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藏族的歷史與貢獻

藏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

抗日戰爭的勝利，既是中華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偉大勝利，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藏族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由于西藏地處西南邊陲，日軍也未曾入侵西藏，一般人都認為藏族人民和抗日戰爭沒有關系。有的學者則突破了這一點，他們認為西藏地方軍民沒有直接投入抗日戰爭，只是第五世熱振**和西藏各寺廟喇嘛多次誦經祈禱中國軍隊抗戰勝利，抗日的態度十分鮮明。把藏族人民的抗日僅僅停留在態度上，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抹煞了藏族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和偉大貢獻。在此我對這一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宗教界人士的抗日愛國舉動

（一）第九世**的抗日愛國舉動

1、積極宣傳抗日

抗日戰爭爆發時，第九世**恰好在內地，他迅速地投入到了反帝愛國的行列中去，不遺余力地宣傳抗日。他首先通電全國，嚴正聲討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接著發表了告邊疆民眾書，告誡祖國西陲的各族同胞，一定要認清這場戰爭是我們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爭生存的戰爭；隨后又呼吁后方民眾應同仇敵愾、團結一致抗戰，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加強生產，振興經濟，做前方將士的堅強后盾；后來又號令蒙古諸旗軍隊及僧眾加強團結，嚴守疆土，密防敵之奸細，誓愿執戈報國，共驅倭寇。第九世**的抗日宣傳極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乃至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信心和斗志。

2、捐助抗日戰爭前線

面對如火如荼的抗日形勢，第九世**除了振臂疾呼，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以外，還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積極捐助抗戰前線。當他聞知上海“八·一三”抗戰中抗日戰士傷亡慘重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立即奉上大洋1000元，并時常為國家平安祈禱，誦經追薦為國犧牲的忠魂。他在彌留之際，仍然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為抗戰捐款30000元，購公債30000元并發動行轅全體同仁踴躍捐款匯寄前線，慰勞抗戰將士及救濟傷兵與難民。另外，第九世**為了抗日大局，不顧自己在外漂泊多年，毅然遵照國民政府命令，推遲進藏行程，真正做到了把國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毫不計較個人恩怨榮辱，全力以赴支持抗日。第九世**不遺余力地宣傳和支持抗日，成為藏族人民抗日的楷模和典范。國民政府后來追封他為“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應該說是實至名歸的。

（二）第五世熱振**的抗日愛國舉措

1、抗擊英帝國主義入侵西藏，與抗日戰爭遙相呼應

英帝把抗日戰爭時期看作是侵略西藏的最有利的時機。第十三世**喇嘛去世后，第十四世**喇嘛產生前，西藏地方事務由西藏三大寺和噶廈僧俗官員共同

舉薦出來的攝政王———第五世熱振呼圖克圖（即第五世熱振**）代理。1934年，第五世熱振**剛一上臺，英帝就在拉薩強設辦事處，建立了醫院和無線電技術學校，派駐士兵和情報人員，以監視西藏地方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辦事處之間的往來。1944年，英帝更進一步，公然派駐錫金行政長官古德等人到拉薩，明目張膽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領土要求，威脅西藏地方政府承認并把白馬崗及門達旺以南地區割讓給英國。與此同時，美帝也不甘落后，于1942年派遣了一個軍事代表團刺探情報，進行活動。

面對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第五世熱振**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對于英帝提出的無理要求，第五世熱振**堅決予以回絕；對于英美帝國主義的情報活動，第五世熱振**打擊和削弱了西藏上層人物中的親英美勢力，罷免或處罰了這些民族敗類，切斷了英美帝國主義情報活動的內應；對于英帝的文化侵略，第五世熱振**積極支持西藏僧俗愛國人士，堅決反對英帝在拉薩辦學校等等。在第五世熱振**的堅決斗爭下，英美帝國主義入侵西藏的圖謀紛紛破產。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戰爭。那么，第五世熱振**抗擊英美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也是民族解放運動，兩者性質完全相同。因此，第五世熱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上，這本來就和抗日戰爭遙相呼應，是對抗日戰爭最大的貢獻和支持。

2、努力管理西藏地方政務，為抗日戰爭提供穩定的后方

第五世熱振**執政時期，正是抗日戰爭爆發前后，面對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形勢，面對西藏紛繁復雜的社會局勢，第五世熱振**一方面表示積極支持抗日，另一方面他又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治理西藏地方政務上，并且通過自己的努力，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首先，他一上任就向國民政府稟報了第十三世**喇嘛圓寂和自己就職的情況，表明了他對中央政府的尊崇和聽命之意。其次，他對中央政府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辦事處表示了極大的贊同和支持。另外，他還派人到內地各大城市募捐修葺熱振寺，客觀上溝通了藏漢之間的往來。最為重要的是，在尋訪第十三世**喇嘛轉世“靈童”一事上，他多次向上呈報情況，以求得國民政府的幫助和批準，這加強了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密切關系。第五世熱振**的所作所為，促進了西藏的發展，維護了西藏的安定，密切了西藏同中央的關系，這種安定團結的局面為抗日戰爭提供了穩定的大后方，這無疑在客觀上是對抗日戰爭的一大支持。

3、誦經祈禱抗戰勝利

抗日戰爭爆發后，第五世熱振**親自領導三大寺的僧人日夜念經，祈禱祖國抗日戰爭勝利。1939年6月7日，第五世熱振**致電蔣介石稱：“茲設壇修法事，已擇自國歷五月陷日起經，開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剎諸處一律廣修玄法，同時進行，唪我軍得勝之經，詛倭寇立滅之咒，繼續懺誦到最后之勝利”。

在他的影響下，西藏各寺廟喇嘛也曾多次誦經祈禱中國軍隊抗戰勝利。西藏人民的抗戰心情和盼望抗戰勝利的心愿由此可見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以誦經的方式抗日，這在唯物主義者看來似乎可笑，但對于宗教界人士來講，這已是用了自己最為特殊重要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最虔誠的心愿了，也應該算是一種最直接的抗日行動。

第九世**和第五世熱振**的抗日愛國舉動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西藏人民，對西藏社會各界的抗日行動起了十分積極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在他們的影響下，西藏社會各界也都紛紛行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積極支持抗日，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二、藏族人民群眾的抗日愛國行動藏族人民歷來都有熱愛祖國的優良傳統，1888年的隆吐山戰役和1904年的江孜保衛戰便是永載史冊的鐵證。抗日戰爭爆發后，宗教界人士抗日愛國行為的感召，使得藏族人民群眾紛紛行動起來，自覺地投入到抗日戰爭的洪流中去。

1、支持紅軍長征，保留抗日火種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一方面奉行對日不抵抗主義，一方面大肆“圍剿”主張抗日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長征。途經四川、西康的藏區時，紅軍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積極支持和無私奉獻。以白利寺著名**格達**為首的藏族人民，在聽到紅軍的抗日宣傳和看到了紅軍嚴明的紀律后，認識到紅軍才是藏族人民的親人，窮人的救星，抗日的希望，于是就竭盡全力支援紅軍。他們征集了大量的糧秣、皮毛等補充了紅軍的吃穿，他們把當地必須的辣椒、青稞酒等拿來為紅軍御寒，他們為紅軍當向導、當翻譯，一大批青年還踴躍參加了紅軍，投身到革命斗爭中去。1936年5月，藏族歷史上第一個革命政權———“中華蘇維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縣莊嚴宣告成立，格達**當選為自治政府副主席。自治政府提出的施政綱領的第一條就是：“推翻國民黨、蔣介石在藏區的衙門，打倒英日帝國主義”，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抗日主張。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先后北上之后，面對國民政府、各省軍閥和地方反動僧俗上層的鎮壓與屠殺，藏族人民沒有退卻，他們不顧白色恐怖與迫害，想方設法掩護紅軍滯留人員和傷病人員。

藏族人民在紅軍長征途中，為祖國的革命事業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后來成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堅定的維護者，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民積極幫助紅軍長征，客觀上起到了保留抗日火種，間接支持抗日戰爭的作用。一大批藏族優秀分子參加了長征，為黨和紅軍輸送了新鮮血液，更是直接地投入到了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去。

2、捐助慰問抗日前線

抗日戰爭爆發后，藏族人民十分關心祖國內地的抗戰，他們紛紛行動，為抗日前線捐錢捐物，以示慰問。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區著名政治活動家格桑次仁和

拉卜楞寺著名**第五世嘉木祥呼圖克圖。

1938年，康區著名政治活動家格桑次仁，聯合在重慶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圖克圖、劉曼卿等人發起組織了“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赴各大戰區慰勞宣傳。他們將在藏區募捐所得的金銀首飾、錢幣、氆氌等獻給國家，并在各大戰區舉行慰勞前線官兵的活動。后來格桑次仁又在重慶向周恩來副主席敬獻錦旗和哈達，向正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八路軍將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慰問。1942年他又發動群眾和學生，在家鄉龍王潭修建了“抗戰建國紀念塔”，激勵前方抗日將士奮勇殺敵。

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洛桑嘉木祥·益西丹貝堅贊（即第五世嘉木祥呼圖克圖）自拉薩學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隨即投身于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中。他借助自己**的身份，游說甘、青、川、康四省邊區，每到一地，隨時隨地向邊區廣泛地宣傳抗日救國的綱領，揭露日寇的暴行，號召四省邊區藏族同胞團結起來，忠誠擁護中央。1941 年，第五世嘉木祥呼圖克圖下令拉卜楞寺所屬108寺組織慰勞抗日前線將士代表團前往重慶獻旗致敬，并獻羊皮萬張。兩年后，他又委派其長兄黃正清（即洛桑澤旺）帶隊，率所屬寺廟藏族僧民致敬團抵渝致敬，至各戰區看望慰勞前線將士。為資助抗擊日寇，他捐獻飛機30架，計國幣600余萬元，創邊民向國家獻禮最高紀錄。

藏族人民對抗日前線的慰問，從精神上極大地鼓舞了前方將士的抗日熱情和抗日斗志，他們對抗日的捐助更是從物質上對抗日前線的最有力支持，這都有利于激勵前方將士奮勇殺敵，報效祖國，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3、組建民間抗日武裝

在抗日戰爭中，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把反抗階級壓迫的斗爭同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自覺不自覺地結合在一起，組建了許多民間武裝，在同統治階級的斗爭中，逐漸地走上了抗日戰爭的道路，這其中首推肋巴佛領導的甘南農民起義軍。1942年隴南大旱，民不聊生，餓殍載道，懷來倉·肋巴佛秘密召集各族兄弟，建立“饑民團”，并決定成立“反蔣抗日民族聯軍”。翌年2月，肋巴佛率領以“草登草哇”為核心的臨夏、卓尼兩縣藏、漢、土等各族兒女3000人正式起義，他本人被眾人推舉為“反蔣抗日民族聯軍”總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后，肋巴佛率領義軍同王仲甲義軍會合，聯合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義勇軍”，由張英杰擔任總司令，肋巴佛、王仲甲為副總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軍司令。肋巴佛率領義軍一路斬關奪隘，連獲勝利，使得國民黨驚恐萬分，蔣介石急調胡宗南7個正規軍、兩個騎兵旅，馬步芳三個團，并聯合當地駐軍共同圍剿義軍。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起義失敗了，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隱蔽，并加緊尋找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正式抗日的道路。

另外牞1936 年同仁縣藏族人民反對青海軍閥攔阻紅軍，拒絕攤派出工，三個鄉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人民因駐軍橫行不法，聚眾包

圍了白玉寺，將一團駐軍全部消滅。1936年中甸藏族農民組織暴動，反對苛捐雜稅。這些農民起義武裝，都和肋巴佛領導的甘南農民起義軍一樣，起初都是為了反對階級壓迫，后來在抗日形勢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都逐漸傾向了抗日，有的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直接投入到抗日戰爭的前線，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浴血奮戰。這是藏族人民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的代表和證明，也是藏族人民對抗日戰爭所做的最為直接的貢獻。綜觀藏族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表現，可以說，藏族人民的各個階層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積極地參與了抗日，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也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的歷史功績。

今天，我們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就是要不忘記歷史，不忘記藏族人民為抗日戰爭所做的貢獻，不能忘記藏族人民不怕困難、勇于斗爭的民族精神。而且，我們要把這種熱愛祖國的優良傳統和堅強不屈、勇于斗爭的民族精神發揚光大，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新的更大的作用。首先，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在抗日戰爭中，藏族人民能夠以抗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堅決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斗爭，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今天，我們更應該發揚這種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任何分裂祖國的行為，特別是要堅決反對**集團分裂祖國的罪惡行徑，還要反對“臺獨”及其他各種各樣影響祖國統一的分裂勢力和分裂行為，切實維護祖國統一。其次，大力加強民族團結。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沒有直接侵略西藏，然而，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藏族，也絕沒有袖手旁觀，而是和其他民族一道，同心協力，并肩作戰，共同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斗爭。在今天，我們更應該發揚這種民族團結的歷史傳統，加強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團結互助，牢固樹立藏族離不開其他兄弟民族，其他兄弟民族也離不開藏族的思想，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反對一小撮為了一己之利而挑撥民族關系的沒落勢力，鞏固新型民族關系，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和進步。第三，努力發展西藏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在抗日戰爭中，藏族人民表現出了不怕困難、勇于斗爭的民族精神。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今天，面對艱苦的自然環境，面對落后的社會生產條件，我們更應該發揚這種堅強不屈、勇于斗爭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積極發展西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

?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

20世紀中國的歷史性進步，是客觀與主觀、外部與內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結果，歷史的邏輯、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國共產黨，則順應和駕馭歷史規律，發揮了先鋒、組織和領導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20世紀中國的歷史性進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遵循社會發展的規律，制定符合于中國國情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并努力付諸實踐，為中華民族在20世紀的歷史性進步指明了方向。80年來，中國共產黨也摔過很多跟頭，有過不少失誤。但從挫折中吸取教訓，我們黨更加堅定地堅持科學的思想路線，深入研究中國國情，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制定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和綱領。建國后，我黨又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探索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設的規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中間有過路線方針政策上的嚴重失誤，但我們黨自己認識和糾正了錯誤，又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大政策，使中國出現了新的生機和活力。我們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制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藍圖，初步掌握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些大的理論、路線、戰略、藍圖，中國社會的發展才有了方向。

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發揮強大的組織和領導功能，改變了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把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歷史性進步而努力奮斗。回顧近代中國挨打受辱、戰亂不已的歷史，人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一個龐大的古老帝國，居然抵擋不住外國殖民者的攻擊，以致簽訂了那么多不平等條約？為什么在統一的國土內，曾經有那么多軍閥割據一方，你爭我奪，制造了無數的戰亂和破壞？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國列強，在中國尋找和操縱他們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鬧劇？原因當然有制度的沒落、政治的腐朽、經濟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渙散、四分五裂無疑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現。要徹底改變中國的面貌，就必須把全體人民凝聚起來，把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誰能承擔這樣的責任？各種不同的階級、政黨、社會集團、政治勢力，各種不同的人物，都曾經做過嘗試和努力，但誰最后成功了？沒有。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了全國范圍（除臺灣以外）的人民團結和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通過建立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通過采取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個民族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通過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加強和擴大了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通過“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了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洗雪了百年恥辱。百年中國，能夠由亂而治，由散到統，這是功德無量的大業。沒有中國共產黨發揮的組織、凝聚、引導、團結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建立了一整套先進和崇高的價值體系，繼承、吸收和弘揚了中外先進文化，改變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和進步。80年來，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過逐步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價值觀，改造了中華文明，對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共產黨通過比較、鑒別，接受了從西方傳過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并逐步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使之中國化，在思想理論上實現了兩次歷史性的飛躍，先后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基本理論，不僅指導著黨自身的全部行動，而且廣泛傳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國社會的肌體和人民的思想中，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國共產黨還大量吸收了外國的其他許多文明成果，特別是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等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廣泛。鄧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趕上時代”、“三個面向”等思想，推動我們走向世界，使我們的眼界更加開闊。

80年的歷史證明，要推動中華民族的不斷進步，就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是由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決定的，是在長期斗爭的考驗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20世紀中國的歷史變遷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在舊的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政黨可以領導中國走出黑暗的深淵。在當代中國，沒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所以，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能否發展和穩定的關鍵，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面向新世紀，黨的領導地位，只能堅持，不能削弱，只能加強，不能動搖。這是由客觀現實決定的，是由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決定的，不是個別人的意志能夠改變的。

一、正視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是與其歷史發展走向密切相關的，都有其歷史決定性。鄧小平同志指出：“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把中國革命搞成功了。”這一表述，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義不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長達兩、三千年，在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備也最頑固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雖然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封建勢力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地位，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在近代中國，封建勢力還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勢力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同志曾說：“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占領中國的市場，掠奪中國的資源，使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強大的經濟勢力排除和壓迫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它們決不允許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也不具備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由于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于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并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更沒有推翻封建統治，推翻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國際資本主義才能得以生存、發展。因而，靠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中國最終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封建主義舊統治又延續不下去。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當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而感困惑的時候，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中國新的出路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人民選擇了通過新民主主義革

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一歷史性的選擇，是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才找到的，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當時的出路有三條：一是限制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不相干，長期平行發展；三是限制、改造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三條道路中，中國的近代歷史已經表明，第一條道路走不通；第二條道路實際上也行不通，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二者之間沒有調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條道路，才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這一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且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為中國人民選擇這條道路奠定了基礎。在政治上，我們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確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鞏固和加強了工農聯盟。在經濟上，通過沒收官僚資本轉化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我們已經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為實現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因此，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

總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近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結論。所以，鄧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

二、正視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有著無比的優越性

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病而產生的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現實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

第一，社會主義的產生，徹底改變了人民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社會地位，無產階級 和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從根本上保證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人士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的權力和他們的民主權利。

第二，社會主義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發展生產 力，從根本上解決了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第三，社會主義提倡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不斷擴大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平等，避免兩極分化。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基礎上，并用低價商品摧毀弱小國家的民族企業，用堅船利炮把它們變為自己的附屬，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實行不等價交換。而我們的社會主義，主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充分利用本土資源，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

當然，由于社會主義目前還處于實踐階段，我們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上述認識，還是十分傳統的，是不全面的、膚淺的。隨著社會主義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們對其優越性必將會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想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正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必須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會主義是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遵循，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因此，對其優越性的理解我們不可能是“先知先覺”，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對其進行全面的描述，這就需要我們

在實踐中不斷地去體驗、去總結。

2、衡量和比較哪一個社會制度優越，決不能離開具體國家的歷史條件、社會環境，片面地從現有的經濟發展程度來看，而應當主要看它是不是體現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產關系是否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這些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遠遠無法比擬的。雖然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會主義國家要高，這是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各自發展的基礎和起點不同所造成的，決不是有的人所說的是由于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所決定的。

3、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相比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還比較短暫，還處于實踐和發展的初期。資本主義制度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算起，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而社會主義制度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歷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幾十年的歷史。所以，相比資本主義來說，社會主義的發展目前還不完善，還不充分，還處于初級階段，其應有的優越性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我們不能拿擁有幾百年歷史發展經驗的東西，來比擬和衡量只有幾十年歷史發展經驗的東西。

4、馬克思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新社會制度代替舊社會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種社會制度，從來不會是歷史的瞬間，它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前進途中也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難以預料和想象的困難與風險，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鄧小平同志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我們要充分估計到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們對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失誤乃至挫折就會有客觀、公正地認識，對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及其優越性就不會產生信仰危機。

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盡管在一段時間，指導思想上犯了“左”的錯誤，經歷了嚴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國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比擬的。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道路”，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覺實踐。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開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全面發展的道路；

是一條堅持全面改革和開放的道路；是一條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歷時70年，跨越兩個百年、兩個千年，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全面振興中華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創造出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的經濟建設成績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業日益進步，國防建設更加鞏固，人口素質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明顯發展，外交事業譜寫新的華章，“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已成功實現。全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生活幸福。十多億人口的中國，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來人們衣食住行無憂的夢想終于成為現實。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靠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鞏固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探索的結晶，凝聚了幾代共產黨人對現代化理想的追求。這條道路，已經初步振興了當代中國，未來中國的全面振興，只能由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實現。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結論。

所以，如果新中國成立后，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就不可能維護國家的統一，不可能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在各種思潮相互交錯、相互激蕩的今天，誰無視中國歷史的選擇，無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無視當代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他就不會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就不會增強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就不會把黨的光輝事業推向前進。

第三篇：鄧小平的歷史貢獻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是薄一波同志寫給鄧小平的一幅挽聯。對這八個字，薄老后來解釋說：“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勛至偉。”他還說:“小平同志的歷史功績，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小平同志說，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人民還會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依我看，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人民還會在貧窮和混亂中摸索更長的時間。”薄一波與鄧小平相知甚深，他的評價，深刻地揭示了鄧小平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的前無古人的重大貢獻。我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帶領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富起來

獨立、富強、民主、統一，是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為國家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把中國的富強、民主、統一變成了生動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是近代以來中國三次偉大變革的集大成者。通過實行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鄧小平的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要不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在這個問題上，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認識是受錯誤理論支配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指導下，“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非常貧困。所以，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入手的。20世紀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論勇氣，發動領導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帶領全黨解放思想，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做出了改革開放重大決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發展最鮮明的特點。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在這個進程中，鄧小平以敏銳的思想完成了對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對時代特征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新判斷，及時調整外交政策，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對基本國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論斷，要求改革開放的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第三，制定“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繪制了中華民族百年圖強的宏偉藍圖。

第四，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要求改革開放要抓住機遇，實現又快又好地發展。

第五，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為確立改革開放目標模式提供正確的理論依據。要求解決好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

第六，提出“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提倡“不爭論”原則，鼓勵改革開放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第七，提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求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

第八，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改革開放必須遵循的目標和原則。

第九，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鄧小平的這些設計，初步回答了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基本國情、目標、任務、步驟、布局、方法、原則等基本問題，規劃了改革開放前進的科學軌道。他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只要不帶偏見，任何人都不會質疑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發展的重大意義。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僅僅30多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3億人民總體上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這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盛世都不可比擬的。需要強調的是，1978年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時候已經74歲了。從74歲到93歲，他用了20年的時間帶領中國基本告別了短缺經濟，改變了13億人的生活和命運。這還不是“千古一人”嗎？

第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設民主法制社會

第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設民主法制社會

有人說，中國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其實，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破題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觀點，為改革開放廓清了道路。80年代初期，當經濟體制改革還處在自下而上的試驗階段時候，政治體制改革就已經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有條不紊地展開了。從反對個人崇拜，發揚黨內民主，恢復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簡機構、制定規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民主法治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相當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1980年，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系統地提出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任務、目標和指導原則，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1982年，新憲法、新黨章修訂通過，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那種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混亂狀態得到根本扭轉。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鄧小平力主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進行，強調“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要實行黨政分開等一系列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我國加快了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改革開放的各項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中國，封建專制實行了兩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還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帶頭實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鄧小平踐行他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舉措。

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的一個重大決策。這項改革實行起來頗具難度，正如鄧小平所說：“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系，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系。”所以，1980年，鄧小平在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對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作出專門論述。為了解決好這個問題，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過渡形式逐步解決高級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即意在從他做起開退休先例。翻開《鄧小平文選》，他對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退休”，但他始終末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三個月后，鄧小平約見江澤民等中央負責同志，開宗明義：“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時間和方式。”他說，“我多次講過，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為一種制度，領導層變更調動也就比較容易。這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吧。”當天，鄧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鄭重提出退休請求，終于實現了多年的夙愿。

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個問題我們黨以前沒有解決好，留下了很多教訓。鄧小平從自己做起，開了好頭，為徹底實現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這是他的一個重要貢獻。

1994年，鄧小平在他90歲的時候，還作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他發現自己的思維開始遲鈍之后，鄭重地說，一個國家老態龍鐘，形象不好，以后國家的事情我不過問了。從那天起，鄧小平就不再發表任何意見了。我以為，這也是一件千古一人的事情。

第三，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天才構想和成功實踐

第三，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天才構想和成功實踐

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經常要面對的一個難題。歷史上的統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種手段，都是以慘烈的犧牲和巨大的破壞為代價的。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天才構想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是鄧小平的偉大創造。

“一國兩制”方針首先是針對臺灣問題的。1983年，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系統地闡釋了“一國兩制”方針，他說：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國統一后，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新主張，為打破幾十年海峽兩岸敵對狀態，實現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源于解決臺灣問題，成功地運用于解決香港問題。1982年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會談是其中的經典之作。

中英兩國關于香港問題的接觸，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式來華訪問，目的只有一個，希望繼續保持對香港的統治。“鐵娘子”沒有想到，在與鄧小平的會談中，經過三個回合的較量，她便輸給了有“鋼鐵公司”美譽的鄧小平。

首先，針對撒切爾夫人關于英國侵占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的觀點，鄧小平表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是中英兩國進行談判的前提。如果中國在1997年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針對撒切爾夫人提出只有英國的統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希望以主權換治權的觀點，鄧小平指出，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于香港的政策。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政策。

第三，針對撒切爾夫人關于中國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的威脅，鄧小平回答：“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愿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通過這次會談，中英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遂成定局。中英兩國獲得了雙贏。撒切爾夫人由衷地對鄧小平說：這是您倡導的“一國兩制”的勝利。

正是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20世紀末，分離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之后，對峙了幾十年的國共兩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岸實現了“三通”。祖國統一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生事物，體現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創造力。它從構想成為現實，開創了曾經被認為是兩種不可調和的政治制度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發展的先河，也為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范例。鄧小平的這個貢獻是前無古人的。

第四，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就是他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思想者、理論家。他一生務實，不善言辭。他的著作，沒有長篇宏論，沒有華麗辭藻，沒有旁征博引的資料和冗長的邏輯分析。他在編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說：這本書講的都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鄧小平理論正是從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語言樸實無華，不用詮釋，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卻有著巨大的穿透力，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其實，鄧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論家，他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經典之作。

從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談話兩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為標志，鄧小平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和經驗，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增添了新內容，使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若干個“第一次”的新觀點、新結論。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明確指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場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以科技進步、教育優先為基礎；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不是區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標志；第一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兩種制度，并以此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等。鄧小平理論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用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思想、新觀點，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提高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水平，作出了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的新判斷，形成了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理論的意義不僅在于引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繁榮發展，同時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20世紀，社會主義從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嚴重挫折。鄧小平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成功運用證明，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失敗，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評價一個人物，主要應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按照這個觀點，鄧小平的四大歷

第四篇：從吐蕃王朝開始說藏族歷史

從吐蕃王朝開始說藏族歷史

吐蕃王朝在公元七世紀初，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分居著羊同、多彌、蘇毗，西康分居著東女、附國、青海巴顏喀喇山及其以北分居著白蘭、黨項等諸羌部落，青海黃河源以北青海湖周圍及柴達木等地居住著吐谷渾。

吐蕃社會歷史的發展，給予松贊干布創造藏區社會的條件，公元七紀初，這位民族英雄征服了藏北、西康和青海的各羌人部落，在西藏高原實現統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邏娑(今拉薩)。東北與唐的附屬國吐谷渾接，東與唐接，因此蕃唐間開始發生直接關系。

松贊干布在位期間，積極地吸收了印度和漢族兩方面的文化，尼婆羅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出嫁于松贊干布，更大量地帶進了印度和漢族中原的先進文化，給予吐蕃社會發展增加了有利條件。吐蕃此時的社會，在奴肅社會崩潰的廢墟上，接受了外來文化，轉入初期封建社會階段。而吐蕃封建制的特點，是長時期內與奴隸制相結合著的，故在這一時期，奴隸制尚濃厚地殘存在封建社會之內。莊園制度的建立，農牧工商業的發展，創造文字，制定法律，確立政治制度，信仰佛教，這一封建的經濟結構和為封建制度服務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各種形態、使吐蕃的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吐蕃的社會進入富有極大歷史意義的新的歷史階段。唐高宗封松贊干布為“附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晉封為“賓王”。

松贊干布奠定了吐蕃與唐朝二百余年頻繁往來的“甥舅親誼”。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攜帶繡花錦緞數萬匹，工技書箱多種和一應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贊。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資助于田(今新疆境內)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譯經，并向唐朝求得《毛詩》、《禮記》、《左傳》、《文選》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熱巾三次派員到長安請求會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員與吐蕃會盟官員在長安西郊舉行了隆重的會盟儀式。次年，唐朝派劉元鼎等人到吐蕃尋盟，與吐蕃僧相缽闡布和大相尚綺心兒等人結盟于拉薩東郊。此次會盟時在唐長慶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稱“長慶會盟”。記載這次會盟內容的石刻“唐蕃會盟碑”共有三塊，其中一塊立于拉薩大昭寺前。

西藏地區的分裂割據：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內訌和部族之間、邊將之間的混戰而分裂瓦解，出現了眾多互不統屬的地方勢力。它們各占一方，互相征戰，戰爭連錦持續了四百余年。

十三世紀中葉西藏統一于中國十三世紀初，蒙古族領袖成吉思汗在中國北部建立蒙古汗國。1247年，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嗄堅贊同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議定了西藏諸部歸順蒙古汗國和接受所規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內容；薩迦地方政權建立。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并于1279年統一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封貢嘎堅贊的侄子、薩迦派法王八思巴為國師。1264年，忽必烈設釋教總制元，命八思巴為國師身份兼領院事。在總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設有“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負責處理和管轄現今西藏大部分地區的軍政事務。宣慰使司下面有管理民政的萬戶府、千戶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并通過八思巴的推薦，任命了總管西藏事務的行政長官和13個萬戶府的萬戶長。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員在西藏清查戶口，還在西藏地區設立了15個驛站，聯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線，推行并確立了西藏地方的“烏拉”(意為搖役、差役)的制度。

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自十三世紀中葉西藏地區正式歸入元朝版圖后，中國雖然經歷了幾代王朝的興替，多次更換中央政權，但西藏一直處于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十四世紀中葉，薩迦地方政權逐漸衰落。1354年，以隆曲堅贊為首的帕竹噶舉派成為西藏大部分地區的統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權。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賜的政策，對具有政治實力的地方諸教派首領均賜加以“王”、“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王位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準，遣使冊封。這時，**喇嘛和**喇嘛兩大**系統所屬的格魯派興起，三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貢，獲得明朝中央封賜的“朵兒只唱”名號。明朝中央對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襲了元朝的辦法，先后設置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分別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的軍政事務。其間，帕竹地方政權在西藏部分地區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住各宗的行政首腦，明朝皆授以官職，使其既為宗本(相當于縣長)又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對西藏的治理嚴密。清順治皇帝數次邀請五世**進京，1652年，五世**進京入見。1653年，順治皇帝頒賜金冊、金印、敕封五世**，正式確定了**喇嘛的封號。1713年，康熙皇帝冊封五世**羅桑益西為“**額爾德尼”，正式確定了**喇嘛的名號。自此，**喇嘛在拉薩統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區，**額爾德尼在日喀則統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區。1727年，清朝設立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與四川、云南、青海的區界，就是于此時派員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倫制度；1750年，再次調整管理西藏的行政體制，廢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規定了駐藏大臣與**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務的體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駐藏大臣的職權、**與**及其他大**轉世、邊界軍事防務、對外交涉、財政稅收、貨幣鑄造與管理、以及寺院的供養和管理等，頒布了著名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條。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條章程確定的基本原則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體制和法規的規范。

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為一體的共和國——中華民國。1912年中央政府設蒙藏事務局(1914年改稱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務。1940年，國民政府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中華民國期間，**喇嘛和**額爾德尼繼續接受中央政府冊封，獲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現在的十四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職，就是由國民政府主席頒令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決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針。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十七條協議的主要內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鞏固國防，堅決驅逐帝國主義勢力；西藏地區一切涉外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藏軍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現行制度及**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護，西藏的社會改革，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協商解決，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1954年，**喇嘛、**額爾德尼聯袂赴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喇嘛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額爾德尼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順應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進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西藏社會的歷史性偉大變革。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區。

第五篇：(免費下載)藏族歷史概況

藏族歷史概況

遺傳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眾多學科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漢族和藏族同出于共同的遠祖；西藏的多處史前文化與同期華夏文化有密切的聯系；西藏高原與內地在經濟、文化及政治等方面一直保持密切關系，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藏族具有悠久的歷史，最早起源于雅魯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區的一個農業部落。據考古發現，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魯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據漢文史籍記載，藏族屬于兩漢時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們像許多經歷石器時代的先民一樣，他們先經過群居采集、狩獵生活階段，逐步學會了飼養和農耕。雅魯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區的藏族先民后來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諸部落。公元6世紀，雅隆部落首領做了部落聯盟的領袖，號稱王（藏語音“贊普”）。此時已進入奴隸制社會。公元7—12世紀

公元7世紀初，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強大的統一政權，結束了中原地區300多年的混亂分裂局面。與此同時，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贊干布兼并10余個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實現統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邏娑（一寫邏些，即今拉薩）。松贊干布在位期間，銳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兩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贊干布還從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紙墨等生產技術，遣貴族子弟到長安（今西安）學習詩書，聘漢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與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關系。唐高宗封松贊干布為“附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晉封為“賓王”。松贊干布奠定了吐蕃與唐朝200余年頻繁往來的“甥舅親誼”。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攜帶繡花錦緞數萬匹，工技書箱多種和一應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贊。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資助于田（今新疆境內）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譯經，并向唐朝求得《毛詩》、《禮記》、《左傳》、《文選》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熱巴巾三次派員到長安請求會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員與吐蕃會盟官員在長安西郊舉行了隆重的會盟儀式。次年，唐朝派劉元鼎等人到吐蕃尋盟，與吐蕃僧相缽闡布和大相尚綺心兒等人結盟于拉薩東郊。此次會盟時在唐長慶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稱“長慶會盟”。會盟雙方重申了歷史上“和同為一家”的“甥舅親誼”，商議今后“社稷如一”。記載這次會盟內容的石刻“唐蕃會盟碑”共有三塊（也叫“長慶會盟碑”、“甥舅會盟碑”，就是第八次會盟后所立），其中一塊立于拉薩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間，藏族與北宋、南宋、西夏、遼、金等政權都有著密切聯系。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內訌和部族之間、邊將之間的混戰而分裂瓦解，出現眾多互不統屬的地方勢力。它們各占一方，互相征伐，爭戰不已，竟持續了400來年。與此同時，從公元10世紀至12世紀，藏傳佛教（也稱喇嘛教）為藏區各階層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會的各個領域。佛教上層人物往往和當地首領緊密結合，互為利用，在藏族歷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體制。元代（公元1271—1368年）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國號為元，烏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區）、朵甘等地成為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國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從此正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元朝統一中國后，根據藏族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施政措施：

——首次設置中央機構總制院（1288年改稱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及西藏等地的軍政事務。宣政院使（主管官員）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師舉薦的僧人擔任。

——在西藏清查民戶、設置驛站、征收賦稅、駐扎軍隊、任命官員，并將元朝刑法、歷法在西藏頒行。

——任用藏族僧俗擔當從中央到地方高級官吏。烏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機構之設裁及官員的任免、升降、賞罰，皆聽命于中央。

——劃分西藏地方行政區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區設了三個不相統屬的宣慰使司，均直屬宣政院管理，這就是藏文史書中所說的“三區喀”。就今西藏自治區的地域而言，當時分歸其中兩個宣慰使司管轄——今拉薩、山南、日喀則、阿里等地歸烏斯藏宣慰司管轄；今昌都一帶及那曲地區東部歸朵甘宣慰司管轄。元朝在烏思藏等地清查戶口，確立差役，征收賦稅，建立驛站，派駐軍隊，鎮守邊疆。烏思藏宣慰司設在薩斯迦（今西藏薩迦），下設13個萬戶府和若干個千戶所，并征收賦稅。元代的這一劃置，成為此后西藏行政區劃沿革的基礎。明代（公元1368—1644年）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采用收繳元朝舊敕舊印，換發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過渡，繼承了對西藏地方的國家主權。

明朝沒有沿用元朝的職官制度，而是建立了一套別具特色的僧官封授制度。各地有代表性的政教首領人物，明朝均賜封以不同的名號，頒給他們印章和封浩，命其管理各自的地方，其職位的承襲須經皇帝批準，皆可直通名號于天子。

在行政區劃與軍政機構設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襲了元朝的劃置方式。在元代烏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設立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后來，又將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升格為行都指揮使司，其下設指揮使司、宣慰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等機構。各級軍政機構的官員，均封委當地的僧俗首領出任。各級官員之任免、升遷，概由明朝中央直接決定，并頒授印誥等。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進而統一中國。清朝循歷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權，只要前朝所封官員進送舊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變。1652年，藏傳佛教格魯派五世**喇嘛應召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冊封；后來，五世**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冊封。**喇嘛和**額爾德尼的封號和他們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確立，此后歷世**、**須經中央政府冊封遂成定制。

清朝對西藏的施政管理，在總結元明兩朝治藏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和形勢變化作了重大而全面的調整，例如：設置駐藏大臣總攬全藏；調整西藏地方的政教管理體制；賜封**喇嘛、**額爾德尼名號，并確定了金瓶掣簽制度；確立西藏地方涉外事務、邊境國防的決定權歸中央等原則；勘定今西藏與青海、四川、云南間的界線；規定**喇嘛、**額爾德尼的轄區及權限，劃分了駐藏大臣直轄區，等等。

中華民國時期（公元1912—1949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次年建立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文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22行省之一。此后正式頒布的《憲法》等法律法規，也都明確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1912年7月，民國政府設立管理蒙藏事務的中央機構——蒙藏事務局（1914年5月改稱蒙藏院），并任命中央駐藏辦事長官，直屬國務總理，例行清朝駐藏大臣職權。1929年蒙藏院改制為蒙藏委員會。1940年4月，蒙藏委員會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出機構。第十四世**喇嘛本人的認定、坐床也是經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批準的。

民國時期的大量檔案記載證明，民國時期的歷屆國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性議事機構或歷次國民大會，**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額爾德尼都派有代表參加，并被選舉或委任各種國家公職，參與國家事務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西藏的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當日，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之一的第十世**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并表達了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的強烈愿望。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訂。協議簽訂后，十四世**喇嘛、十世**額爾德尼分別致電中央，表示擁護，決心維護祖國主權的統一。根據《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

1954年，**喇嘛、**額爾德尼共同赴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喇嘛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額爾德尼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喇嘛為主任委員，**為第一副主任委員。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十七條協議》確定的原則。但在20世紀中葉的西藏，已被歐洲革除數百年之久的封建農奴制度，仍被西藏農奴主階級視為不能變革的美好制度。因此，圍繞要不要執行《十七條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愛國進步力量與西藏上層及守舊勢力之間經歷了尖銳復雜的斗爭。1959年3月10日，西藏的反動農奴主階級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公開宣布“西藏獨立”，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由十世**代理籌委會主任。1959年6月和9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先后通過了《關于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和《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和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決議》等歷史性的決議，決定充分發動群眾，在全區實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一順應歷史潮流的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務于1961年年底完成，并在西藏地方各縣、區、鄉相繼建立了基層人民政權。1962年3月，全區92%的鄉鎮以農會為基礎進行了基層普選。1965年7—8月，縣級選舉工作基本完成。

西藏自治區的籌備和成立

《十七條協議》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從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1959年籌委會奉命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再到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其間經歷了14年時間。

1954年11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經過兩年工作，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正式成立。籌委會由來自西藏地方政府、**堪布會議廳、昌都地方人民解放委員會、中央政府代表和其他方面的51名委員組成，**喇嘛為主任委員，**為第一副主任委員。對于西藏舊政權，中央始終堅持和平改革的方針，把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同自上而下地和平協商有機結合。按照這一方針，籌委會力爭將原西藏地方政權以和平的方式轉化為人民政權，大量舊政權的官員被吸收進來，安排了相應的職位。然而上層統治者中的少數反動分子卻一再制造事端，反對民主改革，最終于1959年3月10日發動武裝叛亂。隨著叛亂失敗，**喇嘛出逃印度，自治區籌委會開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中央政府當時僅任命**為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為**喇嘛的回歸留下了機會。此后幾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建立各級人民政權、培養干部等工作蓬勃開展起來。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各縣人民政府及基層政權普遍成立的基礎上，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隆重舉行，西藏自治區宣告正式成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制度在西藏全面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