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歷史貢獻

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歷史貢獻

陳紹舉

［摘要］土司制度是在兩漢時期的“羈縻”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元朝開始實行的對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順應了歷史潮流，在一定時期內推動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團結和社會的繁榮進步，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關鍵詞]土司制度建立歷史貢獻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我國進入封建社會。但是，在我國西南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沒有納入秦始皇的統治范圍，秦朝就結束了歷史使命。進入西漢，王朝統治者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著手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范圍。秦漢時期，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族群林立，在大約相當于今天一個省范圍的方國內，大小族群就達幾十個之多。生產力水平的差異，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王朝統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將這些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版圖。但要實現這種形式上的統治，就不得不利用當地土著民族首領，讓他們保持原來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經濟地位，保持國名、領地封號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設置郡縣，派駐郡縣首領，并通過地方土著民族首領，以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統治。這種特殊的政治制度，稱之為“羈縻”制度。

“羈縻”制度的實質是“以夷治夷”，即利用土官治理土民。“羈縻”的含義，按照《史記·司馬相如傳·索引》解釋，“羈”為馬絡頭，“縻”為牛牽繩。從這個解釋可以看出，設立“羈縻”制度的統治者們，內心深處只把西南各族群眾當作牛馬。“羈縻”制度就是用馬絡頭和用牛牽繩把西南各族群眾的頭給以絡住，鼻子給以穿上繩子。在“羈縻”制度下，各少數民族群眾是牛馬，土著王、侯、邑長是絡頭和牽繩，主人則是王朝派駐的郡縣官吏。馬絡頭和牛牽繩都是約束和牽引馬、牛的，馬套上絡頭、牛穿上牽繩后，只準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也就是說，王朝統治者為了達到政治上統治、經濟上剝削西南少數民族群眾的目的，必須通過地方奴隸主、部落貴族，而西南少數民族中的奴隸主、部落貴族為了繼續保持其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經濟地位，又必須和王朝派駐的郡縣官吏勾結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西南各少數民族就要受到王朝統治階級和地方奴隸主、部落貴族的雙重壓迫和剝削。

土司制度的源頭是兩漢時期的羈縻制度。羈縻郡縣制到了唐代改為羈縻州府縣制。此時，王朝開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貴族分子擔任羈縻州府縣的首領，給予各種官職名號。如武德四年（公元618年）牂州蠻首“謝龍羽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如此等等，為元朝以后土司制度中官階的建立開創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開始建立土司制度，當時只在四川、湖廣、云南等行省設置土司機

構。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四川、云南、湖廣等行省共設有大小土司行政機構296處。其中四川行省宣慰司

1、安撫司

2、蠻夷路

3、蠻夷州

6、長官司

2、土軍

1、蠻夷千戶所

1、蠻夷洞

15、蠻夷處

6、蠻夷寨4；云南行省宣慰司

4、宣慰司都元帥府

1、宣撫司

3、軍民總管府

25、蠻夷路

19、蠻夷州39；湖廣行省宣慰司

3、宣慰司都元帥府

1、安撫司

13、長官司

5、軍民總管府

5、蠻夷路

19、蠻夷州

38、土軍

2、蠻夷洞

16、蠻夷處

31、蠻夷寨33。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時期。明襲元制，并大為開拓，將土司制度發展成為一種完整的政治制度。“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國朝兵平六詔，諸夷納土，乃各國因其酋長，立為宣慰、安撫等官”。此后，明朝便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建立土司區，遍設土官以統之，土司機構已遍及湖廣、廣西、云南、四川、貴州等行省。土司制度已成為明朝統治西南諸民族的主要制度。據《明史·職官志五》記載，明初“為宣慰司者11，為招討司者1，為宣撫司者10，為安撫司者19，為長官司者173”，計217個土司區。“又有蠻夷指揮使司3，衛指揮使司385，宣慰司3，招討司6，萬戶府4，千戶所41，站7，地面7，寨1，并以附寨蠻夷官其地”。這類土司區計451個。兩者合計共668個土司區。明朝土司前后廢置、新設的變化較大，據《明史·土司傳》的記載統計，共有土司區233個，分布是：湖廣有宣慰司2，宣撫司3，安撫司8，長官司6，共19個；四川有宣慰司1，宣撫司3，安撫司3，招討司1，長官司（蠻夷長官司）26，府5，衛7，共46個；云南省宣慰司7，宣撫司4，安撫司1，長官司（御夷、蠻夷長官司）15，府26，州4，共57個；貴州有宣慰司1，安撫司3，長官司53，府5，州2，衛1，共65個；廣西有安撫司2，長官司4，府9，州41，共56個。每個土司區都設有各民族的土官。明朝設武職土司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司等官員（宣慰司以下諸土司）共223人，其中湖廣41人，四川49人，云南52人，貴州77人，廣西4人。文職土司（府、州、縣）官員（土知府以下諸官員）共393人，其中四川25人，云南151人，貴州15人，廣西197人，湖廣5人。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時期。清初土司的數字和分布與明末基本相同。改土歸流后雖然土司數目有所增加，但土司區的大小卻發生了很大變化，改流后土司區的分布和制度都發生了變化。諸如土司管轄區的縮小，土司勢力的減弱，貢賦制度的嚴密，征調的頻繁，獎懲的嚴厲，對土司的各種控制等都與明朝不同，特別是經過雍正、乾隆兩朝的大力改土歸流后，土官與流官的區別僅僅在于是否世襲，而一切管理辦法都如流官地區，說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經大大衰落，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了幾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結束了。

二、土司制度的社會基礎

土司制度的設置是對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內地漢族不一致的少數民族地區，采用不同于漢族地區的政策措施進行統治。這種制度的本身，也隨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漢族文化與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程度、封建王朝中央政策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深入程度而發展。

任何統治制度都是建立在階級矛盾的基礎之上的，沒有階級的出現就無所謂統治制度，羈縻制度是這樣，土司制度也是這樣。

羈縻制度的社會基礎是封建制、奴隸制和原始社會并存。我國自夏朝開始步入奴隸社會。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我國的封建社會得以產生，成為統一的封建制國家。但是，由于地區經濟文化的差異，當中原一帶進入比較成熟的封建社會的時候，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還處在奴隸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個別地區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與此同時，西南各少數民族內部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也不平衡，不同民族居住的區域，民族的特殊性也很突出。由于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不同，西漢王朝如果按照中原一帶的統治方式，就難于和少數民族進行直接接觸，對西南各少數民族進行統治就難以進行，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因統治方式不適應地方情況而引起民族反抗。當時我國的這種國情，中原一帶適應封建的統治方式；西南奴隸制地區適應羈縻統治；在少數還沒有真正進入階級社會的地區，雖然也在王朝設置的郡縣之內，但由于沒有階級分化，也就沒有奴隸主、部落貴族，羈縻統治沒有條件，就不可能對他們實行真正的統治。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個民族互相交往，原來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的部落產生了階級分化，進入了階級社會，羈縻制度又在這些地區擴展。到了唐初，在廣西左右江和紅水河流域，唐朝統治階級就新設了44個羈縻州、5個羈縻縣、11個羈縻峒，羈縻統治的空間進一步擴大。

羈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郡國并存。為了逐步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納入統治，王朝一是在地勢較為平坦、土地較為肥沃、氣候較為溫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方設置郡縣據點，并從內地派遣漢族官吏充當太守和縣令，以加強對轄區各族群眾進行管理。二是只要當地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承認接受王朝的統治，王朝允許他們保留其國名、部族名，保留他們在本方國、本部族內的政治、經濟地位，保留軍隊和各種制度等。三是封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的首領為王、為侯、為邑長，通過他們按照傳統的方式對各少數民族進行統治。

羈縻制度的目標是消滅方國，實現統一的封建制國家。我國進入奴隸社會之時，其統治方法采用分封制，王國將領地的一部分分封給君臣后裔、有功之臣，讓他們到分封地區當侯王。這種關系其實就是國中之國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一種比較松散的臣服關系，侯國除了表示臣服、納貢外，一切可以獨立自主。在這種關系下，王國與侯國之間經常出現若即若離的情況，當王國出現問題，沒有能力加強其統治地位的時候，侯國就會從王國中獨立出去。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治，廢除了分封制，建立了郡縣制，將全國的行政、軍隊、經濟、文化等社會事務納入封建中央的管理。從西漢開始實行的羈縻制度，王朝統治階級雖然暫時不插手各個民族的內部事務，保留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在本民族的一切利益，但這是暫時的，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取消方國名、部族名，取消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在本方國、部族內的政治、經濟利益，瓦解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的軍隊、廢止各種制度等，將其完全納入封建王朝中央的統一管理。在羈縻制度下，由于郡縣制的建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為了繼續保持在本民族的統治，充當了王朝統治者的工具。而土著王、侯，邑長在政治上必須聽從王朝派駐的郡縣官吏們的調度，經濟上又要將自己按照原有的方式對本民族剝削所得的一部分，以納貢的形式提供給王朝派駐的郡縣官吏。在羈縻制度下，由于封建王朝的目標是最終消滅方國，對方國、部族的統治和管理必然逐步加強，而各個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的目的是不斷擴大實力，以此擴大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王朝與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以及奴隸主階級、部落貴族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激化之時，也就是方國、部落完全納入封建王朝中央的統治之時。公元前28年，夜郎與漏臥、勾釘因領地糾紛舉兵相攻，王朝調解無效，演變成為夜郎與王朝的矛盾，導致夜郎王被王朝派駐牂牁郡的首領領兵斬首，夜郎軍隊被瓦解，夜郎國名從此消失。

土司制度的社會基礎是封建制和奴隸制并存。我國從秦朝開始，雖然都進入了封建社會，但到元朝時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還沒有真正進入封建社會。在西南靠近中原的一些地區，大部分進入了封建社會；在西南漢文化比較厚重的地區，已經是半奴隸半封建制；在西南的邊緣地區，漢文化的比重很低，基本還是奴隸社會。在當時的這種國情下，既要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又不能因制度不對路而造成各種矛盾。這樣，封建王朝中央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既不能用統治中原同樣的方法，也不能采用兩漢時期開始實行的松散的羈縻制度。在這種國情下，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制度設計仍然要“以夷治夷”。這種制度由王朝中央對西南各民族首領封以官爵，讓其世襲統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王朝中央只通過各民族的首領進行間接的統治；同時又規定各民族首領必須承認是中央王朝統治下的一部分，聽從中央王朝的征調，按期繳納一定的貢賦，承擔一部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義務，這種制度稱之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也叫土官制度。土司即土人，土人就是當地人；司即管理，土司就是任命當地頭人為管理者，負責當地行政，賦稅，官司，招兵等等的責任。土司制度就是利用西南少數民族中的貴族分子擔任地方政權機構中的長官，以便對西南土著民族進行統治，也即土官治土民，或土官制度。這種制度中土官，可以將職務世襲給自己的子孫后代，讓子孫后代擁有自己同樣的土地和人民。

土司制度比羈縻制度更加嚴密。我國西南少數各民族經過與漢、唐、宋各代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不斷來往后，經濟社會發展很快，元朝在總結漢、唐、宋各朝羈縻統治利弊得失的基礎上，為了克服羈縻統治各少數民族地區形同獨立王國的弊端，開始改革羈縻制度。一是設立各種土司職務。元朝設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三種武官職務，負責當地行政，賦稅，官司，招兵等等的責任。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三種文官職務。二是任用各級土司土官。從元朝起，王朝就任用土著貴族擔任土司土官。從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長官司到路、州、府、縣的都由土著貴族擔任。土司定職定位后，王朝要進行政績考核，決定土司職務的升遷。三是規定土司義務。凡是元朝任用的土司都必須向王朝中央盡一切義務。為了加強對土司地區的控制，王朝還規定，土司應定期朝貢。土司向王朝中央進貢，是保持王朝中央與土司的聯系，維持君臣關系的一種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對土司的朝貢極為重視。王朝有專門部門負責管理朝貢。土司對王朝的義務之二為納稅。納稅是土司對王朝中央所盡義務的重要內容。納稅多以金銀、糧、布為主。納稅表示土司對王朝中央的臣服，如土司不盡納稅義務，王朝就會采取強征，甚至發兵征討。三是規定土司的信物、承襲、升遷、懲罰制度。王朝任用土司后，必須賜予土司各種信物，作為統治當地各族人民的憑證。土司則憑信物與王朝中央、其它地方官員發生聯系，已表示自己已經成為王朝的官吏。土司一經授職，即可世襲。為了防止世襲中的冒襲、錯襲，王朝規定了先子后侄、兄弟，無后侄兄弟只要是有能力的妻子已可世襲的世襲制度。與此同時，王朝還規定有功者升遷，有罪者受懲的“獎懲制度”。對于有能力，管轄內社會安寧的給予升遷，有罪者則罰而不廢。

土司制度的實質是封建領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又是當地的大領主，掌握著軍、政、財、文大權，對農奴有“生殺予奪”之權。土司制度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統治機構，治理轄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訴訟、刑罰等。土司在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冊封世襲，劃疆分治，軍事上實行土兵制度，以種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農奴組織成土官武裝，維持土官統治和供王朝征調。在經濟上，土官是轄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實行勞役地租、實物地租等經濟剝削。文化教育方面，土司不準土民讀書和參加科舉考試。在土司制度下，各族人民沒有土地，除為土司提供繁重的無償勞役和當土兵外，還要向土司繳納或進貢各種實物，尤其是有的土司強征濫取，如火坑錢、鋤頭錢、煙火錢等。

土司制度的目標是消滅農奴制。?土司制度是一種封建領主制度，雖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

是在一定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適合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一種特殊制度。在土司制度下，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之間，以及西南少數民族相互之間的交流和融合不斷加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經濟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就，為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創造了條件。但是，這種制度同樣有歷史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表現在：經濟上，土司制度下的領主經濟阻礙了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種特權，擁有軍隊，私設監獄，土司之間相互爭殺，嚴重妨礙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土司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內部矛盾也日漸突出，不利于社會的穩定。交通上，土司區域阻礙了中原通往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不利于王朝中央的控制、治理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土司制度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需要。廣大人民不斷的反抗斗爭又動搖了土司制度的統治。與此同時，土司又日益與封建王朝鬧對立，反對封建王朝對它的管轄。這種有損于封建王朝國家統一的行為，封建王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改土歸流”就勢在必行了。

三、土司制度的歷史貢獻

土司制度產生的初期無疑是進步的，因為它適應了當時西南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基礎，必然對西南各民族社會經濟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第一，祖國統一進一步加強。當時元朝開始建立土司制度，主要不是為了經濟上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剝削，而是為了穩定情況十分復雜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形勢，以求這些地區的社會穩定。從元朝開始的各個朝代在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安定邊疆民族地區成為首要任務之一。通過土司制度的推行，將王朝中央管轄的地區向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擴展，將土司置于各地方政府的管轄之下，土官是朝遷任命的官員，成為王朝中央官員體系的一部分，實現王朝中央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加強了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王朝中央對邊疆地區的統一更加牢固了。土司制度的建立，西南各少數民族首領被封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時間與王朝中央保持了相對和平友好的關系，出現了相對安定的局面。土司制度廢除了羈縻制度下的郡國并存體制，鏟除威脅國家安全的方國，國家的統一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第二，推動了封建制度的發展。土司制度建立，西南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社會相對安定，為各民族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定期朝貢以及進朝受職，驛站的設置和道路修通，西南各民族與內地的來往日益密切，促進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的發展。土司制度的建立，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大批漢族士兵和漢族人民進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促進了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清時期，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軍、民屯田的影響下，封建地主經濟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會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隸制、農奴制經濟開始瓦解，向地主經濟過渡，特別是在靠近內地的地區，由于王朝中央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的貫徹執行，封建地主經濟逐漸發展，并在許多民族地區占了主導地位。

第三，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土司進貢，土官進朝受職以及開交通、設驛站、修道路等，使西南各民族與王朝中央的聯系得以加強，促進了漢文化向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同時，從元朝土司制度創立開始，王朝中央都注意土司地區文化的發展。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學、設立學校、立寺廟、傳經史、授學田；明朝在土司地區設立儒學，強制土司應襲子弟入學，優待土司子弟進入國子監就學，并對土人入學給以獎勵等；清朝在土司地區推行“文教為先”的政策，廣建義學、社學，提倡、甚至強制土司子弟入學習禮，開科舉之門，“準土司由生員出身者一體應試”，等等。這些措施，提高了土司地區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特別是在土司及其子弟中提高較快，促進西南各民族文化的發展。

第四，保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自古以來。侵略與反侵略的斗爭長期存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無論王朝中央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混戰、甚至改朝換代，還是遭受外敵入侵的時候，都站在國家統一的立場上保衛領土、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明朝萬歷初年，緬甸國王莽瑞體率兵侵入云南德宏地區，明朝隴川傣族土司多士寧不惜以全家性命來保衛邊土，拒不降緬。明朝永樂年間，木邦宣慰使罕賓發多次拒絕緬甸那羅塔的誘叛，并向明朝表示效忠，愿意共同抗擊那羅塔，得到明王朝的嘉獎。明朝嘉靖年間，曾征調廣西俍兵、湖南永順和保靖宣慰司土兵前往浙江沿海參加抗倭斗爭，廣西田州土司妻瓦氏率兵前往，在王江涇戰役中取得了重大勝利。1834年（道光十四年）緬甸木梳王朝蠻橫地強迫車里宣慰使刀正綜侍奉緬王，刀正綜身為清朝宣慰使，予以堅決拒絕。如此等等，足以說明土司處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負有守土之責，在保衛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作者單位：貴州省赫章縣文物局）

第二篇：土司制度

中國土司制度摘要：中國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寬泛，從中央到地方行政無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謂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數民族地區授予少數民族地區首領世襲官職，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時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歷史意義三方面進行論述。

關鍵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時期

一、土司制度簡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羈縻政策”，在秦、漢肇始時，不過略微管束，加以籠絡，使之不生異心而已；至唐、宋時，才漸次趨于強化。至元代，元王朝在總結歷代封建王朝特別是唐、宋以來推行的羈縻政策經驗的基礎上，施行“蒙、夷參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開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王朝統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并達到了鼎盛時期。及清代，少數民族地區地主經濟興起，土司制度對于社會發展漸次起著阻礙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潰，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漸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維護國家統一、保持民族地區安定、促進社會發展、鞏固邊防等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土司制度畢竟是“封土封疆”世襲統治的殘余，殘酷剝削壓迫人民，愈來愈腐敗，故終于在歷史的長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時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階段出現在元代。元朝在統一全國后，開始在南方民族地區普遍建立土司統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員達魯花赤進駐各級地方政府，實現對多民族漢族的統治，在西南少數民族的地區也

有達魯花赤與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統治的具體方法有如下幾點：

第一，設立各種土司職務。元朝土司官職大者有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長官司諸職。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為各級土司土官。元朝比較廣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為土司土官，從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長官司到路、府、州、縣的長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擔任。

第三，明確了土司的義務。元朝對所任用的土司都規定必須向中央王朝盡一定的義務，貢賦包括朝貢和納賦兩項內容。

第四，規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襲、升遷、懲罰的制度。元朝對土司的管理，從土司的任命、承襲、升遷到對土司的懲罰等都有明確的規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經基本確立，只不過處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階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時期。

明襲元制，并大為恢拓，將圖司制度發展成為一種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農奴制分散割據的特殊情況，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長期統治，采取“以夷制夷”為特點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時期，主要有兩個標志，一是專門設置了區別于流官的士官職銜，一是改元代單純的懷遠、安撫為駕馭。【1】 土司職銜的確立。元代雖然設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沒有單純的為土司設官職，土司和流官都可擔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點，就是分別土流，專門設置了區別于流官的土司職銜有：宣慰使司，宣撫司，安撫司等；凡府、洲、縣各級官職由土司充任著均冠以“與”字，以區別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駕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撫政策為對土司的駕馭，企圖以加強對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權。分三點：一是在土司繼承問題上顯示駕馭問題；二是從制度上規定，所有土司必須受地方文武長官的約束，這樣就把土司的自主權壓縮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門安插流官，以便對土司進行監視、制約。【3】

關于土司的俸祿，不如流官有俸銀，皆以流官相同等級支給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撫司宣撫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僉事，宣撫副使，招討使，安撫使，副千戶；月一十石者：宣撫同知，長官司長官，宣撫僉事，副招討；月八石者：副長官，安撫副使”。明朝對土官雖有

此規定，但實際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頒給，土官仍為無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罰俸處分時，則按月支米數受罰。在承襲方面，明朝對土官的承襲規定甚嚴，前后變化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襲及因承襲不明引起族人的爭端。承襲的經過大概是：土司應將承襲之人依次呈報，在呈請襲職時，要取上司印結、本人宗支圖及鄰境保結方能承襲。根據《明會典》記載，明代各朝對土司承襲的規定是：1436年（正統元年）奏準：土官在任，先具應襲子侄姓名開報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襲。

在升遷與懲罰上，明朝對土司有考察制度，對土司實行升遷和懲罰。升遷途徑有：軍功，明代土司的升遷，以軍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積有年老”，忠于職守，到一定時間給予升官；納米，明王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駐守大量軍隊，需要糧食，故采取“納米升授”土司官職辦法；進貢，土司以進貢取悅朝廷，從而得到晉升。懲罰辦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與流官一樣受到懲罰，而且懲罰也很嚴厲；革降，將違法土司裁革或降職；遷徙，把有罪土司遷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時期。清代的土司機構大體都設置于順、康、雍年間。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領歸附，因此，清朝政府決定凡土司來降者，皆授原職世襲，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樹地區進

行戶口清查劃定界限，將一百多個大小部落頭人分別委任為土千戶，百戶，百長，又新增設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職、承襲、朝貢、賦稅、升遷、懲罰、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內容與明朝又有所區別。特別在清朝大規模改土歸流以后，對殘存土司的統治有了很大的變化，土司的勢力大為減弱，只在形式上為土司統治，實際上是在清朝所設的各種流官機構的管轄之下。

改流后土司區的分布也發生了變化，四川土司數有明顯的增加，而湖廣、云南卻有減少，尤以湖廣減少最多，與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說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經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區推行了幾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結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歷史意義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區采取的一種封建民族政策，它產生的初期作為一種新興的政治統治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當說是一種進步，因為土司制度適應了當時南方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就必然對南方各民族社會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總的來說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該制度暫時維護了地方的穩定和鞏固了祖國的統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圖，主要是為暫時安定情況十

分復雜的南方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以求得暫時的相安無事。第二，該制度促進了南方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對安定，為南方各民族社會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第三，該制度溝通了邊疆與內地的聯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貴族與中央王朝的聯系加強了。第四，該制度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從元朝土司制度創立之始到明、清時的土司制度確立的全過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區文化的發展。參考文獻 【1】【2】【3】參考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社1998年9月出版

[4]本段參考龔蔭的《中國土司制度》云南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第三篇：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與地方各民族統治階級互相聯合、斗爭的一種妥協形式。在土司統治下,土地和人民都歸土司世襲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個個勢力范圍,造成分裂割據狀態,從而使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產生仇恨和戰爭。

元代在今貴州地區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貴州歷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明永樂十一年設置貴州布政使司，貴州正式成為省一級的行政單位。明末，貴州布政司領貴州宣慰司及貴陽、安順、平越3軍民府并都勻、黎平、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7府。

清代前期，貴州的行政建置有較大的變化。雍正時，將四川所屬遵義府及其所屬各縣改隸貴州，同時，將畢節以北的永寧全境劃歸四川，將廣西紅水河、南盤江以北之地置永豐州，與廣西的荔波、湖廣的平溪、天柱一并劃歸貴州管轄。至此，貴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貴州建置設有12府、2直隸廳、13州、13廳、43縣。

貴州的改土歸流始于明代,高潮卻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間。督撫大員鄂爾泰等人的改土歸流建議為雍正皇帝采納,是有其深刻歷史原因的。這集中表現在:在經濟上,土司制度下的領主經濟阻礙了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種特權,擁有軍隊,私設監獄,相互爭殺,嚴重妨礙中央集權;而土司、頭人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內部矛盾也日漸突出,不利于統治的穩定;在交通上,土司區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著“開江路以通黔粵”、連陸路以通川楚達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對邊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貴州土司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諸土司的歸附啟其端，繼而今貴州地區等西南諸大姓以次服屬總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著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待明政權日益鞏固后，其對貴州土司的控制也隨之加強。可見，貴州土司的建立具有兩個特點：在地域上是由東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撫后征。

明代貴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會歷史原因的。其主要因素有二：一為當地大姓，世代據有其地，勢力根深蒂固。貴州土官多源遠流長，盤根錯結。對于擁有如此雄厚實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變”，只有采用假予爵祿的辦法加以安撫。二為貴州乃多種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險。因此，只有任用土官，才“易為統攝”。這就是明代在貴州設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職銜號有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文職銜號則有府、州、縣之名。隨著明王朝在貴州土司地區的統治勢力的加強，除貴州宣慰司外，其它諸司均先后改制。總之，貴州全省雖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職較低，或多處從屬地位。究其因，似是貴州與內地較為靠近，明政府鞭長易及所致。明代貴州土司制度大體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土官制

明代貴州土官來源，除主要錄用前元降附土官外，尚有如下諸種途徑。

新增土官。保做。納米陛授。但是，明代貴州土官的承襲在形式上卻有兩種不同表現。

一是明文規定準予世襲。二是不曾開世襲字樣。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明代土官由婦女擔任者頗多，其中還出現了一批著名女領袖。

二、貢賦制

額以貢賦，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經濟領域的重要內容。

貴州土司需定期入貢馬匹和方物。作為報答，明王朝照例給予不同級差的回賜。明代特別是其后期，貴州一些土司地區難予承受賦稅負擔。

三、土兵制

明代貴州土兵，數量頗多。其中，更以貴州宣慰司所轄土兵稱雄。明王朝“驅調”貴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蠻攻蠻”。總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維護了其在貴州土司地區的統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對貴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寬宥與贖罪兩個方面。兩方面互為聯系的措施，無疑對貴州土司地區起到了“安一方”的積極作用。

五、學校和科舉之制

明王朝在貴州土司地區推行“文德以化遠人”的政策。

關于明王朝在貴州民族地區推行儒學

就是說，其主要教育政策可歸結如下：(1)在貴州土司地區設置“土學”(2)民族地區的子弟，除進入地方學校外，還可優待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國子監。(3)特別重視土司繼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學不準承襲的強制性辦法。(4)明政府從中央至地方對土人入學均取獎勵之策。

關于科舉制。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貴州土司地區“歸順”、“向化”、“納賦稅入貢”，即為其統治利益服務。但對“蠻民向學”和“變夷俗”，即對當地文化的發展和改變一些落后的習俗，具有促進作用。

（三）中央王朝設置土司制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創造必要條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廢除土司制度本身。為此，明王朝采用了兩種削弱貴州土司勢力的做法。

一、分地眾建土司

二、改土歸流明代對貴州土司的改流，常見的有三種情況。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機改流。(2)以不系世襲為理由改流。(3)以自請為理由改流。可見，明代為使改流工作順利進展，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了嚴與寬區別對待的處理辦法。雖然，明代貴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區內實行；但它為清朝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概言之，明代貴州土司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有值得肯定之處的。特別在明初，統治者尚能較好地認識民族問題。據載，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指出：這種“御蠻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壓迫的基礎之上的。明代土司制度特征

土流分治 土職（宣慰 宣撫 安撫 招討 長官 蠻夷長官）有文武職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較高，與王朝關系緊密

承襲有制“應襲之人必先送冊上報” 教化為先，作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賦稅進貢之法

四大宣慰司：貴州宣慰司 播州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思南宣慰司

貴州宣慰司地域范圍分為水西和水東 水西政治制度：宗法制：政權與族權相結合 則溪制：地緣和血緣相結合，軍事和行政相結合 “九扯九縱”制：設置九個平行的部門，由九位行政長官負責

播州宣慰司 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楊鏗，于1372年歸順朝廷，朱元璋即下詔為播州宣慰使 轄地：遵義、桐梓、正安等 明加強對播州的統治 賦稅方面 定每年納糧二千五百石，改變了過去只向中央朝貢的作法 軍事方面 駐兵播州，要求楊氏派子弟入國子監學習經過明平播之役后，海龍囤成為楊應龍最后據點，堅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隨之結束。明平播之后，決定將楊氏據有之播州改土歸流，實行流官統治。

思州、思南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今岑鞏、玉屏、石阡、鳳崗、榕江 思南宣慰司 今思南、印江、銅仁、鎮遠、施秉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與四川、湖廣毗連，自元代以來為湖廣通往云南的驛道干線上，經濟較為發達。明初在此建有鎮遠、清浪、平溪等衛所，與土司犬牙交錯

貴州建省的過程，也是改土歸流的過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歸流，建立思南、銅仁、鎮遠等八府。安順、鎮寧、永寧三州，都勻、安順二府。改貴州宣慰司為貴陽府

唐設羈縻州，由土著首領占有其地。宋勢力達貴州后，各少數民族統治者獻地納土，請求“內附”。所謂“內附”，即是承認、接受中央朝廷的統治，有利于維護祖國的統一

兩宋與羈縻州的關系比起前代有進一步的發展，封建王朝規定各地的羈縻州都要向中央定期朝貢

貢物：朱砂、石英、名馬、水銀、犀角、氈、藥物、蜜蠟、名酒、銅鼓

回賜：玉器、金幣、巾服、錦袍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漢、唐時期的羈糜制度，所謂“羈糜”，就是中央王朝對鞭長莫及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首領籠以職官名號，通過他們進行間接治理，表示對王朝的臣屬。漢以后，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封建王朝任用少數民族首領治理邊疆，施以羈縻，史載很多。羈糜制度不斷得到發展。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全盛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空前強大，經濟文化繁榮，這與它推行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和緩、懷柔政策，特別注意團結、任用少數民族首領有關。宋朝建立，依沿唐制設立羈糜州縣。土官并擁有自已的武裝。這些，呈現了土司制度之雛形。

元朝統一，國家疆土空前擴大。中央王朝對邊疆各族地方的治理，感到鞭長莫及，故而沿襲唐、宋的“以夷治夷”之道，設置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溪洞軍民總管府、土州等土司機構，職官參用土人。說明元代土司制度已經在唐、宋羈縻制度基礎上確立。明代初，對原來土官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 土司制度在宋、元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

然而，唐代在全國東西南北邊疆民族地區普遍推行羈縻制，但后來只有在西南部和南部、西北地區的羈縻州、縣發展成為土司制度，而北、東北地區的羈糜州縣卻沒有發展成土司制度。這是由于北方和東北方的民族多從事游牧業，流動性大，民族變化無窮。而南方和西南的壯族和其他民族從事農業，以種植為根本，分布地域相當穩定。穩定的地域和農業經濟，仍是羈縻制度能發展到土司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礎。土官世領其土，世長其民，土司制度得以延續。

談貴州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土司。土司制度是中央對少數民族邊疆地區進行管理的一種特殊方式。地方的土司長官掌握著地方軍事、政治、經濟等大權。歷時1000多年。

土司制度早期對于國家的統一，邊疆的穩定做了很大的貢獻。早期的土司官很多是從中原派來的。

其次，土司制度獨西南貴州等地少數民族的經濟的發展文化的交流等都有深遠的影響。土司長官的后代在貴州主要是土家族。他們沿襲的完全是中原文化，一直到清末民初，當地的教育都還是儒家的經典文化，四書五經，同時還參與科舉，古代的夜郎是一個荒蠻之地。從中原來的田姓帶來中原的先進的文化，生產方式等。這對于西南少數民族的文化經濟的發展是做出很大貢獻的。這樣漢文化得以在廣大少數民族地區推廣，幫助他們擺脫野蠻，走向文明，發展文化。同時中原的先近的生產耕作方式也被帶到了貴州，這些從有的家譜可以看出，當時在土司長官的管理下，貴州的很多地方開始成了魚米之鄉。同時還開設水銀、朱砂等廠。成為玉米之鄉定是先進的耕作技術的。至于開設水銀朱砂等廠就更是需要良好先進的化工技術了。由此看出，由中原派來的土司長官對西南的經濟文化的同樣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其三。早期土司的實行有利于民族間的交流融合。民族間的相互通婚，相互學習生產經驗。加強了民族的發展與團結。使少數民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同時還使中原的漢族土司長官1000多年后被少數民族化了。比如田姓原來在陜西是漢人。在長期保衛邊疆，發展邊疆之后，便打上了土著居民的烙印。變成了今天的土家族。就是漢民被少數民族化了。

以上是土司制度對國家的統一、邊疆的穩定、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間的融合等的積極影響。

但后來為何有會進行改土歸流。改土歸流是因為后來的土官與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銳。土司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從唐、以后就一直存在，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矛盾就日益尖銳。土司制度就顯得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再加上土司到后來對廣大統治地區的盤剝，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反抗斗爭動搖了土司的統治。在我看了土司跟中央政權的矛盾是因為地方土司官的權力過大。土司掌管著一個地方的人口、經濟稅收、軍權，地盤越夸越大。有的土司擁兵自重，敢于跟朝廷對抗。這分明是跟封建的中央集權相矛盾的。

這樣中央就開始了改土歸流。一般采取兩種辦法。一是至上而下的先改土府，再改土州。這樣是為了分而治之，因為那時候的一個州相當與幾個縣乃至十幾個縣那么大。這是朝廷決心改土的重要原因。（改土是從明代中葉開始的，到清雍正年間，才大刀闊斧地進行。）改州設縣分化權力相互制衡。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時機進行，如有的土官絕嗣，后繼無人，或宗族爭襲，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間互相仇殺，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鎮壓后，"以罪革職“，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請“改土歸流”時，王朝以所謂從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襲，改為流官。總之，封建王朝遇有機會，立刻抓緊改流......。這些都是封建王權表面的一些措施，目的是要徹底地消滅土司制度。流官是由朝廷直接任免，派人流官的好處是便于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在設置縣的同時，設立軍事機構。如云南增設烏蒙鎮﹑昭通雄威鎮﹑普洱元威鎮﹐貴州增加古州鎮﹑臺拱鎮﹐廣西另設右江鎮﹐湖廣添永順協﹑永綏協等。于是在各該省長吏經營下改設村縣。在廢除土司世襲制度時﹐對土司本人﹐根據他們的態度給以不同的處理。對自動交印者﹐參加賞賜﹐或予世職﹐或給現任武職。對抗拒者加以懲處﹐沒收財產﹐并將其遷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內地省份﹐另給田房安排生活。在設立府縣的同時﹐添設軍事機構﹐如云南增設烏蒙鎮﹑昭通雄威鎮﹑普洱元威鎮﹐貴州增加古州鎮﹑臺拱鎮﹐廣西另設右江鎮﹐湖廣添永順協﹑永綏協等。清政府在改土歸流地區﹐清查戶口﹐丈量土地﹐征收賦稅﹐建城池﹑設學校﹐原來土司只交納很少的貢賦﹐而將殘酷掠奪屬民所得的大量銀兩盡收于己。改土歸流后﹐變革賦役方法﹐廢除原來土司的征收制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征稅﹐數額一般少于內地。土民所受的剝削稍有減輕。

但我們不能對改土歸流評價過高，究其實質，這場改革只是封建統治階級中中央與地方的角力和斗爭，并非以人民利益為重，不可過高評價。

終上所述，土司制度的早期還是利國利民，有利于經濟文化的發展。但到后來便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以至它的滅亡。這也驗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產生、發展、滅亡的歷時。土司制度是事物，它當然也擺脫不了這三部曲。雖然它滅亡了，但也有過貢獻。我們不要一提改土歸流就想到土司制度在阻礙經濟社會。我們要求客觀全面的看待土司制度的功與過。它的消極與積極作用。了解它的產生背景、歷史過程、乃至對當今的社會經濟管理都是一件好事。我為的是還歷時一個真實。一個真實的土司制度.貴州的改土歸流始于明代,高潮卻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間。督撫大員鄂爾泰等人的改土歸流建議為雍正皇帝采納,是有其深刻歷史原因的。這集中表現在:在經濟上,土司制度下的領主經濟阻礙了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種特權,擁有軍隊,私設監獄,相互爭殺,嚴重妨礙中央集權;而土司、頭人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內部矛盾也日漸突出,不利于統治的穩定;在交通上,土司區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著“開江路以通黔粵”、連陸路以通川楚達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對邊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時期的改土歸流,前奏是對烏乃、烏撒等土司的改土設流,重點則是對湘黔邊,以雷公山為中心的地區及廣順、定番(今惠水)、羅甸交界處的開辟。土司制度作為一種政治統治制度，它又是時代和歷史的產物，因此它的影響又具有兩重性，即初期、中期的積極作用和后期的消極作用這樣兩方面的影響。

（一）土司制度的積極影響

土司制度產生的初期，它作為一種新興的政治統治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一種進步，因為土司制度適應了當時南方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就必然對南方各民族社會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暫時維護了地方的穩定和鞏固了祖國的統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圖，主要不是為了經濟上的剝削，而是為暫時安定情況十分復雜的南方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以求得暫時的相安無事。事實亦如此，在土司制度開創的初期，確實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領被封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時期中與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對和平友好的關系，而地方上也出現了相對安定的局面。“夷漢相安”的環境就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會的發展。另外土司制度的建立，實現中央王朝對南方民族地區的間接統治，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控制，并將南方大量的土司土官置于各地行省的管轄之下，土司土官成為朝遷的命官，土司土官也成了中央王朝官員系統中的一部分，這是祖國統一的一種具體表現。

第二，促進了南方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對安定，“夷漢相安”的社會環境為南方各民族社會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加之伴隨土司制度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大批漢族士兵和漢族人民進入南方民族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先進生產技術和工具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因而促進了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清以來，南方民族地區在軍、民屯田的影響下，封建地主經濟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會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隸制、農奴制經濟開始瓦解，不斷的向地主經濟過渡，特別是在靠近內地的地區，如湖北、湖南以及廣西、四川、云南、貴州的部分民族地區，由于中央王朝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的貫徹執行，封建地主經濟逐漸發展，并在許多民族地區占了主導地位，為改土歸流創造了條件。

第三，溝通了邊疆與內地的聯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為朝廷命官，土司又按規定要定期朝貢，有的土司還須“赴闕受職”，使南方各民族貴族與中央王朝的聯系加強了。同時土司和中央王朝為了相互往來的方便，彼此都開辟交通，設驛站，修道路。元朝曾在南方民族地區普遍設立驛站、郵傳和修路。道路的修建，驛站和郵傳的設置為南方民族地區與內地聯系的加強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南方各民族與內地的來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

第四，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從元朝土司制度創立之始到明、清時的土司制度確立的全過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區文化的發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學、設立學校。明朝注意土司地區的文化教育，土司子弟可以優待進入國子監就學，同時還在土司地區設立儒學，強制土司應襲子弟入學，并對土人入學給以獎勵。土司文化素質的提高必然促進南方各民族文化的發展。

第五，在保衛祖國領土完整的斗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處在邊疆地區，又負有守土之責，所以土司在保衛祖國領土完整的斗爭中有過特殊的貢獻。邊疆地區的土司無論中央王朝內部發生過多么嚴重的分裂、混戰、甚至改朝換代，還是邊疆地區遭受外敵入侵蹂躪的時候，邊疆地區的上司都是站在國家的統一立場來保衛邊疆領土、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

（二）土司制度的消極影響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對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種過渡性統治措施，就其本身來說不如內地的政治制度先進，有著許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對南方各民族產生了很多消極的影響，特別是隨著歷史的向前發展，消極影響就更加明顯。

第一，造成土司之間、民族之間的隔閡。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時候，就將“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圖貫徹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對付乙地土司，或者將大土司化分為小土司，讓各土司互相對抗，互相仇殺，從而達到統治的目的。這種“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間造成嚴重的對抗和隔閡，彼此征戰、仇殺，破壞了土司地區的安定，特別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間爭戰不息，給各民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礙了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來的奴隸制、農奴制生產方式為出發點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對土民形成為一種人身占有關系。土民被束縛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處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產積極性不高。特別是當封建地主經濟因素傳入士司地區后，土司為了維護原有的生產方式，就千方百計限制和抵制地主經濟因素的成長和發展，這就阻礙了土司地區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另外土司對土民的私占橫征、肆意苛索。弄得土民貧困不堪，更無發展生產的興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閉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為政，致使土司地區原有的落后社會殘余長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間的閉關鎖國，與外界缺乏應有的聯系，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傳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長期認識不到土司統治剝削的實質，從而使適應土司制度的奴隸制和農奴制長期延續，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土司制度所產生的敝端，使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廢除土司制度使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四篇：雅安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稱?土官制度?。統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時期稱羈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當地首領為府、州、縣的文職土官，元朝加強了軍事統治，設臵宣使、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長官司等武職土官。明沿襲宋、元制度，并進一步完備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貢納、征調等制度。

土司制實質上是封建領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又是當地的大領主，掌握著軍、政、財權，對農奴有?生殺予奪?之權。土司制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統治機構，治理轄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訴訟、刑罰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冊封世襲，劃疆分治，軍事上實行土兵制度，以種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農奴組織成土官武裝，維持土官統治和供王朝征調。經濟上，土官是轄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實行勞役地租、實物地租等經濟剝削。文化教育方面，則不準土民讀書和參加科舉考試。

明代為土司全盛時期，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1728)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統治天全達790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結束。

建臵沿革

隋大業二十四年(618)唐王朝建立(618—907)。高祖李淵在平定巴蜀后，于武德元年(618)改臨邛郡為雅州，領嚴道、名山、揚啟、蘆山、靈關、依政、臨邛等十六縣。同年割依政、臨邛、蒲江、臨溪、火井五縣臵邛州，割江源、陽山二縣臵登州，靈關即今寶興縣靈關鎮，揚啟今天全縣，至貞觀元年(627)年撤消，為時九年。天寶元年(734)年改雅州為蘆山郡，肅宗乾元初又復為雅州，共轄六個縣、四個兵鎮和五十七個羈 縻州。其中和川鎮在今縣城西，始陽鎮在今始陽鎮，安國鎮在今多功鄉，靈關鎮在今寶興之靈關鎮。

唐代中葉以后，朝廷統治力量削弱，鎮兵廢弛，逐漸形成藩鎮割據。公元八八O年黃巢起義進軍長安 ,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這時雅安地區一帶時有叛亂發生 ,唐軍江南 臨江府人高卜錫和太原人楊端先后率部西征 , 進入天全地區 , 從此停留下來 , 高部以現始陽、新場一帶為據點;楊部以現城廂、老場一帶為據點 , 各自擴充實力 , 逐漸控制了天全 全境和現寶興、蘆山、滎經的一部份地方 , 進而擴大到今瀘定、康定一帶 , 形成割據局面。從此高、楊二土司統治天全 , 沿襲至清代。

《天全州志 》載江南臨江府人高卜錫以軍校從 從征西路有功 , 留鎮和 川。太原人千牛衛楊端 , 隨軍入蜀 ,后以軍功留鎮。《雅 州府志》載楊氏副招討世祖楊端以千牛衛怠從僖宗幸蜀,也于六番招討司境。昭宗嗣位,命與高氏分土而治。

唐末五代時期，公元九O七年唐亡,王建稱帝成都 ,史稱前蜀。公元九三四年孟知祥據成都稱帝 , 史稱后蜀 , 直至公元九六五年結束。在前后蜀統治期間 , 建臵 一如唐制，無所更變。后蜀時 , 高卜錫之孫高襄〈閣藏〉和楊端后代楊夾矢率 眾舊附，受封碉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 , 高土司建土署于始陽，楊土司建土署于碉門，正式開始了 天全的土司統治。

載《天全州志》、《蘆山縣志》、《雅州 府志》: 及天全境內高楊土司有關碑記。蒲孝榮氏考證 ： 后蜀臵碉門安撫司,在今天全城關鎮西。

公元九六0年,宋太祖趙匡胤稱帝 , 于公元九六五年滅后蜀,將四川納入版圖，仍臵雅州節山郡 , 領縣五和羈糜州四十四。對天全則按后蜀舊制 , 授高楊二氏為安撫司 , 并臵碉門寨。

《宋史》卷469載 ,成都府 路有府

一、川十二。雅 州 領縣五,羈糜州四十四，并有碉門寨與靈關寨。

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起〉時期 , 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十一月 , 砂坪番民首領高志良在碉門與居民發生沖突,寨官喻炳和臵制司處理不當,發生天全歷史上著名的“砂坪事件”,宋軍退出天全。不久黎州又發生奴兒結的市馬事件,這一帶區域陷入混亂。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一二三五年〉,元室興起,蒙古軍南下，分路進攻四川。此后,元世祖遠征大理,循大渡河進軍, 侵奪雅州、黎州等地。淳佑八年(1248)，蒙古軍進至巖州時，南宋西征軍自碉門出擊，在馬鞍山大戰，三戰三捷，擒元將禿懣于大河。后高土司在巖州降元，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五年〉,設臵碉門、黎雅等處安撫司,屬脫思麻路 , 授土司高保四虎符,準予重建碉門關城 , 恢復防務，后改六番招討司 , 司治設碉門,又分臵天全招討司,司治設始陽。

自元代起 , 設六番招討司。對 ?六番?的解釋不一 , 明代通志謂即木評、魚通、、嚴州、咱道、咱里、大壩六番部 落。《蜀志》謂六番即六村即馬村、蘇村、羊村、金村、隴東村、西碉村。〈除西凋外其余均在今滎經、寶興、瀘定一 帶〉 o 又謂六番地帶為碉門、巖州、察道、冷磧、黎州、沈村。顧炎武《天下軍國利病書》謂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轄部落凡六 ：曰馬村、蘇村、金村、楊村、麗東村、西碉村。或謂六番之名始此。“ 楊振業《靈和乘略》駁之 ：” 五代王孟時 , 臵碉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安撫司 , 宋因之,元初臵六宣撫司 , 憲宗改六番招討司,史別臵天全招討司。宋代《蜀志》乃云六番即六村。按馬、蘇、楊、隴在董卜韓胡 , 金村在滎經水入天全處 , 西碉以凋門冒砌村字 謬湊六番。“ 任乃強先生謂 ：”至于‘六番’之義 ,余初疑為揚、劉、郝三王族與董卜韓三胡族之總稱 , 陳宗祥先生提出六番即《后漢書》的 ‘白狼樓薄 ’, 我甚贊同 ,(古今音并吻合 , 唐宋三王部落地面,亦與白浪樓薄地面符合〉但未解樓薄名稱何 以轉為三王部落 , 尚待詳考 “。另以天全命名 , 首先出現于元代 , 詳《天全縣-名-考》o

元末，明玉珍及明升據蜀十年(1361—1371)。其間，陜西白不信、李喜喜部兵敗入川，稱?青衣軍?，降明玉珍后曾攻占天全大部分地域。

洪武四年(1371)春，明太組朱元璋命湯和、傅友德率軍入川，平定明升，天全土司高國英投降。洪武六年(1373)年，改天全招討司為天全六番招討司，司治設始陽，(1388)年直隸四川布政司，洪武二十二年(1388)改隸四川都司。同時改六番招討司為天全六番招討副司，治所設今城廂鎮。

《明實錄》載洪武六年十月丙午〈 1374、1、22 〉臵天全六番招討司,秩從五品,前土官高英為正,楊藏卜副之。

明末(1644—1646)，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其間張能奇部進軍雅州，天全土司高躋泰、副司楊之明聯合抵抗，幾經激戰，楊之明敗亡，部將徐漢卿在飛 仙關擊退大西軍。不久,高楊所部攻入蘆山, 殺”大西“所派縣令李國杰,大掠而歸 , 故大 西軍未進入天全境內。

崇禎十七年(1644)，明亡。清順治九年(1652)高躋泰到嘉定吳三桂營投降，后又親赴北京受封原職，高躋泰為天全六番招討司正招討，楊先柱副之，治所如前。

清雍正六年(1728)，朝廷重臣鄂爾泰奏請在云貴廢除土司 ,以達到政治和經濟各方面的統一。川陜總督岳鐘琪奏請廢天全土司，天全土司亦以違法補參。雍正七年四月，吏部議復四川巡撫，批準天全土司改流官事宜。隨即以武力脅迫，收繳印信，遷正司高若蹯及親屬于江西南昌府城東盛門萬宜巷，贈田60畝;遷副司楊大業及親屬于江西南昌，從孟蜀時算起，統治天全達790多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結束。

《清實錄》載雍正七年四月(1725.5.4 〉吏部議復四川巡撫憲德、批準天全土司改流官事宜。

文物古跡：破磷村石頭寨土司文化遺址

唐代中葉以后，朝廷統治力量削弱，鎮兵廢弛，逐漸形成藩鎮割據。公元八八O年黃巢起義進軍長安 ,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這時雅安地區一帶時有叛亂發生 ,唐軍江南 臨江府人高卜錫和太原人楊端先后率部西征 , 進入天全地區 , 從此停留下來 , 高部以現始陽、新場一帶為據點;楊部以現城廂、老場一帶為據點 , 各自擴充實力 , 逐漸控制了天全 全境和現寶興、蘆山、滎經的一部份地方 , 進而擴大到今瀘定、康定一帶 , 形成割據局面。從此高、楊二土司統治天全 , 沿襲至清代。

高、楊土司統治天全790年的時間里，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如?蘆山 事件、砂坪事件等等，也留下了許多活動的痕跡，大坪鄉婆磷村就是其中之一。

石頭寨位于大坪鄉破磷村，東與始陽接壤，西與河源毗鄰，南靠大崗山，北臨青衣江，方圓2000平方米，三面環水，一面靠山，寨子四周綠草茵茵，樹木森森，風景獨好，寨子外圍臨江的一邊一座明代建造的白君廟保存得尚較完好(破磷村小學設于內)，與白君廟遙遙相對是高土司因朝廷賜封而建成的一座石牌坊，雖年代久遠但仍保存完好，整個村寨全是石頭壘砌的城墻，該城墻建造奇特，呈迷宮一般，人進其中難辨東西南北，寨內自然景觀密布，個景因型就勢，形象逼真，寨內住有全村約百十戶人家，居民住房建筑風格奇異，畫棟雕梁隨處可見。

大坪鄉婆磷村土司文化遺址，起源于宋代。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起〉時期 , 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十一月 , 砂坪番民首領高志良在碉門與居民發生沖突 , 寨官喻炳和臵制司處理不當 , 發生天全歷史上著名的 ” 砂坪事件 “, 宋軍退出天全。不久黎州又發生奴兒結的市馬事件 , 這一帶區域陷入混亂。高土司為了保護自己家族的安全，在婆磷村修建了石頭寨，將其家族從始陽移至婆磷村，寨內道路曲折，機關甚多，碉堡密布，以迷宮的形式修建。為了加強防護，高土司還派其三個女兒在官道上修建了女兒城(關口)，城墻高5米，用來抵御外來的侵略，同時也是進入石頭寨的第一個關口。它的修建也解除了高土司的后顧之憂。

徒國文化：徙民俗文化

徙是四川西南各少數民族中的一支，在公元前3世紀統稱?西南夷?。由于西南夷分布區域極廣，民族成份眾多而又相互雜處，加上受到各種文化的影響，故其族屬和來源紛繁難辯。根據多學科研究的結果，西南夷大體可以分為：氐羌(藏緬語族)、百越(壯侗語族)、百濮(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3個族系。屬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勞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馬、摩沙等，他們是今天西南地區屬于藏緬語族的彝、白、納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諾、羌、普米、景頗、阿昌、獨龍、怒等民族的先民。將西南夷分屬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數民族歷史的發展規律，凡屬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語言、歷史傳說、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相近的經濟生活，而且共同的特點越往上溯，相同之處越明顯。(《中華民族史》王鐘翰)

徙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公元前4世紀以前和內地的聯系很少，處于各自的發展中。經過秦漢兩朝的長期開拓，最終納入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版圖中。徙國疆域在今青衣江流域一帶，包括今滎經縣、雅安市及蘆山、寶興、瀘定等縣的部分地區 , 其轄地多在今雅安 地區轄區之內。徙人是古氐羌民族的一個分支經過漫長的歲月同當時的土著民族交融演變而來，徙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區域內的文化和古氐羌族有一致性，由于當時受特殊的地理環境限制，和比較豐富的資源條件，形成了封閉的互不交流的局面，正如《后漢書》所云：或居住在?峭危峻險，百倍歧道?的閉塞山區，或處于?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食肉衣皮，不見鹽谷?的狀態。在漢代以前這種文化還保留著自己獨立的一面。自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馬相如受命開發西南時，徙人的文化在漢文化的沖擊下或改變、或融合、或保留極少一部分。

殷商時，氐羌活動在西北和中原地區。公元前5世紀中葉，羌人在與秦人頻繁友好的往來和相互影響的基礎上，發展生產，逐步出現了農業。春秋戰國時期，戎分布極廣，名稱亦繁，至東周以來，以?羌?泛稱的諸戎大量涌進中原地區。

秦漢以前，氐、羌是一個族體，以后分為氐和羌兩個族體，氐以農為主，羌以牧為主，后來部分氐、羌南下至四川、西藏、云南與土著先民融合，又成為現今西藏、四川、云南、青海、藏緬語各族的先民。氐羌族經過長期的演變形成許多部落，?斯榆?(即徙)就是在這種演變過程中形成。

公元前4世紀末葉，秦獻公時起，一部分羌人由甘青之交的黃河上游及渭水一帶開始向西南及西北大遷徙，有部分遷到岷江上游，有部分遷到大渡河和安寧河流域，有部分遷到青藏高原。其中一部分羌人在遷徙的過程中來到了青衣江流域。這部分羌民最先以游牧業為主，但遷移到青衣江流域以后，青衣江流域易于農耕的盆地、平壩，為定居的農業文化提供了條件;豐茂的草山，為形成牧民族的文化提供了條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為狩獵采集的文化的提供了條件。多種文化的交織、融匯形成了古徙人文化的獨特性。

古史時期，青衣江流域(今雅安地區)是中國西南森林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只是一些平地已墾殖。到唐代其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粳稻。”到元代也是?山青水秀、土廣人稀、田地膏腴。?在漢晉時，氣候十分溫暖濕潤，徙人漸漸從高山遷到平壩，到唐宋時青衣江地區墾殖主要集中于壩區，山原田墾殖也已經有了一定規模。據考始陽出土的小麥炭化石和石斧、石鋤，可以推測當時在青衣江流域的古羌族已有農業生產。徙人的農耕工具主要是石鋤、石斧。在今挖掘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些遠古時期的陶器碎片，可見當時徙人已掌握了一定的陶器制作技術。

徙族是一個多種族雜交的民族，《西戎傳》?氐人有王，所以來久矣。自漢開益州，臵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后。或號青氐，或號冉氐，或號白氐，此蓋蟲(蠻)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種田，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多編發。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于羌。?文中所稱的?青氐?，即青衣羌，漢代的蜀人把他叫做?青羌?。(青衣，是漢人對徙族人所加的稱呼。)

徙人以羊為圖騰，這同他們的祖先氐羌人的崇?羊?有關，古氐羌人以養羊為主，所以他們非常崇拜羊，按《說文?羊部》解釋：?羌，西戌牧羊人業。從人，從羊;羊亦聲。?《風俗通》又釋：?羌 ?主牧羊，故‘羌’，從羊、人，因此為號。?傳說早在1萬多年前，羊就生活在甘、青草原上。由于羊性情溫順，易于馴服，肉食鮮美，皮毛又是御寒的最佳物品，具有多種實用價值，羌族先民們很早就開始馴化和飼養羊，從羊身上獲取生活的必需品，并從中獲得與大自然作斗爭的力量。當時的羌人認為羊除了能提供日常生活的需要外，還具有靈魂能保護自己部族的成員，因此在眾多的自然物中，羌族先民選出了與自己生存最密切、最親近、最重要、影響最大的羊，將它放臵在特殊的位臵上，采用一定的專門儀式，經常對之崇拜，期望能得到它的庇護和好處。由此產生出羊崇拜。

羌族先民在對羊崇拜過程中，逐漸將羊注入了人類特有的血緣和親族的觀念，羊開始顯示出它從來沒有過的神圣性，羊伴隨著羌族人部落集團自身來源的傳說、種的繁衍活動以及人們的社會組織和制度而發展起來，羊逐漸成為羌人氏族的標志和符號，繼而演進到了一個獨特的崇拜時期——羊圖騰崇拜階段。

古氐羌人以牧業為主，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隨著水草的變化而遷徙，在青衣江流域定居以后，一部分徙人居住山洞，一部分徙人就地取材，以土石為原料構建了具有特色的居住房屋。這種房屋多以土石壘成墻，房屋有的高十余丈，隨境而建，不用繪圖、吊線、打基，全憑族人高超的技藝和經驗修建，屋頂蓋茅草，這樣的房屋經久耐用，百年不倒。徙人多群居，有三五戶居住在一起，有十多戶居住在一起。一般每百戶為一部落，部落有首領叫君長，部落之間經常為掠奪土地和資源互相爭斗，在爭斗的過程中，擴展著自己的疆域。

徙人男女喜歡把頭發梳成許多小辪。《西南夷列傳》中司馬相如描寫：?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雟、昆明，皆編發。?而當時漢族頭發扎成髻，沒有編小辪的。徙人耳朵上戴著木質的耳環，穿著自產的麻加工后紡線織成的衣服，顏色多為青色，男腰間束腰帶，女束花圍腰，有的外面還穿無袖羊皮褂子，這種褂子可用來防寒、擋雨、墊坐。腳纏綁腿，綁腿有保溫和護腿的作用。穿草鞋。

徙人信仰萬物有靈，多種信仰的靈物崇拜。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靈物崇拜和圖騰崇拜。歷史上，羌區無本民族宗教性組織和寺廟，宗教職業都為不脫離生產勞動的羌族巫師(今天我們稱?端公?)。?端公?平時參加農業生產，只有在?祭祀?或?驅鬼?時才做這種職業。?端公?一般為男性，要有一定的慧根，傳說要被神?踩?才可以做，被神?踩?后，此人就有很大的能力，能一步跳上灶臺，能通天地，可驅邪避鬼，?端公?可結婚生子。?端公?做法事的時候，一般有經文，分上中下三壇經共16部，徙人無文字，所有經文靠口傳心授，流傳至今。經文為韻文，四字一句，兩句一節，講求平仄起伏和音韻音律。端公的法器有羊皮鼓、銅鑼、神棍、師刀、令牌、和獸骨封、羊角卦等。法術包括預卜占卦(分羊髀卜、雞蛋卜、白狗卜等)、驅鬼除邪，踩紅鍋、踩梨樺、開紅山、劃水碗等。端公作法前要用凈水洗前途，燃香柏熏身或殺雞祭祖，用油彩涂臉，邊跳邊舞，口中念念有詞。如遇大的祭祀活動，如祭山大典、行成年禮等，還需提前49天忌食蔥蒜齋戒沐浴，以示對神的虔誠和敬意。徙寨中凡祭山、冠禮、還愿、安神驅鬼、治病、招魂、消災、看風水、乃至修房造屋、男女合婚、新生兒命名、超度亡靈等，均必請?端公?前來主持，因而?端公?在徙民中的地位極高，既是人神中介者，又是文化傳播者，更起著精神領袖的作用。這種風俗沿襲了很久，直到佛教文化傳入青衣江流域，這種文化才漸漸消落，到近代被作為是封建迷信活動給予打擊，已基本消聲匿跡，但在境域內一部分偏遠山區仍然保留著這樣的風俗。

徙人信天，由于當時自然條件的惡劣，以人的智慧無法解釋一些自然現象，風、雨、雷、電在他們的眼中就是神的語言、性格、脾氣，于是就出現了?徙人祭天?的傳說。?徙人祭天?一般以圖騰羊作為獻天的對象，祭祀時全寨老小7日齋戒，沐浴香熏，浩浩蕩蕩來到樹林一平壩，燒香叩拜，然后獻上白羊，春季祈禱風調雨順，秋后則答謝天神賜予的五谷豐登，實際上是一種春禱秋酬的農事活動，卻始終充滿濃郁的宗教色彩，更折射出遠古神秘文化的光輝。每年舉行1次或2—3次不等。

徙人每年農歷十月初一舉行紀念?牛王菩薩?的慶典，一般為3-5天，有的村寨要過到十月初十。當天耕牛歇息，人們則打?糍粑?、殺雞煮肉祭牛王。并在耕牛頭上掛紅和戴?糍粑?。這種風俗一直流傳很久。解放后，祭牛王已逐漸消失，但珍愛耕牛的傳統依然存在。

年滿十五周歲的徙族男子有舉行成年禮(冠禮)的習俗。事前需請來親朋好友圍火而坐，受冠禮者身著新衣，朝人類始祖像下跪叩拜，同時接受?端公?代表天神饋贈的禮品—一用白色公羊毛線栓系的五色布條(護身符)，之后由族中長者敘述祖先歷史，可由?端公?頌經禱告祭家神、祭羊神。

徙人以自產的玉米、小麥、蕎麥、豆類、洋芋及蔬菜為主食。飲食主要有蒸蒸飯、燒饃饃、刀片子饃饃、面皮子(面塊)、麥拉子(面湯)、洋芋糍粑等。特色食品為蒸蒸酒、血饃饃等。(再考)

傳說徙人有搶婚的習俗。當男方求婚拒絕時，乘女子在外勞動或外出時將她搶回家，第二天由男子背豬肉及酒到女家再次求婚，由于生米已煮成熟飯，女方也就答應了。女子不愿者，可于次日偷跑回家，男方一般不追究。搶婚時可搶姑娘，也可搶寡婦。

他們婚禮一般在歲末年初，年輕人借此談情說愛。寧靜悠遠的早春充滿詩情畫意，山巒和森林冰清玉潔。?先搶婚，后說媒。?首先，姑娘、小伙子利用廟會、轉山會等民間活動尋找自己的心上人，如果小伙子看上哪個姑娘，便會去搶姑娘的頭帕或身上的裝飾品，姑娘有意，則會和小伙約好時間相會，雙方避開家人，在風景優美的草坪里以對歌的方式表達愛戀之情，到愛情成熟了，彼此則約好?搶婚?日期，女方約上自己的三五好友，悄悄打扮好，在夜間約定的地方等著男方來?搶?。女方有時也捉弄一下男方，把?姐mei們?裝扮得和自己一樣，看他搶誰。第二天一早，男方才請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到姑娘家說媒。知道女兒被搶，父母?不得已?答應婚事。結婚那天清晨，新娘在最親近的幾位親戚陪同下，由長輩背出寨子的大門。這時，陣陣莽筒聲、嗩吶聲響起，新娘和她平時要好的姐妹們忍不住哭了，新娘要走向新的生活，是激動也是對娘家的留戀。新娘的鄉鄰們在路邊唱起了山歌：?我們送出了姑娘，你們要很好照顧，愿你們吉祥如意、一路平安。?來ying親的隊伍也以山歌對答：?請你們放心，我們會善待新娘，一切都會美滿如意?。新娘來到新郎的村寨時，寨口已有許多鄉鄰在翹首盼望。新娘的舅舅用柏樹枝蘸著凈水敬天、敬地、敬山神。到了夫家，一道難題擺在新郎面前，因為新娘和伴娘的裝束完全一樣，紅頭巾蓋著她倆的臉，到底哪個是新娘哪個是伴娘，要由新郎自己來認。新郎頗費思索，從自己送給新娘的信物手鐲、戒指認出了真正的新娘，于是紅頭巾揭開，新娘與參加婚禮的鄉親們見面，村寨里載歌載舞通宵達旦。

羌族崇拜萬物神靈，生產、生活都離不開?許?(就是不脫離生產的宗教巫師)，婚娶也不例外，小伙子若看上哪個姑娘了，便找一個好日子，備上一壇酒和蜂蜜，請?許?到姑娘家說媒，姑娘如有意，便回贈一把自己常用的牛角梳或羊角梳，然后?許?和雙方家長一起商量成親大事。一般來說，男方家要大辦酒宴招待鄉親，女方家打扮好新娘，蓋上紅蓋頭由親哥或堂兄送到男方家。進門之前，男方要閉上眼睛把新娘抱起來，這個時候新娘便把準備好的鍋煙墨一把涂到新郎臉上!這是羌族婚禮上特有的涂墨儀式，是新娘向全村寨的人宣布：我的新郎不僅是放羊、打獵、砍柴、采藥、種地的能手，也是幫我做家務的好幫手。很多來參觀的游客特別是男游客也成為涂鍋煙墨的?受害者?。婚慶熱鬧場合，也是未婚男女?找感覺?尋覓戀人的好時候。這種古老的習俗在徙族流傳很久，后在漢文化的沖擊下，徙人的這種文化逐漸衰落，直至消失。

徙人居住山高水險，在波濤洶涌的河流上，建立了索橋，兩岸建石砌的洞門，門內立石礎或大木柱，用一根或兩根碗口粗的竹纜取傾斜之勢，系在兩岸的石柱上。渡江者以皮帶或麻繩緊束腰間，身懸繩上，飄然而過。現天全縣西部山區遺存的 “ 溜殼子 ”(窄橋), 就保留了昔日徙人的渡河習慣。徙人的交通還有一種叫做棧道，棧道有木棧道和石棧道兩種。木棧建于密林，鋪木為路，雜以土石;石棧施于絕壁懸崖，緣巖鑿孔，插木為橋。

徙人慣用火葬，《呂氏春秋?義嘗》中說：?羌氏之虜也，不憂其系累，而憂其死不焚也。?約于距今二三百年前改為土葬，惟兇死者用火葬。出殯那天，鞭炮喧天，鑼鼓齊鳴，嗩吶聲聲，如死者屬猴，與蛇、龍為友，這兩種屬相的人回避;猴與虎為仇，故請一屬虎者踢棺材三腳，并高呼：?您死都死了，就不要再呆在屋內，放心去，兒女后代會給您上香進供的。?這之后，人們才起杠抬棺。這時，孝子放聲哭喪，眾人低泣。由二人執長刀開路，后為端公敲羊皮鼓驅鬼，眾人扶著悲痛的孝子。孝子披麻戴孝，手捧靈牌，眾人抬棺材隨后，有人一路丟紙線買路。出殯隊伍經過誰家門口，這家人都在門口點上堆柴草熏煙，然后關門回避。據說是當死者到了陰間后，這些人家先逝的長輩問話時，死者可順告其家人人丁興旺，讓早逝的先輩放心;關門則是回避死者的陰氣。

墳山上早已挖好了墓穴，并點上熊熊大火。端公敲著皮鼓，眾人肅立，孝子大哭，然后下葬。孝子、端公、母舅三人繞墳走三圈，以示最后告別，接著眾人即砌墳。

祭祀禁忌。祭山大典為該族最隆重的祭典，又稱?山神會?、?塔子會?、?山王會?。祭祀旨在求山神保佑人畜興旺、五谷豐登、林木繁盛、天下太平。在祭祀期間，嚴禁入山采樵狩獵。羌地入夏常干旱，故祈雨為該族另一經常性宗教活動。祈雨前須搜山，即禁止任何人上山砍柴、挖藥或狩獵。未婚婦女不許參加搜山祈雨活動。搜山中若發現違者，予以譴責和痛毆，直到流血乃止。族人非如此不足以取悅天神，否則祈雨無望。

產忌。家中豬產仔時要在門上拴竹篾條，孕婦禁扯之，否則胎兒會死。若遇母豬或大牲畜產仔，3日內有孕夫婦禁入產棚。忌產婦在堂屋臨盆，須到房屋的最低層分娩。產婦未滿月不得入灶房，否則會開罪于灶神和家神菩薩;亦忌見生人，怕生人將鬼帶來。

喪期禁忌。家有死人，行葬禮5天內忌與外人來往。丈夫剛死的寡婦，須圍青苗菩薩轉幾圈，以木梳梳頭，方可與他人見面。

生活習俗禁忌。忌觸動銅鏡、海螺殼。因小孩素日多佩帶銅鏡，帽上釘海螺殼，用以避邪。若生人觸之，會冒犯神靈，于小孩不利。忌生人入病人居室，其禁忌標志為門前放一板凳。忌帶草帽進屋，認為草帽招鬼。忌將筷橫于碗上，忌倒扣酒盅，因敬鬼儀式上才如此。農歷大年初一忌大聲叫罵，并須將火鉗、菜刀、繩藏起，因為這些東西為不吉。

第五篇：關于土司制度的幾點看法

對土司制度的幾點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央王朝對境內的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的一種帶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質的管理制度。它標示著少數民族地區的地方政權的存在。在我國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終是不可缺少的內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綜述

我國學者對土司制度的研究開始很早，有學者從我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上將20世紀的研究分為兩個時期，即20世紀前40多年為初創時期，后50余年為發展時期。①學者們的研究總體集中在四個方面。

第一，總論性研究。這其中主要涵蓋兩個方面的問題：土司制度形成的時間和含義研究；關于土司制度的評價。

首先，關于土司制度形成時間和含義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產生于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在‘西南夷’地區設置郡縣的同時，仍封夜郎王、滇王為王，句町、漏臥的部落酋長為侯，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鐘翰認為“土司制度是一種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在邊疆民族聚居區和雜居地帶實行的一種特殊的統治制度”，其“淵源甚早，起于秦漢，中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時期的不斷變化，至元代正式形成為土司制度，明代則臻于完善，清代改土歸流以后始日趨衰微。”③P734白耀天認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繼羈縻制之后在僻遠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一種政治制度，它確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開始走上末路。④⑤張永國則認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數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將土司制度界定為“我國封建社會晚期中央王朝對境內的一些特殊區域，主要是南方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的一種帶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質的⑦管理制度。”

在對土司制度的含義的研究中，學者們也廣泛的探討了與土司制度相關的概念。（1）土司與土官。有的學者認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出現時間、內涵兩個方面的差異。⑧張永國認為土官泛指針對封建王朝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分封當地“土酋”的世襲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分封的宣慰司、宣撫司、長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繼忠、曹相等學者也分別著文論述過二者之間的關系。（2）土司制度與羈縻州制。王鐘翰認為，土司的設置，在于羈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實行的羈縻政策。秦在統一全國后，在南方民族地區設立“道”的特殊行政機構。漢沿秦制，繼續推行郡縣統治之法，仍令其君長治之，這實際就是土司制度的緣起。⑩P734-736張永國認為土司制度與羈縻制度都屬于封建王朝統治少數民族的一種政治制度，都具有世襲①

② 龔蔭 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思想戰線2002（5）轉引自龔蔭 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思想戰線2002（5）

③ 王鐘翰 中華民族史（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

④ 白耀天 土司制度確立于元代說廣西民族研究1999（4）

⑤ 白耀天土司制度盛于元衰于明論貴州民族研究1999（4）

⑥ 張永國 關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轉引自 賈霄鋒 二十多年來土司制度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研究 2004（12）

⑦ 于玲土司制度新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4）

⑧ 杜玉亭 土官土司兩類說考疑 轉引自賈霄鋒 二十多年來土司制度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研究 2004（12）⑨ 張永國 略論土司制度的演變 轉引自 賈霄鋒 二十多年來土司制度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研究 2004

（12）

⑩王鐘翰 中華民族史（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其官、世有其土的特點，可以說都是土官制度，但羈縻州制是土官制度的雛形階段，而土司制度則是土官制度的成熟階段。①于玲認為，土司制度與唐宋時期在同一區域實行的羈縻府州只有某種聯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淵源關系，但它們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土司制度的實施標志著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方式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也使元明清時期的國家結構和前代相比也有了根本改變。②

其次，對土司制度的評價。對于土司制度早期有學者持否定的觀點，如張增祺提出“土司制度，不但不能促進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上的發展，反而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③而大多數學者持較客觀、較積極的態度。王鐘翰認為，土司制度是時代和歷史的產物，其影響具有雙重性，即初期、中期在維護地方穩定、促進南方社會經濟發展、溝通邊境與內地、促進各民族文化發展、保衛祖國領土完整等方面的積極影響以及后期阻礙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土司之間及民族之間隔閡等方面的消極作用，而其固有的落后性也使得廢除土司制度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④P748-751龔蔭認為，土司制度在明代中期以前，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展，曾起到過積極有益的作用。國家得到了統一，統治強化，社會秩序安定生產有了大的發展，文化教育逐漸興起，提高了民族素質。土司制度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逐漸走向反面，消極作用大于積極作用。⑤于玲認為，“土司制度的實施過程正是南方少數民族地區作一個特殊行政區域逐漸喪失其特殊性的過程，即土司地區與內地經濟、文化差距逐漸縮小的過程。換句話說，是土司地區軍銜行政體制逐步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土司制度“在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的積極作用”。⑥

第二，關于土司制度的區域研究。這一方面的學術成果豐富，有的學者側重于對西北土司制度進行研究，如高士榮《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芻議》（《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有的學者主要研究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如范同壽《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與清代前期的改土歸流》（《貴州社會科學》1983年第2期）、約翰?E?赫爾曼《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對其改革的原因》（《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還有的學者從各個具體的區域進行研究。如，李玉成 《青海土司制度興衰史略》（中央民院學報1987年第4期）、桑吉《卓尼土司制度的特點及其歷史作用》（《甘肅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龔蔭《關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幾個問題》（《西南民院學報》1986年第3期）、林荃《云南土司制度的歷史特點及分期》（《西南民院學報》1993年第1期）、吳永章《明代貴州土司制度》（《貴州社會科學》1983年第6期）、余宏模《試論清朝前期貴州的土司制度》（《貴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陳泛舟《試論明代對川西北民族地區的政策》（《西南民院學報》1986年第1期）、張雄、彭英明《湖廣土司制度初探》（《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等。也有學者從區域對比中對土司制度進行研究，如賈霄鋒的碩士論文《元明清時期西北與西南土司制度比較研究》。這些論文和專著從各個不同的①張永國 關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轉引自 賈霄鋒 二十多年來土司制度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研究 2004（12）

②于玲土司制度新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4）

③ 張增祺 關于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云南師范大學學報 1985（5）轉引自 龔蔭 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思想戰線2002（5）

④王鐘翰 中華民族史（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

⑤ 龔蔭 略論土司制度的作用于流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1989（2）轉引自 龔蔭 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思想戰線2002（5）

⑥于玲土司制度新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4）

側面對各個地區的土司制度的特點、社會歷史原因等情況進行論述，分析了土司制度對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

第三，土司制度的族別研究。對于相關民族土司制度的研究也是學界研究的主題之一。學者們重點對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壯族土司等進行了研究。而對于傣族土司、撒拉族土司、黎族土司等則論述較少。

第四、對改土歸流的研究。對于改土歸流，有學者認為，“在土司制度下，各民族還有相對的一定的平等和自由，改土歸流以后，僅有的這一點兒民族平等和自由也被搶奪過去了”。還有學者認為“改土歸流是一種強迫民族同化，不僅具有封建性，而且具有極大的反動性。”①而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改土歸流是土司制度的必然歸宿，標志著土司地區郡縣行政體制的最終發展成熟，??土司地區這個特殊行政區域終于演變為大清王朝的一個正常行政區域。”②

除了對改土歸流的評價外，學界也對清雍正年間的一次重大的改土歸流事件進行了深入地研究。李世瑜提出“雍正改土歸流決不能僅僅看作是鄂爾泰的奏疏和胤禎的諭旨所起的作用，應該聯系土司制度本身和中央政權是否具備改流條件兩個方面進行考察。雍正王朝改土歸流的功業，實不下于秦始皇之廢諸侯而立郡縣。”③王鐘翰亦對改土歸流的歷史背景、經過、目的和影響進行了論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改流是土司統治地區各民族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一次大變革，它促進了改流地區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但改土歸流是建立在有利于大民族封建中央統治階級對各民族人民進行剝削的前提下進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

④迫依然存在。張曉松《論元明清時期的西南少數民族土司土官制度與改土歸流》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約翰?E?赫爾曼《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對其改革的原因》（《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曹相《清朝雍正年間滇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等文章也從各個側面對改土歸流的歷史條件、歷史原因、簡要經過、歷史作用和局限性等進行了研究和探討。

二、關于土司制度的幾點看法

在對學者的觀點進行梳理的過程中，筆者有幾點淺顯的看法：

首先，關于土司制度的淵源。學者們從史實資料、從制度之間的對比中探究土司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時。筆者認為，土司制度作為封建王朝中央政權的邊疆政策的組成部分，應當從整體上把握土司制度。從秦漢開始的“道”到唐宋時期的羈縻都是當時中央政權邊疆政策的組成部分，它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拱衛中央政權，滿足政治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歷代王朝對蠻夷地區的承認，以及民族觀的不斷變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從“道”到羈縻，再到土司，最后改土歸流，所反映的正是中央王朝治理邊疆地區思想、方式的變化。所以，對土司制度的把握既要看到其對前期的政策的承接，也應該注意制度本身所發生的變化。不能夠孤立的看待該制度是發源于唐宋抑或元明，而應當整體的看待。

其次，對土司制度的評價。從“道”、羈縻發展到土司制度，本身即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可觀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背景。因此，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從客觀歷史發展狀況來看待土司制度。雖然中央王朝①

②轉引自 龔蔭 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思想戰線2002（5）于玲土司制度新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4）

③李世瑜試論清雍正朝改土歸流的原因和目的 北京大學學報 1984（3）轉引自 龔蔭 20世紀中國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思想戰線2002（5）

④王鐘翰 中華民族史（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在西北也實行土司制度，但西南地區一直是土司制度實行的核心地帶。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從南宋開始，經濟重心和政治中心南移有關。隨著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南方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強化對南方管理的要求。同時，在與南遷的漢族及其他民族的接觸中，南方各民族亦發生了變化。而此時，羈縻制度顯然已經無法適應發展的需要。土司制度正是適應當時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其次，對制度的評價不能孤立進行，而應當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被任命的土司往往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是實施土司制度區域的部落酋長、政治領袖。另一方面，他又是朝廷命官。這種雙重身份，使得土司階層逐漸形成了國家認同的觀念，雖然他仍是當地的部落酋長，但從此時開始，土司地區已經不再是獨立的“邦國”，各級土司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央王朝任命的各級地方行政長官了。從這一角度看，土司制度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同時，土司制度實行后，中原地區文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力度加大，漢族地區先進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都加速流入土司地區，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當然，土司制度中包含了大量的舊制度的殘余。從史料的記載來看，土司之間和土司內部的暴力事件；土司不服從朝廷節制；土司對土民的殘酷剝奪等都是多有記載。而這些弊端也最終導致了改土歸流。

最后，關于改土歸流。從明朝開始，中央王朝已經開始在一些地方進行了改土歸流。按照全國統一的制度對土司地區進行管理。首先，改變土司地區的政治、軍事制度，如政治上出去土司的世襲制，采取設流官、戌兵、建城、編戶籍、立保甲的方法。軍事上對土司地區實行直接控制。其次，經濟上的改變，表現在，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的改變，即改原來的土司所有為科田納糧；另一方面是對賦稅制度的改變。將土司時期的按人頭征稅改為按田畝征稅，征收金錢代替勞役。最后，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的改變。按照漢族的禮儀標準對土司地區的文化制度和社會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構建。應當說，改土歸流歷史發展的必然。隨著土司地區與內地經濟、文化差距的逐漸縮小，土司地區的行政體制的逐步發展和完善，改土歸流是土司制度的必然結果。改土歸流的一系列改變，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還是社會制度都是完全按照漢族地區的整體制度進行的改變。這種改變，一方面，進一步促進了土司地區和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了這些地區的發展，加強了這些地區的國家認同意識，對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起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完全按照漢族地區進行的構建，是否與當地的經濟社會形態相適應？通過政令方式所進行的改變是否能從根本上被當地的土民所接受，并形成內心的認同？這些都是筆者認為在思考改土歸流的后果時所應當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