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問題2010

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問題2010-04-18 10:56

在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推進的過程中，開發建設用地的迅猛增加，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失去土地的農民”也隨著迅速擴大，并且成為城市化過程中的邊緣人和不穩定因素。如何妥善解決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就業安置問題，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熱點、難點和焦點問題，也是關系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最艱難、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一、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目前有4000多萬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問題十分突出。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第一、對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認識不夠。主要表現在政府及相關部門正確引導和規范管理的力度不大，方法簡單粗暴，以為只要按國家有關政策把所征土地及附著物補償到位就萬事大吉。卻知道許多農民在全部賴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后，由于缺乏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經營的枝能和經驗，投資理財的知識能力極為有限，面對變化莫測的市場，他們感到的是陌生和茫然，難以用手中的土地補償金尋求有效的增值渠道。

第二、失去土地的農民整體實質底，缺乏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優勢。一些除了種地就沒其他技術的農民，失去土地后主要依靠土地征收費過日子，只能從事一些技術要求不高的體力勞動。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市場逐步由單純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能型轉變，素質底的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難度加大，再加上農村信息閉塞，許多農民工很難及時得到可靠的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不清楚城市勞動力供求情況，不知道如何獲得城市就業困難重重，在短時間內難以進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

第三、社會保障缺位，失去土地的農民沒有可持續發展的依靠。由于有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很少考慮今后的出路問題，因此也沒有人將土地征用款用于解決養老保險，土地被征用后，消費中商品性消費比重增大，失去土地的農民的收入水平呈總體下降趨勢，而生活消費支出都有所增長。由于最底生活保障制度未建立，失去土地的農民大都沒有參與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一旦補償金用完了，基本生活就失去了來源。

第四、勞動力市場建設滯后。主要表現在勞務中介組織發育程度，管理不到位，中介服務水平低下。

二、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的基本思路及構想

針對城市開發建設項目不斷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日益增多，農民增收難度加大等實際情況，按照“跳出農業抓農業”的總要求，大力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戰略，多管齊下抓落實，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廣開就業門路。

第一、要廣開門路，多手段齊抓促進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我本人認為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下工夫：（1）強化就業培訓制度，增強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可持續就業能力。把對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培訓納入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工作中。成立村級勞動服務公司，針對市場需求，組織失去土地的農民進行技能培訓。對失去土地的農民利用科技普及、農民夜校、廠礦培訓等形式，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和就業能力。開展多層次培訓，增強技能，創造就業資本，為提高失去土地的農民的素質和就業技能，加快被征地農村勞動力轉移，我市從2000年起對失去土地的農民及其他農村勞動力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技能免費培訓，培訓專業主要有維修電工、鉗工、烹飪、服裝裁剪、市場營銷等十多個工種。基本完成對所有失去土地的農民免費再就業培訓一次以上，使他們掌握1到2門基本的就業技能或實用型技術。（2）改變就業觀念，做好勞務輸出工作。專門成立了鄉、村勞務輸出組織網絡，和周邊企業建立起密切的聯系，隨時掌握用工信息，人員隨要隨到，隨到隨挑，努力處進農民在區、鄉內轉移和發展。

充分發揮勞務中介組織作用，以市場化運作加快勞動力轉移步伐。引導和鼓勵外出務工人員到更廣闊的社會舞臺上展示才華。（3）做好就業信息收集工作。農民就業難，難在沒有信息，明確專人做就業信息員。例如哪個賓館招服務員，哪個公司招后勤工，哪個餐館需要洗碗工？信息員將收集到的這類信息及時傳達到農民家中。

第二、發揮村鎮集體力量，鼓勵農民創業，解決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利用村自用地發展第三產業，解決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依靠本地優勢，加快鎮村項目開發，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不斷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不斷提高本地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引導和鼓勵有資金、有項目、有能力的農民就地創業，增加就業崗位，促進失去土地的農民在鄉內轉移。

第三、充分運用政策推動解決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要發揮政策作用，突然招商引資，全力服務和支持區域內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創造就業崗位。“鼓勵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向社會提供就業崗位和鼓勵企業優先使用本市失去土地的農民及其他農村勞動力”在就業安置中，我市大力鼓勵用地單位和企業把合適的崗位優先安排給失去土地的農民，建立安排失去土地的農民數量與用地規模掛鉤的制度，規定進圓區企業每使用一畝地應該安排兩名以上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還要搭建就業平臺，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機會。為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及其他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機會，每年組織兩次以上被征地農村勞動力就業洽談會，讓失去土地的農民因此洗腳上岸，端上新飯碗。把失去土地的農民納入城市勞動力管理的范圍，為他們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渠道。

第四、加快“三大”建設，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搭建平臺。切實加大農田基本建設、退耕還林、農村交通和能源建設投入，擴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就業能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市場前景好，需求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重點突出水果、經作、藥材等產業發展，不段擴大規模，增加勞動力的需求與就業。著力新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結合推進小城鎮建設，大力發展農村集鎮中農民就業崗位。鼓勵農民在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城鎮社區服務、個體私營企業中謀求崗位。

第五、探索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新機制。主要是推進土地股份制經營，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可持續安置資源。這樣能夠充分發揮土地的用途，因為農民入股，他們對土地有感情，必將珍惜土地的的使用。還能夠解決農民的后顧之優，提高他們就業的非農化程度。農民成為股民，也保證了土地被征用后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土地收益權，保障了他們的基本生活來源。同時又留土地集體安置。咸嘉通過留土地統一進行安置，使失去土地的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物質基礎和基本保障。留地集中安置，使失去土地的農民不至于完全失去土地，失去土地有還有住房，建設開發用地，存在生活、就業、創業的基礎。加上征地開發后，地價上漲，土地增值快，綜合開發建設顯著，這樣讓失去土地的農民不會失崗，不會失業，不會失利。實現了土地高效率利用經營，有效集中和利用安置補償金和留用的土地發展集體經濟，既解決了失去的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又開辟了新的就業崗位和創業門路。

三、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安置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目前安置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業主要有兩種途徑：招工安置和就地安置。招工安置面窄，且有一定的用工要求，被安置人員還面臨著企業減效、破產、停產而重新失業的風險。就地安置可以為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解決就業問題，短期效果顯著，但是村辦企業多受到資金、技術、人才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市場競爭能力差，失去土地的農民只能再次失業。失去土地的農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終身的依靠，不是干幾年或十幾年就能了事的問題，要讓他們一輩子能安居樂業，甚至還要考慮他們子孫的安置和就業問題。因此，始終把失去土地的農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合起來，要注意就業安置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第一，要用文化徹底完成失去土地的農民市民化，尤其是思想意識和文化水平都完成市民化。農民和市民不只是身份的不同，農民跟城市市民的差別也不是單純物質的。通過市民學校和各種文化活動，轉化失去土地的農民，提高農民自身的素質，消除陳舊思想，幫助他們建立全新的就業觀念。

第二，要失去土地的農民市民化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措施和保證，對農民而言，土地承載著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雙重功能。一旦土地被征用，他們的就業和養老保障便有了后顧之憂。而目前普遍實行的貸幣補償辦法沒有很好的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貨幣安置只是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償，就業機會則要到勞動力市場上去竟爭；其次，現行征地價格滿足不了建立失去土地的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需要，失去土地的農民養老保障又沒被納入城市體系。第三，要完善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可持續保障要納入城市社保體系。由于農村和農民的現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因此要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兩種途徑尋找出路。在基金的籌集方面，可模仿城市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由政府、集體、失去土地的農民個人共同出資、合理負擔。養老保險費的交納標準和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應隨著經濟發民水平做相應的調整，并且適當考慮如何計算工齡的問題。

第四，要加大法律支持，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可持續就業安置權利提供法律保障。失去土地的農民屬于社會弱勢群體，當合法權利遭受侵犯時，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支付因為尋求行政救濟所需的成本。要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多種方式的法律援助，為他們 能夠接近法律，平等的享有行政救濟的權利，建立暢通的渠道，使農民土地權利的行使得到法律的保障。第五，要明晰集體經濟產權。集體經濟產權應該明確，明確權利人和責任人，這樣才能保證監督，防止集體財產流失。把集體財產分成許多股份，明確失去土地的農民的股份數額，使失去土地的農民具有集體財產的財產權，發揮企業所有者監督集體經濟組織中的作用：促進集體經濟的保值和增值，集中開發建設、興辦各種企業安置失去土地的農民，創造就業崗位。但是，應考慮創辦企業是有風險的，不能保證永遠贏利。

第六，要正確引導失去土地的農民妥善理財，為他們提供咨詢服務。一次性貨幣補償直接發放到失去土地的農民手中則可能因為他們只注重眼前利益或使用不當，對解決安置反倒成為一個不利因素。失去土地的農民獲得了補償資金，有長遠眼光的，手里的這筆錢成了“第一桶金”，開店子辦工廠，干得像模像樣，但是多數人有了這筆錢后更多的卻是一臉茫然，不知道錢該怎么花。

黨在十六大中提出一個新的思路：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城鄉統籌”就是要對農業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的競爭力，為農村經濟的發展開拓新的空間，為農民增收開辟新的途徑。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更多農民離開土地，從而在工業化、城市化的牽引下完成人口與資源的優化組合。因此，要充分提高認識，農民失去土地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現代進步的需要。科學、合理地離開土地，不僅符合現代化的要求，也是多數農民的愿望和要求。城市化有利于農民富裕，而不是造成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失業；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而不是擴大社會不公。但是在具體操作中也應該認識到農民失去土地的時候，就是政府引導農民建立長久生活基礎唯一。“歷史性時刻”。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大量土地被征用后必須做好被償工作。同時，要考慮到失去土地的農民今后的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問題，最大限度保證農民在經濟、生活上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篇：轉業軍人就業安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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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前我國軍轉干部安置模式面臨的問題

軍轉干部安置，是人才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受到經濟體制的制約和影響。新中國建立后，對軍轉干部長期實施計劃安置的辦法，這決定于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模式。現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采用市場方式進行人才配置。社會在變，政策也要變。以政策的不變、應對社會的萬變，必然導致沖突，使得轉業軍官安置工作在實踐中出現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矛盾和困難。便于比較，本文，以當前我國軍轉干部安置的主導方式——計劃分配安置和自主擇業安置，在實踐中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

1.1當前我國軍轉干部安置模式面臨的問題

（1）安置主體的期望與用人單位的需求存在結構性矛盾

從經濟學角度，軍轉干部與接收單位代表了人才市場上供求的兩個方面，最佳狀態是達到供求平衡、市場出清。但與市場供求關系不同的是，市場具備一定的自發調節能力，如果供大于求或求大于供，可以通過價格機制來調節供需雙方，以達到一個基本均衡的狀態。但是，軍轉干部與接收單位由于制度、社會以及觀念等因素，屬于剛性的供求，基本不具備自發的調節能力，所以這一對供求關系的矛盾就很容易突顯出來。根據貴州某部填報擇業意向的情況來看，期望進黨政機關的轉業干部占 62.4%，期望進公、檢、法等部門的占 15.6%，期望進工商、稅務、海關等熱門單位的占 14%，期望進金融、電信、電力等高收入企業的占 8%。統計數據表明，軍轉干部擇業的期望偏高，并熱衷于擠進熱門單位、謀去鐵飯碗。不過，由于黨政機關及熱門單位的編制限制及用人標準等要求，不可能也不需要招聘大批的軍轉干部，必然將大部分的軍轉干部拒之門外。（2）軍轉干部的退役待遇與安置地生活水平嚴重不匹配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國家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軍轉干部的退役待遇逐漸出現了很多與社會實際不協調的問題。一是轉業費標準偏低。以安家補助費為例，一個軍齡 12 年的軍官，從當兵到轉業按正常調職年限可到正連職，如果按 18 歲入伍到轉業約為 30 歲左右。2008 年 7月在上海轉業，轉業費為 10845 元。上海 2007 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總平均數為17255 元，也就是說一名 30 歲左右退役軍官的安家費，還不夠支付上海市普通居民一年的生活費。二是住房補助項目的功能不齊全。一般地，軍人服役期間可以享受住房補貼，但是計算基數低，能得到的住房補貼非常少，僅憑住房補貼很難解決住房問題。三是醫療和培訓極其匱乏。醫療、培訓等方面有關待遇的問題，都很大程度上牽制了轉業人員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與現行社會從業人員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極不協調的狀況。（3）計劃安置中考試和考核制度的公平性維度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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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考核，作為轉業干部計劃分配安置的關鍵參照指標，是決定轉業干部后續職業生涯最為關鍵的環節。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套體現公開、公正、公平的轉業干部考試、考核辦法，只是強調要重視安置工作、公平對待轉業干部。[1]轉業干部沒有一套健全的考核運行機制作保障。根據筆者對轉業干部的調查，對目前軍轉干部考試、考核中出現的幾種現象反映強烈：有的懷疑考試是走過場，有的擔心判卷不嚴格，有的重筆試、輕面試，還有的對考試考核無所謂等等。而在實際安置的過程中，考試考核由于缺乏公開、公正、競爭、規范的保障機制，演繹出許多不規范的安置方式，如尋求找關系等造成的不公平的安置現象，使轉業干部失去了安置信息的知情權、監督權。這正為某些機會主義行為和權力尋租提供了滋生的條件，從而也導致了軍轉干部人力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4）計劃安置中軍轉干部面臨較高的隱性成本

轉業干部計劃分配的隱性成本，主要體現在軍轉干部計劃安置的行政成本、心理成本、軍事人力資本投資失效等方面。[2]一是安置行政成本較高。安置的行政成本，對政府等被安置單位來說，主要是指為接收計劃安置轉業干部就業所必須放棄該職位的市場價值所帶來的成本；對轉業干部來說，是指其人力資源被計劃分配所導致資源的損失所帶來的成本。在市場機制下，各級政府機構實行了考核錄用、競爭上崗的制度，競爭擇業成為了勞動者實現就業的主要方式，與計劃安置相比，具有更大的效率優勢。從市場角度看，對轉業干部的就業安置帶有一定程度的指令性，有悖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原則，保護了一些不適應市場競爭的“落后”人才，相應的也阻滯了人才資源質量的提高。而轉業干部作為一個特殊的人才群體，與青年大學生相比，他們雖然沒有年齡或學歷優勢，但憑借數載軍旅生涯也練就了其獨特優勢，如優秀的政治素質、良好的心理素質、較高的組織領導能力、較強的創造能力、較強適應能力等。在現有的計劃分配安置方式下，轉業干部的人力資源計劃分配不可能以“正確價格”進行資源配置。根據調查分析，轉業干部的職業技能社會化尚處于一般的水平，這種對轉業干部的人力資源配置的成本雖難以計量。但可估算，這種安置方式給整個社會資源配置帶來的成本是巨大的。二是轉業干部的心理成本較高。轉業干部心理成本是指轉業干部在安置過程中所要克服的心理阻力和承擔的心理風險，包括可控成本與不可控成本：①不可控成本。軍事組織對成員角色的要求，無論在身體素質、心理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方面，還是在專業技能方面，都與地方其他組織有很大區別。而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軍官服役到了一定階段必須退出現役，這是我國的政治軍事制度所決定的，這也造成了轉業干部不可控的角色轉換的心理成本。②可控心理成本。主要是指計劃分配安置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心理成本、社會對轉業干部評價所帶來的心理成本。首先，轉業干部安置作為地方政府的一項政治任務，地方官員對此非常慎重，許多地方甚至都不對外公開安置崗位的信息，即使公開，這種人為安置也存在諸多不透明地方。另外，由于涉及軍事上的問題，媒體也不能更好的監督。而軍官退出現役的就業安置，是其個人、家庭中的頭等大事，北京林業大學論文

為追求好的工作崗位而又不能獲得更多的安置信息，因此，他們要為稀缺崗位的競爭的不確定性付出心理成本，如焦慮、煩躁、怨恨等心理成本。筆者對 2006 級 MPA 學員進行調查，得知地方政府公務員對轉業干部的評價都不高，印象均較差。認為轉業干部是文化素質偏低，思維方式簡單的特殊保障群體，大都稱其為“轉業兵”，這也與對駐黑龍江省某部隊的轉業干部回訪調查相似，說明在現行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官員對兵役職業的評價不高，這與國防作為特殊的公共產品和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不相稱，給轉業干部造成了大量的心理成本。三是軍事人力資本投資失效。軍事人力資本投資是指有利于形成與增強軍事勞動力素質結構、提高軍事人力資本利用率的行為、費用和時間等。具體而言，包括軍事院校和地方高校的正規教育、在職專業技術培訓、軍人衛生保健、軍事人力流動等多種形式。與一般人力資本投資不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大特點在于投資的主體的特殊性和投資收益的特殊性。這個特點決定了軍事人力資本存在以下一些風險：投資規劃風險、對象選擇風險、生命風險、激勵性風險和收益風險。而目前對于轉業干部采用的計劃分配，實際上與軍隊所追求的職業化背道而馳，而軍人職業化是降低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有效途徑，因此，計劃分配實際上增加了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

（5）計劃分配中行政職務和安置計劃在有些部門或地區難以落實

軍隊轉業干部安置，產生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計劃分配機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加快，安置難度逐年加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3]一是計劃分配的相應職務難以落實。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機構精簡，機構作為接收轉業干部的主渠道也越來越窄，職位安置更是難上加難。在現行轉業干部安置中，職務安排多是就低不就高，就虛不就實，更大一部分是根本沒安置相應的職務，對這部分轉業干部來說，現行的計劃安置是不到位的。這里，我們以2003 年哈爾濱市師團職干部安置為例，圖 1.1 是哈爾濱市 2003 年的安置情況（團職轉業干部共 50 名）。從圖中可以看出，安排了領導職務的只有 11 名，只占 22%，安排非領導職務的 28 名，占 56%，而剩下占 22%的 11 名團職轉業干部未給予安排行政職務。數據表明，安排領導職務不僅難度大，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轉業干部得不到安置。再如，前述對駐黑龍江省某部隊的調查中，符合安置相應職務的20 名轉業干部，只有 2 人落實了相應職務，都是通過非正常渠道安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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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哈爾濱市 2004 年師團職干部轉業職務安置分布

二是安置計劃在中央垂直管理單位難以貫徹。《暫行辦法》規定，“中央和國家機關京外直屬機構、企業事業單位的軍隊轉業干部安置計劃，由所在省（直轄市）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主管部門編制下達”，而這些中央和省直管理機構以派出機構或單方無人事權為由，變相不接收或拒絕接收轉業干部，地方安置部門對這些單位也缺乏制約力。如黑龍江省 2005 年對中央、省屬等單位制定接收指標為 183 名，實際只接收 52 名，僅完成計劃指標的 28.4%。去年有 1 名轉業干部在統一考試中考取了第 1 名，按公布的分配計劃選擇了海關，但海關卻以無名額為由拒絕接收。三是不同類型部隊和不同地區的職務安置差異明顯。從安置情況來看，據調查，駐省、直轄市地區的轉業干部安置比作戰部隊好，駐地部隊轉業干部安置比外地好，機關轉業干部安置比基層好。《暫行辦法》規定的向艱苦地區、作戰部隊基層干部傾斜的安置政策沒有得到體現。例如 2005 年山東省安排進縣級班子的8 名轉業干部，都是當地武裝部主官就地退役的。不同地區之間安置差異大。又如河南省開封市計劃安置的正團職干部 33 人，全部安排了領導職務。而有的地區則90%以上安排非領導職務。某師裝備部兩名副團職科長同時轉業，1 名到甲地平職安排，1 名到乙地任一般科員。據調查，這種現象較為普遍。以上種種現象，不僅表明了計劃安置制度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計劃安置制 度中出現了“政府失靈”。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采取的手段不能增進經濟效率時，政府失靈便出現了。典型的例子（《華商報》2009 年 l 月 9 日報道），如 2009年 1 月 8 日上午，西安、咸陽、渭南等市部分企業退休軍轉干部到省政府上訪，要求解決“一個身份、兩個待遇”問題，上訪群體甚至沖進了政府機關。在沖進政府機關的過程中，一名 67 歲上訪人員因突發心臟病倒地，在場的信訪、保衛、公安等工作人員立即組織 120 急救車緊急施救，但個別不法分子竭力阻擋，延誤了搶救時機，致使該上訪人員在被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再如，2008 年 1 月 7 日上午，廣州市逾百名企業退休軍轉干部和老兵分別到市委和市政府上訪請愿，要求落實國務院關于軍轉干部工資待遇的相關政策，切實解決其生活困難等問題（《大公報》2008 年 l 月 8 日報道）。廣州軍轉辦、信訪辦等官員接待上訪代表后表示，將把軍轉干部的意愿轉達到相關職能部門。雖然，從根本上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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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行政行為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且能夠采取強制性措施，但由于軍轉干部退役安置屬于政府要求社會組織承擔責任的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涉及社會組織的切身利益，不可避免會與社會組織的利益訴求發生沖突。當沖突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影響制度目標的實現，甚至誘發社會問題。計

劃分配安置制度既限制了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用人自主權，對經濟運行的績效造成傷害，又沒有很好地維護退役軍人的合法權益，從而造成制度失效、政府失靈。1.2 自主擇業安置面臨的問題

從國家層面看，轉業干部自主擇業安置實施前 5 年，從整體上來說，選擇的比例偏低，整體比例不到 25%，并且從發展的態勢來看，選擇自主擇業安置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因此，自主擇業并未能從根本上緩解計劃分配的壓力。以濟南市選擇自主擇業情況看，如圖1.3 所示。該市 2001 年至 2003 年選擇自主擇業的轉業干部比例呈上升趨勢，2006 年以后，該市選擇自主擇業的轉業干部比例卻呈現下降趨勢。轉業干部選擇自主擇業安置的分布情況也呈現東低西高、南低北高的態勢。例如，新疆的自主擇業比例幾乎接近100%，而深圳的自主擇業率只有5%左右。再如，貴州省某部 2005-2009 年轉業干部的去向情況進行統計（圖1.3），和全國的情況基本類似，這樣低的比例充分說明自主擇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圖1.4）。自主擇業在實踐中的不順暢，概括起來主要面臨以下幾個問題：

圖1.2 濟南市 2001-2009 年選擇自主擇業干部比例（《轉業軍官》第 384 期，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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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貴州省某部 2005-2009 年轉業干部去向情況

圖1.4 全國自主擇業軍轉人數（《轉業軍官》第 384 期（P26））

（1）自主擇業政策宣傳力度不夠、相應優惠政策吸引力不大

根據筆者在貴州省的調查，大部分現役干部，甚至包括一些領導干部，對自主擇業政策處于一知半解或不了解的情況，對明確批準為轉業干部的對象沒有讓他們有充足的時間掌握了解安置政策，對相關政策法規了解不多、理解不深，特別是對有關自主擇業干部的優惠政策和待遇知之甚少，從而直接影響轉業干部對安置方式的選擇。另外，國家和有關部門出臺了很多關于自主擇業干部的優惠政策，但部分政策較為原則、籠統，有的規定不能真正體現對自主擇業干部的照顧，對轉業干部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比如，對創辦企業的自主擇業干部稅收上的優惠，必須是該企業使用或招聘 60%以上的自主擇業干部才能享受，而吸納地方下崗再就業人員占 30%的企業就可以享受。這項優惠政策在我們的調研中，基本沒有自主擇業干部能享受。所以說，這項政策對自主擇業干部并不優惠。又如，關于銀行提供低息貸款問題，如果各地沒有明確的細則規定，銀行不可能給沒有抵押資產的自主擇業干部視情提供低息貸款。因此，自主擇業干部也就為籌措“基礎資金”而發愁，難以享受落實這項政策的優惠，從某種程度上降低了自創企業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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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擇業培訓不能滿足軍轉干部的實際需要現行制度既沒有對培訓的時間、經費作明確規定，也沒有對轉業干部的利益做出政策性保障。目前由于我國就業壓力大，結構性失業比重較大，自主擇業的轉業干部由于職業技能轉型需要時間和再學習過程，在市場競爭就好比一個殘疾人運動員和一個健全運動員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不同重量級選手站在同一賽場上。因此，就業培訓是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實現職業社會化的必要條件。雖然學歷層次不一,在各安置地都安排一些培訓，但培訓的形式和內容還處于摸索階段，并沒有全面展開，其牽出走過場的現象，如黑龍江省軍轉安置辦在 2005 年的軍轉干部（轉業干部）培訓通知上規定：培訓時間大約一周，培訓地點在河北省北戴河某一度假基地，培訓內容是國家相關政策法規及自主擇業轉業干部今后擇業、創業所需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培訓費用安排是往返路費自理，學員食宿和游覽統一安排。這種培訓方式對自主擇業的轉業干部來說，基本上形同虛設，不能滿足自主擇業干部的實際需要。

（3）自主擇業管理不規范使軍轉干部游離于體制之外《轉業干部暫行辦法》規定，“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由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主管部門管理??其他日常管理服務工作，由戶籍所在的街道、鄉鎮負責”。然而實際工作中，由于軍轉部門工作任務繁重，精力、人員有限，個別地方對自主擇業轉業干部管理和服務工作重視不夠、落實責任不到位。比如，有的地方發放退役金不夠及時；有的遲遲不能為其辦理醫療保險和發放住房補貼；有的碰到具體問題，不能設身處地為轉業干部著想，為其協調解決實際困難，甚至個別情況下有推卸扯皮現象。在就業上，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就業信息不充分，為其提供的服務不夠。如在全國缺乏系統為自主擇業提供就業信息的組織，至今仍沒有 1 家全國性的引導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就業的官方網站。根據調查，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就業途徑主要是靠親朋好友幫助聯系，直接進人才市場的也不多。由于獲取就業信息的主客觀條件限制，導致他們就業遇到的困難較多。由于各種自主擇業的相關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還沒有完全跟上，一些涉及到轉業干部的切身利益的優惠條件還不明晰，在某種程度上使已選擇自主擇業的干部不能完全滿意。從調查中發現，多數自主擇業干部在政治上有失落感。干部選擇自主擇業后，雖然組織關系在街道社區，但有的街道社區收取一次性交納一年的黨費，組織生活就更難參加，其他政治待遇更難以落實；有的地方在慰問軍烈屬時也沒有把自主擇業干部列在其中；有的市（縣）自主擇業干部落戶時，因政策宣傳不夠，派出所只同意在戶口薄職業一欄中填寫“無業”。另外，醫療保障和住房補貼落實上也存在較大問題，許多地方存在著自主擇業干部自己花錢看病，將來再報銷的現象，有的看了病一年半載找不到報銷的地方，或找到地方因各種理由又不能報銷，使自主擇業干部產生很大的怨氣。其次，隨著國家公務員的素質要求和企事業單位人員的裁減，我們有些干部家屬也隨著大的用人政策趨勢被裁減下崗，而我們的轉業干部是好不容易努力才提為一名干部，這一下子要面臨著“夫妻雙雙下崗”。這種現實上難面對祖宗，下難面對子女，所以也只好硬著頭皮要擠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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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務員機關當干部。

（4）很多轉業干部擇業觀念陳舊、知識結構搭配不合理

部分干部“官本位”思想仍然較重，他們把“是否做官、官做得大小”作為衡量一個人的成就、價值的唯一標志，對自主擇業存在著一定的偏見，并很難承受“削官為民、無職無權”的現實，多數軍轉干部為了謀一官半職而選擇了計劃分配。另外，隨著地方“陽光工程”政策出臺，公務員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大副度提升。公務員工資高、生活穩定，是“金飯碗”，而選擇自主擇業不僅少了“票子”、還丟了“面子”，既無權、又沒錢，以后啥事也辦不成，很難在社會上立足，這種觀念尤其在團職以上干部較為顯著。政策規定團職或營職軍齡滿 20 年的干部才能選擇自主擇業，而這些干部年齡大都 36歲至 45 歲之間，知識結構老化，大多數轉業干部對自己參與就業市場競爭的能力和信心不足，不敢輕意冒險，不情愿之中選擇自主擇業，自主擇業確定后，又因各種原因的限制，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有的即使暫時找到了臨時性工作，收入也比較低，這種經濟上和理想上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續軍轉干部選擇自主擇業的期望和信心。上述幾種情況，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存在，確實讓軍隊轉業干部在擇業安置時產生了較大顧慮，也是近年來軍轉干部選擇自主擇業下降的一個基本現象。

2.當前軍轉干部安置模式面臨問題的原因

2.1 計劃分配安置制度的功能錯位

制度作為一種博弈規則，是構成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約束，在滿足人的需要的同時也限制了人的需要，不同的制度、不同情景中的同種制度，其功能發揮的過程是大相徑庭的。[4]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制度的核心功能是給制度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正確激勵與約束。轉業干部安置制度作為規范軍官退役行為的規則和方法，出現如前所述的各種問題，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其功能的錯位，不能給轉業干部和安置機構提供正確的激勵與約束。[5]（1）在這種安置模式下，不能激勵轉業干部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很容易使轉業干部產生“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對 320 名現役干部問卷調查中，問及“假如你計劃分配，你首選什么單位”時，320 名現役干部中 95%選擇行政單位，5%選擇事業單位，無一人選擇企業單位。說明越來越多的轉業干部想進黨政機關，這與國家實施“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不符，勢必給接收安置轉業干部主渠道的黨政機關造成更大的安置壓力。同時由于沒有競爭壓力，既不利于現役軍官隊伍素質的提升，又不利于提高轉業干部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相反為某些謀私利的人提供了制度空間。（2）這種人為的計劃行政指令安置，既不能約束某些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又不能約束權力的腐敗行為（如尋租行為），改變了經濟人的激勵結構與偏好。如果說安置機構能掌握每個轉業干部的完備信息，而且都是道德人，那么計劃分配是有效的配置方式，但人都是有限理性和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的經濟人，勢必會為尋求安置機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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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而導致的集體行動的非理性，最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轉業干部福利耗散。安置機構、轉業干部作為經濟人，都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在缺乏有效監督的前提下，所帶來預期收益都會激勵轉業干部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尋租俘獲格局。而在尋租博弈局中，轉業干部個體在信息不全的情況下很難采取合作博弈及其它博弈方式而限于“囚犯困境”，個人的理性行為最終導致了集體的非理性，使本來屬于轉業干部的 “福利性”的安置行為，成為退役安置的“陷井”。因此，安置尋租困境就使得轉業干部的有限資源就這樣被無效率的耗散，同時也造成了上述軍官退役安置時付出了巨大“隱性成本”。尋租行為從個人角度來看都是合乎理性的，這里并不存在誰好誰壞、誰對誰錯的問題。經濟人從生產性的尋利轉向非生產性的尋租，并非因其道德觀念發生變化，從而改變了他們謀利的方式，而是由于某種制度安排改變了尋利與尋租的相對價格，從而改變了經濟人的激勵結構與偏好。（3）在這種安置模式下，轉業干部的權益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使軍官的社會地位在社會分層中偏低，不利于激勵高素質的人參軍服役。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會地位的評價有經濟地位、權力地位、聲望地位三個維度。在這三個維度中，軍人職業的社會地位主要依靠聲望地位。從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居民職業聲望調查數據來看，在 91 種職業按等級排序中，中級軍官排第 30 位，士兵排第 53 位。由此可知，軍官的職業聲望與軍人職業特殊性不相稱。弗里德曼認為，兵役地位的下降，會被人們看成不得不被迫履行的一種卑劣義務，很難恢復起對軍隊執行的那種重要的、危險的、艱苦的任務所具有的適當的尊敬感。也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一書中指出，“民族的精英避而不就軍職，因為這一行不光榮；而軍職之所以不光榮，則是因為民族的精英不再參加軍隊”，部隊最終會因缺少高素質軍官人才而使國家安全存在潛在威脅。2.2 計劃分配安置與市場就業機制存在矛盾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場擁有了用人自主權，新的用人制度，如企事業單位普遍實行了合同制，各級政府機構實行了考核錄用、競爭上崗的制度，競爭擇業成為了勞動者實現就業的主要方式。而現行的轉業干部安置模式仍然主要是運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采用“給予工作”的方式對轉業干部實行就業安置，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用人機制相矛盾。[6]在現有的轉業干部安置制度下，國家黨政機關依然是轉業干部就業安置的主渠道，一方面黨政機關精簡機構、縮減人員，一些現職干部需要分流安置，使得原接收轉業干部渠道變窄；另一方面為保護轉業干部就業，每年政府不得不身先士卒地接收大量轉業干部，甚至不惜出臺政策擴編，如 2001 年頒布的 《暫行辦法》明確規定：“黨和國家機關按照軍隊轉業干部安置計劃數的 15%增加行政編制，所增加的編制主要用于安排師、團職務的軍隊轉業干部”。“一面減，一面加”，使政府機構改革步履艱難，陷入困境。同時，也對轉業干部的權益帶來附帶性損害，致使很大一部分轉業干部職務落實成為空話，安置選擇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安置隱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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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轉業干部安置權益缺乏法律保障

日前我國轉業干部安置還沒有一部完整法律依據，使用的是《暫行辦法》，而且政策規定也存在一些內在的缺陷，弱化了貫徹落實中的權威性，以致轉業干部的部分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例如從《暫行辦法》具體內容來看，還存在一些問題，有的規定不夠明確，有的不夠完整，有的結合實際不緊。例如在師團職領導干部退役后職務安排上，使用了“一般”、“相應”、“人數較多”、“確有困難”、“可以”等彈性較大的詞匯，并沒有對其做出具體解釋。又如自主擇業轉業干部未被黨和國家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錄用聘用期間住房補貼和醫療保險由安置地方財政負責支出的規定，沒有充分考慮到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分布的極不平衡問題。例如，新疆的自主擇業率較高，而其地方財政卻相對較窮的問題。安置權益缺乏法律保障，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能會在冒法律懲罰風險下所獲取的收益遠大于懲罰所帶來的損失時，很容易越過道德的自律界限，做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允的事，從而導致地方安置部門存在大量損害轉業干部權益的現象，如安置辦在計劃分配上的“創租”現象，在計劃分配安置中，轉業干部在安置上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其利益受損又無法通過合適的渠道予以申訴，作為弱勢的個體又無法改變既定的分配安排，只好去尋求既定選擇下的對自己利益最大的安排。

2.4 自主擇業安置的制度缺位

《暫行辦法》對轉業干部自主擇業安置的安置辦法、福利待遇、培訓、經費保障等雖然作了相應規定，但因缺乏具體的制度規定，致使自主擇業安置缺乏相應的吸引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選擇自主擇業安置有條件限制，部分轉業干部不符合條件；二是自主擇業的管理服務工作不到位，表現為：管理機構不健全、管理職責不明確、管理制度不完善、組織生活不規范、就業優惠政策得不到很好落實等；三是自主擇業的配套經費難落實，財政負擔不盡合理。分析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安排的財政負擔缺乏合理的激勵調節機制。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較大，而轉業干部安置在財政上又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軍官退役安置后，其基本工資部分由中央財政負責，行政事業費和醫療、養老、住房補貼及各種生活補助主要由安置地政府負責。實際上中央只是負擔了“小頭”，而地方政府卻負擔了“大頭”。首先，在經濟較發達地區，地方負擔的部分更重。這樣，駐軍越多、接收轉業干部越多，安置地方財政壓力就越大，加上國家對安置任務重的地區又沒有相應財政補貼政策，嚴重影響了地方接收轉業干部的積極性。例如，廣州市每接收一位自主擇業的轉業干部，地方政府每年就要多負擔退役差額補貼、醫療、住房等補貼 2-3 萬元。僅 2005 年，廣州市政府這項財政負擔就高達 2000 多萬元。而這部分自主擇業的人員，如果按計劃分配安置，有相當一部分可能安置到企事業單位，政府財政負擔相對還要輕一些。隨著自主擇業轉業干部人數的逐年遞增，這種“滾雪球”式的財政開支，給地方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目前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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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愿意出臺自主擇業轉業干部的退役金差額補貼政策和相應的優惠政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己經出臺補貼政策的地區，也因考慮財政負擔過重問題，標準并不高，這就造成了自主擇業率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較低的現象。其次，在西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由于部隊工資較地方高，轉業干部自主擇業率較高，《暫行辦法》規定沒有考慮到安置地自主擇業財政負擔重的問題。例如云南 2001-2004 年共接收安置的 1196名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僅解決醫療保險經費一項，全省各級財政每年就要拿出 382.72 余萬元給予配套，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自主擇業轉業干部將會不斷增長，安置地政府需要承擔的安置配套經費也將逐年遞增，再加之安置數量又較多，這將會不斷增加安置地的財政負擔。而負擔越重，提升自主擇業安置服務質量的困難也就越大。另外，目前我國自主擇業的整體經濟環境不好。一是由于我國整體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大學擴招帶來的社會就業壓力較大，連碩士研究生找工作都比較難，對自主擇業轉業干部來說，再就業的形勢不利；二是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是一種“關系經濟”，沒有形成比較完備的契約經濟，因此，“關系”作為一種重要的稀缺資源，在資源配置中具有一定享賦優勢。而軍官在部隊時與外界接觸少，在關系資源上處于相對劣勢地位，而現行制度下又沒有做出相應的補償。因此，軍官在退役后在缺乏優先就業權利保障下，就會把“關系”作為一種重要指標來考慮，這也是造成選擇自主擇業安置的轉業干部比例低的一個重要原因。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目前自主擇業安置存在的問題，表現在各個方面，但其根源是制度在財政引導、就業權利保障、退役補償、鼓勵自主創業等制度上的缺位。

3.小結

本文首先闡述了我國轉業干部安置在計劃分配安置上存在難度逐年加大、不同類型部隊和不同地區安置差異大、安置的隱性成本高、轉業干部考試考核機制不健全等四方面的問題；其次闡述了自主擇業安置存在比例偏低、安置政策缺乏必要的培訓機制、管理和服務不到位等三方面的問題；最后分析了我國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問題的原因，主要表現為計劃分配安置與市場就業機制相矛盾、自主擇業安置的制度缺位、計劃分配安置制度功能錯位、轉業干部安置權益缺乏法律保障等方面的原因。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軍轉干部安置問題將更加凸顯，需要及時針對這些問題落實系統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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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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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朱?弗登博格、〔法〕讓?梯若爾．博弈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

[6]胡磊．國家經濟補償與軍轉干部行為選擇的博弈分析[J]．軍事經濟研究，2005年第 3 期，第 58-61 頁。

第三篇：土地政策和農民問題總結

土地政策和農民問題總結

一、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隨著近代中國從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動。舊的被統治階級即農民階級中，不少自耕農失去土地，向貧農或雇農轉化。有些成為產業工人的后備軍，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

太平天國運動：精講精練P266一

（二）1 《天朝田畝制度》（略）

戊戌維新運動：精講精練P272二

（二）維新派在經濟上雖然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卻未觸及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所有制。

辛亥革命：精講精練P278三

（一）3

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并非將土地所有權分給農民，沒有正面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難以成為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的理論武器）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革命動力中關于農民階級的分析：精講精練P14

4（三）3

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其中的貧農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中農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工人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工人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是實現革命領導權的基礎。沒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農民的革命動力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經濟綱領：精講精練P146二

（二）2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土地制度極不合理，要解放農村生產力，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必須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進行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以掃除封建剝削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發展農民的個體經濟，解放農村生產力。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逐步認識到土地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線，這就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1.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八七會議：精講精練P297二

（二）1

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會議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反動統治的重要基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始終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要獨立地領導革命斗爭，就必須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占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和參加，開展武裝斗爭和建立革命政權才有廣泛的、可靠的群眾基礎。在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情況下，八七會議的及時召開，并制定出繼續革命斗爭的正確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

《井岡山土地法》：精講精練P299

（二）2

1928年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廣大農民以革命的手段獲得土地的權利。由于缺乏經驗，這個土地法關于沒收一

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買賣等方面的規定，并不適合中國農村的實際。

《興國土地法》：精講精練P299

（二）2

1929年4月，毛澤東在興國主持制定第二個土地法，將“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原則性的改正，保護了中農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

毛澤東還和鄧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路線和土地分配方法：堅定地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礎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至此，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制定了可以付諸實施的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綱領和路線。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體現：精講精練P300一

（二）1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提出堅決打擊富農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

2.抗日戰爭時期 精講精練P312四

（二）1

減租減息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為適當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實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減租減息以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農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顧地主富農的利益。實行這個政策既調動了廣大農民的抗日積極性，又有利于爭取地主資產階級的大多數站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一邊。

3.解放戰爭時期（包括全面內戰爆發前夕）《五四指示》：精講精練P321二

（一）1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史稱《五四指示》），其基本內容是要堅決地支持和引導廣大農民群眾，采取各種適當方法，使地主階級剝削農民而占有的土地轉移到農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農參加運動，絕不可侵犯中農土地；一般不變動富農土地，對富農和地主有所區別；不可將農村中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方法，運用于城市中反對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斗爭。這就將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一政策的提出，標志著解放區在農民土地問題上，開始由抗日戰爭時期的削弱封建剝削，向變革封建土地關系、廢除封建剝削制度的過渡。這是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重要改變。

《中國土地法大綱》：精講精練P322二

（一）2

在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之后，為了維護廣大農民的利益、進一步激發他們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這個大綱指引著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億萬農民群眾，將自己的力量匯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三、建國之后

1.新解放區土改 精講精練P332二

（二）2

1950年至1953年春，在新解放區進行土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了這次土改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土改中對待富農的政策，由解放戰爭時期征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這次土改使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其他生產資料，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眾獲得了翻身解放。這次土地改革運動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也是歷次土改運動中進行得最好的一次。

2.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精講精練P156一

（一）土地改革后，貧農、雇農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有半數人迅速上升為中農。根據中農在生產中的地位、生活狀況和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把中農分為上中農和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一起，約占農村人口的60％到70％，都是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從而解決了在農村依靠大多數農民和建立無產階級優勢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黨制定并貫徹執行了依靠貧下中農，團結其他中農。發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的農村階級政策。這使農業合作化有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及時總結農民的實踐經驗，創造出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等過渡形式。這種從實際出發引導農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漸進的改造方式，一方面可以使農民親身體會到組織起來力量大，可以增加生產，有利于克服困難，抵抗災害，防止出現兩極分化，從而逐步地提高農民的覺悟，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出現的由于富農反抗，一些農民破壞生產資料的情況。

用和平方法進行改造：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動搖農民對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觀念和各家各戶自主經營的習慣，自然會引起相當大的抵觸，但是黨和政府堅持和平的方法和自愿的原則不動搖，并用事實向農民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農村人口多數的、在生產條件方面還有各種困難的貧農和下中農得到利益，至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對合作化是擁護的或者是比較擁護的。

精講精練P335-336二

（一）土改后農民的兩種生產積極性：

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勞動互助的積極性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基本原則和方針： 在中國的條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道路。

中國特點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總結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概括提出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幾種過渡性經濟組織形式。第一是互助組，這具有社會主義的萌芽。

第二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農具私有的基礎上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有較多的公共財產，實行土地分紅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這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

第三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土地及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伴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我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來的地主和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

四、改革開放以后

精講精練P203(4)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1978年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近幾年，又把承包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即所有權歸集體不變，承包權歸農戶，經營權放開。

第四篇：就業安置

學生就業指導與就業推薦辦法

一、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應經常關心、了解就業形勢及用工信息，與專業部聯合組織舉辦就業指導講座，加強對學生的就業指導和就業服務、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創設良好的就業環境。

二、召開學生家長會，通報每年就業形勢，通過家長引導學生確立正確的擇業態度，設計好以后的就業目標。

三、班主任應對學生進行就業形勢、求職技巧、創業精神、組織紀律、人際關系、公關意識的教育。在實習期間，重視對學生“自強、自尊、自愛”的教育，要求學生嚴于律己、遵紀守法、嚴格遵守實習單位的規章制度，為以后就業打好基礎。

四、班主任應在學生實習前，指導學生填寫好并使用好《畢業生推薦表》。

五、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每年十一月份將本校“專業介紹”及“應屆畢業生的分流情況一覽表”發給各用人單位，征詢需求信息，并適時舉辦“供需見面會”或“供需見面周”。

六、學生的就業推薦實行“自愿、公開、公平、公正”和“雙向選擇”的原則，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和專業部根據人才市場運作機制，聯系招聘單位并組織學生參加招聘面試。

七、已基本落實就業單位的學生，在實習期間不得擅自調離就業單位，因故需要調離的，須由本人提前一個月提出申請并由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和用工單位同時批準方可實施，否則按《學生實習制度》相關條款處理。

八、每年六月份，下發畢業班《升學就業情況統計表》。班主任做好本班畢業生的升學、就業情況統計，及時上報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根據統計表有針對性地繼續開展就業推薦工作。

九、每年六月份，招生與就業安置辦公室為畢業生及時辦理好《勞動手冊》，便于學生就業時使用。

漢中技術學院

第五篇：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農民的土地問題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農民的土地問題

摘要：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農民問題的認識逐漸深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農民運動，也認識到土地問題是農民問題的根本所在，但是，對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認識存在著表面化，有國民革命失敗時才認識到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并下決心解決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土地問題，從而展開了土地革命。

關鍵詞：土地革命、土地問題 引言

一、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原因和主張

二、土地革命的含義、背景、原因、區域、階級路線

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

四、土地革命的影響和作用

一、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原因和主張

1、土地問題的來源：

像對中國農村的大多數問題一樣，解決土地問題并非是共產黨獨有的主張。在中國歷史中，自古代的“井田制”后，有若干朝代曾實行“均田”或類似的制度； 其后也有多次農民暴動提出過土地的要求；僅近代以來，孫中山即明確提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為此毛澤東評論說∶“耕者有其田”，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并不單為共產黨人所有。所不同的，只有共產黨人把這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由此看來，這一主張也不是在本世紀才由外國傳入，盡管當時中共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很大影響；歸根結底，土地問題是中國自身存在的一大問題，既現實又古老，國際因素的介入給它平添了某些色調。

2、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在中國革命中有極端重要性（１）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度嚴重阻遏著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經濟長期落后的一個主要原因，成為中國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個嚴重障礙。因此，對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徹底的革命性的變革，推毀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

（２）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將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的工人運動的同時，黨內已有一部分同志開始到農村去開展革命斗爭，隨著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的興起，黨對農村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李大釗、瞿秋白、澎湃、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發表一系列文章，進一步闡述農民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3、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是中國革命軍隊的主要來源，人民軍隊離開了農民，人民戰爭離開了農民，都將一事無成。所以，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要生存和發展，要農民積極投身于革命中，就要解決農民的切身利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4、主張：共產黨成立初期，有些共產黨員回家鄉發動農民，成立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斗爭。國民革命開始后，共產黨繼續堅持減租的主張，在南方普遍實行“二五減租”。1925年10月，中國共產黨發表第一個關于土地問題的公開文獻《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提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誰耕種的土地歸誰所有，不再向地主交納地租：指出革命的工農只有取得了政權，才能夠沒收軍閥、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歸耕種的農民所有。

二、土地革命的含義、背景與原因、區域和階級路線

1、含義：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農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

2、背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形成；蔣介石發動圍剿，中共在根據地發展起來的土地革命。

3、（1）原因：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礙生產力發展；

（2）獲得土地是農民最根本的要求，也是中國民主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

（3）只有進行土地革命，才能調動農民革命和生產積極性，鞏固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取得戰勝敵人的最基本條件。

4、區域：革命根據地

5、階級路線：

（1）內容：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2）制定的依據：國內主要矛盾（階級矛盾即中國人民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矛盾）。從此，農民和土地問題，便成為兩黨的分界，和斗爭的一個關鍵點。在中共的領導下，土地斗爭也不再停留在字面上，而進一步與武裝斗爭和奪取政權聯系起來，了解這一點，對全面理解中共的土地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方針政策 1、1927年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領導農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初步形成了一套土地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

（1）1927年11月，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個土地問題的決議案，提出沒收一切土地，實行土地公有的主張。1928年7月，黨的六大對土地革命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規定，將“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毛澤東在領導根據地斗爭的過程中，不斷總結土地革命的實踐經驗，先后制定了多個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法規。1928年，12月，毛澤東主持的湘贛邊界特委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其中規定： 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或分配給農民耕種，或由蘇維埃政府組織農場耕種;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分配后，禁止買賣。

（2）沒收一切土地，引起了擁有土地的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和富農的不滿；農民只有使用權，而土地所有權屬于政府而不是屬于農民，農民還是沒有真正獲得土地，禁止土地買賣，難以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所以毛澤東于1929 年 4 月制定《興國土地法》，改“沒收一切土地”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1931 年，妥善解決了農民對土地的私有權問題。保護了中農利益不受損害；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四、土地革命的作用和影響

1、作用：使廣大貧雇農在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證；為保衛勝利果實，農民積極參軍參戰，發展生產；調動了一切反封建力量（如貧農、雇農、中農、富農、中小工商業者）。

2、影響：影響了其后農村改造以至農村改革，使農村的經濟利益獲得增長。而最近的事態發展表明，土地問題又重新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重大課題，從而引起了人們新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