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社會實踐報告

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解決勢在必行，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涵義已及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著講發展趨勢。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

參考許多學者的綜合調查，個案研究，本文對農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說明：一是指具有農村戶口，并且擁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農產業領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來源是打工收入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二是指原籍為農村，失地后成為市民靠打工收入為生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基本特征有：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在農村擁有少量土地的經營權，但也有一些農民工已經出租甚至轉讓了對土地的經營權；并沒有擺脫幾千年的“農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產業工人外表的“農民”。

現階段我國的農民工大體上包括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由于城市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兩個方面。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分為兩方面：異地轉移，從相對落后的農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轉移，直接在鄉鎮企業工作。

市民化是一個社會學術語，它既指地域空間的轉移、從事職業的轉變，也強調在轉移、轉變過程中，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接受現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轉化，從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過程。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已經在城市非農產業領域工作的“農民”，在行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層涵義:一是徹底擺脫束縛他們自身的農村和土地，結束這種城鄉間、農業和非農業間的游離狀態；二是獲得城市戶口并享有各種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擁有相對固定的職業和住所，主要收入來源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四是在精神層面如：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現實途徑。

改革開以來，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勞動力以成為城市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他們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們的工資要遠遠低于城鎮居民。他們的醫療、社保等問題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仍然很嚴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也是屢見不鮮。面對這些困難，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高農民工知識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享有城鎮居民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現實困境。

2農民工市民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橋梁。

三農問題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農民。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現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條件。因此，只有解決了農民工問題才能更好的解決三農問題，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解決奠定基礎。同時由于我國長期處于二元管理體制之下，城鎮居民享有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基本保障。他們不用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發愁。而農民則不同，在我國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廣大農民群眾只得自己承擔這些費用。而他們又被束縛在土地上，經濟收入甚微。這就造成了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拓寬就業渠道，提高知識文化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

3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動農業、農村的發展

隨著我國戶籍制度的開放，無數青壯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經營成為他們的的兼職，大量土地被閑置。然而，由于他們農民身份的固有觀念，他們又不愿意完全放棄土地。因此，土地長期處于荒廢或半荒廢狀態。土地的無人經營嚴重的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允許那些進城務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并建立起相應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和承包經營權的轉讓機制，這樣就可以將閑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同時，長期在城鎮工作的農民轉化為市民，不僅有利于農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應地減少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擴大消費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國際市場風險的加劇，各國外貿出口的難度加大，我國也相應的轉變政策。國民經濟的增長由原來的投資、出口轉變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其中消費的重要對象就是農村的消費。然而，由于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們在城市從事的又是工資水平較低的工作。即使是這樣的工作卻仍然不具有一定穩定性。最重要的是他們不享有城鎮居民的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這就決定了往往會吝于消費。他們每天只會進行必要的支出，消費水平低下。據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顯示，2007年農民工消費的傾向僅為35：91%，比同期城鎮居民消費傾向要低40%多個百分點。如果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增加他們的收入，解決他們的養老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問題，那么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工也會相應的增加消費投入。又由于教育、醫療等后顧之憂的解決，會進一步增強他們的消費傾向，逐步接近并達到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因此說，城鎮化為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

三、城市化進程中推進農民市民化的途徑和政策

1、轉變觀念，走出認識誤區。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推進農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對農民市民化的認識是消除認識障礙的有效途徑。各級政府部門首先要改變觀念，從戰略高度認識到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強化制度創新，優化制度環境。對進城農民實行什么樣的政策措施，直接關系到進城農民的待遇安排，影響農民市民化的程度和發展趨勢。建立能夠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專門負責和協調處理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有關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應該是變“堵”為“疏”，以積極的態度，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農民自由流動又能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穩定的推進農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農民市民化障礙的根本出路要強化制度創新，以有利于促進農民與城市社會的融合及向市民轉化為目標導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確立新的正式制度，使農民市民化真正獲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建設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條件。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的外部條件改善離不開國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投入和協調組織來解決。公共政策覆蓋農村，是十七屆三中全會《 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措施。

4、加強教育和培訓，著力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農民能否變市民，還取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知識和能力的整體素質狀況。無論是進城務工，還是就地發展，素質都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可以這樣說，沒有農民素質的提高，就沒有農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清除信息障礙。獲得就業，特別是處于準市民階段時獲得非農業就業，對于農民市民化尤為關鍵。農民失去土地又沒有職業，將會以有限的土地補償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經濟基礎。農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農民就業的市場化、非農化和充分化，順利實現就業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來源，加快其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和市民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總之，城市化并不簡單地等于城市的攤子擴張，也不簡單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城市化還有更深的內涵，城市化，歸根到底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際關系及新的精神生態。城市屬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擴張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標。而從農民變為市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和系統的工程，它絕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轉變，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和轉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長期努力，統籌城鄉，抓住關鍵環節,穩步有序推進，協調發展。當然，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地統計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農民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要適應城市的要求。當農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農民市民化才是有意義的。

第二篇：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對舊問題的新探討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是現代社會結構變化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所謂農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的推動，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其身份、地位、價值觀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加快農民市民化,不僅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 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一、含義解讀

研究農民向市民轉化，首先要界定農民和市民涵蓋的具體范圍。

可以從不同角度對農民角色進行界定：從居住空間角度看，農民指居住在農村的人(農村居民、農村總人口)；從戶籍角度看，農民指擁有農村戶口的人；從所有制角度看，農民指與公有制土地聯系的集體農民；從職業角度看，農民指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或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者。西方學者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是單一產業，“農民”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由于其職業的穩定性而相對固定不變。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學者認為“市民”一詞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權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權利的社會成員。[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市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農村；第二，產業特征：從事非農產業，收入也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第三，戶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戶籍；第四，意識、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與城市文化相連。

由于農民與市民在地域、職業、戶籍、意識行為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決定了農民向市民轉化絕不是簡單的農民戶籍制度轉變和居住地區的變化。它還涉及到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與市民接軌的一系列的轉化，是個復雜的過程。這些轉化主要包括：一是生產方式的非農化，即由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向非農產業轉化；二是生活空間城鎮化，即由主要居住在農村轉為長時期居住在城鎮；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居民接軌、融合。一般來說，農民市民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內在素質市民化，二是外在資格市民化。內在素質市民化指有關市民生活意識、權利意識(多層的權利)的發育及行為的變化等內容；外在資格市民化，則更加偏重的是職業和身份的非農化，其中涉及戶口及附帶的福利保障，是完全變農民為市民的一個結果。

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也是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階層。農民市民化不僅是農民實現自身身份、社會角色和職業方面轉變的過程，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指出，我國未來50年內必須年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現代化。在2050年之前，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0%比70%，轉化為至少70%比30%，這意味著只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進農民市民化至關重要。

二、理論解釋

關于農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人口學分別有不同的話語系統。從國外來看，理論上對農民市民化進行解釋的角度可以概括為：城市化與城市發展角度、人口遷移角度等。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的觀點分析農民市民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瑟姆的城市發展進程“S”曲線理論和哈里斯——托達羅的收入預期理論。從人口遷移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論包括：推—拉理論和人口學家E·G·拉文斯坦總結的人口遷移規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遷移流動的遞進趨勢、遷移傾向存在地區差異和性別差異以及遷移的動機。唐納德·柏格等人從宏觀上分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經濟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說，認為人口遷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另一種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和貝克爾把遷移行為作為個人的一種經濟投資過程來看待，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來解釋人們遷移行為。

社會學領域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的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涂爾干有關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研究、梅因關于“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對立的研究、齊美爾對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關于“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關系的分析、韋伯關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對立的闡述、帕森斯關于五種模式變量的分析、雷德菲爾德關于“俗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分析等等。還有一部分社會學家對農民市民化的背景與具體內容進行重新闡析。吉登斯曾對傳統的轉變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對所有從傳統活動場合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群體而言，存在著多元的生活風格的選擇。英克爾斯、沃爾岡夫等則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特性轉變進行了具體論述。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等也都對農民的市民化轉向的現代意義和風險形成、應對進行了論述。[3]

從國外的這些研究資料中可見，從城市與城市發展角度和人口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農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會學更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和個人的變化。

國內部分學者主要對農民市民化的動機和影響因素做了探討。從社會背景來看,農民進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體制轉軌創造了流動發生的制度空間；社會轉型創造了流動得以迅速擴張的就業空間。有學者指出，從鄉到城的人口流動的選擇性有其必然性，農民進城不完全是因為勞動時間的剩余，根本上還是因為城鄉在就業和生活上有著明顯的比較利益反差。進城的未必全是所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可能是農村現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質的青壯年勞動力。還有學者提出農民進城的最大動力和不懈追求在于為了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

三、政策壁壘

現在有一些專家學者把阻礙農民市民化問題的癥結都歸咎于戶籍制度。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說，戶籍制度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成為了農民市民化政策壁壘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從現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來看，戶籍制度僅僅是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區別開來，而真正反作用于農民市民化的其實是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

（一）傳統思維觀念是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壘根源

長期以來，人們思想觀念上受城鄉對立與體制上受城鄉分治的影響很深。因此，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城市居民對農民進城就業、推進農民市民化認識都不夠深刻，遠未從戰略高度認清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和戰略意義。部分政府官員對農民進城存在兩種擔心：首先是擔心“城市病”問題，怕農民進城會帶來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社會治安惡化等不良反應；其次是擔心擠占城市職工就業崗位問題，從而加劇城市勞動力供求矛盾、影響城市職工就業。城市市民對農民進城也表現出相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臟活、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會搶奪城市人的工作和就業機會，再加上農民工文化素質低，犯罪率高，讓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觀念的影響和制約，造成了市民對農民歧視，城市對農村的排斥。而市民這一強勢群體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民的歧視，又必然會強化政府官員的觀念，從而促使其設置政策壁壘，阻止農民市民化。

（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標志

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管理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象征，曾經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極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將農民禁錮在鄉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門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企業用工時的第一條件是具有當地城鎮戶口。即使是已進城多年改變了職業身份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體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對縮小乃至取消這種差別，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近年來廣大農民呼聲很高，特別是農民工與失地農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實際的需要, 要求日益強烈。對此，各地政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戶籍管理有所松動，但力度很小，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仍然堅如磐石，與農民市民化的要求極不適應。

（三）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為了確保農村的穩定，黨和政府曾實行了集體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不準土地自由買賣、自由轉移，在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問題是管得太死，這樣承包的小塊土地在成為農民“保命田”的同時，也成為套住農民、使之離不開的“根”，難以脫離土地。在以土地套住農民、目前進城就業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條件、城市社會保障又覆蓋不了進城農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別是在城市建設征用土地過程中，建設用地單位往往利用現行土地征用政策，“積極”擴大用地面積，千方百計壓低經濟補償，“消極”對待失地農民身份轉換、生活保障等要求，導致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懸空，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情緒。

（四）就業政策嚴重阻撓農民向市民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政策，農民在失地后轉為國有企業工人身份，同企業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在轉軌的初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無法將失地農民大批量地“塞”進企業，便采取了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的貨幣一次性安置的辦法。征用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的損失。這種補償從道理上講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用標準不統一、費用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就業培訓滯后、安置短期性等問題，無法保障失地農民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無法確保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使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就業與創業、社會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續性的保證。而一些城市受國有經濟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壓力，開始實行反失業政策，通過經濟、行政、輿論等手段，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如兵役制度規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滿后可在城市安置就業，而農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業政策的影響下，一些企業招聘工人時，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農村，先市內、后市外”。在精簡人員時，首先清理農民工、臨時工等，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

（五）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缺乏城市歸屬感

目前城鎮居民普遍享受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等5 項法定保險。而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和失地農民卻被排斥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工傷保險、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農民工的工資較低，僅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無力從工資中拿錢來繳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醫療保險；農民工的流動性大，跨省流動與社會保險屬地化管理形成尖銳沖突；農民工大都從事臟、累、險、差的職業，工傷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嚴重制約了人口的正常流動。而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時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旦有限的補償費花光用盡，今后生計將失去保證，“生老病死”更加難以解決，又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六）教育培訓制度的不對等，使農民對未來缺乏信心

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6%，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占9.1%。[4]農

民的文化素質低下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業，還影響進城農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們難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為了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能力，國家于2003年10月頒發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但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如果脫離農村基礎教育，只停留在短暫的勞動技能培訓上,那么，這種短視行為無助于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素質。而在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村辦小學，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證，辦學資金來源于村集體及村民，辦學規模小、條件差。特別是在對待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地區為保障城鎮適齡兒童的優先入學，有意提高農民子女入學的門檻，公辦中小學對農民子女實行額外收費制度，一些地區甚至強行關閉了打工子弟學校，致使大批進城農民子女淪為新一代的“文盲”。

四、幾點建議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對具體研究內容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選擇，如研究農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市民化。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研究農民的惰性心理、封閉內向的心理、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宗族觀念等向現代市民方面的轉型；研究農民的生活從散漫化、無序化走向條理性、規范化，人際交往的血緣與地緣傾向轉向業緣傾向，交往方式從直面交往、長期交往為主轉向間接交往與霎時交往為主，等等。此外，還可以研究農民的市民權利與新市民的政治參與：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利，進行充分的利益表達，同時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事務，承擔市民的政治參與角色。但是，無論我們對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何種選擇，在市民化的進程中,有幾個基本判斷和相關的具體問題是值得一提的。

（一）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農民的傳統超越問題

從傳統農民的角度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其實是一個農民超越傳統、獲得現代潛質的過程。在研究市民“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難題是農民在市民化進程中必須超越的。第一，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同質化傾向。由于農民交往對象的同質性較強，多是一些擁有相同信息與資源的親戚、鄰里，這些同質化的強關系網絡不具有利用價值，因此信息滯后將會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社會關系網絡與關系資源如何重組，如何利用關系網絡進行市民化問題尤為值得研究。第二，農民的內部信任問題。中國“家本位”的思想傳統使農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原則。長期處于“差序格局”中的農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互動中的陌生人持著低信任的懷疑態度，對跨出狹小的生活圈與陌生人接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和本能的排斥。這可能使外界對農民的支持行為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農民工交往范圍也局限于同鄉與親戚內部，其關系網絡并沒有整體性的格局改觀，外部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關系鏈條沒有太多的增加，這影響了其職業流動與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必須主動采取措施引導農民，使之實現信任類型的轉型。第三，農民合作意識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長期處于威權制度體系下的中國農民，形成了對國家全面服從的心態以及萬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學，這使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形成跨血緣、跨地域的自發性互助社團，對組織自治團體的必要性也完全沒有察覺，對通過自發團體訴求其正當權益、尋求發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議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市民化過程中,讓農民學習合作意識、形成具有內聚力的自發性自助社團、主動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等，將成為決定農民市民化前途的關鍵因素。

（二）農民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農民的關系

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通過考察市民化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的變遷，可以證實或證偽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現存假設。同時，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一個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實現革命性變遷的歷程。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多種視角來進行透視譬如從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實現能力及其實現渠道的角度，來看政府與農民、新市民關系的變遷；考察市民化進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變化及基層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諸如征地補償費之類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考察農民在市

民化過程中如何將自身的社會本土性資源與國家社會、市民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網絡結合起來；探討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狀況等等。從結構、制度、網絡、個人以及事件過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視角對農民市民化問題進行全面解讀，可以在相關的領域得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為正確處理市民化進程中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三）農民市民化的重點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適應性

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將會經歷文化震驚、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適應直至文化創新的過程，才會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隨著戶籍制度、農民工管理保護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這類問題將會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現出來。其中問題之一是新市民中農民精英的流動問題。在農民市民化后,農村中剩留人員中精英階層的組成狀況、農民在轉變成市民后是否會出現新的統治精英、經濟精英；精英階層是在進行世代的延續，還是被新的社會向上流動而更新；各種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問題，將會為社會階層研究提供新的探討焦點。二是自主空間的維護與利益表達。作為新市民，農民在市民化后必然會在生活方式、工作選擇、權利待遇、休閑娛樂等領域處于顯性的或潛在的不利境地。他們必將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來加以應對，并對不公平的社會待遇進行抗爭。爭取屬于自己的私人領域或公共領域，并使群體利益表達的渠道保持暢通，這其中涉及到諸如市民社會、公民政治權益等其中的具體研究內容更是紛繁復雜, 需要我們長期關注并逐步解決。

參考文獻：

[1]“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市民化研究”課題組.農民市民化的趨勢與國內相關理 論學派的主張[J].經濟研究參考，2003，（5）.[2]楊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4.[3]鄭杭生.農民市民化：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主題[J].甘肅社會科學，2005，（4）.[4]陳鳳秀.農業部科教司陳鳳秀副司長在陽光工程項目管理培訓班上的講話[Z].2004.

第三篇：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摘要】農民市民化是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而產生的農業人口城鎮化的一個現象。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根據我國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為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

1.前言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建設新型城鎮化的重大任務之一，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核心，同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偉大“中國夢”都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城鎮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世界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是不經過城鎮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

所謂城鎮化，就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農業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從而使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城鎮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歷史過程。

據有關資料顯示，一段時間以來，通過對“三農”問題的深入調研，發現有的地方把解決“三農”問題看成是“農民進城當市民”的問題，因此采取了諸如讓農民交出土地以供開發、讓農民舉家進城打工等方式，所引發的城鄉之間的“移民潮”問題此起彼伏，給城市治安管理、交通運輸、文明建設、就業分流等帶來了壓力。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有關統計顯示，該廳受理的反映有關農村問題的群眾來信，主要集中在“補償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據有關調查，目前因征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顯而易見，農民市民化乃至解決“三農”問題，絕對不是“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那么簡單。

2.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

2.1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并堅持規模適度、增強特色、強化功能的原則，統籌安排城鎮各類資源，綜合部署各項建設，協調落實好工業、商業、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環保和公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項目，完善城鎮功能，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是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有專家指出：“不應過度夸大‘撤鎮設市’（即‘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鄉鎮要切實改進工作作風，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上，重點解決好鄉鎮同樣面臨的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促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城鎮產業支撐，加速經濟轉型等。只有這樣力戒空談、不務虛名，才能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

2.2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

習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國人大陜西代表團審議時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圍繞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促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格局”；“改革開放我們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功不可沒，要很好地總結；同時我們進入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還要在‘三農’問題上著力推動。”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深化農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對一些長期以來議論較多但始終沒有觸及的問題有了明確提法，對一些過去雖有涉及但意見并不明確又事關重大的問題有了突破性、開創性的改革意見，在理論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決定》以賦予農民更多權利和利益、以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明確提出了“三個賦予”、“七個允許”、“四個鼓勵”、“五個保障”、“六個推進”、“五個城鄉統籌”等的農村改革任務和舉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2.3有效解決城鄉二元結構

《決定》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歸納起來，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論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賦予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向農業企業流轉，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等。

這些重大論斷和政策突破，必將對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3.農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決定》明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r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為推進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農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堅持兩腳走路的方針：

3.1.1是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3.1.2是把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

3.2理解兩腳走路的方針，注意把握好幾點：

3.2.1是“進城”概念，不是“進都市”概念，而應重點放在“城鎮”；

3.2.2是依照循序漸進，即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轉移。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要點，在于必須建立完善相應體制機制。

3.2.3在戶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或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為戶口登記基本形式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

3.2.4要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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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城鄉結合部農民市民化調查

城鄉結合部農民市民化調查

隨著城鎮化快速發展，過去以從事農業生產、在農村居住和持有農村戶口為特征的單一傳統農民正在逐漸分化為不同農民群體，他們在戶籍、就業、居住、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差異不斷擴大，利益訴求高度分化。

部分近郊農民為何在城卻不轉戶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體系是和相應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導致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戶籍含金量差別明顯。從對已實施戶籍改革的重慶市轉戶農民情況分析，農民轉戶取向既受自身經濟條件、鄉土情結影響，也與對更高水平社會保障、教育資源等的追求有關，農民選擇性進城傾向明顯。

記者采訪發現，城鄉結合部農民選擇性進城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城鄉利益關系正發生深刻調整。城鎮戶口附著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含金量相對弱化，而農村戶口含金量在增加，這導致農民轉戶選擇更加理性和現實。在地處重慶主城區的沙坪壩、九龍坡、江北等地一些近郊農村，農民轉戶意愿要明顯低于其他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發達，農民甚至可以比城鎮居民更高的福利待遇。

在九龍坡區華嚴鎮共和村，自1985年創辦村集體企業以來，經過近30年積累，村集體資產超過1500萬元，有的村民家庭年均分紅收入超過3000元，村里五保戶、軍烈屬、老黨員每年還能從村集體獲得1000元生活補貼。村干部們說，村集體經濟發達，并且有收益分配，農民是不愿意退出集體成員權，來換取一紙城鎮戶口的。通常這些地區已融入城市圈，農民不但有穩定非農就業，還有來自村社集體收益分紅，誰愿轉戶呢？

在大中城市城鄉結合部，一面是不少農民不愿轉戶，另一面是不少已轉戶的群眾還想把戶口遷回農村。在東部某大城市近郊農村，記者先后走訪了10多個想要非轉農的群眾，這些人主要是原戶籍在農村的大學生、征地農轉非和進城務工經商并轉戶人員。李學鵬（化名）以前戶籍在農村，2005年外出讀大專時，將戶口遷往學校所在地。李學鵬說：我們農村學生讀大學或中專，要把戶口遷出去。現在家里土地越來越值錢，征地拆遷量很大。而政府征地時，自己已不能與同村農民享受相同待遇，一分錢補償沒有。

第五篇：農民市民化問題的思考

被征地農民保障與失地農民市民化問題的思考

——江蘇省失地農民的調查

徐元明

關鍵詞：政府征地農民保障失地農民市民化

內容提要因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失地農民群體的保障問題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是，各地出臺的有關被征地農民的保障方案，如提高征地補償和安置費標準、建立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實行留地保障等，都沒有跳出農村的框架。本文認為，農民市民化是不可逆轉的社會發展大趨勢，失地農民率先市民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必然要求，為確保失地農民的生活和就業，體現城鄉居民的公平國民待遇，必須以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看待失地農民，通過對失地農民身份進行轉換,即把農民變市民，將失地農民納入城市保障范圍，從制度上確保失地農民的長遠生計。

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加快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也改變了農民千百年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工業化、城市化造成的失地農民客觀上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促進了時代的進步。但是，現行的體制和制度，城鄉分割的格局，失地農民的基本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大量失地農民生活在城市的邊緣，成為“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農民”，在一些地方，失地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去年以來，土地利用和農民保障問題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把保障失地農民權益問題作為實踐“三個代表”的具體體現。各地政府開始重視失地農民的保障問題，紛紛采取措施，如建立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等，確保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目前各地出臺的有關失地農民保障的政策文件和具體措施，都仍然把解決失地農民問題放在農村的框架范圍之內，雖然農民的土地成為城市建設用地，而農民的身份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變。在就業、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待遇，筆者以為，為確保失地農民的生活和就業問題，體現城鄉居民的公平國民待遇，必須以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看待失地農民，通過對失地農民身份進行轉換，1即把農民變市民，將失地農民納入城市保障范圍，從制度上確保失地農民基本權益，這符合城市化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一、農民失地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工礦企業用地、城市規模擴張大量地占用農民土地。由于傳統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以及現行土地法規存在的缺陷，在土地的“農轉非”過程中，農民應有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失地農民的生計令人擔憂。

1、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被剝奪

我國的土地產權制度，是國家所有制和農民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式并存。《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城市市區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市郊土地，除法律規定以外，屬農民集體所有。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

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推進，公共設施和工礦企業用地大量增加。按照現有土地法規，農村集體土地不能轉變為非農建設用地。于是，各地不論何種投資主體搞建設，都首先將農民集體所有土地以征收方式轉制為國有土地，遠遠超出了“為了公共利益”的范圍

統計年報資料表明，1979～1996年江蘇省各年份經批準而減少的耕地，加上未經批準而實際已占用的耕地累計600萬畝左右，年平均占用35萬畝①。“九五”期間，江蘇非農建設用地年均為20萬畝左右。2002年，全省申報用地面積54.89萬畝，批準用地面積37.18萬畝，實際用地面積23.71萬畝，其中農用地轉用面積19.14萬畝。這些轉變為建設用地的農用地主要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1986年末全省耕地面積合計6886.18萬畝，屬于集體土地面積6716.84萬畝。至2002年底，耕地面積為7357.5萬畝②，其中村組集體土地5053.91萬畝，占土地總面積的31.56%，占耕地總面積的68.69%。與1986年③相比，全省農民集體土地面積減少1662.93萬畝，16年減少四分之一。

2、低價征用，失地農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侵害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土地是農民集體所有的財產。但是土地產權的轉讓，不是按照市場規則進行，我國現行的征地制度至今還是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模式，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強制性地將農民集體土地國有化，由此造成征地補償、安置費過低，失地農民的生活和再就業得不到有效保障。

首先是國家公共設施建設用地的土地補償費水平過低。一直以來，國家公共設施建設用地的土地補償費水平比較低。以交通建設用地為例，1995年滬寧高速公路土地征用補償費每畝5000元，1998年錫澄高速公路、新長鐵路等征用土地補償費每畝6000元，2001年江蘇沿江高速公路征用土地補償費每畝8000元。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征地補償與安置補助費標準也不高。據我們2003年的調查，江蘇省大多數地方給予農民的征地補償，包括土地補償費、青苗補償費、勞動力安置費、農戶地上附著物補償費合計2～2.5萬元。2003年12月19日江蘇省人民政府下發的《關于調整征地補償標準的通知》中，將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①

②

③ 凌啟鴻編著：《“吃飯”“與建設”—“兩區”的理論與實踐》，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江蘇省統計局編《2003年江蘇統計年鑒》江蘇省統計局、農林廳編《1986年江蘇省農業統計資料》記載，年末耕地面積合計6886.18萬畝，屬于集體土地面積6716.84萬畝。

費標準規定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10倍。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最低標準，一、二、三、四類地區分別為每畝1800元、1600元、1400元、1200元。即征地補償費每畝為12000～18000元。每一名需要安置的被征地農民，其安置補助費最低標準，一、二、三、四類地區分別為20000元、17000元、13000元、11000元。按人均一畝計算（江蘇的蘇南地區人均不足一畝），被征地農民人均補償費和安置費合計2.3～3.8萬元。

而就是這有限的土地補償費還要在社區集體組織和農民之間進行分配，農民能直接得到的土地補償金更有限。2003年我們在對失地農民的問卷調查中，問到你能直接得到的土地補償金額有多少(元/畝)時，高達40.4%的失地農民回答在5000元以下，回答5000-10000元者占10%，10000-15000元占16.1%，15000～20000元占10.9%，20000～30000元占13.5%，3萬元以上占9.1%。

④因工業化、城市化形成的失地農民群體面臨生存和發展的巨大難題。

二、市民化：失地農民轉移的必然選擇

因工業化、城市化造成的大量失地農民生計問題，已經引起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把保障失地農民權益問題作為實踐“三個代表”的具體體現。去年以來，江蘇、浙江、山東等省（市）紛紛采取措施，如建立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制度、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留地保障等等，確保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但是，受長期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目前各地出臺的有關失地農民保障的政策文件和具體措施，都仍然把解決失地農民問題放在農村的框架之內，雖然農民的土地成為城市建設用地，而農民的身份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變。在就業、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待遇。

筆者以為，為確保失地農民的生活和就業問題，體現城鄉居民的公平國民待遇，必須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通過對失地農民身份進行轉換,即把農民變市民，將失地農民納入城市保障范圍，從制度上確保失地農民的基本權益，這符合城市化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農民市民化是經濟發達的表現，是社會進步的象征，也是從根本上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必由之路。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有實現了農民市民化，才能最④ 230戶失地農民問卷調查分析

終實現現代化。

首先，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標志，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從18世紀中葉開始至20世紀中葉，在將近200年的時間里，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實現了農村人口的“城市化”。20世紀中葉，美國、英國、聯邦德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均已達到80%左右⑤。根據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國大陸人口總數已達12.69億,城市人口僅占到總數的36.09%。加速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這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客觀要求。在深化改革開放、推進科技進步的同時，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將為新世紀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提供強大動力。

其次，農民市民化是保障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和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表明：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現代化的核心支撐。據世界銀行專家估計，當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約

1.5個百分點。由于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巨大瓶頸”。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實質上是農民的市民化過程，未來20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加大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力度，大力推進我國農民的市民化、城市化進程，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我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再次，推進農民市民化也是黨中央新時期的一項重要戰略。十六大報告說得很明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加明確要求各地“推進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

雖然農民市民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但是，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較快的我國沿海地區，在大中城市郊區，加快農民市民化進程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因城市發展而失去土地的數千萬農民應該成為率先進城就業和定居的農民。

三、城市不愿接納失地農民的原因分析

為什么農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而依靠土地生存的農民卻不能市民化？其原因在于長期形成的觀念障礙和普遍存在的認識誤區。

1、觀念障礙。雖然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思路，要求“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到城鄉統籌，用城鄉統籌的發展思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格局。但是，我們的政府部門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長期形成的不正確觀念的影響，在實際工作中，在碰到具體問題時，仍然難以跳出“就三農論三農，就三農抓三農”、“以農言農”的傳統；在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進程中沒有真正改變重城市輕農村、重城市居民而忽視農民的傾向。這是失地農民不能市民化、城鄉不能統籌發展的重要原因。

2、認識誤區。一是認為把失地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政府財政負擔不了。首先，考慮失地農民的市民化問題是城市政府應盡的職責，是城市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內容；而對于失地農民來說，市民化是其應該得到的權利，無論財政狀況如何，城市政府都必須認真解決好失地農民轉變為市民的相關問題。其次，城市政府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強制性的低償占有農民的土地，又高價出讓，是按畝來征、按平方來賣的。出讓從農民手中征收的土地已經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⑤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4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 新華網北京3月4日電的重要來源。至2003年底，江蘇省實行有償使用的土地面積累計115萬畝左右，收取合同出讓金2041億元。僅2003年就出讓土地41.85萬畝，出讓合同金總額956億元，其中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土地平均每畝出讓價高達49.62萬元⑥。2002年，蘇州市獲土地出讓收入151.87億元，占該市財政總收入的52.22%；南京市獲取出讓金83.39億元，占該市財政總收入的57.88%。泰州市1996-2001年土地收益累計達20.3億元，成為城鎮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將失地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所付出的代價比起政府從農民土地上獲得的這個級差地租，以及土地使用單位（工商企業）每年提供的稅收而言，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二是擔心失地農民的市民化會影響城市人口的就業，影響城市失業下崗人員的再就業。表面看，農民市民化與城市原有市民的就業存在著矛盾，但是一個人是另一個人就業的壓力，同時也是另一個人就業的機會。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社會，必將為所在的城市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同時也為城市居民提供一定的就業機會。何況失地農民的數量是與城市規模的擴大成正比例的，基于城鎮規模效應的工業、建筑業及服務部門的快速發展，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人們還應該看到，農民具有吃苦耐勞的傳統習慣，進入城市的農民，大多從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臟活、累活、苦活和低報酬的崗位。同時，失地農民中只有一部分人需要就業安置，主要是從事種植業和家庭副業的農民。對蘇南昆山、蘇中海門、蘇北淮陰三地失地農民問卷調查顯示，50％應答對象在土地征用前在企業就業、外出打工和從事個體經營。其家庭成員在土地征用前從事的職業的非農化程度要比其本人高3個百分點。退而言之，作為一個地方的政府，不能只顧城市居民的就業，忽視農民，特別是因城市發展而失地的農民的再就業問題。

采取多種措施，多角度多層面地解決失地農民市民化中存在的問題，還失地農民一個新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依托之所，這是城市化進程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不僅不能把這個代價讓失地農民承擔，還要讓農民真正享受城市化帶來的成果。城市政府如果無視失地農民的基本利益，就必然會造成新的社會負擔，與城鄉經濟社會的快速與和諧發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三、失地農民市民化的推進策略

現階段失地農民主要是大中城市周圍的工業區、經濟開發區和城市規劃區的農民。失地農民的市民化可以先從城市規劃區內特別是建成區內的失地農民開始，這些農民雖然已經實現了居住地域的轉變，但是戶口沒有“農轉非”，在社會保障、勞動就業、居住方式改變、集體資產處置、社會組織型態轉換和城鄉文化融合等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整體考慮和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市民化問題，建立城市化與農民市民化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制度和機制已是現階段城市化進程中十分迫切的任務。

首先是戶籍的轉變。盡管一些城市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差異，建立以居住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穩定職業為戶口準遷條件的新型戶籍管理制度。但是，仍然存在著嚴格的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區別。只有獲得城市戶口的居民才能享受附屬在城市戶籍上的各種利益和粘附在戶籍關系上的各種福利待遇。因而，由農村戶口轉變為城市居民戶口是現階段失地農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加快社區管理體制的轉變。對大部分或全部土地已被征收征用的社區，要加快實現由鄉村體制向城市社區體制的轉換，建立相應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按城市社區的規范和要求進行統一管理。⑥ 2003年資料來源：江蘇省國土廳《江蘇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參閱文件之九》

三是建立失地農民的勞動就業保障制度。要按照城鎮下崗職工的模式，把失地農民納入再就業保障體系，讓他們享受城鎮下崗職工同等的優惠政策；保證失地農民在找不到工作時，能夠享受到城市下崗失業職工同等的社會援助。有關部門要把失地農民作為重點對象，納入到創業輔導體系中，在資金支持、人才培訓、項目推薦、信息共享等方面，幫助失地農民搭建創業平臺，提高勞動技能和再就業能力。大力發展對從業人員素質和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社區服務業，積極推行臨時工、鐘點工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擴大就業。對占用農民土地的單位，可強制規定必須為失地農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就業崗位，承擔一定的社會義務。建立就業援助和失業保險機制，勞動力年齡段內的失地農民(男滿16周歲未滿60周歲、女滿16周歲未滿50周歲)可申領城市失業證，就業援助證，享受城鎮居民同等待遇。

四是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從理論上說，城市建設所使用的資金屬于全體人民，當然也有已劃入城市圈內的失地農民的一份。現階段的關鍵是著力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和醫療保障問題。對因征地轉為城鎮居民、符合參保條件的失地農民，允許、鼓勵其進入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城市近郊區農民的土地被征用為城市建設用地，因而失去了土地為他們提供的就業和養老的保障，那么，征用農民土地的城市政府有責任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

要建立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參照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新人”辦法，采用政府、村集體、農民個人三者共同承擔的方式，建立失地農民個人帳戶，辦理社會養老保險統籌。要建立失地農民的醫療保障、救助制度，幫助他們解決看病難、住院難的問題。使他們老有所養，無后顧之憂。

對失地農民中的特殊群體，如未滿18歲的人員、“五保戶”，要建立相應的社保基金，做好保障工作。對收入過低、經濟困難的人員，要納入城市低收入保障范圍；

要取消失地農民子女的入學贊助費等歧視性政策，使失地農民子女在受教育上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要加大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和供應力度，確保因征地拆遷造成的困難戶能夠按政策購買經濟適用住房。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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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聯系地址：南京市虎踞北路12號，郵政編碼：210013，電子信箱：xym11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