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市民化更需要角色再造

農民市民化更需要角色再造

文軍

我研究的主要群體是上海郊區的農民，不包括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因為這兩個群體的市民化途徑很多是不一樣的。我的研究主要關注三個方面：目前郊區農民市民化處于怎樣的狀態，面臨哪些困境，怎么真正融入城市體系。真實狀態：“被市民化”的農民市民化 53.8%的農民不愿被市民化根據我的團隊連續兩年在上海市郊9個區2000份的調查問卷顯示，53.8%的郊區農民并不愿意變成市民，一些已經轉變身份的人甚至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新從市民變回農民。

農民市民化是在巨大的城鄉差距背景下被迫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城鄉巨大差距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方面。理論上講，城市比農村更發達、更文明、更美好，從農民到市民應該是千百年來很多農民夢寐以求的夢想，農民市民化具有內在的驅動力，但是目前郊區農民的市民化卻成了一個問題，這正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

戶籍等四種途徑使農民“被市民化”

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可以通過聯姻、考大學、招工或者參軍的方式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但現在這種路徑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了。戶籍的轉變、土地的流失、職業的轉換、人口的流動主要是制度安排的過程，由此生發而成的農民市民化也主要是一種“被市民化”的過程。

首先，戶籍的變化改變了農民的身份。傳統中國農民的特質大體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描述：農業戶口、以地為本、從事農業生產、居住和生活在農村。195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登記條例》出臺，一開始只是登記條例，最后卻變成了身份和社會權益劃分的依據。改革開放后戶籍制度慢慢發生松動，目前全國已有13個省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業戶籍的劃分;2001年1月1日上海規定，所有新出生的農業戶籍人口直接登記為城市居民戶口，1993年后出生的人口根據自愿的原則也可以實現“農轉非”。截至2009年末，上海戶籍上的農民只有160多萬。其次是郊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大量流失。各地開發區、工業區、大學園區開發盛行，土地流失嚴重。從1996年到2001年國家總共減少了1.17億畝土地，如果按郊區農民人均1.1畝來算，全國失地農民數量在1億左右，上海大概也有150萬失地農民。

三是職業轉換，非農人口增加。2009年上海非農業人口為88.3%，也就是說，上海只有11.7%的戶籍意義上的農民,而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有4.56%?？梢?即使是戶籍意義上的農民,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到一半。農民的收入來源已經多元化了，不僅來自于第一產業，也來自第二和第三產業，而且農民在第二、第三產業的收入遠遠超過了第三產業。

與此同時，伴隨著城市的擴張，農業的比較效益下降，人口流動在加快，農民生產和生活的空間、文化場域也在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從而導致了農村的“空心化”趨勢：人空、地空、財空、服務空。城市化在城鄉一體化的口號下實際上存在很多“陷阱”，必須予以警惕。

真正市民化還需要完成第四個階段

綜上所述，從農民“被市民化”的過程來看大概有三個階段：一是職業的轉換，二是地域的轉移，三是身份的轉變。職業的轉換是個體選擇和市場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地域選擇和身份選擇上，主要不是由農民個體來決定的。當我們完成這三個階段的轉變以后，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完成了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了呢?實際上，農民的行為和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等等都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還是原來的那個“人”，這不能稱之為真正的市民化。所以，最重要的是第四個階段，即通過角色轉型和再造，才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從理論上講，職業的轉換、地域的轉移、身份的轉變都是外在的力量，而角色的轉型是靠內在力量完成的，實際上農民市民化的真正難點是在第四個階段。困境解讀：更大挑戰是生活結構的影響

正是因為農民市民化主要是一種“被市民化”的過程，所以導致了很多問題，使得農民市民化也被“問題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的經濟理性被忽略，二是農民的身份政治被遺忘，三是農民的日常生活結構被破壞。

農民的經濟理性被忽略主要體現為兩點：第一，操作制度上的就業安置難、征地補償費過低和社會保險的缺失;第二，操作制度的落實情況不能令農民滿意。不僅標準沒有統一，政策透明度有待提高，而且有的地方補償不到位，承諾不落實。農民失地以后進入城市，實質上并沒有變成真正的市民，與老市民相比，其在社會權利上依然是“二元”的。

農民的身份政治被遺忘，主要體現為失地農民并未取得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失地農民問題的根本所在不是爭取多少收入、福利、服務等，最關鍵的是在身份政治上還沒有享受到國家公民的同等待遇。國家或政府給予失地農民平等的“市民權”本來就是一個義務，而不是一種“政治施舍”。

農民的日常生活結構被破壞。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新市民群體的生活結構會面臨一系列的挑戰，會出現日常生活成本的增加、鄰里交往的阻隔、社會網絡的中斷、社區認同的喪失等一系列新問題。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漂亮了，但是郊

區農民未必因此就會過上幸福的城市生活，因為他們的生活結構完全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夠修復的。

融入途徑：社會網絡可彌補制度缺陷

怎么真正地促進農民的市民化?我把它看成是“系統工程”，至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宏觀層面的制度，二是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三是微觀的人力資本。宏觀層面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農民市民化的保障;如果制度沒有任何松動，農民市民化是很難啟動的。

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對農民融入到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會學者的研究重點，它們可以在正式制度缺位或失效的情況下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具體來說，農民在城市中的關系資源、職業經歷、生活體驗、城市認同都會決定他們是否可以更快地融入到城市體系中。社會網絡不僅能夠為新市民開創更多的生活空間，而且還能夠有效地降低其融入城市的成本和風險。此外，我們的研究也發現，城市原有的居民對新市民的心理排斥也很嚴重，我把這種現象稱做城市原居民的“集體自私”行為。

微觀層面的人力資本對新市民融入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相對年輕、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身體素質也相對較好的新市民群體，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相對而言要容易得多。

總之，農民市民化的問題是在城鄉比較差異和相關政策的背景下被迫啟動的，它依賴于農民自身的人力資本，通過一系列的社會網絡綜合運作來實現。所以，在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中受到政策、社會網絡和人力資本的影響。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在微觀上表達了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融入城市社會的愿望，但是在宏觀上則預示著整個農村和城市社會結構的雙重變化。

農民市民化有三個方面需要關注：一是政府應該積極為農民市民化提供與城市市民相同的政策資源和社會權利。二是社會公眾也要反思，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接納新市民的環境，老市民應摒棄“集體自私”，主動與新市民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幫助他們更好地完成社會角色的轉換，而不是表面上需要你，內心卻是排斥你。三是對于農民自身來說應該也要做好各種準備。戶籍的轉變只是市民化的開始，而從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社會角色等方面自覺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再社會化過程，才是新生活的關鍵。

未來前景：鄉村將重新獲得生命力

所以說，農民市民化既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一種轉變，也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是農民角色群體向市民角色群體的整體轉型以及城市生活的再社會化和結構化的過程。傳統農民的終結只是農民市民化的開始，而新市民群體的角色再造恰恰才是農民市民化的終極目標和價值追求所在。

最后，我要用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的話來結束演講：“鄉鎮在經過一個讓人以為已死去的休克時期之后，重新獲得了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可見，“農民的終結”并不是農業的“終結”，也不是鄉村的“終結”。相反，它為一種新的經濟與社會體系的出現提供了可能。農民市民化在當前中國出現的情況，跟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法國有很多的相似之處，而當年逃離農村進入城市體系的法國農民，后來又開始慢慢回遷到農村去了，農村依然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家園，農村的地位永遠不會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而存在。

第二篇：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對舊問題的新探討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是現代社會結構變化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所謂農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的推動，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其身份、地位、價值觀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加快農民市民化,不僅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 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一、含義解讀

研究農民向市民轉化，首先要界定農民和市民涵蓋的具體范圍。

可以從不同角度對農民角色進行界定：從居住空間角度看，農民指居住在農村的人(農村居民、農村總人口)；從戶籍角度看，農民指擁有農村戶口的人；從所有制角度看，農民指與公有制土地聯系的集體農民；從職業角度看，農民指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或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者。西方學者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是單一產業，“農民”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由于其職業的穩定性而相對固定不變。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學者認為“市民”一詞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權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權利的社會成員。[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市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農村；第二，產業特征：從事非農產業，收入也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第三，戶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戶籍；第四，意識、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與城市文化相連。

由于農民與市民在地域、職業、戶籍、意識行為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決定了農民向市民轉化絕不是簡單的農民戶籍制度轉變和居住地區的變化。它還涉及到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與市民接軌的一系列的轉化，是個復雜的過程。這些轉化主要包括：一是生產方式的非農化，即由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向非農產業轉化；二是生活空間城鎮化，即由主要居住在農村轉為長時期居住在城鎮；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居民接軌、融合。一般來說，農民市民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內在素質市民化，二是外在資格市民化。內在素質市民化指有關市民生活意識、權利意識(多層的權利)的發育及行為的變化等內容；外在資格市民化，則更加偏重的是職業和身份的非農化，其中涉及戶口及附帶的福利保障，是完全變農民為市民的一個結果。

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也是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階層。農民市民化不僅是農民實現自身身份、社會角色和職業方面轉變的過程，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指出，我國未來50年內必須年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現代化。在2050年之前，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0%比70%，轉化為至少70%比30%，這意味著只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進農民市民化至關重要。

二、理論解釋

關于農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人口學分別有不同的話語系統。從國外來看，理論上對農民市民化進行解釋的角度可以概括為：城市化與城市發展角度、人口遷移角度等。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的觀點分析農民市民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瑟姆的城市發展進程“S”曲線理論和哈里斯——托達羅的收入預期理論。從人口遷移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論包括：推—拉理論和人口學家E·G·拉文斯坦總結的人口遷移規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遷移流動的遞進趨勢、遷移傾向存在地區差異和性別差異以及遷移的動機。唐納德·柏格等人從宏觀上分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經濟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說，認為人口遷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另一種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和貝克爾把遷移行為作為個人的一種經濟投資過程來看待，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來解釋人們遷移行為。

社會學領域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的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涂爾干有關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研究、梅因關于“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對立的研究、齊美爾對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關于“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關系的分析、韋伯關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對立的闡述、帕森斯關于五種模式變量的分析、雷德菲爾德關于“俗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分析等等。還有一部分社會學家對農民市民化的背景與具體內容進行重新闡析。吉登斯曾對傳統的轉變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對所有從傳統活動場合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群體而言，存在著多元的生活風格的選擇。英克爾斯、沃爾岡夫等則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特性轉變進行了具體論述。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等也都對農民的市民化轉向的現代意義和風險形成、應對進行了論述。[3]

從國外的這些研究資料中可見，從城市與城市發展角度和人口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農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會學更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和個人的變化。

國內部分學者主要對農民市民化的動機和影響因素做了探討。從社會背景來看,農民進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體制轉軌創造了流動發生的制度空間；社會轉型創造了流動得以迅速擴張的就業空間。有學者指出，從鄉到城的人口流動的選擇性有其必然性，農民進城不完全是因為勞動時間的剩余，根本上還是因為城鄉在就業和生活上有著明顯的比較利益反差。進城的未必全是所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可能是農村現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質的青壯年勞動力。還有學者提出農民進城的最大動力和不懈追求在于為了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

三、政策壁壘

現在有一些專家學者把阻礙農民市民化問題的癥結都歸咎于戶籍制度。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說，戶籍制度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成為了農民市民化政策壁壘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從現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來看，戶籍制度僅僅是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區別開來，而真正反作用于農民市民化的其實是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

（一）傳統思維觀念是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壘根源

長期以來，人們思想觀念上受城鄉對立與體制上受城鄉分治的影響很深。因此，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城市居民對農民進城就業、推進農民市民化認識都不夠深刻，遠未從戰略高度認清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和戰略意義。部分政府官員對農民進城存在兩種擔心：首先是擔心“城市病”問題，怕農民進城會帶來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社會治安惡化等不良反應；其次是擔心擠占城市職工就業崗位問題，從而加劇城市勞動力供求矛盾、影響城市職工就業。城市市民對農民進城也表現出相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臟活、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會搶奪城市人的工作和就業機會，再加上農民工文化素質低，犯罪率高，讓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觀念的影響和制約，造成了市民對農民歧視，城市對農村的排斥。而市民這一強勢群體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民的歧視，又必然會強化政府官員的觀念，從而促使其設置政策壁壘，阻止農民市民化。

（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標志

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管理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象征，曾經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極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將農民禁錮在鄉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門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企業用工時的第一條件是具有當地城鎮戶口。即使是已進城多年改變了職業身份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體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對縮小乃至取消這種差別，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近年來廣大農民呼聲很高，特別是農民工與失地農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實際的需要, 要求日益強烈。對此，各地政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戶籍管理有所松動，但力度很小，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仍然堅如磐石，與農民市民化的要求極不適應。

（三）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為了確保農村的穩定，黨和政府曾實行了集體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不準土地自由買賣、自由轉移，在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問題是管得太死，這樣承包的小塊土地在成為農民“保命田”的同時，也成為套住農民、使之離不開的“根”，難以脫離土地。在以土地套住農民、目前進城就業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條件、城市社會保障又覆蓋不了進城農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別是在城市建設征用土地過程中，建設用地單位往往利用現行土地征用政策，“積極”擴大用地面積，千方百計壓低經濟補償，“消極”對待失地農民身份轉換、生活保障等要求，導致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懸空，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情緒。

（四）就業政策嚴重阻撓農民向市民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政策，農民在失地后轉為國有企業工人身份，同企業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在轉軌的初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無法將失地農民大批量地“塞”進企業，便采取了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的貨幣一次性安置的辦法。征用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的損失。這種補償從道理上講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用標準不統一、費用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就業培訓滯后、安置短期性等問題，無法保障失地農民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無法確保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使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就業與創業、社會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續性的保證。而一些城市受國有經濟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壓力，開始實行反失業政策，通過經濟、行政、輿論等手段，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如兵役制度規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滿后可在城市安置就業，而農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業政策的影響下，一些企業招聘工人時，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農村，先市內、后市外”。在精簡人員時，首先清理農民工、臨時工等，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

（五）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缺乏城市歸屬感

目前城鎮居民普遍享受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等5 項法定保險。而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和失地農民卻被排斥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工傷保險、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農民工的工資較低，僅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無力從工資中拿錢來繳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醫療保險；農民工的流動性大，跨省流動與社會保險屬地化管理形成尖銳沖突；農民工大都從事臟、累、險、差的職業，工傷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嚴重制約了人口的正常流動。而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時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旦有限的補償費花光用盡，今后生計將失去保證，“生老病死”更加難以解決，又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六）教育培訓制度的不對等，使農民對未來缺乏信心

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6%，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占9.1%。[4]農

民的文化素質低下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業，還影響進城農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們難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為了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能力，國家于2003年10月頒發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但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如果脫離農村基礎教育，只停留在短暫的勞動技能培訓上,那么，這種短視行為無助于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素質。而在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村辦小學，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證，辦學資金來源于村集體及村民，辦學規模小、條件差。特別是在對待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地區為保障城鎮適齡兒童的優先入學，有意提高農民子女入學的門檻，公辦中小學對農民子女實行額外收費制度，一些地區甚至強行關閉了打工子弟學校，致使大批進城農民子女淪為新一代的“文盲”。

四、幾點建議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對具體研究內容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選擇，如研究農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市民化。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研究農民的惰性心理、封閉內向的心理、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宗族觀念等向現代市民方面的轉型；研究農民的生活從散漫化、無序化走向條理性、規范化，人際交往的血緣與地緣傾向轉向業緣傾向，交往方式從直面交往、長期交往為主轉向間接交往與霎時交往為主，等等。此外，還可以研究農民的市民權利與新市民的政治參與：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利，進行充分的利益表達，同時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事務，承擔市民的政治參與角色。但是，無論我們對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何種選擇，在市民化的進程中,有幾個基本判斷和相關的具體問題是值得一提的。

（一）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農民的傳統超越問題

從傳統農民的角度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其實是一個農民超越傳統、獲得現代潛質的過程。在研究市民“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難題是農民在市民化進程中必須超越的。第一，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同質化傾向。由于農民交往對象的同質性較強，多是一些擁有相同信息與資源的親戚、鄰里，這些同質化的強關系網絡不具有利用價值，因此信息滯后將會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社會關系網絡與關系資源如何重組，如何利用關系網絡進行市民化問題尤為值得研究。第二，農民的內部信任問題。中國“家本位”的思想傳統使農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原則。長期處于“差序格局”中的農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互動中的陌生人持著低信任的懷疑態度，對跨出狹小的生活圈與陌生人接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和本能的排斥。這可能使外界對農民的支持行為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農民工交往范圍也局限于同鄉與親戚內部，其關系網絡并沒有整體性的格局改觀，外部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關系鏈條沒有太多的增加，這影響了其職業流動與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必須主動采取措施引導農民，使之實現信任類型的轉型。第三，農民合作意識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長期處于威權制度體系下的中國農民，形成了對國家全面服從的心態以及萬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學，這使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形成跨血緣、跨地域的自發性互助社團，對組織自治團體的必要性也完全沒有察覺，對通過自發團體訴求其正當權益、尋求發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議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市民化過程中,讓農民學習合作意識、形成具有內聚力的自發性自助社團、主動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等，將成為決定農民市民化前途的關鍵因素。

（二）農民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農民的關系

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通過考察市民化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的變遷，可以證實或證偽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現存假設。同時，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一個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實現革命性變遷的歷程。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多種視角來進行透視譬如從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實現能力及其實現渠道的角度，來看政府與農民、新市民關系的變遷；考察市民化進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變化及基層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諸如征地補償費之類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考察農民在市

民化過程中如何將自身的社會本土性資源與國家社會、市民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網絡結合起來；探討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狀況等等。從結構、制度、網絡、個人以及事件過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視角對農民市民化問題進行全面解讀，可以在相關的領域得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為正確處理市民化進程中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三）農民市民化的重點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適應性

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將會經歷文化震驚、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適應直至文化創新的過程，才會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隨著戶籍制度、農民工管理保護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這類問題將會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現出來。其中問題之一是新市民中農民精英的流動問題。在農民市民化后,農村中剩留人員中精英階層的組成狀況、農民在轉變成市民后是否會出現新的統治精英、經濟精英；精英階層是在進行世代的延續，還是被新的社會向上流動而更新；各種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問題，將會為社會階層研究提供新的探討焦點。二是自主空間的維護與利益表達。作為新市民，農民在市民化后必然會在生活方式、工作選擇、權利待遇、休閑娛樂等領域處于顯性的或潛在的不利境地。他們必將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來加以應對，并對不公平的社會待遇進行抗爭。爭取屬于自己的私人領域或公共領域，并使群體利益表達的渠道保持暢通，這其中涉及到諸如市民社會、公民政治權益等其中的具體研究內容更是紛繁復雜, 需要我們長期關注并逐步解決。

參考文獻：

[1]“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市民化研究”課題組.農民市民化的趨勢與國內相關理 論學派的主張[J].經濟研究參考，2003，（5）.[2]楊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4.[3]鄭杭生.農民市民化：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要研究主題[J].甘肅社會科學，2005，（4）.[4]陳鳳秀.農業部科教司陳鳳秀副司長在陽光工程項目管理培訓班上的講話[Z].2004.

第三篇：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摘要】農民市民化是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而產生的農業人口城鎮化的一個現象。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根據我國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為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

1.前言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建設新型城鎮化的重大任務之一，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核心，同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偉大“中國夢”都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城鎮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世界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是不經過城鎮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

所謂城鎮化，就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農業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從而使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城鎮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歷史過程。

據有關資料顯示，一段時間以來，通過對“三農”問題的深入調研，發現有的地方把解決“三農”問題看成是“農民進城當市民”的問題，因此采取了諸如讓農民交出土地以供開發、讓農民舉家進城打工等方式，所引發的城鄉之間的“移民潮”問題此起彼伏，給城市治安管理、交通運輸、文明建設、就業分流等帶來了壓力。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有關統計顯示，該廳受理的反映有關農村問題的群眾來信，主要集中在“補償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據有關調查，目前因征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顯而易見，農民市民化乃至解決“三農”問題，絕對不是“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那么簡單。

2.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

2.1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并堅持規模適度、增強特色、強化功能的原則，統籌安排城鎮各類資源，綜合部署各項建設，協調落實好工業、商業、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環保和公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項目，完善城鎮功能，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是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有專家指出：“不應過度夸大‘撤鎮設市’（即‘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鄉鎮要切實改進工作作風，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上，重點解決好鄉鎮同樣面臨的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促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城鎮產業支撐，加速經濟轉型等。只有這樣力戒空談、不務虛名，才能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p>

2.2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p>

習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國人大陜西代表團審議時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圍繞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促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格局”；“改革開放我們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功不可沒，要很好地總結；同時我們進入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還要在‘三農’問題上著力推動?！?/p>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深化農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對一些長期以來議論較多但始終沒有觸及的問題有了明確提法，對一些過去雖有涉及但意見并不明確又事關重大的問題有了突破性、開創性的改革意見，在理論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決定》以賦予農民更多權利和利益、以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明確提出了“三個賦予”、“七個允許”、“四個鼓勵”、“五個保障”、“六個推進”、“五個城鄉統籌”等的農村改革任務和舉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2.3有效解決城鄉二元結構

《決定》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睔w納起來，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論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賦予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向農業企業流轉，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等。

這些重大論斷和政策突破，必將對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3.農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決定》明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r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為推進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農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堅持兩腳走路的方針：

3.1.1是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3.1.2是把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

3.2理解兩腳走路的方針，注意把握好幾點：

3.2.1是“進城”概念，不是“進都市”概念，而應重點放在“城鎮”；

3.2.2是依照循序漸進，即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轉移。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要點，在于必須建立完善相應體制機制。

3.2.3在戶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或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為戶口登記基本形式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

3.2.4要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新一輪改革開放要著力推動“三農”問題[OL].new.xinhuanet.com.[2]王萌萌.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全文）[OL].新華社，2013-11-12.[3]李妮.當下我國三農問題觀念的反思[J].科學導報，2014（14）.

第四篇：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社會實踐報告

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解決勢在必行，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涵義已及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著講發展趨勢。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

參考許多學者的綜合調查，個案研究，本文對農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說明：一是指具有農村戶口，并且擁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農產業領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來源是打工收入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二是指原籍為農村，失地后成為市民靠打工收入為生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基本特征有：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在農村擁有少量土地的經營權，但也有一些農民工已經出租甚至轉讓了對土地的經營權；并沒有擺脫幾千年的“農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產業工人外表的“農民”。

現階段我國的農民工大體上包括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由于城市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兩個方面。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分為兩方面：異地轉移，從相對落后的農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轉移，直接在鄉鎮企業工作。

市民化是一個社會學術語，它既指地域空間的轉移、從事職業的轉變，也強調在轉移、轉變過程中，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接受現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轉化，從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過程。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已經在城市非農產業領域工作的“農民”，在行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層涵義:一是徹底擺脫束縛他們自身的農村和土地，結束這種城鄉間、農業和非農業間的游離狀態；二是獲得城市戶口并享有各種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擁有相對固定的職業和住所，主要收入來源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四是在精神層面如：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現實途徑。

改革開以來，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勞動力以成為城市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他們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們的工資要遠遠低于城鎮居民。他們的醫療、社保等問題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仍然很嚴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也是屢見不鮮。面對這些困難，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高農民工知識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享有城鎮居民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現實困境。

2農民工市民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橋梁。

三農問題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農民。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現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條件。因此，只有解決了農民工問題才能更好的解決三農問題，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解決奠定基礎。同時由于我國長期處于二元管理體制之下，城鎮居民享有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基本保障。他們不用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發愁。而農民則不同，在我國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廣大農民群眾只得自己承擔這些費用。而他們又被束縛在土地上，經濟收入甚微。這就造成了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拓寬就業渠道，提高知識文化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

3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動農業、農村的發展

隨著我國戶籍制度的開放，無數青壯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經營成為他們的的兼職，大量土地被閑置。然而，由于他們農民身份的固有觀念，他們又不愿意完全放棄土地。因此，土地長期處于荒廢或半荒廢狀態。土地的無人經營嚴重的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允許那些進城務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并建立起相應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和承包經營權的轉讓機制，這樣就可以將閑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農業的規?；洜I。同時，長期在城鎮工作的農民轉化為市民，不僅有利于農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應地減少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擴大消費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國際市場風險的加劇，各國外貿出口的難度加大，我國也相應的轉變政策。國民經濟的增長由原來的投資、出口轉變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其中消費的重要對象就是農村的消費。然而，由于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們在城市從事的又是工資水平較低的工作。即使是這樣的工作卻仍然不具有一定穩定性。最重要的是他們不享有城鎮居民的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這就決定了往往會吝于消費。他們每天只會進行必要的支出，消費水平低下。據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顯示，2007年農民工消費的傾向僅為35：91%，比同期城鎮居民消費傾向要低40%多個百分點。如果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增加他們的收入，解決他們的養老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問題，那么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工也會相應的增加消費投入。又由于教育、醫療等后顧之憂的解決，會進一步增強他們的消費傾向，逐步接近并達到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因此說，城鎮化為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

三、城市化進程中推進農民市民化的途徑和政策

1、轉變觀念，走出認識誤區。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推進農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對農民市民化的認識是消除認識障礙的有效途徑。各級政府部門首先要改變觀念，從戰略高度認識到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強化制度創新，優化制度環境。對進城農民實行什么樣的政策措施，直接關系到進城農民的待遇安排，影響農民市民化的程度和發展趨勢。建立能夠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專門負責和協調處理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有關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應該是變“堵”為“疏”，以積極的態度，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農民自由流動又能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穩定的推進農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農民市民化障礙的根本出路要強化制度創新，以有利于促進農民與城市社會的融合及向市民轉化為目標導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確立新的正式制度，使農民市民化真正獲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建設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條件。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的外部條件改善離不開國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投入和協調組織來解決。公共政策覆蓋農村，是十七屆三中全會《 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措施。

4、加強教育和培訓，著力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農民能否變市民，還取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知識和能力的整體素質狀況。無論是進城務工，還是就地發展，素質都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梢赃@樣說，沒有農民素質的提高，就沒有農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清除信息障礙。獲得就業，特別是處于準市民階段時獲得非農業就業，對于農民市民化尤為關鍵。農民失去土地又沒有職業，將會以有限的土地補償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經濟基礎。農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農民就業的市場化、非農化和充分化，順利實現就業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來源，加快其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和市民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總之，城市化并不簡單地等于城市的攤子擴張，也不簡單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城市化還有更深的內涵，城市化，歸根到底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際關系及新的精神生態。城市屬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擴張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標。而從農民變為市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和系統的工程，它絕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轉變，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和轉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長期努力，統籌城鄉，抓住關鍵環節,穩步有序推進，協調發展。當然，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地統計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農民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要適應城市的要求。當農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農民市民化才是有意義的。

第五篇：城鄉結合部農民市民化調查

城鄉結合部農民市民化調查

隨著城鎮化快速發展，過去以從事農業生產、在農村居住和持有農村戶口為特征的單一傳統農民正在逐漸分化為不同農民群體，他們在戶籍、就業、居住、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差異不斷擴大，利益訴求高度分化。

部分近郊農民為何在城卻不轉戶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體系是和相應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導致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戶籍含金量差別明顯。從對已實施戶籍改革的重慶市轉戶農民情況分析，農民轉戶取向既受自身經濟條件、鄉土情結影響，也與對更高水平社會保障、教育資源等的追求有關，農民選擇性進城傾向明顯。

記者采訪發現，城鄉結合部農民選擇性進城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城鄉利益關系正發生深刻調整。城鎮戶口附著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含金量相對弱化，而農村戶口含金量在增加，這導致農民轉戶選擇更加理性和現實。在地處重慶主城區的沙坪壩、九龍坡、江北等地一些近郊農村，農民轉戶意愿要明顯低于其他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發達，農民甚至可以比城鎮居民更高的福利待遇。

在九龍坡區華嚴鎮共和村，自1985年創辦村集體企業以來，經過近30年積累，村集體資產超過1500萬元，有的村民家庭年均分紅收入超過3000元，村里五保戶、軍烈屬、老黨員每年還能從村集體獲得1000元生活補貼。村干部們說，村集體經濟發達，并且有收益分配，農民是不愿意退出集體成員權，來換取一紙城鎮戶口的。通常這些地區已融入城市圈，農民不但有穩定非農就業，還有來自村社集體收益分紅，誰愿轉戶呢？

在大中城市城鄉結合部，一面是不少農民不愿轉戶，另一面是不少已轉戶的群眾還想把戶口遷回農村。在東部某大城市近郊農村，記者先后走訪了10多個想要非轉農的群眾，這些人主要是原戶籍在農村的大學生、征地農轉非和進城務工經商并轉戶人員。李學鵬（化名）以前戶籍在農村，2005年外出讀大專時，將戶口遷往學校所在地。李學鵬說：我們農村學生讀大學或中專，要把戶口遷出去?，F在家里土地越來越值錢，征地拆遷量很大。而政府征地時，自己已不能與同村農民享受相同待遇，一分錢補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