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圈：區域競爭的航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斷言中國的城市化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的兩大主要推動力之一，中國城市化實踐似乎正在有力的詮釋著這句話。盡管大師的預言還有待時間老人去做最后的評析，但城市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卻為各界所篤信。無論是在官方文件中，還是在專家學者的言談中，城市化都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而城市圈作為城市化發展

到一定階段后所出現的一種城市組織體系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城市日漸強烈地感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氣息，面臨著更大范圍的競爭壓力，促使其以更寬廣的視野去透視和應對競爭。近年來國內城市紛紛意識到惟有借助區域整體之力，發揮地利人和之勢，才能壯大自己，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于是一時間列強合縱聯橫，各城市之間頻打城市圈之牌。長江三角洲城市圈、環渤海城市圈、大珠三角、長沙-株洲-湘潭城市圈…紛紛映入眼簾。城市圈內政商要員之間的各種研討會紛紛舉行，各層次的合作機制也相繼誕生，打造城市圈成了區域合作的重頭戲。

新近出爐的《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稱我國已形成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三大城市群，這是帶動我國整體經濟的三個主要增長極。這份由眾多名家撰寫而成的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白皮書”讓人們認識到城市圈不但重要而且是可觸摸的現實。

但我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圈的組建和發展中，諸侯經濟的負面影響廣為存在。行政區域分割、圈內惡性競爭等問題，極大的扼制了城市圈協同效應的發揮。因此分析制約城市圈經濟整合的因素，探討可行的協調機制就尤為必要了。基于此，本文首先描述了我國城市圈的發展狀況，然后在分析行政阻隔等對城市圈經濟融合影響的基礎上，探索提升城市圈一體化水平的對策。

一、城市圈提升區域競爭力

我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各級政府發展戰略的調整對城市化繼而城市圈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催化作用。適應這些環境和政策的變化，區域內城市的聯動發展不斷凸現。經濟版圖的重新劃分，使得城市的勢力不斷突破行政邊界的羈絆，形成了或者正在塑造著一批城市經濟圈。城市圈的出現為區域經濟競爭增添了新姿，改變著城市管理者經營城市的理念，通過系統的整體效應，增強了圈內經濟整體實力，并帶動著周邊地區經濟騰飛。

（一）乍露荷角的中國城市圈

我國市場體系的完善，政府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合作程度的深化，為城市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一些城市化水較高，經濟聯系密切的地區，城市圈初步形成；其余地區也正在直面新的發展形勢，加強區域內城市合作力度，積極構筑城市圈。

1.經濟發展催生城市圈

我國經濟發展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市場的逐漸成熟增進了城市的內引外聯，這些因素推動了我國城市圈的形成。

（1）城市化水平提高

城市圈的形成要求區域內有較為密集的城市群，并且存在一個或幾個能發揮首領作用的中心城市。近幾年來各級政府日益認識到城市化的戰略意義，各地紛紛將城市化納入本地長遠發展規劃，并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這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城市化戰果喜人。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字，1990年到2001年11年間，我國地級城市由188個增加到269個，市區非農業人口超百萬的特大城市由31個增加到41個。城市覆蓋面積達408.9萬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19.2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市鎮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達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個百分點。

伴隨著城市化的闊步推進，區域內城市密度提高，城市集聚和輻射能力增強，相鄰城市之間資源和信息的交換趨于頻繁。城市之間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依賴是城市圈賴以形成的基礎。

（2）基礎設施完善

我國公路、鐵路、民航、水運的發展為區域內城市的空間集聚提供了交通紐帶。從1991年至2001年我國公路運輸線路長度增長了63.1，民航運輸線路長度增加了177.9。鐵路運行里程增長較慢，但運行速度屢屢提高。毗鄰城市之間，交通條件顯著改善。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城市圈內，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讓上海與杭州、南京車程控制在2至4小時之內。而且一些區域還在籌劃城際快速軌道交通，推動城際交通公交化。區域內城市之間交通設施的對接，交通工具的進步，擴大了城市通勤范圍，增加了城市之間的引力。

互聯網、移動通信等現代化通信手段使得信息傳播更加順暢，城市之間不斷擴大的信息交換增強了區域內城市的互動能力。

（3）市場化程度提高

我國市場化水平正在不斷提高。由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每年編制與公布

一次的經濟自由度指數表明我國這一指標的總體得分從1995年的3.60分改善為2002年的3.55分（分數越低越自由）。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政府和企業努力轉換職能，角色定位逐漸回歸。政府減少了對市場不當干預，企業經營理性增加。

面對復雜的市場環境，越來越自主的企業有必要也有能力尋找更廣闊的市場和發展空間。而城市資源稟

賦的差異，功能的差異為企業在城市圈內重新進行空間布局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上海市眾多企業為節省成本而向附近江浙兩省城市遷徙。這些資源在圈內的重新配置強化了區域內城市一體化進程。

（4）國際競爭加劇

我國持續推進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經濟的外向度明顯提高。2001年度進出口額、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為1991年的3.7、4.3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外資本和企業呈加速勢頭進入我國，國內企業感受到競爭壓力逐漸沉重。

面對國際競爭，我國對內開放的步伐明顯滯后于對外開放速度。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城市和企業深刻意識到只有充分利用周邊資源，借助區域整體競爭力，才能占領競爭的有利位勢，這是激發區域內城市攜手合作的“外患”。

2.城市圈規劃與探索方興未艾

正是上述因素的推動，實施城市圈戰略的實踐已經在我國許多區域紅紅火火地展開了，無論是在省市政府的發展藍圖中，抑或地方政府間合作議題中，還是在學術園地，城市圈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首先，城市圈成為諸多省市政府發展規劃的關鍵詞。一些省市政府充分認識到和周邊城市融合互補是提高自身競爭力的有力手段，紛紛在發展規劃中將建設各層次的城市圈（城市帶）提升到戰略的高度。如《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促進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發展。探索建立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基礎設施銜接、支柱產業配套、新興產業共建、一般產業互補的分工協作體系。”

其次，區域內城市政府間合作機制逐漸完善。區域內城市政府間合作層次逐漸提升，由對話性合作逐漸轉向制度性合作。合作范圍由交通銜接、旅游聯合開發走向政務信息共享、生產要素流動等深層合作。長江三角洲內滬蘇浙三省已達成計委牽頭的協調機制，長三角15城市市長聯席會議和滬、蘇、浙三省市的常務副省（市）長溝通機制已初步形成。其他地區如長沙-株洲-湘潭、西安-咸陽政府之間也都簽署了相應的合作框架以促進城市圈的形成。

再者，有關城市圈的研討會、論壇積極開展起來。這些匯集了政府官員、知名學者、商界精英的會議聚焦于城市圈內部整合的關鍵問題，總結了寶貴經驗并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去年召開的“中華學人與21世紀上海發展國際研討會”、“首屆珠三角經濟論壇”等引起了各方關注，這些學術活動正在以其思想和輿論力量推動城市圈的發展。

（二）城市圈充當區域發展的高能反應堆

城市圈的形成有助于區域內資源重新優化配置，并通過市場的壓力敦促城市管理當局改善其經濟服務和管理功能，市場與制度的雙雙完善，極大地提升了城市圈的整體競爭力。城市圈通過其資源的聚散，演變為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高能反應堆。

1.推動資源整合，發揮協同效應

企業的成長、市場環境的變化迫使企業不斷尋求適合自身的發展空間，在更廣闊的地域中配置其功能。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市場的統一性還不甚理想。而城市圈內各地人文相近，地理相連，人緣相親，客觀上減少了企業異地拓展的成本和風險。圈內城市間通過自覺自主的聯合，為經濟主體開墾出更加廣袤的成長沃土。

通過基礎設施銜接配套，要素資源共享，產業分工合作，城市圈內各成員分享規模和協同的好處，開創共贏的局面。一方面，圈內核心城市獲得了廣闊的腹地，為其城市功能轉型和產業高級化提供了良好依托；另一方面，可以借用一句蘇州對上海輻射作用的生動概括“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其他城市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輻射，承接其轉移出的生產能力，為其提供配套服務，并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綜合服務功能為自己提供資金、信息、科技支持。此外，圈內城市之間聯系的日益密切，必然會對它們之間的郊區、農村溢出物質和能量，從而為這些地區帶來發展機遇，帶動整個區域經濟增長。

2.驅動政府轉化職能，提高服務水平

與城市圈成長相應，區域內要素流動更加順暢，企業遷徙更加容易。于是，企業、人才、資金在利益的驅動下，流向圈內更加理想的樂土。這在當前守土有責的行政體系下，城市當局有壓力去改善其投資環境和管理手段，增加對經濟資源的吸引力，“親商、富商、安商”正在成為不變的承諾。

隨著圈內城市管理者之間磋商協調的增加，示范效應將發揮效果。那些先進的政府管理制度、服務方式迅速為合作/競爭對手所模仿和借鑒。例如毗鄰上海的嘉興在政策上也積極和上海對接，針對上海內聯“24條”，嘉興主要領導表示也要出臺相應的政策與之接軌。通過相互之間的學習，有助于提高整個城市圈內政府行政管理藝術，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市場和制度條件的改進讓城市圈發生“核聚變”，城市圈整體實力非常可觀，輻射出強大的能量引領著整個區域經濟迅速壯大。

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湖州、嘉興、紹興、舟山等15城市組成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圈土地面積1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1；人口7534萬人，占全國的5.9。2001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6981億元，占全國的17.7；完成財政總收入3350億元，占全國的20.4；外貿出口739.4億美元，占全國的27.8；實際利用外資160.7億美元，占全國的32.3；人均GDP達22537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

珠江三角洲由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佛山、肇慶、江門、惠州等9市構成的城市圈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里，占全國的0.43；2000年總人口4287萬，占全國人口總數的3.3。2001年珠三角城市圈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52.3億元，占全國的8.8。如今粵港澳合作日趨密切，大珠三角的形成將使其經濟實力更上一層樓。

此外，環渤海地區，以京津為雙核心的大都市圈也正在形成，憑借其得天獨厚的聚集優勢將進入高速增長軌道。

這三大全國性的城市圈是我國經濟當之無愧的三大引擎，對全國經濟走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眾多區域性城市圈如廣佛城市圈、武漢城市圈等也正在發揮區域經濟增長核心的作用。我國經濟發展培育著城市圈的壯大，城市圈則改變著我國區域經濟競爭態勢，它們的成長將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我國經濟未來發展前景。

二、諸侯經濟是城市圈成長的天敵

行政區劃主要目的是服務于政治管理，依照地域大小和行政等級，各級地方政府被賦予相應的權利范圍。由于歷史和制度的淵源，長期以來城市政府的經濟管理權力和責任依附和匹配于其政治地位。于是大大小小的諸侯經濟、山寨經濟就有充足的土壤扎根并生存下來。

諸侯經濟畫地為牢，行政力量侵占市場功能，阻礙生產要素按照正常規律流動和配置。行政區經濟的道道藩籬橫亙于城市圈經濟主體之間，制約了產業整合和資源共享，成為城市圈經濟壯大的天敵。

（一）行政區經濟沃土依存

行政區經濟是我國計劃體制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游戲規則的產物。盡管市場的大潮終將會滌蕩掉它的余垢，但是歷史的慣性、政治運行規則欠完善、競爭壓力為它的繼續存在提供了千萬種理由，它的消失還需假以時日。

1.地方政府“經營”經濟的壓力和能力

城市管理者的權力理論上由廣大市民（或轄區內居民）所授予，他們似乎應以滿足治內納稅人、居民的訴求為活動主旨。但事實上他們的升遷主要的由其上級決定，而上級擢升貶抑的準則之一是其任期內這些城市的就業水平、財政收入、經濟增長速度。因此通過各種手段，促進他們任期內本地經濟增長最快很自然成為理性的選擇。在追求該目標的過程中，往往發生市場規則和行政干預、長遠發展和眼前利益的碰撞，而較量常以長遠利益和市場規則落敗而終。

除了政治規則之外，現行的財稅制度客觀上也增加了市長（書記）們奉行行政區經濟的沖動。首先，中央和地方以稅種為基礎的分稅機制，使地方政府仍具有追求擴大本地經濟規模的動力。其次，現行轉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和轉移支付能力的不足，促使地方政府尋求本地財源的擴大。第三，當地方政府可控財源與公共職責不對稱時，也促使一些地方為創造和保護本地財源采取不正當的措施。

此外，城市管理當局還支配著數量可觀的經濟資源，這也為他們直接干預經濟、設置市場邊界提供了理由和手段。一方面，城市政府可以冠冕堂皇地操控一批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另一方面，在我國政府部門濫用權力踐踏產權尊嚴的行為缺乏有效制約機制，城市管理者可對民間資本施加不可估量的影響和控制。這些資源在一定條件下便構成了施政者構筑起行政區經濟的物質基礎。

2.圈內競爭因素的存在城市圈內部城市之間有優勢互補的必要，但是它們之間的競爭因素也是客觀存在，如果處理不當則易造成惡性競爭。譬如在城市圈內一些人片面的認為核心城市會源源不斷地吸收其他城市的人才和資源，“大樹底下難成才”，這種不恰當地夸大圈內城市之間競爭的看法必定導致用行政力量的魔劍去揮砍圈內經濟自然紐結。

城市圈內各城市之間地域相連，要素稟賦有著較大相似性。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通訊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圈內同一層次的城市之間企業經營成本趨同，對企業來講相互之間替代性較大。此外地域的臨近和生活水準處于伯仲之間，城市圈內同一層次的城市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消費偏好和消費結構，市場份額也就容易成為不同城市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家激烈爭搶的對象。

再者，面對類似的文化傳統，相近的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內同一層次城市容易形成相同/類似的城市定位，進而導致類似的發展路徑和戰略重點，這也是城市間不可忽視的競爭因素。

3.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的非重合行政區劃的劃分依據是歷史沿革和政治管理的便利，而經濟區劃則主要是由經濟主體在市場力量的牽引下離合融散塑造而成，二者之間難以保持一致。這樣城市管理者和他們的上級基于地方利益和自身理性，可能會為保全行政區經濟而犧牲城市圈經濟。譬如有人認為蘇錫常城市圈就帶有明顯的行政區劃烙印，認為從空間布局和經濟聯系出發，在蘇錫常之外加上嘉興和湖州兩個浙江城市組成環太湖城市圈將使城市之間的合作基礎更加廣泛和現實。蘇南政經界人士“白天看南京，晚上看上海”，折射著行政區劃掣肘下城市圈拓荒者們的絲絲無奈。

城市的行政級別決定其政府經濟管理權限從而影響著城市的經濟活動。城市成長的非均衡性和跳躍性有可能使城市陷入行政區劃的困境。當城市經濟迅速發展，而不能獲得相應的行政權限來支撐時，城市向外延展的觸手就被牢牢捆住了。譬如，前幾年廣東順德市雄踞我國百強縣之首，人均GDP全國第一，可它僅僅是佛山所轄的一個縣級市，這就宛如“大人穿童衣”，對其經濟的縱橫捭闔增添了諸多不便。

在城市圈內，城市管理者具有管理和“經營”經濟的壓力和能力，而城市之間競爭的存在、行政邊界和經濟圈邊界的交錯更增加了行政力量、地方力量阻礙城市圈經濟一體化的沖動。盡管有些阻礙力量并非是城市管理者刻意所為，但無論如何它們是在起作用。

（二）圈內離散耗損整體能量

由于行政壁壘的阻隔和干擾，圈內城市的聯合互動受到影響，相互之間分割離散現象還普遍存在，諸如市場分割、濫用政策優惠、產業同構、基礎設施建設各自為政都是城市圈內一體化道路上的荊棘。這就決定了當前我國城市圈內的合作還是淺層次的，本該大放異彩的規模效應、協同效應因此而黯淡了許多。

1.市場分割亟待打破

城市圈內區域性市場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提高有目共睹，但距離理想的目標還是其路漫漫。渾然一體的經濟版圖被割裂為大小不一的市場板塊，嚴重制約了城市圈內產品、人才、企業自由流動，使經濟資源在尋尋覓覓之后仍不能駐足于理想的棲所，無法使城市圈內經濟要素迸發出最大活力。

就產品市場而言，一些地方出于庇佑本地企業的“善意”，將一些外埠商品視為洪水猛獸，設置有形和無形的關卡，企圖“拒敵于城門之外”。國際經濟學界的計量檢驗結果表明，當前中國省際壁壘甚至要高于國際貿易壁壘。例如有的城市為保護本市汽車產業，就曾或明或暗阻擋外地所產車輛進入本市消費市場。城市圈內同類產品若不能在統一的區域內市場舞臺上比拼一番就難有優勝劣汰，整個城市圈的經濟效率難以提高。

在人才流動方面，城市圈內由于戶籍制度、地方政府安排就業的壓力，各地對外來人口就業通常都采取歧視性政策。譬如，很多地方在招聘崗位時都把解決好當地就業問題作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來考慮，外地求職人員往往被拒之門外，這種現象在城市圈的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非常普遍。盡管各地都認為家有梧桐樹，招得鳳凰來，可這些歧視性因素卻制約著人盡其才。

另外，城市圈內有些政府常將企業視為生蛋的金雞，總想盡可能將企業留在自己的轄區內，以便為本地提供就業崗位、增加財政收入，甚至不惜采取種種手段，阻礙企業自由跨區域發展。當前，無論是長三角城市圈還是珠三角城市圈，企業反應異地投資遭遇雙重課稅的現象普遍存在。雖然短期內這些手段能讓這些金雞為本地生財、造崗位，但似乎有殺雞取卵之嫌。

市場統一性、開放性的欠完善無法讓城市圈內各種要素和產品流暢的轉動起來，市場的競爭壓力和配置功能沒有發揮充分作用，限制了城市圈經濟潛力的釋放。

2.產業同構嚴重

城市圈內政府管理機構對產業布局都進行著強有力的引導。政府的產業引導固然是必要的，但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政府能夠依據本地條件，正確確定自己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并且政府充分考慮到與外部經濟的交互作用。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有些城市管理者基于眼前（任期）利益最大化，不顧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協調性，往往盯住利大稅多的產業，例如當前一些城市一談產業規劃就唯高科技是論，置自身客觀條件于不顧。加上同一個城市圈內城市之間要素條件類似，于是城市圈內產業雷同非常普遍。帶來的結果是，工業布點分散、產業集中度低，城市之間產業惡性競爭時有發生。

觀察不難發現，城市圈內城市產業特色不明顯，城市通常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主導產業，相互之間的垂直和水平分工合作不夠。如果硬要找一些特色的話，那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下表列出了上海和浙江兩地產值最高的工業行業。

從表中可以看出，產值前10位的行業中，兩地有8個是相同的。根據測算發現滬蘇浙三地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很高：滬蘇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2，滬浙間為0.76，蘇浙之間竟高達0.97。城市之間亦是如此，如蘇錫常三城的主導產業基本都是“機械紡織化工冶煉食品”，各行業的比重也十分接近。其他如珠三角城市圈內的深圳、廣州產業結構也有著大體相同的面孔。城市圈內各城市之間雷同的產業結構引起相互之間的過度競爭，使區域內有限的資源不能得到有機融合以實現必要的產業集中。

城市圈內產業結構同化已是痛楚的事實，更令人憂慮的是當前區域內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路徑又呈現驚人的相似，這勢必會使產業同構的局面繼續維持下去。從珠三角城市圈的幾個主要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容易發現，它們下一階段的產業調整方向有著較大的重合。例如五個城市無一例外將電子信息技術列入本市“十五”期間支柱產業，并且主攻的具體方向也很類似；五個城市都將現代物流業作為重點發展產業，廣州、深圳、東莞更是表明要將本市建成華南、全國或國際性物流中心；廣州立志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深圳則積極打造全國性金融中心；其他產業如機電一體化、紡織服裝等也彌漫著競爭的硝煙。按照它們各自的規劃演進，珠江三角洲內部產業錯位發展，橫向互補還需經歷一個較長的磨合期，甚至是一段痛苦的蕭墻之爭。

緩解城市圈內產業同構的確是燃眉之急，若各方不能精誠合作而達到互利互惠，最終恐怕只能是“患難與共”了。

3.城際軟硬件設施銜接乏力

城市圈中各城市在制度與政策安排、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理應通力合作，從制度和空間上促進內部一體化，與外部競爭時用一個聲音說話。可不少城市的管理者缺乏整體觀念和協作精神，在經營城市中局于一禺，未能充分認識到只有依托區域整體優勢，才能有效壯大自己。他們往往不顧自身實際情況或區域整體利益，陶醉于躲進小樓成一統。

區域內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的良好銜接是從空間上融合城市圈的必要保證，可當前一些城市喜歡自以為是，在重大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中各自為政，過多的以自我為中心，這樣做的后果是讓這些耗資巨大的設施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比如長三角的港口建設中因多年來缺少協調，出現了很多矛盾。據統計，南京以下的長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萬噸以上碼頭泊位共100多個。其投資建設都由當地政府主導，各地均以自己認定的腹地計算貨源。由于不合理的重復計算，導致建成后貨源不足，浪費巨大。由國家投資、深水泊位最佳的寧波北侖港區，可接納第五代甚至更大型集裝箱船，但是寧波港的經濟腹地貨源不足，又缺乏長三角內部的貨源支持，港口的設施能力迄今未能充分施展。

在更高的合作層次---制度安排的協調上，區域內城市之間問題頗多。城市圈內城市完全可以通過政策取向的差異來引導和促進區域內經濟錯位發展，從區域全局發展的視野提供合理的制度供給，但是這經常不得不屈從于“諸侯們”狹隘但很堅強的意志。特別地，我國法治環境的不完善使得一些地方官員可以敢于將國家關于經濟的規劃和法律置于腦后而不顧，炮制出自認為可促進當地發展的變通的土規定，并冠以符合地方特色的美名，實則是違法違規，惡性競爭。

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各城市都把引進外資作為發展當地經濟的推進劑，于是紛紛想方設法不遺余力擴大招商引資。動機固然可嘉，手段卻值得商榷。許多地方早已突破兩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底線，臺積電在長三角選擇投資地時，一些地方甚至承諾給予十免十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土地轉讓上，通過財政貼補，以大大低于成本的價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蘇南一些地方實際成本一般為15萬元1畝的土地卻可以按6或7萬元的價格出讓給外商。這種政策上的惡性競爭即便短期內可以給某些城市帶來一些好處，但長遠地卻擾亂了整個區域的經濟秩序，削弱了整體競爭力。

因此城市圈內基礎設施的銜接配合不容樂觀，制度層面上的協調合作更是任重道遠。

城市圈內的市場分割、產業同構、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協調欠佳都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極大的耗散了城市圈所集聚的能量，制約了其輻射功能。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朱榮林教授指出，在一個經濟系統中,如果所有經濟單元處于自然狀態，則協同效率最大不會超過44。于是促進城市圈深層次的融合就尤為重要和迫切了。

三、加大融合，共享繁榮

我國城市圈的形成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與要素流動的客觀需要和市場邊界的自然延展過程，而城市圈內行政壁壘是制約城市圈協同效率發揮的最大障礙。因此當前緊要的是讓市場和政府各自扮演好自己所應承擔的角色，提高城市圈內一體化水平。政府應該奉行適度“無為而治”的原則，減少對城市圈內經濟活動不當的行政干預，相信和借助市場的力量來促進城市圈的發展。這要求建立覆蓋城市圈的高度統一和開放的區域大市場，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以要素流動為紐帶將各城市有機連接起來；同時圈內城市政府也要加大制度合作和對話的力度，和其他外部力量一起推動城市圈內部融合。而整合的重點應該是建立有梯度的互補的產業布局。

1．市場主導，相互融合城市圈的形成是城市集聚和輻射功能在地域上的拓展，主要是市場自身力量的結晶。當前阻擋城市圈車輪前進的主要是道道行政分割的壕溝。因此逾越這一障礙的途徑無非是強化市場力量和轉化政府角色，而當前重中之重是完善城市圈區域市場。通過建立區域內統一、開放、有序的大市場，使城市圈內各種經濟資源充分轉動起來，通過市場利益的引導增進整個城市圈經濟布局的合理性。而當前市場正孕育和顯示著此種力量。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內城市競爭視野大為開闊，城市圈的競爭成為城市贏得世界性尊重和控制力的主要途徑。（特）大城市需要廣闊的腹地為依托，而中小城市需要周圍大城市的輻射，只有相互之間的默契配合才能增強國際競爭中的話語權，這種內部的聚合力將區域內城市拉近。此外，我國特別是一些投資環境好的城市正在享受著跨國公司產業轉移所帶來的好處，而跨國公司在轉移產業的過程中往往看重的是超越單個城市的區域總體優勢，在整個區域范圍內分布其公司職能。這從外部推動著城市圈的形成。

正是這些市場的壓力，城市圈內生產要素流動空前的活躍，增進了相互之間經濟密切度。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城市圈內浙江企業紛紛搶灘上海，而且大中型企業明顯增多，主要是私營、股份制大中型企業。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浙江各地在滬投資創辦的企業近5萬家，其中注冊資金2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2000多家，集團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滬企業投資總額達500億元以上，經商人員有25萬，勞務人員26萬人（其中建筑業15萬人左右）。這些企業大多數把生產基地放在浙江，而把研發中心、銷售中心放在上海，以謀求在國內領先和進入國際市場。而上海的企業、技術流向江蘇、浙江更是一目了然的事實。正是這些經濟資源頻繁跨越城市間行政區劃界限，像道道紐帶將區域內相鄰城市編結成城市圈。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創造條件讓市場充當提高城市圈一體化水平的主導力量是明智的選擇。

要使市場的作用有效發揮，就應該努力將城市圈內相互之間有障礙的市場條塊打造成一個平滑的整體大市場，讓各種要素在上面按自己的意志流動。首先，各地要砸爛保護地方產品的不合理關卡，建立高效的物流系統，為各城市產品在城市圈內競爭銷售和走向全國（全世界）創造條件；其次各城市應該消除人才和勞務使用中的歧視，加強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合作，建立覆蓋整個城市圈的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還有，加強城市圈內各層次的金融市場建設，打破金融業務畫地為界的不合理格局，提高中心城市的金融造血和輸血功能，使有限的資金盡可能不閑置，流向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企業。此外，城市圈內各城市應積極合作，大力整頓圈內市場競爭秩序，營造一個誠信和公平的市場環境，唯有如此才能通過有效率的競爭優化整體資源配置，增強彼此互利互惠的基礎。

2．政府作為，外力助推

城市圈一體化過程無疑應由市場擔綱主導，但是政府也不應置之度外，政府也是大有可為的，關鍵是把握好作為的方向和重點。城市圈內政府之間應該建立多層次的合作和對話框架，一些民間組織也要獻計獻力。

迫切需要建立跨城市的協調機制，為區域內產業協調發展、基礎設施銜接布局等提供整體性規劃。當前行政區劃體制由于歷史和管理原因，在短期內難以大幅調整，但是可在現有制度基礎上，根據不同的合作內容建立各種城市間合作組織來加強區域內政策和發展路徑的協調。

在國外城市圈發展過程中，政府間的合作非常普遍。目前這種區域性合作機構達到了200多個。譬如在華盛頓都市圈，成立了都市圈委員會，對區域內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進行協調；在日本，各個城市雖各自為政，但事關都市圈內協同，則由國家決定，哪個城市都無權單獨做主。我國有著較為完善的垂直管理體系，可以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國情建立多層次的協調機制。

對那些涉及城市圈內綜合規劃的問題，可以由上一級政府機構（省或中央政府）和各城市政府選派各自代表組成機構專司其職，對城市圈內整體產業布局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總體指導和協調，當發生爭議不決的局面時可由上級政府依照整體利益最大化原則做出裁決，對那些做出犧牲的城市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予以適當的補償。對框架內的項目建設可給以一定形式的補貼，對違反總體規劃的單方行動對有關方面給予行政和經濟上的懲戒、或在審批方面加以限制。以前我國也曾成立類似的機構如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但是它只有協調之責而無規劃之權，因此當地方政府利益沖突較大時，它就束手無策了。因此今后這類機構可由國家（省）計委等強權部門牽頭并享有權威的規劃權柄；當然這類機構要將重點放在城市圈的綜合規劃上，而不是沉限于具體事務，這樣才能減少城市政府的抵觸。

對城市圈內市場開放、勞務流動、金融合作等方面較具體的議題可由各城市政府通過多邊或單邊合作方式解決。例如目前長三角15城市市長聯席會議、滬蘇浙三省（市）常務副省（市）長溝通機制就是很好的開端，而關鍵在于將合作引向深入和落實合作協議。政府間組建半官方性質的常設機構可以讓合作制度化、日常化，這方面美國南加州政府協會的做法頗值得我們借鑒。它成立于1966年，管轄范圍涉及洛杉磯縣、橙縣和河邊縣等6個縣、188個城市、1600萬人口、3.8萬平方英里的區域。轄區內城市是否參加協會完全自愿，目前188個城市中有135個參加了協會。協會設有董事會，重大問題由董事會表決決定。

對城市圈內交通、環保、電力等問題可由各城市的專業部門聯合組建相應合作機構進行協作。國外的這類組織如密西西比河管理局、加州南海岸大氣質量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值得一提的是這類機構通常具有法人資格、具備支配能力和規劃能力。

此外，應該建立各領域的專家委員會和發展論壇為城市圈內重大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和兼顧各方利益的方案，為城市圈的發展出謀劃策。

最后還要注重民間社團組織的作用。通過組建跨城市的區域性行業協會、商會，為城市圈內產業規劃、要素流動提供指導和橋梁作用。

3．錯位發展，建立梯度化產業鏈

城市圈整合的關鍵是在整個區域內建立層次和布局合理的產業體系，這要求圈內的城市根據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原則，合理確定自己的主導產業，相互錯位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城市圈內協同效率和專業化水平，提高整個區域的對外競爭力。

錯位發展要求各城市科學合理的分析自己的市情，從區域整體發展的思路確定本市產業發展方向，不一定是最高最新的產業，但應該是最適合自己的產業。城市圈內大小城市應該準確定位，分工合理。中心城市要當好龍頭，充分發揮綜合服務功能，成為區域內要素和信息的集結與配置樞紐。這要求中心城市努力提高服務產業的比重和層次，大力發展現代物流、金融、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制造業方面中心城市應該突出高精尖，避免大小通吃的做法。次中心城市要當好接續中心城市輻射的“二傳手”，發揮好局部中心的功能，應該將重點放在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增強對中心城市產業配套能力。中小城市不應盲目追求產業高級化，要充分消化中心、次中心城市轉移出來的生產能力，改造好傳統產業，充當大企業的加工基地。同一層次城市之間要多加強橫向合作，減少和避免相同產業過剩導致的惡性競爭。

在產業整合過程中要充分重視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主動性。區域內城市之間商務成本和功能的差異為企業功能地域配置提供了可能。如今在長三角地區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很多大企業將生產中心放在嘉興、無錫、常州等中小城市，而將總部、銷售中心、研發中心安置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各地政府應該從稅收、管理上提供正常的待遇，不應人為的阻止企業為求發展而進行的遷移。應該鼓勵區域內企業跨城市（省）的兼并重組，組建一批規模和效益并具的企業集團，藉此適當提高區域內產業集中度，發揮規模效應。目前大型跨國公司加大了對我國產業轉移的力度，而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圈是它們投資建廠所青睞的風水寶地，城市圈內城市結合跨國公司的產業鏈配置自己的產業體系，也是達到區域內部產業整合的有效途徑。

產業整合誠然應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但政府也應適時適可而為之，加強規劃和引導。若二者都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那么城市圈內產業的協調發展、各城市共享發展的繁榮將不難實現。

總之，城市圈的出現是我國新的發展階段中市場競爭態勢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要求，它使毗鄰的城市有機聯系起來，成為擁有巨大能量的區域競爭的航母。但是受傳統行政壁壘的制約，城市圈內市場分割、產業雷同甚為嚴峻，這極大的影響著城市圈協同效率。因此應該以市場為主導，由政府加以推動，提高城市圈內一體化程度，構建錯位發展、梯度分布的產業鏈，使航母的各部分高效協同作戰，成為實力雄厚之艦。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編委會：《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

2．段樹軍：《行政區經濟制約城市圈經濟發展》，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2001年09月13日

3．曾勇、徐長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協調發展重點區域研究》，上海協作網2002年12月4日

4．谷人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協同發展的思路與對策研究》，上海協作網2002年12月4日

5．上海市、浙江省、江蘇省、廣州市、深圳市、東莞市等地方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

第二篇：融入武漢城市圈（范文模版）

應城市2010年融入武漢城市圈 工作總結及2011年工作安排

2010年以來，在孝感市委、市政府正確領導下，我市搶抓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提速的機遇，以改革為先導，以經濟轉型為目標，以產業對接為核心，以項目為支撐，圍繞打造“三基地一縣市”，全力加強“三大板塊”建設，融入武漢城市圈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一、關于2010年融入武漢城市圈工作情況

1、加強交流與合作，漢應關系進一步深化。全市上下繼續深化與武漢的交流與合作，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對接，特別是與武漢江漢區和硚口區開展了一系列對接交流活動。2010年，全市各級各部門與武漢交流合作的次數近300次。

2、緊盯項目求質量，產業轉移成效顯著。以產業對接為核心，不斷推進漢應合作，加大對武漢的招商引資力度，著力引進符合環保要求、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投資規模大的項目，項目建設成效明顯。全年共引進武漢項目34個，總投資16.3億元，到位資金逾9億元，其中過億元項目5個，過5000萬元項目6個。長江埠街道辦事處引進湖北卓熙氟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資1.2億元，新建年生產氟化油箱20萬只、高純氟氣100噸、氟化石墨100噸項目；長江氟化工有限公司投資4000萬元，新建年產1000萬塊鋰氟 1 電池項目，均已開工建設。東馬坊街道辦事處引進湖北康園精細化工有限公司、武漢集萃科技有限公司，分別投資1.2億元、1億元，生產氨基酸和水處理劑，正加緊施工。市開發區引進湖北美特澳德鋼鐵輔料有限公司、湖北蒲紡進出口有限公司，分別投資5000萬元，新建鋼（中）包覆蓋劑生產項目和服裝生產加工項目，現已開工建設。郎君鎮引進湖北盛威建材有限公司，投資4000萬元新建商品混凝土項目，年生產能力30萬噸，已于今年8月竣工投產。

3、加強基地建設，協作配套水平有效提升。一是加強項目建設，旅游品質不斷提升。加快西部旅游經濟區建設，按照“一軸、二區、多節點”的旅游發展格局，加強旅游項目建設，不斷提升旅游品質。湯池溫泉一期工程已完成改造升級投入運營，五龍山莊農家樂酒店建設營業，湯池溫泉二期工程、五龍寺宗教文化園、北冰洋度假村、雅園、農耕年華、蒲陽人家等一批旅游項目正在建設，全年旅游投入近3億元。今年來應城旅游總人數110.8萬人，旅游總收入6.9億元（其中武漢游客83.8萬人，收入逾4億元）。二是加強科技合作，成果轉化豐碩。科技部門重點圍繞東部循環經濟示范區和中部高新技術產業區建設，組織有關企業與武漢科研院所開展產學研合作，著力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效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湖北弘錦高新產業創業園有限公司被認定為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富邦公司“中低品位膠磷 礦石浮選高效捕收劑產業化”項目作為湖北省重大科技專項已通過省科技廳評審；志誠公司與武漢大學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氨基酸中間體”合作項目即將投入生產；恒新公司與湖北中科博策材料研究院“PFOS替代關鍵技術開發”已申報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糯稻基地與省農科院“優質糯稻高效種植技術集成及加工產業化示范”項目作為富民強縣專項行動計劃已獲省科技廳審批。2010年，與武漢市開展科技合作項目20個，總投資額1.5億元，已到位資金1.35億元。三是瞄準市場推品牌，農副產品份額逐步提高。2010年，我市著力培育優質稻、“雙低”油菜、特色水產、畜禽、蔬菜五大優勢產業，突破性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積極推介現有優質品牌農副產品，擴大我市農副產品在武漢的市場份額。“豪豐”大米、“白玉”面條、湯池甲魚、“金陵”醬菜、“義馬河”黃灘醬油等農副產品在武漢市場銷量進一步提高，全市輸出武漢農副產品銷售收入1.2億元。四是緊盯市場抓培訓，勞務輸出工作穩步推進。針對武漢勞務市場勞動力短缺的形勢，有關部門狠抓勞動力培訓和勞務輸出，全年共培訓勞動力逾8000人，向武漢輸出勞動力7300余人。

4、加強漢應合作，兩地的關系進一步深化。我市重點圍繞2010年漢應合作項目，積極承接武漢產業轉移，大力發展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低排放、低污染、能控制的鹽化精細化工產業，全年共引進武漢化工企業9個，投資 總額6.45億元，其中過億元項目2個。作為漢應合作的重大項目—湯池溫泉二期工程正加緊建設，其臨湖餐廳、湯屋別墅群、商務酒店、職工宿舍樓等工程完成主體結構施工，老景區改造升級全面完成并開園迎客，累計完成投資2.65億元。

存在的問題：

一是縣市財力有限，城市和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招商引進困難，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

二是武漢城市圈產業布局未按規劃進行，武漢化工企業向應城轉移不夠，速度放緩，錯位發展不夠，不能有效彰顯應城的產業特色。

三是武漢城市圈城市之間工作機制不健全，城市圈“一體化”步伐緩慢，同城效應不明顯。

二、2011年工作安排

2011年工作思路及目標：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解放思想為動力，以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以“十二五”發展規劃為指導，以漢應合作項目為重點，以建設中等城市為目標，實施“三大板塊”、“三基地一縣市”總體戰略，積極承接武漢產業轉移，力爭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取得新突破，為孝感市提出的構建武漢城市圈副中心城市作貢獻。全年確保引進武漢企業（項目）16個，總投資6億元，其中過億元項目1個。

1、深化改革開放，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抓好體制機制創新，突破深度融入的障礙，探索一體化發展的新途徑新辦法。積極推動自主創新、產業集群發展、集約用地、投融資體制和節能減排方面改革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繼續深入推進產業布局、區域市場、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環境保護一體化工作，進一步營造對武漢城市圈開放融合的政策環境、辦事環境和服務環境，推動區域一體化建設。

2、加強對武漢招商引進，積極承接武漢產業轉移。進一步加強領導，強化措施，落實責任，充分發揮我市的資源優勢、產業優勢，加大對武漢的招商引進力度，把承接武漢產業轉移的重點放在引進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環保型的大項目上，特別是引進與我市現有產業配套的企業，促進精細化工產業集群壯大和循環經濟發展，力爭引進億元項目1個以上。

3、突出“三大板塊”建設重點，著力抓好項目載體建設。一是加快循環經濟示范區東城工業園和賽孚工業園新區水、電、路、汽（蒸汽）配套建設，為承接武漢化工企業搭建平臺。二是全力建設中部高新技術產業區，積極推進城南新區“三縱七橫”道路及下水管網、第二自來水廠、第二污水處理廠等重點工程建設，加速推進武漢工業園、武漢理工大學高新產業創業園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積極引進武漢高科技企業，打造武漢科技成果轉化基地。三是加快西部旅游經 濟區項目建設，加快漁子河水庫復線道路工程、自來水廠、湯池二級客運站、國家礦山公園道路硬化等基礎設施建設；抓緊湯池溫泉二期工程、國家礦山公園、五龍寺宗教文化園等項目建設進度，加速啟動應城文化體育主題公園項目，努力把應城建成武漢城市圈旅游度假勝地。

4、搭建各類平臺，深化漢應合作關系。加強漢應兩市政府及部門、企業的聯系與互動，建立兩市全方位合作的長效機制。一是建立政府及部門聯系溝通機制。兩市政府及部門定期或不定期就有關重大問題進行磋商和溝通，促進漢應合作與交流。二是建立兩地科技合作機制。以武漢大專院校為主要依托，加強與武漢科技合作，充分利用產學研聯絡平臺，大力開展產學研活動，建立和完善長期穩定的校企、企企等聯合科技攻關的“雙贏”運作機制，促進武漢科技成果在應城的轉化，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三是建立社會事務合作機制。兩市就環保、金融、勞務、社保等方面開展合作與對接，推進社會事務同城化。

三、工作建議

1、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扶持。一方面孝感市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時，把我市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納入規劃，支持我市爭取國家政策和資金，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斷增強縣域經濟的活力和實力，促進縣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另一方面盡快將云應地區鹽化循環經濟園區、應城市“兩型社 會”建設暨統籌城鄉發展試驗示范區上報省有關部門，列入全省循環經濟試點和“兩型社會”建設示范區，促進我市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

2、建立健全城市圈城市間工作聯系協調機制。孝感與省、武漢市充分協調，切實把應城市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重點地區來建設，促進應城鹽化工、精細化工與武漢80萬噸乙烯產業配套，真正做到錯位發展、有序發展，避免無序競爭、低水平重復建設。

3、加快城市圈的交通建設。規劃西（安）武（漢）高鐵經過應城并設站，武漢至孝感城際鐵路延伸到應城湯池，啟動孝應高速和孝應一級公路項目，加快孝（昌）洪（湖）高速公路建設，促進圈內城市交通發展，形成與武漢高速直達、市域快速循環的公路網絡。協調有關部門，啟動武荊高速湯池連接線項目，促進湯池溫泉旅游業的發展，為全省一流的溫泉度假基地提供快速、便捷、舒適的交通環境。

應城市融入武漢城市圈 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2010年11月25日

第三篇：試論武漢城市圈生產力的干預型區域協調

論武漢“8+1”城市圈生產力的區域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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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務院批準設立中部崛起的協調機構，本文通過分析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對武漢城市圈生產力發展與布局提出要以技術經濟的構建為方法論，以政策經濟為調控保障，做好本區域生產力的協調布局，進一步提出了關于武漢城市圈生產力協調發展的干預型布局的設想。

【關鍵詞】武漢城市圈 政策調控 干預型區域協調 建議

武漢市經濟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是武漢實施中部率先崛起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重要規劃。為使武漢實現生產力發展實現協調布局，筆者以為必須以技術經濟的構建為方法論，以政府的政策干預調控為基本保障，在“一盤棋”的基礎上，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率先實現中部崛起。

一、政府干預型區域協調論

中部區域生產力發展的區域差異、綜合經濟實力差異是歷史的客觀存在，它是各區域的經濟區位優勢和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長期發展的產物。如何協調中部區域生產力布局平衡發展，對中部經濟的崛起，以及對武漢地區生產力協調布局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在此有必要先對區域協調發展理論進行簡要的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曾認為區域經濟差異完全可以通過市場的自動調節作用來解決，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德、法、意等國由于原先發達地區主導產業衰退，引起大片的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幅度上升等問題之后,又提出需要加強政府干預，依靠政府采取種種政策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促進區域經濟在政府計劃的引導下有目的地發展。因而西方理論界出現關于區域發展的協調模式的政府干預型區域協調論。

政府干預型區域協調模式又可分為兩類：一是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模型”，二是赫希曼的“聯系效應理論”。

“循環累積模型”論認為邊際收益遞減率雖然會促進部分資本由發達地區流向欠發達區域，但發達地區本身仍具有吸引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的區位優勢，它直接導致不同區域的“累積循環”發生，使經濟發展的差異擴大，從而形成所謂“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因此，繆爾達爾提出應由政府出面干預，采取必要的政策調控措施，刺激欠發達區域經濟發展，防止區域間經濟差異的進一步擴大。

“聯系效應理論”則認為“發展是一種不平衡的連鎖演變過程”，因為不平衡增長能激勵創新，使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活力。但為了突破各種外部條件的限制，赫希曼也認為政府必須進行相應的干預。即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要引導投資集中到產品需求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最大的產業，使之獲得收益后，再來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改善投資環境，使欠發達地區經濟得以發展。

政府干預型區域協調模式既承認區域間初始優勢（區位差異）的不同，因為它將造成區域間經濟差異的擴大；同時又強調政府對區域發展差異進行干預的必要性。但其理論缺陷在

1于把累積因果循環看成規律，而實際上導致區域發展差異擴大或縮小的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二、我國區域生產力發展與布局的協調實踐

我國理論界關于區域發展的諸多觀點可概括為兩類：一是“一個重點論”（包括梯度發展和反梯度發展論、中心開花論、戰略西移論、東部決戰論等）；二是“一個半重點論”（包括“三沿”戰略、“四沿”戰略、“三環”戰略等）。這些觀點的提出無一不是假設在投資有限的條件下，依托各地區位優勢來發展經濟，結果形成了我國今天的東、中、西部區域發展間的巨大差異。中央幾屆政府先后提出進行“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等戰略決策，其目的就在于宏觀上協調各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因此筆者以為，要做好區域生產力發展與布局的協調發展，其任務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要變區位發展優勢為區域間協調發展，二是要使政府協調機構在其間發揮重要的干預型協調的戰略指導作用。

１、變區位發展優勢為區域間的協調發展

從投入產出等經濟效益分析上來看，區位優勢無疑是生產布局的重要原則，即經濟開始起步的初期階段，由于區位優勢的影響，其區域差異的發展總是逐漸擴大。但是現代制造業首要考慮的布局因素重點已有所改變：即首要考慮的是是否會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其次還要考慮能耗、資源綜合循環利用、產品與市場等一系列布局因素的影響，以及能否可持續發展，等等。

筆者以為，要實現變區位發展優勢為區域間協調發展，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在“一盤棋”發展布局的思想基礎上，以技術經濟的構建為方法論，不間斷地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以期實現投資、技術、產業鏈的轉移或延伸的良性循環；通過加大市場開發力度，資產重組、產業布局調整等手段實現社會勞動力地域重新分工，使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生產力得以有機會發展。

２、中部崛起協調機構對區域發展的干預性調控的戰略指導作用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央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擬定了一系列保護性政策措施：如“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加快中西部地區開放步伐，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區”等，這些政策對實施區域間協調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最近在安徽黃山市召開的中部地區城市規劃工作座談會公布，中部地區將重點規劃武漢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帶四大城市群。四大城市群的規劃還將突出支持城市間及周邊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引導資源整合，形成資源節約，增強對全國發展的支撐能力，并推動中部地區構建布局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體系。基于以上精神，武漢城市圈應在中部崛起的發展中抓住機遇，要在中部崛起協調機構的指導下，努力把武漢城市圈建設成為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之一，而湖北則應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之一。

三、對武漢城市圈生產力協調發展的干預型布局的建議

武漢的GDP占了整個湖北的三分之一，武漢要重點發展高技術、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只有充分發揮大武漢城市圈的優勢，把武漢周邊的城市帶動發展起來，形成武漢城市經濟圈，才有可能實現本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發展格局。針對武漢經濟圈發展問題的實際，筆者以為政府執行干預型協調布局將對武漢城市圈的協調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以下談談個人的幾點看法。

１、樹立政府干預型調控的權威

所謂干預型調控主要是針對經濟的短期運行，解決經濟的周期波動問題，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匯率政策、收入政策；在中國現實情況下，還要輔之以行政措施。但是，調控絕不是直接解決資源的市場配置問題。調控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和協調微觀經濟活動的靈活性、自主選擇性同宏觀經濟活動的統一性之間的關系。宏觀經濟調控對微觀經濟的作用，是通過市場機制間接實現的。

２、重點抓好發展高端制造業產業鏈的干預型調控

宏觀調控的過程是政府依據市場經濟的一系列規律，運用調節手段和調節機制，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微觀經濟運行提供良性的宏觀環境，使市場經濟得到正常運行和均衡發展的過程。

例如政府可以控制住兩頭：即上頭抓以“技術經濟”思想方法論為指導，把握住公司的總部產品的設計、研發，投資與規模化；下頭則抓好市場的營銷，品牌的打造等發展關鍵；而對于一般的制造、加工業則可以通過延伸布局的方式到周邊地區發展。這樣才能在武漢經濟圈的大范圍內構筑起新的一體化的產業鏈，使區域內經濟得到平衡發展。并通過武漢經濟圈和中部其他地區進行競爭，贏得新的經濟增長極，甚至在某些項目上能夠跟珠三角、長三角間進行競爭，而不是單靠武漢一個城市的力量去與之競爭。

３、抓好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干預型調控

在這方面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手段（如減免農業稅等各種稅收，穩定糧食收購價格等），來間接影響微觀主體的行為選擇，以熨平經濟波動，保證經濟穩定增長。

政府調控的著眼點在于使農民增收，使農村面貌發生較大的改變，因此武漢經濟圈的發展要與湖北縣域經濟的發展并重，并通過以工扶農方式，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只有把縣域經濟搞上去，農民就業的機會增多了，收入增加了，農村落后的狀況才有可能發生較大的變化。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使湖北成為全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之一的首要條件。４、抓好對大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干預型調控

大企業的收益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較大，政府要抓好大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促進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并重。當前政府的調控在鋼鐵、汽車、煙草等行業上取得了很大成效，而具有增長潛力的石化、高技術產業以及化工業也初見成效，全省縣域經濟的發展涌現出一批很好的經濟增長點。但民營經濟所占的比重依然偏低，結構不盡合理，因此要積極鼓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政府應加強對“無形、小型和轉型”的關注。汪海粟教授認為，武漢在發展中應完成兩大轉型：一是所有制結構的轉型，從國有經濟為主體轉到以混合所有制經濟為主體；二是產業結構的轉型，有必要把武漢從“制造設計中心”逐漸轉型為“設計制造中心”。武漢在此方面具足夠實力，轉型不僅能促進一、二、三產業結構優化，同時能帶動武漢制造業的升級。

５、抓好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基礎設施建設的干預型調控

交通是武漢城市圈一體化建設諸多成效中最為顯著的領域。武漢綜合交通樞紐的建設，特別是七條高速公路的建設，對于周邊縣市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拉動作用，使得周邊8市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政府對交通運輸樞紐建設的宏觀調控應考慮在一體化布局下，通過周邊各成員城市的產業發展定位來構建現代交通網絡。例如，武漢周邊的黃石、鄂州宜定位發展于高附加值的產業；黃岡、孝感、咸寧宜定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武漢配套型產業和特色產業；仙桃、潛江、天門則宜定位發展現代農業，推進新型工業化。６、抓人才資源的調控，建好信息化、數字化的大武漢城市圈

湖北是個人才大省，科研院所、高校林立，所以武漢城市圈最大的優勢不是自然資源，而是人才資源。政府在人才資源的儲備與發展的調控上除了要注重“產、學、研”與產業鏈一

體化發展外，還要特別注重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契合，注重信息時代未來人才的前沿需求。政府只有建設好信息化、數字化的大武漢城市圈，才能統領全局，促使產業布局協調的科學發展。

四、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要打造好武漢城市圈這張牌，使“1+8”的大武漢在中部真正崛起，政府以“技術經濟”為方法論的干預型調控顯得尤為重要。現在，武漢中國光谷的光纖、激光產業鏈已占有40%以上的市場份額，另外鋼鐵和汽車產業在國內也已享有盛名，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加快武漢老工業基地的改造與振興，也離不開民營經濟的發展。因此，武漢將“三輪并驅”：著力把國有大型企業發展為混合經濟；發展都市工業園；發展高科技民營企業。這方面的工作還需要加大力度，要爭取多占領中西部經濟的制高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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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善臘:武漢民營經濟“三輪并驅”東湖民營經濟論壇，新華網，2004-05-26。

第四篇：武漢城市圈的發展

論武漢城市圈的發展

——努力向兩型社會的轉變

39113132 黃舜

引言

武漢城市圈，又稱“8+1”城市圈，武漢城市圈是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即“兩型社會”），以湖北省省會武漢市為城市圈的中心城市，湖北省第二大城市黃石市為城市圈副中心城市，以湖北9市（武漢、黃石、咸寧、黃岡、孝感、鄂州、仙桃、天門、潛江）政府部門主動拆除市場壁壘，搭建合作平臺。工商、人事、教育等部門承諾在市場準入、人才流動、子女入學、居民就業等方面，建立一體化的政策框架，提高城市去按的整體競爭力。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發展戰略，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抓緊研究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規劃和措施。2006年，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問題。自此“中部崛起”正事成為國家戰略。其中武漢城市圈起著領跑中部的作用，首先，從地理上講，湖北可謂中部的中部；其次，從行政級別上講，作為湖北省會的武漢市是中部地區唯一的副省級城市；再次，武漢是中國長江中下游的特大城市，是華中地區的最大城市，是華中地區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和文化中心，其地位可想而知。07年武漢城市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557.24億元，占湖北省比重的60.7%，是湖北省產業和生產要素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區，是湖北省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

東北、武漢等我國主要的老工業基地以及整個中部地帶，是未來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點地區。這給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漢以及武漢城市圈，帶來了巨大的歷史機遇。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明確自己的地位，也將是武漢城市圈在社會轉型時期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關鍵詞：武漢城市圈、城鄉發展、工業化、環境友好

一、統籌城鄉發展，建立城鄉一體化。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中共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發展，2007年中共一號文件提出“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是在一個區域范圍內，通過城鄉統一的空間規劃，統籌城市和鄉村產業布局，統籌公共設施投入和公共服務，統籌生產要素的配置，城市與鄉村共謀發展機遇，推進區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實現城市與鄉村的共同繁榮。

武漢城市圈包括9市，土地面積5.8萬平方公里，07年常住人口達到近3000萬人。但是整個城市的發展也形成“城區獨大”的發展格局。從版圖來看，占市域面積10%的城市區，聚集了全市62%的人口，創造了76%的GDP和61%的工業產值，集中了60%的地方財政收入，全市固定資產投資46%在城市區，城市化水平達到93%。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占市域面積90%的遠城市區，卻只吸納了全市38%的人口，僅創造了24%的GDP和39%的工業總產值，征收了全市40%的地方財政收入，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僅19%分布在這里，城市化水平僅24%。

而由于城鄉發展不協調所造成的問題更為嚴重。城鄉發展的弊端造成了產業結構不合理，嚴重影響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此外空間布局不合理和資源利用不合理，引發了土地問題和環境問題；在城鄉發展不卸掉的格局下，出現的“三農問題”更加導致了農民失地、事業現象嚴重，農民生活水平下降。

1、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去十年，武漢中心城工業向外遷，內環工業已搬完，外圈是工業增加地，使鄉鎮地區整體上成為武漢經濟發展提升區域，外圍城鎮除開發區外，農村城市化進程正在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正在改變城區與城郊區隔離發展的格局，城市和城郊區工業比例已有很大調整；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功能大大提高，城鄉基礎設施投入正在向郊區延伸，城鄉收入差距正在縮小，郊區正在參與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2、采取正確的策略解決土地矛盾。近年來，武漢城市圈GDP年均增長12.2%，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9%，人口非農化水平上升2%。建設用地規模增長加快，每年新增建設用地23平方公里，年均占用耕地15平方公里。但武漢城市圈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措施完好，目前武漢市的基本農田保護面積為322566公頃，占現有耕地面積的95.7%。其他各縣市基本農田保護率也達到95%左右。政府還采用指標分配的方法，嚴格控制建設用地指標，有效緩解了城區和城郊區爭建設用地的局面。

3、完善城鄉統籌就業機制和服務體系。首先，武漢市2003年取消了藍印戶口政策使外地人員購買商品住宅可直接辦理戶口，使戶籍改革邁進了一大步，逐步拆除城市圈內城市間和城鄉間的戶籍壁壘，建立武漢和周邊8個城市城鄉一體的戶籍制度。大大便利了城鄉之間勞動力的流動，為城鄉統籌就業減少了阻礙。其次，建設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武漢城市圈為緩解“就業難、招工難”的矛盾，在2007年年初就結合本地產業結構現狀和用工實際，主動加強了與各地勞動就業部門的聯系，全面建立了勞務協作機制。第三，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向農村勞動力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建立勞動力供求信息網絡，建立農民工維權機制，強化政府責任，把農民工問題納入政府的考核評價體系中。

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前提下，基礎設施投入向鄉鎮的延伸，城鄉之間產業的合理布局促進整個武漢城市圈的工業化、城市化，最終實現城市與農村的平衡發展與共同繁榮，實現城市市民與農民的共同富裕，實現城市圈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

二、加快工業化進程和以工促農

近年來，武漢城市經濟圈工業保持了穩定快速增長，顯示出了作為湖北工業核心增長級的良好發展勢頭。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04年，武漢城市經濟圈完成工業增加值1218.03億元，占全省工業的60.1%，與2000年相比增長52.3 %，年均增長11.1%。從產業結構看，農業所占比重逐漸縮小，工業和建筑業發展較迅速，所占比重呈現增長趨勢，而服務業所占比重一直在左右波動，未得到明顯提升。從工業內部結構看，輕工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重工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從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情況看，近年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快，占比重不斷刷新紀錄，但總的來說，規模仍然不大，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

1、促進區域產業集群構建和結構優化。首先，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針對自身的特點，建立符合自身條件了工業化產業集群。如，在武漢、孝感、黃石等地建設現代機械制造業產業群；在仙桃、天門、潛江等地建設輕紡產業群；在武漢、黃岡、咸陽等地建立冶金、石化、建材、電力等重工業基地；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整合產業資源形成鋼鐵、汽車、高新技術、食品農產品加工等產業集群和十幾條產業鏈構建武漢城市圈內合理的產業分配；其次，發揮武漢市作為龍頭的帶頭優勢，成為區域內要素和信息的配置樞紐；第三，要高度重視鞏固壯大一批具有較強綜合實力、帶動力強、龍頭地位明顯的領軍企業，延長產業鏈條，發展產業集群，增強地區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

2、建設高新技術產業。武漢城市圈內大學院校密集，擁有光谷等國家高新技術實驗區，知識、技術和人才優勢明顯，具有發展高新技術行業的關鍵性和基礎性條件，2007年城市圈的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全省的72.8%，信息、物流服務、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的比重不斷提高。當前，要充分利用武漢科技人才優勢，大力發展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行業，要確立武漢作為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的重要地位，并使之成為我國重要的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基地。

3、堅持扶助農業發展，以工助農，建設農產品加工產業群。武漢城市圈地處長江中下游平原，江漢平原更是全國聞名的魚米之鄉，該地區的農業發展歷史悠久，條件優越，基礎雄厚，從業人數眾多。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資源優勢和市場條件的改善，農產品加工業開始顯現出發展潛力。因此，要抓住機遇，重視和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用工業化的理念改造提升農業的傳統優勢，以工業發展帶動農業的復興。

武漢城市圈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整體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產業結構偏重型化。在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過程中，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的矛盾，走出一條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同時，注重農業問題，以工業的快速發展帶動農業手工業的進步，這不僅是武漢城市圈亟待破解的難題，也是我國發展中面臨的共性問題。

三、加強武漢城市圈環境保護，實現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目

標

湖北省擁有豐富的水能、水電、煤炭、金屬等資源，而武漢城市圈內多重型工業、高能耗工業、高污染排放工業。這些工業嚴重的影響了武漢城市圈的自然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所以，必須高度重視武漢城市圈的環境問題，強化污染治理，全面實施生態環境保護政策。

1、建立環境保護體制。各級政府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積極承擔起對所轄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責任，將環保目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范圍。具體可以將環境質量變化、污染排放強度和公眾滿意度等環保指標納入干部政績考核，實行領導干部環境保護問責制和獎懲制。

2、加大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武漢城市圈內的環境污染以大氣污染和水污染最為嚴重，所以政府加大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投入應主要從這兩個方向入手。一方面，應建立完善各項環境保護工程，如積極推進漢陽地區“六湖連通”水生態修復，全面啟動武昌地區“大東湖”生態水網構建工程，實行人工降雨、增加灑水頻次、加強綠化建設等辦法改善空氣質量；另一方面，政府應優化產業結構與布局，加快重污染工業的搬遷。

3、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即“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循環經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促進資源永續利用。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在資源開采、生產消耗、廢棄物產生、再生資源產生等環節，逐步建立資源循環利用體系。

現階段圍繞“兩型社會”的焦點，應堅持規劃先行，需積極推進以武漢城市圈的規劃研究為代表的各項重大規劃工作，促進規劃工作對城市建設發展的先導作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改革排污管理模式，推進環境保護；建立城市圈生態環境共同保護機制和環境違法行為聯防機制。

參考文獻

1.肖安明.武漢城市圈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08-2009）：兩型社會建設與區域一體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2.張建軍，劉冰，周濤.武漢城市圈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分析.商場現代化，2008 3.劉思華.劉思華可持續經濟文集.中國財經出版社，2007 4.蔡進軍，宋鵬奇，朱敏.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的思考.武漢市信息中心宏觀課題組，2009 5.湖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斷推進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四川改革，2008第5期

第五篇：武漢城市圈港口建設

2月3日，設計吞吐能力近1500萬噸、總投資近4億元的武穴、黃州、黃石等4個武漢城市圈港口項目同時開工。省交通運輸廳廳長林志慧，副廳長馬立軍，省港航海事局局長朱曉光，黃岡、黃石、武穴、黃州等地市區領導出席開工儀式。

林廳長在開工儀式上要求，要全力加快以武漢新港為龍頭，以宜昌三峽物流中心、鄂東組合港、荊江組合港為支撐的現代港口群建設，全力加快810公里的千噸級航道圈建設，為構建武漢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武穴港件雜貨碼頭年設計吞吐量為70萬噸，工程建設規模為新建3000噸級兼顧5000噸級件雜貨泊位2個，（其中含集裝箱2萬TEU）。工程總概算16200萬元，建設工期12個月。

黃州港國盛綜合碼頭工程工程建設規模為新建1個3000噸級散貨進口泊位、2個3000噸級散貨出口泊位和1個1000噸級危化品出口泊位及相應配套設施，設計年吞吐量235萬噸。工程總概算4922.24萬元，建設工期12個月。

黃石港新冶鋼碼頭擴建工程建設規模為擴建5000DWT（兼顧10000 DWT）散貨泊位1個，吞吐量為190萬噸/年。工程總概算10866.21萬元，建設工期12個月。

黃石港陽新華新水泥碼頭工程是陽新石灰石建筑骨料生產線項目的配套工程，工程建設規模為新建3個3000噸級泊位及相應配套設施，設計年吞吐量1000萬噸。工程總概算7255.35萬元，建設工期12個月。該項目建成后將成為目前全國最大的建筑骨料生產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