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

淺談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

東寶區“經營城郊、興工強區”自2001年實施以來，依托城郊村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自然資源優勢，全力以赴招商引資，項目建設如火如荼，城郊村經濟飛速發展，城郊村的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用地逐步擴大，致使部分農民失去作為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筆者圍繞子陵鋪鎮新橋村，就城郊村城市化、失地農民向

市民轉化談幾點膚淺的認識。

一、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必然性

以區委、區政府確定的26個城郊村之一子陵鋪鎮新橋村為例，子陵鋪鎮新橋村位于荊門城區北郊，屬城市總體規劃區。全村總人口2950人，總戶數971戶，地域面積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530畝。區位優越，交通十分便利，焦枝鐵路、長荊鐵路、207國道、襄荊高速公路縱橫境內。轄區內石膏礦產資源富集、人文底蘊豐厚。工業基礎比較堅實，為子陵鋪鎮工業大村，全村現有企業近20家，從事個體經營達100多戶農戶。2004年以來，隨著該村招商引資力度加大，大型建設項目增加（2005年以來有6個引資項目，如玖源精鈣、凱龍納米、荊鑄水暖等），長荊鐵路、襄荊高速公路等相繼建成通車，共占用耕地400多畝，比二輪承包面積減少21，大約100戶農戶近300人輪為無地農民，占總戶數的10，如果按照此發展速度（不考城市擴充）進行不完全測算，5年后將會有350戶農戶近1050人輪為無地農民，占總戶數的38。加之在區委、區政府的爭取下，市委、市政府將子陵鋪鎮納入了城市總體規劃區和荊門市整體編制的建材工業園區，并寫入了市十一五規劃，有可能失地農民會更多。為解決城郊村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加快失地農民奔小康的步伐，讓失地農民安居樂業，確保社會穩定。為此，推進城郊村城市化、失地農民市民化勢在必行。

二、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幾處瓶頸

（一）勞動就業難問題：

1、就業競爭激烈，由于“城中村”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相應對勞動條件、報酬的要求較高，而目前，嘉善縣有10萬余來自四川、云南、貴州等省的勞動力，這些外來民工對工資要求低，能吃苦耐勞，深受企業主的歡迎，他們在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的同時，也給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一定壓力。

2、勞動技能、素質較低。惠民鎮土地被征用的1036名女性勞動力中，有90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低導致勞動技能低，他們很難進入較高的產業層次，很難成為日益發展的新興產業的合格員工。從目前的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中、低素質勞動力的轉移將越來越困難。

3、就業觀念陳舊，就業渠道單一。農村承包制實施以來，農民習慣勞作時間自由支配，與現代企業的嚴格管理和作息不相適應，對工作的工種既要求適合自己低素質的實際，又怕吃苦丟面子。就業目光大多停留在工勤雜員等清閑崗位，對進一步學習技能招考就業沒有信心和興趣。失地群眾對生活出路的后顧之憂普遍存在，已就業的怕下崗，工作無著落的等政府能給予就業安置。

（二）社會保障難問題：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險及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制度差別很大，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完善，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則殘缺不全，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占失地農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即使在這三分之一里，他們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也得不到充分保障，居民、農民兩種制度的對接難，是阻礙農民市民化的根本問題。更大的問題還在于大多數農民缺乏投資理財意識，對土地征用補償費如何用于養老、醫療保障缺乏長遠的考慮，大多會在幾年內很快用完，今后的生活沒有了著落，給社會穩定帶來很大的隱患，而且，許多失地婦女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就業的風險很大。

（三）居住方式變換難問題：農民在農村無償占有宅基地，并可自行建房，獲取房租收入，使得失地農民不愿農轉非，這是其市民化的一大障礙。農民在集體土地上建造住房免交各種費用，在城鄉結合部，農民紛紛建了新房，而且面積很大，除了自己一家人住外，多余的住房都出租，每月收益少則幾百元，多達幾千元，成為“城中村”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這種農居點既不利于城市建設，影響城市景觀和品位，而且不利于農民轉變傳統觀念、小農意識和落后的生活、社會活動方式，阻礙農民再就業、再提高積極性，不利于農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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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對策

從目前的城市化趨勢來看，整體考慮和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問題已是現階段城市化進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根據我縣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立足于超前思考，立足于系統設計，立足于城市居民的標準，以促進失地農民與現代城市社會的文化融合，加快其市民化進程為目標導向，堅持制度創新與機制創新相結合，積極推進城郊農村特別是“城中村”的土地國有化、戶口非農化、資產股份化、居住公寓化、保障社會化、管理社區化進程，促進其思想觀念、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型態等的加速轉變，最終實現完全

第二篇：淺談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

東寶區“經營城郊、興工強區”自2001年實施以來，依托城郊村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自然資源優勢，全力以赴招商引資，項目建設如火如荼，城郊村經濟飛速發展，城郊村的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用地逐步擴大，致使部分農民失去作為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筆者圍繞子陵鋪鎮新橋村，就城郊村城市化、失地農民向市民轉化談幾點膚淺的認識。

一、推進城

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必然性

以區委、區政府確定的26個城郊村之一子陵鋪鎮新橋村為例，子陵鋪鎮新橋村位于荊門城區北郊，屬城市總體規劃區。全村總人口2950人，總戶數971戶，地域面積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530畝。區位優越，交通十分便利，焦枝鐵路、長荊鐵路、207國道、襄荊高速公路縱橫境內。轄區內石膏礦產資源富集、人文底蘊豐厚。工業基礎比較堅實，為子陵鋪鎮工業大村，全村現有企業近20家，從事個體經營達100多戶農戶。2004年以來，隨著該村招商引資力度加大，大型建設項目增加（2005年以來有6個引資項目，如玖源精鈣、凱龍納米、荊鑄水暖等），長荊鐵路、襄荊高速公路等相繼建成通車，共占用耕地400多畝，比二輪承包面積減少21，大約100戶農戶近300人輪為無地農民，占總戶數的10，如果按照此發展速度（不考城市擴充）進行不完全測算，5年后將會有350戶農戶近1050人輪為無地農民，占總戶數的38。加之在區委、區政府的爭取下，市委、市政府將子陵鋪鎮納入了城市總體規劃區和荊門市整體編制的建材工業園區，并寫入了市十一五規劃，有可能失地農民會更多。為解決城郊村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加快失地農民奔小康的步伐，讓失地農民安居樂業，確保社會穩定。為此，推進城郊村城市化、失地農民市民化勢在必行。

二、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幾處瓶頸

（一）勞動就業難問題：

1、就業競爭激烈，由于“城中村”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相應對勞動條件、報酬的要求較高，而目前，嘉善縣有10萬余來自四川、云南、貴州等省的勞動力，這些外來民工對工資要求低，能吃苦耐勞，深受企業主的歡迎，他們在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的同時，也給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一定壓力。

2、勞動技能、素質較低。惠民鎮土地被征用的1036名女性勞動力中，有90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低導致勞動技能低，他們很難進入較高的產業層次，很難成為日益發展的新興產業的合格員工。從目前的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中、低素質勞動力的轉移將越來越困難。

3、就業觀念陳舊，就業渠道單一。農村承包制實施以來，農民習慣勞作時間自由支配，與現代企業的嚴格管理和作息不相適應，對工作的工種既要求適合自己低素質的實際，又怕吃苦丟面子。就業目光大多停留在工勤雜員等清閑崗位，對進一步學習技能招考就業沒有信心和興趣。失地群眾對生活出路的后顧之憂普遍存在，已就業的怕下崗，工作無著落的等政府能給予就業安置。

（二）社會保障難問題：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險及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制度差別很大，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完善，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則殘缺不全，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占失地農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即使在這三分之一里，他們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也得不到充分保障，居民、農民兩種制度的對接難，是阻礙農民市民化的根本問題。更大的問題還在于大多數農民缺乏投資理財意識，對土地征用補償費如何用于養老、醫療保障缺乏長遠的考慮，大多會在幾年內很快用完，今后的生活沒有了著落，給社會穩定帶來很大的隱患，而且，許多失地婦女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就業的風險很大。

（三）居住方式變換難問題：農民在農村無償占有宅基地，并可自行建房，獲取房租收入，使得失地農民不愿農轉非，這是其市民化的一大障礙。農民在集體土地上建造住房免交各種費用，在城鄉結合部，農民紛紛建了新房，而且面積很大，除了自己一家人住外，多余的住房都出租，每月收益少則幾百元，多達幾千元，成為“城中村”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這種農居點既不利于城市建設，影響城市景觀和品位，而且不利于農民轉變傳統觀念、小農意識和落后的生活、社會活動方式，阻礙農民再就業、再提高積極性，不利于農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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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對策

從目前的城市化趨勢來看，整體考慮和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問題已是現階段城市化進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根據我縣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立足于超前思考，立足于系統設計，立足于城市居民的標準，以促進失地農民與現代城市社會的文化融合，加快其市民化進程為目標導向，堅持制度創新與機制創新相結合，積極推進城郊農村特別是“城中村”的土地國有化、戶口非農化、資產股份化、居住公寓化、保障社會化、管理社區化進程，促進其思想觀念、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型態等的加速轉變，最終實現完全的市民化。

（一）以改變集中建房模

式為重點，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促進失地農民居住方式的轉變土地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雖然其自身不能在地區間流動，但其使用權的可流動性對依附于其上的生產要素的流動具有重要的影響。農村土地征用制度的不規范，特別是依附于基本土地制度之上的農村宅基地制度，則是農民轉變成為市民的制度障礙。要完善貨幣化、市場化的征地安置制度，逐步建立起“

經濟補償、社會保障、就業服務”的三位一體新模式，實行土地征用與勞動力安置、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同步進行。一是要根據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長狀況，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補償費標準。政府要通過壟斷土地一級市場，適當降低稅、費，調整土地出讓收益分配比例，以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使農民得到的土地補償費用能基本解決養老保險所需的費用，并通過以土地換社保的辦法，將土地補償費和勞動力安置費優先用于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實現社會保障對土地保障的有效替代。二是要堅持市場化方向，實行統一征地，全面推行土地“片區綜合價”。根據城市發展總體規劃，按地段、地類等將城市土地劃分成若干個區片，每一區片確定一個相對合理的基準地價，在統一征地時，實行統一的補償標準。三是要加快“城中村”農民建房制度的配套改革。要以“城中村”連片改造和建設村民公寓為契機，按城市功能分區要求統籌安排各類建設用地，將城市整體規劃與村一級管理體制協調起來,打破行政村的界線，采取組團式集中連片與局部分散相結合的空間可持續發展模式,逐步將“城中村”失地轉居人員混雜安置在城市居民小區內，形成在地域上相對集中、新轉居人員與老市民混居的具有規模效益的功能小區。徹底打破集中聯建排屋、村民集中安置的舊模式。而且要強化經濟利益杠桿的調節和引導作用，鼓勵失地農民選擇城市公寓，加快市民化。

（二）以提高素質和技能為重點，加快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創新，促進失地農民的就業農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農民就業的市場化、非農化和充分化，順利實現就業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來源，加快其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和市民化進程的重要保證。應按照市場化原則，制定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政策，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實現城鄉統籌就業。一是要引導和教育失地農民轉變觀念，確立沒有技能、不提高技能就不可能穩定就業的新觀念，確立自謀職業、競爭就業的新意識，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參加和接受教育培訓的自覺性，積極主動地參與市場化就業。二是要加快經濟發展，多渠道、多形式擴大就業需求。三是建設以縣勞動力市場為中心，以鄉鎮服務站為網點的就業服務網絡。四是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

（三）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創新，促進失地農民的身份轉變隨著戶口政策的逐步改革和調整，戶口政策已基本沒有門檻，農轉非已沒有什么政策障礙。但還沒有完全將利益要素與戶口剝離，仍然把子女入學、就業、社會保障等利益與戶口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如不加以剝離，戶籍制度改革就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要取消附屬在戶口上的各種利益，剔除粘附在戶籍關系上的種種社會經濟差別，達到戶籍與各種福利待遇完全脫節，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發展機會面前地位平等，獲得統一的社會身份，達到憑身份證“一證走天下”的目的。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僅僅作為職業劃分的依據，不再具有利益分配的功能。

（四）以“低門檻進入、低標準享受”為原則，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創新，促進失地農民養老方式的社會化城郊失地轉居的農民已經是城市新居民，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待遇。但馬上為他們建立完全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有一定的難度。現實的做法是，設計一個與城市居民相對接近、便于今后與城鎮社保體系相銜接的操作方案，先養老保險，后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建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應采取個人責任和社會互濟相結合的辦法。在制定基本目標時應考慮四個因素：一是保障水平要與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確保大多數失地農民的養老需求；二是保障機制應有利于激勵經濟的增長，特別是要鼓勵他們勞動就業；三是必須考慮制度上的平衡性、穩定性和開放性，能夠適應城市化加快推進的需要，并有利于與城鎮社保體系相對接；四是要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各種具體制度都應符合實際，相互協調，互相促進，盡可能便于管理和操作。現階段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交費標準和享受標準，應以“低門檻進入、低標準享受”為原則，養老保險金的來源也應以個人為主，政府和集體支持為輔。村民個人應將勞力安置補償費全額用于養老保險費，村集體土地補償費和集體資產應首先用于村民的養老保險，政府也要從當期或延期的土地出讓金凈收益中按一定比例劃入社保基金，或是財政補貼一部分。同時，還要積極鼓勵失地農民參加大病統籌醫療保險等其它社會保險或商業保險，提高其保障水平。

（五）加快集體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促進其由封閉的農村模式向開放的城市模式轉變在加快農民市民化過程中，革除農民對集體經濟組織的依賴性，淡化乃至徹底消除農民對傳統的“村”概念，除了改變以村為單位集中居住外，還必須加快集體資產管理的股份制改革，割斷其與集體或與村聯系的“尾巴”。一是要加強村集體資產的管理，加快股份制改革。村集體資產特別是歷年土地征用的補償費要單獨建帳、專款專用，優先用于辦理村民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對于土地已基本征完或全部征完的“城中村”，在撤村建居時，要按村集體資產的多少進行分類改革：資產總量大、集體企業多、收入較穩定的村，要進行股份制改革，量化到人；總量不大、又無企業，主要依靠貨幣資金，收入不穩定的村，可進行資產托管、入股投資，量化到人，或直接分給個人；資產較少的村，除優先用于為村民辦理養老保險外，全部分到個人。要加強對股份制改革后的集體資產的管理，集體資產主要投資于風險小、收入回報穩定的第三產業為主，其收入除用于發展再生產外，應主要用于社區公益事業建設和股民福利事業建設，提高股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二是在股份制改革過程中，除在撤村建居時部分資產用于扶持新建立的社區管理需要轉變為社區資產外，因村集體已經解體，不能再設立集體股。股份合作社成立后，要允許其成為法人實體，并給予一定年限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稅收、信貸和工商登記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以穩定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的收入來源，提高失地農轉非人員的生活保障。三是加快股權流轉，進一步完善股份制模式。要明確社區股份合作制經濟組織的地位，制定規范的章程范本，確定合理的股權量化比例及配股政策，使每一個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在資產評估、法人登記、股權設置、股東權利與義務、收益分配辦法、股權轉讓等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六）以城鄉文化融合為目標，加快社區管理制度改革和社區文化建設，促進社區管理由農村范式向城市范式轉變農民失去土地依附，進入城市成為城市居民，實現了身份上的轉型，但在市民化過程中，更需要盡快實現社會關系的轉型——即農村村落的行政村管理向城市社區的居委會管理轉變，文化的轉型——即從農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轉變。一是要加快撤村建居。對土地已被基本征完或將要被征完的“城中村”，要加快撤村建居。對居住集中、符合建立社區條件的村，要成建制地轉為社區居委會；對居住分散的村，要就近并入社區居委會。社區的日常管理應按照城市社區的規范和要求進行。二是要加強現代城市文化建設。“城中村”農民轉居后，促進農民與市民的文化交流，加快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

第三篇：大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大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實質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不能把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先決條件，更不能強制性要求農民退地。

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韓俊

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59億人，農民工產生和發展壯大改變了我國經濟社會基本格局，構成了城鎮化加速發展的動力。

大量的進城農民工雖然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卻沒有享受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是城鎮化的重要任務，積極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就是要把盡可能多的符合落戶條件的流動人口逐步轉為流入地居民，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城鎮外出務工人員就近就地轉移就業和返鄉創業。

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而且，今后20年我國仍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根據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國情，預計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在54%左右，2020年將達到59%左右，2030年將達到66%左右。這意味著，從2011至2030年的20年間，我國將新增城鎮人口3億左右。

農民工融入城市六難

從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開始，我國將進城就業、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主體是農民工)計入城鎮常住人口。按照這一口徑計算，目前，不到4個城鎮常住人口中就有1個是外來流動人口。這說明，近年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農民工進城就業。外出農民工中，在直轄市就業的占8.8%，省會城市就業的占19.4%，地級市就業的占34.8%，在地級以上城市就業的合計占到63%。農民工在流入地居住趨于長期化，在目前城市的就業時間平均為5.3年，超過5年的占到了40%，超過10年的約占20%(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年調查數據)。“移民”傾向漸趨明顯，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事實“移民”。

大量農民工在城鎮享受公共服務水平低，在城鎮落戶門檻高，難以融入城市，這也成為我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是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的教育服務不足。在學前教育方面，農民工隨遷幼兒大多數進入的還是條件較差的民辦幼兒園。在義務教育方面，20%以上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入讀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校。在高中教育方面，大量從小生在城市并在城市接受了完整義務教育的農民工子女，希望在當地接受高中階段教育。但是，由于高考實行戶籍所在地報名制度，考生要在戶籍所在地報名并參加高考，這就使得跨省的農民工子女不得不在中考或高考前選擇回到流出地省份就讀，影響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權益。

二是農民工看病難問題突出。由于新農合的報銷限制、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比例不高，以及農民工自身經濟狀況等原因，廣大農民工難以獲得城市正規醫院的醫療服務，患病后自我醫療的比例高。農民工主要從事于低薪、高危崗位，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復雜，職業安全防護差，罹患職業病的人數不斷增加，職業病防治形勢嚴峻。近年來農民工職業病發病人數高達總發病人數的80%以上，農民工群體性職業病事件不斷出現。

三是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比例低。農民工除參加工傷保險比率略高外，參加其余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比率均未超過30%。農民工參保率難以實質性提高，主要原因是農民工社會保險繳費水平相對于其收入較高。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由于收入來源不穩定，水平較低，在負擔自身開支和養家費用后，再繳納社會保險費有一定困難。同時，由于農民工流動性相對較大，城鄉社會保險間跨制度轉移辦法尚未出臺，影響了農民工參保積極性。個別企業為減少成本，違反《社會保險法》，不給農民工參保或以派遣用工的形式逃避參保義務。

四是農民工公共文化服務嚴重缺乏。政府對農民工文化生活重視程度不夠，投入經費少。企業沒有把文化服務當作農民工的重要權益，對文化生活關注少，對文化設施投入很少。多數農民工文化生活貧乏，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娛樂方式。

五是農民工住房保障程度低。大部分地區未將農民工作為住房保障對象，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不對外來農民工開放，也缺乏針對農民工特點的租金補貼和實物配租政策，農民工住房保障水平較低，公積金繳存率也很低。農民工住房支付能力弱，在城鎮居住條件低劣，很大一部分農民工仍居住在陋屋(地下室、棚戶區、工棚等)，嚴重影響了其生活質量。

六是農民工在城鎮落戶難。一些地方的戶籍改革主要是針對本轄區的非農戶口，但對跨行政區的流動人口戶籍基本沒有放開。還有一些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沒有觸及到嵌入其中的福利制度，或者設置的門檻較高，農民工難以跨越。引導農民工到中小城市、小城鎮落戶的政策不夠有力，農民工進城落戶進展總體緩慢。(本文來源：人民網)

新生代農民工已“非農化”

我們最近在20多個城市開展的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的比例高達85%，“亦工亦農”正在成為歷史；八成農民工即便不放開戶口也將長期留在城鎮，他們進城的選擇與戶籍制度是否改變無關；外出農民工希望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定居的占53.2%，希望在縣城或小城鎮定居的占37.9%，愿意回農村定居的僅占8.9%。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實現永久性轉移，是城鎮化的重要目標。

億萬農民工是成為一個總體穩定的群體，還是演變為一個流動不定的群體；是成為一個良性發展的群體，還是演變為一個出路狹窄的群體；是成為一個共享發展成果的群體，還是演變為一個缺乏關愛、逐步被邊緣化的群體，是對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挑戰。必須順應億萬農民工的意愿，讓絕大多數在城市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穩定下來，推進農民工群體融入社會，促進社會融合。

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意義在于：

第一，產業結構升級需要一支穩定的熟練產業工人隊伍。“招工難”和“就業難”常態化并可能長期化的趨勢，要求改革現行人口管理政策，穩定流動人口。

第二，城市對流動人口長期“經濟性接納，社會性排斥”，不利于優化農村資源配置，將人口紅利留在城市，阻礙農業規模化，加劇農村老齡化，難以消除城鄉差距。解決“三農”問題和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需要將流動人口穩定下來。

第三，流動人口不穩定下來，不但難以消除城鄉差距，還會帶來城市內部的分化和對立，形成“雙二元”體制。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是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需要。

扎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積極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應該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首先，促進農民工在城鎮穩定就業，合理穩定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必須以擴大就業為前提。根據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十二五”時期，要繼續多渠道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就業，把提升農村勞動力技能作為關鍵，把改善勞資關系作為重點。

一是繼續把擴大農民非農就業放在突出位置，引導農民工有序外出就業，鼓勵農民就近轉移就業，扶持農民工回鄉創業，以創業促就業。二是加大對職業教育和農民工技能培訓的投入力度，健全農民工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體系，大幅度提高技術熟練型農民工的比重，以技能促就業。完善培訓補貼管理辦法，實現培訓資金的統籌使用。加大財政補貼力度，降低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鑒定的費用。三是建立勞動力工資合理增長機制，促進和諧勞資關系。繼續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制度，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及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引導企業合理加薪，保證農民工生活水平的改善。消除城鄉勞動者就業的身份差異，實現城鄉勞動者同工同酬。發揮工會維權作用，加快建設企業勞資對話機制，建立規范合理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確保農民工收入與企業效益聯動。

其次，逐步實現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實質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必須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確保農民工及其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

制定以“流入地政府為主、普惠性幼兒園為主”的政策。對生活困難農民工家庭幼兒入園給予補助。堅持“兩為主”和“一視同仁”政策，全面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堅持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中小學為主，同等條件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接受義務教育。大力推進“兩個全部納入”政策：將包含農民工子女在內的常住人口全部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根據農民工子女流入的數量、分布和變化趨勢，合理規劃中小學布局，均衡配置教學資源；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發展經費全部納入財政保障范疇，按照學校實際接收人數和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標準，足額撥付教育經費。將農民工子弟學校納入民辦教育管理。禁止一切針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歧視行為，切實保證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平等享受國家各項免費和補助政策，促進農民工子女融入學校和城市。鼓勵和支持流入地政府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在農民工子女義務后教育銜接上進行探索。

保障農民工平等享有基本醫療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推廣在農民工聚居地指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定點醫療機構的經驗，方便農民工在城務工期間就近就醫和及時補償。逐步擴大基本藥物制度實施范圍，鼓勵醫療機構采用適宜技術和基本藥物，避免過度檢查和治療，減輕農民工的醫藥費用負擔。落實輸入地屬地化管理責任，按照體現公平、優先照顧的原則，將農民工納入當地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根據實有人口或服務人口配置當地公共衛生服務機構、人員和經費，著力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

三是建立覆蓋農民工的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促進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定居。逐步將農民工住房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是縮小城鎮居住貧富差距、提高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必然要求。要積極推進覆蓋農民工的城鎮保障性住房體制改革。

四是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覆蓋面和保障水平。繼續完善農民工參加各類社會保險項目的辦法，切實提高農民工參保比例和保障程度。盡快實現工傷保險對農民工全覆蓋。健全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鼓勵常年外出穩定就業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季節性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以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為主。盡快建立覆蓋全省的新農合結算體系，試點建立省際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互認制度協議的多種模式。提高養老保險對農民工的覆蓋面。

農民工養老保險大體可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具備市民化條件的農民工，應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第二類是常年外出就業，但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可探索建立“低費率(或低費基)、廣覆蓋、可轉移”的過渡性養老保險。實行個人賬戶為主、社會統籌為輔的儲蓄積累制模式，適當降低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個人養老保險的繳費標準，實行低門檻進入、低標準享受。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提高繳費基數和費率，增加繳費中計入社會統籌賬戶的比例，達到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完全接軌。第三類是季節性或間歇性在城鎮務工“亦工亦農”的農民工，主要應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為農民工建立臨時性、應急性的社會救濟，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探索打通城保和農保的有效管理措施，建立將城鎮企業職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和外來農民工逐步納入同一體系的城鄉一體的社保體系，讓農民工能夠根據經濟條件和流動狀況，靈活選擇險種和繳費水平，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障的安全網作用。

五是推進農民工參加城市社區選舉，行使民主權利。健全農民工依法參加城市社區民主選舉和管理的辦法，鼓勵農民工參與社區自治。逐步增加農民工在流入省市黨代會、人代會代表和政協委員中的名額，推動農民工參政議政。六是完善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土地權利實現機制，依法保護農民工土地權益。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依法保障的宅基地用益物權，是農民的財產權利，即使農民工進城定居，也不能強行要求農民放棄。農民進城落戶定居后，是否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要強調“自覺自愿”，不能把“雙放棄”(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先決條件，更不能強制性要求農民退地。適應農民工進城落戶和城鎮化發展的需要，賦予農民對承包土地、宅基地、農房和集體資產股權更大的處置權。農民可以在自愿基礎上探索多種形式轉讓土地、宅基地、農房和集體資產股權等。

七是以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為重點，增強城鎮對農民工的吸納能力。抓住產業轉移有利時機，促進特色產業、優勢項目向縣城和重點鎮集聚，吸納農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鎮集中。完善加快小城鎮發展的財稅、投融資等配套政策，安排土地利用計劃要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農村宅基地和村莊整理所節約的建設用地，主要在縣域內用于產業集聚發展，方便農民就近轉移就業。繼續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推動經濟發展快、人口吸納能力強的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下放管理權限，合理設置機構和配備人員編制。

八是進一步明確戶籍制度改革方向，逐步突破以戶籍與福利合一的社會管理制度。綜觀各地戶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方式是，以農民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等集體成員權益為前提條件，讓他們獲得城市戶口，進而全面獲得城市福利和保障；另一種方式是，逐步增加和不斷完善農民工的公共服務，不斷降低城鎮戶籍的福利含量，逐步讓戶口與福利脫鉤。

不把獲得城市戶口與放棄農村土地權利掛鉤，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還原戶籍的人口登記功能，突破以戶籍與福利合一的社會管理制度，將戶籍與福利脫鉤，這才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正確方向所在。一是要全面實施融居住登記和就業、社保、租房、教育、計生等多種服務管理功能于一體的居住證制度，實行省級行政區域內“一證通”。居住證實行免費辦理。辦理居住證者，在子女就學、社會保障、技能培訓、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等方面享有與當地人口同等的權利。二是分類調整戶口遷移政策，逐步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就業居住地有序落戶。以具有合法穩定職業和合法穩定住所為基本條件，全面放開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和其他建制鎮的落戶限制。進一步放寬中等城市戶口遷移政策。完善落實大城市現行戶口遷移政策，按照權利義務對等、梯度賦予權利的原則，以社保繳費年限和連續居住年限為條件，逐步賦予農民工與當地人口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子女高考資格、社區選舉、在當地落戶等權利。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再與戶口性質掛鉤。□

第四篇：承德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現狀及對策思路

承德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現狀及對策思路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的農村分散的勞作模式已經不再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適時提出城鎮化的戰略。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種社會現象，那就是失地農民的市民化現象。這種現象，改變了傳統觀念對農民的認知水平。在市民化的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在承德農村中，城鎮化建設起步是比較早的。本文著眼于對承德失地農民的現狀進行闡述，以期對農民市民化提出有益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失地農民市民化；瓶頸；對策

中圖分類號：F249.2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126-01

前言：在我國，農民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位置。城鎮化進程需要失地農民向市民化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經濟條件、身份轉型、意識形態、社會保障的改變等相關方面的問題。任何一方面的問題解決不好，都能影響市民化的發展，從而影響城鎮化戰略健康有序的發展。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現狀要求我們必須對農民市民化的問題重視起來。

一、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相關概念簡述

農民市民化是在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概念，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獨有概念，城鎮化簡單說來，就是農民生活由農村特色向城鎮特色轉移，這種轉移包括空間位移和生活方式轉移以及熟識、觀念等的轉化，還包括勞動力由農業向其他產業的流動。市民化，市民是與農民相對的一個概念。農民市民化就是農民由農村轉入城市，并且在各方面接受城市的現代文化和經濟生活的元素，并通過長期的磨合和實踐，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市民化通常包含著兩層的含義，一是角色定位的轉變，二是角色定位轉變的同時，農民通過適應性的努力和外部因素的作用成為具備城市特征的合格市民。失地農民，所謂的失地農民從本質意義上說還是農民的范疇，只是在前面所加的這個定語，決定了它成為獨立于農民和市民之外的特殊群體。失地農民有兩個特征，一是具備農村戶籍，二是所使用的土地因為國家的需要而被征用，從而喪失了對土地的使用權。

二、承德地區失地農民市民化現狀

研究失地農民的市民化現狀，離不開對問題的基礎性分析，離不開抽象問題具體化研究。本著就近原則本文筆者對承德地區失地農民的市民化過程進行了訪問式調查。通過對土地補償、就業、社會保障、觀念等問題的滲透式了解大體把握了承德地區失地農民的市民化進程和相關問題。本文將從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進行闡述。

1.失地農民的經濟條件狀況簡述

承德地區的城鎮化進程較早，到目前為止很多農民在城市環境或者類城市環境中生活了十幾年，在這十幾年的歷史變遷中，很多農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觀。甚至還有“市民化”的農民對當前經濟條件表達了自己不滿，描述說甚至還不如再回到以前。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受征地補償、就業、社會保障三方面的制約。通過走訪，很多農民反映置地補償的費用較低，而且到位不及時。而在拆遷過程中，這部分征地補償不能即時應用，很多農民必須為此付出額外的成本。就業條件，承德是我國聞名的避暑圣地，造就了承德地區的旅游勝地的地位。然而失地農民職業定位卻很不穩定，職業虛化造成了很多農民雖在城市中生活卻獨立于城市職業體系之外。很多農民往往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今天干一天撐死，明天閑一天愁死。就業前景不容樂觀。社會保障功能的不健全也造成了承德失地農民的經濟窘境。“農轉非”后的農民失去了土地保障，社會保障成為他們維系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在城市中生活的農民卻不具備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福利和權利。

2.失地農民的身份認同現狀概述

在我國每個人都有身份證，身份證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相同的，但身份這個詞卻有很復雜的社會因素。身份有時候更象征著社會位置的認可和承認。承德地區的失地農民的身份認可曲折而多桀。戶籍身份與所得到的權益不匹配，是失地農民身份認同的最大的問題。其次，權益的差異造成了很多農民對戶籍身份的排斥和抵觸。另外城鄉生活的各種文化因素嚴格來說確實是不同的，巨大差異性文化特征，造成了市民化的農民與城市文化契合度極低。城鎮化速度的推進，拉近了城鄉的距離，但某種意義上市民化的進程卻遠遠的脫節于城鎮化。這種差異性是很多農民難以接受的。

三、承德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瓶頸分析及相關對策。

農民的市民化已經進行了十幾年的時間，在他們身上已經有了一些市民的影子。然而總體上來說，城市中的農民市民化還存在許多的問題，如經濟條件不足，身份認同障礙觀念落后等問題，這些問題讓他們一直處于一種非市民非農民的尷尬境地。根據前文對市民化現狀的分析，筆者認為市民化的瓶頸主要集中于以下幾點：

1.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或者缺失，導致了失地農民的經濟條件的下降

2.農村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的影響，造成了失地農民在城市生活中的錯位

3.社會責任的缺失和原市民對失地農民低包容度造成失地農民難以契合進城市生活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市民化的對策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進行：首先要建立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耕者已經失其田了，失田的前提就應該建立在原有權益得到保障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土地流轉的程序要進一步科學化合法化。流轉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農民耕地的使用情況，還要考慮農民進城生活的成本。另外對于不法的土地流轉要在法律層面進行界定，并加強打擊力度。其次，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為失地農民的生活鋪好路。第三，要出臺行之有效的就業制度，職業的轉換是農民角色轉換的最重要的一環，只要職業穩定了、城市化了，經過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農民才能真正的城市化、市民化。第四對失地農民的文化、理念的現代性教育，從失地農民自身的角度，來改變影響市民化的心理和觀念。第五，充分發揮城市社區對失地農民生活的影響，從生活細節上關心失地農民，幫助失地農民，促進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進程。

四、結束語

城鎮化是我國向現代化進軍的必經之路，失地農民的市民化也是農村工作中的重點。我們應該正視市民化中出現的問題，拋棄畏難情緒和應付心理，將失地農民的相關工作做好，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保障國家建設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黨國英.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現狀思考[J].中國土地，2005（2）：47.[2]李斌，段蘭英.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身份認同[J].石家莊學院學報，2008，10（2）：9.[3]劉先莉，蔣志強，張雪梅，劉志強.失地農民市民化中角色轉換問題的思考[J].安徽農業科學，2008（8）.作者簡介：高麗君（1979-02），女，漢族，河北承德，研究生，講師，經濟管理。

第五篇：＊＊村“星級化”創建推進情況

西慶村“星級化”創建推進情況

為進一步加強農村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建設，提高科學化、規范化管理水平，切實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推進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戰斗堡壘作用，根據縣、鄉黨委規范基層黨組織和星級化創建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和工作要求，西慶村黨總支按照村級組織星級化創建工作計劃的要求對照星級評定標準開展了如下工作：

（一）領導核心星

村黨總支班子健全,搭配適當，由工作隊隊長任西慶村第一書記，村“兩委”班子成員堅強有力、分工合理、團結和諧。在村第一書記的領導下，能夠帶領團結村委完成上級交辦的各項任務。具備了較強的政治素質、管理能力、致富技能和開展群眾工作的本領。村黨組織核心作用發揮好，黨組織活動正常，按規定開展“三會一課”。按照行政村1:3比例，我村共有3名后備干部，培養書記后備力量1名，副職后備力量2名；共有2名到村工作大學生，新招聘1名大學生，為政府購買崗。發展黨員工作規范，黨員年齡、文化結構不斷優化。按照“20

3”黨員發展要求，目前向黨組織遞交申請書16人，培養入黨積極分子7人，發展對象5人，預備黨員4人。在培養工作中堅持黨組織書記、委員必須聯系培養2-3名入黨積極分子，做到堅持政治標準，成熟一個，發展一個。

（二）先鋒模范星

村“兩委”班子高度重視，在第一書記領導下，精心組織安排部署，扎實開展服務型黨組織建設，依托現有村級陣地，構建黨組織和黨員服務群眾的綜合平臺，全面提升農村黨組織服務群眾、為民辦事的能力。

一是圍繞總目標，強化學習。

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各項方針政策和縣、鄉黨委維護社會穩定措施要求，打好維穩“組合拳”，村黨組織班子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勇于開拓，大膽創新，完成上級工作任務不打折扣，除規定的宣講內容外，根據工作實際選取村干部和黨員急需的內容進行培訓學習重點對十九大精神、新《黨章》、《條例》、《準則》的學習。全面落實了每周的農牧民夜校，內容包括國家政策、法律法規、農業科技知識及惠民工程、充分應用遠程教育播放黨員、干部、群眾急需的知識。開展各類討論、撰寫心得體會等形式的主題會議，對學習效果進行檢驗，以達到學有所用的目的。

二是貫徹總目標，強化作風建設。

班子成員能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具有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堅決抵制“四風四氣”，關心群眾疾苦，維護群眾利益，帶頭勤勞致富，帶領群眾共同致富；修訂完善各類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重點強化對“三會一課”制度的堅持。嚴格落實村干部小微權利清單，對照5大類44項權力清單逐項分析，履行，并適時在黨員大會、村民代表大會上進行述職，接受黨員、群眾的監督、問詢。

三是落實總目標，強化黨員隊伍建設。

黨員、村干部能夠在關鍵時刻發聲亮劍，村干部、黨員隊伍中無違反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法規現象，堅決與“三股勢力”作斗爭。無職黨員設崗定責面在80%以上，并能履職盡責，先鋒模范作用發揮明顯。強化對黨員八項權利、八項義務的教育學習，嚴格堅持三會一課制度，嚴格組織生活制度，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不斷增強黨的先進性意識。組織黨員積極參加村級組織生活，對不積極參加組織生活，不履行黨員義務，不完成組織分配工作的黨員及時進行談話提醒，對情節嚴重的黨員進行組織處理。嚴格落實無職黨員設崗定責制度。根據黨員自身實際情況，按照黨員自行認領崗位和組織分配崗位相結合的原則，簽訂“無職黨員設崗定責承諾書”；對外出務工的流動黨員，由各村黨支部結合其實際情況定崗定責。同時，無職黨員定期對工作履職情況向黨組織匯報，及時反映發現的各類信息。

四是充分發揮“四老人員”的傳幫帶、宣傳教育群眾和模范帶頭作用。

宣傳發動身邊的人積極參與村上各項活動及村級事務管理。發揮“四老人員”豐富、先進的工作經驗，向黨員干部樹楷模、立標桿，帶動年輕干部做好村級事務。利用“四老人員”政治立場堅定、熟悉社區民情、群眾基礎好、威信高等優勢，發揮“四老”人員信息員的作用，積極組織“四老人員”參與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工作中去。結合“四老人員”地熟、人清、眼廣等自身優勢，充分發揮“四老”人員監督作用，對村上各項事務進行監督，提高基層組織服務能力。落實黨員民主評議制度，制定并落實黨員管理辦法和不合格黨員處置辦法。組織黨員群眾全員發聲亮劍、堅決同“三股勢力”作斗爭，表明立場和態度。

（三）民族團結星

深入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月主題活動，以“三個離不開”、“四個認同”為重點，在村民中開展形式多樣的民族團結宣傳教育和各民族“結對子、交朋友、認親戚”活動，在駐村單位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牽頭下，在西慶村開展“民族團結一家親”主題活動，引導各族群眾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同時對村上團結關愛人員及其親屬，按照分類定等情況做到見面、見思想，不斷提升對教育培訓的認識和理解程度，在生產、生活上給予物質、資金的幫助，逢年過節到家中進行慰問。目前西慶村民族團結工作成效明顯，各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樣緊緊的抱在一起。

（四）和諧穩定星

嚴格落實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始終把維護穩定作為首要政治任務，全面落實區、州、縣、鄉黨委有關維護穩定的各項決策部署，嚴格落實“四知四清四掌握”，村干部、駐村工作隊、警務室民警等“三位一體”和流動人口管理“369”、“123”工作機制，充分宣傳、發動群眾參與群防群控，建立人防、物防、技防相結合的村級防范機制和防控網絡。對本村的刑滿釋放人員、信訪人員、收教人員及流動人口底數清、情況明，嚴格落實“軌跡化”管控。積極開展平安創建活動，創建平安家庭。開展“去極端化”宣講活動，積極推進“去極端化”，“三股勢力”的滲透。組建村級應急分隊。廣泛發動群眾，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建立了由村干部、村黨員、聯戶長、村民組成的20人村級應急分隊。村文化室安裝了防爬刺、11路監控設備、門禁系統等，做到了人防、技防、物防全部到位。為廣泛發動群眾，構建群防群治體系。在村醒目處設立了檢舉獎勵辦法的大宣傳牌1個，結合走訪入戶，深入田間地頭向村民宣傳吉木薩爾縣檢舉獎勵辦法和掃黑除惡工作，并發放宣傳單共計1000余份，設立掃黑除惡舉報箱1個，將檢舉獎勵辦法錄制成音利用鄉村大喇叭進行廣泛宣傳。通過落實總目標，西慶村黨組織對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認識到位，始終把維護穩定作為首要政治任務，廣大黨員群眾對“三期疊加”維穩形勢、“維穩不分南北疆、不分重點非重點地區”、“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區、沒有與穩定無關的部門、沒有與穩定無關的人”以及反分裂斗爭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的理解深刻，維穩措施落實到位，本村沒有出現任何影響穩定的事件。

（五）增收致富星

認真貫徹落實各級黨委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積極組織開展農牧民夜校學習，結合本村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對農牧民進行學習培訓。以入股分紅的形式，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利用整村土地流轉增收模式壯大村集體經濟。全面開展“三資清理”工作，清理陳年舊賬。通過和綠鑫祥農牧科技有限公司（慶欣養殖合作社）合作，以入股的形式投入企業，年底進行分紅，目前已入股20萬元，每年為集體增加4萬元的收入，初步解決村集體無錢辦事的問題、逐步壯大村集體經濟,2020年5月22日收壯大集體資金利息14萬元。

（六）能力提升星

加強村干部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村干部業務素質。村干部文化素質明顯提高。班子成員中45歲以下村干部有2名，均達到初中以上學歷，有1名大專文化程度的村干部。認真組織實施村干部素質工程，落實村干部分級培訓計劃，采取走出去培訓和請進來培訓相結合、理論培訓和實踐培訓相結合、遠程教育與學用培訓相結合的辦法，實現村干部培訓全覆蓋。截至目前，我村有1名村干部參加了昌吉州在奇臺縣半截溝鎮腰站子村舉辦的培訓。重視黨員科技培訓，不斷提高黨員“雙培雙帶”能力，90%以上的黨員掌握1-2門實用技術和致富技能，黨員致富能手達到90%以上。黨員科技示范戶占黨員的70%以上，生產經營能手占到了70%。

（七）管理民主星

制定并落實村黨組織、村委會、“兩委”正職、副職工作職責和“小微權力清單”，建立重大事項聯席會議制度、村民代表和村民表決制度。村級黨務、村務公開和“四議兩公開”等村級民主制度，制定完善村規民約等配套制度，凡村內重大事項都要經過村民代表或村民大會表決通過，保障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監督權。成立村民理財小組和村民議事會并發揮好作用，認真抓好理財、用財和財務監督制度建設，落實好“村財鄉管”的規定，嚴格開支審批程序。2020年重點開展了以村干部小微權力清單為抓手，制定實行了村干部勤政廉政十條規范及村級財務“十個不簽字”制度，整理了村干部關于基層黨建、社會事務管理、財務管理等方面的權利清單5大類44條，同時針對小微權力梳理出風險點和控制點，推行首問負責制、限時辦結制、一次性告知制、服務承諾制等制度，村干部輪流值班，實現全天候服務，最大限度方便群眾。通過實行小微權力清單，明確了村干部的職權范圍，約束了村干部的行為，強化了監督約束機制，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規范了陽光村務，做到了讓村干部清清白白，讓村民明明白白。

（八）村容整潔星

對村委會辦公場所和群眾活動場所進行硬化、亮化，各功能室配套設施健全，發揮作用好。定期組織黨員、積極分子、十戶長定期開展主題黨日+活動，對居住區環境衛生進行整治，在居民點增設垃圾箱，改善居住環境。已完成4個村民小組居民點的道路硬化、4個村民小組共安裝了25盞路燈亮化工程，方便村民出行。為保護生態環境、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以項目為支撐，積極申報各類項目、改善村整體面貌。四戶地村民小組向縣農業農村局申請了30個小垃圾箱，已安置完畢，有效改善垃圾亂堆現象。

（九）村風文明星

開展文明村、文明戶創建活動，村民愛國、守法、誠信、明禮。按照“文明村”創建標準，積極組織開展“十星文明戶”、“好媳婦”、“助人為樂”、“孝敬老人先進個人”等評選活動，擴大創建工作覆蓋面和知曉率，形成全員參與格局；加大對村民愛國、守法、誠信、明禮宣傳教育，做到有宣傳、有版面。制定和完善了《村規民約》，并在文化室外進行公示，樹立節儉新風，婚喪嫁娶不盲目攀比，杜絕大操大辦、奢侈浪費。開展科普知識宣傳教育活動，結合農牧民夜校，邀請專業人士進行講座，積極推廣新品種，提高生產科技含量。結合不同的節點，組織開展各類文體活動、志愿者服務活動20場次。.（十）清正廉潔星

建立健全各類監督機制，確保村務財務公開透明。每季度按時公布財務公開，規范公開內容、提高公開透明度，重點對村級財政轉移支付專項資金的使用情況、財務收支情況、村干部工資發放情況以及各種債權債務情況等進行公開，接受群眾監督。每季度組織開展1次廉政文化宣傳教育活動，組織黨員干部學習《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增強黨員干部廉潔自律意識。為確保村干部行使權力的公正性，進一步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梳理了村干部小微權利清單5大類44條。公開內容上，做到村級權力清單內容、規章制度、運行程序、運行過程、運行結果“五公開”，先后公開村集體大額資金使用、土地流轉、低保戶評選等村級重大事項5次，接受群眾監督，讓村干部清清白白，村民明明白白。扎實開展村干部涉農惠民事項、執行政治紀律、廉潔紀律情況申報清核工作，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推動了我村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

慶陽湖鄉西慶村黨總支

2020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