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異地市民化的成本如何化解

農民異地市民化的成本如何化解？

如何鼓勵這些地區解決外來群體的市民化問題？ 我國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萬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萬元以上，中小城市為十幾萬元。今后20年內，中國將有近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為10萬元，為此至少需要40萬億-50萬億元的成本。如何解決上述成本？什么政策激勵最有效？其實建設用地指標是一個好工具，應該加強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聯動。

十八大以后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再繼續保持高速增長10年甚至20年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起點低，底子薄，基礎差，但需求也多，如果方向正確，其實也不難找到保持高速發展的增長極，而城鎮化則是一個關鍵的抓手。據研究如果我國以城鎮化作為發展的引擎，將新增消費9000億，新增投資64890億，GDP增加2.6%。李克強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指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統計預測，中國的城市人口，將于2030年突破10億大關。如果把城鎮化的潛力釋放出來，則會給中國的未來經濟帶來很大的機遇。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城鎮化能否高質量完成的關鍵。目前我國統計的51%城鎮化其實是半截子的城鎮化，其中有20%的人口并沒有城市戶籍，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服務。戶籍制度的背后反映的是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工農差距，如果解決好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的社保、住房、教育等問題，則可以帶來新的增長機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義極為重要，如果城市大量地吸收農民工落戶，則會給城市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大量的外來人口落戶不但會帶來當地的房地產等產業的迅速發展，第一代移民的吃苦耐勞也會為當地的再發展與繁榮做出很大的貢獻。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是依靠新移民給本國帶來新的發展活力的，即使那個老歐洲，近年來也一直在吸收外來新移民。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落戶，原來的中小城鎮就可以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中型城市，從而迅速人口集聚效應而繁榮起來。如果我國把已進城的20%的農民工住房、社保、教育等問題解決了，而后再讓另外20%的農民進城，解決好他們的市民化問題，中國完成的初步的城鎮化，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自十七大提出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國各地均推出地方戶籍改革政策。據初步統計，已有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等12省市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濟南等地相繼推出居住證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購房落戶政策，廣東省推出積分入戶政策，重慶嘗試通過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彈性退出機制，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農民合法權益，而成都則推出“讓農民穿著風衣進城”的戶籍改革政策?？傮w看來，這些政策，尤其是2010年廣東省、重慶成都兩市的政策尤其進步意義，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從目前我國各地的戶籍改革來看，在“城鎮化”的建設道路上，我國仍處在初級階段，從“二元結構”到“城鎮化”，我國還有很長一段路需要好好走。

按照據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專委會委員馬力測算，我國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萬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萬元以上，中小城市為十幾萬元。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指出，今后20年內，中國將有近5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為10萬元，為此至少需要40萬億-50萬億元的成本。如何解決上述成本？應該加強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聯動。

土地不能轉變為財富，是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民工市民化的阻礙之一。農民進城之后，實際上多數時候表現出“兩頭靠”的特性，他們既要在城市掙錢生活，同時又不敢放棄農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給他們帶來太多收益，所以出現大量“空心村”。在目前體制下，農民工輸入省份沒有動力去保障農民工的福利。從國家層面上來看應該出臺相關的激勵政策，讓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勞動力流入大戶有動力來解決大量的外來勞動力戶籍問題。雖然國家鼓勵放開戶籍，但大部分的就業崗位在珠三角與長三角等少數發達地區，如何鼓勵這些地區解決外來群體的市民化問題？什么政策激勵最有效？其實建設用地指標是一個好工具。因為要想解決新移民的定居，必須要占有耕地。目前土地管理部門一直在執行“占補平衡”政策，其實這個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新移民政策上。我國有1億多的跨省農民工，他們在家鄉都有承包地與宅基地，如果能夠在打工地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落戶定居，到一定時候，他們就會自動把家鄉的承包地給轉讓出去，把宅基地給賣了。從整個國家來講是合適的，等于節約了土地，耕地并沒有因此而減少，長遠看應該是增加的。因為人口在城鎮居住所占用的耕地遠比在農村居住少。所以可以通過增加建設用地指標來激勵那些勞動力流入多的地區解決外來移民市民化問題，至少具體的數量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門統一制定。建設用地指標增加，地方財力也相應增加，新移民進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第二篇：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對舊問題的新探討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是現代社會結構變化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所謂農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的推動，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其身份、地位、價值觀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加快農民市民化,不僅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 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一、含義解讀

研究農民向市民轉化，首先要界定農民和市民涵蓋的具體范圍。

可以從不同角度對農民角色進行界定：從居住空間角度看，農民指居住在農村的人(農村居民、農村總人口)；從戶籍角度看，農民指擁有農村戶口的人；從所有制角度看，農民指與公有制土地聯系的集體農民；從職業角度看，農民指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或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者。西方學者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是單一產業，“農民”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由于其職業的穩定性而相對固定不變。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學者認為“市民”一詞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權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權利的社會成員。[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市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農村；第二，產業特征：從事非農產業，收入也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第三，戶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戶籍；第四，意識、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與城市文化相連。

由于農民與市民在地域、職業、戶籍、意識行為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決定了農民向市民轉化絕不是簡單的農民戶籍制度轉變和居住地區的變化。它還涉及到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與市民接軌的一系列的轉化，是個復雜的過程。這些轉化主要包括：一是生產方式的非農化，即由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向非農產業轉化；二是生活空間城鎮化，即由主要居住在農村轉為長時期居住在城鎮；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居民接軌、融合。一般來說，農民市民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內在素質市民化，二是外在資格市民化。內在素質市民化指有關市民生活意識、權利意識(多層的權利)的發育及行為的變化等內容；外在資格市民化，則更加偏重的是職業和身份的非農化，其中涉及戶口及附帶的福利保障，是完全變農民為市民的一個結果。

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也是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階層。農民市民化不僅是農民實現自身身份、社會角色和職業方面轉變的過程，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指出，我國未來50年內必須年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現代化。在2050年之前，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0%比70%，轉化為至少70%比30%，這意味著只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進農民市民化至關重要。

二、理論解釋

關于農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人口學分別有不同的話語系統。從國外來看，理論上對農民市民化進行解釋的角度可以概括為：城市化與城市發展角度、人口遷移角度等。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的觀點分析農民市民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瑟姆的城市發展進程“S”曲線理論和哈里斯——托達羅的收入預期理論。從人口遷移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論包括：推—拉理論和人口學家E·G·拉文斯坦總結的人口遷移規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遷移流動的遞進趨勢、遷移傾向存在地區差異和性別差異以及遷移的動機。唐納德·柏格等人從宏觀上分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經濟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說，認為人口遷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另一種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和貝克爾把遷移行為作為個人的一種經濟投資過程來看待，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來解釋人們遷移行為。

社會學領域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的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涂爾干有關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研究、梅因關于“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對立的研究、齊美爾對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關于“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關系的分析、韋伯關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對立的闡述、帕森斯關于五種模式變量的分析、雷德菲爾德關于“俗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分析等等。還有一部分社會學家對農民市民化的背景與具體內容進行重新闡析。吉登斯曾對傳統的轉變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對所有從傳統活動場合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群體而言，存在著多元的生活風格的選擇。英克爾斯、沃爾岡夫等則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特性轉變進行了具體論述。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等也都對農民的市民化轉向的現代意義和風險形成、應對進行了論述。[3]

從國外的這些研究資料中可見，從城市與城市發展角度和人口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農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會學更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和個人的變化。

國內部分學者主要對農民市民化的動機和影響因素做了探討。從社會背景來看,農民進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體制轉軌創造了流動發生的制度空間；社會轉型創造了流動得以迅速擴張的就業空間。有學者指出，從鄉到城的人口流動的選擇性有其必然性，農民進城不完全是因為勞動時間的剩余，根本上還是因為城鄉在就業和生活上有著明顯的比較利益反差。進城的未必全是所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可能是農村現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質的青壯年勞動力。還有學者提出農民進城的最大動力和不懈追求在于為了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

三、政策壁壘

現在有一些專家學者把阻礙農民市民化問題的癥結都歸咎于戶籍制度。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看法?？梢哉f，戶籍制度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成為了農民市民化政策壁壘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從現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來看，戶籍制度僅僅是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區別開來，而真正反作用于農民市民化的其實是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

（一）傳統思維觀念是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壘根源

長期以來，人們思想觀念上受城鄉對立與體制上受城鄉分治的影響很深。因此，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城市居民對農民進城就業、推進農民市民化認識都不夠深刻，遠未從戰略高度認清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和戰略意義。部分政府官員對農民進城存在兩種擔心：首先是擔心“城市病”問題，怕農民進城會帶來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社會治安惡化等不良反應；其次是擔心擠占城市職工就業崗位問題，從而加劇城市勞動力供求矛盾、影響城市職工就業。城市市民對農民進城也表現出相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臟活、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會搶奪城市人的工作和就業機會，再加上農民工文化素質低，犯罪率高，讓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觀念的影響和制約，造成了市民對農民歧視，城市對農村的排斥。而市民這一強勢群體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民的歧視，又必然會強化政府官員的觀念，從而促使其設置政策壁壘，阻止農民市民化。

（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標志

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管理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象征，曾經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極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將農民禁錮在鄉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門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企業用工時的第一條件是具有當地城鎮戶口。即使是已進城多年改變了職業身份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體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對縮小乃至取消這種差別，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近年來廣大農民呼聲很高，特別是農民工與失地農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實際的需要, 要求日益強烈。對此，各地政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戶籍管理有所松動，但力度很小，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仍然堅如磐石，與農民市民化的要求極不適應。

（三）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為了確保農村的穩定，黨和政府曾實行了集體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不準土地自由買賣、自由轉移，在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問題是管得太死，這樣承包的小塊土地在成為農民“保命田”的同時，也成為套住農民、使之離不開的“根”，難以脫離土地。在以土地套住農民、目前進城就業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條件、城市社會保障又覆蓋不了進城農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別是在城市建設征用土地過程中，建設用地單位往往利用現行土地征用政策，“積極”擴大用地面積，千方百計壓低經濟補償，“消極”對待失地農民身份轉換、生活保障等要求，導致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懸空，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情緒。

（四）就業政策嚴重阻撓農民向市民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政策，農民在失地后轉為國有企業工人身份，同企業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在轉軌的初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無法將失地農民大批量地“塞”進企業，便采取了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的貨幣一次性安置的辦法。征用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的損失。這種補償從道理上講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用標準不統一、費用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就業培訓滯后、安置短期性等問題，無法保障失地農民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無法確保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使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就業與創業、社會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續性的保證。而一些城市受國有經濟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壓力，開始實行反失業政策，通過經濟、行政、輿論等手段，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如兵役制度規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滿后可在城市安置就業，而農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業政策的影響下，一些企業招聘工人時，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農村，先市內、后市外”。在精簡人員時，首先清理農民工、臨時工等，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

（五）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缺乏城市歸屬感

目前城鎮居民普遍享受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等5 項法定保險。而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和失地農民卻被排斥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工傷保險、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農民工的工資較低，僅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無力從工資中拿錢來繳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醫療保險；農民工的流動性大，跨省流動與社會保險屬地化管理形成尖銳沖突；農民工大都從事臟、累、險、差的職業，工傷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嚴重制約了人口的正常流動。而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時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旦有限的補償費花光用盡，今后生計將失去保證，“生老病死”更加難以解決，又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六）教育培訓制度的不對等，使農民對未來缺乏信心

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6%，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占9.1%。[4]農

民的文化素質低下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業，還影響進城農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們難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為了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能力，國家于2003年10月頒發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但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如果脫離農村基礎教育，只停留在短暫的勞動技能培訓上,那么，這種短視行為無助于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素質。而在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村辦小學，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證，辦學資金來源于村集體及村民，辦學規模小、條件差。特別是在對待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地區為保障城鎮適齡兒童的優先入學，有意提高農民子女入學的門檻，公辦中小學對農民子女實行額外收費制度，一些地區甚至強行關閉了打工子弟學校，致使大批進城農民子女淪為新一代的“文盲”。

四、幾點建議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對具體研究內容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選擇，如研究農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市民化。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研究農民的惰性心理、封閉內向的心理、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宗族觀念等向現代市民方面的轉型；研究農民的生活從散漫化、無序化走向條理性、規范化，人際交往的血緣與地緣傾向轉向業緣傾向，交往方式從直面交往、長期交往為主轉向間接交往與霎時交往為主，等等。此外，還可以研究農民的市民權利與新市民的政治參與：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利，進行充分的利益表達，同時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事務，承擔市民的政治參與角色。但是，無論我們對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何種選擇，在市民化的進程中,有幾個基本判斷和相關的具體問題是值得一提的。

（一）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農民的傳統超越問題

從傳統農民的角度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其實是一個農民超越傳統、獲得現代潛質的過程。在研究市民“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難題是農民在市民化進程中必須超越的。第一，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同質化傾向。由于農民交往對象的同質性較強，多是一些擁有相同信息與資源的親戚、鄰里，這些同質化的強關系網絡不具有利用價值，因此信息滯后將會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社會關系網絡與關系資源如何重組，如何利用關系網絡進行市民化問題尤為值得研究。第二，農民的內部信任問題。中國“家本位”的思想傳統使農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原則。長期處于“差序格局”中的農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互動中的陌生人持著低信任的懷疑態度，對跨出狹小的生活圈與陌生人接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和本能的排斥。這可能使外界對農民的支持行為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農民工交往范圍也局限于同鄉與親戚內部，其關系網絡并沒有整體性的格局改觀，外部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關系鏈條沒有太多的增加，這影響了其職業流動與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必須主動采取措施引導農民，使之實現信任類型的轉型。第三，農民合作意識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長期處于威權制度體系下的中國農民，形成了對國家全面服從的心態以及萬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學，這使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形成跨血緣、跨地域的自發性互助社團，對組織自治團體的必要性也完全沒有察覺，對通過自發團體訴求其正當權益、尋求發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議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市民化過程中,讓農民學習合作意識、形成具有內聚力的自發性自助社團、主動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等，將成為決定農民市民化前途的關鍵因素。

（二）農民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農民的關系

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通過考察市民化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的變遷，可以證實或證偽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現存假設。同時，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一個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實現革命性變遷的歷程。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多種視角來進行透視譬如從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實現能力及其實現渠道的角度，來看政府與農民、新市民關系的變遷；考察市民化進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變化及基層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諸如征地補償費之類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考察農民在市

民化過程中如何將自身的社會本土性資源與國家社會、市民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網絡結合起來；探討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狀況等等。從結構、制度、網絡、個人以及事件過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視角對農民市民化問題進行全面解讀，可以在相關的領域得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為正確處理市民化進程中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三）農民市民化的重點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適應性

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將會經歷文化震驚、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適應直至文化創新的過程，才會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隨著戶籍制度、農民工管理保護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這類問題將會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現出來。其中問題之一是新市民中農民精英的流動問題。在農民市民化后,農村中剩留人員中精英階層的組成狀況、農民在轉變成市民后是否會出現新的統治精英、經濟精英；精英階層是在進行世代的延續，還是被新的社會向上流動而更新；各種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問題，將會為社會階層研究提供新的探討焦點。二是自主空間的維護與利益表達。作為新市民，農民在市民化后必然會在生活方式、工作選擇、權利待遇、休閑娛樂等領域處于顯性的或潛在的不利境地。他們必將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來加以應對，并對不公平的社會待遇進行抗爭。爭取屬于自己的私人領域或公共領域，并使群體利益表達的渠道保持暢通，這其中涉及到諸如市民社會、公民政治權益等其中的具體研究內容更是紛繁復雜, 需要我們長期關注并逐步解決。

參考文獻：

[1]“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市民化研究”課題組.農民市民化的趨勢與國內相關理 論學派的主張[J].經濟研究參考，2003，（5）.[2]楊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4.[3]鄭杭生.農民市民化：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主題[J].甘肅社會科學，2005，（4）.[4]陳鳳秀.農業部科教司陳鳳秀副司長在陽光工程項目管理培訓班上的講話[Z].2004.

第三篇：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摘要】農民市民化是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而產生的農業人口城鎮化的一個現象。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根據我國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為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

1.前言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建設新型城鎮化的重大任務之一，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核心，同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偉大“中國夢”都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城鎮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世界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是不經過城鎮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

所謂城鎮化，就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農業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從而使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城鎮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歷史過程。

據有關資料顯示，一段時間以來，通過對“三農”問題的深入調研，發現有的地方把解決“三農”問題看成是“農民進城當市民”的問題，因此采取了諸如讓農民交出土地以供開發、讓農民舉家進城打工等方式，所引發的城鄉之間的“移民潮”問題此起彼伏，給城市治安管理、交通運輸、文明建設、就業分流等帶來了壓力。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有關統計顯示，該廳受理的反映有關農村問題的群眾來信，主要集中在“補償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據有關調查，目前因征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顯而易見，農民市民化乃至解決“三農”問題，絕對不是“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那么簡單。

2.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

2.1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并堅持規模適度、增強特色、強化功能的原則，統籌安排城鎮各類資源，綜合部署各項建設，協調落實好工業、商業、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環保和公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項目，完善城鎮功能，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是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有專家指出：“不應過度夸大‘撤鎮設市’（即‘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鄉鎮要切實改進工作作風，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上，重點解決好鄉鎮同樣面臨的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促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城鎮產業支撐，加速經濟轉型等。只有這樣力戒空談、不務虛名，才能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p>

2.2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

習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國人大陜西代表團審議時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圍繞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促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格局”；“改革開放我們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功不可沒，要很好地總結；同時我們進入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還要在‘三農’問題上著力推動。”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深化農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對一些長期以來議論較多但始終沒有觸及的問題有了明確提法，對一些過去雖有涉及但意見并不明確又事關重大的問題有了突破性、開創性的改革意見，在理論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決定》以賦予農民更多權利和利益、以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明確提出了“三個賦予”、“七個允許”、“四個鼓勵”、“五個保障”、“六個推進”、“五個城鄉統籌”等的農村改革任務和舉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2.3有效解決城鄉二元結構

《決定》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歸納起來，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論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賦予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向農業企業流轉，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等。

這些重大論斷和政策突破，必將對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3.農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決定》明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r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边@為推進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農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堅持兩腳走路的方針：

3.1.1是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3.1.2是把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

3.2理解兩腳走路的方針，注意把握好幾點：

3.2.1是“進城”概念，不是“進都市”概念，而應重點放在“城鎮”；

3.2.2是依照循序漸進，即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轉移。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要點，在于必須建立完善相應體制機制。

3.2.3在戶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或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為戶口登記基本形式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

3.2.4要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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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社會實踐報告

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解決勢在必行，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涵義已及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著講發展趨勢。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

參考許多學者的綜合調查，個案研究，本文對農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說明：一是指具有農村戶口，并且擁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農產業領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來源是打工收入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二是指原籍為農村，失地后成為市民靠打工收入為生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基本特征有：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在農村擁有少量土地的經營權，但也有一些農民工已經出租甚至轉讓了對土地的經營權；并沒有擺脫幾千年的“農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產業工人外表的“農民”。

現階段我國的農民工大體上包括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由于城市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兩個方面。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分為兩方面：異地轉移，從相對落后的農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轉移，直接在鄉鎮企業工作。

市民化是一個社會學術語，它既指地域空間的轉移、從事職業的轉變，也強調在轉移、轉變過程中，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接受現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轉化，從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過程。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已經在城市非農產業領域工作的“農民”，在行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層涵義:一是徹底擺脫束縛他們自身的農村和土地，結束這種城鄉間、農業和非農業間的游離狀態；二是獲得城市戶口并享有各種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擁有相對固定的職業和住所，主要收入來源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四是在精神層面如：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現實途徑。

改革開以來，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勞動力以成為城市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他們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們的工資要遠遠低于城鎮居民。他們的醫療、社保等問題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仍然很嚴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也是屢見不鮮。面對這些困難，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高農民工知識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享有城鎮居民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現實困境。

2農民工市民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橋梁。

三農問題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農民。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現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條件。因此，只有解決了農民工問題才能更好的解決三農問題，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解決奠定基礎。同時由于我國長期處于二元管理體制之下，城鎮居民享有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基本保障。他們不用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發愁。而農民則不同，在我國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廣大農民群眾只得自己承擔這些費用。而他們又被束縛在土地上，經濟收入甚微。這就造成了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拓寬就業渠道，提高知識文化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

3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動農業、農村的發展

隨著我國戶籍制度的開放，無數青壯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經營成為他們的的兼職，大量土地被閑置。然而，由于他們農民身份的固有觀念，他們又不愿意完全放棄土地。因此，土地長期處于荒廢或半荒廢狀態。土地的無人經營嚴重的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允許那些進城務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并建立起相應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和承包經營權的轉讓機制，這樣就可以將閑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農業的規?；洜I。同時，長期在城鎮工作的農民轉化為市民，不僅有利于農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應地減少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擴大消費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國際市場風險的加劇，各國外貿出口的難度加大，我國也相應的轉變政策。國民經濟的增長由原來的投資、出口轉變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其中消費的重要對象就是農村的消費。然而，由于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們在城市從事的又是工資水平較低的工作。即使是這樣的工作卻仍然不具有一定穩定性。最重要的是他們不享有城鎮居民的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這就決定了往往會吝于消費。他們每天只會進行必要的支出，消費水平低下。據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顯示，2007年農民工消費的傾向僅為35：91%，比同期城鎮居民消費傾向要低40%多個百分點。如果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增加他們的收入，解決他們的養老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問題，那么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工也會相應的增加消費投入。又由于教育、醫療等后顧之憂的解決，會進一步增強他們的消費傾向，逐步接近并達到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因此說，城鎮化為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

三、城市化進程中推進農民市民化的途徑和政策

1、轉變觀念，走出認識誤區。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推進農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對農民市民化的認識是消除認識障礙的有效途徑。各級政府部門首先要改變觀念，從戰略高度認識到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強化制度創新，優化制度環境。對進城農民實行什么樣的政策措施，直接關系到進城農民的待遇安排，影響農民市民化的程度和發展趨勢。建立能夠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專門負責和協調處理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有關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應該是變“堵”為“疏”，以積極的態度，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農民自由流動又能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穩定的推進農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農民市民化障礙的根本出路要強化制度創新，以有利于促進農民與城市社會的融合及向市民轉化為目標導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確立新的正式制度，使農民市民化真正獲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建設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條件。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的外部條件改善離不開國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投入和協調組織來解決。公共政策覆蓋農村，是十七屆三中全會《 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措施。

4、加強教育和培訓，著力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農民能否變市民，還取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知識和能力的整體素質狀況。無論是進城務工，還是就地發展，素質都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可以這樣說，沒有農民素質的提高，就沒有農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清除信息障礙。獲得就業，特別是處于準市民階段時獲得非農業就業，對于農民市民化尤為關鍵。農民失去土地又沒有職業，將會以有限的土地補償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經濟基礎。農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農民就業的市場化、非農化和充分化，順利實現就業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來源，加快其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和市民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總之，城市化并不簡單地等于城市的攤子擴張，也不簡單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城市化還有更深的內涵，城市化，歸根到底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際關系及新的精神生態。城市屬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擴張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標。而從農民變為市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和系統的工程，它絕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轉變，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和轉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長期努力，統籌城鄉，抓住關鍵環節,穩步有序推進，協調發展。當然，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地統計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農民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要適應城市的要求。當農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農民市民化才是有意義的。

第五篇：論如何降低農民工市民化成本

論如何降低農民工市民化成本

摘 要：農民工占據我國勞動人民的一大部分，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城市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因此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都增大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政府和農民工都感受到這是巨大的負擔，因此如何降低農民工市民化成本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市民化 降低成本

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的推進城鎮化主要任務中，第一就是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同時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

關于農民工的具體數量規模,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并沒有權威發布的準確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 2011年,中國人戶分離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2.3億人;而從國家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可知,2009年,中國流動人口約2.11億人;再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009外出農民工14533萬人,由此可以得出, 2011年,中國農民工的數量大約為15841萬人,可見農民工群體構成了流動人口的主力,占2/3強,農民工群體更是占到了當年全國13.47億人口總數的11.8%。2011年以常住人口統計的中國城市化率為51.3%,若在城市常住人口中除去農民工,以戶籍統計,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不到40%,中國城市化水平“縮水”很多。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2012年、2013年城鎮人口的增長率分別為3.03%、2.98%、2.93%，城鎮化增長率在逐年下降，究其原因為以下幾點：①農民工工資收入較低和城市物價居高不下，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生活。②農民工們舉家進城的門檻是那樣的高，住房、教育、醫療是一個個攔路虎，一般的農民工家庭難以跨越。③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相對較低，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④情感和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成為其融入城市的心理障礙?？偟膩碚f即農民工認為在轉化為市民的過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超出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稱，“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最終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轉變為當地市民，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城市化不是簡單地讓農民遷移到城市,而是讓遷移到城市的農民落地生根,享受到基本的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品,進而過渡到市民的生活方式,融入當地社會。要讓農民工逐步淡化與農村的聯系,就要加快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步伐。

“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指實現農民工在城鎮定居所需要的各項經濟投入，也即要讓農民工享有與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項權利和公共服務所需的公共投入”。由此可見，這里所說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需政府埋單的支出，而不是農民工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消費。那么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高？2005年，中國科學院估計每進入城市一個人，需“公共支付成本”約為1.5萬元。2006年，建設部調研組稱，每新增一個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設施配套費，小城市為2萬元，中等城市為3萬元，大城市為6萬元，特大城市為10萬元(不含運行和管理成本)。2009年東部沿海地區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10萬元與9萬元，內陸地區的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6萬元與5萬元。2010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認為中國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左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指出，推動城鎮化，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

這個數字是如何推算而來的呢？根據基本公共服務的內容，我們測算時主要包括六項成本：

1、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成本。

2、醫療保障成本。

3、養老保險成本。

4、民政部門的其他社會保障支出。

5、社會管理費用。

6、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還有一些公共服務的內容，但這六個方面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我國農民工總量2億6894萬人，故農民工市民化總成本為21億5152萬。如何降低農民工市民化成為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支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不是需要一次性投入，而是伴隨著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

短期來看，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遠期來看，養老保險補貼是主要支出。其中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占總成本的1/3左右，養老保險補貼約占總成本的40%-50%，但養老保險補貼受養老金支出政策的影響很大。

調查顯示，在“您準備在這座城市繼續住多長時間”一題中，61.95%的農民工選擇“能待多久就待多久”，31.09%的農民工選擇“如果可能就在這兒安家住下去”，還有6.96%的農民工選擇“住上幾年”。

農民工愿意定居城鎮的原因有哪些？調查發現，排第一位的是“城市就業機會多，收入有保障”，占55.70%，排第二的原因是“子女能進城上學”，第三是“能學技術長見識，有發展前途”，第四是“享受城鎮公共服務”，“城市看病方便”排第五。

不愿意定居城鎮的原因里，排第一位的是“買不起房”，占65.29%，第二位原因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第三、四位原因分別是“能與家人在一起，孝敬父母”和“農村有地有房子”。約有13.71%的農民工選擇“我們根本不屬于這里，遲早要回去”。

調查同時顯示，“沒有住房”是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難。一半多的農民工認為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難是“沒有住房”，占55.12%。根據調查，59.93%的農民工愿意在城鎮買房，改善生活和子女上學是農民工愿意在城鎮買房的兩大原因。40.07%的人不愿意在城鎮買房，主要原因是房價太高，占到73.45%。26.29%是因為“工作不穩定、沒必要買房”，10.66%是因為“城市污染嚴重”。要讓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重要的一條就是讓他們的家庭成員能夠和他們一起進入城市。假定農民農業收入不變的前提下,增加農民進城務工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為其提供必要的子女教育、住房、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務,將降低其城市化的轉換成本,促進其城市化的進程。

1.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增加關乎民生的重要公共品的提供,降低轉換成本。

(1)根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的調查統計,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一學年學雜費平均支出2450元,占農民工家庭收入的19.78%,教育支出已成為農民工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因此,促進教育公平,盡快實行城鄉一體的免費義務教育,建設既針對進城農民工,又對城市較貧困家庭開放的一定質量標準的免費開放的公共義務教育,成為促進農民工城市化所必須。從2008年起,國家決定免除城鄉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這對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減輕農民負擔來講,是大有裨益的。但是,跟在父母身邊,戶口不在城市而在城市上學的農民工子女卻要交納很大數額的借讀費、補習費,將不利于農民工攜子女進城定居。(2)《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顯示, 3/4的流動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租房居住,房租平均每月387元,超過流動人口家庭總支出的1/5。41.5%的流動人口租房者認為,目前的住房支出已經達到或超過自己能承受的最高房租。因此,要逐漸探索建設針對農民工的城市安居工程和廉租住房,使大部分農民工能夠支付得起、住得下。所謂安居方能樂業,有恒產者有恒心,定居于城市的農民工也不會再鐘擺式地遷移。

(3)建立門檻低、覆蓋率高、針對農民工的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減少城鄉在這些方面的差別。由企業、個人和政府共同出資,總結各地的既有經驗,抓緊制定全國統一的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外來從業人員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方案。

(4)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改善勞動力的技能和就業能力。豐富和低成本的農民工作為一個生產要素,為我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贏得了比較優勢。但大量使用廉價的相對低技能勞動力為基礎的相對優勢只是暫時的,隨著人口結構的老化,中國將受到來自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年輕國家的惡劣競爭。因此,重視利用現代技術、開發人力資源并生產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以提升價值鏈,是保持競爭力的必然戰略。相反,若試圖通過限制工資來降低勞動力成本、從而利用以此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的國家,可能最終會陷入一種低生產率、低培訓和缺乏技能崗位的惡性循環,并無力在技能密集型產品市場上進行有效競爭。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工作,可以增加農民進城務工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由于農民工有很強的流動性,不能在工作所在地穩定存在,制約了企業進行職工培訓的動力。因而,政府要在農民工的職業培訓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應將人力資本的良好素質及其組織方式創新。作為生產率增長和競爭優勢的源泉,可以借鑒韓國和新加坡的做法,利用對企業征收培訓稅的辦法來資助政府主辦的職業培訓學校和計劃。

2.改進城市化模式

黨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一段時間,國內從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考慮,客觀形成了大城市優先發展的模式,但這種模式所帶來的高價的住房和生活成本將對較低工資水平的農民工形成限制,不利于農民工的城市化。發展縣域經濟,充分發揮縣城和建制鎮在城市化和城鄉二元結構平滑過渡中的作用,利用其土地成本低(降低轉換成本中的CUH項)的優勢,加大對縣城和建制鎮的基礎設施投資,促進農民就地轉移。要排除小城鎮占用耕地、使耕地減少的顧慮,做好規劃工作,引導鄉鎮企業進入園區,同時做好農村宅基地的清理和復墾工作。從日韓的經驗來看,在城市化進程中,耕地面積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只要采取恰當的措施,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不減少甚至增加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關鍵是減少進城農民在農村的非農業土地占用。3.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逐漸形成了依賴投資和外資外貿的格局。一方面,投資的資金成本過低,存在著資本對勞動的過度替代,投資過度,表現為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連年走低;另一方面,引進外資、促進外貿的優惠政策的實行,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占GDP比重連年攀升,使中國經濟表現出外向型國家的脆弱性,經濟發展很容易因外部條件變化受到沖擊。在投資與外貿的擠出作用下,國內消費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持續下降,消費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近年的約30%。在所有大國經濟體中,這一比例是最低的,與美國高達70%的比例相比,更是相差甚遠。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了由美國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困擾,經濟增長面臨一些困難,外部需求下降、出口減少、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因此,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使國內消費成長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務之急。而農民工進城變市民的城市化過程,是一個伴隨著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轉變的過程,農民工將由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轉變,這將增加對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以及紡織等產品的需求,而這又是中國的優勢產業,這些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升級,將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

4.市民化成本要由個人、企業和政府共同分擔，也就是說個人，比如說在他各種社會保險上，要交足個人的部分。企業來講，同樣要在員工社會保險配套資金上交足它應付的部分，在員工職業技能培訓上面，也要交足它的部分?，F在農民工參加各種社會保險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以下，很重要的一條原因是企業和個人都沒有交足他們應該交的部分。沒有交足的原因相當復雜，我們在這里不分析。政府同樣要負擔它在公共服務里應有的支出，這里就涉及到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劃分。首先，改革要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上面各自應負的責任是什么。第二，完善地方稅收體系，使得地方政府能夠有足夠的財力支撐公共服務的支出。第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農民工市民化和公共轉移支付相掛鉤的機制，這樣使得財力不足的地區同樣能夠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大力引進社會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比如說現在在基礎設施方面，在相當多領域已經放開了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在社會服務方面，也正在逐步放開民間資本進入這個領域。

總之，要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都能夠共同承擔城鎮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