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舊制度下的大革命

舊制度下的大革命

“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1789年的法國人那樣，企圖決絕地把自身的歷史一刀兩斷，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挖下一道鴻溝。”對這場大革命，各國的君主，政治家，學者，人民，有人仇視它，有人畏懼它，有人期冀它，有人感覺到它卻無視它、低估它，相同的一點便是人們完全沒有料到它會以如此暴力決絕猛烈的方式徹底顛覆了歐洲幾個世紀的封建制度。

它并非是削弱了宗教和政治權力，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這樣表現的。反宗教情緒確實是精神，但絕非主要，它只是舊制度的一部分，人們要求徹底摧毀封建制度時，宗教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而不是宗教教義便不可避免的遭到仇恨。而這場革命，之所以是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便不可不談到啟蒙思想和文人的“抽象文學政治”。而這里所指的宗教，決計不是一般意義上有著上帝的宗教，它是一種全新的新宗教。法國和其他國家不同在于，中央集權嚴重，然而言論上很自由。文人不直接參與政治，但是卻時時關心。“與專業的政治學者相比，這些關注公共議題的文人更敢于提出創新想法，更熱愛普世理論，更蔑視古人傳承下來的智慧，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正是因為這樣，法國的政界分為了兩個彼此隔離互不往來的領域，一個負責治理國家，一個負責研究國家治理的抽象理論。一個只關心實務，一個只注重理論。人民的政治教育由文人提供，文人便成為了推翻整套社會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政黨領袖。

大革命的爆發原因很多。貴族階層的沒落，資產階級和第三階級的興起，以及貴族階級資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與分裂。國王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利，不惜對各階層進行分而治之的方法。隨著巴黎的不斷擴大，其統治地位與標準參照作用日益加強，使法國平民之上的每個人都十分相似卻彼此漠不關心。王權削弱了它的對手高級法院，教會，貴族階層的權利，將整個的國家大權攬在手中，導致了法國人自我組織和互相合作的愿望和能力。社會基礎被動搖，危急時刻也就再也組織不起來力量拯救王權。而大革命前實行的行政改革，將權力交給沒有經驗的議會，使組織更加混亂。封建制度保留了它最可惡的東西，拋卻了它值得欣賞的部分。貴族和教士本來具有很良好的品質，但在這場徹底的大革命中將其全部否定。因為農民對擁有特權的階級深惡痛絕，繁重的稅收和國家各種變現的欺壓，使貧窮者更加貧窮，因此大革命的到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路易十六所實行的沒有成功的各項改革，卻相反的激起了農民的憤怒。人民能夠忍受深重的壓迫，但是一旦減輕這種壓迫反而會使憤怒更加強烈，這也是路易十四時期人民沒有反抗，而路易十六卻遭到厄運的原因。他們企圖通過不斷揭露農民悲慘的生活來表現自己的同情與關注，事實上，正是因為如此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作者認為，大革命在不知不覺中繼承了舊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觀念和習慣。他們似乎是在舊王朝的廢墟里建設起來的新社會的高樓大廈。由于法國人民長期在封建制度的壓迫下，骨子里有著屈服于專制的奴性。當大革命后人民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時，便迫切的想找到一個強大的力量，縱使是專制的，他們也甘愿在這種專制下過著安穩的生活。大革命后的行政監督，行政司法，官員豁免權以及行政管理模式都能在舊王朝找到根據。國家摧毀了貴族制，必然走向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本身就是大革命的開端和象征，大革命并沒有摧毀它，因為它適應著新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在十三世紀就已經廢除了農奴制，全國約有三分之二的農民是自耕農，而革命爆發時法國正處于經濟繁榮上升的時期，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時期，卻為什么爆發了這么一場空前絕后的大革命呢？作者認為，革命往往發生在人民對舊制度感受最輕的地方。長期處于嚴重壓迫的人們，往往學會了忍氣吞聲，學會了習慣和適應從未變得毫無反抗力。路易十六是一位開明的君主，他力圖改變農民的悲慘境遇，但是“痛苦減輕后，感覺卻會更加敏銳。封建制度，與全盛時期相比，在即將滅亡時期更會激起法國人的仇恨。”

法國人民，似乎在革命中并沒有發現出對自由的狂熱。他們對平等的要求如此之高，卻忽略了自由。作者認為，正是因為這樣，大革命并沒有真正的成功，只是建立了另外一個專制的帝國。想要把人民真的拯救出來，追求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而農民之所以對自由如此淡漠，而對平等如此向往，是長期以來貴族階層等地位較高的人們享有著各種各樣的特權，導致社會中存在著極度不公平。“他們并不是真正的熱愛自由，或者說，他們熱愛自由，其實只是因為痛恨主子。”只要有一個強大的主子能讓他們安心掙錢享受，他們便會俯首帖耳，因為他們習慣了國家和政府幫他們操心一切，只要自己過的逍遙自在，就不會去管它專不專制，自由不自由。

這場大革命，由法國民族中最有教養的知識分子階層醞釀準備，卻是由最無教養最粗野的農民階層所實施。其溫和理論和暴虐行為之間的反差是這場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法國人民長期獨自承受種種弊端的一切沉重負擔，孤苦無依，在偏見。嫉妒和仇恨的夾縫中默默茍活，嚴峻的命運，造成他們冷酷無情，把他們塑造得既能忍受一切，也能迫使一切人受苦。”而只有法蘭西民族有著這樣一場突然激進迅猛而又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與它自身的特點是有密切聯系的。法國人的秉性是在平和狀態，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激情爆發，他們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作者在本書中對此將英法兩國進行對比。英國之所以將封建軀體保存的如此完好，是因為它早就注入了新鮮血液，“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只是在其內部，猶如保存紀念品一樣，保留著中世紀的某些遺跡。英國的階層之間并沒有法國的那樣彼此孤立，是因為新興貴族并沒有超越世襲貴族的財勢，貴族階級并沒有法國那樣的沒落，他們接納資產階級，并且沒有設定明顯的界限，它是唯一一個徹底摧毀了世襲等級制度而不是將其改頭換面的國家，貴族甚至允許和平民通婚。而英國的革命只是觸動了次要的制度，而幾乎沒有改變任何習俗和慣例。不像法國這樣徹底改變了政府的整個結構。早在十七世紀，英國“各階層互相滲透，貴族式微，貴族政治呈開放狀態，財富就是權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稅人人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

在大革命的思想根源里，經濟學派設想的 新社會的藍圖竟然與社會主義理論如此相似。他們甚至找到了中國作為符合他們理想的模范。而中國的辛亥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推翻了長期的封建制度，但是都沒有徹底擺脫遺留下來的專制思想，都是不徹底的。革命前都是進行了一系列的不成功的改革。人民都想在革命中掙脫專制的鐐銬，但是他們在沒有學會自由之前也無法擺脫舊時否認習慣情感和心態。于是專制又不斷的重建。譬如法蘭西第一帝國和袁世凱稱帝。兩者爆發的社會環境和后果很是相似，人民在對待民主時的情感也很相似，因為長時期的封建制度深扎心中，并不能在一時間完全拔出。

這本書，是一部研究大革命背后政治制度變化和影響的著作，作者開創性的回答了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在舊制度最繁榮最開明的時期，革命卻加速發生？

大革命為什么在壓迫最輕的地方首先爆發？為什么革命者要憤怒的摧毀一切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權和言論自由，是否導致了人民對政府百般苛求？為了實現酷愛的平等，人們為何寧愿不要自由？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厘清了平等自由民主專制之間的關系。而在今天的各國政治中，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金融工程班汪娣20***年5月25日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上)(下)匯總

1、根據本講，革命往往是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開端，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形成的最初形態。

正確

錯誤

2、根據本講，法國革命史一場政治革命，但不是一場社會革命。

正確

錯誤 3、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出版，同年,英國、美國、德國等國有譯著出版，135年后，才有中譯本。

正確

錯誤

4、根據本講，舊制度下法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時時發生的極度的不自由是引起人民的憤怒、引發革命的根本原因。

正確

錯誤

5、《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是亞力克西﹒德﹒ 托克維爾。

正確

錯誤

6、如何實現新的民主社會，需要歷史的思考，也需要一門新的政治科學。

正確

錯誤

7、《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包含的深邃的歷史智慧穿越時代、跨越國界，直至今天，人們還在從中汲取思想的滋養和歷史的教育。

正確

錯誤

8、托克維爾要做的，不是思考歷史而是敘述歷史。

正確

錯誤

9、托克維爾展示了他的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見，完成了對法國革命的歷史哲學思考。

正確

錯誤

10、貧困有時可以引起騷亂，但不能造成偉大的社會激變。社會的激變往往是源于社會的不平等。

正確

錯誤

11、舊制度末期的等級社會中社會流動已經出現，表現為穿袍貴族的出現和資產階級經濟力量的增長。

正確

錯誤

12、根據本講，（）世紀是西方國家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代。

16-17 17-18 18-19 19-20

13、根據本講，下列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正確的是（）。

三級會議、拿破侖帝國、攻占巴士底獄

攻占巴士底獄、三級會議、拿破侖帝國

三級會議、攻占巴士底獄、拿破侖帝國

拿破侖帝國、三級會議、攻占巴士底獄

14、根據本講，革命的主要起源是（）。

社會因素

宗教因素

經濟因素

文化因素

15、根據本講，舊制度末期的等級社會中社會流動已經出現，表現為穿袍貴族的出現和（）經濟力量的增長。

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

工農階級

中產階級

16、根據本講，《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是（）。

馬克吐溫

雅克盧梭

涂爾干

托克維爾

17、（）法國出現很多著名歷史學家，他們大都親身體驗過革命的劇烈變革，感受了階級之間的碰撞。

19世紀 18世紀初 19世紀末 18世紀

18、法國著名歷史學家他們在聚焦法國革命這個核心命題的時候，不約而同地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革命。

敘述 謳歌

復活

以上都是

19、《美國的民主》 第二卷是在（）年完成。

1835 1840 1845 1855 20、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出版。同年,英國、美國、德國等國有譯著出版。（）年后，有了中譯本。

130 135 140

21、大革命是在（）的情況下爆發的。

經濟相對繁榮

經濟相對沒落

經濟危機

工業革命

22、（）的發展使得貴族不再行使中世紀以來的管理職能，但貴族還享受著免稅特權和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優先的特權，這使得法國的封建權利特別不能容忍，比在其他國家更加令人民憎惡。

革命制度

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 專制王權

23、統治階級已經無“資格”，也無“能力”來治理國家了，“資格”關系到（）。

治理的“技藝”

合法性問題

貴族發展

資產階級

24、根據本講，貴族的沒落不僅體現在（），還表現在他們不能審時度勢。

情感

經濟 政治 文化

人性

25、根據本講，托克維爾的著作包括（）。

《1848年革命》

《論美國的民主》

《理想國》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

《舊制度與大革命》

26、根據本講，法國的舊制度是歐洲最經典的封建制度，包括哪兩大特征（）。

民粹主義

封建專制

民主精神 民本思想

等級制

27、根據本講，封建時代，法國的三個等級是（）。

僧侶

資產階級

教皇 貴族 其他

28、根據本講，舊制度末期，法國民眾的兩種激情是指（）。

要求減稅

要求地位

要求平等

要求自由

要求民主

29、下列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問題的是（）。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為什么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其他任何國家更使人憎惡？

法國革命特有的歷史功績是什么？

大革命如何從以往事物中自動產生？

舊制度下自由的種類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

30、直至革命爆發后1789年8月4日之夜諾阿耶子爵首先發言，然后一致同意，（）。

廢除一切納稅特權 取消徭役

永久管業權

其他人身奴役

物權實行贖買

走向平等自由之路――《舊制度與大革命》導讀（下）試卷 [考試時限]：60分鐘

00 52 31 [分數]：80分

1、根據本講，托克維爾在證明大革命勢在必行，合情合理的時候，沒有走向形而上學的極端。

正確

錯誤

2、根據本講，革命前三四十年左右，法國經濟停滯，公共財富減少。

正確

錯誤

3、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比歷史上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

正確

錯誤

4、本講認為，革命之所以發生，往往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那些忍受高壓強權毫無怨言、甚至毫不自知的人民，往往在壓迫稍有放松之時奮起反抗，掙脫枷鎖。

正確

錯誤

5、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但這是一種使人焦慮的追求，引人詛咒過去，夢想與現在完全相反的情況。正確

錯誤

6、歷史的經驗證明，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優于其前任政權，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正確

錯誤

7、美國革命是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社會革命。每一派革命者毫不猶豫地把其前輩推上斷頭臺，然后實行更激進的措施，把革命推向前進。

正確

錯誤

8、托克維爾不僅分析大革命對舊制度的斷裂和改造，而且關注大革命對舊制度的繼承和延續。

正確

錯誤

9、摧毀若干世紀以來絕對統治歐洲絕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稱為封建制度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人人地位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基礎。

正確

錯誤

10、即使革命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筑或遲或早同樣也會坍塌，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一點一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事業。

正確

錯誤

11、根據本講，（）是大革命的集成者，也是大革命的摧毀者。

羅伯斯比爾

拿破侖

路易十八 克拉維埃

12、根據本講，法國大革命中，（）率先發起的反抗為未來的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成為革命的先聲。

僧侶

資產階級

貴族

農民

13、根據本講，貴族的信譽隨著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占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在那里能盡情擴張，獨自占有這個位置。

僧侶

資產階級

軍人

作家

14、根據本講，“革命是走向平等的唯一門檻？”的答案是（）的。

否定

沒有回答

不明確

肯定

15、根據本講，當發動大革命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時，當對自由的熱愛在無政府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新的主人的時候，（）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

文人政治家

軍事領袖

專制政府

民主政府

16、根據本講，文人引導民眾的原因有（）。

貴族的信譽隨著其權力的命運消失

舊制度下沒有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

在舊制度下，沒有政治自由

以上都是

17、凡是受到不平等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無一不被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

納稅人

資產階級

軍人

作家

18、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戰場

法律

政策

文學

19、“這次革命比歷史上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這是屬于（）。

申辯

改革

批判

言論

20、與（）的比較——法國革命極具破壞性，但平等社會的建立舉步維艱。美國革命

中國革命

英國革命

德國革命

21、美國革命適時終止，沒有吞噬“革命的兒子”，革命者從戰場轉向會場，用（）終止了革命，也維護了革命。

武器

故事

經濟

憲法

22、根據本講，托克維爾所強調的，也是貫穿于全書的基本思想是歷史發展的（）。

斷層性 連續性 暴力性

反復性

復雜性

23、根據本講，1760—1788年間君主國家一次次進行改革嘗試，這些改革的內容包括（）。

稅收

官職

高等法院

行政運作機制

君主制

24、根據本講，法國的舊制度下沒有（）自由，致使每一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政治 出版

游行

言論

集會

25、根據本講，與法國大革命相比，美國革命適時終止，沒有吞噬“革命的兒子”，革命者從（）轉向（），用（）終止了革命，也維護了革命。

戰場 會場

宗教 憲法 妥協

26、根據本講，政府改革努力的失敗原因是（）之間的矛盾。

利益集團 國家的發展邏輯

宗教分裂

軍事叛變

君主制的貴族階級性質

27、法國歷史的遺產是（），已經陷入沒有退路的沖突。

貴族 資產階級

等級社會

專制政府

專制主義

28、當（）的時候，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

當發動大革命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時

當對自由的熱愛在無政府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

當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就業率低時

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新的主人時

當人民沒有領導者沒有信仰時

29、“我深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

感情

習慣

思想

言論

思維

30、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舊社會衰亡以來60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

法律

弊病

偏見

苦難

偉大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筆記

詹媛

201302405159

剛開始接觸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是簡單的描寫法國因為陳舊的封建制度而引發的一場革命，可能因為我天分不足，加之對法國的歷史并不了解，所以讀了一遍下來，我并沒有像大多數的學者一樣為當今中國的現狀而擔憂，其實簡單的說來就是覺得這是一本描述法國歷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當我為自己的淺薄而苦惱時，我只好耐著性子將托翁這本精華之作再細品了一遍，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本書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復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去借鑒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為目標的評價歷史著作。這本書著眼于對法國大革命前舊制度下政治、社會生活畫面的剖析，并由此闡明舊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同時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來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制度原型。點明法國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毀封建等級制度，實現平等。

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手法與內容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分為三編。主要是采用了問答式的寫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說的，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所以從各章題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決的是那些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就是后來“學鑒年派”創導的問題史學。這種寫作方法是很值得我們這些初學者學習的，這樣寫出來的作品能使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達的內容。同時這樣表達更能體現出文章的內容且對各方面的描寫都更加全面、明了邏輯性更強。

《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一編就大革命本身特點展開探討，顛覆了人們對大革命的一貫認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滅貴族特權和等級制度，是實現人民對平等的追求。在這一編中，我認為第五章是本編的重點，如托翁說的，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第五章作者基于對整個歐洲制度、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眾對其仇恨越大。同時得出，法國大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企圖用平等、一致的社會政治秩序來取代統治整個歐洲的封建制、貴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編講述大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舊制度的種種機制。通過對每個機制的運行、發展的闡述得出，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是所有機制如此變化、存在和運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敵人--貴族統治的封建等級制度，很早就被國王的中央集權制架空，在大革命開始前已經開始崩潰。在這一編中，我對十一章的內容感觸較深，第十一章闡釋了隱藏的大革命力量：人們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貪婪撈錢的欲望損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權經驗不足，不自信，行政風格上也受到司法習慣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專橫跋扈。另一方面，雖然被大量剝奪，貴族、教士、資產者、司法機構，還都保持著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從于專制的奴役。當然，托翁說，這種“病態的自由”雖然有助于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更難于建立了。從而舊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編主要從思想動因及其相關因素方面進行了補充性的分析闡述，進一步對革命發生的順序、邏輯和較為淺顯卻直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對大革命從舊制度種自然發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總結，并再一次闡述對于自由的熱愛，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會換來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書論述了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聯系，即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從而揭示了大革命爆發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動力。

二、法國大革命與傳統的革命的時代背景比較。

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覺得無路可走了所以才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卻不是這么回事。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于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歷史證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那為何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并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國民的私人災難。也就是說，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無法忍受，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與感悟

老實的說，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本書中我學到的知識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陷入疑惑當中，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的結果呢？為了解決我心中的疑惑，我從網上看了一些名家對這本書的見解，很多學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無其必然性，因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并不容易，卻著實激烈、徹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易，主要依據是四個穩定的階級：國王與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資產階級、農民（第三等級）。而以上階級形態的構成，究其根源，均落腳于封建專制主義的舊制度的影響。

因為貴族在遭到集權權力較為充分的剝奪后，安于守住其經濟特權度日，資產階級則在積極爭取后實際掌握國王權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職和權力，并成為貴族以外享有特權最多的階級，對現狀較為安逸，他們被壓迫和貧困牢牢拴在偏遠的土地上，遠離公共生活，從不參與政治。因此，環顧各階級的境況，無論哪個階級，都沒有進行革命的直接動機。因此，法國大革命爆發并沒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為法國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種舊制度對他們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維爾有詩意的描述法蘭西民族來進行解釋：“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實屬偶然，但當回望法國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發生的，又會發現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適當的時機得以爆發。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以史為鑒”是古人提出來學習歷史最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后，再從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將中國現狀與1789年的法國相比的而發出的言論來看，當今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后，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人們對于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犧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礙會很大。但是如果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借用托克維爾的話“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那么中國現在政府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說明中國社會也處在非常危險的地步。因此法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政府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寫完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這篇讀書筆記，如果單純的只是寫關于對文中的內容的話，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說，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這份讀書筆記可以說是借鑒網上各學者的一些觀點所寫的。因而望老師切勿責怪。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舊制度與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傾覆的邊緣？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對中國5億多網民中的一些人來說，本周的大新聞不是他們的國家有了個新的主席。這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前，他已經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對這些網民來說，更大的新聞是數千頭死豬腐爛的尸體，沿江而下，毫無征兆和解釋的出現在上海。很明顯，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農戶丟棄的。此次事件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公共衛生、污染和腐敗丑聞中的最新一樁。很難想出還有更有力的證據表明，盡管中國取得了讓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但是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開始腐爛，改變必將到來。該觀點在網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認為改變會到來。美國學者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獨裁政權的韌性已經接近了它的極限，這種共識比1989年的天安門危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十年前創造了“獨裁韌性”來描繪中國共產黨適應和生存下來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國學術季刊《民主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標題讓人感到刺激，“即將傾覆的中國”。自1976年毛澤東過世之后，國外人士一直在預計一黨統治的死亡。在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新中國，一個為實際上沒有私營部門的中央計劃經濟設計的政治體系，肯定不能無限期地幾乎毫發無損的生存下來。1989年當變革席卷蘇聯及其衛星國時，中國走到了革命的邊緣，一段時間內中國好像要成為下一塊即將倒下的多米樂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實證明，在1989看起來可能要倒臺的共產黨，其實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民主國家陷入困境，獨裁主義被證明比以往更具有韌性。由于中國經濟的繁榮，很少人嘗試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們可以輕易地被無孔不入的“維穩”機器處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沒有某個變化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可能更加接近傾覆的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正不斷侵蝕著一黨統治的基礎。恐懼可能正在消失。近5億中國人的年齡在25歲以下，他們對天安門的血腥鎮壓沒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盡所能使他們對此事件一無所知。盡管一些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寫公開信，對法院不公正的判決緊咬不放。但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會選擇上網，聊一些顛覆性質的話題，如果不忽視共產黨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體性事件”——抗議和游行——不斷擴散。農民們憎惡貪婪的地方官員無恥地攫取他們的土地。比起他們的父母來說，在中國東部—世界工廠—工作的農民工二代們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溫順。同時城市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成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一階級的出現已經通過人民的抗爭（例如，在韓國）和談判（臺灣），推翻了獨裁政權。而且很多中國中產階級人士好像，對被共產黨縱容泛濫的腐敗和貧富差距問題，深為不滿和憤怒，對食物中的毒素，空氣中令人窒息的煙塵和水供應中的死豬，感到厭煩。網絡和手機為在全國范圍內傳播新聞和憤怒提供了工具。共產黨必須想盡辦法，確保這些零碎的不滿不聯合成協調一致的運動。它有許多“錘子”和“釘子”，但是要想把“果凍”釘在墻上，仍然是困難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變化的另一個理由是習先生和他的同事們都自稱對這些情況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動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會上反復出現的主題。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的國會，本周正在舉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產黨對愛揩油官員奢侈性消費的嚴肅整頓，暗示其要開始政治改革行動。通過部門合并來“精簡”機構，表明了政府要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較量的意愿。習先生要求共產黨要勇敢的面對改革問題：“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邊走路邊嚼口香糖，那是膽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盡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改變一黨統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會新聞發言人傅瑩所說“政治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是要加強黨的統治，而不是消弱黨的統治。看上去，習先生也同意這種觀點。紐約一家網站“北京之春”登載了去年底習近平在中國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講的節選。他表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國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習先生也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蘇聯共產黨的失敗中吸取的教訓：“我們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清楚地指出軍隊是否愿意對人民開槍是中國和蘇聯經驗的關鍵區別，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很難想到有比“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更讓習先生感到受辱的綽號了。從他的立場看，戈爾巴喬夫的生涯是一個失敗的教訓。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國知識界，閱讀1856年托克維爾寫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很時尚的事情。書中最能在中國引起共鳴的觀點是：舊政權由于革命而倒臺，不是在其抗拒變革時，而是當他們試圖改革，但卻無法滿足他們喚起的期待時。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么習先生就得面臨一個不可能的兩難處境：為了生存，共產黨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可能他將把更根本的政治變化作為解決方法。但是到那時，豬將不再在河里腐爛了。他們將會飛。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民眾與舊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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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學 院：學 號：手 機：電子郵箱：____鄧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學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寫時間：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眾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動力，法國的普通民眾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夕與法國各階級的關系是非常微妙與復雜的，而大革命爆發的土壤正是來自于這些普通民眾所遭受的新型壓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時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緊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權制下的王權擴張。普通民眾對這一系列的因素所產生的反應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一書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觀點。

關鍵詞：普通民眾

中央集權制

新型壓迫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它不僅影響了法國及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而且對世界其余地方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自這場革命發生之后，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存在著無數的沖突和分歧，并且籠罩在他們上面的爭論至今未曾衰減，有些史學家把它解讀為啟示錄似的神話傳奇——一場毀滅了所有被觸及的個體的事件；亦有些歷史學家視其為魔幻般的寫真：純粹是一連串瘋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團體和個人都在墮落。他們常常出現兩個極端，要么極端頌揚，全盤肯定，要么極端厭惡，全盤否定。而托克維爾面對這樣兩個極端，冷靜而獨到的對大革命作了觀察。

托克維爾本人來自法國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事實上托克維爾一家與法國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維爾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時期挺身而出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從而被全歐貴族奉為偶像的著名法國貴族領袖馬勒歇布，辯護失敗后被送上斷頭臺，連同托克維爾的外祖父也被一同處死，托克維爾的親生父母則在新婚蜜月期間被革命政府逮捕判處死刑，僅僅因為在等待處決時，雅各賓派專政倒臺，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維爾的母親已經為此終生神經驚恐，托克維爾從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滿憎恨大革命以及緬懷被處死的國王的氛圍當中。但托克維爾的偉大之處在于早在20歲以前，他就開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屬社會階層的狹隘貴族視野和保守主義立場，而逐漸形成了他自己認同法國大革命原則的立場而終生不渝。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以階級分析為主要線索，通過細致的社會觀察，筆走于貴族，資產者，農民，王權，文人之間，演示他們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從而重現了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畫卷。托克維爾為了認識舊制度并發掘其與大革命的關系，他不僅重讀了18世紀的名著，還研究了雖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細閱讀了當時所有的公共公告，因為托克維爾在1838年曾出任眾議院議員，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擔任制憲議會議員并參與制定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這段經歷使得托克維爾能夠得到一些他人從未或很少見到的的資料，從這些資料里，托克維爾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而這些舊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閱讀研究了這些第一手資料后，面對各種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和 討論，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絕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筑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從這斷話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維爾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那么，到底是怎樣的“舊制度”呢？“舊制度”是一個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紀的法國社會，大革命起因于“舊制度”，而在許多史學家眼中，“舊制度”作為革命的反題，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維爾正是從這里突破，提出了一個開創性的解釋，他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和依附的時代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舊制度其實是兩種制度的復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余，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因為這兩者無法調和，才致整個社會出現了矛盾的緊張關系。

傳統的觀點認為，哪里的壓迫愈重，哪里出現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實際上情況并不如此，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當時的法國實際上并不是革命發生的典型時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窮困，統治者與下層社會的矛盾沒有激化到必須改朝換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對開明，民間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進行不緊不慢的各種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臺后，法國面臨著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國所面臨的問題，他勵精圖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進行改革采取各種辦法來開源節流，如取消宮廷中領取高額俸祿的一些閑職，壓縮國王自己的開支，力求盡快擺脫財政危機，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維爾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對此，托克維爾的解釋是在革命前“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這是因為在大革命前，法國已經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變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所以，法國農民對所承受的義務就非常敏感。假如農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便會無動于衷；如果法國農民仍然由領主統治，那么他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并非不能忍受，當貴族擁有特權而且擁有政權是，他們個人的權利再大，也不會引人注意，當貴族進行統治時，他們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對此，人們不以為然，但是，當貴族不再負責這些事務，不再進行政治統治時，他們的特權的分量就會顯得十分沉重，甚至貴族的存在也成了問題，人們變無法忍受貴族的一切特權。托克維爾說，法國農民對土地有一種執著的追求，他們把全部的積蓄用來購買土地，可以想像，當農民終于有了一小塊土地是，他還要為此付稅，并不是給政府，而是給無權無勢的地產主，那些地產主還要強迫他們去服勞役：地產主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農民勒索通行稅；農民付費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售糧；字食用的糧食必須到地產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們的烤爐烘面包，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積越深。一部分舊制度被摧毀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會令人憎恨。

如果說以上這些災難在法國農民心中積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這種新奇的壓迫讓他們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紀的法國，一種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農民：自17世紀初，貴族便開始拋棄農村，到18世紀則成為了普遍現象，同時，資產者為了獲得免稅權，也拋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里找一個棲身之地。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而他們本來是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于是乎，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邊，“既無人想對他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結果就是，社會的進步雖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民灰心喪氣，文明唯獨與他們作對并漸行漸遠，農民雖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們卻經受著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被拋棄的痛苦。于是，托克維爾嘆道：“14世紀的法國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拋棄農民??而現在，農民被禁錮在一道鼓勵窮苦的深淵中，完全隔絕，徹底絕望。”

但與這個相比，中央集權的作用則更嚴重的加劇了各階級的緊張關系。托克維爾認為：“舊制度下中央集權最為顯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強大或者具有壓迫性，而是其無所不在：中央集權下，政府承擔的不是主權者的角色，而是擔當‘監護人’，中央集權實行的行政監護，國王收回了貴族的領地的自治權，廢除各省的自由，把他們吸引到城市，從而取代地方權力，國家升值進入了國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國王領導下的御前會議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規章，發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國王排除的總監及總監任命的總監代理管理，“御前會議有時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適宜的土地上種植某種植物，有的決議命令人們拔掉在它認為低劣的土壤上種植葡萄，可見政府已由統治者轉變為“監護人”，王權的擴張逐步鏟除了過去許多獨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團體，中央政府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于一身，實施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出現兩個明顯的特征：首先，它意味著社會結構的扁平化，由王權—中間團體—個人的三重結構，而變成了國家—個人的兩重社會結構，這會導致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依賴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愿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的極端仇恨；其次，出現了大量的個人，隨著貴族衰落，第三等級的崛起，人們身份差別逐漸縮小，趨于平等，卻為進一步的集權專制埋下了隱患。

再者，民眾對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舊制度下，在為專制政權制定的許多規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貴族,資產階級，底層教士都能通過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辯論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對于壓迫幾乎始終處于無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這些抵御手段，就必須在社會上有一個能為他人看到，聲音達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絕大多數時候，底層民眾都是忍受的，也正因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眾的集體反抗，而在減輕人民負擔的時候卻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維爾所說：“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而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候，又恰好出現了文人政治。在那個時代的啟蒙思想家雖然不參與政治，但是他們領導政治的動向，他們主張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這樣，使得“民眾的想象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于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了，而不僅僅下層民眾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蠱惑和激蕩，輕信憑借理性可以徹底對復雜，陳舊的社會進行有效的改造。這場改革從1787年開始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突然進行大規模革新，他“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利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著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于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該如何行動。”這使得人心變得浮動不安，而“這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的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這些都激發了民眾的憤怒，民眾無法忍受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改良措施，因為他們處于原始狀態，他們從無助到麻木，雖已承受過比眼前更惡劣的生存境況，但一旦被某種力量召喚起，他們便無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這些關于普通民眾在推動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認為，研究這些民眾對當時舊制度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出現的原因，正是我們今天讀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因此我認為在這本書中，第三編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編的第四，五章是本書的精華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國當今社會推薦此書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⑴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⑵馮棠.張麗.舊制度與大革命導讀.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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