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女性的一些思考

關于女性獨立的一些思考

下面的一些思考主要是通過一個研究對象而引發的，這一對象是和我的一個女同學，這里將會簡稱她做劉。之所以要研究她，是因為了解過她對未來、對理想、對就業等問題的看法，覺得她遇到的問題和我自己遇到的問題比較類似，同時和其他女同學遇到的問題也類似，所以應該能代表部分女性的問題。

劉想做一個蛋糕師，但她最終還是聽從她爸爸的意見而讀物理，據她說這是因為她很重視她的家人，希望這樣做能讓她的父母高興。但因為想讓家人高興而放棄自己的夢想，這不會只是重視家庭的表現，而是對家庭的依賴，若沒有了家人的支持，就會覺得前路很難走下去。由于家庭的關系，劉讀完書后可以輕松地到一家國企工作，但她不想這樣，因為她覺得要靠家里找工作太沒骨氣了。從這方面看，劉又似乎是獨立的，或者是想要獨立。這似乎和她依賴家庭的這一方面相矛盾，到底劉算是獨立還是不獨立呢？

從另方面看，劉對家人的依賴和自己想獨立找工作又不矛盾。劉想減肥來使身材更好，她很難拒絕別人的要求，盡管她討厭某人也會表現得很有禮貌，怕別人對她的印象不好，總想做到面面俱到。這些都說明劉很重視別人的看法，很關注別人眼中的她。這樣看來，她的不想違背父母的意見，是因為她把父母的看法看的很重要，她想永遠都是父母眼里的乖女兒；而她想獨立地找工作是因為大家都覺得能獨立在事業開創一片天地的人比較能干。她在按照大家的想法而活。

其實不單單是劉，不單單是女性，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會關注社會對他或她的看法，希望得到贊許，從而被社會塑造。社會的看法關系到我們應該是怎樣的人、應該去做什么。問題是，從我們出生開始，我們就被這個社會分成男人和女人，我們因生理性別上的不同而被塑造成不同的人。在這個社會眼中，男人應該是堅強、獨立和不斷追求夢想的，而女人應該是溫柔、顧家的。從這開始，男女之間受到不對等的對待。

可以說劉對父母的重視、對人很有禮貌和重視自己的身材等等都符合社會對女人的要求，這很好，但她為何又要追求獨立呢？這是由于女性獨立運動的影響。以前大家都覺得賢妻良母就很好了，而現在，通過女性爭取獨立的運動，大家都覺得女人有工作更好吧，家庭和事業兩兼得的女人得到更多的贊許。社會漸漸從允許女性工作變到“要求”女性工作了。

女人能去工作自然很好，起碼不用再依賴丈夫了。但是，社會依然要求女人還要像以前那樣重視家庭，女性被要求家庭和事業兩兼得。女性的獨立運動要求女性要有獨立的行動，但又未打破原來的束縛，這樣只是讓女性的負擔更沉重。最終，女人都像劉那樣，她堅信自己必須要有一份工作，但她并不要求那份工作的職位有多高，她的重心將落在家庭那里，而那份工作只是表明和確保她是能獨立的而已。這樣的話，男女之間還不是平等的。

其實，要承認女性的獨立性和男女平等，不只是要求女性要在事業方面有一片廣闊的天地，還要承認男性在家庭方面負有的責任應和女性一樣重要，同時還要承認女性在事業方面或者家庭方面所作的努力。盡管努力了很久，但女性的地位還未達到完全和男性平等的水平，以后還需要更多的人的努力。

第二篇：關于女性創業情況調查與思考

為了探討和分析**區女性創業的現狀、實際需求和面臨的困難，找出制約女性創業的關鍵因素，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為更多的女性投身創業、科學創業、健康發展提供有效的幫助和促進，區婦聯開展了**區女性創業情況調查活動，聯同各基層婦聯和勞動保障所，分別面向擬創業女性和創業成功女性發放《女性創業意向調查問卷》及《女性創業情況調查表

》，采用個案訪談和抽樣調查相結合的形式，在五堰街辦、二堰街辦、武當路街辦、東城開發區轄區共計發放調查問卷和調查表263張，其中有效232張，有效回收率88%。根據個案訪談和抽樣調查的數據分析結果，現將**區女性創業情況報告分析如下：

一、女性創業現狀

1、中青年女性為創業的生力軍，創業動機主要是生存需要

調查統計顯示，女性創業者年齡在36—45歲的人數最多，占63%，其次是31—35歲的，占22%，25歲以下和45歲以上開始創業的人數相對較少。創業人員以中青年女性為主，以生存需要為創業主要動機的占到了58.8%。這部分女性主要是因為就業或再就業沒有合適的崗位，故通過自我創業實現就業再就業。

2、女性創業者文化層次不高，大部分在創業前無相關工作經驗

調查顯示，創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中專居多，占51.7%，大學專科及初中以下的次之，無研究生以上人員。創業前身份主要是下崗失業人員或經營狀況不景氣的企業單位在職職工，占63.4%，有少量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和失地農民。72.3%的女性創業前沒有與目前所創業行業相關的工作經驗。多數擬創業者也認為創業將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自身沒有一技之長，更沒有創業經驗，想創業卻不知從何處著手。

3、女性創業者多為已婚，非常看重家庭的支持

從訪談和問卷來看，絕大多數創業者為已婚，占85 %；未婚或離異的單身女性占15 %，女性創業者們認為創業過程中的家庭支持非常重要，是創業成功的先決條件。而一些缺乏家庭支持的女性創業者，往往壓力更大，甚至因此導致家庭的破裂。對于大部分女性創業者，生活的重心仍然傾向于家庭，照顧好家庭、教育培養好孩子，做一個賢妻良母仍然是許多女性創業者放棄不掉的責任。

4、女性創業者的創業方向多選擇商貿服務業，創業缺乏資金支持，以小規模經營為主

根據《創業意向調查問卷》統計，80.4%女性創業者的創業方向為商貿服務業；4.6%選擇工業企業。選擇工業企業的女性主要是源于我區汽車工業發展的良好形勢，創業者曾從事過相關工作。而選擇商貿服務業等婦女創業集中的行業，是因為這些行業門檻較低，比較容易進入，而且這些行業往往以家庭為基礎，有利于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

調查顯示，占62.1%女性創業者擬投入的創業資金僅在5萬元以下，創業資金的來源多依靠轉借他人、銀行貸款，有創業想法但苦于沒有資金來源的占到了18.3%。基于這些原因，更多的女性選擇固定商鋪經營，占58.2%；有少部分資金少、起步低的選擇了家庭手工作坊和流動商鋪經營，占16.3%；而選擇開辦公司的僅為12.4%。這些數據顯示，女性創業者創辦的企業仍以小規模為主，投入的資金有限。

二、女性創業存在的困難與需求

1、最大困難是項目選擇和資金來源

創業項目的選擇是女性創業的首要問題。在訪談中，很多創業成功者提到，在創業之初很茫然，為了生存而創業，但即無技能又無經驗，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了不少彎路。大部分擬創業者也談到，想創業，但不知如何選擇合適的項目。

創業資金的籌措，則是制約女性創業的瓶頸。女性創業者在投資創業時比較謹慎，大多是使用家庭多年的積蓄或向親戚朋友借支,資金量小，來源十分有限。一些創業者也申請過政府為下崗失業人員提供的小額擔保貸款，但由于手續繁瑣，擔保困難，不容易辦成。

2、沒有一技之長和缺乏經驗成為多數女性創業者的困惑

對許多女性來說，自主創業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多數人寧可做不如意的工作，也不敢冒險創業。在訪談時，有些女私營業主坦承，創業是給逼出來的，不得已而為之，如果沒有下崗或者有一個勉強能養家的工作都不會主動去創業。但創業又缺乏一技之長，不選擇自己熟知的領域，靠熱情盲目創業難免失敗，輕則挫傷創業積極性，重則導致投資無果，資金損失，影響家庭正常生活。

3、企業創新能力較弱，發展難度大

主要表現在被調查的女性創業者所經營的的企業生產或銷售規模較小、層次較低、產品結構單一，高科技產業較少，多采用傳統管理和經營模式，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大多數被調查者表示，希望政府部門能搭建平臺，提供相應的技術指導和技術援助，實現企業的創新發展，做

大做強。

4、女性創業環境需進一步優化

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鼓勵與支持女性創業的社會家庭氛圍尚未形成，女性創業能力受到普遍質疑，創業女性往往被認為是“不安分、瞎折騰、成不了大事”，或者被冠上“女強人”的刻板印象。部分女性在創業過程受到或多或少的性騷擾，感受到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同時，女性創業者家務負擔較重，肩負著事業與

家庭兩副重擔，在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女性在商業上人脈一般不如男性，難以有更多的精力應酬社會事務，處理各種關系。

三、促進女性創業的對策與建議

1、優化女性創業環境，營造女性創業的良好社會氛圍

一是宣傳和鼓勵更多的女性通過自我創業實現自身價值，通過宣傳女性創業和女企業家形象，鼓勵創新、競爭、拼搏，引導更多的女性增強自信心，投身創業。二是對社會大眾層面，宣傳“男女都一樣，女人照樣當老板”的觀念；宣傳一個家庭中“主外主內不論性別”的道理。三是大力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使女性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為女性創業提供有利的家庭支持。四是進一步加強政府服務部門的管理力度，對一些不良風氣和管理服務過程中的違法違紀現象給予嚴厲打擊，為女性創業提供良好后盾支持。

2、提高女性創業者素質，增強女性創業能力

一是針對我區實際情況，依托勞動就業部門的培訓機構，開展體現女性特點、發揮女性優勢的創業培訓，并將女性創業培訓納入免費培訓范圍，開展syb創業培訓及其它技能性培訓。二是開展職業規劃指導。根據知識女性、下崗創業女性、返鄉創業女性等不同層次創業者的需要，進行職業規劃指導，使其明確其職業方向，為創業打下基礎。三是針對多數女性創業者認為創業項目選擇是創業的一個大難題問題，對女性創業者進行市場經濟的相關知識培訓，分析市場動態及市場需求，對其創業項目的選擇提供幫助。

3、建立女性創業融資體系，加強對女性創業者的資金支持力度

一是要加強銀行信貸與信用擔保機構的合作。對符合貸款條件的女性創業人員，要優先給予信貸支持，盡可能簡化手續。對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女性創辦企業，可采取資產抵押、質押或保證等形式解決貸款；對規模較小、缺少發展資金的下崗失業女性創辦的企業，可采取企業互保、聯保、貸款保險等形式，開辟女性創辦企業信貸擔保的綠色通道。二是建立女性創業發展的專項基金、貸款擔保基金，形成專門針對女性企業的融資支持體系，為女性創業提供有力的經濟保證。

第三篇：對現代女性的思考

石評梅

石評梅（1902-1928），中國近現代女作家、革命活動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原名汝壁，因愛慕梅花之俏麗堅貞，自取筆名石評梅。曾用筆名評梅女士、波微、漱雪、冰華、心珠、夢黛、林娜等。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就讀時即熱心于文學創作，1923年9月在《晨報副刊》連載長篇游記《模糊的余影》，1924年與摯友陸晶清編輯《京報副刊.婦女周刊》，1926年，繼續與陸晶清合編《世界日報副刊.薔藏周刊》，1928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評梅一生中，創作了大量詩歌、散文、游記、小說，尤以詩歌見長，有“北京著名女詩人”之譽。作品大多以追求愛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為主題。小說創作以《紅鬃馬》、《匹馬嘶風錄》為代表。

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廬隱、陸晶清等友人編輯成《濤語》、《偶然草》兩個集子。[1]

（概述圖片資料來源[2]）

中文名

石評梅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山西省陽泉市郊區義井鎮小河村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28年9月30日 職

業

作家 畢業院校

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 主要成就

主創《京報》副刊—《婦女周刊》 代表作品

《墓畔哀歌》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親石銘，字鼎丞，清末舉人；石評梅之母，是父親的續弦，其家庭為山西省平定縣內一個書香門第。[3]

主要經歷

1902年，石評梅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4]

石評梅自幼聰穎好學，很受父母喜愛，從三、四歲開始，父親就教她認字，每晚堅持不斷，有時她沒有認熟，雖是深夜，也不許去睡，直到念熟為止。后來進了小學，白天和孩子們一起上課，晚上放學以后，她父親仍然教讀《四書》、《詩經》等。[5]

辛亥革命后不久，石評梅父親石銘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圖書館任職，于是隨父來到太原，進入太原師范附屬小學就讀，附小畢業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師范學校讀書。[5] 由于石評梅天資聰穎，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學校里學業突出，被譽為“才女”。在女師讀書期間已經顯露了石評梅的反抗思想和組織才能。一次女師鬧風潮，她為組織者之一。風潮過后，校方要開除她，后因惜其才學，又恢復了學籍。[1]

1919年暑假，石評梅從太原女師畢業，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4] 邁出這一步，是對石評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驗。因為在當時社會里，一般人思想認為：“一個女孩子，中學畢業就可以了，何必費勁的深造呢！”然而她卻不斷求學、奮斗著。她在父親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學。到北京后，她本來要報考女高師的國文科，但是當年女高師國文科不招生，于是改考體育系。[5] [1]

在新思潮的影響下，石評梅一方面在女高師勤奮學習課業，一方面即開始寫詩和散文向各報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評梅的詩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學“新共和學會”辦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號上正式刊出。[1]

1920年在山西同鄉會上，石評梅結識了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運動健將、山西籍最早的共產黨人高君宇。[4] 在同鄉會交談中，得知他們父輩即有交誼。他鄉遇故友，格外親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誼，二人經常通信，談思想，談抱負。[1] [6] 1923年4月15日，石評梅曾致信高君宇，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 次日去信，幫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煩悶，就在于社會制度的不合理。[5] [1] [6]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評梅與體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組成“女高師第二組國內旅行團”南下旅游，她們沿京漢鐵路，經保定、武漢、南京、上海，從青島、濟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評梅寫了一篇五萬余字的長篇游記《模糊的余影》，連載于《晨報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1923年，石評梅完成學業，接受師大附中聘請擔任女子部學級主任和體育教員、國文教員，后來還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師大等校兼任教員和講師。[5] 擔任北京師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導、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學生心悅誠服接受規則約束。[7]

1924年高君宇 因張國燾被捕叛變遭到北洋軍閥政府通緝。他從在京住所臘庫胡同十六號化裝脫險，在狂風暴雨的夜晚到石評梅住處告別。[6]

1924年石評梅和陸晶清合編《京報》副刊的《婦女周刊》時，得到魯迅的關懷和支持。[1]

1924年11月，石評梅與陸晶清等編輯出刊了《京報》副刊——《婦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筆觸，揭露抨擊社會的黑暗勢力，激勵人民革命斗志。[1]

1925年，石評梅在高君宇墓畔[4]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3月29日，北京大學、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會召開高君宇 追悼大會，石評梅送了挽聯，上寫：“碧海青天無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親筆題寫一首挽詞，懸掛在追悼會上。5月8日，根據高君宇 的遺愿由石評梅和高全德出面將高君宇 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評梅在高墓周圍親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題了碑記。[1] [6]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石評梅和陸晶清等編輯的《京報》副刊《婦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發表本刊編輯部特別啟事，對“滬漢慘屠”表示憤慨之情。[1]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在天安門前召開國民大會，要求段祺瑞執政府拒絕日、英、美等八國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的最后通牒，抗議日艦對大沽口的炮擊。會后2000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執政府出兵鎮壓，制造了“三一八”慘案。石評梅雖然沒有親自參加到執政府門前的請愿行列，但好友劉和珍不幸遇難，陸晶清也負了傷。1926年3月19日，石評梅即奔醫院看望負傷的朋友。并于3月22日在《京報副刊》發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又參加了女師大為劉和珍和楊德群召開的隆重追悼大會，同時在《京報副刊》發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憤地指出：“昨天的慘案，這也是放出野獸來噬人；”“你的血雖然冷了，溫暖了的是我們的熱血，你的尸雖然僵了，鑄堅了的是我們的鐵志。”“我也愿將這殘余的生命，追隨你的英魂！”[1]

1926年上半年，石評梅又與好友陸晶清等編輯北京《世界日報》副刊《薔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從事文學事業。最初以寫詩歌與散文為主，當時即被稱為北京著名女詩人，到后期創作不少短篇小說。[1]

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京南下，石評梅至前門車站送行。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三時至車站，晶清、石評梅來送。”[1]

1927年發表的小說《匹馬嘶風暴》，是這一時期石評梅的小說代表作之一。[8]

1928年9月18日，石評梅在北京西栓馬樁八號寓所開始發病，劇烈頭痛，但她以為身體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還是照常去附中教書，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廬隱等送石評梅進舊刑部街日本山本醫院，師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礪儒和廬隱等均在醫院守護，不久開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醫院轉到協和醫院，診斷為腦炎。30日石評梅即逝世于北京協和醫院，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 墓旁。[7] [1]

1928年10月13日，世界日報社、女師大學生會、春明女校、薔薇社及綠波社等在女師大禮堂開追悼會，廬隱報告石評梅生平事跡，焦菊隱代表綠波社致辭，女師大學生會寫祭文，陸晶清從上海專程趕回北京，悲慟萬分，寫下了《我哭你喚你都不應》的祭文。[9] [7]

1928年12月，由薔薇社編輯，《世界日報》印行《石評梅紀念刊》，登載三十余篇悼念文章。[1]

石評梅逝世后，經廬隱、陸晶清等努力，編輯出版了石評梅生前所著小說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濤語》等書

創作風格 石評梅的作品不僅有纏繞不清的哲學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層面上也表現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滿了“冷月、孤墳、落花、哀鳴、殘葉”等冷艷的詞匯，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淚珠匯成，可謂滿紙辛酸淚。然而她的善感與抑郁的氣質并不妨礙她對女性命運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夠從悲觀主義的角度循著情感的悲哀邏輯進行思辨與覺悟，表現一種極熱烈又悲哀至極的吶喊。[10]

石評梅的作品無論是對光明的渴望、愛情的追求，還是對婦女和社會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滿著柔弱女性奮力掙扎和不斷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現了其思想發展過程中從充滿時代悲哀的嘆息到對理想追求執著精神的轉變過程；她充滿了對既崇敬又心愛的人的緬懷，也表現了對真摯愛情的執著追求；同時，她深深地理解中國勞動婦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慘命運和對黑暗的抗爭，從而使爭取自由和解放的執著精神也赫然紙上。[10]

4人物軼事

高君宇與石評梅的愛情曲折而堅定，兩個人猶如天空中的煙火，在短暫的生命中演繹了絢麗燦爛的絕世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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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脫險 心系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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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的一個富商家庭，少年時代的他就對社會政治問題非常關心。20歲時，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學。在當時進步思想的發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進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響，很快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1919年5月4日學生愛國游行時，高君宇是組織骨干之一。1922年，在黨的“二大”上，高君宇當選為中央委員。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釗、毛澤東等人一起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4年，北洋政府對北京城內的國共兩黨成員展開大搜捕。高君宇將自己扮成廚子僥幸脫險后，接到上級指示，回山西建立黨組織。臨走之前，他決定去看一眼心中最放不下的人——石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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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初遇 互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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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會館的同鄉會上，一個學生模樣的男子正在作反帝反封建的演講，他就是高君宇。石評梅認真地聆聽著，并被深深地感染。山西會館的偶遇，兩人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書信往來，石評梅和高君宇漸漸建立了友誼。有時，他們會相約來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談中，他們發現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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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受挫 同命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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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評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師范的學業。畢業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屬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和體育教員。這一年的秋天，她收到高君宇的一封來信。信里只有一片火紅的楓葉，上面用毛筆寫著幾行字：“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這封突如其來的求愛信讓石評梅陷入憂慮和矛盾中。她想了很久，在紅葉上寫下這樣一行字：“枯萎的花籃不能承受這鮮紅的葉兒。”

原來，石評梅的第一個戀人叫吳天放，是一個風流才子，曾經留美學習。雖然他有家，但一直瘋狂追求石評梅。在他們相戀的第三個年頭，一次突然的造訪讓石評梅見到了吳天放的妻兒。最終，她選擇了離開。這次感情的挫折令她失去了重新追求愛情和婚姻的勇氣。

高君宇也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1914年，18歲的他在父親的一手包辦下，與本縣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從一開始，高君宇就試圖反抗這樁婚事，但是遭到了父親的嚴詞拒絕。認識了石評梅后，高君宇更加堅定了擺脫封建婚姻束縛的信念。被石評梅拒絕后，高君宇對弟弟說：“我對她的感情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增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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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對戒 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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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所說的高君宇虎口脫險后，必須離開北京前往山西。在臨走前的那一晚，他去找石評梅。那個晚上，他告訴石評梅自己回到山西就解除那婚約。石評梅沒說什么，但心里已經下決心終身不嫁。高君宇沒有食言，在他的力爭之下，1924年秋，那場延續了10年、名存實亡的婚姻畫上了句號。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廣州，擔任孫中山的秘書。石評梅的生日快要到了，高君宇上街買了一對象牙戒指，并將其中較小的一枚附在書信中，寄給了遠在北京的石評梅，另外一枚則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石評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這對白色戒指，象征了二人會永遠保持“純潔如冰雪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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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外 凈土埋骨

? 1924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成立了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臨時執政府，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隨孫中山抵達北京。回到北京的他參加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可多年的艱苦生活和情感郁積讓這個年輕人的身體再也無法支撐。不久，他住進了醫院。在這期間，石評梅差不多每天都來探視，二人談得很投機，有的時候，他們戴象牙戒指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之后，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闌尾炎再次住進醫院，因術后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時年29歲。按照高君宇的生前心愿，他被葬在陶然亭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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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而終 陶然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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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評梅與高君宇雕像[2]

高君宇的去世給石評梅極大的打擊，她覺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斷，沒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結合。于是，她經常到高君宇的墳上哭，說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評梅寫著：“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

1928年9月，26歲的石評梅病逝于北京。臨終前，她的手上仍然戴著那枚白色的戒指。人們把她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處，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遺愿。

（人物軼事資料來源[2]）

5社會評價

石評梅是中國現代女性求獨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的先驅，她短暫一生的悲劇性色彩，恰是那個時代婦女命運的應對，也是那個時代國家命運的映照。[11] 廬隱曾評價她說，石評梅注定了她是悲劇中的主角。她經歷了從幻想到現實痛苦，從虛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壞的連續悲劇起落的過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這中間巨大的思考時空的真實記錄。

廬隱

廬隱（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筆名廬隱，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時期著名的作家，與冰心、林徽因齊名并被稱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女作家在現代中國》（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與蕭紅、蘇雪林和石評梅等人并列為18個重要的現代中國女作家之一。

人物生平編輯

悲苦童年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5月4日，廬隱生于福建閩侯縣。廬隱降生的當天，外祖母去世了，母親因此認定她是一顆災星，把她交給一個奶媽去喂養。三歲時因為得了極重的熱病，被奶媽帶到鄉下撫養并很快痊愈。父親當了湖南長沙知縣時，她回到了父母的身邊。福州三山陵園里的廬隱銅像[2]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六歲），父親在長沙去世，母親帶著她來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親厭惡，不得入學，但卻拜了沒有進過學校的姨母為師，開始啟蒙教育。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廬隱九歲，被送到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慕貞學院去讀小學，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時腳長了瘡，幾乎使她成了殘廢；后來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禮拜，并在美國人朱太太的引導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廬隱在大哥的幫助下，第一次開始練習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師范預科，走上了求學之路。[3]

曲折求學

1912年，廬隱考入女子師范學校，時年十三歲，開始了她的少女時代。到了三年級，她的興趣一天天趨向文學，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說，尤其適合她的脾胃，在學校還得了一個“小說迷”的綽號。

1916年，廬隱中學畢業，因當時沒有女子大學，別的大學又不開女禁，所以暫時不能繼續升學。在母親和表哥們的活動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學聘為體操、家事園藝教員，但她對于家事園藝一竅不通，因此春假過去，便悄然辭職，結束了她最初的教學生活。[4]

廬隱

1917年，應在安慶省立安徽女師附小當校長、原北京慕貞學院同學舒畹蓀女士的邀請，前往安慶任教。半年后，覺得在安慶的生活無趣，廬隱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長的推薦下，她到了開封任開封女子師范教員，但那里環境腐敗，流弊積年，守舊的教員視言論激烈的廬隱為名教反叛的危險人物，備受排擠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廬隱考進了該校國文部，作旁聽生，經過學期考試后，升為正班生，暫時結束了使她感到厭倦的教員生活。

在學校，她被選為學生會的干事，積極做些社會工作。為了福建的問題，她被女師大選為福建同鄉會代表，到北大、師大開會，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來又被選為幾次大會的副主席和一個刊物的編輯。廬隱和十幾個志趣相投的人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社會改良派。[3]

坎坷愛情

少女時期，廬隱在舅父家里認識了一位表親林鴻俊。林鴻俊向她提出結婚，而她的母親和哥哥覺得他太沒深造，家又窮，因此拒絕了他。處于叛逆期的廬隱被母親和哥哥的作為激起了一腔憤懣，于是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給他，將來命運如何，我都愿承受。”母親深知廬隱倔強的性格，只好答應，她簽了字，接受母親的條件：大學畢業后才能舉行婚禮。大學期間，受“五四”時代新思潮的影響，廬隱廢寢忘食地東奔西跑，接觸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她發現同她訂婚的表親林鴻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樣，走的道路不一樣，擔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將毀了她的一生，廬隱主動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約。[5]

作品風格編輯 總體風格

在藝術風格上，廬隱是頗具個性的。廬隱的抒情風格，清淺直切，又不失雋麗瀟灑，纏綿悱惻與慷慨悲歌間有，筆鋒常帶感情；廬隱的小說基調，深受中國古典言情小說和婉約派詩詞影響，風格感傷，基調悲戚，可與同時期的郁達夫媲美；她的作品帶有濃厚的自敘色彩，大多數采用日記或書信或講故事的形式，這在“五四”小說家中可謂首屈一指；她的語言流利、自然、真切，纖細而不失酣暢；她小說的結構趨向散文，在缺少約束的行文中浸透著濃郁的感情，細膩蘊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結構松散，詞藻華麗，后期有長足的進步。[10]

前期風格

廬隱受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影響，作品表現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提倡人道主義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會問題小說”為主，這一時期代表作品：《兩個小學生》、《一個著作家》、《一封信》、《靈魂可以賣么？》等[10] [8]

廬隱遺影

《一個著作家》寫金錢勢力下知識青年的愛情悲劇。《兩個小學生》寫北京某公立小學的兩個學生參加請愿，結果，請愿隊伍遭到軍警鎮壓。《一封信》寫農村高利貸盤剝，農民賣女償債，被虐待致死。而《靈魂可以賣嗎?》通過15歲進廠的紗廠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為機器的附庸這樣的現象。“當早晨工廠動工鐘響的時候，工人便都象機器開了鎖，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廠停工鐘響了，他們也象機器上了鎖，不再轉動了！他們的面色，是黧黑里隱著青黃，眼光都是木強的”。[11]

后期風格

五四運動后真正顯出廬隱創作的個性：用哀傷的筆調敘寫“五四”一代青年復雜的感情世界，《廬隱散文集》

尤其表現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愛情幸福最后卻只能嘗到苦果的實際情景。這一時期作品主要以“心理問題”小說為主，代表作為1921年后廬隱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為藍本，寫出短篇《或人的悲哀》、《麗石的日記》以及中篇《海濱故人》等。

獨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識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劇。受過高等教育，經歷過舊時代的磨難和新時代的洗禮，能詩善詞，琴棋書畫、善良美麗又多愁善感，具有濃郁的中國古典文化意味（塵夢、沁珠、鷺沙），走過了“五四”高潮時期對人生的美好憧憬，對愛情的渴望，幾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愛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處是歸程？》答案是沒有歸程--痛苦與虛無。身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劇性的。[11]

藝術特性

廬隱的抒情性敘述不事雕飾，激切直露，同時也嫌單調，少含蓄。嘆句的大量運用增強了敘事的情感容量，相對削弱了小說語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記、書信，重視哀切動人的環境氣氛烘托，甚于對人物性格的刻鏤，結構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離開了產生的歷史環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廬隱比任何別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質，她的小說是純“五四”式的。[11]

5人物評價編輯

總評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圣者。[12]

名家點評

“雖然這幾篇（指《海濱故人》集內前七個短篇--編者按）在思想上和技術上都還幼稚，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茅盾：《論廬隱》）[13]

“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于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喜歡。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則廬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蘇雪林：《關于廬隱的回憶》）[4]

“在那群老同學中，她是比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別人對于新詩小說的創作還在遲疑猶豫的時候，她的作品已在報紙上發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談吐，她那時似傲慢的舉措，她那對于愛的熱烈追求，這些使她的老友對她常有微詞的地方都可以顯示她是有個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個性。”（馮沅君：《憶廬隱》）

“人生是時時在追求掙扎中，雖明知是幻想虛影，然終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淵懸崖，然終于不能不勉強掙扎；你我是這樣，許多眾生也是這樣，然而誰也不能逃此羅網以自救拔。”（石評梅：《給廬隱》）

“廬隱的天真，使你疑心‘時光’不一定會在每一個人心上走過；喝酒是她愛的，寫文章是她愛的，打麻雀是她愛的，唯建是她愛的。”（邵洵美：《廬隱的故事》）

“廬隱就是這么一個很痛快的人，高興起來，就哈哈大笑；煩悶的時候，就痛飲幾杯；傷心的時候就大哭一場，看不順眼的事情，就破口大罵，毫不顧到什么環境不環境。”（謝冰瑩：《黃廬隱》）

“廬隱既是一個受時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個叛逆時代的女性。”（陸晶清：《淺談廬隱及其作品》）

而廬隱自己則說：“我想游戲人間，反被人間游戲了我！”“我就是喜歡玩火，我愿讓火把我燒成灰燼。”[4]

《廬隱經典作品選》(5張)

1923年夏與有夫人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婚后廬隱發現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廬隱又繼續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后》、《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1]

廬隱與丈夫李唯建[6]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

1925年，郭夢良因腸胃病一病而逝。廬隱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鄉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時無法忍受婆婆的惡毒，廬隱便帶著孩子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7]

1928年，廬隱認識了比她小九歲的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位樂天派的青年詩人李唯建。1930年秋，兩人結婚。他們東渡日本，寄居在東京郊外。《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只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志》上發表過。

后回到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4]

1931年夏天，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杰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又開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志》和《現代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8]

不幸離世

1934年5月，廬隱因難產手術，開刀后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于13日11點20分逝世于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年僅三十六歲。[4]

廬隱一生清貧，度日艱難，沒有任何財產，只有幾部比生命還寶貴的作品。為了慰藉廬隱的在天之靈，李唯建將她的全部作品放進棺內，讓她畢生心血的結晶永世伴著她。[8]

第四篇：檢察機關女性成才的理性思考

檢察機關女性成才的理性思考

當今的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社會變革的每一個發展變化，都需要不同程度、不同層次的各種各樣的人才。人才更成為第一生產力，誰擁有了人才，誰就擁有競爭的主動權。這樣的時代，為每一個人搭建了塑造自己和發展自己的平臺。在檢察領域也不例外。

一、現代社會，女性有施展才華的舞臺

女性成才是指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取得顯著成績并得到社會的公認。品質好、知識優、能力強、業績顯是“成才”的最基本的標準和尺度。女性以獨立的人格身份邁入社會舞臺是經歷了一個陣痛過程的，從中國古代先人感謂“唯女子與小

人難養也”到開國領袖毛澤東指出“中國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從西方哲人發出“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到共產主義奠基人馬克思總結歷史發展，斷言“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女性以自身的作為和奮斗融入到了社會發展的洪流中。歷史步入二十一世紀，作為女性，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全新的時代更應感到幸運和驕傲。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知識經濟主宰世界的大變革時代它以數字化信息革命為推動力量，經濟掛帥，資訊與科技并重，靠體力、靠冒險、靠勇氣支撐主體地位的男性優勢已不復存在，知識與才能成為人才的最重要標準。這對于以知識作為工作的根基而又不斷學習的女性來說是絕好的機遇和條件。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提倡男女平等的時代。男尊女卑、男強女弱、夫唱婦隨的封建傳統觀念隨著歷史的發展正在成為過去。職業女性

所渴望的，不僅僅是“軍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的贊譽，我們所追求的是“以素質求平等，以貢獻求地位。”我們所處的時代更是一個女性可以自由擇業并能夠成為百行尖兵的時代。花木蘭從軍女扮男裝成為歷史佳話，女性公堂斷案在古近代史上卻史無前例。就在十幾年前，女性成為政法單位的帶頭人似乎無法想象，也難以實現。跨世紀的今天，這已經不再成為新鮮的話題。況且，我們身邊就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典型：全國十大杰出檢察官馬先蘭、全國優秀工作者孫桂華、全省政法戰線學習的榜樣張會杰，優秀公訴人、辦案能手、拔尖人才的隊伍中也不乏女性佼佼者。全省各個崗位上工作的女檢察官們在榜樣的帶動下，會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二、超越自我，女性成才不再遙遠

時代的進步雖然給女性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但仍有不少障礙擺在我們面前，有來自外部的，也有來自內心 的，有根深蒂固觀念影響的，也有現代社會再生的。我們職業女性必須敢于面對現實，面對真實的自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實現成才道路上的自我超越。

一是正視女檢察官隊伍的現狀。在檢察事業深化發展的今天，女檢察官成為事業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從數量上看，不可小視。以牡丹江為例，全市有檢察干警人，其中女檢察官人，占干警總數的五分之一。從分布上看，遍布各個崗位。有市院紀檢書記、基層檢察長、基層副檢察長、科長，也有默默無聞在書記員和服務性崗位工作的人員。從能力上看，表現突出者不在少數。在女性隊伍中，有人學習不忘工作化，參加了研究生學習，有人堅持理論和實踐同步提高，取得本科學歷，有人追求政治榮譽成為共產主義先鋒隊的一分子。她們將知識融入到工作實踐中，靠才能的發揮和工作貢獻被各級組織、廣大干警和社會各界所肯定。每年的崗位

能手、拔尖人才的評比中，可謂巾幗不讓須眉；記功獎勵表彰的大會上，會看到女檢察官披紅帶花的身影；崗位競聘的展示上，女性全然不遜于男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女性撐起了檢察事業的半邊天。

在看到檢察隊伍中女性主流一面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存在的問題。女性在職務的體現上呈現底寬上尖的金字塔狀，越向高層次，女性的比例就越小；有相當一部分女干警自我定位不高，稍有取得就很滿足；有的女干警對自身價值認識不到位，安于現狀，進取心不強，滯后于工作的需要；有的女干警就是把工作看成謀生的飯碗，不求多干也不求干好，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影響到女性的整體形象乃至發展。例如上級組織對女性成才的期望值降低；在進人時同等條件下男生是唯一的選擇；將女性放在重要崗位時領導要格外的三思而后行；女權運動者要不斷呼吁以防女性參政率越

來越低。列寧曾經指出：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女工的解放也只能是女工自己的事情。世上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我們女檢察官也同樣要靠自己成為“人才榜”上的一員。首先，要有一個成就動機，渴望成才和成功，有了內動力，工作才會有激情，才可能不斷地追求自我超越。其次，要與時俱進不斷“充電”，有內涵，有過硬的工作本領，只有這樣，在工作崗位上才可能做到游刃有余并在男性居多的領域里脫穎而出。再次，要敢于展示自己，不要被封建的傳統觀念所束縛，也不要被不公正的社會輿論所左右，在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上亮出你的風采，做出你的業績。

二是正視自身能力的優劣。在男女平等的國策下，我們也必須看到男女不同的一面。相對于女性而言，男性有他優勢的一面，例如體力占先、意志堅定、獨立性強、情感外露、決策果斷，興趣廣泛。相對于男性而言，女性遇事冷靜，思考周密，直覺敏銳，情感真摯，極富

愛心，善于傾聽，形象思維強，表達能力占先。我們女性應當清醒地認識自我，面對客觀，揚女性之長，補女性之短。檢察工作的每一個崗位都有其各自的特點，而且“行行出狀元”。在選擇崗位時我們要力求找準最能發揮自身優勢的那一個“點”，不盲從，不硬拼，只有這樣，我們崗位成才的機率才更大。此外，在呼吁女性成才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女性個體上的差異。成長環境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發展機遇的不同、價值取向的不同，使女性自我定位也不同，有人視工作為支柱，樂此不疲，有人視工作為負擔，甘當他人的附屬品。我們不能將千姿百態的女性需求格式化為一種模式，女性需求的多樣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多樣性一樣，是一種客觀存在，我們要認知和尊重。

三是正視社會評價標準的不平等。社會對于男人和女人的評價標準存在極大差異，這種不同的標準不僅決定著社會對于男女兩性不同的價值判斷，也影

響著兩性自身的行為方式特別是束縛著婦女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對于一個男性來說，如果他只是承擔社會工作、追求事業，就是一個好男人。而對于一個女人來說，僅僅如此還不夠，職業女性必須同時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和對家庭的責任。要做好母親，培養好孩子，使之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要做好女兒，贍養好老人，讓他們安度晚年享受生活；要做好妻子，扶持好丈夫，使他在社會上體現人生價值享受事業成功的快樂。也就是說，社會對男人的評價標準是單一的，對女人則是雙重的。這無疑使婦女人生負荷大大超過男性。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也不能因為自我而拋棄其中任何一項責任。怎么辦？那就是多一些付出少索取，多一些計劃合理安排時間，多一些高效率化解工作和生活的矛盾。

三、完善自己，女性讓自己美起來

作為中國當代職業女性，只是事業上的強者我認為并不成功，“兼顧型”的

人生、統一型的形象是社會更會認同的，并會有助于女性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一是既要注重內在修養，又要注意外在形象。每一個女性都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內在氣質、品味、修養的塑造彰顯女性的可愛。同時，也不能忽視外在修飾打扮。俗話說：“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要在著裝、發型、美容、化妝等方面注意適當美化和修飾，從而使別人覺得你每天都很亮麗。總之，女性內在的美是永恒的，而外在美也不容忽視，這是女性形象內在與外在的統一。

二是既要有現代意識，又要有傳統美感。一個現代女性要有現代意識、開放意識，要善于接受現代社會中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潮流，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又要保持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如尊敬老人、勤儉持家、賢惠善良等。這是開放與傳統統一。

三是既要有事業心，又要當好賢妻良母。一個女性的事業心越強，在事業

上取得成就越大，則她的社會價值也就越大，但同時也要照顧家庭、照顧孩子、丈夫和老人，不管社會步入到哪個世紀，這仍然是我們女性人生的本味這是事業與家庭統一。

四是既要賢惠溫柔，又要自信堅強。女性溫柔在性格上體現是善良、同情心和偉大的母愛，在外貌形體上體現是柔和微笑的臉、友好親切的眼光、得體文雅的舉止，在為人處世上體現的是溫和體貼、善解人意。然而，光有溫柔不行，還要自信自立、自強不息，才能承受住家庭與事業的雙副重擔，這是溫柔與剛強的統一。

五是既要忙有成果，又要閑有情趣。作為女性，要把我們的愛心、熱情、責任、時間、精力奉獻給家人，奉獻給事業，奉獻給社會，但同時也要學會忙里偷閑，善待人生，富有情趣，活出自我。這是奉獻與自愛的統一。

第五篇：對女性地位的思考

對女性地位的思考

19—20世紀：女性文學的絢麗日出

伊麗莎白·詹威在《美國當代文學·婦女文學》中指出：由于女性文學來自被抹煞的人類“另一半”的生活經歷，需要“用一種不同度數的鏡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們”。〔1〕也就是說，這個“鏡片”的“度數”要和女性文學的實際相符相配，就必須從女性文學的誕生說起。無論是東方或西方的語言中，人類（humanbeing）、人（human）、歷史（history）等詞語都不包括女人，她們在人和歷史的范疇中是不在場的缺席者。文藝復興、啟蒙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想是抽象的人，如果具體化一些則僅指男人。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只是男權宣言，發現了這一點的阿倫普·德·朱戈在法國大革命兩年后的1791年發表了《女性與女性市民的人權宣言》，她后來因此而被送上了斷頭臺。拿破侖法典則明文規定：“未成年者、已婚婦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沒有行使法律的權利。”美國婦女在解放黑奴的運動中才意識到自己和黑人一樣處于無權地位，所以積極投入奴隸解放運動，并引爆了19世紀20—40年代的女權運動，于1848年發表了類似法國女權宣言的《女性獨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她們把“人”這個詞改寫為“＠①”。〔2〕由此可見，女性的覺醒始于認識到“人”這個抽象概念掩蓋下人和人事實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尋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到20世紀60年代即美國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被譽為美國現代女權運動之母的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和《第二階段》里對此有詳細記述和反思。“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是她在1963 年對當時一種關于女性的錯誤思潮的命名，指僅以“性”和生物上的母職來定義女性。〔3 〕她把美國兩次女權運動中女人走出家門爭取與男人同等的工作權利的斗爭稱為“激昂之旅”，目的是“尋求新的認同”，是“強烈拒斥對女人所作的定義和認定。她們努力想證實：?女人也是人?”。這些都說明西方女權運動的思想動力也是從人的發現覺醒到女性的發現覺醒，說明女性的發現和覺醒是人文價值理想的深化和具體化，這也就是我在這里命名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

世界范圍的女性文學只能出現在現代工業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及宗教改革之后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型期間，出現在現代人文思想深入人心的現代性進程之中。這在各國的具體時間不盡相同，但大體上是在19—20世紀才匯集成世界性的文**流，尤其是在本世紀后半期西方婦女爭取人的權利的女權運動推動下，女性文學遍及全世界發達與不發達地區。法國17、18世紀雖然被稱為“女性的時代”，但20世紀前女作家少得可憐。即使在文藝復興的搖籃意大利、希臘，大批女作家的出現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4〕就此而言，19—20 世紀也可以說是女性文學的世紀，是女性文學在世界范圍的絢麗日出。在中國，女性文學的誕生與世界各國同中有異。我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的前言中，具體分析了本世紀初西學東漸、興辦女學、大學開女禁、招收女留學生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及“五四”思想啟蒙的精神成果（人的發現、覺醒女性的發現、覺醒與女性文學誕生的內在聯系），分析了“五四”前后出現的我國第一批既受過傳統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的現代知識女性。沒有這樣的現代知識女性便沒有我國的女性文學。我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女性文學“與人性、個性同命運”，“同真正意義上的歷史進步同命運”。現在可以補充的是，女性與女性文學，和人性的完善、個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進步、和平、發展這些人類共同珍惜的價值觀念同命運，和女性人文主義價值的全面實現同命運。

不同的是，西方各國從人的發現到女性的發現一般相距200—300年，而我國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由一些思想先驅在人的解放這個命題中同時提出來的：

在占人類半數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確的認識，尚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參與文化的事業以前，人類無論怎樣的進化，總是偏枯的人類。〔5〕（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我國人的解放與女性的解放在同一個時間平面上同時提出，固然縮短了西方婦女那樣漫長的醞釀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覺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長，使她們常常要承受夢醒后無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廬隱、石評梅、馮沅君的作品里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迷惘、徘徊、悲涼之氣，便源于這種女性解放的理想與封建古國沉悶落后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魯迅作為反封建思想斗士也是婦女解放的堅定的倡導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覺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曖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樣”的問題并且不得不讓勇敢的子君孤獨悲涼地死去。

我國女性文學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正是因為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理想的群體性覺醒，出現在第一批現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盡管這種覺醒難免帶有初醒者的朦朧迷惘和不成熟。有論者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是歐洲中心論，因而“五四”女性對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價值認同也在此列。這是無視本國本民族社會現實的歷史發展外因論。誠如嚴家炎先生所指出的，“把科學理性、工業化、現代化當作歐洲國家壟斷的專利，才是真正的歐洲中心論。”〔6〕女性文學19—20世紀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充分說明了“認為人和人的價值具有首要的意義”〔7 〕這一現代人文思潮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吸引力。這是超越民族、地區和時間的屬于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對于深受階級的與性別的雙重壓抑之苦的中國女人更具有吸引力、親和力和認同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個人，和你一樣的一個人”雖然是從一位歐洲白人婦女的嘴里說出來的，也表達了中國女性求解放的心聲，因為在尚未取得人的獨立自由這一根本點上，全世界婦女的處境和向往追求是相同的。

以上對我國女性文學誕生的敘述和分析，可以確定女性文學這一概念內涵的歷史性和現代性。也就是說，它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現代人文價值內涵的女性的新文學。伊麗莎白·詹威所說的閱讀分析女性文學所需要的“不同度數的鏡片”，具體地說就是現代的具體的作為人的女人和作為女人的人。前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人”，后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有她與生俱來的自然性別的人”。這也就把忽視自然性別的“男女都一樣”和強調性別差異的“男女不一樣”在女性人文主義這一價值目標下統一起來，就是“五四”思想者所提出的“為人和為女的雙重自覺”。

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化大力氣建立起來的社會性別（gender）與自然性別（sex）這兩個概念，是根據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基本理論“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變為女人的”發展而來，對于解構父權制的性別統治性別歧視使女人認識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種革命的洞察力，但女人在意識到這一切的同時也就要求改變要求超越，朝著做一個完整的健全的女人這一目標改變自己超越自己，這種堅忍不拔愈挫愈奮的探尋是我國20世紀女性文學的思想動力。“社會性別”和“自然性別”這兩個概念以及我國女性文學研究所常用的“女性意識”、“性別意識”、“性別立場”都不足以完整地把握女性文學這一性質。因此，“作為人”與“作為女人”這兩個介詞結構短語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女人的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把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在現代人文理想的目標下統一起來。

女性文學：女性·婦女·女性主義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總是習慣于從字面上把女性文學理解為一種按性別分類的性別文學，就像青年文學按年齡分類，西部文學按地域分類，女性文學不過是特別標出作家性別的一種性別方言罷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學就不僅失去了它起碼的理論意義，而且可能起到強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為女人者感覺到某種看不見也說不出的以寬容面目出

現的性別歧視。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絕認同女性文學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獨立意識強，對兩性不平等有深刻體驗的女作家越是拒絕把自己歸入女性文學名下。女性文學既是性別文學又不是性別文學這一悖論，可以用現代語言學符號學理論來說明。概念符號與所指稱的對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語言相對于它所指稱的對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種暫時的、有待于發現的東西。沒有任何一個符號可以完善的窮盡它所指稱的對象的全部涵義。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學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著悖論的有待于發現、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國《女性獨立宣言》把“人”這個詞改為“＠①”，中國女學生把講義上的“他”改為“＠②”，美國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創造了一個herstory，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疇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號學上的體現。

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意思只是一個差異問題，每一個符號的意思只是因為它不是其他符號的意思。如果我們要相對穩定地和準確地界定一個符號的意思，便應該把與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從該符號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學不是什么呢？

前述關于性別文學的悖論，意思是女性文學雖然以“女性”這樣的性別概念為標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寫的就是女性文學。作家的自然性別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學的現代性這一特質在時間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婦女古典詩詞，包括以秋瑾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現了鮮明的婦女解放要求的作品，應歷史地看作是我國女性文學的萌芽或前驅。女性文學的現代性內涵應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及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討論這一概念時，一般認為應該是體現了女性意識的作品，伊麗莎白·詹威認為要看她對自己所寫的生活內容的體驗、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鑒于女性意識、性別意識這些概念含義的模糊性，我認為應在前面冠以“現代”二字加以限制。這就把那些雖為現當代女作家所寫卻體現了傳統的男性中心意識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學也不是一個題材概念。人類生活是由男女兩性共同參加和共同維系的，盡管歷史對男／女、社會／家庭的角色位置進行了等級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領域都難以截然劃分為純然男性或純然女性的題材，任何女人的問題都和男人有關，反過來說也一樣。題材決定論的實質是題材等級論，即等級制的公眾／個人、集體／私人等二元對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領地而后者則似乎注定屬于女性。廬隱、蕭紅等均因此而受到過非議。近年來這種以題材等級論鄙薄女性文學的現象明顯升溫，出現了種種以“小”和“私”為中心詞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說”、“女性小品”等）。事實上題材本身無所謂價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樣寫和寫得怎么樣？女性寫作和男性寫作在這方面的區別不在題材而在女性，一般來說習慣于以內視角和個人記憶、個人生存體驗來處理各種生活范圍的題材。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中國女性文學，在現代性進程中事實上出現了哪些形態類別了。女性文學和我國20世紀歷史息息相關，不可能擺脫種種歷史合力的牽制而只能在歷史給定的不盡相同的條件下做出不盡相同的選擇，從而呈現出現代性進程的豐富性。誠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言，“語言并非是一個規定明確、界限清楚，包含著表現者和被表現者對稱單位的結構。它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個無限展開的蛛網，網上的成分不斷交換和循環，沒有一個成分受到絕對的限定，每一種東西都受到其他各種東西的牽制和影響。”〔10〕在這個“無限展開的蛛網”上有的成分發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復現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現、發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發生了變異成為不是它原來的東西。“女性”、“婦女”、“女性主義”便是女性文學發展進程這張蛛網上三個重要的“網結”。在我國女性文學之現代性進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學、婦女文學、女性主義文學這三種形態。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學及女性文學批評的核心概念，它和“婦女”這個概念是同義的可以互換的嗎？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在我們這里基本上是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女性與婦女這兩個概念的混淆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反映了女性文學批評對女性文學現代性的漠視與無視。據美國后結構主義學者白露考證，我國直至清末還沒有“女性”這一概念。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話語不存在一個超越社會人倫關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稱女人的詞語都是指在具體的家庭人倫關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兒子的女兒、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據自己在親屬關系中規定的角色規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會認可的角色規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會認可的角色位置。“女性”這個詞與“他、她、tā＠③”這些人稱代詞出現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白話文學的主題之一，是一個超越了親屬人倫范疇超越于傳統父權制意識形態對女人社會角色定位的一個革命性反叛性符號，〔11〕也是一個有待發展和完成的概念。從20、30年代的一些論文和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這一有別于恪守三綱五常的傳統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為了與舊式的傳統女人相區別，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個“新”字，“新女性”便成為“現代女性”的同義詞。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詞的負面含義如被動、柔弱、智力與生理上的低能等，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曖昧性不穩定性而在運用過程中被男性偏見所填加進去的意思。

白露還考察了“婦女”（Woman）這個概念內涵的變化。在傳統話語中，泛指女人時有女子、婦人、婦，也有婦女這個詞，都是指的傳統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婦女這個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被填加進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產黨人將歐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中的Woman譯作婦女，強調社會生產與婦女的關系，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的翻譯奠定了“婦女”一詞的政治意義，30年代農村根據地，蘇維埃政權以至毛澤東時代國家、婦聯等政治機構繼續沿用的“婦女”一詞也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12〕“婦女能頂半邊天”便是從生產勞動和政治功能的意義上使用的。

可見“女性”“婦女”這兩個詞盡管都指稱了“女人”這一性別，但二者的內涵并不一樣也不在一個話語體系之中，前者以區別于舊式女人的主體性為本質內涵，而后者則是一個被國家權力話語政治化了的意識形態話語。在日本，婦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沒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現代社會中已經獲得了某種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義而言，我們今天在使用這兩個詞的時候也應有這樣的大體上的區別。

“女性”、“婦女”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恰恰與“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學的歷史嬗變形成同構的關系，也就是說，上述兩個概念的不同內涵恰恰對應了相應的兩種不同的女性文學類型的基本內涵。我國女性文學與女性這個詞同時出現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20年代后期與婦女概念內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時，出現了女性文學的分化，逐漸形成了恰與婦女概念的新內涵相對應的婦女文學，并在40年代出現了女性文學與婦女文學在不同的話語空間的并存現象。新中國成立后，解放區工農兵文學被規定為新中國文藝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學與“五四”人的文學同時被阻遏，婦女文學以順應時代潮流和主導意識形態的方式與工農兵文學一起得到了長足發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極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隨著“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復蘇，女性與女性文學再次出現，成為當代文學中一支既有別于男性文學又有別于婦女文學的現代性的女性文學。而婦女文學則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學的發展中，大約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現了女性主義文學這一新類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學也在繼續發展。就這三種女性文學類型的關系而言，婦女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都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話語環境下由女性文學衍生出來的兩個分支。應該承認即使是婦女文學，在其發生之初，也還是基于女人爭取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和價值的實現的現代性進程的產物，但二者的思想資源不同。婦女文學的思想資源來自社會主義的婦女觀，主張婦女應投身于社會革命、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洪流之中，在社會／階級／集團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著眼于社會底層婦女，主張知識女性要向工農兵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故其主人公多為各種社會／階級／集團斗爭中的女英雄。至于這種“社會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婦女和在何種程度上解放婦女，那是另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婦女學理論問題，本文暫不展開論述。女性主義文學的思想資源顯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陸續譯介過來的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但就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來看，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亞·伍爾芙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階段》這些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而對西方激進的和學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嬪主義”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上的性別對抗路線則采取了謹慎的既有所認同也有所保留的態度，王安憶、鐵凝的一些小說則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嚴肅的藝術探索，從而使自己與西方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拉開了距離。〔14〕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女性主義文學從自在到自覺，對中國婦女尤其是中國知識女性、職業女性的精神成長和主體性建構進行了默默的和艱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張潔、張辛欣、殘雪、陸憶敏、薩瑪（崔衛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張燁、張真、葉夢、斯好，90年代鐵凝、蔣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陳染、林白。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學這兩個類別中同時進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現代文學中在女性文學與婦女文學這兩種文學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樣。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們的自覺選擇而后者則是無奈的在時代紛紜復雜的歷史潮流里跌著跟斗，而一些眾所周知的女性文學文本還受到過多次批判。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輕得多的蔣子丹、徐坤們不再是別無選擇而是在一定限度內贏得了自主選擇的權利。

有論者批評20世紀女性文學研究對女性文學和婦女文學這兩種文本存在著嚴重的偏斜和理論上的誤植，并認為這樣的批評拉大了這兩種文本的距離。〔15〕此言恐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偏離了這兩種文本的實際。由女性文學而出現了與主導意識形態同構的婦女文學，這本身就說明了二者的差異，加之政治作為一種強大的權力話語的控制和干預，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婦女文學走向了政治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這一概念的現代性內涵，導致了女性、婦女在生活中和文學中的雙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時也失落了自己作為精神上獨立自主的人的價值。新時期女性文學的新生，其內在的思想底蘊不能不是對政治化的婦女文學的反思。這不是哪一個女作家個人的問題，這兩種文本的差異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觀意志所能夠消泯的。論者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沖》，50年代菡子、茹志鵑、劉真等對戰爭題材的書寫歸之為“政治文本”，意思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直接講述”。蕭紅的《呼蘭河傳》，張潔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劃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樣的政治則語焉不詳，更不提即使是這些對當時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直接講述”的作品（且不論這樣的概括對于這些作品而言是不準確的），也有不少為當時的政治所不容，劉真的《英雄的樂章》、《春大姐》，茹志鵑的《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宗璞的《紅豆》等都受到過左傾政治的批判，至于楊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壓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變化，更是政治對婦女文學的強力扭曲和規范。在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學批評者的價值立場并不是無關緊要的：是從婦女作為人的價值立場出發還是從泛泛而論的曖昧不明的政治立場出發？論者將廬隱、冰心、凌叔華、蘇青、張愛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張潔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等歸之為“性別文本”即“渲染性別意識、批判父權話語的文學書寫”。這“性別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別”（sex）還是“社會性別”（gender）？而“性別意識”包不包括女人作為人的意識？而“渲染性別意識、批判父權意識”這樣的界定，即使僅指上述的女性主義文學，也基本上不符合這些作品的思想和價值取向。徐坤的《女媧》、《出走》、《廚房》，蔣子丹的《桑煙為誰升起》、《絕響》、《等

待黃昏》、《貞操游戲》、《從此以后》，鐵凝的《玫瑰門》、《對面》、《麥秸垛》、《棉花垛》、《孕婦和牛》，陳染的《破開》、《無處告別》、《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個人的戰爭》及近作《說吧，房間》、方方的《暗示》，薩瑪的《父親》、王小妮的《應該做一個制作者》、張燁的《鬼男》等女性主義文學名篇都是從人性和人的價值的高度探尋女人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們鮮明的作為人的性別意識無論是體現在對父權制男性中心意識的批判還是體現在對女人自身身體的認識對母性和愛的新的認同以及人性的審視，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長與解放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價值立場，這也正是女性文學能夠超越時代，超越性別，超越時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長久的歷史和美學價值的原因。

女性：人——女人——個人

女性概念的質的規定性是女人作為人的主體性，而女性文學概念的質的規定性是女人作為創作主體言說主體在文學中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位置的探尋。這是20世紀文學史上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女性這一概念的現代性集中體現在女人基于人的覺醒而改變、超越封建的傳統文化對自己的這種強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現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為人的主體性要求。表現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獨立性這一精神的艱難蛻變。

女性和女性文學的主體性問題，是女性文學批評中一個復雜的和棘手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不應回避的問題。女性主體性的思想資源是女性人文主義，“女人也是人”便是她的思想起點。女性主體性探尋和建構的全部困難全部復雜性和難以言說都凝聚在這個類似同義反復的判斷句里面了。沒有誰能說清楚作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覺醒的意識到了自己人之為人的女性可以說出我不是什么（不是男人的奴隸、附庸、玩偶……）卻難以從正面說出自己究竟是什么。

這或許就是解構主義的女性主義何以把女性文學批評的實踐限制在“完全否定的”“解構一切事物，拒絕建構任何事物”的范疇之內，就是克里斯多娃說女性主義“同已經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協，我們可以說?這個不是?和?那個也不是?”〔16〕的初衷。這種主張發揮了女性這一概念內涵的革命性、反叛性，當它面對父權統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性和偏執性時，其思想的鋒芒是銳利的。然而遺憾的是它把這種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極端，推向了對女性的主體性要求和在女性文學中所已經體現出來的積極的探尋和建構的消解。它過分夸大了父權制以來男／女兩項壓迫／被壓迫的對立地位，夸大了話語中的男性偏見色彩、把女性改變自己的命運爭取人的權利和價值的天然合理的斗爭引向了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沒有自己堅實的理論立足點的實踐。在思維方式上，也違背了后現代主義對“虛假的普遍主義”的反思，把女人和男人都看作是無差異的統一的“類”，以一概而論的思維方式看待無比豐富復雜的千差萬別的作為個人的女人和男人。“由于它否認存在著一個認識論上有意義和具體的主體，它使女性主義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批評。”〔17〕

好在女性文學尤其是我國的女性文學并不是按照這種理論寫出來的。從“五四”女作家對人生的意義和“何處是歸程”的探尋開始直到80、90年代的女性詩歌、女性散文和女性小說，女性自我認識自我價值的探尋，如思想的活水流貫其中。這便是日漸清晰的“女性：人——女人——個人”。也就是說，我國女性對自己作為人的主體性探尋，大體上經歷了“人（和男人一樣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樣的）——個人（以獨立的提升了的具體的千差萬別的個人將做人與做女人統一起來）這樣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這也恰恰是我國女性文學的一條基本的貫穿性的內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