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集體土地流轉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集體土地流轉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隨著城市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改革總的走勢是市場化。目前，我國各類市場體系正在加快發展，且不斷完善規范，唯有農地市場發展相對緩慢。農地市場是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重要內容，也是整個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通過建立規范的農地市場，并納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才能使農村的土地、資金、勞力等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組合．各項資源得到優化配置。

就農業用地來說．實行土地聯產承包制以后．農民的經營權主體地位雖然得到了明確．但由于不少地方原有集體經濟組織在實行承包制后已名存實亡．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土地產權不清．再加上農用土地基本上是無償承包，土地所有權很少在經濟上得以體現．更不能行使其應有的土地所有權的處分權。盡管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憑借對土地的所有權決定土地的平均處置及其分配的流轉．包括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等方面發揮協調作用，但不能根據土地的資產屬性和價值來實現農村土地的合理流轉和優化組合。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對集體土地管理制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建立規范有序的農地市場．促進集體土地流轉。

上世紀7O年代推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調整生產關系．變革經營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但是隨著農村的改革和農業現代化手段的運用．土地的經營規模和經營方式已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出路在于大力發展小城鎮進一步提高工業化、城市化水平通過集體土地的流轉促進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集約利用并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開辟新的途徑。

第二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

21300818史修東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

【摘要】政治體制的改革是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的一項課題。改革開放3O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經濟體制改革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問題和社會矛盾，反過來倒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現代化的轉型不只需要經濟體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場經濟的時代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設一個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走一條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實踐的改革路徑。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雙重特征。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關系，直接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成效，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

【關鍵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必要性；緊迫性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

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必須要明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認識改革的緊迫性與必要性的關系，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大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定位和重點任務，并突破性地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寫進了小標題應該說是水到渠成的。

毫無疑問，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那么，在現代化這個大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涵蓋了現代化的全部內涵?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復雜關系?對于這兩個問題目前恐怕還很難形成緊密一致的看法，反倒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早已達成共識了，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市場經濟作為當下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機制，是我們今天一代中國人無可回避的選擇。

然而，現代化的內容并非僅指經濟的現代化，它意味著整個社會結構的轉變：政治的現代化、都市化、世俗化、社會分工的專門化、結構化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必須在文化、體制、思想、觀念、傳統、習俗等方面做出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以適應商品經濟這一物質性、經濟性的基礎。但是，這也絕非意味著一發展市場經濟就會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建設。按照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的看法，經濟的快速發展確實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

要原因，但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目標，在二者的進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經濟發展不一定導致政治的穩定，也可能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負面因素，這是由“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又步伐緩慢所造成的”[2]4-5。現代系統科學的最新發展也表明，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任何一個子系統的變化都離不開其他子系統的相互支和耦合，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避免社會深層次矛盾的積聚和爆發。這樣看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并不是一種線性的發展關系，經濟水平提高了，不一定能實現政治的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成功了并非意味著就不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了。況且經濟在發展中也會出現“拐點”，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文化的支撐，經濟發展也會出現瓶頸，引發潛在的社會政治性的危機與沖突。

改革開放3O多年來，我國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的改革給我們帶來了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變化，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各項事業欣欣向榮。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政治體制的改革仍然相對滯后，裹足不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經濟驅動的利益紛爭、欲望毫無約束，社會結構性的矛盾與沖突就會不斷積聚，并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中凸現出來，諸如誠信危機、群體性事件等等。當今中國經濟的發展正處于這樣的一個瓶頸期。

在深圳特區創建3O周年之際，溫家寶視察深圳建設時又重申了政改的重要性，引發了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法國的《歐洲時報》就曾刊發題為《中國政改在路上》的文章，美國《僑報》也刊登了《保障經改成果中國政改箭在弦上》的文章。溫家寶在深圳講話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系。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在改革初期，“中國的現代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搞經濟建設這件事情，政治體制改革也要圍繞發展經濟這件事來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礎，要求我們現在不能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抱不合實際的過高奢求，不能用最發達國家的社會條件來考慮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發展問題，中國必須從自身的經濟社會基礎出發，考慮怎么做才是現實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們希望的成效。”[3]所以，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將發展的中心放在經濟體制改革是現實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成和完善，尤其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列問題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我們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4]164“如果我們盲目樂觀不下決心切實解決這些問題，確實可能危及我國整個的社會主義事業，發生鄧小平警告的黨和國家改變面貌的問題，可能使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得而失。”[5]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不斷提上日程。那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通過何種路徑來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向

胡錦濤2006年4月在美國耶魯大學進行演講時，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后來，他又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民主執政。他指出，民主執政就是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

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要牢牢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共同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要不斷完善和擴大黨內民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6]。

2010年9月，在紐約與美國華人媒體負責人的座談會上，溫家寶回答《僑報》負責人的提問時，指出：“中國要建設一個民主和法治社會，法治就是當一個政黨執政以后，應當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黨的意志和主張也應當通過法定程序來變為憲法和法律的條文，所有組織都要在憲法和法律下行動，這才叫依法治國。我以為要做到這點，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這是現代文明和現代政治所必需的，我們應該朝此而努力。”以此為基礎，“最重要的就是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就是要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是要有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使人們能夠更好發揮獨立精神和創造思維，就是要使人民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發展，這應當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內涵.”[7]

胡錦濤和溫家寶數次對于民主法治的闡述，較為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方向：那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下，依靠依法治國來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與自由，達到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其核心在于權力的規范。進一步說就是要規制權力運行，不得濫用權力，讓權力得到有效的監督，只有權力透明，才能確保民主與法治，做到權為民所用。在十八大報告中，將政治體制改革單列為小標題，更是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方向下具體的任務：“一是要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二是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五是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六是要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七是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1]

總而言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存在著一個單一的改革任務。改革是漸進的，通過克服一個一個的困難，實現一個又一個的階段性目標，最終“形成一個初步發達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8]。

（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

明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后，我們怎樣能夠更好地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就涉及改革的路徑問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動；二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實踐。

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有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因素。特定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互動的影響下才探索出自己特有的變革之路。中國3O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似乎向我們傳達著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治理模式的創新對于一個社會的順利、平穩的改革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模式探索與創新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便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

對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說，成本太大，容易“一刀切”，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容易統一模式，就會出現較多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已經為政治體制改革營造了一種寬松的社會環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改革之初的自上而下的各種“特區”的試點和推行為后來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摸索奠定了基礎，打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現今，中國大地上涌現出了諸如南街模式、華西模式、蘇南模式、希森模式等探索性的改革。盡管這些模式的重點、方向、層次和意義上各具特色、很難統一，但是這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開辟了獨

具特色的地方發展、治理模式。尤其是經濟特區的開辟，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礎和經驗。“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的試驗場和開放的窗口，是分級式政策試驗的一個重要制度設計，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進行了多項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試驗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中國的治理試驗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創新實踐為推進中國的改革政策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寶貴經驗。”[5]

這種自下而上式的地方治理探索已成為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先導，也必然將會成為今后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流模式。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宏大的事業，地方治理模式的探索為我們開啟了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然而，如何去推動、保障地方的這些改革，帶動將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急需回答的問題。上層的自我轉向是關鍵，頂層的設計是重點。如果上層能夠意識到問題的所在，主動“出擊”，推動地方的探索，那么我們就能逐漸摸索出自己特有的政治體制變革的具體路徑與模式。而近年來上層頻繁的談論政改問題，就充分說明了上層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2010年8～9月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后考察深圳，對深圳等經濟特區新時期改革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O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經濟特區不僅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應該辦得更好。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經濟特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5]發揮作用，并從五個方面對經濟特區下一步改革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因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既應該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又應該有自下而上的探索與實踐。

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來，政府應該主動轉向，政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從全能型政府逐步過渡到真正的服務型監管型政府。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此基礎上，支持地方自主探索本地區的治理模式，在資金與制度上予以支持，及時以制度形式來保障鞏固探索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最重要的是要鼓勵公民社會的壯大，支持自治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推進地方自治。然后逐步擴大試點，共享成功模式與經驗。走一條先上而下，后下而上的發展道路。當然，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方針應該是謹慎、漸進，“一步一個腳印”，避免急躁、冒進的作風。

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縱深發展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

(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其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兩大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改革實踐證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相輔相成。能否正確處理兩大改革之間的相互關系，直接決定著改革的成敗。

3O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進展順利并取得成效，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密切配合與同步推進。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鄧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談話中反復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9](p.176)他還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9](p.164)“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多方面還嚴重滯后于日益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協調發展。

(二)遏制權力腐敗現象的必然要求

腐敗現象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市場經濟發展，沒有建立起有效防治權力腐敗的監督制約機制，是造成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弊端集中到一點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高度集中的權力得不到有效地監督和制約，導致政治權力對經濟運行的非正常滲透，不可避免地產生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遏制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腐敗現象，僅僅靠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建立新的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并實行權力合理配置，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權力腐敗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根治。

反腐倡廉建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當前，黨政官員中存在的腐敗現象，不僅嚴重破壞了我們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沉重打擊著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賴。人民對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因此，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遏制權力腐敗現象的必然要求。只有順應時代發展的規律，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決舊體制的弊端，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現象，保障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1](p.9)由此可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選擇。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政治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還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人民群眾的民主觀念和參政意識也伴隨著我國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斷提高。我國現行政治體制還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訴求。所以，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豐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為公眾政治參與提供體制保障。反之，如果不適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為公眾參政排除體制障礙、提供合法渠道，就會導致非制度化參與，破壞社會和諧與穩定。

總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使黨和國家更具活力，形成巨大的推動力，才能建立一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

三、正確認識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關系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雙重特征。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關系，直接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成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性要求我們與時俱進、把握時機、大膽探索，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啟示我們，這場改革關乎民族的前途和未來，執政黨的地位。逐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視改革的緊迫性，或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視改革的緊迫性，有意推諉，都是錯

誤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既要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又要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循序漸進，逐步加以完善。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應該把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改革的順利和成功。

總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既積極主動又穩步推進的發展過程，也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考驗。我們相信，在黨的堅強領導和有力推動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將邁出新步伐、實現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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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三篇：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事業推向前進，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提出未來的理想社會制度是“和諧制度”；康有為在《同》中提出建立一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上述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和諧生活的向往。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作出了科學設想，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未來社會將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極地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使社會物質財富極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提高，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形成和諧的關系。革命導師指明了社會和諧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特征。鄧小平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和諧，兩極分化不可能和諧。社會和諧則有利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諧是反映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屬性。沒有社會的和諧，就建設不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必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在血與火的磨礪中，在風和雨的洗禮中，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追尋著社會和諧的民族夢想，寫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發展歷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在《論十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論著中系統地闡述了如何處理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各種關系和矛盾，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和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創立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進行了量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為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要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準備。黨的十六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記的黨中央，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的成效。從黨的十六明確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奮斗目標，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再到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對此作出全面部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加莊嚴而緊迫地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

構建和諧社會是有力應對各種挑戰的緊迫需要。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我國改革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但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們既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又面對敵對勢力實施西化分化政治圖謀的壓力。我們要有力應對來自外部的各種挑戰和風險，就必須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始終保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局面。我國已進入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和改革攻堅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經濟體制深刻改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結構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動，既給我們帶來巨的動力和活力，同時也帶來許多矛盾和問題。在“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的時期，機遇與挑戰同在，動力和壓力共生。我們黨要帶領人民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解決矛盾迎接挑戰，就必須花更氣力妥善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力促進社會和諧。

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分析影響我國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切實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現實課題抓緊抓好。

第四篇：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文章標題：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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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提出未來的理想社會制度是“和諧制度”；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建立一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上述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和諧生活的向往。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作出了科學設想，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未來社會將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極大地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使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形成和諧的關系。革命導師指明了社會和諧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特征。鄧小平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和諧，兩極分化不可能和諧。社會和諧則有利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諧是反映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屬性。沒有社會的和諧，就建設不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必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在血與火的磨礪中，在風和雨的洗禮中，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追尋著社會和諧的民族夢想，寫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發展歷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論著中系統地闡述了如何處理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各種關系和矛盾，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和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創立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為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要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準備。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的成效。從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奮斗目標，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再到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對此作出全面部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加莊嚴而緊迫地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

構建和諧社會是有力應對各種挑戰的緊迫需要。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我國改革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但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們既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又面對敵對勢力實施西化分化政治圖謀的壓力。我們要有力應對來自外部的各種挑戰和風險，就必須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始終保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局面。我國已進入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和改革攻堅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經濟體制深刻改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

第五篇：大學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011——2012學年第一學期法律實務與案例分析期末論

文

大學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法律素質主要指大學生要能正確認識民主與法制、自由與紀律、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掌握法律基礎知識，具有社會主義法制意識和法律觀念，自覺履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遵紀守法，運用法律武器維護正當權益并與違法犯罪做斗爭。即要學法、知法、守法、用法、護法。大學生肩負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重任，他們在學習科學知識的同時，其法律意識、法制觀念如何，將直接關系和影響著我國社會的法制建設。特別是在當前青少年違法犯罪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切實加強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使他們知法、懂法、守法，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就顯得尤為重要。法制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高校要提高對法制教育必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實搞好大學生的法制教育。

（一）大學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的基礎和前提是加強法制建設，而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識和學法、知法、守法、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因為任何法律的制定、遵守、執行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的法律意識的指導和支配。列寧曾把法律意識視為法制建設的核心環節。因而社會成員的法律意識的強弱對法制建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隨著我國依法治國的深入開展，我國的公民的法制意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總體上看，還是急需加強。大學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集團，是我國社會發展的生力軍。從某個角度上講，大學生的素質極大影響和決定的我國人口的素質。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我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居世界首位。據資料顯示：“從1998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持續地實施擴招，2003年全國國內高等教育規模已經達到1900萬人，使在校人數規模位于世界首位，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9.8％提高到2003年的17％，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的口徑，中國高等教育已經邁進了大眾化的階段。”這組數字傳遞了一個信息：大學生的素質對我國整個社會的人口素質的影響力將逐步增強。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明確指出：“在黨政機關、軍隊、企業、學校和全體人民中，都必須加強紀律教育和法制教育。”1986年他更加明確地指出：“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法制教育在建立法治國家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提高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修養的根本途徑。高校承擔著為國家培養各類高級專門人才、后備干部和各級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強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引導大學生學法、知法，使他們形成較強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進而

做到守法、用法、護法，對于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于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二）大學生法制教育的緊迫性

在高校，素質教育還沒有得到認真、全面、深入的實施是不爭的事實。如：在現代社會中，法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時處處規范著公民的行為，只有具有較高的法律素質才能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生活。法律素質是思想道德素質的重要要素之一，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素質教育遠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首先，觀念陳舊，認為只要不違法、不犯罪，法律跟自己就沒關系。因而法制教育活動少、渠道單一，除《法律基礎》課以外，缺少其他渠道和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動。學校有各種教育內容的“活動月”但沒有“法制教育活動月”；有各種講座但缺少法制講座；有各種社會實踐但缺少法制教育實踐。其次，就《法律基礎》課而言，局限于傳統的課堂教學形式，方法簡單、手段落后，且因內容龐雜課時少、教師理論說教和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多、實踐環節少等，造成該課枯燥乏味，學生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死記硬背。很多學生在權利與義務、紀律與自由、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的認識仍是模模糊糊，雖然學法、知法，但守法、用法意識差的現象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大學生知法犯法、違法犯罪。

近年來一升再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頻頻向我們告示：校園并不平靜，大學生們的法律素養還十分貧瘠。廣州市司法局的吳云南等同志對廣東全省49所普通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這49所普通高校曾有違法和犯罪的學生626人，約占同期在校學生總數的干分之二。浙江嘉興市秀洲區人事勞動保障局兩名公務員2003年4月3日下午在辦公室里遇刺。警方確認，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時年22歲，是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農學系應屆畢業生。原來，他在該區公開招考公務員中，已通過筆試、面試，但健康檢查不合格，未被錄用。因情緒悲觀，產生報復念頭，遂遷怒于人事部門的招考人員，最終導致行兇殺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南京10所高校成為首批中心成員。之所以要建立這個“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是因為該院通過調查分析發現，2001年該區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還得出結論，大學生犯罪大多是因為不懂法。面對這

些觸目驚心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能夠予之以較為恰當的解釋是：學生根本沒有真正懂法。正如“硫酸傷熊”案當事人劉海洋（清華大學學生）所言：“我們上大一就學了《法律基礎》課，學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用試劑燒傷動物園里的動物是不是違法就不清楚了??”

可見提高大學生的法制意識具有現實必要性和緊迫性。大學生應該提高自身法制意識的自覺性，積極學習和培養自己的法律修養，學校也應加以引導和教育。如上所述，大學生的法制意識提高了，不僅有利于培養這個大學生自身這個群體的發展，還將極大提高我國公民法制意識以及我國法制化進程，可見提高大學生的法制意識的對提高公民整體素質以及進行依法治國的重要性。面對當代大學生，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我們應該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教育觀念滯后、內容僵化、方法簡單等問題，不能及時適應形式發展的需要。信息社會、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高校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法治社會要求高校的法制教育在主體、客體、內容以及方法上有所創新，當前，高校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學生類型增多，教育的形式不斷多樣化，以上種種新變化都對高校的法制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通過學校教育、學生自身的學習、社會和家庭的方方面面的影響和滲透，來加強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江澤民曾要求“要經常地在學生中開展紀律法制教育，增強他們的紀律法制觀念，使他們懂得遵紀守法的道理”。今天的大學生，就是明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生力軍，必須把提高他們的法律素質擺在我們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認真予以貫徹落實。加強對在校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是減少大學生違法行為，維護校園安全與穩定的需要；加強法制教育是大學生綜合素質提升和發展的內在要求 ；加強對在校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