總讓人有一種空虛無著落之感,人生的苦痛也總給人一種不堪回首的刺激,因此作者會有“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的感慨。可是現實中,“往事”真的“成空”了。但這種現實卻是作者最不愿看到的,他多么希望這現實同樣是一場夢。“如一夢”不是作者的清醒,而是作者的迷惘,這種迷惘中有太多的無奈,以此作結,全詞的意境有了,但格調卻丟了。
第五篇:子夜吳歌·冬歌原文及賞析
子夜吳歌·冬歌原文及賞析
子夜吳歌·冬歌
作者:李白
朝代:南北朝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
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
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譯文:
明天早上就要出發打仗了,連夜為丈夫縫制征袍。白皙的手此時抽針都凍得僵硬,又怎么拿起那冷如冰的剪刀?裁縫給丈夫寄去征袍,再過多少天才能到臨洮?
注釋:臨洮:在今甘肅臨潭縣西南,此泛指邊地驛:驛館
賞析:
《子夜吳歌》詩題又作《子夜四時歌》,共四首,寫春夏秋冬四時。這里所選是第四首。六朝樂府《清商曲·吳聲歌曲》即有《子夜四時歌》,因屬吳聲曲,故又稱《子夜吳歌》。此體原為四句,內容多寫女子思念情人的哀怨,作六句是詩人的獨造,而用以寫思念征夫的情緒更具有時代之新意。
《子夜吳歌·冬歌》不寫景而寫人敘事,通過一位女子“一夜絮征袍”的情事以表現思念征夫的感情。時間是傳送征衣的驛使即將出發的前夜,大大增強了此詩的情節性和戲劇性。一個“趕”字,不曾明寫,但從“明朝驛使發”的消息,讀者從詩中處處看到這個字,如睹那女子急切、緊張勞作的情景。關于如何“絮”、如何“裁”、如何“縫”等等具體過程,詩人有所取舍,只寫抽針把剪的感覺,突出一個“冷”字。素手抽針已覺很冷,還要握那冰冷的剪刀。“冷”既切合“冬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加強情節的生動性。天氣的嚴寒,使手指也不靈巧了,而時不我待,偏偏驛使就要出發,人物焦急情態宛如畫出。“明朝驛使發”,分明有些埋怨的意思了。然而,她從自己的冷想到“臨洮”(在今甘肅臨潭縣西南,此泛指邊地)那邊的更冷。因此又巴不得驛使早發、快發。這種矛盾心理亦從無字處表出。讀者似乎又看見她一邊呵著手一邊趕裁、趕絮、趕縫。“一夜絮征袍”,言簡而意足,然而隨即又情急起來,她想:路是這樣遠,“寒到身邊衣到無”呢?這回卻是恐怕驛使行遲,盼望驛車加緊了。“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這迫不及待的一問包含極度的深情與牽掛。《子夜吳歌》中的第三首《秋歌》是正面歸結到懷思良人之意,而《冬歌》卻純從側面落筆,通過形象刻畫與心理描寫結合,塑造出一個活生生的`思婦形象,成功表達了詩歌主題。結構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勢突兀,結句意遠,情節生動感人。
如果說《秋歌》是以間接方式塑造了長安女子的群像,《冬歌》則通過個體形象以表現出一類人——思婦形象。其語言的明轉天然,形象的鮮明集中,音調的清越明亮,情感的委婉深厚,得力于民歌,真是“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以句摘,句不可以字求”(《詩藪·內編》卷二)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