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間的競爭

城市間的競爭

2012年GDP前十名排序滬、京、穗、深、津、蘇、渝、成都、武漢、杭州 各省經濟數據陸續出爐，國內主要城市的“年報”也紛紛揭開面紗。2012年城市間的競爭進一步白熱化，目前公開的數據顯示，各大城市中，上海和北京仍處于遙遙領先的位置。其中，上海以20101.33億元的生產總值拔得頭籌，成為國內首個跨過2萬億大關的城市，不過其增速僅為7.5%。位居第二位的北京經濟總量達到17801億元。

緊隨其后的穗、深、津、蘇、渝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廣州和深圳這兩個一線城市，已經明顯感受到來自其身后的天津、重慶等城市的追趕壓力。尤其是天津，在2011年超越蘇州后，2012年繼續緊逼廣、深，其經濟總量與廣州的差距僅縮小到600多億，與深圳距離更是只有65億元。這幾年深圳主動從速度向質量和效益轉變，在創新型城市建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布局方面著力。深圳出口、消費和投資三駕馬車相對均衡，相比很多城市依靠投資驅動，深圳以創新驅動的布局可能更有后勁，尤其是當有了質量之后的速度出現時，深圳的新優勢將體現得更加明顯。“在這幾年深圳可能被其他城市超過，但等到這些布局和調整、創新型城市的建設取得顯著成效之后，我們預計會有新一輪的提升。” 對深圳的“老大哥”廣州來說，同樣面臨著被天津趕超的擔憂，已經感受到了“兵臨城下”的緊迫感。工業產值對經濟總量的貢獻最為直接和明顯，這幾年國家在天津布局了很多骨干生產力項目。相比之下，廣州更多是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發展。“廣州還是要著力抓好發展質量。”廣州應把現有的南沙新區、中新知識城、空港經濟區等重大發展平臺做好。其次，廣州應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尤其是對區域的輻射優勢要顯露出來，讓更多的比較好的要素在廣州集聚。在前十名的城市中，今年另一個重大的變化是成都和武漢均超越杭州分列八、九位，而杭州下降至第十。

城市間的競爭----實質是做好重大發展平臺

第二篇：城市管理科副科長競爭演說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志們：

大家好！本人華杲宏，1974年出生，1995年參加工作，中共黨員，大專文化，現任街道城市管理科副科長。

今天我競選的崗位仍然是城市管理科副科長兼拆違辦主任，之所以競爭這個崗位，我認為我具有以下幾點優勢：

1、自參加工作來，我一直從事土管、私房審批等工作，多年的城市管理、土管工作鍛煉了我的工作經驗，也使我比較熟悉和熱愛這一崗位，能很快地投入到城市管理科副科長這一崗位并相信自己能勝任這一崗位。

2、具備一定的組織協調能力，承蒙領導與同事們的厚愛與信任，本人于2010年擔任城市管理科副科長，自擔任該職任以來，我虛心學習、扎實工作，取得同事們的好評，能團結帶領辦公室一班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較好地完成拆違工作。

如果領導與同事們信任我，使我有幸走上城市管理科副科長這一崗位，我將以此為新的起點，化壓力為動力，用高昂的斗志，飽滿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工作中去，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開展工作：一是創新監管機制。不斷探索違章建筑管理新思路、新舉措，以源頭防范、前置管理的管理模式，強化違章建筑的管理，堅決打擊違法建設行為，有效遏制違章建筑、違章搭建的勢頭。二是加大宣傳力度。采取發送宣傳材料，案例教育，現場解答等多種形式宣傳城鄉規劃法，教育引導群眾增強遵守村鎮規劃，服從村鎮規劃的自覺性。三是建立日常良好的溝通協作機制，加強與國土、城管執法等部門的溝通與協作，形成配合互動、齊抓共管的局面，及時制止處理違法建筑和違章搶建。四是建立完善違法建筑舉報信息制度，及時受理相關

舉報線索，增強巡查密度，做到早發現、早介入、早查處，把違法建設遏制在萌芽狀態。并且在遏制違法建筑過程中做到依法、公正，使群眾口服心服。

領導、同志們，今天我們東洲街道在這里舉行中層干部竟爭上崗活動，是順應時代的潮流，選拔優秀干部擔任重要職位，促進街道加快發展，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是堅持以為人本，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體現。為我們每位干部創造了各顯才華的機會和舞臺。更是一次干部自我超越的挑戰與過程。作為一名年輕干部，我的態度是踴躍參與，積極爭取，但不管結果如何，我都將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愿我們東洲的事業如旭日東升，蒸蒸日上，謝謝大家！

第三篇：“組間競爭-組內合作”班級管理模式

“組間競爭 組內合作”班級管理模式

大力實施創新教育，培養具有創新素質的人才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新課程方案的實施，也對培養學生的自主、合作、創新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置疑，教育的創新也包含著對班級管理的創新。現代教育越來注重學生的主體性，強調學生的主體意識和自我發展能力，學校教育中強調如何尊重學生，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所以傳統班級管理模式中過多強調班主任的“管”，而忽視學生的自主能動性已經跟不上了時代的發展。因此，在長期的班主任工作中本人結合在班級管理中的經驗，我在教學及管理中進行的一些初步嘗試與探索，有了一些可能還不夠成熟的想法。在班級管理改革方面，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組間競爭、組內合作。這里面既有每個學生的自主參與、展示，也有學生間的團結與合作，更有小組間的競爭與促進。那么，圍繞這種學習方式我們在實際中應該如何去操作呢？

一、班級建設

1、合理劃分小組

實行分組教學、分組管理，首先要進行班內分組。恰當而合理的分組是關鍵，要根據學生的實際學習水平、習慣等情況，均勻劃分為6--8個小組，每組4—6名學生，劃分時可以采取W模式進行分組，但是班主任不要忽略了這里面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即各組之間男女生的搭配、身高、各科水平的差異等等可能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另外在排座次時，班主任要依據讓全體學生進步的目的，一定要把1號、2號放在中間，1號兩邊是5、6號，2號兩邊是3、4號。這個問題，班主任一定要考慮過細，做大量的工作，真正科學合理的分組，讓小組間的差異降到最低。

2、細化班規班紀

紀律是學習的保證。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為了促進每個同學身心健康地成長，爭創優秀班集體，各班要結合自己的情況，制定適合本班實際情況的班規班紀。

3、明確班委職責

班級管理首先要建全班委，設常務班長、衛生班長、體育班長、文娛班長、各科課代表、小組常務組長各一名。常務班長負責本班的全面工作，衛生班長負責本班的衛生，體育班長負責本班的體育活動，文娛班長負責本班的文娛活動、課代表負責各科活動，常務組長負責本組的所有活動，每個成員分工明確，各司其責，才能提高工作的效率。

4、管理流程（1）、分好組后對每個小組的6位（或4位）學生進行編號，要根據學習水平編1至6 號，以1號學生命名小組名（也可以給小組命名），舉例如初二

（二）班第一組的第一號是：于道坤，那么他就是本組的常務組長，小組的名字就是于道坤小組，這也做是為了增加組長的責任感，由他負責本組的學習、紀律。

（2）每天設一名值日班長，值日班長的任命，要全員參與。但是一開始為了好操作，可以先用每組一號來當，兩周成熟了后，再開始輪流，2號、3號……每天換一個，各組輪流。值日班長佩戴值日班長牌，在非正常上課時間一律坐在講桌上，來負責全天的學習、紀律等班級事務，依據班規班紀填寫值日報告，生活指導時間由他進行總結當天各組的學習、紀律情況，排出各組名次，表揚好人好事，針對發現的問題提出建議。然后對優勝的小組和學生進行頒獎。

（3）對班級的管理要日清、周結、月總。組間的競爭，每天設3個紅旗小組，相鄰兩個組進行競爭，因為我們前面雖然在劃分小組時，盡可能的劃分的公平，但是差異還是會有的，所以就選擇相鄰的兩個小組進行競爭。如1—

2、3—

4、5—6。班主任自制三面小紅旗，每天在生活指導時間，有值日班長根據成績進行分發給各組小組長，領到紅旗的小組就是紅旗小組，放在小組桌子的中間。學生的評價，設五星學生，當天沒有違反班規班紀被扣分就是五星學生，有值日班長分發五角星，然后自己貼到提前設置的版面上。一周結束，根據一周的情況，在周五課外活動常務班長匯總各小組的成績，依據成績評出3個優勝小組（這時候是對全體6個小組進行一周的量化排名，前三名或四名獲得優秀小組稱號），常務班長再組織全體同學投票評選優秀班干部、小組長各3名，優秀學生6名。（多少名額班主任可以自己規定，但是這里在投票選優秀小組長時，班主任要注意，防止學生拉票，或出現票數相等不好評等，這就說明學生的組內團結合作發揮了作用，兩組提前商量好了互相投票，這是我們想要的。這時班主任可以參與投票，也可以讓任課教師投票，決定優秀組長，所以一旦發生這種現象，雖然是我們想要的，但是班主任一定也要及時調控）。對評出的優秀小組長，班干部、學生，由常務班長進行表彰，班主任總結，這里形式可以多樣，即可以發個獎狀、小紅花、小記錄本（獎狀就寫上什么組、組員是誰，小紅花要掛在小組的后面。也可以給優秀個人、優秀小組照相，把照片張貼在版面上）等。但是一定要在班內的墻壁上顯現出來。讓得到者有成就感，讓得不到的有壓力感，激發他們的競爭意識。對最后一名的小組進行適當懲罰，根據情況可以掃地、擦黑板等。

（4）、衛生班長、體育班長、文娛班長、各科課代表、他們的職責就是負責對每天各科上課時的學習、紀律進行管理、然后課下將各組的情況報值日班長。體育班長負責三操，課間操要等活動結束后進行總結。文娛班長負責班前一支歌、音樂課的情況。課代表負責本節課所有學生的學習、紀律，課下將情況匯總交值日班長。

5、班主任開始要注意的問題。

（1）要加強學生對班規的學習，要讓他們知道你的管理模式、評價機制。

（2）統一思想，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告訴他們管理的真正用意，是為了每個學生不掉隊，要想個人進步、組內獲勝，就要組內團結。

（3）加強對班干部、小組長的管理，培養他們的管理能力，讓他們能真正負責，增強他們責任感，大膽積極地開展工作，同時班主任還要樹立他們的權威性，給他們撐腰，讓他們能真正管理、幫助組內的每個同學，讓所有學生聽從管理，服從管理。通過以上的管理，很快就能達到組間競爭、組內進行團結合作的目的。常言道萬事開頭難，開始的時候班主任一定要多付出，說到做到，特別是激勵措施要第一時間兌現。一旦正常運轉起來，只需要兩個周，最長一個月，就能見到成效，班主任的班級管理工作就能變得相對輕松。

二、讓任課教師參與班級管理，體現全員育人

1、要讓任課教師的課堂教學融入到班級管理中來，使課堂教學有成效、有生命力、落實到實處，首先任課教師要熟悉班級的管理制度，這也就需要班主任當好大班長，給任課教師說明本班級的管理模式是什么，制度怎樣。任課教師清楚了后，在課堂中才能真正運用班級管理的方法去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這樣就避免了任課教師的盲目性，都能圍繞班級管理去開展教學活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組間競爭、組內合作”。

2、在將班級管理運用到教學中去時，班主任要求任課教師一定要注意，不要違背班規班紀給小組任意扣分、加分，而是需要做到對小組的競爭公平、公正的裁斷。即在提問、展示等方面，要叫各小組間同一號的學生，即學習水平很接近的學生。另外任課教師還要注意，不同的問題，根據難易，應因材施教，提問不同的學生，例如每個小組的6號，是較差的學生，你讓他回答、展示較難的問題，不僅不會提高他的學習積極性，還會讓他感到是學習的壓力，是不能體驗到學習的快樂的，所以任課教師一定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另外還要求任課教師要注意多鼓勵學生，學生回答的問題、展示的內容對不對、好不好不要緊，只要他們能積極參與，就不能對他們進行批評、諷刺、挖苦，更不能隨意給學生、小組扣分或加分，這樣可能就會打消他們的積極性，不利于學生自信心和主動參與意識的培養，恰當運用分數評價學生，用加分激勵上進，用扣分鞭策后進。久而久之就會增強他們回答問題、參與學習的積極性，變得樂學、善學。

3、任課教師不要急于求成，要細心，要不斷在班級管理上多參與，將全員育人工作做到實處，只要有了好的班規班紀、好的班風學風，只要調動起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就應該是好的，就應該是成功的。同樣，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班主任一定要堅持，剛開始可能對部分學生見效慢一點，這是正常的，因為學生的壞習慣不是一天兩天養成的，更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改變的。學生之間的差異已經形成，有點困難是正常的。因此一開始，就要多關注班級管理，多動腦子采取激勵措施，不要急于有太大的進步，有太大的成效，人世間沒有什么靈丹妙藥，一定要慢慢的來，在潛移默化中逐步完善。

小組合作班級管理模式充分體現了主體的平等性，強化了群體合作意識，激發了學生的參與管理的熱情，在自主管理中增強自我約束，充分挖掘了人的潛能，使學生學會學習，學習合作，學會競爭，學會創新，為學生的健康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以上就是本人一些不很成熟的想法和建議，不當之處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第四篇：城市圈：區域競爭的航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斷言中國的城市化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的兩大主要推動力之一，中國城市化實踐似乎正在有力的詮釋著這句話。盡管大師的預言還有待時間老人去做最后的評析，但城市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卻為各界所篤信。無論是在官方文件中，還是在專家學者的言談中，城市化都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而城市圈作為城市化發展

到一定階段后所出現的一種城市組織體系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城市日漸強烈地感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氣息，面臨著更大范圍的競爭壓力，促使其以更寬廣的視野去透視和應對競爭。近年來國內城市紛紛意識到惟有借助區域整體之力，發揮地利人和之勢，才能壯大自己，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于是一時間列強合縱聯橫，各城市之間頻打城市圈之牌。長江三角洲城市圈、環渤海城市圈、大珠三角、長沙-株洲-湘潭城市圈…紛紛映入眼簾。城市圈內政商要員之間的各種研討會紛紛舉行，各層次的合作機制也相繼誕生，打造城市圈成了區域合作的重頭戲。

新近出爐的《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稱我國已形成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三大城市群，這是帶動我國整體經濟的三個主要增長極。這份由眾多名家撰寫而成的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白皮書”讓人們認識到城市圈不但重要而且是可觸摸的現實。

但我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圈的組建和發展中，諸侯經濟的負面影響廣為存在。行政區域分割、圈內惡性競爭等問題，極大的扼制了城市圈協同效應的發揮。因此分析制約城市圈經濟整合的因素，探討可行的協調機制就尤為必要了。基于此，本文首先描述了我國城市圈的發展狀況，然后在分析行政阻隔等對城市圈經濟融合影響的基礎上，探索提升城市圈一體化水平的對策。

一、城市圈提升區域競爭力

我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各級政府發展戰略的調整對城市化繼而城市圈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催化作用。適應這些環境和政策的變化，區域內城市的聯動發展不斷凸現。經濟版圖的重新劃分，使得城市的勢力不斷突破行政邊界的羈絆，形成了或者正在塑造著一批城市經濟圈。城市圈的出現為區域經濟競爭增添了新姿，改變著城市管理者經營城市的理念，通過系統的整體效應，增強了圈內經濟整體實力，并帶動著周邊地區經濟騰飛。

（一）乍露荷角的中國城市圈

我國市場體系的完善，政府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合作程度的深化，為城市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一些城市化水較高，經濟聯系密切的地區，城市圈初步形成；其余地區也正在直面新的發展形勢，加強區域內城市合作力度，積極構筑城市圈。

1.經濟發展催生城市圈

我國經濟發展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市場的逐漸成熟增進了城市的內引外聯，這些因素推動了我國城市圈的形成。

（1）城市化水平提高

城市圈的形成要求區域內有較為密集的城市群，并且存在一個或幾個能發揮首領作用的中心城市。近幾年來各級政府日益認識到城市化的戰略意義，各地紛紛將城市化納入本地長遠發展規劃，并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這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城市化戰果喜人。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字，1990年到2001年11年間，我國地級城市由188個增加到269個，市區非農業人口超百萬的特大城市由31個增加到41個。城市覆蓋面積達408.9萬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19.2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市鎮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達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個百分點。

伴隨著城市化的闊步推進，區域內城市密度提高，城市集聚和輻射能力增強，相鄰城市之間資源和信息的交換趨于頻繁。城市之間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依賴是城市圈賴以形成的基礎。

（2）基礎設施完善

我國公路、鐵路、民航、水運的發展為區域內城市的空間集聚提供了交通紐帶。從1991年至2001年我國公路運輸線路長度增長了63.1，民航運輸線路長度增加了177.9。鐵路運行里程增長較慢，但運行速度屢屢提高。毗鄰城市之間，交通條件顯著改善。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城市圈內，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讓上海與杭州、南京車程控制在2至4小時之內。而且一些區域還在籌劃城際快速軌道交通，推動城際交通公交化。區域內城市之間交通設施的對接，交通工具的進步，擴大了城市通勤范圍，增加了城市之間的引力。

互聯網、移動通信等現代化通信手段使得信息傳播更加順暢，城市之間不斷擴大的信息交換增強了區域內城市的互動能力。

（3）市場化程度提高

我國市場化水平正在不斷提高。由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每年編制與公布

一次的經濟自由度指數表明我國這一指標的總體得分從1995年的3.60分改善為2002年的3.55分（分數越低越自由）。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政府和企業努力轉換職能，角色定位逐漸回歸。政府減少了對市場不當干預，企業經營理性增加。

面對復雜的市場環境，越來越自主的企業有必要也有能力尋找更廣闊的市場和發展空間。而城市資源稟

賦的差異，功能的差異為企業在城市圈內重新進行空間布局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上海市眾多企業為節省成本而向附近江浙兩省城市遷徙。這些資源在圈內的重新配置強化了區域內城市一體化進程。

（4）國際競爭加劇

我國持續推進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經濟的外向度明顯提高。2001進出口額、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為1991年的3.7、4.3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外資本和企業呈加速勢頭進入我國，國內企業感受到競爭壓力逐漸沉重。

面對國際競爭，我國對內開放的步伐明顯滯后于對外開放速度。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城市和企業深刻意識到只有充分利用周邊資源，借助區域整體競爭力，才能占領競爭的有利位勢，這是激發區域內城市攜手合作的“外患”。

2.城市圈規劃與探索方興未艾

正是上述因素的推動，實施城市圈戰略的實踐已經在我國許多區域紅紅火火地展開了，無論是在省市政府的發展藍圖中，抑或地方政府間合作議題中，還是在學術園地，城市圈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首先，城市圈成為諸多省市政府發展規劃的關鍵詞。一些省市政府充分認識到和周邊城市融合互補是提高自身競爭力的有力手段，紛紛在發展規劃中將建設各層次的城市圈（城市帶）提升到戰略的高度。如《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促進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發展。探索建立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基礎設施銜接、支柱產業配套、新興產業共建、一般產業互補的分工協作體系。”

其次，區域內城市政府間合作機制逐漸完善。區域內城市政府間合作層次逐漸提升，由對話性合作逐漸轉向制度性合作。合作范圍由交通銜接、旅游聯合開發走向政務信息共享、生產要素流動等深層合作。長江三角洲內滬蘇浙三省已達成計委牽頭的協調機制，長三角15城市市長聯席會議和滬、蘇、浙三省市的常務副省（市）長溝通機制已初步形成。其他地區如長沙-株洲-湘潭、西安-咸陽政府之間也都簽署了相應的合作框架以促進城市圈的形成。

再者，有關城市圈的研討會、論壇積極開展起來。這些匯集了政府官員、知名學者、商界精英的會議聚焦于城市圈內部整合的關鍵問題，總結了寶貴經驗并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去年召開的“中華學人與21世紀上海發展國際研討會”、“首屆珠三角經濟論壇”等引起了各方關注，這些學術活動正在以其思想和輿論力量推動城市圈的發展。

（二）城市圈充當區域發展的高能反應堆

城市圈的形成有助于區域內資源重新優化配置，并通過市場的壓力敦促城市管理當局改善其經濟服務和管理功能，市場與制度的雙雙完善，極大地提升了城市圈的整體競爭力。城市圈通過其資源的聚散，演變為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高能反應堆。

1.推動資源整合，發揮協同效應

企業的成長、市場環境的變化迫使企業不斷尋求適合自身的發展空間，在更廣闊的地域中配置其功能。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市場的統一性還不甚理想。而城市圈內各地人文相近，地理相連，人緣相親，客觀上減少了企業異地拓展的成本和風險。圈內城市間通過自覺自主的聯合，為經濟主體開墾出更加廣袤的成長沃土。

通過基礎設施銜接配套，要素資源共享，產業分工合作，城市圈內各成員分享規模和協同的好處，開創共贏的局面。一方面，圈內核心城市獲得了廣闊的腹地，為其城市功能轉型和產業高級化提供了良好依托；另一方面，可以借用一句蘇州對上海輻射作用的生動概括“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其他城市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輻射，承接其轉移出的生產能力，為其提供配套服務，并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綜合服務功能為自己提供資金、信息、科技支持。此外，圈內城市之間聯系的日益密切，必然會對它們之間的郊區、農村溢出物質和能量，從而為這些地區帶來發展機遇，帶動整個區域經濟增長。

2.驅動政府轉化職能，提高服務水平

與城市圈成長相應，區域內要素流動更加順暢，企業遷徙更加容易。于是，企業、人才、資金在利益的驅動下，流向圈內更加理想的樂土。這在當前守土有責的行政體系下，城市當局有壓力去改善其投資環境和管理手段，增加對經濟資源的吸引力，“親商、富商、安商”正在成為不變的承諾。

隨著圈內城市管理者之間磋商協調的增加，示范效應將發揮效果。那些先進的政府管理制度、服務方式迅速為合作/競爭對手所模仿和借鑒。例如毗鄰上海的嘉興在政策上也積極和上海對接，針對上海內聯“24條”，嘉興主要領導表示也要出臺相應的政策與之接軌。通過相互之間的學習，有助于提高整個城市圈內政府行政管理藝術，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市場和制度條件的改進讓城市圈發生“核聚變”，城市圈整體實力非常可觀，輻射出強大的能量引領著整個區域經濟迅速壯大。

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湖州、嘉興、紹興、舟山等15城市組成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圈土地面積1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1；人口7534萬人，占全國的5.9。2001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6981億元，占全國的17.7；完成財政總收入3350億元，占全國的20.4；外貿出口739.4億美元，占全國的27.8；實際利用外資160.7億美元，占全國的32.3；人均GDP達22537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

珠江三角洲由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佛山、肇慶、江門、惠州等9市構成的城市圈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里，占全國的0.43；2000年總人口4287萬，占全國人口總數的3.3。2001年珠三角城市圈實現國內生產總值852.3億元，占全國的8.8。如今粵港澳合作日趨密切，大珠三角的形成將使其經濟實力更上一層樓。

此外，環渤海地區，以京津為雙核心的大都市圈也正在形成，憑借其得天獨厚的聚集優勢將進入高速增長軌道。

這三大全國性的城市圈是我國經濟當之無愧的三大引擎，對全國經濟走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眾多區域性城市圈如廣佛城市圈、武漢城市圈等也正在發揮區域經濟增長核心的作用。我國經濟發展培育著城市圈的壯大，城市圈則改變著我國區域經濟競爭態勢，它們的成長將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我國經濟未來發展前景。

二、諸侯經濟是城市圈成長的天敵

行政區劃主要目的是服務于政治管理，依照地域大小和行政等級，各級地方政府被賦予相應的權利范圍。由于歷史和制度的淵源，長期以來城市政府的經濟管理權力和責任依附和匹配于其政治地位。于是大大小小的諸侯經濟、山寨經濟就有充足的土壤扎根并生存下來。

諸侯經濟畫地為牢，行政力量侵占市場功能，阻礙生產要素按照正常規律流動和配置。行政區經濟的道道藩籬橫亙于城市圈經濟主體之間，制約了產業整合和資源共享，成為城市圈經濟壯大的天敵。

（一）行政區經濟沃土依存

行政區經濟是我國計劃體制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游戲規則的產物。盡管市場的大潮終將會滌蕩掉它的余垢，但是歷史的慣性、政治運行規則欠完善、競爭壓力為它的繼續存在提供了千萬種理由，它的消失還需假以時日。

1.地方政府“經營”經濟的壓力和能力

城市管理者的權力理論上由廣大市民（或轄區內居民）所授予，他們似乎應以滿足治內納稅人、居民的訴求為活動主旨。但事實上他們的升遷主要的由其上級決定，而上級擢升貶抑的準則之一是其任期內這些城市的就業水平、財政收入、經濟增長速度。因此通過各種手段，促進他們任期內本地經濟增長最快很自然成為理性的選擇。在追求該目標的過程中，往往發生市場規則和行政干預、長遠發展和眼前利益的碰撞，而較量常以長遠利益和市場規則落敗而終。

除了政治規則之外，現行的財稅制度客觀上也增加了市長（書記）們奉行行政區經濟的沖動。首先，中央和地方以稅種為基礎的分稅機制，使地方政府仍具有追求擴大本地經濟規模的動力。其次，現行轉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和轉移支付能力的不足，促使地方政府尋求本地財源的擴大。第三，當地方政府可控財源與公共職責不對稱時，也促使一些地方為創造和保護本地財源采取不正當的措施。

此外，城市管理當局還支配著數量可觀的經濟資源，這也為他們直接干預經濟、設置市場邊界提供了理由和手段。一方面，城市政府可以冠冕堂皇地操控一批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另一方面，在我國政府部門濫用權力踐踏產權尊嚴的行為缺乏有效制約機制，城市管理者可對民間資本施加不可估量的影響和控制。這些資源在一定條件下便構成了施政者構筑起行政區經濟的物質基礎。

2.圈內競爭因素的存在城市圈內部城市之間有優勢互補的必要，但是它們之間的競爭因素也是客觀存在，如果處理不當則易造成惡性競爭。譬如在城市圈內一些人片面的認為核心城市會源源不斷地吸收其他城市的人才和資源，“大樹底下難成才”，這種不恰當地夸大圈內城市之間競爭的看法必定導致用行政力量的魔劍去揮砍圈內經濟自然紐結。

城市圈內各城市之間地域相連，要素稟賦有著較大相似性。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通訊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圈內同一層次的城市之間企業經營成本趨同，對企業來講相互之間替代性較大。此外地域的臨近和生活水準處于伯仲之間，城市圈內同一層次的城市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消費偏好和消費結構，市場份額也就容易成為不同城市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家激烈爭搶的對象。

再者，面對類似的文化傳統，相近的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內同一層次城市容易形成相同/類似的城市定位，進而導致類似的發展路徑和戰略重點，這也是城市間不可忽視的競爭因素。

3.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的非重合行政區劃的劃分依據是歷史沿革和政治管理的便利，而經濟區劃則主要是由經濟主體在市場力量的牽引下離合融散塑造而成，二者之間難以保持一致。這樣城市管理者和他們的上級基于地方利益和自身理性，可能會為保全行政區經濟而犧牲城市圈經濟。譬如有人認為蘇錫常城市圈就帶有明顯的行政區劃烙印，認為從空間布局和經濟聯系出發，在蘇錫常之外加上嘉興和湖州兩個浙江城市組成環太湖城市圈將使城市之間的合作基礎更加廣泛和現實。蘇南政經界人士“白天看南京，晚上看上海”，折射著行政區劃掣肘下城市圈拓荒者們的絲絲無奈。

城市的行政級別決定其政府經濟管理權限從而影響著城市的經濟活動。城市成長的非均衡性和跳躍性有可能使城市陷入行政區劃的困境。當城市經濟迅速發展，而不能獲得相應的行政權限來支撐時，城市向外延展的觸手就被牢牢捆住了。譬如，前幾年廣東順德市雄踞我國百強縣之首，人均GDP全國第一，可它僅僅是佛山所轄的一個縣級市，這就宛如“大人穿童衣”，對其經濟的縱橫捭闔增添了諸多不便。

在城市圈內，城市管理者具有管理和“經營”經濟的壓力和能力，而城市之間競爭的存在、行政邊界和經濟圈邊界的交錯更增加了行政力量、地方力量阻礙城市圈經濟一體化的沖動。盡管有些阻礙力量并非是城市管理者刻意所為，但無論如何它們是在起作用。

（二）圈內離散耗損整體能量

由于行政壁壘的阻隔和干擾，圈內城市的聯合互動受到影響，相互之間分割離散現象還普遍存在，諸如市場分割、濫用政策優惠、產業同構、基礎設施建設各自為政都是城市圈內一體化道路上的荊棘。這就決定了當前我國城市圈內的合作還是淺層次的，本該大放異彩的規模效應、協同效應因此而黯淡了許多。

1.市場分割亟待打破

城市圈內區域性市場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提高有目共睹，但距離理想的目標還是其路漫漫。渾然一體的經濟版圖被割裂為大小不一的市場板塊，嚴重制約了城市圈內產品、人才、企業自由流動，使經濟資源在尋尋覓覓之后仍不能駐足于理想的棲所，無法使城市圈內經濟要素迸發出最大活力。

就產品市場而言，一些地方出于庇佑本地企業的“善意”，將一些外埠商品視為洪水猛獸，設置有形和無形的關卡，企圖“拒敵于城門之外”。國際經濟學界的計量檢驗結果表明，當前中國省際壁壘甚至要高于國際貿易壁壘。例如有的城市為保護本市汽車產業，就曾或明或暗阻擋外地所產車輛進入本市消費市場。城市圈內同類產品若不能在統一的區域內市場舞臺上比拼一番就難有優勝劣汰，整個城市圈的經濟效率難以提高。

在人才流動方面，城市圈內由于戶籍制度、地方政府安排就業的壓力，各地對外來人口就業通常都采取歧視性政策。譬如，很多地方在招聘崗位時都把解決好當地就業問題作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來考慮，外地求職人員往往被拒之門外，這種現象在城市圈的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非常普遍。盡管各地都認為家有梧桐樹，招得鳳凰來，可這些歧視性因素卻制約著人盡其才。

另外，城市圈內有些政府常將企業視為生蛋的金雞，總想盡可能將企業留在自己的轄區內，以便為本地提供就業崗位、增加財政收入，甚至不惜采取種種手段，阻礙企業自由跨區域發展。當前，無論是長三角城市圈還是珠三角城市圈，企業反應異地投資遭遇雙重課稅的現象普遍存在。雖然短期內這些手段能讓這些金雞為本地生財、造崗位，但似乎有殺雞取卵之嫌。

市場統一性、開放性的欠完善無法讓城市圈內各種要素和產品流暢的轉動起來，市場的競爭壓力和配置功能沒有發揮充分作用，限制了城市圈經濟潛力的釋放。

2.產業同構嚴重

城市圈內政府管理機構對產業布局都進行著強有力的引導。政府的產業引導固然是必要的，但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政府能夠依據本地條件，正確確定自己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并且政府充分考慮到與外部經濟的交互作用。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有些城市管理者基于眼前（任期）利益最大化，不顧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協調性，往往盯住利大稅多的產業，例如當前一些城市一談產業規劃就唯高科技是論，置自身客觀條件于不顧。加上同一個城市圈內城市之間要素條件類似，于是城市圈內產業雷同非常普遍。帶來的結果是，工業布點分散、產業集中度低，城市之間產業惡性競爭時有發生。

觀察不難發現，城市圈內城市產業特色不明顯，城市通常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主導產業，相互之間的垂直和水平分工合作不夠。如果硬要找一些特色的話，那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下表列出了上海和浙江兩地產值最高的工業行業。

從表中可以看出，產值前10位的行業中，兩地有8個是相同的。根據測算發現滬蘇浙三地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很高：滬蘇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2，滬浙間為0.76，蘇浙之間竟高達0.97。城市之間亦是如此，如蘇錫常三城的主導產業基本都是“機械紡織化工冶煉食品”，各行業的比重也十分接近。其他如珠三角城市圈內的深圳、廣州產業結構也有著大體相同的面孔。城市圈內各城市之間雷同的產業結構引起相互之間的過度競爭，使區域內有限的資源不能得到有機融合以實現必要的產業集中。

城市圈內產業結構同化已是痛楚的事實，更令人憂慮的是當前區域內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路徑又呈現驚人的相似，這勢必會使產業同構的局面繼續維持下去。從珠三角城市圈的幾個主要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容易發現，它們下一階段的產業調整方向有著較大的重合。例如五個城市無一例外將電子信息技術列入本市“十五”期間支柱產業，并且主攻的具體方向也很類似；五個城市都將現代物流業作為重點發展產業，廣州、深圳、東莞更是表明要將本市建成華南、全國或國際性物流中心；廣州立志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深圳則積極打造全國性金融中心；其他產業如機電一體化、紡織服裝等也彌漫著競爭的硝煙。按照它們各自的規劃演進，珠江三角洲內部產業錯位發展，橫向互補還需經歷一個較長的磨合期，甚至是一段痛苦的蕭墻之爭。

緩解城市圈內產業同構的確是燃眉之急，若各方不能精誠合作而達到互利互惠，最終恐怕只能是“患難與共”了。

3.城際軟硬件設施銜接乏力

城市圈中各城市在制度與政策安排、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理應通力合作，從制度和空間上促進內部一體化，與外部競爭時用一個聲音說話。可不少城市的管理者缺乏整體觀念和協作精神，在經營城市中局于一禺，未能充分認識到只有依托區域整體優勢，才能有效壯大自己。他們往往不顧自身實際情況或區域整體利益，陶醉于躲進小樓成一統。

區域內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的良好銜接是從空間上融合城市圈的必要保證，可當前一些城市喜歡自以為是，在重大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中各自為政，過多的以自我為中心，這樣做的后果是讓這些耗資巨大的設施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比如長三角的港口建設中因多年來缺少協調，出現了很多矛盾。據統計，南京以下的長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萬噸以上碼頭泊位共100多個。其投資建設都由當地政府主導，各地均以自己認定的腹地計算貨源。由于不合理的重復計算，導致建成后貨源不足，浪費巨大。由國家投資、深水泊位最佳的寧波北侖港區，可接納第五代甚至更大型集裝箱船，但是寧波港的經濟腹地貨源不足，又缺乏長三角內部的貨源支持，港口的設施能力迄今未能充分施展。

在更高的合作層次---制度安排的協調上，區域內城市之間問題頗多。城市圈內城市完全可以通過政策取向的差異來引導和促進區域內經濟錯位發展，從區域全局發展的視野提供合理的制度供給，但是這經常不得不屈從于“諸侯們”狹隘但很堅強的意志。特別地，我國法治環境的不完善使得一些地方官員可以敢于將國家關于經濟的規劃和法律置于腦后而不顧，炮制出自認為可促進當地發展的變通的土規定，并冠以符合地方特色的美名，實則是違法違規，惡性競爭。

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各城市都把引進外資作為發展當地經濟的推進劑，于是紛紛想方設法不遺余力擴大招商引資。動機固然可嘉，手段卻值得商榷。許多地方早已突破兩免三減半的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底線，臺積電在長三角選擇投資地時，一些地方甚至承諾給予十免十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土地轉讓上，通過財政貼補，以大大低于成本的價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蘇南一些地方實際成本一般為15萬元1畝的土地卻可以按6或7萬元的價格出讓給外商。這種政策上的惡性競爭即便短期內可以給某些城市帶來一些好處，但長遠地卻擾亂了整個區域的經濟秩序，削弱了整體競爭力。

因此城市圈內基礎設施的銜接配合不容樂觀，制度層面上的協調合作更是任重道遠。

城市圈內的市場分割、產業同構、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協調欠佳都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極大的耗散了城市圈所集聚的能量，制約了其輻射功能。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朱榮林教授指出，在一個經濟系統中,如果所有經濟單元處于自然狀態，則協同效率最大不會超過44。于是促進城市圈深層次的融合就尤為重要和迫切了。

三、加大融合，共享繁榮

我國城市圈的形成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與要素流動的客觀需要和市場邊界的自然延展過程，而城市圈內行政壁壘是制約城市圈協同效率發揮的最大障礙。因此當前緊要的是讓市場和政府各自扮演好自己所應承擔的角色，提高城市圈內一體化水平。政府應該奉行適度“無為而治”的原則，減少對城市圈內經濟活動不當的行政干預，相信和借助市場的力量來促進城市圈的發展。這要求建立覆蓋城市圈的高度統一和開放的區域大市場，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以要素流動為紐帶將各城市有機連接起來；同時圈內城市政府也要加大制度合作和對話的力度，和其他外部力量一起推動城市圈內部融合。而整合的重點應該是建立有梯度的互補的產業布局。

1．市場主導，相互融合城市圈的形成是城市集聚和輻射功能在地域上的拓展，主要是市場自身力量的結晶。當前阻擋城市圈車輪前進的主要是道道行政分割的壕溝。因此逾越這一障礙的途徑無非是強化市場力量和轉化政府角色，而當前重中之重是完善城市圈區域市場。通過建立區域內統一、開放、有序的大市場，使城市圈內各種經濟資源充分轉動起來，通過市場利益的引導增進整個城市圈經濟布局的合理性。而當前市場正孕育和顯示著此種力量。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內城市競爭視野大為開闊，城市圈的競爭成為城市贏得世界性尊重和控制力的主要途徑。（特）大城市需要廣闊的腹地為依托，而中小城市需要周圍大城市的輻射，只有相互之間的默契配合才能增強國際競爭中的話語權，這種內部的聚合力將區域內城市拉近。此外，我國特別是一些投資環境好的城市正在享受著跨國公司產業轉移所帶來的好處，而跨國公司在轉移產業的過程中往往看重的是超越單個城市的區域總體優勢，在整個區域范圍內分布其公司職能。這從外部推動著城市圈的形成。

正是這些市場的壓力，城市圈內生產要素流動空前的活躍，增進了相互之間經濟密切度。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城市圈內浙江企業紛紛搶灘上海，而且大中型企業明顯增多，主要是私營、股份制大中型企業。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浙江各地在滬投資創辦的企業近5萬家，其中注冊資金2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2000多家，集團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滬企業投資總額達500億元以上，經商人員有25萬，勞務人員26萬人（其中建筑業15萬人左右）。這些企業大多數把生產基地放在浙江，而把研發中心、銷售中心放在上海，以謀求在國內領先和進入國際市場。而上海的企業、技術流向江蘇、浙江更是一目了然的事實。正是這些經濟資源頻繁跨越城市間行政區劃界限，像道道紐帶將區域內相鄰城市編結成城市圈。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創造條件讓市場充當提高城市圈一體化水平的主導力量是明智的選擇。

要使市場的作用有效發揮，就應該努力將城市圈內相互之間有障礙的市場條塊打造成一個平滑的整體大市場，讓各種要素在上面按自己的意志流動。首先，各地要砸爛保護地方產品的不合理關卡，建立高效的物流系統，為各城市產品在城市圈內競爭銷售和走向全國（全世界）創造條件；其次各城市應該消除人才和勞務使用中的歧視，加強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合作，建立覆蓋整個城市圈的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還有，加強城市圈內各層次的金融市場建設，打破金融業務畫地為界的不合理格局，提高中心城市的金融造血和輸血功能，使有限的資金盡可能不閑置，流向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企業。此外，城市圈內各城市應積極合作，大力整頓圈內市場競爭秩序，營造一個誠信和公平的市場環境，唯有如此才能通過有效率的競爭優化整體資源配置，增強彼此互利互惠的基礎。

2．政府作為，外力助推

城市圈一體化過程無疑應由市場擔綱主導，但是政府也不應置之度外，政府也是大有可為的，關鍵是把握好作為的方向和重點。城市圈內政府之間應該建立多層次的合作和對話框架，一些民間組織也要獻計獻力。

迫切需要建立跨城市的協調機制，為區域內產業協調發展、基礎設施銜接布局等提供整體性規劃。當前行政區劃體制由于歷史和管理原因，在短期內難以大幅調整，但是可在現有制度基礎上，根據不同的合作內容建立各種城市間合作組織來加強區域內政策和發展路徑的協調。

在國外城市圈發展過程中，政府間的合作非常普遍。目前這種區域性合作機構達到了200多個。譬如在華盛頓都市圈，成立了都市圈委員會，對區域內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進行協調；在日本，各個城市雖各自為政，但事關都市圈內協同，則由國家決定，哪個城市都無權單獨做主。我國有著較為完善的垂直管理體系，可以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國情建立多層次的協調機制。

對那些涉及城市圈內綜合規劃的問題，可以由上一級政府機構（省或中央政府）和各城市政府選派各自代表組成機構專司其職，對城市圈內整體產業布局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總體指導和協調，當發生爭議不決的局面時可由上級政府依照整體利益最大化原則做出裁決，對那些做出犧牲的城市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予以適當的補償。對框架內的項目建設可給以一定形式的補貼，對違反總體規劃的單方行動對有關方面給予行政和經濟上的懲戒、或在審批方面加以限制。以前我國也曾成立類似的機構如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但是它只有協調之責而無規劃之權，因此當地方政府利益沖突較大時，它就束手無策了。因此今后這類機構可由國家（省）計委等強權部門牽頭并享有權威的規劃權柄；當然這類機構要將重點放在城市圈的綜合規劃上，而不是沉限于具體事務，這樣才能減少城市政府的抵觸。

對城市圈內市場開放、勞務流動、金融合作等方面較具體的議題可由各城市政府通過多邊或單邊合作方式解決。例如目前長三角15城市市長聯席會議、滬蘇浙三省（市）常務副省（市）長溝通機制就是很好的開端，而關鍵在于將合作引向深入和落實合作協議。政府間組建半官方性質的常設機構可以讓合作制度化、日常化，這方面美國南加州政府協會的做法頗值得我們借鑒。它成立于1966年，管轄范圍涉及洛杉磯縣、橙縣和河邊縣等6個縣、188個城市、1600萬人口、3.8萬平方英里的區域。轄區內城市是否參加協會完全自愿，目前188個城市中有135個參加了協會。協會設有董事會，重大問題由董事會表決決定。

對城市圈內交通、環保、電力等問題可由各城市的專業部門聯合組建相應合作機構進行協作。國外的這類組織如密西西比河管理局、加州南海岸大氣質量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值得一提的是這類機構通常具有法人資格、具備支配能力和規劃能力。

此外，應該建立各領域的專家委員會和發展論壇為城市圈內重大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和兼顧各方利益的方案，為城市圈的發展出謀劃策。

最后還要注重民間社團組織的作用。通過組建跨城市的區域性行業協會、商會，為城市圈內產業規劃、要素流動提供指導和橋梁作用。

3．錯位發展，建立梯度化產業鏈

城市圈整合的關鍵是在整個區域內建立層次和布局合理的產業體系，這要求圈內的城市根據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原則，合理確定自己的主導產業，相互錯位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城市圈內協同效率和專業化水平，提高整個區域的對外競爭力。

錯位發展要求各城市科學合理的分析自己的市情，從區域整體發展的思路確定本市產業發展方向，不一定是最高最新的產業，但應該是最適合自己的產業。城市圈內大小城市應該準確定位，分工合理。中心城市要當好龍頭，充分發揮綜合服務功能，成為區域內要素和信息的集結與配置樞紐。這要求中心城市努力提高服務產業的比重和層次，大力發展現代物流、金融、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制造業方面中心城市應該突出高精尖，避免大小通吃的做法。次中心城市要當好接續中心城市輻射的“二傳手”，發揮好局部中心的功能，應該將重點放在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增強對中心城市產業配套能力。中小城市不應盲目追求產業高級化，要充分消化中心、次中心城市轉移出來的生產能力，改造好傳統產業，充當大企業的加工基地。同一層次城市之間要多加強橫向合作，減少和避免相同產業過剩導致的惡性競爭。

在產業整合過程中要充分重視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主動性。區域內城市之間商務成本和功能的差異為企業功能地域配置提供了可能。如今在長三角地區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很多大企業將生產中心放在嘉興、無錫、常州等中小城市，而將總部、銷售中心、研發中心安置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各地政府應該從稅收、管理上提供正常的待遇，不應人為的阻止企業為求發展而進行的遷移。應該鼓勵區域內企業跨城市（省）的兼并重組，組建一批規模和效益并具的企業集團，藉此適當提高區域內產業集中度，發揮規模效應。目前大型跨國公司加大了對我國產業轉移的力度，而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圈是它們投資建廠所青睞的風水寶地，城市圈內城市結合跨國公司的產業鏈配置自己的產業體系，也是達到區域內部產業整合的有效途徑。

產業整合誠然應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但政府也應適時適可而為之，加強規劃和引導。若二者都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那么城市圈內產業的協調發展、各城市共享發展的繁榮將不難實現。

總之，城市圈的出現是我國新的發展階段中市場競爭態勢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要求，它使毗鄰的城市有機聯系起來，成為擁有巨大能量的區域競爭的航母。但是受傳統行政壁壘的制約，城市圈內市場分割、產業雷同甚為嚴峻，這極大的影響著城市圈協同效率。因此應該以市場為主導，由政府加以推動，提高城市圈內一體化程度，構建錯位發展、梯度分布的產業鏈，使航母的各部分高效協同作戰，成為實力雄厚之艦。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編委會：《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

2．段樹軍：《行政區經濟制約城市圈經濟發展》，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2001年09月13日

3．曾勇、徐長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協調發展重點區域研究》，上海協作網2002年12月4日

4．谷人旭：《長江三角洲都市圈協同發展的思路與對策研究》，上海協作網2002年12月4日

5．上海市、浙江省、江蘇省、廣州市、深圳市、東莞市等地方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

第五篇：城市基本建設與文物保護間的矛盾分析

城市基本建設與文物保護間的矛盾分析

遼陽市文廣新局 劉志揚

城市歷史文化遺存作為城市的歷史信息，詮釋著城市的發展進程，保護好這些歷史文化遺存，對于體現城市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品位，具有特殊的意義。可當前，城市建設中的文物保護狀況不容樂觀，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往往發生矛盾，似乎要建設就不能顧及文物保護，要保護就會影響城市建設。在更多的情況下，城市的歷史文化遺存被人們所忽視，甚至被視作城市發展建設的一種障礙、負擔和包袱。

遼陽作為有著2300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如何在城市建設中有效保護歷史文化遺存，如何處理城市基本建設與文物保護間的關系，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項緊迫而艱巨的任務。

近年來，不斷發生的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之間的關系和矛盾廣泛引起社會關注。近年，類似事情在中國頻頻發生，即便是首都北京亦不例外。由于人們熱切地、甚至有些盲目地追求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呈現出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模樣，許多城市中的歷史文化遺跡，特別是大量未被政府掛上“國字號”明令保護、散落城市各個角落的歷史遺跡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被拆除的危險。城市建設已成為城市文物保護工作面臨的最大挑戰。

2007年10月，在遼陽市文城尚品住宅小區施工現場發現一處古墓葬遺址，經文物保護部門初步認定為漢代墓葬，并從中出土文

物近百件。此處發現的漢代墓葬距離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漢魏壁畫墓僅有不到1000米的距離，因此考古價值非常大。文物保護部門欲對整個建筑工地進行調查、勘探，但當時天氣逐漸轉冷，野外勘探無法繼續，故雙方協商待08年開春轉暖進行勘探。可文物保護部門在第二年春天欲進行調查勘探時，發現施工單位已對地基進行混凝土澆筑，地下考古層徹底被破壞，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被迫終止。

2009年5月，遼陽市政府在市林科所苗圃院內征地11萬平方米用于經濟適用房建設，文物保護部門在建筑施工前進行了文物調查、勘探，發現漢墓41座，出土大量文物，如此巨大規模的漢代墓葬群受到考古界廣泛關注。而經濟適用房作為市政府與省政府簽訂的民生工程，若停止建設將影響到群眾的切身利益，若繼續勘探、挖掘將影響到項目建設和工程進度。是停止項目建設就地保護歷史遺跡，還是確保項目順利完工回填墓葬停止考古勘探？二者間出現了爭論，一個是不可再生的歷史遺跡，一個是涉及群眾利益的民生工程，后經專家多方論證，省文物部門決定就地進行文物保護，市政府只得重新為經濟適用房選址，但經濟適用房建設的工期已經受到了影響。

2010年3月，遼陽市文物保護部門對濱湖花園小區中代建樓盤中的600平方米進行文物勘探調查，發現一處古建筑遺址角落，發現遺址后省級考古部門在原址基礎又擴大至19000平進行勘探，經挖掘勘探、專家論證，確定為金代清安寺遺址。遺址規模宏大，保

存完好，眾多專家給予高度評價，遼寧省文物局要求就地進行古遺址保護，劃定控制地帶，將遺址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二年后可升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控制地帶范圍內不得進行建筑施工。隨著濱湖花園小區考古勘探的進行，文物保護部門和開發商之間的矛盾就沒有停止過，挖掘初期是延誤建筑工期，然后是開發商不承擔文物勘探所需經費，當省文物局表示遺址必須保護后，開發商的土地必將被政府收回，但開發商的土地和相應損失如何補償，這一系列問題都成為開發商與文物保護部門的矛盾焦點。

以上三個案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基本建設與文物保護間存在的矛盾，歸納總結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政府重視項目建設，輕視文物保護。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政府部門進行大規模城市改造，不斷加快項目建設步伐，但在項目建設中往往忽視了文物保護工作。在項目建設的總體策劃中，很少考慮到文物的保護問題，基本上是未經考古調查、勘探便進行施工建設，只有建設過程中發現了古代文化遺存后才報請文物主管部門，這就直接產生了文物保護與項目建設間的沖突，甚至必須二者選其一，選擇項目建設，舍棄文物保護，必然使文化遺存受到破壞；若選擇調查、勘探并進行文物保護，則必然延誤工程進度，一旦發現重要遺跡則需原址保護，導致工程項目徹底停止，從而損失巨大，這也就產生了項目建設與文物保護間的矛盾。矛盾產生后多因項目建設經濟效益可觀，或是一些所謂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面對政府項目，領導行為，文物行政部

門無能為力，而最終往往選擇的是項目，損失的是文物。

2、開發商重視經濟利益，臵《文物保護法》于不顧。

《文物保護法》規定：“凡因進行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所需費用由建設單位列入建設工程預算。”這一條明確提出，基本建設的考古經費應列入工程預算，由工程投資方承擔，根據具體測算標準，工程建設中的考古經費金額巨大，這正是投資方建設前不報請文物主管部門組織考古調查和勘探的重要原因，同時擔心工程受阻、延長工期、承擔考古經費，故對基本建設中的考古調查、勘探多采取抵制態度，即便是工程建設中發現古代文物遺存，也經常隱匿不報，甚至肆意破壞，強行施工。這些問題反映出開發商重視經濟利益，缺乏文物保護意識，臵《文物保護法》于不顧，從而出現明顯地違法行為。

3、文物執法力度不足，是導致基本建設中出現文物違法案件的重要原因。

在城市基本建設中，一旦項目建設與文物保護產生矛盾，往往是文物保護為項目建設讓路，新發現的歷史文化遺跡受到破壞，不能合理保護，這是一種明顯的違反《文物保護法》行為。但面對這種違法行為，文物執法明顯力度不足，主要表現在文物違法案件的主體多為房地產開發公司和政府部門，而涉及政府或有政府做后臺的企業法人，文物執法案件根本執行不下去，最終不了了之，使《文物保護法》的尊嚴遭到踐踏，也為基本建設中的違法案件打開了綠燈。

《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建設單位應當事先報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組織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在工程范圍內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第三十一條規定：“凡因進行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所需費用由建設單位列入建設工程預算。”從《文物保護法》原文中可以看出，進行基本建設工程，要“事先”進行考古調查和勘探，而不是在過程發現文物“之后”才報請文物主管部門組織考古調查和勘探，同時調查、勘探、發掘經費應列入建設工程預算，由建設單位承擔。

既然《文物保護法》中明確提出應“事先”進行考古調查，且經費列入工程預算，那為什么不能很好執行呢？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是《文物保護法》只規定大型基本建設工程需要進行考古調查、勘探（《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九條），對大型工程如何界定，法律沒有說明。這意味著所謂中小型基本建設工程可以不向文物部門報告，使相當數量的建設工程將游離于法律的管理保護之外，我們不應當輕視中小型建設工程的文物保護，按文物保護的要求，任何規模的基本建設工程都應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因而法律應當規定任何工程都應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而不僅限于大型基本建設工程。

第二方面是《文物保護法》中沒有明確規定文物部門在基本建設工程中進行文物保護所具有的權力，無法對國家計劃建設土地部

門及建設單位侵害文物的行為構成有效約束。雖然《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的規定似乎體現了文物部門所具有的權力。但由于目前基本建設工程的規劃、審批、選址權力在國家發改、規劃、建設、土地等部門，建設單位的基建申請如果得到上述部門的批準，建設單位就可開始施工。建設單位往往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而不向文物保護部門報告工程情況，相關部門也沒有義務向文物部門報告工程情況，導致文物部門所謂的權力空虛，對建設單位沒有明顯的約束力。

第三方面是《文物保護法》只規定省級以上文物行政部門才具有對基本建設中的地下文物進行保護處理的權力。這種規定顯然忽視了市（縣）級文物部門對當地文物保護的作用，事實上大部分市（縣）級文物部門正在全面參與基本建設工程中的文物保護工作。由于現行的塊狀文物保護管理體制，使省級以上文物部門能夠調動的文物保護力量有限，基本建設中文物保護工作全部由其包辦，顯然力不從心。因而市（縣）文物部門全面參與基本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當為順理成章，但不是無限擴大市（縣）文物部門的權限。因為基本建設中的地下文物保護工作所具有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使很多工程中的文物保護工作單靠某一級文物部門是不能完成的，必須是多級文物部門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因而要提倡上下部門間的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當然上級文物部門對下級文物部門始終處于領導地位，應當對多級文物部門共同進行的任何基本建設工程中的文物保護工作負有領導責任。

【解決方法】

1、推進城市立法，完善文物保護法規。

《文物保護法》對城市基本建設中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進行了相應的規定，要求基本建設“事先”要進行考古調查和勘探，同時指出經費應列入工程預算，由建設單位承擔。但《文物保護法》作為國家法律只能對全國范圍內的基本建設和文物保護的關系起到指導作用，而在具體操作中還有許多不夠詳盡的地方，更不可能結合各地區的文物保護實際情況出發，這就需要各地區結合自身實際制定相應的文物保護管理辦法，通過推進城市立法來加強區域內的文物保護，通過法律條文形式明確文物保護與基本建設間的關系，彼此間的相互權利與義務。

作為沒有立法權的中小城市，可以通過“市長令”的形式來替代立法，但遼陽市文化部門多年來在文物保護方面一直推進 在具體操作中還有許多不夠詳盡的地方，只能對全國范圍內的起指導作用，2、爭取部門配合，將文物勘探、經費預算，納入審批環節。

《文物保護法》中指出，基本建設“事先”要進行考古調查和勘探，同時指出經費應列入工程預算并由建設單位承擔，這只是在法律層面提出的要求，如何具體落實，這就需要文物保護部門積極與發改、規劃、建設、土地等部門溝通，爭取將文物調查、勘探作為審批項目之一列入基本項目建設審批，成為相關部門的審批前臵，即如果未經文物部門批準則規劃等部門不能批準進行項目建設。另

外，文物部門還應爭取政府支持，對政府預掛牌出售的土地在出售前進行文物調查、勘探，經費由政府預支，在掛牌出售時經費納入土地拍賣價格，由開發商承擔，這樣即有利于文物調查、勘探的進行，也不影響項目開發進度。

3、加強文物執法，維護《文物保護法》尊嚴。

文物執法是指對破壞文物的一種強制行政行為，面對文物違法行為必須加強文物執法，維護法律尊嚴。這就需要一方面改善文物執法環境，廣泛宣傳《文物保護法》，尤其對政府和開發商重點介紹文物保護法規，通過案例、座談等形式宣傳法律法規，增加文物保護意識和守法意識；另一方面建立文物執法體系，健全文物執法機構，完善文物保護法規，對典型案件、重點案件毫不手軟堅決處臵，爭取與公安部門配合打擊文物違法案件，使得對城市基本建設中的文物保護沒人愿意也沒人敢去輕易以身試法，充分維護《文物保護法》尊嚴。

歷史文化遺存屬于不可再生的公共資源，城市建設中的文物保護不只是文物部門的職責，《文物保護法》也不是單單為文物部門設立的法律，文物保護應當是政府各部門共同的職責，但在文物保護中一方面是文物部門在職責履行中能力不足，阻力重重，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另一方面個別政府部門只顧部門利益，不履行職責，互相不配合，甚至成了違法者的保護傘。從表面看是城市基本建設中項目建設、開發商與文物保護之間的利益沖突，但深層次是政府行為的缺位，一定程度上是公共管理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