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勞動力外流對農村家庭養老的影響分析

農村勞動力外流對農村家庭養老的影響分析

勞動力外流加劇了農村人口的老化，并對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中國農村勞動力外流的現狀及其影響

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與人口增長,中國農村已經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同時市場經濟的繁榮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離開土地,流入城市，而且轉移的大多是青壯年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在農村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社會養老保障措施不完善的背景下,這一轉移對農村家庭,尤其是家庭中老年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全國70％ 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地區，農村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對絕大多數農村老人來說,家庭養老是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措施。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外流，農村家庭養老出現了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矛盾尤其突出。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方式，正日益受到嚴峻的挑戰。

（一）農村家庭結構核心化，空巢家庭增多

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潮涌般地流向城鎮，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村青年考上大學深造，畢業后他們一般都選擇留在城市工作。贍養服務人口的下降使農村老年人的照料成為了一個突出的難題。農村老年人在傳統聯合型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在逐步減小，農村家庭已經出現了小型化、核心化的趨勢,農村中的空巢家庭和獨居高齡老人增多,父母與成年子女住房分離，對家庭的凝聚力會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外出

打工者或工作者很難照顧老年人的飲食起居，不能保證對老年人有效、持續地進行生活照顧和精神慰藉，這樣容易造成代際隔閡。另一方面，家庭結構小型化、核心化后，家庭重心必然下移，一些子女把對下一代的撫育作為第一要務，這削弱了以家庭為基礎的老年贍養系統，從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養老保障水平。

（二）農村老人獲得的情感支持不足，缺乏精神慰藉

情感支持指子女為父母提供感情交流和精神慰藉,它不但說明了子女與父母之間感情的融洽程度,也是對經濟及器械支持資源的測量。子女的外出減少了與父母之間情感溝通的機會。雖然大多數農村老人認為子女外出闖世界是光耀門楣的事情,但子女走后留給他們的孤獨感是不可忽視的,畢竟老人心目中依然渴望享受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在社會文化生活貧乏,社會交往范圍狹窄的農村特定背景下,子女外出后帶來的情感交流上的空白很難找到適當的填補方式。一些在外工作的子女雖然經常給父母經濟上的援助，使得老人在物質上比過去富裕，但許多老人生活孤單，精神空虛，以串門聊天、打牌等來打發閑暇時光，平時只能以思念來聊以自慰。

（三）農村老人缺乏器械支持，承擔繁重勞動,器械支持指各子女以及他們的配偶為老人提供如打掃衛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務幫助，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農村特有的網絡家庭結構和自由勞動時間為子女提供器械支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目前的農村勞動力外流現象打破了這種格局,外出打工帶來的居住距離增加了子女提供器械支持的成本,他們更愿意提供經濟支持。

在一些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地區,老年人在子女的贊助下,有了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但是由于社會中器械支持資源的缺乏,依然無法彌補子女缺位帶來的空白。特別在生病之后，往往由左鄰右舍幫助照顧，子女不大可能有空回來照顧。外出務工者的父母本應安享晚年生活, 然而，在生活缺乏子女照顧的情況下，他們雖然操勞了大半輩子,還承擔著繁重的體力勞動。大多數外出務工者平時很少回家。此外，許多外出打工者的父母除了承擔田間勞動以外,還要照料孫輩的生活起居，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了老人的勞動負擔。

（四）經濟支持有限，保障水平低

經濟支持主要指各子女是否為老年人提供經濟幫助。中國農村老人中，大部分農村老人沒有退休金，只有靠子女供養。子女的外出打工收入對留守老人的現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收入來源的間接性，留守老人經濟的改善程度呈現不穩定性。由于部分外出務工者敬老意識淡薄以及受工資支付形式的影響, 未妥善安置家中老年人，其在農村的依靠子女贍養的父母不能按時拿到生活費用,經濟拮據甚至借錢度日的現象不在少數。許多外出打工子女盡管盡了贍養義務，卻僅僅滿足于將老人的生活維持在溫飽水平

第二篇：農村勞動力外流對農業的影響

暑 假 社 會 實 踐 論 文

農村勞動力外流對農業的影響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科技的廣泛應用、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必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在心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下，我國的農村勞動力外流呈現以下的特點。

首先，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不斷加快，規模不斷擴大。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農村和城市的繼續改革，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城市建設進一步加快，出現農村勞動力剩余和城市及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導致了農村勞動力外流人數不斷增加。特別是最近中共中央《關于做好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的貫徹實施，以及農村第二、三產業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離開上地的農民會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還將有不斷加大、加快的趨勢。

其次，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途徑和層次呈現出新特點。近幾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一是轉移的渠道由單一化向多元化方向轉變。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以及就業政策的放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轉移的渠道已由過去以養殖業、鄉鎮工業和建筑業為主，向農、工、運、建、服等多元化方向發展。二是轉移的層次由單純的體力型逐步向知識型、技術型轉變。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各類產業的升級，用人單位對知識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增加。許多農民通過技術培訓，掌握了一定的知識技能，成 為外地用人單位的“搶手貨”，這批農民因此也成為較高層次的打工族。三是轉移的地域由周邊地區逐步向全國甚至國外拓展。近年來，隨著交通、通信條件的改善和人們擇業觀念的變化，農民外出打工已不再局限于周邊地區，而是面向全國，有條件的還到國外打工。

再次，流向和時間上的變化呈現一些特征。從農村流出勞動力一般趨勢來看，在流向上表現為以下特點：留在省內的占總數2／3弱一點，流出省外的占1／3強。省內流動仍然是勞動力外流的主要方向；勞動力外流停留在大城市的占30％左右，停留在中小城市占45％左右，留在鄉村以及少部分難以確定；大部分外流勞動力進入了城市和發達地區，少部分流向農村。東部沿海地區和南部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規模大、速度快、水平高，吸納勞動力能力強，繼續成為農村勞動力流向的首選地，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也吸引少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西部地區。

縱觀全國各地，農村勞動力外流無外乎以下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多來的外流和轉移是農民尋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現，正是因為農業比較利益低下，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無利可圖，才導致了農業勞動力大量外流和轉移。改革開放20多年社會發展足可證明一切。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促進農業發展，中國政府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使農民收入在短期內顯著增加。提價措施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起，迅速地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但為了不使城市居民生活狀況惡化，政府對糧食的銷售價格保持不變，糧食購銷差額由政府財政補 貼。由于政府不堪重負，于1993年取消。取消之后，糧食價格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這樣，糧食價格下降，農業的貿易條件惡化。農民的主要收入來自農產品的銷售，而農產品的需求缺乏彈性，價格的下降必然導致銷售收入的減少。另一方面，農民購買的化肥、農具和各類生活用品的價格上漲。這樣，不管是用哪類商品衡量，農民的實際收入都是下降的。與之相反的是，城市的工業部門在原材料的需求和工業品的供給都處于有利地位。城市與農村的貿易好比行業間貿易，而城市與城市或城市內部則是行業內貿易。顯然，創造城市就業和收入主要得益于行業內貿易。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特別是90年代之后的信息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高新技術產業不斷興起，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很快，城市的行業間貿易劇增，而國家工作的重點又不在農村，這一期間農民的相對收入急劇下降。

同時改革開放也使勞動力大規模外流成為可能。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促使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包括勞動力的有效配置。80年代初，中國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又給農民自由支配自己勞動力的權力，使農村潛在剩余勞動顯化，加重勞動力剩余程度；80年代中期，國家放松政策，允許農民自理口糧、自籌資金到集鎮就業落戶；糧食生產的發展，使糧食市場逐步放。這些強化了農村勞動力外流需求，使農村勞動力在就業、生存上的限制逐漸減少。另外，城鎮中對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和保障體制的改革，又使人們生活中的商品貨幣關系有了新的發展，對農民在城鎮中就業和居住的實際制約，也逐步減 除。從而使農村勞動力外流在政策上得到保證，能夠較為自由地向外流動。

再者，改革開放以來，人員流動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已成為一種時尚和潮流,不管外出打工實際情況如何，看到他人外出打工，自己也要想辦法出外“掏金”。結果導致誰家子女不外出打工掙錢，會被左鄰右宿歧視，認為沒出息。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外出打工潮，并把外出打工當成一種時尚和發家致富惟一出路。

最后自然條件也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外流的一個原因。農村鎮屬山區農業，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條件較差，社會化、商品化、專業化程度還比較低，交通又相對不便，農業人均年收入低下，無法滿足不斷發展的物質生活需求，更難以改變農村的貧困現狀，所以只好選擇外出打工掙錢“脫貧致富”。

對此勞動力的轉移將對農村發展產生一系列影響，其中不乏一些積極作用。

1．緩解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

農村勞動力流出地多是經濟落后地區以及人口與就業壓力比較大的地區，有限的耕地資源與無限大量增長的勞動力構成我國農村發展中最大的矛盾，也是農村現代化的限制因素。鄉鎮企業由于資金、技術、人才的缺乏，以及資金替代勞力效應的作用，對農村剩余勞動 力的吸納力也很有限。大規模外流使農村勞動力由閑置資源變為財富，有效地減輕了流出地人口對耕地的壓力。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也為農業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加快土地向種田能手和經營大戶的流轉與集中，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改變勞多地少、務農收入過低的狀況。

2．增加了農村收入，為農村發展注入了資金，促進了農村產業結構調整

外流勞動力增加的收入，不僅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增加了農村社會購買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發展農村經濟。另外，外流勞動力返回資金也有一定數量用于發展農村地區的二、三產業，促進了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化，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3．勞動力外流轉移的穩定性，促進了農村地區產業結構調整

農村勞動力外流以及就業轉移的穩定性，為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環境。目前我國農村一方面受到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沖擊，消費需求變為質量和數量并重，促進農村農業朝著高產、優質、高效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激化，要求必須加決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使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城鎮化同步進行。而農村勞動力轉移既為“兩高一優”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土地和資金條件，又為非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和信息條件，促進 6 了貿工農一體化、產供銷一體化經濟實體的發展，推動農村經濟產業化。

4．產生廣泛的回歸效應，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

農村勞動力轉移，一般都流向城市和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不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開闊了視野，轉變了觀念，學到了技術，增長了才干，積累了資金和豐富的經驗。他們回到故鄉參加經濟建設，創辦鄉村企業或發展成種養大戶，既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又可帶動其他農民致富，在農村發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們的思想解放、觀念較新，生活方式也與農村不同，對周圍農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推動農村社會文明和進步。

5．有利于農村發展市場經濟，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溝通城鄉關系

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移，可以使有限的分散的農業生產要素重新組合，促進農業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可以形成先進地區帶動落后地區的良性局面，建立城鄉經濟聯系，溝通城鄉關系的作用；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和發展。

但是，也不要忽視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發展的消極作用。農業生產目前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方式，優質農村勞動力轉移使農業生產勞動力在數量、質量和結構上矛盾加劇，致使農業經營粗放、拋荒等現象時有發生，農業技術難以推廣。總之，農村勞動力不管在農村還是在城鎮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時農民盲目的進城鎮會讓城鎮人口急劇增加，還有農產品會因此而漲價，因此農村勞動力的外流因適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政府要加強政策引導，大力發展勞務中介組織，加強勞務市場管理，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流動，促進“三農”問題圓滿解決，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創造條件。政府適當的提供一些補助來鼓舞農民發展農業的積極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目標，即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統籌城鄉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然而，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一定素質的建設主力軍，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正是本文的根本目的。通過以上種種措施，必將減少農村勞動力外流，同時也有利于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

第三篇：如何管理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探討

內容提要：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是在中國特定歷史背景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一種非農化和城市化的權宜現象，對農村發展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本文從勞動力外流影響的正負效應出發，以橫村鎮農村勞動力外流為例，分析了外流的原因，并對勞動力外流與農村發展作了一定的對策分析。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外流 根本原因 政府職能

一、概述

農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起點和基礎。任在最不何一個欠發達國家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在國民產品和勞動中占有很大比重。在發展中國家，尤其發達的國家，70％～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對于城市來說更為低下，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后，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民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但90年代以后，農民相對城市居民收入不斷下滑。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下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流向了城市。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加快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速度，農民工的數量不斷增多，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以浙江省為例，十五期間，我省GDp以年均12.8%的速度增長，農民工對我省GDp的貢獻率達到21.35%，農民工對浙江的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同時也存在很多社會問題，矛盾不斷趨于激化。對流入地來稅，由于外來農民尚未融入當地社會，而處于邊緣地位和失控狀態。因而他們常常得不到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他們不被視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于是，當流動中無固定寓所的農民其愿望與現實發生矛盾之時，他們就很容易走向不利于社會穩定、甚至是反社會的道路，通過極端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其直接后果就是給當地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構成嚴重的沖擊和威脅，觸發了各類刑事案件的發生。對流出地來說，農村勞動力轉移，轉移出去的往往是農業中的主要生產者，特別是有一定文化或一技之長的青壯年勞力，剩下的大多為老弱病殘，或者是文化較低、觀念落后的年輕人，直接后果引發了農村精英階層缺失，阻礙了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此同時，由于村組年輕、能干的農民大量，這給農村的民外流，村級組織面臨管理者后繼乏人的新情況，村組干部老齡化、農村黨員老年化已成為普遍現象。

以上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從橫村鎮經濟發展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一直存在此種現象，但也有其獨特性。

據有關資料統計，橫村鎮農民在橫村鎮或在銅廬縣打工的占72%，在杭州及其他市打工的占20%，在外省打工的只占8%，具體見圖1：

與之對應是2006年全鎮財政總收入54億，農業2億，僅占1.08％，農業收入減少，與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力外流，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農業勞動力外流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

縱觀各地，多來的外流和轉移是農民尋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現，正是因為農業比較利益低下，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無利可圖，才導致了農業勞動力大量外流和轉移。改革開放20多年社會發展足可證明一切。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促進農業發展，中國政府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使農民收入在短期內顯著增加。提價措施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起，迅速地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但為了不使城市居民生活狀況惡化，政府對糧食的銷售價格保持不變，糧食購銷差額由政府財政補貼。由于政府不堪重負，于1993年取消。取消之后，糧食價格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這樣，糧食價格下降，農業的貿易條件惡化。農民的主要收入來自農產品的銷售，而農產品的需求缺乏彈性，價格的下降必然導致銷售收入的減少。另一方面，農民購買的化肥、農具和各類生活用品的價格上漲。這樣，不管是用哪類商品衡量，農民的實際收入都是下降的。與之相反的是，城市的工業部門在原材料的需求和工業品的供給都處于有利地位。城市與農村的貿易好比行業間貿易，而城市與城市或城市內部則是行業內貿易。顯然，創造城市就業和收入主要得益于行業內貿易。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特別是90年代之后的信息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高新技術產業不斷興起，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很快，城市的行業間貿易劇增，而國家工作的重點又不在農村，這一期間農民的相對收入急劇下降。

（二）改革開放使勞動力大規模外流成為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促使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包括勞動力的有效配置。80年代初，中國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又給農民自由支配自己勞動力的權力，使農村潛在剩余勞動顯化，加重勞動力剩余程度；80年代中期，國家放松政策，允許農民自理口糧、自籌資金到集鎮就業落戶；糧食生產的發展，使糧食市場逐步放。這些強化了農村勞動力外流需求，使農村勞動力在就業、生存上的限制逐漸減少。另外，城鎮中對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和保障體制的改革，又使人們生活中的商品貨幣關系有了新的發展，對農民在城鎮中就業和居住的實際制約，也逐步減除。從而使農村勞動力外流在政策上得到保證，能夠較為自由地向外流動。

（三）觀念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人員流動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已成為一種時尚和潮流,不管外出打工實際情況如何，看到他人外出打工，自己也要想辦法出外“掏金”。結果導致誰家子女不外出打工掙錢，會被左鄰右宿歧視，認為沒出息。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外出打工潮，并把外出打工當成一種時尚和發家致富惟一出路。

（四）自然條件問題。

橫村鎮屬山區農業，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條件較差，社會化、商品化、專業化程度還比較低，交通又相對不便，農業人均年收入低下，無法滿足不斷發展的物質生活需求，更難以改變農村的貧困現狀，所以只好選擇外出打工掙錢“脫貧致富”。

三、采取的措施

從我鎮實際出發，因鎮制宜，推進現代農業產業的發展，具體如下：

（一）發展高技術農業產業鏈

吸引外來投資和本地游散資金，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使農業變成一種生態型、科技型產業，對農副產品進行深加工，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應加強科技的推廣力度，具體來說，一是加大對農民技術培訓，據橫村鎮農業辦的統計數據表明，僅2006年我鎮利用成校和外出聘請專家對我鎮農民進行一竹三筍、高山蔬菜等農業技術已達六百多人次。二是廣泛吸引農業科技人才引進，幫助和指導好農民。三是對農業科技推廣所需資金給予進一步的傾斜，提高農業的“造血”機能，增加農民收入,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規模。

（二）以多種經營方式，發展特色農業

發展壯大農村特色產業，構建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是加快新農村建設、推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的有效途徑。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人們追求環境的品位發生質的轉變，回歸自然，享受純自然氣息成為人們追求的生活方式。發展旅游觀光農業，如農家樂，生態游等，既體現現代農業高效、外向、生態的本質內涵，又很好地展示現代農業，傳播農業文化，滿足人們的旅游需求。同時也轉變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給農民致富提供了新的門路。我鎮的陽山畈村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全村總人口900多，但種植桃花卻達2600多畝，每年桃花盛開時，舉辦桃花節，吸引八方來客，來觀光賞玩，等到桃子成熟時，邀請游客來采摘，開辦農家樂，給游客提供吃、住。這一方面給游客提供了配套設施，另一方面給農民提供了增收的另一種渠道。

（三）發揮政府職能，加強對農業引導作用

一是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目前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不強，靠天吃飯的農業生產狀況仍未從根本上改變。因此農業基礎設施亟待加強建設和完善。同時當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又面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難得的機遇，國家財政中將有相當一部分用于農業水利、生態和農村道路等方面。就橫村鎮來說，2006年出臺了《關于加快橫村鎮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政策》，對農村飲水、文化娛樂場所和村莊綠化等基礎設施建設制定了補償政策。二是引導好農業產業化經營，減輕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把農產品的產、供、銷聯結起來，把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等環節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從而改變農村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渠道局限于農業生產部門的局面，形成農村勞動力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等多部門就業的新局面。三是政府要從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農村的經濟基礎差，發展經濟困難重重。要想從根本上讓農民富起來，可依托農村優勢資源，對一些有潛力的特色農業進行補助。根據橫村鎮《關于加快橫村鎮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政策》指示精神，我鎮已對竹子產業，剛架大棚，高山蔬菜等出臺了不同程度的補助政策，還對創建品牌的農產品和各類基地進行了補助，補助力度總體在2000元以上，最高達到8000元，極大鼓舞了農民發展農業的積極性。

四、結論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目標，即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統籌城鄉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然而，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一定素質的建設主力軍，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正是本文的根本目的。通過以上種種措施，必將減少農村勞動力外流，同時也有利于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中國農村研究報告（2001）》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其影響》 陳土根

[3]張金馬，《政策科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4] 王建民 胡琪，《中國流動人口》，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5]陶文達等，《發展經濟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田雪原，《大國之難――當代中國人口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7]朱國斌（譯），查爾斯?E?林德布洛姆，《政策制定過程》，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8]張國慶，《現代公共政策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篇：產業集群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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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集群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析 作者：季丹虎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年第04期

[摘 要]文章選擇產業呈現集群成長態勢的江蘇省為研究對象，從產業集群的角度探討了農村勞動力有效、有序轉移的動力機制。

[關鍵詞]產業集群；農村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第五篇：農村勞動力輸出對當地社會發展的影響分析

農村勞動力輸出對當地社會發展的影響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與此同時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拉大，尤其是農村和城市的差距。因此，廣大農民不再滿足于簡單的溫飽，其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這這種需求是幾畝薄田滿足不了的，于是，一股進程城打工“賺大錢”之風便在廣大農村盛行了。

經調查，農村勞動力輸出的年齡結構一般為15—45歲，形成這樣的年齡結構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一、貧困家庭無法支付其子女的學雜費，一般初中畢業后就輟學在家，不久后便跟隨其親朋好友進城務工；

二、一些年輕人無法適應其上一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生活，便進城做個打工族，并攜帶其妻兒。

三、對中年人來說其工齡已較長，并很適應打工生活，漸漸的形成為一種習慣，并難以輕易改變。

不可避免的，農村勞動力的普遍輸出對當地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

一、積極作用

1、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漸脫離農業，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因此而減輕，這使得農業有可能實現規模經營，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的現代化。2003年云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352萬人，比2002年新增36萬人，年均增長達11.9%，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農地區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

2、農村勞動力輸出，可以增加當地人民的經濟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生活質量，并獲得一定的滿足感。據統計，2001年，湖南省外就業487萬人，通過郵寄方式以及在當地消費的務工收入達300億元，四川省去年跨省輸出勞動力560萬人，全年實現勞務收入400億元。勞務收入已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9%，寧夏、貴州和甘肅等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勞務輸出收入所占的比重已超過30%。

3、外出務工推動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農民外出務工加速了土地流轉。20世紀90年代，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對河南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強有力的促進作用，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第一、二、三產業構成由1990年的34.9：35.5：29.6變為1997年的25.7：46.1：28.2，全省農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由1990年的82.4%下降到1996年的73.2%，非農產業就業率由1990年的17.6%上升到1996年的26.8%，有效地促進了全省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消極作用

1、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造成了土地資源浪費和土地流轉困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通常說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中，有80%以上是青壯年勞動力轉移。這些青壯年

勞動力外出務工，放棄了農業生產，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把土地轉包出去，而是留給家中老人耕種。留守老人年老體弱，對土地少耕少種或疏于管理，無形中造成農村土地資源的浪費。另有一些農村外出勞動力雖然多年在外務工，甚至有的舉家外出，也不放棄依靠承包土地養老，給農村土地流轉帶來了不少困難。農業比較效益偏低，農村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又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村拋荒耕地有增無減，嚴酷的現實給世人敲響了警鐘。

2、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影響了公共事業的快速發展。目前轉移出去的勞動力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剩余”勞動力，而是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華部分，他們多數是有一定文化、懂技術的青壯年勞動力。他們外出務工后，使農田水利基本設施建設、村級道路維修、農業新技術推廣等難以實施；留守人員因多為老人和孩子，在諸如“一事一議”等一些公共事業商議中不能拍板做決定，影響了集體事業的發展。

3、無序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由于一些外出民工沒有固定住所，沒有固定職業，使得流出地管理不上，流入地又難以管理。這種無序的流動，增加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會治安管理難度。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外出務工的農民成分復雜，有的貪圖享受不務正業，有的偷盜搶劫違紀違法，有的可能是勞改釋放犯，甚至是流竄的在押逃犯，這些人時常為非作歹，制造事端，嚴重影響社會安定，這也是近幾年來流動人口多，地方治安案件上升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來凡是有利必有弊，對于農村勞動力的輸出問題，當地政府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加以控制，對利弊進行權衡，與此同時，應采取一系列措施盡量發揮其有利作用，減少其負面影響，爭取達到雙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