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認識重要戰略機遇期

再認識重要戰略機遇期

十六大報告提出，21世紀頭20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七大報告進一步要求“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二五”規劃繼續認定“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7月23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胡錦濤再一次強調：“綜合分析當前國內外形勢，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p>

過去 10年，我們緊緊抓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積極戰勝了一系列嚴峻挑戰，實現了大有作為的承諾。中國在過去的 10年“很不平坦”，一來因為“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二來因為“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繁重”，但我們依然奮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綜合實力大大加強，國際地位有了巨大提升。

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我們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因為當今世界發展大勢，仍然是和平、發展、合作；當代中國發展大勢，仍然是謀發展、惠民生、促和諧。國際格局開始發生演變，我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基本趨勢并沒有變化，還不至于改變對發展大勢的基本判斷。能否牢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再次大有作為，關鍵取決于我們的思想認識，取決于我們的工作力度，取決于我們推進改革發展的步伐，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夠堅持三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堅持既定的指導思想、正確道路和發展方針。

第二篇：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

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

大眾網-大眾日報2003-02-15 06:30:52 qlwb200

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重要論斷是在充分認識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和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所處現實地位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今后二十年的中國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所謂機遇，是指在一定時間、空間、環境和條件下出現的對事物發展有利的可能性。機遇具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它具有稍縱即逝、不可復生的特點，如果說機遇是一種客觀可能性的話，機遇意識則是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包括判斷機遇，抓住機遇，用好機遇，趨利避害，超常發展等內容。強烈的機遇意識，是我黨三代領導核心共同的政治品格。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他們憑借敏銳的政治嗅覺，高超的戰略判斷力，超人的政治膽識，杰出的領導藝術，堅定的政治決心，乘勢、順變、借力、順應規律，把握機遇，發揮主動，在歷史的進程中，導演了一幕又一幕波瀾壯闊的活劇，使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躍升式的發展，從而成就了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好局面。機遇意識，作為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經驗、政治膽識、戰略藝術和領導才能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的精神財富。

毛澤東同志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是把握歷史機遇，實現戰略突破的先師。戰爭時期不說，解放以后，在國際斗爭中，他利用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成功地把握住兩次戰略機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與蘇聯結盟，進行了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初步建成了中國的工業體系；在七十年代，又與美國改善關系，開始利用美國和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來發展自己。到冷戰結束前，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同志領導中國在整個二十紀八十年代把握住了冷戰結束前的最后一次戰略機遇，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率先進行了改革，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地實現了轉型。相反，蘇聯、東歐國家則失去了這次機遇，在內亂中或解體，或變色。在這一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非常強調發展，強調速度，為此還創造了“不爭論”的原則，目的是避免無謂的口舌之爭，抓住機會，抓住時間，加快發展。他在多次談話中強調要利用機遇、抓住機遇，他所提出的“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的要求，就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部署。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抓住冷戰之后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所提供的戰略機遇，使中國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十條經驗中的第二條，就有“必須抓住一切機遇加快發展”。江澤民同志對抓機遇、謀發展，可以說逢會必講，有許多重要指示。他在黨的十四大上要求全黨在整個九十年代抓住國內和國際的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他一再強調，這個指導思想要“堅定不移”。他還指出，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發展的機遇不是很多的。能不能抓住時機，做好深化改革的文章，促進國民經濟隔幾年上一個新臺階，是對我們的考驗和檢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他又提出“抓住機遇而不可喪失機遇，開拓進取而不因循守舊。”十三年的實踐證明，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步伐的前兩步目標，人民生活實現了由貧窮向溫飽、由溫飽向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突破；對外經濟關系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向全面開放的歷史性轉變，為今后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戰略起點。

“戰略機遇期”是一個非?？茖W的論斷，它有充分的科學依據。這些依據包括：對一個戰略時期內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的判斷，對我們已取得的綜合國力基

礎的判斷，對我國下一步發展目標的確定和發展階段的規劃，對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的清醒認識，對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信心，等等。對于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和發展周期的認識，對于加入世貿組織五年過渡期之后與外部世界接軌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的認識，對于西部大開發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梯度遞進效應的認識，也是中央作出這一論斷的科學依據。無獨有偶，一些世界主要國家，如美國也把二十一世紀頭十五年作為維持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戰略機遇期加以認識，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黨的判斷是十分正確的。

“戰略機遇期”是一個綜合性、全面性的論斷。機遇對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內容。美國對二十一世紀頭十五年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主要著眼于安全和政治領域，而中共十六大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卻是一個著眼于全面的判斷。從領域來說，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安全等諸多方面；從門類來說，它包括工業、農業、第三產業等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從地區來說，它包括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省、市、縣、鄉各級。各有各的機遇。機遇期是戰略的，但機遇又是具體的，是由一個個機會構成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機遇都不能放過，這才叫抓住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判斷機遇的目的在于抓住機遇，抓住機遇的關鍵在于加快發展，大有作為。我們要堅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根本指導思想，堅定信念，再闖新路，順應時代的發展，研究新情況，把握新特點，總結新經驗，形成新觀點，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各項工作實踐。要堅持把促進發展作為重要戰略機遇期重中之重的任務，堅持用發展的眼光、發展的思路、發展的辦法來解決前進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要堅持把創新作為全面推進重要戰略機遇期發展的根本動力?！鼋乃?/p>

第三篇：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

我國現代化建設正處于從量變向質變飛躍的重要時期，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必須把經濟增長質量放在第一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GDP年均持續增長，2003年總量突破11萬億元人民幣，人均超過1000美元，上了一個大臺階。國際經驗表明，從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跨越，是一個國家現代化建設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時期。搞得好，就可以跨入新的發展階段，繼續邁上新臺階；搞不好，則會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造成經濟和社會動蕩。

首先，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實現的。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能耗水平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火電供電煤耗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21％，水泥可比能耗45％。發達國家的投入產出比為1：1，世界平均為2．9：1，我國2003年為5：1。2003年，按照匯率計算，我國GDP占世界的38％，但消耗的鋼材、煤炭、水泥則分別相當于世界的36％、30％和55％。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4倍；主要產品用水量比發達國家高出500多倍；木材綜合利用率只相當發達國家的八分之一。這些情況說明，我國企業的技術含量很低，總體上處在粗放經營的水平上。

其次，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90年代末期以來農民收入進入低谷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的2．5：1，擴大到2003年的3．2∶1。還要考慮到，農戶之間存在著巨大差別。現在，占全社會50％的農業勞動力只創造GDP的15％，占人口80％的農民，其總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只占不到20％。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在農村更為突出。城鄉差距還突出表現為人口素質的差距，我國的法盲、科盲、文盲，主要在農村。

第三，地區差距也進一步擴大。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70％以上的工業和交通運輸設施集中在占全國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地帶。1952—1978年，區域政策幾經變化，但東、中、西部在全國經濟總量的變化不大。改革開放以來，縱向比較，各個地區都有很大發展；橫向比較，地區差距明顯擴大。經濟總量，1980—2003年，東部地區在全國的比重從50．20％增加到58．86％，上升近9個百分點，中西部地區比重相應下降。這種差距在近期內仍將呈繼續擴大的趨勢。

第四，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發展相對失衡。據聯合國發展署2003年公布的數據，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而中國社會發展卻排名世界第104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以教育和衛生事業為例，2000年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國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87％的農民完全是自費醫療。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全世界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排名，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為第188名。

第五，社會分配和社會公平問題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增長的最大化與社會財

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統一，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年積累，我國收入差距開始拉大。據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20％的高收入戶占調查戶收入的51％，而20％的低收入戶僅占全部調查戶的4％，高低收入的差距從改革初期的⒋5：1擴大到12．66：1。收入差距的擴大加劇了已有的社會矛盾，高收入階層出現，城鄉下崗失業人員增加，城鄉貧困人口問題凸現，社會公正問題突出，以收入差別為主的全面社會差別拉開，以利益矛盾為主要表現的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第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益嚴重。水環境狀況嚴峻。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1，全國600多個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嚴重缺水。很多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警戒線30％。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嚴重。全國75％的湖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全國尚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大氣環境處于嚴重污染水平。2003年監測的340個城市中，輕微污染、嚴重污染的分別占32％和27％。生態環境退化嚴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草原退化嚴重。

第七，資源形勢嚴峻?！?〕耕地資源。我國耕地只占國土面積的13％，占世界總量的8．4％。但這幾年，濫占耕地嚴重，1996—2003年7年間，全國耕地凈減少了1億畝，占全國耕地總量的5％以上，目前人均僅有耕地1．43畝?！?〕礦產資源。目前，我國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屬礦產外，其他礦產已有2／3的國有骨干礦山進入中后期。我國人均能源可采儲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只有2．6噸，人均天然氣可采儲量1074立方米，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石油消費國和第七石油進口國。到2010年，國內石油資源對需求的保證程度不到60％，到2020年，只有42％，對外依存度將逐年提高。已探明的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可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僅有21種?！?〕海洋資源。目前我國開發利用程度不高，海洋調查勘查程度低，可開發的重要資源底數不清，海洋發展的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落后，海洋經濟的宏觀指導協調和規劃不夠，海洋科技總體水平低，海洋產業處于粗放型發展階段。

第四篇：瞭望：“戰略機遇期”盛世憂患錄

《瞭望》：“戰略機遇期”盛世憂患錄

西方大國對華政策由“全面交往”轉向遏制，全球資本市場對中國“投資天堂”的重視度在下降，周邊環境日趨復雜，此三大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結構變化同時出現，給中國戰略機遇期帶來深刻影響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任衛東 劉書云 叢峰 崔峰

在一個多月的采訪調研中，談起“機遇前所未有”，絕大多數各界干部群眾有共識、有期盼；論起“挑戰前所未有”，許多人深懷憂慮，甚至言辭激烈。他們特別向本刊記者強調，“要清醒認識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種種困難、問題與矛盾，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使命感、緊迫感，居安思危，妥善應對。”

面臨八大“雙緊”環境

受訪干部群眾談到未來5～10年時認為，盡管機遇“仍將存在”，但相對而言，我國發展環境不再寬松，甚至變窄收小，戰略機遇期將面臨國內外八方面“雙緊”局面。

世界經濟進入低迷期，將對我國發展提出新挑戰。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說，歐債危機短期內無解，美國經濟復蘇乏力，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貿易保護措施增加，“僅今年以來，美對我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就多達30多項?！?/p>

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步伐加快，將使中美關系對抗因素明顯增加。“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時刻準備挑戰它的挑戰者。”不少專家和官員指出，對于仍在快速崛起的中國，美國基于國家利益必然會從戰略上遏制和打壓，“更何況，還有不同的意識形態。”

與一些國家關系進入“摩擦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安全孤立”風險。國防大學戰略所副所長孟祥青說，大國崛起必然經歷三個時期：準備期、摩擦期、接受期，“我國崛起正處于摩擦期。近年與多個國家發生的激烈爭端，就是代表性事件?！鄙虾Ｊ猩缈圃簢H關系研究所研究員高蘭說，“如果既無真正盟友，也找不到真正朋友，將會陷入安全孤立?！?/p>

在多邊場合面臨“一對多”斗爭，將出現前所未有的政策選擇困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姜躍春說，“世界重心向亞洲轉移，中國成為舞臺中心，也必然成為眾矢之的。”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所所長劉鋒指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多個要素在南?！熬埤R”了，既要維權，又要維穩，進退兩難。同時，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方面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許多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地步，給抓住戰略機遇期帶來現實威脅。

國內經濟問題突出，科學發展任務繁重，轉方式、調結構進展較慢。許多受訪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指出：中央早就提出轉變發展方式，但從“九五”到“十二五”始終進展不盡如人意，除了客觀因素，應總結反思其深層次原因。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呈“倒逼”之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說，現在改革阻力加大，所以深層次矛盾凸顯出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如今改革是改自己，不改又不行，決策者往往左右為難?！?/p>

社會矛盾突出，利益協調難度越來越大。蘇州市紀委書記王天琦提醒本刊記者關注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社會底層上升通道變窄，?壓力山大?成為流行語?！?/p>

反腐倡廉形勢嚴峻，腐敗現象成為影響執政安全的首要因素。在半月談雜志的問卷調查中，66.33%的人把“反腐敗”作為黨的建設當務之急的首選。受訪的各界人士幾乎都把腐敗問題列為影響執政安全的首要因素。

嚴重干擾民族復興進程五大風險

不少采訪對象尖銳地指出，國際國內“雙緊”趨勢，容易產生“蝴蝶效應”，要關注國際國內互動的“疊加效應”。并提出，當前尤其要謹防五種風險干擾甚至打斷我國戰略機遇期。

嚴重的國際沖突干擾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在回答新華網“您對未來10年至20年我國周邊爆發沖突的可能性的判斷”時，參與調查的54075名網民中選擇“非常可能”和“有一定可能性”的高達86.42%。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等專家為本刊記者分析說，盡管大規模戰爭不太可能，但周邊發生“擦槍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大，現在就應認真思考、準備周全預案。

特大貪腐案件發生，對黨的形象造成致命傷害。許多受訪者反映，從某種意義講，經濟危機并不是我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不少腐敗案件給黨的形象造成的重創前所未有，極大加劇了日益嚴重的“三信危機”（信仰危機、信任危機、信心危機）。

群體性事件處理如果失當，可能導致社會局面惡化。多年研究重大群體性事件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單光鼐分析說，我國群體性事件變化趨勢不斷發出警示：各種社會思潮相當活躍，不滿在網絡空間放大，政治化訴求開始出現，社會運行形態變化值得注意。

經濟遭受深重打擊或出現嚴重通脹，導致社會階層利益受損，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杭州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后說，當前中國經濟既有緊縮之困，又有滯脹之憂。如 2 果形勢惡化，外資大規模撤離，民營企業也會走入困境。尤其是，一旦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民眾財富被嚴重剝奪后，社會危機可能發生。

極端社會思潮綁架民意，加之境外敵對勢力，可能引發思想混亂，撕裂社會。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等學者認為，歷史上許多國家的機遇都是被極端社會思潮左右而丟失的。目前國內一些不良思潮蔓延，這些極端思潮不僅會造成社會對立，還可能影響社會安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這些問題，各種極端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人的支持。

機遇得失“關鍵在黨”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不負眾望危中尋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受訪干部群眾認為，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與其說戰略機遇的有無是對國家的挑戰，不如說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挑戰?！?/p>

其一，能否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關鍵在黨能否面對復雜多變的局勢沉著應對，在正確道路上堅定前進毫不動搖。

李君如等專家認為，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選擇正確的發展路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要使每一位黨員懂得，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絕不動搖。只要全黨凝成共識，真正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就不僅會牢牢抓住戰略機遇期，還會延長戰略機遇期。”

其二，能否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關鍵在黨能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凈化能力，使黨的執政能力不斷增強。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小廣等專家分析說，黨的干部隊伍經受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等多重嚴峻考驗，目前還存在一些不適應，“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突出表現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諸多危險。”

中央黨校資深黨建專家葉篤初告訴本刊記者，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首先，要正視這些問題，以強大的自信和高度自覺勇于解剖自身存在的問題；其次，要勇于接受人民的監督，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其三，要始終保持黨和群眾血肉聯系，并將其作為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基礎工程抓出實效。

其三，能否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關鍵在黨能否以史為鑒，跳出執政成敗“周期律”，不失時機深化改革，回應群眾的深切期待和呼喚。

長期研究黨建理論的專家認為，“未來3至5年將是非常困難的階段”，嚴重威脅戰略機遇期。如何跳出67年前黃炎培老先生所說的“興亡周期律”的歷史怪圈，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面對和破解的時代命題。

“為什么蘇聯老百姓對執政70年的蘇共下臺反應平靜？”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問題研究所前所長吳恩遠說，“歷史的經驗證明，我們的改革開放離不開共產黨領導，但是如果不痛下決心，解決好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也有被人民拋棄的危險?！?/p>

采訪中，李慎明、遲福林、柳傳志等人士說，面對經濟社會和國際領域出現的一系列“兩難”課題，關鍵要回應人民群眾的迫切期待，推進黨的自我完善要敢于“亮劍”，要盡快迅速找到辦法進一步增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心，“在復雜深刻變化的國內外大勢中掌握主動，勵精圖治，順勢而為，創新求變，抓住用好重大戰略機遇期，引領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斗。”□

第五篇：911事件與中國戰略機遇期

911事件與中國戰略機遇期

[3193](2011-09-30)

2001年爆發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是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最大傷痛，對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尤其在美國的國家安全發展戰略、全球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方面，都因911事件進行了重大的調整，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隨之改變。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911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回顧911事件爆發后的這10年，是中美關系穩步推進的10年，是中國多邊合作成效顯著的10年，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10年。當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世界已經意識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國是這世界上最大的贏家。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將21世紀的頭20年看作為中國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基于對世界戰略格局和各種世界矛盾深刻分析得出的判斷，也必然會考慮到911事件對世界的深刻影響。911恐怖襲擊事件在改變世界戰略格局的同時，中國朝著自己的既定目標度過了關鍵的10年發展期。911事件是慘痛的，沒有人愿意這樣的悲劇降臨于人類，但911事件的發生客觀上促使中美戰略關系的轉變，客觀上有利于中國21世紀初戰略機遇期的形成和進一步的延續。

一、911事件前的美國對華政策

2001年1月20日，隨著美國新總統就職儀式的舉行，共和黨總統小布什的內政外交時代正式開始。在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時代，由于中美兩國特別是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提出致力于建立兩國間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當然，這僅僅是美國對華政策總體框架中一個比較中聽的詞，但也是一個積極的目標，展現了兩國政府對于推動雙邊關系的良好愿望。在冷戰后的時代，美國政府經過多年摸索，到克林頓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已經形成“接觸加防范”的對華政策總體框架，其基本內容是：在合作和摩擦中，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內外政策，力圖將中國融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防止中國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形成挑戰?？肆诸D政府與中國當然也有摩擦，但由于中美入關談判的最終成功，中美兩國經濟的進一步交融，中美兩國領導人頻繁接觸以及建立了相當不錯的私人關系，中美之間的合作在多個領域有著良好的進展。如果再把時間推到蘇聯解體前的冷戰時代，美國為與蘇聯爭霸世界，需要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巨大利用價值，采取“聯中制蘇”政策，當時中美關系雖然熱絡但也是不成熟的。

小布什在上臺前的競選中談對華政策時強調中國不是“戰略伙伴”而是“戰略競爭者”，預示著小布什上臺后將會改變克林頓政府相對積極的對華政策，會走較為強硬的路線，會突出對華政策中防范和遏制的一面，預示著會有較多的摩擦發生。2001年4月1日，發生了中美撞機事件，以此為契機，小布什政府在中美關系的眾多問題上先聲

奪人、步步緊逼，導致中美關系大幅度倒退。911 事件之前，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已基本成型。

（一）在中美兩國戰略關系上重新定位。小布什政府將克林頓政府確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重新定位為政治上的“戰略性競爭對手”和經濟上的“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將中美兩國的戰略關系分割為政治和經濟兩個不同層面處理。在政治上遏制中國，而在經濟上要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好處。

（二）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在中美撞機事件尚未了結時，美國便恢復對中國的偵察飛行。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表示，美國要重新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歐洲地區威懾蘇聯為主的防務政策，言外之意就是要把對中國的軍事威懾作為美國防務政策的重心。美國增加了瞄準中國戰略導彈的數量，調整加強了針對臺灣的軍事部署，積極籌劃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訓練和演習。美國不顧中俄等國的反對，執意發展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意在抑制和削弱中俄針對美國的核威懾力量。美國也加強了與中國周邊相關國家的軍事合作，對中國實行軍事上的圍堵，大有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的勢頭。

（三）調整臺海政策。2001年4月24日，美國公布了對臺軍售清單，總值40多億美元，軍售的性能和規模是空前的。小布什政府一改中美建交以來歷屆政府對臺灣問題的“模糊政策”，推出清晰的臺海政策：如果中國主動使用武力統一臺灣，美國會在軍事上介入，協防臺灣；如果臺灣宣布獨立從而引起中國使用武力，美國將不給臺灣以支持。小布什更在相關場合宣稱美國有義務保衛臺灣，會竭盡所能協助臺灣保衛自己。

（四）降低對華政策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階位。美國新政府刻意弱化中國的大國地位，將中美關系置于與其盟國關系之后，有關官員甚至聲稱“中國并不是一個強國”。小布什政府表示將更加強調日本在美國亞太政策中的中心地位，不會犯克林頓政府為討好中國而冷落朋友的錯誤。

總之，從小布什上臺到911事件發生這一階段，美國新政府正在有意識改變克林頓時期的對華政策，而中美撞機事件使得美國政府和民間的反華情緒迅速升溫發酵，中美關系陷入深重的危機。

二、911事件促使美國對華政策重大調整

2001年9月11日上午，猝不及防的災禍從天而降，恐怖分子掌控的其中3民航客機撞擊了世貿大廈雙子樓及五角大樓，還有1架撞擊目標為國會大廈因乘客反抗未果，3千多人在事件中罹難。事件因媒體的迅速傳播放大給全世界特別是美國人造成極其強烈的心理沖擊。如此沉重的打擊，美國朝野在悲痛中艱難承受并迅速作出反應，同時不得不面對凸現在眼前的無情現實：

首先，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禍害，恐怖分子是美國的主要敵人，發動反恐戰爭是美國最緊迫的任務；其次，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存在巨大漏洞，強大的海陸空軍備和彈道導彈防御系統防范不了恐怖分子的非對稱攻擊；再次，為了國家安全和重建國民的安全信心，美國必須傾全國之力防范類似的恐怖襲擊，同時需要世界相關國家的大力合作；最后，在全力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如何根除產生恐怖主義的土壤，應該作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長期戰略來考慮。

911事件發生后，中國領導人迅速作出反應。9月12日，江澤民主席與小布什通電話，表示中國強烈譴責發生在華盛頓和紐約的恐怖活動，表示愿意協助救援，愿意與美國及國際社會加強對話、開展合作，打擊一切恐怖主義暴力活動。小布什感謝江澤民主席的慰問和哀悼，期待與江澤民主席及世界其他領導人一起，加強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中國領導人抓住美國因911 事件重新審視評估其全球戰略的機會，采取一系列行動，配合和促成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積極轉變。在此后的幾天內，中美兩國領導人數次通話，表達雙方的合作誠意，小布什表示將如期參加10月在上海舉行的APEC會議，透露出美國將重視改善與中國的關系。9月21日，中國外長訪美，就中美兩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具體交換意見。美國官員稱：“在反恐怖主義戰爭中，中國可以證明是一個有益的朋友?！?月25日，中國情報和執法專家組團赴美，與美國情報機構和執法人員進行磋商、交換資訊。此前，中國已采取措施，切斷恐怖分子與中國所屬銀行的關系，以實際行動配合美國的反恐作戰。至此，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小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中美兩國在關系跌入谷底后都在采取措施進行修補和重新定位。從政治層面上看，由于美國傾全力打擊恐怖主義，不僅需要其盟國的支持，也需要中國的支持和配合，美國必須把與中國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放在次要位置，必須防止中美關系的緊張惡化。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活動是中國的既定政策，中美兩國在反恐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中國在聯合國給以予美國政治和外交支持，利用影響力說服巴基斯坦同美國合作，在新疆采取軍事措施策應阿富汗戰爭。中美逐步建立了反恐合作機制，在成立反恐合作小組、情報交流、反恐磋商、限制恐怖活動資金等方面取得多項成果。中美的反恐合作不僅在國家安全方面取得成效，也加強了兩國之間政策層面的對話和磋商，促進了政治上的互動、互信。

從經濟層面看，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美兩國經貿關系日見緊密，兩國貿易量逐年增加，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在美國經濟增長乏力，世界經濟特別是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艱難復蘇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愈來愈大，世界需要中美之間的經濟合作。同時，中國也清醒地認識到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各國間只有在經濟上緊密合作才能有效化解危機取得發展。從軍事層面上看，美國在本世紀初同時陷入兩場戰爭。就伊拉克戰爭而言，一方面讓世界見識了美國令人吃驚的發動現代戰爭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戰爭之后的善后是一個甩不掉的巨大包袱。除了美國人特別在意的傷亡人數外，巨額的戰爭費用也讓美國難

以承受。同樣，以反恐名義發動的阿富汗戰爭打了很長時間，雖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建立了民選政府，但肅清塔利班殘余勢力非常艱難，阿富汗戰爭的總體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兩場戰爭使美國常備軍事力量的使用達到極限，美國無意在軍事上挑釁中國，惹出進一步的麻煩。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強了軍備建設，但中國的軍事戰略是防御性的，中國在不觸及國家核心利益時，無意同美國進行軍事對抗。

911事件促使美國對華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個調整是有階段性的。從“戰略對手”到“利益攸關者”到“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三個階段的調整時段正好是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

三、中美關系改善與中國戰略機遇期的初步形成戰略機遇期指對全局產生重大深遠影響的一段時期，一個國家戰略機遇期的形成有其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關系之一，是中國對外關系的重心，是中國戰略機遇期形成的外部條件中的關鍵因素。911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并且對后來的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產生影響，盡管兩國間仍有一些摩擦，但中美關系總的趨勢是不斷改善，這為中國爭取國家發展的良好外部條件打下基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利益攸關方”的提出。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并不必然是美國的“敵人”或者所謂的“戰略性競爭對手”。中國的快速發展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美國。中美關系的演變和發展不僅決定東亞的和平穩定，也決定了世界的和平穩定，中美兩國在世界范圍內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911 事件后，美國朝野上述的觀點占了上風。2005年9月21日，小布什政府重臣，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演講中指出：“我們需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獲得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系。”“作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應該認識到國際體系維系著他們的和平繁榮，因此努力維護這個體系。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國面臨很多機會，能夠成為負責任的一員?！弊鳛橐粋€標志，佐利克的演講被看作為美國對中國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和急劇上升的國際影響力的承認。中美兩國在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制止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國際恐怖主義斗爭等方面進行合作，中國充分體現了在國際事務中維護世界秩序的大國風范和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二）中美經濟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關系。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相當大的部分仍然依賴于出口，中國的出口導向和美國的過度消費形成一種特殊的“經濟聯姻”，覆蓋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GDP，這種聯姻主導了世界經濟秩序。一方面，中國向美國及世界提供了大量價廉物美的產品，同時在國內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令人吃驚的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美國國民已經習慣于使用中國產品來降低消費成本，提高生活質量，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盡管美國

在人民幣匯率、貿易逆差上對中國屢屢施加壓力，但中美經濟關系總體上穩定發展，也帶動了中國與世界其他重要經濟體的合作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愿望。

（三）在臺灣問題上擴大共識。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系中最主要、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晴雨表。克林頓政府曾經提出“三不”政策，被看作美國對臺政策的重要轉變，受到中國政府的歡迎；小布什上臺后一度在臺灣問題上向中國叫板，讓中國政府繃緊了神經。911事件發生后，隨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小布什政府的對臺政策也隨著改變。2006年5月，佐利克公開表示：美國必須慎重處理有關問題，美國不能助長臺獨傾向，因為臺灣獨立就意味著戰爭。隨后，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楊蘇棣也公開表示“我們的政策一直都是反對臺灣獨立”。顯然，美國政府的明確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臺獨行為，使陳水扁的玩火動作有所收斂。隨后，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大陸與臺灣關系得到實質性的改善，美國政府對此表明了歡迎和贊賞的態度。2011年的《中美聯合聲明》中，美方贊揚海峽兩岸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歡迎兩岸間新的溝通渠道。美方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期待兩岸加強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的對話與互動，建立更加穩定的關系。當然，美國對臺政策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示好是為了穩定中美關系的大局，是為了不讓臺灣問題攪亂中美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合作，也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核心利益。而對中國來說，美國不在臺灣問題上橫生枝節，有利于臺海局勢的穩定發展，有利于中國抓住機遇集中精力謀發展。

（四）中美關系的最新定位。2011年初，胡錦濤主席應奧巴馬總統邀請訪美，中美與2011年1月19日發布《中美聯合聲明》，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這是中美雙方對中美關系的最新定位；“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這是美國對中國地位和身份的確認。2011年的《中美聯合聲明》是前10年中美關系積極發展的成果，也為21 世紀第二個10年的中美關系確定了基調。

由于中美兩國關系的積極進展，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及國家集團的外交關系基本上朝積極方向發展，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爭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間多領域的合作，充分發揮了自身的大國作用，牢固樹立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在眾多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強；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GDP從2000年的9萬億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近40萬億人民幣，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引擎；中國成功舉辦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完美展示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和現代中國的和平、友誼、進取精神，中國邀請到了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諸多世界政要參加盛會，讓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也讓中國進一步敞開開放的大門；中國不斷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流，不斷加深與世界的融合，中國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21 世紀的頭10年，難得的機遇已被中國抓住，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已初步形成。

結束語：回顧中國在21 世紀頭10年的快速發展，我們不得不慶幸中國處于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這是中國發展必備的外部條件。中美關系對中國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至關重要，中國有與美國建立良好關系的動機和強烈的愿望，但決定中美關系走向的主動權并不完全掌握在中方，而在911事件發生前，中美關系已經惡化并且難以把握其后來的走向。如前文所說，沒有人愿意看到慘痛的911事件的發生，但911事件確實在改變世界戰略格局的同時改善了至關重要的中美關系，改變了小布什政府已經開始實施的以遏制為主的對華政策，使中美兩個大國中諸多領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防止了中美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領域可能發生的沖突。中國抓住機遇，在這關鍵的10年里，拓展了國際空間，大大增強了經濟實力，綜合國力邁上新的臺階。911事件是無人料到的突發事件，它與促進中國戰略機遇期的初步形成雖然是一種巧合，但兩者間的緊密聯系又是無可替代的。

安徽巢湖 孫啟放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