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管體制改革之律師張玉成

大成律師張玉成：城管體制改革應納入法治軌道

(發表自搜狐財經)

改革城管制度的根本，在于將其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摒棄運動式選擇性執法的治理模式，舍此別無他途

北京市城管執法局一副局長日前表示：“目前北京市城管執法局由市政市容委代管，可能近期將調整，體制上會有很大變化，可能要由公安代管，但不納入公安隊伍。”這樣的表態，讓社會各界再一次聚焦城管體制改革問題。

城管，是城市綜合管理執法，集工商、稅務、公安等行政部門的職權于一身，為維護城市的市容市貌、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而設立的準行政部門（其法律屬性沒有準確的界定）。其設立和運行的初衷及現實基礎是，一個城市需要市容市貌及各種秩序，而行政資源稀缺，政府于是設立城管進行綜合執法。但由于城管自身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其法律地位及執法依據不明，職責權限不清，執法程序缺失，執法監督缺位等，城管制度已經成為城市管理制度的敗筆。全國范圍內的城管暴力執法、野蠻執法案例層出不窮。2006年的崔英杰案還記憶猶新，城管李志強在中關村一帶搶走了商販崔英杰的生產工具——一輛剛買的三輪車，崔英杰奪走了李志強的生命。在政府與民間各種勢力的博弈中，崔英杰有幸被判為死緩。如今城管已經成為一個高風險性職業，城管與商販都成了制度的犧牲品。更為嚴重的是，城管往往是選擇性的運動式執法，這使得城市里的邊緣群體如小商小販們的日子更加艱難。說到底，城管施行的是一種放水養魚的做法，養一天，捕一天，既不趕盡殺絕，又不會放過他們，這里有城管部門最為現實的利益計算。而小商販們呢，一邊應付白道，一邊面對黑道，為的也只是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權。生活在這樣一個爛江湖，他們時刻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以運動方式解決問題，對中國人來說是最熟悉不過的事。人們常常從各種媒體上看到像“掃黃打黑專項斗爭”、“消防安全專項治理”、“集中整治”、“零點行動”等等新聞報道。這是中國一貫盛行的治理模式，通過政治動員，自上而下地調動行政資源及其他社會資源，對某些突發性事件或重大的久拖不決的社會疑難問題進行專項治理。通常情況下，這種暴風驟雨式的執法行為的流程是：事件出現→上級重視→成立專項治理領導小組→召開動員大會→制定實施方案→實施治理→檢查反饋→總結評估。

運動式行政執法作為臨時政策，逐漸架空甚至替代長久生效的法律，使得法律變為可松可緊、可寬可嚴、可硬可軟的橡皮泥，這不但助長了執法者的選擇性和隨意性，也容易使群眾對行政執法機關的行政能力及信用產生懷疑，甚至激起群眾的暴力抗議行為；而由于事先缺乏全面性、科學性研究，盲目調動人力、物力、財力，運動式行政執法必然造成行政資源的極大浪費，執行成本高昂；運動式行政執法期間，一切工作都圍繞著特定執法任務展開，而其他執法任務和日常管理事務被暫且擱置一邊，這可能會產生其他違法行為泛濫和某些市場秩序被破壞的代價；運動式治理是中國政治生態及管理模式（非法治模式）的真實寫照，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包括各種各樣的運動，都是運動式治理的典范，可見這種治理模式的深刻歷史背景和巨大慣性。

從本質上講，城管制度是典型的控制型運動式的治理模式，設置這一制度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權力行使的便捷和規避法律，這是城管制度的癥結所在。但遺憾的是，有關部門似乎對此缺乏必要的反思，沒有考慮到或不愿意去思考城管制度本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反而認為主要在于對城管制度的保障措施不到位，因此一味地要強化這一制度。

在這種錯誤思維的支配下，有的城市為加強城管的“綜合執法能力”，專門為城管執法人員配備了各種警械等以對付“暴力抗法”；還有的城市花費巨資在街道上安裝攝像頭并設置統一的監控中心以徹底清查“無證攤販”；甚至有人大代表建議，“城管部門應當被賦予像公安一樣的刑事執法權，以應對暴力抗法者”。

事實上，以上做法和建議都沒有認清問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也沒有認識到法律之所以有效，其根本不在強制，而在于民眾對法律的信仰，以及基于這種信仰而產生的對法律自覺的服從。這類做法和建議，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只能使現行的城管制度更加非理性和暴力化，從而加劇底層群眾的反感甚至敵視情緒。改革城管制度的根本，在于將其納入法治化的軌道，摒棄運動式選擇性執法的治理模式，舍此別無他途。

城管制度及運作模式有違行政法治原則，實踐中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將城管歸市政市容委名下，不符合國務院的規定，而將城管交由公安代管，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解決城管制度自身的合法性問題，必須由國務院以制定行政法規的形式來進行全國范圍內城管統一的立法，使城管制度走出執法依據不明、職責權限不清、執法程序缺失、執法監督缺位的困境。

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類似事項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可值得以參考。例如，在我國香港地區，警察機構內部設專職城市管理的“小販科”，由民事警察直接負責城管執法，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也大都采取的是這種模式。在我國，警察執法無論從實體上，還是從程序上都有相應的較為成熟的法律、法規的約束，而且相對的救濟途徑也比較完備，將現行城管制度納入警察系列是可以考慮的一個途徑。

城管制度改革早已引起法律學界、實務界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和討論。這次城管體制的調整能否納入法治化軌道？城管制度離法治化還有多遠？我們拭目以待。

第二篇：張玉成培訓體會

培訓體會

2011年7月29日下午我有幸與公司的干部在技術樓六樓會議室參加了公司2011年團干部培訓班。培訓時間為一個下午，但課程安排緊湊，首先是公司團委于晴書記介紹了本次培訓的目的和內容，并強調了本次培訓的意義，希望大家重視起來。

本次培訓的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觀看了關于企業團建和團的工作的視頻內容，介紹了企業團建的內容，企業團建的不足，企業工作的切入點，并對如何提高企業團建的工作水平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建議；之后，在公司團委的安排下，公司5位“黨員示范崗”的同事，分別就自己的工作經驗和切身體會，進行了“關愛企業，珍惜崗位”的報告，報告真實，貼切，大家聽得很投入，并覺得應該以他們為榜樣，為公司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最后我們觀看了關于交際禮儀與交往藝術的報告，通過學習金正昆教授的講課，為進一步做好團的工作，為我們更好的完成各項工作，為我們提升自身修養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通過培訓，我感觸頗深，對于單位5位同事的報告，使我深深體會到無論在任何崗位上，只要自己努力，都能作出良好的成績出來，實現自我和單位組織的雙重價值，做一個有用的人才，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干一行，愛一行”信念，要先有“愛”才能“干”，才能夠干的徹底，用心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圓滿，工作很重要，是我們求生的依靠，但再重要都不能勉強自己，要知道，勉強是不會快樂的，“愛”也是強求不來的。只有自己擺正好心態，那么自己無論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都能把事情處理好，而且是快樂的處理好，不是痛苦或者茫然的生活、工作，做好自己身邊的每一件事，那么自己就逐漸的進步、提升，再平凡的崗位，我們也能發出自己的光芒，實現自我的價值，實現自己的理想。

因此，我應該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工作技能，以求得自我的全面發展。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無害的人。

第三篇：城管執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問題

城管執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問題

當前，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工作已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鋪開，但由于我國現行城市建設管理體制就大的框架而言，依然延續著計劃經濟下的運行模式，城市管理在行政體制上的獨立主體地位尚未得到理順，致使城市管理工作難以適應城市快速發展的需要。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行政執法部門建設”，“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再次表明了黨中央、國務院對推進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決心。為此，應當從阻礙發展的體制機制下手，對我國城市管理的行政管理體制、組織機構設置、管理運行機制、管理技術手段等進行大膽改革創新。

一、從行政體制上確定城市管理的獨立主體地位，把城管執法從大城建體系中分列出來，設立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

城市管理伴隨著城市的產生而形成，并直接影響著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城市發展由規劃建設為主到建管并重，再到管理經營為主，是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經濟社會不斷進步的過程。日愈加快的城市化進程，迫切要求城管執法工作形成獨立體系。

（一）從國家層面把城市管理與城市建設有機分離是城市發展客觀規律的迫切要求。城市組織系統包括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城市經營四大板塊，其中規劃與建設、管理與經營分別是兩個有機結合體。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進程飛躍式發展，呈現出城市規模迅猛擴大、城市數量大量增加、城市人口結構多元化、城市載體功能復雜化、城市居民需求多樣化、城市運行機制法制化等多元特征，對城管執法的需求也日趨增加。盡管城管執法的重要意義也已為大家眾所周知，但城市管理與城市建設尚未站在同等的政治地位上。在國家政體結構上依然還是城市建設的附屬品。可以說，多年來我國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之所以缺乏統一性、超脫性和前瞻性，根源是國家在行政管理關系上一直將城市管理列為“城建管理監察”范疇，沒有作為獨立主體給予考慮，致使城市管理成為大城建體系的隸屬品。

（二）從行政體制上確定獨立的主體地位是城市管理體制改革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管理對于城市建設的保障作用越來越重要，但國家至今竟然沒有一個獨立主體的專門管理機構，只是在建設部內部下設一個事業單位性質的城建監察辦公室。由于沒人“當家做主”，致使國務院從1997年開始在城市管理領域推行相對集中行政處罰試點工作，到2002年實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只好依賴法制和編辦兩個部門來推進，綜合行政執法部門也成為“國家不設委局、省里不設行政主管局”的“稀有”部門，改革形式也五花八門，缺乏統一管理性。面對日新月異的城市，如何進一步理順城市管理體制和創新運行機制，已成為擺在各級政府科學執政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我們認為，應當充分領會“十七大”精神，與時俱行進行改革創新，將城管執法工作從大城建體系中分列出來，設立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相應設立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局。只有先框定好城市管理的組織機構設置體系，才能破解城管執法立法難問題，從而通過立法的形式來解決好城管執法范圍缺乏穩定性、職能定位缺乏明確性、執法手段缺乏法定賦予性、長期“借法執法”，以及執法規范、執法自律、執法保護、抗法處罰沒有明確依據等系列的現實難題。

（三）從組織機構上劃分城市管理獨立主體地位有三種可供選擇的組建模式。據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國對城市化管理的研究和實踐至今雖然僅有20來年時間，但我國城市化水平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10年將達到40%，2020年將達到55%左右，城市管理在城市發展進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目前，我國城市化進程已促使城市管理從原來市容環境的專業性管理轉型并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綜合性管理，各地城管執法部門在實踐中也強烈呼喚全國城管執法工作“一盤棋”。對于如何設置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有三種組建模式可供選擇：①一步到位模式。把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直接設立國務院內部，作為國務院的直屬單位，為獨立主體資格的國家二級部委局。②掛靠獨立模式。把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掛靠設立在建設部內部，類似國家工商總局內設的國家商標局，定為副部級單位，工作相對獨立，可以自己名義對外行文。③從屬管理模式。把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直接設立在建設部內部，作為建設部的內設機構，定為司級單位，工作相對獨立，可以自己名義對外行文。

（四）從實踐需要上確定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的管理職能和機構

設置形式。①主要職能：貫徹執行國家有關行政執法方面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規章，組織實施全國城市管理領域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試點工作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負責全國城管執法工作的宏觀協調、指導，負責收集、匯總全國城管執法工作情況，起草相關的規范性文件，組織開展全國性專項執法整治行動，承辦黨中央和國務院交辦的工作。②機構設置：辦公廳（室）、綜合管理司（處）、法制宣教司（處）、地方協調司（處）。其中，綜合管理司（處）主要負責全國城管執法工作的調研、統計、匯總、上報工作，負責組織實施全國性專項執法整治工作，負責制訂全國城管執法工作的指導性計劃；法制宣教司（處）主要負責宣傳貫徹國家有關行政執法方面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規章，組織實施全國城市管理領域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試點工作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負責全國城管執法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的調研、起草工作；地方協調司（處）主要負責協調解決各地在推進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試點工作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組織對全國各地城管執法工作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二、從破除體制性障礙入手，優先解決好幾大制約因素，構建富有活力的城管執法新機制

構建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破解發展體制機制滯后問題的關鍵。根據城市管理發展的客觀規律，結合城管執法工作的實踐經驗，城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首先要從以 履行公安機關職能，協同城管執法人員工作，處理阻撓執法或暴力抗法事件，并依法對城管執法領域里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立案偵下幾方面大膽改革創新。

（一）有機統一全國城管執法的機構設置。綜觀現狀，我國城管執法機構的組織形式及名稱叫法不盡相同，穿著制服及佩戴標識五花八門，在行政組織上基本上設置為政府直屬機構，城管執法工作處于全國缺乏統一性的狀態。我們認為，在成立國家城市管理執法局和省級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局的基礎上，要將全國各市縣城管執法機構的名稱、制服、標識統一起來，將城管執法單位從政府直屬機構定位為政府組成部門，機構建制為全員行政編制，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全國城管執法工作“一盤棋”。

（二）設立城管執法專業警察隊伍。實施“綜合行政執法+公安保障”聯動機制，是全國各地推進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工作順利開展的成功經驗。實踐證明，在執法環境欠佳的情況下，如果城管執法工作缺少公安提前介入，容易導致阻撓執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多發，事件也無法在起始階段就得到有效控制。等待暴力抗法事件發生后公安部門才介入，既達不到公安為城管執法保駕護航的目的，又造成公安部門在事后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從而增加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成本。城市管理問題已成為當前、也必將是今后全國各地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熱點難點問題，應當解放思想，大膽創新城管執法安全保障機制，采取類似林業、港務、鐵路公安的機構建制，在城管執法局內設置城市管理專業公安編制，設立城市管理公安分局（大隊），實行雙重領導體制，人、財、物由城管執法部門管理，業務上接受公安部門指導。

（三）加緊制定城管執法綜合性法律法規。目前，推行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在法律上已有堅定的法律依據和明確要求。根據《行政處罰法》的授權以及國務院的具體規定，目前城管執法集中行使的行政處罰權，主要涉及幾十部法律、法規、規章和數百款罰則。由于城管執法涉及領域多、執法范圍不明晰、立法難度大等原因，我國城管執法立法遠遠落后于執法實踐，至今還沒有出臺一部全國性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獨立法規，致使城管執法目前還是一個執法范圍比較“邊緣”、執法手段也比較“傳統”的部門，已經嚴重影響了城管執法工作的深入開展。如果問“到底城管執法具體管什么”這個看擬簡單的問題，目前在國家層面還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完整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原則上規定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及綜合行政執法的試點工作由國務院法制辦總體協調。為此，不能因為難度大就放棄對城管執法的立法，城管立法可先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界定城管執法的職能范圍。根據城市發展趨勢，科學確定城管執法可以涉足的管理領域，并對城管和其他部門有交叉的管理執法領域劃定執法權限。二是界定城管執法的執法手段。確定城管執法是行政執法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立法形式應賦予與城管執法職能相對應的法定執法手段和執法權限。三是界定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對城管執法長期以來所“借法執法”的范圍進行歸納類總，制定綜合性法律條文。四是界定城管執法的主體地位。通過立法明確各級城管綜合執法機關作為本級政府組成部門，并建立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工作 協調配合機制。五是界定城管執法的實施原則。明確城市管理綜合行政

執法機關的管理職能范圍后，鑒于綜合行政執法范圍較廣的實際情況，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地推進，直至全部劃歸和全區域覆蓋。

（四）把城市管理作為獨立章節納入各級政府規劃范疇。由于國家組織機構設置上沒有將城市管理從大城建體系中分列出來，致使城市管理工作依然還是大城建工作的隸屬品，因此各級政府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及中長期規劃綱要時，都沒能從城市管理對經濟建設、城市發展、社會文明所起推動作用的角度，對城市管理工作進行系統性統籌規劃。根據城市管理的定位和作用，應當將城市管理從“城市建設與管理”專題中分列出來，與其他項目一樣用獨立章節制定五年規劃和中長期規劃。同時，要從政府工作層面切實改變“重建設、輕管理”的狀況，規定政府公共財政每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城市管理事業，優先解決好城管執法工作多年來存在的人員編制不足、工作經費緊缺、辦公條件較差、執法裝備簡陋、科技力量落后等問題。

三、從思維定式上革除陳舊的權力本位意識，樹立和諧效能型工作理念，提高城市管理執法水平

在當今社會發展新形勢下，如果說軍隊的使命是保家衛國守疆土，公安的使命是保障社會安定，那么城管執法應當以維護城市和諧作為主要職責。我國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城市載體功能結構和城鄉二元經濟發展不均衡，城市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疑難雜癥和社會熱點難點問題也較為突出，下崗、失業、失地等低收入群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新形勢下的城管執法工作，應當遵循“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人性化”的原則，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做到“堅持以人為本、強化和諧管理、政府誠信法制、注重民生問題、降低管理成本、講求執法效能”并舉，著力構建和諧民生型、效益創收型、誠信法治型、文明執法型、科學管理型的城市管理長效體制，走出一條符合科學發展觀、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城市管理新路子。

（一）樹立科學的城管執法工作理念，徹底革除簡單粗暴的傳統作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城市管理問題，實質上是市民群眾多樣需求與城市管理標準要求之間產生矛盾沖突的問題。綜觀當前國內城市管理領域所發生的暴力抗法事件及城管執法人員打人事件，許多情形都是由于執法隊伍粗暴執法而造成的。傳統老城管那種簡單粗暴、沖沖殺殺、野蠻執法的工作方式，不能一味推說是因為老百姓不聽話而不得不采取強硬態度，而是城管執法隊伍的權力本位意識在做怪，以及工作理念偏差和隊伍素質低下所產生的問題。如果不從根源上找出老城管隊伍時常被人民群眾責罵和社會形象敗壞的原因，并通過加強隊伍建設、轉變工作理念、創新管理機制等手段予以解決，則這支隊伍必將被社會淘汰。應當深刻地認識到，城管執法隊伍面對的主要是兩類極端的群體（備注：一類是本地下崗失業人員和外來打工就業人員的弱勢群體；另一類是有財有勢有社會背景、為己利而損大眾利益的強權群體），但處理的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也是城管執法隊伍與公安警察隊伍的根本區別和存在的社會價值所在。這就意味著新形勢下的城市管理執法工作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作為宗旨，把執法為民落實到每一項工作的各個環節之中，面對日愈復雜化的城市管理問題，應當善于運用科學發展觀，深入剖析問題產生的根源，在徹底革除簡單粗暴管理方式、杜絕野蠻執法行為的同時，根據城市發展實情，圍繞城市發展大局，采取得當的方法和措施解決問題，才能較好地避免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沖突和敵對情緒，做到“為民、愛民、利民、便民”，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城市和諧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二）大力構建和諧民生型新機制，使城市管理工作更加貼近民意民生。城市管理執法工作在城市大開發、大建設進程中，要圍繞著“民生工程”做文章，不能動輒由市長組織開會，一個會議就當場敲定對一個違法行為的處罰結果；或遇到涉及群體性就業、安置等利益問題不作深入調查，動輒派出幾百號人進行整治。否則，就會出現政府職能部門違法亂作為情形，社會存留問題也會越積越多，群眾對政府也會產生意見而導致群體性上訪事件，造成政府門前是非多。對于城市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的疑難雜癥和關系群眾集體利益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應當按照依據法律和尊重歷史的原則妥善處理，使政府行政行為法制化，政

府處事方法更加誠信化，政府親和力大大增強，體現出政府的誠信建設。如針對當前全國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面臨的流動攤販占道經營“頑疾”問題，應當做好堵疏結合的文章，對交通流量大、重點景觀區域和主干道上的流動攤點嚴格取締的同時，在不影響交通、不影響市容、不影響群眾生活的前提下，將一般次干道或沿街場地開闊的路段規劃、設置成為臨時經營堵疏結合示范街區，既有效解決群眾就業需求與城市管理要求的矛盾沖突，使混亂無序的流動占道經營行為走向合法規范化，又充分增拓了群眾就業門路，為政府分擔解決民生就業問題。同時，城管執法投訴舉報熱線電話求要實行24小時值班制度，啟動直達指揮系統和現場快速處理機制，及時處理噪聲擾民、未成年人上網等群眾熱點投訴案件，使城市管理工作的群眾參與率和信任值不斷提升。

（三）構建誠信法制型新機制，通過城市管理工作促進投資發展環境建設。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城市管理工作應當以調整優化為手段，推行政務公開和優質服務承諾，完善行政審批事項辦理規程，規范城市公共資源管理和行政審批工作，讓管理相對人站在同等的競爭平臺上，杜絕過去行政審批工作上存在的“給了好處就亂批，不給好處就亂堵”的管理弊病，實現“誠信審批”。同時，把改善投資發展環境、推進重點項目建設作為一項中心工作，針對性違章建筑困繞投資發展環境的問題，在依法行政和提高執行文化上狠下功夫，要頂住說情風、通風報信風、吃拿卡要風，敢于碰硬，集中力量，嚴格執法，重拳出擊，強化對違章建筑初建階段的巡查執法，對違章建筑掀起大規模拆除浪潮，為城市開發建設掃除障礙，節約城市開發建設投資成本。通過執行決策到位的城市管理工作，促進投資發展環境建設，增強企業投資信心。

（四）構建效益創收型新機制，推動城市管理工作由粗放開支型向效率創收型轉變。城市管理及執法效能的最大化，不是事后處罰，而是事前預防。傳統城市管理工作由于缺乏長效型系統管理機制，只有純粹投入而無經濟收益，在執法方式上也是簡單粗暴、沖沖殺殺，從單純的突擊整治到突擊整治，導致政府雖然長年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但違法行為依舊反彈多，反復整治而圖勞無益。同時，對于城市領域里無償占用城市公共資源、侵占社會公眾利益的違法行為，也得不到應有的處罰，造成政府對違法行為的處罰性收益也白白流失。要走出城市管理從整治到整治的怪圈，突破管理市容環境衛生的條框意識，強化日常監管執法機制建設，防范和減少違法行為發生，從而減少政府對整治行動的投入而使執法自身成本下降，并通過制止違法行為發生而避免更多的社會資源浪費，使城市管理執法成本降低，實現城市管理執法效能最大化。同時，針對傳統城市管理模式一味純粹化投入和大量城市公共資源被少數人無償占用的問題，認真探索城市管理與城市經營的內在聯系，運用產業化法則來對待城市管理系統中的潛在資源，全面規范城市公共資源尤其是臨時占用城市道路設施、戶外廣告設施設置的規劃、審批工作，不斷完善高立柱廣告、路燈桿廣告經營權公開招標拍賣制度，通過市場機制規范城市公共資源有償使用行為，使城市管理產生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又反哺于城市管理，推動城市管理由粗放開支型管理向和諧效率創收型管理轉變。

（五）構建文明執法型新機制，以城市管理工作推進和諧三亞建設。城管執法隊伍每天在一線執法，與市民群眾廣泛接觸，監管執法行為和隊伍形象，代表著政府管理城市的能力和水平，也彰顯政府與群眾之間的和諧關系，要求這支隊伍必須內強素質、外塑形象。在隊伍作風方面，要用“三以”取代“三慣”（即以德感人、以法治市、以勤訓隊，取代了過去隊伍散慣了、拿慣了、懶慣了的不良作風）；在處事心態方面，做到“三心一志”（即查處違法行為要頂住威脅利誘，做到心硬如鐵；對待主動糾正違法違章行為的管理相對人，做到心寬如海；一線執法不被理解而挨打罵時，做到心靜如水；嚴格執法而遭遇打擊報復和污告陷害時，做到志堅逾鋼）；在工作紀律方面，杜絕“三軟歪風”（即加強廉潔自律，整治腐敗，杜絕出現收受好處費后，在一線監管執法時心軟、在審批行政許可事項時手軟、在處罰案件上會討論時嘴軟的違法亂紀風氣）。在此基礎上，樹立法治理念，增強法治意識，強化證據意識、時限意識和程序意識，嚴格依法辦事，規范執法行為，把嚴格整治、文明執法、熱情服務貫穿到執法工作的全過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使城市管理工作得到群眾廣泛認可和支持，阻撓執法、暴力抗法、群體性上訪事件等發生率大大減少，政群關系達到有機和諧。

（六）構建科學執法型新機制，規范城市管理工作的思維定式。徹底革除陳舊的行政管理思維定式，把“權力來源于官”向“權力來源于民”轉變，把執法機關“權力本位”向群眾“權利本位”轉變，把“無情執法”向“有情服務”轉變，把“事后處罰”向“事前預警”轉變。建立健全定人員、定崗位、定責任、定標準的“四定”管理機制，推行網格化管理體系和屬地聯動管理方式，使城市管理工作由突擊整治和隨機管理方式向引導服務和長效管理方式轉變，由末端被動管理向主動式全過程管理轉變。同時，查處城市管理違法違規行為時，按照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推行宣傳、告知、處罰“三段式”執法方式，做到依法執法和文明執法，力求取得當事人的理解和配合，使城市管理工作從傳統簡單粗暴方式向依法行政和辦案流程方式徹底轉變，不斷提高城管執法水平。

第四篇：王益庭審未涉及證券市場大案引猜疑專訪大成張玉成律師

王益庭審未涉及證券市場大案引猜疑

文章載于2010年4月1日的《經濟參考報》,作者為記者張漢青、施智梁。靠近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3月30日成為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當天，媒體們聚集在一中院西門口，申請旁聽國家開發銀行(下簡稱國開行)原副行長王益涉嫌受賄一案的開庭審理。

據報道，檢方指控王益利用其擔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等職務之便，以為企業貸款提供幫助的形式，先后收受賄賂196萬余元。法庭上，王益表示認可上述指控。

從兩年前的被“雙規”到現在的公開審理并認罪，從證監會副主席到國開行副行長，王益在這起震驚金融界的腐敗大案中究竟扮演了怎么樣的角色？《經濟參考報》在此為讀者梳理出該案件的大致脈絡，并保持持續關注。聚焦受賄1196萬元！王益認了

王益對檢方指控其利用職務便利為企業貸款提供幫助的罪名供認不諱，受賄金額是1196萬余元。

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1999年11月至2008年2月，王益利用其擔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的職務便利，接受云南昆鋼朝陽鋼渣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周宏等人的請托，在企業經營、申請貸款等事項上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上述人員錢款共計折合人民幣1196萬余元，應以受賄罪追究王益的刑事責任。

據指控，這筆賄款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筆來自香港商人李濤，李濤在湖南承接一個高速公路項目時，通過王益獲得銀行貸款，并向王益行賄538萬元；第二筆則通過王益的弟弟王磊，為周宏辦理貸款，并分12次通過王磊或自己直接收受周宏的賄賂630萬元左右；第三筆是在王磊為其他企業辦理貸款過程中所獲300萬元好處費里，獲利30萬元。目前，香港商人李濤已被捕。

對此，王益認罪態度很好，他說：“這些事都屬實，這是我利用直接權力以及權力以外的 影 響 力，為他人謀取利益，我也得了好處。”

庭審過程中，質證了由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王益本人拒絕聘請律師，法院為王益指派了京城四大刑辯律師之一的許蘭亭擔任王益的辯護人。許蘭亭律師作了辯護發言，數家媒體記者和其他群眾旁聽了案件庭審。

據媒體披露，2007年是國家開發銀行改制轉型年，國家審計署和銀監會分別往國開行各地的分行下派了工作組，進行了3個月到半年的審計調查。審計署人員從國開行的賬目著手，檢查項目公司的賬目，在“延伸審計”中查到了相關名目，涉及了國開行副行長王益的前任秘書孟濤2003年在國開行河南分行針對當地企業的一個項目貸款。這是國開行正式在鄭州開展的第二筆貸款業務。在貸款發放之后，這家當地企業從貸款的資本金中，將一部分錢以“融資獎勵”的方式，支付給北京一家房地產企業。而這家房地產企業作為管道，最終將錢輸送給王益的前任秘書孟濤。盡管這筆錢非常少，但引起了審計人員的高度重視。在這次審計中，國開行共處理有關責任人22名，其中免職2人，停職2人，通報批評18人，涉及廳局級干部10人。

聚焦兩年間，案情猜測如云！

從檢方的指控來看，王益的犯罪時間段，主要是其擔任國開行副行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他人辦理貸款，并收受他人賄賂。

然而，從雙規到現在的兩年間，業內對王益的涉案范圍有頗多猜測，流傳最

廣的就是王益在擔任證監會副主席期間涉及太平洋(17.08,0.11,0.65%)證券違規上市和“涌金系”黑幕等。

2008年6月8日，時任國開行副行長的王益被中央紀委專案組控制，隨后被“雙規”，2009年1月因涉嫌受賄罪被捕。同年2月，中央紀委監察部通報稱，王益利用職務便利為其親屬及他人經營活動謀利，收受巨額錢款，已對其實施“雙開”并移送司法機關。

這里先說一下王益的履歷。1956年出生的王益，畢業后被分配至中央顧問委員會辦公廳，曾擔任領導人薄一波的秘書；1992年，王益任國務院證券委辦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出任證監會副主席時，年僅39歲；1999年2月，王益調任國開行副行長，官至副部級直至案發。

當時就有媒體根據王益的履歷做出種種猜測，王益雙規和太平洋證券蹊蹺上市有密切的關 系。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證券(601099.SZ)在上交所掛牌，市場震驚。因為此前2004年、2005年太平洋證券分別虧損1623萬元和2億元，2006年才扭虧為盈，很明顯不符合IPO之前需要連續盈利三年的規定。據媒體報道，太平洋證券籌劃上市前，曾進行兩輪增資擴股，股本擴大1倍，股東數量也增加到16家，其中更有“神秘”股東天津市順盈科技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出資1503萬元，持太平洋證券1%原始股，上市后市值高達近三億元。該公司注冊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為王益胞弟王磊，其主要股權后轉讓至胞妹王薇。2007年5月16日，王薇亦于名義上退出。

而王益在證監會任副主席期間的兩名老部下也被查似乎印證了王益案與證券市場的種種瓜葛。國金證券(20.50,0.03,0.15%)董事長雷波，曾任證監會上市部副處長；銀河證券總裁肖時慶，曾任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股改辦副主任等職。2009年5月13日，雷波被帶走調查，肖時慶因涉嫌受賄被捕。聚焦 了猶未了！只見違規貸款，不見證券市場大案

對于本次開庭只涉及到王益違規貸款而基本不涉及傳聞中的證券市場的種種違規操作，《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數位律師，他們紛紛表示這樣的情況出現容易讓人產生聯想。

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張玉成律師認為，如果太平洋證券于2007年上市時不符合基本法律條件，而證監會對太平洋證券上市的申請予以核準，“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被追究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張玉成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張玉成律師分析檢察機關沒有在王益涉嫌受賄案的公訴書中提及太平洋上市案可能的原因是：在太平洋上市案中，王益不是本案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沒有利用其職務便利為其親屬謀取非法利益，或者沒有索取他人財物的情形。

“但太平洋上市案中如果涉及到相關違法違規情形，比如相關負責人或直接責任人有受賄的情節，或者相關人員不排除王益存在涉嫌除受賄罪之外的其他犯罪情節，檢察機關應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公訴并追究其法律責任。”張玉成說。上海新望聞達律師事務所的宋一欣律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違規、違紀、違法、犯罪、違憲，這是一個從輕到重的漸進過程，要區分違紀違規行為與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

“在太平洋證券上市問題上，王益之所以能夠撇清，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違規上市’尚在違規違紀范疇，達不到犯罪程度；二是王益從中受賄額度太小，特別是相對于檢方已經指控的王益受賄1196萬余元，可以‘忽略不計’。”宋一欣說。

太平洋證券上市的相關問題只是行政違規，而不構成犯罪，因此不提起訴訟。這似乎是律師界認為最希望出現的情況。

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的張遠忠主任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他希望太平洋證券上市的相關問題只是行政違規，所以導致“證券案”石沉大海。

“當然，王益案當初因多種情況而起，現在也有可能存在像外界猜測的避重就輕的問題，回避更復雜的、甚至不便查清的地方。”張遠忠對記者說，“由于王益案比較敏感，容易讓人們產生很多聯想，所以檢察機關最好針對眾多的猜測做些解釋、說明和澄清工作，這樣可以引導人們的認識趨向，增加法律的公信力。王益從副部級職位落馬再次警示人們，敬畏法律、敬畏規則的重要性。法律不是‘擺設’，而是‘長了牙齒會咬人’的，不以人的高低貴賤有所區別。”

3月30日，一中院宣布此案將擇期宣判，也許很多謎底要等到那時才能揭開。

黃光裕案，除了黃本人外，還牽涉了大批政府高層的落馬，最典型的如商務部原巡視員郭京毅、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等。而案件本身判決，也對民營企業家極具借鑒意義。

就在一個月前，同樣是在二中院的第三法庭，郭京毅案正式開庭，郭被指控于5年間受賄844萬余元。根據媒體公開的檢方指控，其中110萬元與國美電器有關。

“2004年至2007年間，郭京毅還為某電器公司在股權變更、反壟斷審查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收受該公司分兩次給予的人民幣110萬元。而這期間，恰恰是國美借殼上市與收購永樂電器的重要時期。”

在郭京毅案尚未定案之際，被指與國美相關的這110萬元行賄，到底是國美的單位行賄，還是黃興裕的個人行賄仍不明朗。而這110萬元是否在黃光裕公訴的“單位行賄罪”的456萬元之中，也仍然存疑。

從之前媒體公開的部分起訴書內容顯示：“黃光裕曾指使許鐘民于2006年至2008年間，向相懷珠(時任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兼北京直屬總隊總隊長)提出請托，要求相懷珠在對鵬潤地產等國美有關案件辦理中提供違法違規的幫助，并先后兩次單獨或者指使被告人許鐘民給予相懷珠款物106萬元人民幣。”

“同期，黃光裕指使許鐘民通過北京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處靳紅利(另案處理)，分別向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原處長孫海亭以及北京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梁叢林、凌偉(另案處理)提出請托，要求上述人員在國美電器涉稅案件調查中提供違法違規的幫助，并先后單獨或者指使許鐘民給予靳紅利共計人民幣150萬元、孫海亭100 萬元，梁叢林、凌偉各50萬元。”

事實上，僅就上述起訴書提到賄賂金額，加起來正好是456萬元，即公訴書中單位行賄罪金額，那么，與郭京毅案相關的110萬元受賄金額又做何解釋，其他大案要案的行受賄問題是否還會與黃案發生關聯，對于飽受媒體關注一年有半的黃案來說，未來是否還會另有曲折，似乎仍然是一個謎。

“內幕交易罪”認定懸疑

據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與黃光裕案相關的單位行賄罪和內幕交易罪兩項罪名基本證據確鑿，而涉嫌非法經營罪是否證據確鑿尚不得而知。

而在內幕交易罪項下，曾經有三家上市公司惹來猜疑，其中包括ST金泰(7.70,-0.22,-2.78%)(600385.SH)、中關村及*ST三聯(600898.SH)。

ST金泰系黃光裕之兄黃俊欽控股，在2007年中國股市大幅震蕩之際，曾經創下42個漲停7個跌停的神話。也由此創下了中國證券歷史N個超級紀錄：連續漲停板紀錄最多；定向增發規模最大(80億股)；紙上財富額最大(黃俊欽財富直逼亞洲首富李嘉誠)。

然而，黃光裕2008年11月17日晚被公安局帶走的起因，即被認為與ST金泰的股價操縱有關。然而，在起訴書被公開的部分內容中，暫時還未看到ST金泰的身影。

三聯商社(6.60,0.05,0.76%)，其大股東由三聯集團易手為國美下屬的全資控股子公司。在2008年5月份前后，三聯商社曾出現連續12個漲停板，隨后受當年“5·30”股市大跌影響出現連續5個跌停板，股改停牌前又補上了兩個漲停板。

“在大股東股權拍賣易手這一階段，三聯商社股價劇烈變動，極可能就是黃光裕被稽查的導火索。”有人如此評斷。

事實上，這樣的評斷并不無道理，2008年11月28日，就在黃光裕涉案后的一個多月，中國證監會相關負責人在回答關于國美電器董事長黃光裕案件提問時，明確表示黃光裕涉嫌三聯商社、中關村股票異常交易案被稽查。

“早在2008年3月28日和4月28日，證監會對三聯商社和中關村這兩只股票的異常交易即已進行立案調查。兩家上市公司在重組、資產置換等重大事項過程中，黃光裕控制的北京鵬潤投資有限公司(鵬潤投資)有重大違法違規行為，涉及金額巨大，證監會已依法將有關證據材料移送公安機關。”

或者，三聯商社同樣會成為黃光裕案中的匆匆過客，而最終落在黃光裕內幕交易罪名之下的，可能僅僅是已經逃不掉的中關村？

根據被公開的檢方起訴書，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間，黃光裕指使曹楚娟、林家峰等79人的股票賬戶，累計購入中關村科技股票1.04億余股，成交額共計人民幣13.22億余元，至2008年5月7日公告日時，79個股票賬戶的賬面收益額為人民幣3.06億余元，這還不包括許鐘民種自留地做老鼠倉的30個股票賬戶所獲得的9021萬余元的賬面收益額。

很顯然，這是黃光裕與許鐘民同陷內幕交易指控的原因，而檢方能夠言之鑿鑿的證據，也是黃光裕最終難逃內幕交易法網的籬墻。

事實上，早在2009年12月10日，就有媒體稱，“由于檢方審查時限用盡，黃光裕案即將提起公訴。案件目前可以確定的罪名是內幕交易，指控事實只有一起，即黃光裕利用上市公司中關村重組進行內幕交易，黃光裕對此指控供認不諱。”據消息人士透露，在黃光裕被控的三項罪名中，單位行賄罪和內幕交易罪兩項罪名基本證據確鑿，而涉嫌非法經營罪是否證據確鑿尚不得而知。

不過，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經營罪，就像當年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等罪一樣，屬于企業家經常不慎陷入的常規犯罪，比之首富赤裸裸犯罪來說，顯得有些淡然無味。”

虛掩難辨的辯護角度

國美在辯護策略中必須做出抉擇，是保護老東家，還是力求從此案中抽身？早在3月1日，對于黃光裕案中直指國美電器的單位行賄罪，國美電器即對此予以了否認，并表示已聘請資深刑辯律師作為辯護人，對其指控展開積極抗辯。在這場積極抗辯中，國美會采用什么樣的辯護角度呢？是直接否認行賄行為本身，還是只單純否認行賄行為與國美電器有關？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張玉成律師告訴記者，“如果檢方要指控國美涉嫌單位

行賄罪，那么應該至少同時提供三個關鍵事實的相關證據，其一，國美層面應該有(被指控為)行賄行為的決策活動與實施該決策的一系列公司行為；其二，公司財務層面應該有資金被挪用并用作行賄的事實；其三，國美應該有因其行賄行為而獲得的收益，而這種收益必須體現在公司資金賬戶上或公司名下，即行賄的非法所得歸公司所有。當然，上述幾點，恐怕也將成為控辯雙方就單位行賄罪進行質證和辯論的焦點問題。”

不過，即使如此，這樣的關鍵事實也頗值得推敲，首先任何公司都不會將行賄行為本身列入決策的書面程序，甚至單純的口頭公開；其次，對于一家坐擁數十億財富的上市公司董事長來說，區區數百萬資金的流出，很難說會是公司行為還是個人行為；最后，假如行賄真的與上市或收購有關，其收益也并不會直接反映在資金賬戶的往來上。

國美在辯護策略中必須做出抉擇，是保護老東家，還是力求從此案中抽身？眾所周知，黃光裕案從最初被風傳的“個人行賄罪”到最終的“單位行賄罪”的起訴，意味著黃光裕的罪行將大為減輕。“個人行賄罪黃最多可被判無期，而單位行賄罪最多只會被判5年，而通常很多都是判3緩5。而國美即使身染單位行賄，區區千萬的罰金對國美的運營并不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兩相權衡中，國美將意欲何為，似乎會成為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這也將會直接關系到目前仍擁有國美電器34%股份的黃光裕對國美的控制力及影響力。”分析人士指出。當然也有人指出，“黃光裕因涉嫌單位行賄罪被起訴，很可能與國美電器初始借殼上市及此后收購永樂電器有關，國美電器已難以撇清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國美電器是做有罪辯護還是無罪辯護，似乎就成了難題。

“做有罪辯護吧，將與3月1日的公告相悖，惹來披露不實的非議；做無罪辯護吧，是否會再次將老東家置于窘境，如果確系如此，雖然法律上不無可能，但在道德領域卻有可能遭受非難。”上述人士指出。

“對于內幕交易罪，這項對于黃光裕的量刑可能高達10年的犯罪指控來說，辯護律師似乎很難從無罪角度尋找辯護支點，但是，對這種上市公司潛規則式的行為，拿哪個開刀或不拿哪個開刀似乎頗富主觀性，這也使得不少人懷疑此罪量刑上的主觀性。由此，辯護律師可考慮酌情增加情節的辯護。”

此后，黃光裕案在公訴中的罪名，由“個人行賄罪”變為“單位行賄罪”，由“操縱股價”變為“內幕交易”，被指之罪責大為減輕。就像之前大多數的企業家犯罪一樣，從充滿殺氣的給人以無限想象空間的指控開始，以一個人盡皆知的商場潛規則行為悄然落幕，在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權力糾葛？對于本案，我們將持續關注。

第五篇：張洪律師事跡材料

張洪律師事跡材料

張洪律師，出生于1971年10月，中共黨員，四川省第八次律師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第二屆刑事辯護論壇代表、第二屆中國合同法論壇代表、現任四川高揚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中共成都市青羊區青年律師惠民孵化基地黨支書記。四川省律師協會房地產專業委員會委員、成都市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婚姻家庭委員會、城鄉統籌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房地產協會常務理事、第二屆中華優秀人物、法律出版社《中國當代優秀律師》特邀編委。張洪律師，從1992年6月開始從事法律服務工作，先后任鄉鎮法律服務所主任、縣法律事務中心副主任，并在達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多年。

張洪律師政治堅定，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心強，從事法律工作20余年來從未受到過投訴及任何處罰，執業以來年年考核合格。有著20余年的法律工作經歷和經驗的張洪律師業務精通，理論知識豐富，專業知識扎實，勇于開拓創新，善于處理新類型案件和處理疑難復雜法律事務，服務質量好，在同行業知名度較高。張洪律師熱心公益法律事業，積極向律師組織靠攏，參加律師組織的各項學習和交流活動。他長于理論結合實踐，樂于經驗總結并積極參與立法和司法建議。他嚴格要求自己，誠信執業，積極參與帶頭開展公益法律活動。張洪律師發表的各類法律文章已逾百篇，其業務研究論文、經驗文章常常見諸《四川律師》雜志，為交流執業經驗，幫助律師同行共同發展做出了大量貢獻。近年來，張洪律師積極參與“學雷鋒，法律服務進社區活動”，組織并參加社區普法宣傳、講座、咨詢活動30余場次，并送法進軍營，為軍區某部300余官兵宣傳涉軍法律法規，為草市街社區、石人北路社區、文家場大石社區、八寶街社區、花園社區、西御河社區、財大社區、園藝社區等數十個街辦、社區免費提供法律宣傳、講座近百場（次）。

2012年1月，張洪律師參加了四川省律協房地產法律服務研討會，其論文《農村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法律問題淺談》入選2012城鄉統籌法律服務優秀論文集，并獲優秀論文獎。

2012年2月，張洪律師被評選為“成都日報法制宣傳律師顧問團”顧問律師，積極參與、支持成都市法制宣傳活動。

2012年6月，張洪律師被選為成都市第二屆國資監管大講堂講師，先后為成都文旅集團、成都市城投集團、成都市工投集團、成都市攀成鋼集團、成都市永星電子有限公司等近10個大型國資集團企業做義務法制講座近10次。

2012年11月3日，張洪律師獲得中央政法委《法制網.法制論壇》第四屆“社區之星”稱號，2012年“原創之星”稱號，2012年“十大網友”稱號。

2012年5月，張洪律師做為國家注冊法律援助志愿者，接受指派成功為老板李真跑路事件的“老癮客”50余名失業勞動者提供法律幫助，幫助他們在老板跑路后成功開展生產自救，贏得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關注和贊揚，社會各界和媒體的一致好評。該案件也被省司法廳評為法制新聞一等獎，并向中央電視臺推薦。

張洪律師的事跡不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黨委政府的好評，而且有幸入選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優秀律師（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全國新華書店銷售。）

附：

1、在律師組織中任何職務

2011年3月至今，任四川省律協房地產專業委員會委員；

2011年7月至今，任成都市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

2011年8月至今，任成都市律協婚姻家庭專委會委員；

2011年8月至今，任成都市城鄉統籌專委會委員

2、擔任其他社會職務

2010年3月至今，擔任法制網法之光論壇議案說法版版主； 2012年3月至今，擔任成都日報法律宣傳顧問團顧問；

2012年6月至今，任成都市國資委第二屆國資監管法律大講堂講師； 2011年3月至今，擔任成都市青羊區普法講師團講師；

2012年5月至今，成都市青羊區青年律師惠民孵化基地黨支部書記； 2013年4月至今，擔任四川省房地產協會常務理事

3、受過何種獎勵

2011年、2012年連續被法制網評為優秀版主，獲優秀版主獎； 2012年被評選為中央政法委法制網十大網友獎；

2012年論文《農村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法律問題淺談》獲省、市律協優秀論文獎；

2012年5月入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優秀律師》（第一卷）.2013年1月已公開出版發行，全國新華書店銷售。

4、張洪律師便民信息

聯系電話：***

QQ郵箱：353116362@qq.com

四川高揚律師事務所

2013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