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市民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研究

農民市民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研究

[摘 要]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發展，城鎮化發展提高農民市民化意愿、滿足農民市民化訴求。農民市民化是農民擴展自由、拓展選擇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徑。農民市民化為釋放農村土地資源，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而推動現代農業發展進程創造條件。農民市民化的規模和速度需要與經濟發展速度和政府財政承擔能力相適應，農民群體分化速度要適應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實現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與農民群體分化的動態均衡。因而，在農民群體分化的過程中，要逐步實現公共基礎設施的城鄉一體化以及公共服務的城鄉均等化分享。農民市民化和農民職業化是農民獲得發展以實現農民現代化的重要契機，所以應注重實現農民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協調互動。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市民化；新型城鎮化；農民現代化；農業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8）01-0071-07

一、引言

黨的十七大提出我國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與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繁榮穩定，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全面小康。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期[1]。黨的十八大強調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三化”并進與“四化”同步是城鄉一體化、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環節。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堅持新發展理念，協調推進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圍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加強科技創新引領，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加大農村改革力度，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3]。為解決經濟新時代的“三農”問題，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重點和難點仍在農村和農業，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著眼于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才能最終推動國家現代化[4]。在“二元經濟”轉型時期，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農民群體分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問題，以此為契機推動農民?F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三化”并進時期，這一時期需要破解的難點就是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現代化是現階段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加快農民群體分化促進農民市民化。農村人口逐步轉化為城鎮市民，城鎮化因之擴展，農村人口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人地矛盾可得以緩解，農業經營逐步從分散經營走向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為現代農業發展創造條件。農民市民化還為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持續推進提供動能，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加快農業“三區、三園、一體”建設，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供支持。農民市民化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并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也將具有重要作用，這需要政府積極推動制度變革以加快農民市民化進程。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進程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城鎮人口集中

中國的改革肇始于農村，而后在全國展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連年遞增，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但隨之而來的賣糧難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少數有知識具有資金支持的新生代農民開啟了走向城鎮的旅程。外出打工的農民回鄉后給農村生活帶來了新的理念，主導農村的生活潮流，激發農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的轉變。先行者的示范效應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逐步擴大，城鎮人口集中度不斷提高。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人口規模逐步降低，城鎮人口以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農村人口79014萬人，由于受戶籍制度的制約，1978―1995年農村人口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到1995年，農村人口為85947萬人，依然存在“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現象。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45萬人增加到1995年的35174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17.92%提升至1995年的29.04%。而后由于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1995年以后，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逐步提高，農村人口逐年減少，從1996年的85085萬人減少至2016年的58973萬人。城鎮人口在這一時期不斷集中，從1996年的37304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79298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6年的30.48%上升至2016年的57.35%（見圖1）。

（二）城鎮人口集中提升了城鎮就業能力和城鎮規模

城鎮人口集中降低了企業搜尋成本，推動了產業集聚，更利于生產要素在產業園區的自由流動，優化資源配置。產業集聚促進社會分工和外溢效應的擴散，刺激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產品質量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開拓國際市場創造條件。

社會就業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就業人口呈現增加趨勢，從1978年的30638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49039萬人；1998年以后，農村就業人口逐年降低，從1998年的49021萬人減少至2016年的36175萬人。城鎮就業人口逐年增加，從1978年的9514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20781萬人，城鎮就業人口所占比重從23.69%增加至29.76%；從1998年始，城鎮就業人口快速增加，從21616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41428萬人，城鎮就業人口所占比重從30.60%增加至53.38%（見圖2）。

城鎮人口集中會深化社會分工，同時，推動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也隨之逐步降低。改革開放初期，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的絕對量呈現增加趨勢，從1978年的28318萬人增加到1991年的38685萬人。1992―1997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數量呈降低趨勢，從38349萬人減少至34730萬人；1998―2002年，又呈增加之勢，從34838萬人增加至36640萬人。但在2003年以后，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快速減少，從2003年的36204萬人降至2016年的21496萬人。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所占比重在波動中呈現快速降低趨勢，從1978年的70.53%降低至2016年的27.70%（見圖3）。

在人口集中的過程中，大城市不斷擴張，行政區劃不斷調整，布局得到優化，如廣州市2000年把花都市、番禺市“撤市設區”轉為廣州市的兩個新區，以實現“強強聯合、優勢互補”；2005年把荔灣、芳村合并為荔灣區，越秀、東山并為越秀區；而后在從化、增城撤市設區的基礎上，為優化配置行政資源，把黃埔、蘿崗兩區合并為黃埔區。長沙市2011年把望城縣“撤縣設區”轉為長沙市的一個新區，把瀏陽的永安、洞陽、北盛、蕉溪四個鄉鎮納入長沙城市總體規劃。重慶市城區范圍不斷擴展，2015年潼南縣、榮昌縣撤縣設區，2016年梁平縣、武隆縣、開縣撤縣設區，部分鄉鎮進行了調整，以便更好地整合資源。2015年上海市把閘北區、靜安區合并為靜安區。201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在河北省保定市境內設立“雄安新區”，分流北京市高度密集的人口。為了適應城鎮化發展，各省市都在不斷優化區域布局和行政規劃。

三、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和農民市民化

（一）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

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規模擴張，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歷了從農民到農民工、從農民工到市民兩個階段，現已處于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關節點[5]。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初期，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少，轉移的是農村富余勞動力，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并未發生顯著變化。但隨著外出打工農民回鄉的言傳身教，他（她）們的言談舉止都在訴說城鎮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對他（她）們產生的影響。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期，由于受示范效應的影響以及城鄉差距的推拉作用，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迅速擴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演變。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在農忙季節，農業勞動力出現季節性短缺，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則在農忙季節返鄉經營農業，忙完農活后再返城，形成了“候鳥”式打工模式。但隨著打工工資和交通費用的提高以及農業經營比較利益偏低，農忙時節回鄉務農的機會成本上升，使農民工在農忙季節不再返鄉。農業的生產經營方式因之發生變遷，從農忙季節農戶之間互助或雇傭幫工經營農業到農村土地拋荒。隨著農村轉移勞動力規模繼續擴大，農村土地拋荒也從季節性拋荒到常年拋荒，從貧瘠土地拋荒蔓延到肥沃土地拋荒。農村土地拋荒客觀上為農村土地流轉創造了條件。在此背景下，政府積極支持和引導土地流轉模式創新，推動了土地流轉，農業經營規模擴大，生產經營方式激變，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

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推動城鎮化發展，還會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以及農業現代化進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經營方式相對應，農民從經營傳統農業的身份的農民轉變為經營現代農業的新型職業農民，職業農民需要具備經營現代農業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儲備。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系統工程的激發點，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民群體分化，農民群體分化要解決的是農民群體中誰是農民，依然經營農業以實現農民職業化，誰將成為城鎮市民尋求城鎮就業以實現農民市民化[6]。農民群體分化是農民的自由得到擴展、選擇集隨之擴大的表現，也是農民發展的重要指標，是農民自由遷徙、自由選擇職業的體現，可以推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釋放，推動社會分工深化和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則會進一步推動人的發展。農民市民化進而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真正實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農民職業化以及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推動現代農業發展進程。通過農民群體分化逐步實現城鄉協調發展（見圖4）。

（二）城鎮化發展推動農民市民化進程

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為農民市民化提供平臺，農民市民化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推力，新型城鎮化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即農民市民化。中國的問題依然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讓農民變成市民，即實現農民市民化。農民市民化是在城鎮化進程中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鎮從事非農產業，其地位、身份、價值觀念、生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和交際方式向城鎮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7]。由“鄉下人”變為“城里人”，由農民變為市民。這一重大經濟社會現象在我國的出現和發展不僅順應了現代社會結構變遷趨勢，而且對整個國家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必將產生不可估量的積極而深遠的影響[8]。農民市民化是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發展農民的必由之路，是農民選擇集得到擴展的體現，也是農民擴展自由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村人多地少，存在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業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銳，在鄉鎮企業又不能大規模吸收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鎮轉移變農民為市民，實現農民市民化，使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依靠城鎮非農產業尋求就業機會。農民市民化是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城鎮化發展深化社會分工，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而推動人的發展。人力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人的發展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新型城?化發展為農民市民化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增加了對農民市民化的需求，具有文化引領的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對廣大農民工產生了巨大的引力，激活了農民的市民化意愿，只要主客觀條件允許，就可極大地促進農民市民化規模。現階段，由于城鄉發展差距導致的農民低收入和較低的成本分擔能力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發展速度的客觀因素；農民落后的生活觀念、思維方式以及偏低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是阻礙農民市民化進程的主觀原因[9]。特別是部分農民缺乏進取的思想，缺乏開放的市場意識、風險意識、競爭意識和法律意識，難以真正融入城鎮生活，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而要提高農民素質，必須借助于城鎮化發展。政府應加大投入，廢除歧視農民的政策和制度，改變歧視農民的行為和觀念，全社會共同參與推動農民市民化進程。城鎮是區域內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重心，是現代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農民市民化是廣大農民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重要途徑。相對于農村社會而言，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具有諸多優越性，農民市民化需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和現代文明的熏陶，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結構、法律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必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產生質的飛躍[10]。農民市民化有利于促進人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四、農民市民化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職業化

（一）農民市民化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

城鎮化發展提高農民市民化意愿，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國家統計局2010年在10個省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數量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8.4%。對“新生代農民工未來的打算”的調查結論顯示：堅決不回農村的占8.1%；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占37.0%；掙夠錢就回農村的占22.2%；一定會回農村的占11.2%；不好說的占21.5%[11]。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應該在50%以上。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自2008年以來，農民工總量一直呈擴大趨勢，從2008年的22542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28171萬人，增長了24.57%；外出農民工和本地農民工都呈增加之勢，外出農民工從2008年的14041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16934萬人，增長了17.08%，本地農民工除了2009年有所減少外，總體呈增加趨勢，從2008年的8501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11237萬人，增長了24.35%。2008―2010年，外出農民工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從62.3%增加至63.3%，隨后緩慢下降，從2011年的62.8%降至2016年的60.1%；本地農民工從2008―2010年有所回落。2010以后，本地農民工所占比重穩步提高，從2010年的36.69%增加到2016年的39.89%（見圖5）。城鎮化發展、經濟發展的加快以及農民市民化是本地農民工所占比重上升的重要影響因素。近年來，隨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民工輸入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有所提高。中部地區輸入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31.1%提高至2016年的32.9%，西部地區輸入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25.3%上升到2016年的26.9%。西部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快于其他地區，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量占新增農民工的43.6%。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2008-2016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整理，圖6數據來源同。農民工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本地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

2008年由于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出現倒閉潮，農民工隨之出現返鄉潮。本地農民工增速在2011年達到最高點，為5.9%，而后逐年下降，2015年的增長率為2.7%，到了2016年又有所回升，為3.4%；農民工總量和外出農民工的增長率在2010年達到峰值，分別為5.4%和5.5%，而后一直呈降低趨勢，到2016年分別為1.5%和1.3%，只是2016年的農民工總量增長率比2015年的1.3%有所回升（見圖6）。

（二）農民市民化推動農民職業化進程

農民市民化影響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并使之逐步演化。隨著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加快，政府要根據區域發展經濟差距預估不同區域的農民市民化的速度和規模，全面統籌優化城鎮規劃布局，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資源，實現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各級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城鎮發展規劃，根據區域特點，評估城鎮承載力，尤其是水資源、生態環境對人口的容納力。交通、通訊、文體娛樂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都需要根據農民市民化進行規劃設計，合理評估其對農民市民化的承載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農民市民化進程的順利進行，避免在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出現重復建設。若不能對未來的發展正確評估，不能制定適宜的發展規劃，必將導致拆了建、建了拆的短期行為，浪費社會資源，為尋租提供發展空間，滋生社會腐敗，敗壞社會風氣，進而阻滯農民市民化進程。

農民市民化的順利推進為農民職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隨著農民市民化的規模擴大，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勞動力必然逐步減少，為提高人均耕地面積創造條件。但要弱化農民對土地的依戀，須先弱化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讓農村土地回歸其應該承擔且只應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各級政府要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承擔能力，逐步構建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的城鄉一體化體系，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分享的均等化，解除農民市民化的后顧之憂，確保農民市民化渠道暢通。在農民市民化后，市民化的農民要得到社會保障體系庇護，以強化他們對社會保障體系的信賴，逐步放棄對農村土地的依賴。政府可以耕地換社保或耕地換城鎮優惠政策的方式，鼓勵市民化的農民放棄耕地甚至住宅地。政府可為釋放農村耕地和住宅地提供平臺，以政府為主導，創新土地流轉模式，提高土地流轉效率，讓耕地向種田能手或農業龍頭企業流轉，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避免“去農化”行為發生。農村土地流轉可促進農業生產經營規模擴大，變革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逐步以機械化作業代替手工耕耘，以現代農業替代傳統農業，農業經營主體從傳統農民逐步轉化為新型職業農民。新型職業農民的生產經營要面對區域市場、全國市場甚至世界市場，需要應對產品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新型職業農民還需要了解國家的農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因而需要應對政策風險；農業生產還受土質、溫度、陽光、雨水、霜雪、冰雹等自然條件以及氣候的影響。有的地方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薄弱甚至靠天吃飯，農民還要面臨自然風險。新型職業農民為適應現代農業的先進耕作方式，需要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能知識素養。在農民市民化進程中還要加快新型職業農民培育以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適應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承載能力以及城鎮發展規劃的農民市民化能夠促進農村土地釋放，經由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推動農民從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變，新型職業農民的誕生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經營主體（見圖7）。

五、農民職業化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

（一）農民職業化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

城?化發展推動農民群體分化，在加快農民市民化的同時促進農民職業化，進而加快從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轉變的進程。農民市民化是促進農村土地流轉、擴大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手段。農民投入土地的勞動和資金受土地收益遞減規律制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收益效應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12]。因而，需通過農民市民化減少農民，促進農民職業化來提高勞動的邊際產量，進而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遷。在我國農業已從供給約束型產業轉變為需求約束型產業的背景下，農民很難在小塊土地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變遷和擴大農業規模收益，需依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實行農民市民化，使農業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減少農戶和自然村數量，減少農業勞動力數量[13]。創新農村土地市場流轉機制，通過土地入股、信托、租賃、轉換、轉包、招標等方式加快土地流轉。鄉鎮政府主動整合土地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在尊重農戶意愿的前提下引導農村土地資源向種植、養殖專業戶、農業龍頭企業或農業專業合作社集中，增加農業勞動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使用量。職業農民能通過專業化、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活動，采用現代化的農業耕作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以凸顯農業規模經營效果。

在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逐步演化的過程中，農業生產經營條件逐步改善，農業生產機械廣泛使用。大中型拖拉機從1978年的55.74萬臺增加至2016年的645.35萬臺，2016年大中型拖拉機的使用量為1978年的11.58倍；小型拖拉機從1978年的137.3萬臺增加到2011年的1811.3萬臺。但從2012年開始，小型拖拉機出現小幅遞減的趨勢，從2012年的1797.2萬臺減少至2016年的1671.6萬臺，出現了用大型拖拉機替代小型拖拉機的趨勢。農用排灌柴油機使用量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265.7萬臺增加到2016年的940.8萬臺，這一期間只有2013年出現了突變現象，使用量為1259.4萬臺（見圖8）。出現這種突變現象的原因是2013年我國西南、西北地區中東部、內蒙古中西部、東北、華北、江淮、黃淮、江漢、江南以及華南北部等地出現較大面積的旱情[14]。

隨著農民市民化進程加快，農作物播種面積穩步增加，從1978年的150104千公頃增加到2016年的166650千公頃；人均耕地面積隨之提升；水利基礎設施得到改善，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從1978年的4496.5萬公頃增加到2016年的6714.1萬公頃；農業機械動力使用逐步普及，農業機械總動力從1978年的11749.9萬千瓦增加到2015年的111728.1萬千瓦，為1978年的9.5倍，但2016年有所降低，為97245.6萬千瓦（見圖9）。

隨著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在農業經營主體發生變化的同時，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顯著變化，從依靠手工和畜力的傳統耕作方式，逐漸轉變為依靠機械和電力的現代化耕作方式，極大地節約了勞動時間，讓農民有了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其在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對知識渴求的欲望增加，知識存量增大，文化素養隨之得以提高，實現農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互動。

（二）農民市民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互為依托

農民市民化是實現農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但農民市民化又需依托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狀況。由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和城鎮化拉動的農民市民化需要吻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工業化水平。一方面，如果僅僅為了追求城鎮化規模而人為地逼農民上樓，則會出現嚴重的負面效應：一是城鎮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進城農民處于失業狀態，進而引發流民現象，甚至產生城鎮貧民窟；二是難以為農民市民化提供社會保障，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政府財政負擔能力，難以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得到社會保障庇護的人口在遭遇突發事件后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因子；三是城鎮基礎設施難以承載轉移過快的人口，給城鎮的交通、水電供應以及生態環境帶來巨大隱患，影響城鎮居民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如果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發展過慢，則會引發另一負面影響，尤其是影響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鎮只是臨時性就業，沒有真正地實現農民市民化，會導致農民不愿放棄農村承包地，成為農村土地流轉的障礙，制約農業經營規模擴大，抑制農業現代化進程[15]；二是農民市民化進程過慢，影響社會保障體系和城鄉基礎設施城鄉一體化的建設，難以實現真正意義的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農民市民化滯后影響現代農業發展進程進而制約農民生活觀念的改變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甚至可能擴大城鄉差距加劇城鄉矛盾引發城鄉對立，與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融合發展、和諧社會構建背道而馳。因而需要設法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實際和政府財政承擔能力，因地制宜制定城鎮發展規劃和農民市民化的階段性實施戰略，合理引導農民市民化進程。合宜的農民市民化規模可促進城鎮社會分工和產業集聚，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增加產品附加值和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有利于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適宜的農民市民化規模可以釋放農村耕地和住宅地，創新土地流轉模式，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改變。使用更多的機械設備，以資本替代勞動，可釋放更多的農業勞動力，推動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市民化，促進農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良性互動，實現農民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短期均衡，進而實現農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協調互動。

（三）農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互動

農民市民化和農民職業化是同一事件的兩面，共同推動農民素質提高和農民發展，是農民現代化的體現。農民的發展進一步推動農民市民化和職業化，逐步實現農民的現代化。農民市民化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新的動能，農民現代化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在農業現代化從初級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的過程中，將進一步推動農民市民化和農民職業化，推動農民專業技能和文化素質進一步提高，進而推動農民現代化。實現農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互為?恿Γ?實現農民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互動，進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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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對舊問題的新探討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市民化，是現代社會結構變化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所謂農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的推動，讓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的廣大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業生產活動，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其身份、地位、價值觀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社會過程。加快農民市民化,不僅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 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一、含義解讀

研究農民向市民轉化，首先要界定農民和市民涵蓋的具體范圍。

可以從不同角度對農民角色進行界定：從居住空間角度看，農民指居住在農村的人(農村居民、農村總人口)；從戶籍角度看，農民指擁有農村戶口的人；從所有制角度看，農民指與公有制土地聯系的集體農民；從職業角度看，農民指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或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者。西方學者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是單一產業，“農民”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由于其職業的穩定性而相對固定不變。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學者認為“市民”一詞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權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權利的社會成員。[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市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農村；第二，產業特征：從事非農產業，收入也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第三，戶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戶籍；第四，意識、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與城市文化相連。

由于農民與市民在地域、職業、戶籍、意識行為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決定了農民向市民轉化絕不是簡單的農民戶籍制度轉變和居住地區的變化。它還涉及到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與市民接軌的一系列的轉化，是個復雜的過程。這些轉化主要包括：一是生產方式的非農化，即由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向非農產業轉化；二是生活空間城鎮化，即由主要居住在農村轉為長時期居住在城鎮；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逐漸與城市居民接軌、融合。一般來說，農民市民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內在素質市民化，二是外在資格市民化。內在素質市民化指有關市民生活意識、權利意識(多層的權利)的發育及行為的變化等內容；外在資格市民化，則更加偏重的是職業和身份的非農化，其中涉及戶口及附帶的福利保障，是完全變農民為市民的一個結果。

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也是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階層。農民市民化不僅是農民實現自身身份、社會角色和職業方面轉變的過程，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指出，我國未來50年內必須年均有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現代化。在2050年之前，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0%比70%，轉化為至少70%比30%，這意味著只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才能達到現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進農民市民化至關重要。

二、理論解釋

關于農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人口學分別有不同的話語系統。從國外來看，理論上對農民市民化進行解釋的角度可以概括為：城市化與城市發展角度、人口遷移角度等。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的觀點分析農民市民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瑟姆的城市發展進程“S”曲線理論和哈里斯——托達羅的收入預期理論。從人口遷移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論包括：推—拉理論和人口學家E·G·拉文斯坦總結的人口遷移規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遷移流動的遞進趨勢、遷移傾向存在地區差異和性別差異以及遷移的動機。唐納德·柏格等人從宏觀上分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經濟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說，認為人口遷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另一種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和貝克爾把遷移行為作為個人的一種經濟投資過程來看待，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來解釋人們遷移行為。

社會學領域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研究的理論具有代表性的有：涂爾干有關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研究、梅因關于“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對立的研究、齊美爾對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關于“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關系的分析、韋伯關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對立的闡述、帕森斯關于五種模式變量的分析、雷德菲爾德關于“俗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分析等等。還有一部分社會學家對農民市民化的背景與具體內容進行重新闡析。吉登斯曾對傳統的轉變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對所有從傳統活動場合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的群體而言，存在著多元的生活風格的選擇。英克爾斯、沃爾岡夫等則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特性轉變進行了具體論述。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等也都對農民的市民化轉向的現代意義和風險形成、應對進行了論述。[3]

從國外的這些研究資料中可見，從城市與城市發展角度和人口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農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會學更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和個人的變化。

國內部分學者主要對農民市民化的動機和影響因素做了探討。從社會背景來看,農民進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體制轉軌創造了流動發生的制度空間；社會轉型創造了流動得以迅速擴張的就業空間。有學者指出，從鄉到城的人口流動的選擇性有其必然性，農民進城不完全是因為勞動時間的剩余，根本上還是因為城鄉在就業和生活上有著明顯的比較利益反差。進城的未必全是所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可能是農村現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質的青壯年勞動力。還有學者提出農民進城的最大動力和不懈追求在于為了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

三、政策壁壘

現在有一些專家學者把阻礙農民市民化問題的癥結都歸咎于戶籍制度。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說，戶籍制度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成為了農民市民化政策壁壘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從現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來看，戶籍制度僅僅是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區別開來，而真正反作用于農民市民化的其實是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

（一）傳統思維觀念是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壘根源

長期以來，人們思想觀念上受城鄉對立與體制上受城鄉分治的影響很深。因此，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城市居民對農民進城就業、推進農民市民化認識都不夠深刻，遠未從戰略高度認清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和戰略意義。部分政府官員對農民進城存在兩種擔心：首先是擔心“城市病”問題，怕農民進城會帶來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社會治安惡化等不良反應；其次是擔心擠占城市職工就業崗位問題，從而加劇城市勞動力供求矛盾、影響城市職工就業。城市市民對農民進城也表現出相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臟活、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心態，因為進城農民會搶奪城市人的工作和就業機會，再加上農民工文化素質低，犯罪率高，讓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觀念的影響和制約，造成了市民對農民歧視，城市對農村的排斥。而市民這一強勢群體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民的歧視，又必然會強化政府官員的觀念，從而促使其設置政策壁壘，阻止農民市民化。

（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標志

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管理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象征，曾經人為地把城鄉人口劃為極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將農民禁錮在鄉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門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企業用工時的第一條件是具有當地城鎮戶口。即使是已進城多年改變了職業身份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體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對縮小乃至取消這種差別，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近年來廣大農民呼聲很高，特別是農民工與失地農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實際的需要, 要求日益強烈。對此，各地政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戶籍管理有所松動，但力度很小，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仍然堅如磐石，與農民市民化的要求極不適應。

（三）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為了確保農村的穩定，黨和政府曾實行了集體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不準土地自由買賣、自由轉移，在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問題是管得太死，這樣承包的小塊土地在成為農民“保命田”的同時，也成為套住農民、使之離不開的“根”，難以脫離土地。在以土地套住農民、目前進城就業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條件、城市社會保障又覆蓋不了進城農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別是在城市建設征用土地過程中，建設用地單位往往利用現行土地征用政策，“積極”擴大用地面積，千方百計壓低經濟補償，“消極”對待失地農民身份轉換、生活保障等要求，導致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懸空，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情緒。

（四）就業政策嚴重阻撓農民向市民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政策，農民在失地后轉為國有企業工人身份，同企業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在轉軌的初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無法將失地農民大批量地“塞”進企業，便采取了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的貨幣一次性安置的辦法。征用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的損失。這種補償從道理上講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用標準不統一、費用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就業培訓滯后、安置短期性等問題，無法保障失地農民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無法確保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使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就業與創業、社會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續性的保證。而一些城市受國有經濟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壓力，開始實行反失業政策，通過經濟、行政、輿論等手段，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如兵役制度規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滿后可在城市安置就業，而農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業政策的影響下，一些企業招聘工人時，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農村，先市內、后市外”。在精簡人員時，首先清理農民工、臨時工等，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

（五）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缺乏城市歸屬感

目前城鎮居民普遍享受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等5 項法定保險。而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和失地農民卻被排斥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工傷保險、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農民工的工資較低，僅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無力從工資中拿錢來繳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醫療保險；農民工的流動性大，跨省流動與社會保險屬地化管理形成尖銳沖突；農民工大都從事臟、累、險、差的職業，工傷事故頻繁發生。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嚴重制約了人口的正常流動。而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時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旦有限的補償費花光用盡，今后生計將失去保證，“生老病死”更加難以解決，又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六）教育培訓制度的不對等，使農民對未來缺乏信心

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6%，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占9.1%。[4]農

民的文化素質低下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業，還影響進城農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們難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為了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能力，國家于2003年10月頒發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但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如果脫離農村基礎教育，只停留在短暫的勞動技能培訓上,那么，這種短視行為無助于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素質。而在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村辦小學，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證，辦學資金來源于村集體及村民，辦學規模小、條件差。特別是在對待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地區為保障城鎮適齡兒童的優先入學，有意提高農民子女入學的門檻，公辦中小學對農民子女實行額外收費制度，一些地區甚至強行關閉了打工子弟學校，致使大批進城農民子女淪為新一代的“文盲”。

四、幾點建議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對具體研究內容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選擇，如研究農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市民化。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研究農民的惰性心理、封閉內向的心理、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宗族觀念等向現代市民方面的轉型；研究農民的生活從散漫化、無序化走向條理性、規范化，人際交往的血緣與地緣傾向轉向業緣傾向，交往方式從直面交往、長期交往為主轉向間接交往與霎時交往為主，等等。此外，還可以研究農民的市民權利與新市民的政治參與：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利，進行充分的利益表達，同時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事務，承擔市民的政治參與角色。但是，無論我們對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何種選擇，在市民化的進程中,有幾個基本判斷和相關的具體問題是值得一提的。

（一）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農民的傳統超越問題

從傳統農民的角度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其實是一個農民超越傳統、獲得現代潛質的過程。在研究市民“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難題是農民在市民化進程中必須超越的。第一，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同質化傾向。由于農民交往對象的同質性較強，多是一些擁有相同信息與資源的親戚、鄰里，這些同質化的強關系網絡不具有利用價值，因此信息滯后將會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社會關系網絡與關系資源如何重組，如何利用關系網絡進行市民化問題尤為值得研究。第二，農民的內部信任問題。中國“家本位”的思想傳統使農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原則。長期處于“差序格局”中的農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互動中的陌生人持著低信任的懷疑態度，對跨出狹小的生活圈與陌生人接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和本能的排斥。這可能使外界對農民的支持行為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農民工交往范圍也局限于同鄉與親戚內部，其關系網絡并沒有整體性的格局改觀，外部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關系鏈條沒有太多的增加，這影響了其職業流動與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必須主動采取措施引導農民，使之實現信任類型的轉型。第三，農民合作意識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長期處于威權制度體系下的中國農民，形成了對國家全面服從的心態以及萬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學，這使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形成跨血緣、跨地域的自發性互助社團，對組織自治團體的必要性也完全沒有察覺，對通過自發團體訴求其正當權益、尋求發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議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市民化過程中,讓農民學習合作意識、形成具有內聚力的自發性自助社團、主動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等，將成為決定農民市民化前途的關鍵因素。

（二）農民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農民的關系

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通過考察市民化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的變遷，可以證實或證偽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現存假設。同時，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一個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實現革命性變遷的歷程。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多種視角來進行透視譬如從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實現能力及其實現渠道的角度，來看政府與農民、新市民關系的變遷；考察市民化進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變化及基層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諸如征地補償費之類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考察農民在市

民化過程中如何將自身的社會本土性資源與國家社會、市民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網絡結合起來；探討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狀況等等。從結構、制度、網絡、個人以及事件過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視角對農民市民化問題進行全面解讀，可以在相關的領域得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結論，為正確處理市民化進程中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三）農民市民化的重點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適應性

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將會經歷文化震驚、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適應直至文化創新的過程，才會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隨著戶籍制度、農民工管理保護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這類問題將會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現出來。其中問題之一是新市民中農民精英的流動問題。在農民市民化后,農村中剩留人員中精英階層的組成狀況、農民在轉變成市民后是否會出現新的統治精英、經濟精英；精英階層是在進行世代的延續，還是被新的社會向上流動而更新；各種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問題，將會為社會階層研究提供新的探討焦點。二是自主空間的維護與利益表達。作為新市民，農民在市民化后必然會在生活方式、工作選擇、權利待遇、休閑娛樂等領域處于顯性的或潛在的不利境地。他們必將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來加以應對，并對不公平的社會待遇進行抗爭。爭取屬于自己的私人領域或公共領域，并使群體利益表達的渠道保持暢通，這其中涉及到諸如市民社會、公民政治權益等其中的具體研究內容更是紛繁復雜, 需要我們長期關注并逐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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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農業現代化之農民素質研究

農業現代化之農民素質研究

----對津市市農民素質的調查

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農民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也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研究農民素質，對于培養和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解決三農問題和實現農業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筆者以津市市為例，用時5個月，深入到全市7個鄉鎮的19個村及涉農相關單位，就津市市農民素質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并進行了較為深入思考。

一、農民素質的現狀

1、文化素質有所提升，但務農農民素質仍然不高。隨著“普九”義務教育的不斷深入，農村人口文化素質不斷提升，全市鄉鎮農業人口總數119541人，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34.22%，初中文化程度占42.1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3.62%，平均受教育年限達7.5年，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19年，但真正意義上以土地為生存工具的務農農民文化素質并不高。一是初高中畢業生返鄉務農的少。2011年，全市普通初中畢業生3160人，繼續學習的2911人；普通高中畢業生1587人，繼續學習的957人，無一返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外出務出農民文化素質提升。目前，全市鄉鎮勞動力資源數75193人（男39673人，女35520人），外出務工 33063人，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就達11354人，同比增長了21.4%，占到農村高中文化以上總人數的41.4%，在家務農的勞動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6051人(占在家務農勞動力的38.1%)，其中文化大革命時期畢業的占83.7%，由此可見，在家務農的勞動力是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文化素質整體偏低。

2、科技素質漸有提高，但實用技能仍顯不足。目前，全市農村各種人才共5878人(平均受教育年限7.0年)，比去年同期增長2.2%。其中鄉鎮企業經營管理人員699人，獲得農民技術人員職稱或“綠色證書”的專業技術骨干208人，農村種養能手、科技示范戶、專業技術協會中的骨干2591人，具有一技之長并能帶動一方經濟發展的能工巧匠1945人，為農村科技成果扶持、農產品銷售牽線搭橋的農村經紀人435人。全市農村共有專業技術人員243人，其中，高級職稱5人，中級職稱26人，初級職稱212人。從人數看，雖然在不斷增長，但也不可忽視，全市每20個農民才有一個實用技術人才，這嚴重制約了實用技術的推廣與應用。針對農民實用技術提高的送技術下鄉，每年開辦各類培訓班80多場次，培訓人數上萬人，但理解掌握技術理論和技能的受訓農民不到13%。據李家鋪鄉土橋村反映，去年8月，農業局技術人員到該村進行柑桔栽培技術講座，受訓農民83人，真正全面掌握的僅5—7人。

3、政策法制意識增強，但大都處于低下水平。通過走訪、座談、問卷形式，先后調查了167個農戶，發現，一是對國家政策2 了解較多，知曉中央連續出臺了四個“一號文件”的占46.7%，知曉新農村建設主體的占53.3%，知曉全面直補、良補的占94.6%，知曉國家、省、市通村公路補助資金的占100%；二是在法制上，知道遇到糾紛和傷害后可上訪，也可請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從這個層面上講，農民政策法制意識在不斷增強。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是，有90%的農戶認為，上訪是當前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法律只是個輔助手段。同時，他們也認為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不會花費精力和財力維護自身權益的，當他們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選擇忍氣吞聲。

4、思想道德素質增強，但不良風氣大有市場。隨著社會發展，農民思想道德素質不斷增強，在前年的新農村建設中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捐款捐物，籌工籌勞，作為新農村建設主體，不斷將全市新農村建設引向深入。但不良風氣仍有其生長的土壤，走訪調查中發現，每個鄉鎮集鎮都有麻將館3—5個，筆者所到19個村見到了31桌麻將，參與人數近200人，其中某村村支書就是一麻將館長，美曰茶社；某個村18個組，有12個組建有土地廟，其中2個土地廟琉璃蓋頂、富麗堂皇，花費5000多元，面積達4個平方米。

二、提高農民素質的主要做法和經驗

津市各級、各部門從建成農村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出發，堅持不懈、齊抓共管，多形式、多渠道地提高農民素質。

1、創建先進典型，提升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

各鄉村結合實際積極開展各種文明創建活動尤其是現在緊鑼密鼓開展的農村環境整治活動，一月一調度、一月一排名，創建文明村鎮、文明家庭、文明衛生戶、“好媳婦、好婆婆”、優秀黨員、小康文明村，設立“紅白榜”，引導農民牢固樹立“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樹立文明衛生理念，努力倡導文明新風。新洲鎮黃林堰村，評選了“好媳婦、好婆婆、好妯娌、好青年”等先進典型，起到了良好的帶動效果；保河堤鎮中南村多次進行村民環境衛生大檢查，實行評比賞罰制度，潛移默化地使群眾形成了良好的衛生習慣，居家環境有了明顯改善。

2、采取多種措施，提高農民的文化素養

首先是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農村義務教育落到實處。從2007年春季起開始，全面實施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全市所有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全部免除雜費，同時對貧困學生實行“兩免一補”(即免費提供教科書、補助貧困生寄宿生活費)，并提高公用經費保障水平，有效地保障了學校運轉，減輕了市民負擔，降低了輟學率，鞏固提高了普九成果，有力地推進了津市市教育的均衡快速發展。其次是堅持為“三農”服務，積極發展農村職業與成人教育。以市農廣校為載體，依托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在全市啟動了農村基層干部素質提升的“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為農村第一線培養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技術和管理人才，使他們成為發展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帶頭人、4 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和發展農村先進文化的帶頭人。再次是對于失地農民因地制宜進行再就業教育，提高其謀生技能，適時轉崗，以此“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

3、開展多種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

一是開展以實用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綠色證書培訓，據調查統計，近十年，累計培訓1200人，獲證農民700多人，結合培訓推廣農業技術20多項；二是組織實施“科技入戶”工程，使全市65%以上農民掌握了1-2門 實用技術，有1500多人領取了《種養殖技術合格證書》，1200多人領取了經紀人證書，培育鄉鎮教學示范點11個，科技示范戶2200多戶；三是開展種苗工程培訓，去年推廣了20多個優良品種；四是農業科技特派員服務，共培訓核心農戶2000戶，輻射農戶10000戶，集中辦班47個，培訓人數3423人，入戶指導累計達9107次。新技術、新品種推廣應用技術講座22次，受訓農民達3000人；五是組織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五年來共培訓農村勞動力7500人，轉移就業7200人，轉移就業率達到96%。

4、加快軟硬設施建設，提高農民的行為修養素質 一是加快完善津市市基礎設施建設。新農村建設以來，累計投入新農村建設資金1.18個億，建成通村公路187公里、通鄉公路4公里，新開通農村客運班線3條，高標準改擴新建同心、五泉等村級陣地43個，建成宜居住宅45棟，新建高標準養老院6 座，解決了21025名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新建沼氣池2021口，改廁9150口。同時，還實施了以“三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環境整治活動，極大地改善了農村面貌。二是完善鄉規民約。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結合津市市各鄉村民俗民情，制定了村規民約，有效地規范了村民行為。保河堤鎮就將“三清”維護各方面的工作以“村規民約”的形式約定下來，有效維護了村內整潔，村民衛生意識進一步增強。

5、開展法制教育，提高農民的民主政治意識

一是通過全民普法教育、送法下鄉和對農民的法律援助等普法活動，提高農民的法制意識。全市有組織、有重點，開展了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共出動宣傳車120多臺次，印發材料3多萬份，培訓農村干部600人次，覆蓋農戶5萬戶。二是廣泛推行以農村“政務、事務、財務”為主要內容的村務公開及村民“一事一議”制度，加快了農村民主化進程。

三、制約農民素質提高的因素

1、職業教育發展滯后。津市市的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起步較早，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涉農專業也逐漸走向了沒落，教學設施普遍陳舊，師資力量比較薄弱，致使農民接受二次教育的主陣地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2、農技體系建設弱化。稅改前，作為津市市農技推廣主體的原鄉鎮農業機械管理站、畜牧水產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林業站、企業辦，共有工作人員335人，稅改后，只保留牌子，五站合署6 辦公，成立農林總站，定編4—5人。通過競聘上崗，全市鄉鎮五站人員精減到43人，分流292人。其中7個鄉鎮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站在編在崗的38人中上崗23人，其中站長和農技專干崗位上的14人，提拔擔任副鄉(鎮)長的4人，競聘上其他崗位的5人(農稅員、計生專干、司法助理等)，內退買斷的15人(其中50歲以上的2人)。這造成了農技推廣人員的大量流失，農技體系不斷弱化，致使農業科技不能正常推廣。

3、農業效益依然低下。去年，津市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8710元，增長了11%，外出務工人員平均工資接近19000元。兩者對比，農業效益明顯低下，在同等條件下，稍有學識能力的青壯年勞動力絕大多數選擇外出務工。在大多數年輕人的思想中，認為務農是很沒出息的事情，是一種低能力的體現，而且是費力不掙錢。

4、文體事業逐步淡出。7個鄉鎮文化站有名無實，村級農民夜校真正運作的屈指可數，遠程教育流于形勢，沒有真正發揮作用，資源浪費。

5、管理教育不夠深入。對于農民一些不良的習氣重罰輕教育，法制宣傳還不夠深入。另外，黨員流失較嚴重。保河堤鎮共有農村黨員846人，其中40歲以下的黨員256人，有75人外出務工，占40歲以下的黨員的29.3%。

四、提高農民素質的對策建議

發展農業首先得提升農民素質，農民素質是農業現代化的決定因素。因此，在農業比重偏小的津市市，提升農民素質的總要 求是，加強對農民素質的研究，將提升農民素質納入到津市市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并列入對基層涉農部門的考核之中；加大財政投入，整合培訓農民的教育資源，使其充分地發揮提升農民素質的作用；鼓勵流出的青壯年積極回鄉創業；建立人才引進機制，吸引優秀人才留在農村、扎根農村，從根本上扭轉老弱病殘孕懶窮幾類人鬧農業的現象。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重點做好把握以下要素，以此提高農民素質。

1、以發展農業經濟為抓手提升農民素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受制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了，農村生產生活水平提高了，農村的基礎設施建立和完善了，農民的素質自然會得到很大的提高，生活都維持不了，自然談不上生活質量。一是因地制宜，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培植主導產業，樹立鄉村品牌。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在發展農業生產中不斷提高農民自身素質。二是政策扶持，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市委市政府要出臺鼓勵發展鄉鎮企業的政策，扶持以農產品深加工業為重點的農村二三產業，擴大農村勞務輸出，拓展農民增收渠道，在發展農村二、三產業過程中提高農民自身素質。

2、以教育培訓為手段積極引導農民跟上時代要求。農業現代化需要一批掌握一定技術的新型農民，因此開展廣泛的農村實用技術培訓，是直接提高農民素質的根本途徑，也是農業現代化與現代農民直接對接的捷徑之一。因此，針對農民實用技術培訓要8 做到，一是多樣化的培訓方式。根據津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采取長短結合、立足長遠等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增強培訓的實效性。對文化基礎差的農民重點進行現場服務指導，按照手把手的方式培訓以取得實效；對文化基礎相對好的青年農民，根據市場和個人興趣相結合開展中、長期的就業技能培訓；對有創業愿望和具備相應條件的人員，組織創業培訓；鼓勵、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分流；利用現代媒體諸如網絡媒體、廣播電視等現開展遠程培訓。二是合理化的培訓內容。培訓內容要有針對性，研究農村資源現狀，把握農民培訓需求，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科學設置培訓內容。三是項目化的培訓管理。對于農民的培訓，引入項目化管理，主要實施 “新型農民科技培訓”、“農業科技入戶工程”、“陽光工程培訓”、“農業遠程培訓”，分層次、有目的、有計劃的提升農民素質。

3、以農技推廣體系為依托助推農民科技知識的提升。近些年，津市市為提升農民的科技知識水平，在農業技術推廣方面下了一定的功夫。一是加快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的改革，依照“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的意見”要求，科學合理的設置機構，理順管理機制，配備適格人員，保障履責經費，讓農技人員在搞好農技推廣的同時，按照農民的需求，搞好技術服務工作。二是有計劃地扶持一批具有一定素養的農業大戶，發揮農其農業科技推廣普及的帶頭示范引領作用。在羊群效應的作用下，推廣農業科技，以此提升農民科技素質。三是按照 現代農業的要求，鼓勵多元化的經濟組織進入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領域，融入基層經營性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運營，助推農業區域化布局和產業化經營，這也是提高農民綜合素質重要途徑。

4、加強調查研究，建立完善提升農民素質的長效機制。無農不穩，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各級黨委政府必須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要加強調查研究，做到聽民聲，順民意，加強對農民素質問題的調查研究。農口各部門以及鄉鎮政府工作人員要深入農村，下到農戶家中，訪問貧苦農戶，了解群眾生活疾苦，研究指導農戶的生產，在活動中真正傾聽到了基層群眾的呼聲訴求，特別是與農民群眾同吃同勞動，切實增進與農民群眾的感情，以此制定提升農民素質的計劃，建立完善提升農民素質的長效機制，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2013年8月10日

作者：

唐群，中共津市市委黨校副校長 高級講師

第四篇：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

【摘要】農民市民化是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而產生的農業人口城鎮化的一個現象。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化。根據我國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為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

1.前言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建設新型城鎮化的重大任務之一，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核心，同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偉大“中國夢”都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城鎮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表現形式，世界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是不經過城鎮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

所謂城鎮化，就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農業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從而使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鎮規模不斷擴大、城鎮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歷史過程。

據有關資料顯示，一段時間以來，通過對“三農”問題的深入調研，發現有的地方把解決“三農”問題看成是“農民進城當市民”的問題，因此采取了諸如讓農民交出土地以供開發、讓農民舉家進城打工等方式，所引發的城鄉之間的“移民潮”問題此起彼伏，給城市治安管理、交通運輸、文明建設、就業分流等帶來了壓力。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有關統計顯示，該廳受理的反映有關農村問題的群眾來信，主要集中在“補償不合理”、“安置不到位”等方面。據有關調查，目前因征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顯而易見，農民市民化乃至解決“三農”問題，絕對不是“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那么簡單。

2.農民市民化的有關論斷和政策

2.1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并堅持規模適度、增強特色、強化功能的原則，統籌安排城鎮各類資源，綜合部署各項建設，協調落實好工業、商業、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環保和公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項目，完善城鎮功能，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是農民市民化的本質要求。

有專家指出：“不應過度夸大‘撤鎮設市’（即‘農民進城化’或‘農民都市化’）。鄉鎮要切實改進工作作風，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上，重點解決好鄉鎮同樣面臨的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問題，促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城鎮產業支撐，加速經濟轉型等。只有這樣力戒空談、不務虛名，才能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

2.2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

習近平主席早在2008年全國人大陜西代表團審議時就曾表示：“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圍繞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促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格局”；“改革開放我們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功不可沒，要很好地總結；同時我們進入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還要在‘三農’問題上著力推動。”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深化農村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對一些長期以來議論較多但始終沒有觸及的問題有了明確提法，對一些過去雖有涉及但意見并不明確又事關重大的問題有了突破性、開創性的改革意見，在理論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決定》以賦予農民更多權利和利益、以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明確提出了“三個賦予”、“七個允許”、“四個鼓勵”、“五個保障”、“六個推進”、“五個城鄉統籌”等的農村改革任務和舉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2.3有效解決城鄉二元結構

《決定》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歸納起來，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論和政策突破主要有――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共同發展，賦予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向農業企業流轉，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等。

這些重大論斷和政策突破，必將對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3.農民市民化的方向和要求

《決定》明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r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為推進農民市民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3.1農民市民化的主要宗旨是堅持兩腳走路的方針：

3.1.1是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3.1.2是把農村參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范接入城鎮社保體系。

3.2理解兩腳走路的方針，注意把握好幾點：

3.2.1是“進城”概念，不是“進都市”概念，而應重點放在“城鎮”；

3.2.2是依照循序漸進，即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轉移。而實現農民市民化的要點，在于必須建立完善相應體制機制。

3.2.3在戶籍制度方面，要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或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為戶口登記基本形式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

3.2.4要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新一輪改革開放要著力推動“三農”問題[OL].new.xinhuanet.com.[2]王萌萌.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全文）[OL].新華社，2013-11-12.[3]李妮.當下我國三農問題觀念的反思[J].科學導報，2014（14）.

第五篇：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社會實踐報告

農民市民化的調查報告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解決勢在必行，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涵義已及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接著講發展趨勢。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

參考許多學者的綜合調查，個案研究，本文對農民工的概念做如下說明：一是指具有農村戶口，并且擁有少量的承包土地，但主要在非農產業領域工作，家庭基本生活的來源是打工收入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二是指原籍為農村，失地后成為市民靠打工收入為生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基本特征有：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工作；打工收入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城市不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在農村擁有少量土地的經營權，但也有一些農民工已經出租甚至轉讓了對土地的經營權；并沒有擺脫幾千年的“農民”身份，而是一群具有產業工人外表的“農民”。

現階段我國的農民工大體上包括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由于城市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兩個方面。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分為兩方面：異地轉移，從相對落后的農村到城市打工；就地轉移，直接在鄉鎮企業工作。

市民化是一個社會學術語，它既指地域空間的轉移、從事職業的轉變，也強調在轉移、轉變過程中，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接受現代城市文明，向市民轉化，從而融入城市文化享受城市生活的過程。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已經在城市非農產業領域工作的“農民”，在行為方式、身份地位、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轉化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層涵義:一是徹底擺脫束縛他們自身的農村和土地，結束這種城鄉間、農業和非農業間的游離狀態；二是獲得城市戶口并享有各種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如：子女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三是在城市擁有相對固定的職業和住所，主要收入來源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四是在精神層面如：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心理狀態、思想觀念等逐步融入城市文明。

二、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現實途徑。

改革開以來，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勞動力以成為城市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他們的付出不成正比的是他們的工資要遠遠低于城鎮居民。他們的醫療、社保等問題仍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仍然很嚴峻。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也是屢見不鮮。面對這些困難，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高農民工知識文化水平以及技能水平，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享有城鎮居民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現實困境。

2農民工市民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橋梁。

三農問題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三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農民。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現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條件。因此，只有解決了農民工問題才能更好的解決三農問題，為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的解決奠定基礎。同時由于我國長期處于二元管理體制之下，城鎮居民享有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基本保障。他們不用為生病、吃住、接受教育而發愁。而農民則不同，在我國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廣大農民群眾只得自己承擔這些費用。而他們又被束縛在土地上，經濟收入甚微。這就造成了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只有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拓寬就業渠道，提高知識文化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

3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動農業、農村的發展

隨著我國戶籍制度的開放，無數青壯年涌入城市。土地的經營成為他們的的兼職，大量土地被閑置。然而，由于他們農民身份的固有觀念，他們又不愿意完全放棄土地。因此，土地長期處于荒廢或半荒廢狀態。土地的無人經營嚴重的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允許那些進城務工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并建立起相應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和承包經營權的轉讓機制，這樣就可以將閑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加快建立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同時，長期在城鎮工作的農民轉化為市民，不僅有利于農村管理的改善，而且可以相應地減少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擴大消費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國際市場風險的加劇，各國外貿出口的難度加大，我國也相應的轉變政策。國民經濟的增長由原來的投資、出口轉變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其中消費的重要對象就是農村的消費。然而，由于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他們在城市從事的又是工資水平較低的工作。即使是這樣的工作卻仍然不具有一定穩定性。最重要的是他們不享有城鎮居民的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這就決定了往往會吝于消費。他們每天只會進行必要的支出，消費水平低下。據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顯示，2007年農民工消費的傾向僅為35：91%，比同期城鎮居民消費傾向要低40%多個百分點。如果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增加他們的收入，解決他們的養老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問題，那么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工也會相應的增加消費投入。又由于教育、醫療等后顧之憂的解決，會進一步增強他們的消費傾向，逐步接近并達到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因此說，城鎮化為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

三、城市化進程中推進農民市民化的途徑和政策

1、轉變觀念，走出認識誤區。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推進農民市民化的前提，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對農民市民化的認識是消除認識障礙的有效途徑。各級政府部門首先要改變觀念，從戰略高度認識到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2、強化制度創新，優化制度環境。對進城農民實行什么樣的政策措施，直接關系到進城農民的待遇安排，影響農民市民化的程度和發展趨勢。建立能夠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專門負責和協調處理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有關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應該是變“堵”為“疏”，以積極的態度，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農民自由流動又能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穩定的推進農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消除農民市民化障礙的根本出路要強化制度創新，以有利于促進農民與城市社會的融合及向市民轉化為目標導向，加快破除其市民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確立新的正式制度，使農民市民化真正獲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3、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建設投入的力度，改善外部條件。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的外部條件改善離不開國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投入和協調組織來解決。公共政策覆蓋農村，是十七屆三中全會《 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措施。

4、加強教育和培訓，著力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農民能否變市民，還取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知識和能力的整體素質狀況。無論是進城務工，還是就地發展，素質都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可以這樣說，沒有農民素質的提高，就沒有農民的市民化。

5、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清除信息障礙。獲得就業，特別是處于準市民階段時獲得非農業就業，對于農民市民化尤為關鍵。農民失去土地又沒有職業，將會以有限的土地補償金度日，坐吃山空，失去市民化的經濟基礎。農民的市民化，重要前提是農民就業的市場化、非農化和充分化，順利實現就業是解決失地農民生活來源，加快其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和市民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總之，城市化并不簡單地等于城市的攤子擴張，也不簡單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城市化還有更深的內涵，城市化，歸根到底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際關系及新的精神生態。城市屬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擴張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標。而從農民變為市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和系統的工程，它絕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轉變，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和轉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長期努力，統籌城鄉，抓住關鍵環節,穩步有序推進，協調發展。當然，農民市民化，不是簡單地統計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農民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要適應城市的要求。當農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農民市民化才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