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醫療糾紛調解機制的現狀與完善

我國醫療糾紛調解機制的現狀與完善

徐立偉

【摘要】： 隨著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和人民群眾對醫療服務需求的日益增長,醫療服務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日漸激化,加之醫療風險的提高和相關法律法規的改變,最近幾年來我國醫療糾紛數量激增,沖突加劇,社會影響變大,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根據現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醫療事故的處理途徑有三:和解解決,衛生行政機關調解解決和訴訟解決。實踐中和解解決方式在雙方矛盾激化的情況下難以奏效,訴訟又面臨著時間、費用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效果均不理想,衛生行政機關主持的調解也同樣面臨著不少問題。近年來國內許多地方在進行調解方式的改進和實踐,初步積累了經驗,為今后構建“大調解”的糾紛處理機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面,這些都亟待進行研究和分析。本文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緒言,從我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出發,簡述近年來醫療糾紛激增的原因及其帶來的社會影響。并從自身的實習經歷出發,說明寫作本文的初衷和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簡要介紹醫療糾紛的概念與特點,并說明現階段我國醫療糾紛的現狀與產生原因,為下文展開論述做鋪墊。第二章是對糾紛處理模式的簡單介紹和對ADR相關理論的分析。通過對訴訟和ADR的簡單分析,強調ADR在糾紛處理中的積極作用,并對一些典型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運用ADR解決醫療糾紛的模式進行介紹,以供我國借鑒學習。第三章主要論述目前我國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現狀和利弊。本章從《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處理方式入手,依次對和解、訴訟和調解解決醫療糾紛的優缺點進行分析。其中對調解的途徑進行重點分析,結合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政府的嘗試,逐一分析衛生行政機關的調解,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醫療糾紛專業調解機構的調解,依托仲裁機構的調解和人民法院進行的訴訟調解等調解途徑的開展現狀和利弊,為下文提出“大調解”的糾紛解決模式做鋪墊。第四章論述建立“大調解”的糾紛解決機制的必要性和主要內容。以第三章的分析為基礎,提出要構建以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或醫療糾紛專業調解機構為主導,以其他調解途徑為輔助,有醫療責任保險制度相配套的完善的多元化糾紛調解機制。第六部分是結論,通過對上文內容的概括與總結,提出建立多元化糾紛調解機制對于妥善解決醫療糾紛的重要性。進而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醫療糾紛,需要社會保障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需要相關法律法規和配套制度的完善。本文從醫療糾紛處理的實踐出發,結合筆者自身的實習經歷,著重對醫療糾紛調解的現狀與完善進行分析。在分析中注重采用法社會學、法經濟學、法的價值分析等研究方法,對醫療糾紛的解決機制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關鍵詞】：醫療糾紛 ADR 和解 訴訟 調解

【學位授予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0

【分類號】：D922.16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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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4-8緒言8-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醫療糾紛概述10-14第一節 醫療糾紛的概念與特點10-1

2一、醫療糾紛的概念10

二、醫療糾紛的特點10-12第二節 我國醫療糾紛的現狀及產生原因12-1

4一、我國醫療糾紛的現狀12-1

3二、我國醫療糾紛的產生原因13-14第二章 糾紛解決模式與ADR14-18第一節 糾紛解決模式簡述14-1

5一、訴訟1

4二、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14-15第二節 ADR 理論與境外的實踐15-18

一、ADR 理論簡述15-16

二、國外及我國臺灣地區醫療糾紛處理的實踐16-18第三章 目前我國醫療糾紛處理途徑分析18-33第一節 和解解決途徑的分析18-20

一、和解解決醫療糾紛的優點19

二、和解解決醫療糾紛的局限性19-20第二節 訴訟解決途徑的分析20-22第三節 調解解決途徑的分析22-3

3一、衛生行政機關主持的調解23-2

4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的調解24-27

三、醫療糾紛專業調解機構主持的調解27-29

四、依附于仲裁機構的調解29-30

五、法院的訴訟調解30-33第四章 建立“大調解”解決醫療糾紛的建議33-38結論38-39參考文獻39-42致謝42

第二篇：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經驗交流

糾紛調解小平臺 釋放維權大功效

——**區積極構建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不斷上漲的醫療服務需求與醫療服務能力、醫療保障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們對疾病的診治期望與醫療技術的客觀局限性之間的差距，使醫療糾紛的發生呈上升態勢。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漢陽區搭建平臺，建章立制，積極探索實踐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成立半年多來，共接待群眾來電來訪咨詢170余人次，受理醫療糾紛35件，其中28件得以成功調解，7件正在處理之中，成功率為80%，未發生一起涉及醫療糾紛的群體性事件，為化解當前日益突出的醫療矛盾糾紛、建立醫患和諧關系、實現醫療秩序的良好穩定，取得了突出成效。

一、采取三大舉措，推進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基礎建設

往常處理醫療糾紛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通過訴訟“官司了”，二是通過衛生行政部門“官了”，三是醫患雙方自行“私了”。但鑒于醫療糾紛的專業性太強以及醫學的不確定性，打醫療糾紛官司非常復雜；同時，進行醫療事故鑒定的專家和醫院同屬一個系統，讓患者對其公正性擔憂；另外，醫患雙方身處不同環境、不同立場，溝通不夠容易導致對立情緒使矛盾惡化。這些弊端造成 “官司了”太難了，“官了”了不了，“私了”沒法了的現象。因此，建立規范、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調解機制就顯得刻不容緩，不僅可以使醫院擺脫較大的精神壓力，維持正常工作秩序，也能有效維護患者的正當權益，避免“醫鬧”現象的發生。為此，漢陽區三大舉措全力推進第三方調處機制的建設。

1、堅持黨政主導，實現調處機構標準化。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醫療糾紛的化解工作，組建了由區司法局、衛生局及相關職能部門組成的漢陽區“醫調委”領導小組，實行部門聯動。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在上級部門的關心、支持下于2011年8月1日正式成立，工作經費、人員編制、工資待遇和相關保障均列入財政預算，并落實辦公用房70余平方米，辦公地點交通方便，利于群眾上門調處糾紛，全部配備了辦公桌椅、電話、電腦、打印機、空調等必要的辦公設備，提供了優良的工作條件。

2、強化人才支撐，實現調處人員專業化。聘請了具有醫療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熱心調解事業，有較高調解技能的專職調解員3名，專門從事醫療糾紛的調解工作。針對醫療專業性強的特點，組建了由內科、外科、兒科、婦科、中醫以及律師等25人專家人才庫，為重大、復雜的醫療糾紛提供咨詢意見，保障醫療糾紛得到正確的處理。

3、完善運轉機制，實現調處程序規范化。制定區醫調委工作實施方案，建立了聯席會制度、受理和調解登記制度、配合協作制度、調解情況和重大糾紛報送制度、結案歸檔制度，統一使用司法部制定的文書格式，確保了醫療糾紛調解工作規范運行。

二、體現三大特性，實現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社會價值

醫療糾紛不僅涉及群眾生命權和健康權，而且影響醫療機構正常的工作秩序。對療糾紛實施“第三方”調解方式能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的教育說服、耐心疏導、不傷和氣的工作優勢，并注重部門聯動形成調處合力，及時化解醫療糾紛，讓醫患雙方權益得到保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1、體現中立性，增強維權效力。醫患發生糾紛時，由于雙方缺乏信任，很難達成共識。然而醫調會作為醫院和患者以外的第三方，與雙方都沒有利害關系，具有較強的中立性，不袒護任何一方，可以有效緩沖彼此的對立情緒，消除雙方顧慮，贏得雙方的信任。通過區醫調委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醫患雙方都能按照約定履行。

2.體現專業性，提高維權意識。醫調會組成人員均由具有豐富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人員擔任，他們既懂得相關法律，又深諳醫療管理。在調解工作中一方面從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出發，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議；一方面大力宣傳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醫學知識，引導醫患雙方當事人依據事實和法律公平解決醫療糾紛，使醫患雙方當事人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從根本上防范和減少醫療事故、差錯的發生。

3.體現高效性，降低維權成本。第三方調解機制由政府實行資源整合，實行整體聯動，大大提高了調解效率，能使醫療機構管理人員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醫療質量管理，提高醫療服務水平，有效降低社會成本。同時醫調會不以贏利為目的，從受理到調解，不收取任何費用，這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患方來說，大大減輕了維權成本。

三、履行三大功能，彰顯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維權效能

醫調委作為鏈接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患者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是化解醫患矛盾沖突的一劑良藥，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塊基石。區醫調委通過半年多來的實際運作效果好，維權效能顯著。

1、擔當醫患沖突“緩沖帶”，彰顯防激化職能。以往每當醫

療糾紛激化時，患者一方常常不顧事實如何，先行提出要求院方進行巨額賠償，導致矛盾僵持不下。現在通過第三方調解，將矛盾現場從醫療機構轉移到了醫調會，將矛盾的表現形式從顯性的現場激烈對抗轉化為隱性的內部面對面友好協商，讓矛盾明顯緩解。如：患者林某，2011年8月在某一所民營醫院施行了無痛人流。術后不適，遂到大醫院就診，診斷為子宮穿孔，并

住院治療。對此，患者情緒非常激動，認為醫院存在嚴重過錯，可能造成未育女子終身不育，對醫院的行為不能原諒。區調委會在積極介入調解的同時，由婦科專家向患者講解子宮穿孔治愈后對再次孕育影響程度不是絕對的，緩解了患者憤怒的情緒。經多次調解，糾紛得到了妥善解決。事后患者還專門給醫調會送來鮮花表示感謝。

2、筑牢社會穩定“防火墻”，彰顯大調解職能。眾所周知，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在當前醫療服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醫療糾紛頻發的形勢下，加強醫療糾紛的預防和調處工作，對于維護醫患雙方合法權利、打造良好的醫療秩序和就醫環境、維護漢陽地區社會和諧穩定顯得尤其重要。如：患者2011年2月因牙齦發炎到一口腔診所就診，醫生按先打磨病牙再上牙套的方式治療。病牙打磨后，患者牙痛癥狀加重。患者認為該口腔診所將其好齒磨壞，存在過度治療的問題。于是攜家屬每天到該診所吵鬧，使其不能正常營業。由于醫方不予解決問題，患者到醫調會申請調解。醫調會積極介入，一方面穩定患者的情緒，勸其不要到醫療機構鬧事，一方面及時與口腔診所溝通賠償事宜，使患者得到了合理補償，醫療機構正常的工作秩序得到了保障。

3、充當服務百姓“救心丸”，彰顯大維權職能。讓醫患雙方坐下來調解，是醫調委的主要工作。同時，醫調委還承擔著引導患者合理、合法維權的職責，實現“和為貴”的理念與“情理法”的原則充分結合，既極大地提升了醫患雙方維權效能，又為促進社會和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孕婦楊某2011年10月到一家沒有產科手術資質的門診部做引產手術，在引產過程中發生子宮破裂大出血，即轉同濟醫院搶救。為挽救患者生命，患者被實施子宮切除術。患者因痛失子宮，認定醫療行為存在重大過錯，并通過新聞媒體報道施壓，要求賠付巨額賠償金。由于該醫療機構嚴重違規，衛生行政部門欲吊銷其經營許可證。但如若該醫療機構被注銷，患者的賠償金就可能落空。醫調會積極與衛生行政部門商討，暫緩履行注銷程序，先讓其關門整改，待調解成功如約向患者支付賠償金后，再實行行政吊銷衛生許可證的處罰程序。在醫調會的積極努力下，患者得到補償，有效維護了自身的合法權益。

第三篇：關于完善大調解機制之我見

今年，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統在調解社會矛盾糾紛機制中的開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調方式的簡單綜合，而是在對原調解方式從形式到體制的全面優化改革，是適應南京市舊城改造、新城區建設步伐加快的必然產物，必將有效地提高社會矛盾調解的質量和效率，對全國的人民調解工作必將產生轟動效應和深遠影響。

一、整合調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調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調解委員會為主的調解體系，其工作對象主要是民間糾紛，在調解社會矛盾糾紛時，調解力量和力度顯然薄弱，不能很好的應對群體糾紛，而我市在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主要以征地補償。拆遷安置、企業改制、滯后行業的整治和取締等社會活動和政府行為帶來的矛盾，具有復雜性、群體性、綜合性和敏感性等特點，加之群眾民主、法律意識的增強，極易引發群眾上訪事件，甚至帶來社會動蕩。而對以上新情況，只靠調委會和民間調解顯然不能應對，這就要構建大調解網絡，把民間調解、治安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綜合起來，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組成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或司法牽頭實施，由民政、城建、婦聯、工會、公安、法院等部門參加的聯合調解組織，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增強對矛盾糾紛的調處力度，確保調處成功率。

二、確保信息暢通準確，掌握工作主動權。當前，社會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別是河西新區的建設速度加快，征地拆遷、勞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帶來部分群體利益的再調整，這是群體性矛盾爆發的重要因素。針對當前社會矛盾所具有的動態性、可變性的特征，為及時準確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動權，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發揮人民調解信息員及黨、團員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時了解掌握民情、社情，盡快取得第一手資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進行分析、判斷，為化解矛盾提供依據。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調解重點。當前的社會矛盾多具有廣泛性、多發性的特點。社會矛盾調解中心應把可能給社會穩定帶來重大影響的、群眾所關心的、社會所關注的拆遷補償、就業安置等熱點問題上。群體性上訪或群體性阻撓某項工作的開展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調解中心在調解這類矛盾時，要深入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想法，詳細認真地解答有關政策、規定，真心實意幫助確有困難的群眾解決困難，但對個別無理起哄，不滿現行政策，組織煽動的幕后策劃者，則根據法律、法規對其進行嚴肅教育，必要時，對其采取果斷措施，嚴格控制，以防事態擴大，對已經發生的群體上訪事件，要督促有關部門盡快兌現優惠政策，本著公開、公正、透明、關心的原則，耐心細致做好解釋工作，做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穩定群眾情緒，盡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時期的大調解工作，要認真、細致、深入、如重大節假日、重要會議或活動期間，調解中心的工作要有～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時掌握動態，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動權，以免由于群體上訪給工作、生產、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亂，造成不良影響。

四、抓好法規、政策的宣傳教育，提高政府部門依法辦事的能力。當前的群體糾紛矛盾主要表現在征地拆遷、安置、落后行業的整治等方面。群眾是矛盾一方的主體，在解決群體矛盾糾紛時，應把宣傳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增強群眾的意識和依法辦事、按程序辦事的自覺性，尤其是現行政策較高執行的政策有較大差距時，更應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以求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眾一時難以想通，由于時間或項目的特征不同，調解工作相對來講也好做一些。綜上所述，當前社會矛盾的產生不是一種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個部門或某個組織能調解成功的，在大調解機制下，必須多部門聯合，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才能較好地平息事態，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秩序，才能保證社會的快速發展。xx街道司法所 xxx

第四篇：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現狀及其完善

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現狀及其完善

08413317謝志群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現狀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抉擇困境

勞動合同立法適當與否，取決十對勞動契約自由干預的限度，而我國現代勞動契約自由干預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決十這樣一個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繼續以廉價勞動力作為發展經濟的條件之一。如果堅持這一發展路徑，就豁床著我國勞土保護標準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況日，解決該問題不能逾越木國發展的內在需要與國際竟爭需要的滿足。在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濟的支持;在國內，我們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兼顧勞動者一利益在國際上，既要考慮發達國家高勞動標準要求的敦促，又要考慮不發達國家以勞動力成木參與竟爭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的壓力。要兼顧這些因素并非易事，如何取其“利”，避其“害”，如何集所有的“利”十勞動合同立法中，成為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抉擇難題。

這種狀況，使我們在勞土標準上不能簡單地在倒退或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之間做出選擇，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粗略的結論，即:在勞土標準上，我們既不能倒退又不能迅速趕上或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固守舊的低勞動力標準，具有短期效應;走新路，向發達國家高勞動力標準靠攏，又有風險。由此，我國只能在發展中國家低標準與發達國家高標準之間才找一個適度之點，即勞動契約自由規制適度，唯此，我國勞動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經濟發展與勞動者一利益保護的關系。

(二)我國勞動合同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契約自由規制的典型代淤扮一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確的。在政治上，它是緩和社會矛盾、關注民生的最直觀、最有效的舉措之一，為我國各項事業發展提供基礎保證摒棄了以往一味以低勞動力成木取勝的經濟發展策略。但從實踐來看，它并非完美無缺，仍存在勞動契約自由規制不適度等問題。具體表現在: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現狀

(一)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抉擇困境

勞動合同立法適當與否，取決于對勞動契約自由干預的限度，而我國現代勞動契約自由干預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繼續以廉價勞動力作為發展經濟的條件之一。如果堅持這一發展路徑，就意味著我國勞工保護標準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況且，解決該問題不能逾越本國發展的內在需要與國際競爭需要的滿足。在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濟的支持;在國際上，我們處于“上擠下壓”的中間位置。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們是以低勞動力成本在競爭中取勝的，目前在高精尖的科技領域沒有競爭力，競爭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勞動力標準靠攏，又有風險，至少會在短期內使其競爭力水平下降或難以提高。但如果能安全度過這一薄冰路段，那么，我們的發展就會登上一個新的臺階。由此，我國只能在發展中國家低標準與發達國家高標準之間尋找一個適度之點，即勞動契約自由規制適度，唯此，我國勞動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經濟發展與勞動者利益保護的關系。

(二)我國勞動合同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契約自由規制的典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確的。在政治上，它是緩和社會矛盾、和諧社會、關注民生的最直觀、最有效的舉措之一，為我國各項事業發展提供基礎保證在經濟上，它摒棄了以往一

味以低勞動力成本取勝的經濟發展策略。但從實踐來看，它并非完美無缺，仍存在勞動契約自由規制不適度等問題。具體表現在:

1．勞動合同制度或曰勞動契約自由制度實施效率低下。資方不履行工作環境、法定工時、最低工資標準要求等義務，在我國許多公司、企業或其它用人單位中是一種常態。

2．現有勞動合同制度或曰勞動契約自由制度設計本身有缺陷。這種制度本身的缺陷，降低了該制度的權威性，也因此增加了該制度踐行于實踐中的難度，以致立法目標全部或部分落空。換言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導致了制度實施效率的低下。

具體體現在:

其一，“視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威脅，對于短期用工難于適用，而且即使對于一年以上的用工，也可以通過期日的規避來擺脫威脅，即可在用工之日起滿一年的當日之前的任何日期內補訂書面勞動合同或解除勞動關系。如屬前者，還算是達到了立法目的，如屬后者，則可能是對勞動者就業機會的損害。

其二，依我國《勞動合同法》第7條、第10條第3款的規定，雖然要求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又規定勞動關系是自用工之日起確立的，而不是自書面勞動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日確立。可見，這種勞動合同書面形式的強烈要求，不是“效力性”的，而是“保護性”的。勞動合同的書面形式不是勞動關系產生的效力性條件，它只是保護勞動關系的一個證據上的支持。“契約采取書面形式還是口頭形式或其它默示形式，只是在證明契約關系是否存在的舉證上有難易之分，而不是契約本身存在著優劣的差別”。由此，如果沒有訂立書面勞動合同，那么不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后果———支付雙倍工資或視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欲對資方實際發生作用，還需要勞方舉證證明與該資方存在勞動關系，而這對勞方來說并非是舉手之勞的事情。

二、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完善

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的上述現狀，筆者一認為可從外在和內在兩個視角加以改善。就外在視角而言，是指勞動合同立法應適當，要眼界向遠、向外伸展。眼界放遠，就是力爭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一，避免短期內成為自己觀念的俘虜;眼界向外，則是指不僅勞動合同制度本身設計需考慮經濟發展、社會信用機制、社會保障體制等現實與未來，而且即使是完美的勞動合同制度，它要施行于實踐之中也不能缺少這些機制的協同。就內在視角而言，是指各勞動合同制度本身及彼此之間協調、照應，通過勞動合同制度的內在完善，從而達到目標的最高效實現。

(一)外在視角

就外在視角而言，具體應著眼于以下兩點:

1．協調、助益于《勞動合同法》實施的法律體系。勞動合同糾紛解決費時、費力、成本高昂。勞方與資方相比，處于弱勢的勞方往往因難以承受這沉重的糾紛代價而不得不妥協退讓，這無疑助長了作為強者的資方恣意妄為地違反勞動合同制度的行為。要走出勞動合同糾紛解決成本高昂的困境，首要的是建立合理或傾斜于勞動者的糾紛解決機制。具體可采取 以下措施:規定律師費由敗訴方負擔，以此減輕勞方的經濟負擔與思想顧慮，并調動律師辦理該類糾紛案件的積極性;完善調解、仲裁解決糾紛機制，真正發揮其作用，并在人員素質、構成、經費來源等方面要給予支持，并同時增加救濟途徑;綜合協調無固定勞動合同制度的就業目標。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對充分就業目標實現的作用大小，關鍵在于該制度適當與否———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既要有利于就業安定，又要有利于充分就業，而且充分就業應是就業數量與質量綜合判斷的結果。然而，當前我們所謂的就業安定，其實只保障了一部分在崗人員的就業質量，而且又是以其他部分人員持久失業為代價，這種對“輪流失業”局面的破壞，可能會造成“就業機會”的兩極分化，進而導致經濟、社會地位的兩極化，亦是對社會向上、向下流動激勵的阻滯，以致使人對未來絕望，社會動蕩不安因此成為必然。

當然，這是以就業崗位資源稀缺為前提的。由此看來，試圖僅以現有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保證就業安定———而且只能是部分人的就業安定的方式來擺脫就業困境及因此所致危害是不現實的，它把過重的責任推給了企業，阻滯了公司、企業或其它用人單位的發展活力，并造成勞動者就業機會的不公平。因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就業目標的實現應是一個制度綜合協調的過程。

2．實施強制性的外在補足。“現存制度的低效率表明政府機制的缺乏而不是決心的缺乏”。立法機制不足，主要表現為政府監督監察不足。諸如由于勞動執法隊伍建設落后、勞動執法者責任感不強等原因致使勞動監督檢查不到位;地方政府在觀念、行動上漠視法律、無視科學發展觀、著意于掠奪式經濟發展觀等現象的盛行;對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行為百般壓制等。若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加強政府監督監察，提高勞動執法隊伍的業務水平及責任感，加強相應的理念，重視法律，規范相應的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訪制度，它本是解決勞資不公問題的最后一個監督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或司法工作部門在最高首府設立“接訪”辦事處，實為“截訪”，直接意圖是將民之怨、民之不滿無法上傳，以滿足政府及官員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政績要求。這種現象在《勞動合同法》出臺后雖有緩和，但因其根深蒂固性，仍在繼續，如此以來，信訪制度雖對法的實施或執法者嚴格依法執法有督促作用，但仍是打了折的。這種折扣的形成，一方是由于多種原因而形成的“浩浩蕩蕩”的上訪隊伍的不斷上訪，另一方是執法者不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完成“截訪”這一“政治性任務”的竭力抵抗，兩相抵抗耗費了各方的力量，使我國法的執行成本高昂，但法的實效卻未能因此得以充分發揮。這也需要加強有效政府監督機制，科學實施政府職能觀，適當干預公司、企業行為，正確理解“法治”的含義，不僅要“有法”而且要重視“法的正當性”，實施強制性的外在補足，促進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有效實施。

(二)內在視角

就內在視角而言，應著眼于以下方面:72政法論叢2011年

1．將各勞動合同制度彼此間的抵補作用納入各勞動合同制度設計考量之中。具體而言: 第一，確立勞動契約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觀機制。

政府、勞方、資方三方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是使勞資雙方權利義務合理分配的行之有效的機制，而在我國，這一機制的作用并沒有發揮出來。這首先是勞動者組織———工會缺位或制度存在不足所致，特別是工會獨立性問題。三方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是政府、勞、資三方及勞資之間在主體勢力近于平等之下所進行的協商，加之由于各方的共同制約、妥協作用以及 它們各自的組織性，所以，對勞動契約自由在勞資雙方之間分配的限度以及其與社會的契合性，更能近于合理，它是保障勞資雙方間個別勞動契約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觀基準。其次，在理論與立法上，如何處理勞動契約與民事契約的關系也制約著勞動契約自由的合理限度。

第二，就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而言，它受到同為勞動合同制度的非全日制、勞務派遣制度的抵銷。非全日制、勞務派遣等靈活就業形式，其臨時性、可兼職的特點，雖然符合部分勞動者的需要與意愿，但其更利于資方而不是勞方的缺陷卻是顯而易見。具體表現為:在非典型雇傭關系下，絕大多數勞動者無從獲得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簽訂的機會，因為它的臨時性、非連續性無法滿足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訂立所要求的期間條件的限制;而且非典型雇傭關系本身的不穩定性及其制度化沖抵或毀滅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對穩定勞動關系目標的追求與實現。因為非典型雇傭關系及其制度化不僅使職業安定受到威脅，也使勞動者社會保障權益難以實現，勞工以團體力量維權亦難以落實。這些無疑弱化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同時，使企業擺脫了其更多的社會責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典型雇傭關系有利于勞動者“促進就業”，然而，這種對就業的促進也僅限于數量上的，它更可能是以更多利益的失去為代價換得了那已被“抽了油”的就業機會。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勞動合同法》對非全日制用工、勞務派遣用工的制度化順應了世界用工形式的變化，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又規定了與此相左的用工形式———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工形式，進而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立法宗旨只能獲得部分實現。既然當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非典型勞動合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難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盡管后者妨礙了前者目標的實現，那就只能在完善各自的同時，盡力克服各自的缺陷，使其彼此協同，共同服務經濟，維護勞方利益，和諧勞資關系。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守法意識淡薄，勞務派遣等靈活用工形式為資方留下了更多的違法空間;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經濟基礎還不夠堅實，更多勞動者沒有或不能成為資本的參與者，勞資間平衡易于斷裂或勞資差距大，因此勞資平衡的實現需要更大的努力。具體到立法上，就是加強規制，例如，規定“勞務派遣必須具備特定的、合理的理由”

2．就勞動合同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應與現實契合。政府對最低工資的干預，以及資方對這一干預的服從，是為了減少貧窮并使勞方收入達到生存費用的標準。同時，最低工資的規定，也是為了維持公眾的購買力，以便使國家從經濟滑坡中走出來。

在大陸，可以肯定地說，目前企業的存活期間總體水平只會低于臺灣。由此可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可適用空間極為有限。我國這種公司、企業或其它用人單位規模、壽命的現實，制約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對穩定勞動關系的追求，意味著以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治愈失序狀態這一期望的落第1期李敏華:我國勞動合同立法現狀及其完善。公司、企業存活的短期性，使勞動者不得不隨之不斷流動，即使謀得的確定，也只是相對意義上的。我國公司、企業的發展現狀與職業自由機制，注定了我國當前的勞動者較發達國家與地區以及非市場化國家中的勞動者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針對這種現狀，應適當擴大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制度的適用空間，落實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治愈失序狀態的期望，科學調整公司、企業存活的期限，使公司、企業的發展與職業自由機制有機結合，在公司、企業穩步發展的同時，使勞動者也得到有力保障。

總之，對于處于弱勢的勞動者的保護及其效果，不應局限于也不意味著給予其更多的權利或傾斜就是更好的保護，而是在于所給予的權利或傾斜的適度性以及實施限度如何。而這種適度性的把握，無論是在內在的視角、還是外在的視角下，都要以系統的視野來對待。

第五篇：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幾點思考

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幾點思考

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幾點思考

近年來，醫患關系日趨緊張，醫療糾紛呈高發趨勢。針對傳統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存在的一些缺陷，淺談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在我國的運行情況，分析人民調解機制在醫療糾紛處理實踐中的問題，并通過對人民調解機制的完善，運用人民調解機制快速、公正、低成本的解決醫療糾紛。

一、我國傳統的醫療糾紛處理模式存在的缺陷

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規定：發生醫療事故的賠償等民事責任爭議，醫患雙方可以協商解決；不愿意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調解申請，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可見傳統的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主要有當事人和解、行政調解、民事訴訟。這三種方式在在解決醫療糾紛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現行醫療糾紛呈現復雜的特點，傳統醫療糾紛處理方式仍然不能很好的地緩解醫患之間的緊張關系，反而使一些惡性事件見諸報端。

（一）當事人和解形式，患者于醫院雙方直接協商解決，簡單快捷。但因患者缺乏醫學知識，對醫院的解釋缺乏信任，導致醫患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容易導致矛盾激化。

（二）醫療糾紛行政調解機制，在引導醫患雙方向醫療糾紛的法制化解決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弊端。一方面，由于衛生行政部門屬于醫療機構的上級領導部門，由其主持調解，有“部門保護主義”嫌疑，患者及其家屬在心理上排斥戒備，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結論往往難以得到認同。另一方面，行政機構只能針對醫療事故的爭議進行調解，而現實中這類爭議僅占醫療糾紛中的很少一部分。因此，許多醫療機構在與患者發生醫療糾紛后，并不通過衛生行政機關解決，甚至有學者指出，我國現行醫療糾紛行政調解機制名存實亡。

（三）民事訴訟是最近幾年來被社會公認的解決醫療糾紛的最終手段。法官具有較高的中立性，程序講究嚴格的理性，裁決具有強制執行力，但通過司法途徑訴訟解決糾紛仍然存在眾多不足之處，一方面，存在程序繁、成本高、時間長等弊病；另一方面醫療領域的專業性強，而法官又缺乏醫學知識，致使判斷困難，使得案件審理復雜。

二、我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制度的實施現狀

人民調解，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人民調解為醫患雙方搭建了維權平臺，人民調解委員會為醫患雙方搭建了協商場所，把矛盾引導到第三方調解，保證了醫療機構的正常工作秩序。自上海首先試水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醫調委”））制度后，初見成效，各地開始紛紛嘗試這一制度，為醫患矛盾提供一個緩沖平臺。目前，全國有30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臺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規范性文件；設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2418個、人民調解工作室1029個，共有人民調解員22802人，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基本覆蓋了地市以上行政區域。從2010年到20**年9月，共化解醫療糾紛22.8萬件，其中僅20**年1至9月就化解醫療糾紛44484件，成功率在86%以上，普遍做到了有案必調、案結事了，維護了醫患雙方合法權益。但由于該項制度處于運行初期，因此有很多地方都不夠完備，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如人才問題與資金問題、法律性質不明確等等。

三、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實踐中的問題

（一）《條例》對醫療糾紛調解制度設計的缺陷。作為維護醫療秩序、緩解醫患矛盾為重要宗旨的《條例》，雖然關注并確立了調解制度，認識到調解對解決醫療糾紛的作用，但似乎又存在某種顧慮，實施后爭議重重，與侵權責任法沖突明顯，各方認可度不高。因其極端的傾向性，對醫療機構給予了太多的保護，患者一方完全喪失了對它的信賴。在實施數年后，醫療糾紛反而逐年增多、醫患矛盾則愈演愈烈。來自衛生部的統計數字表明，全國由于醫療糾紛引發的沖擊醫院等惡性事件，20**年有五千多件，20**年有八千多件，20**年國家衛計委統計全國發生醫療糾紛7萬件左右，我國醫療糾紛的發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實踐證明，《條例》的立法初衷是緩解醫患沖突，但結果卻是加劇了醫患矛盾，成為造就眾多“醫鬧”的元兇。

（二）醫學會的醫療損害鑒定公正性受質疑，并且時間過長。在1987年6月29日制定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實施的年代，由于認為醫療事故鑒定不公，患者經常把衛生局告上法庭。2002年的國務院頒布實施的《條例》，規定醫療事故的認定由社會學術團體（醫學會）擔任，從而將醫療衛生行政部門（衛生局）從糾紛中解脫出來。醫療事故鑒定者的改變實際上“換湯不換藥”，由所謂的“老子給兒子做鑒定”變成“叔叔給侄子做鑒定”。患者再也無法狀告衛生局了，事實上，即便狀告醫學會，醫學會同樣不承擔任何責任，因為醫療事故鑒定中，通常認為應對鑒定報告負責的是鑒定專家而不是醫學會。但鑒定專家一不在鑒定報告上簽名，而不出庭接受質詢，患者想告也不知告誰。對此，醫方給出的理由通常是“保護專家人身安全”。同時，醫學會的醫療損害鑒定時間過長，一件案件的鑒定時間少則50-60天，長則3-4個月，如果申請人不認可鑒定結果又要申請再次鑒定，鑒定時間更長。

（三）醫療糾紛調解工作基礎較為薄弱，指導和管理有待加強。作為醫療糾紛調解的主要機構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在實踐中面臨法律定位不夠明確、社會知曉度不高、處置能力待提高、經費運轉困難等困境，這些都制約著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發揮。

1、醫療糾紛調解社會知曉度低、內容匱乏。各地醫調委自成立以來，關于醫調委的宣傳內容中,多涉及醫調委成立時間、地點、運營成效等，而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調解流程、調解的實效性反映以及調解員的個人工作詳情卻很少涉及。這樣阻礙了醫調委與民眾的溝通，醫調委也不能很好的發生實際作用。

2、醫調委的處置能力有待提高。醫療糾紛調解中往往涉及復雜、專業的醫學知識和法學知識，調解員的作用舉足輕重。但目前為止，在全國各地的醫調委中，調解員隊伍，特別是專業調解員隊伍中，專職人員少、兼職人員多，由于報酬低，很難吸引高素質的專門人才到調解員隊伍中來，調解水平提高有限。

（四）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流程有待規范化和制度化。如何在法律層面規范受理范圍、責任認定、賠償數額標準等。在實踐中，大多數調解案例的患方不主張采取司法鑒定或醫療損害鑒定，導致事故過錯不明，責任不清，在這種前提下，調解人員主要依據經驗和所掌握的專業知識進行調解，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加上醫院等其他因素的影響，難以產生統一尺度和標準，存在事實上的模糊空間，調解工作質量難以保證，在這方面管理的難度較大。

（五）調解經費嚴重不足。醫療糾紛調解經費困難，很難滿足當前調解工作需要。關于人民調解經費保障問題，雖然各級都下發了文件，但由于各地財政狀況不同，各地對于醫調委的經費獲得沒有統一標準，許多落后地區財政緊張難以保障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運行費用，落實工作難度很大。

四、提升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質量的思考

（一）實現醫療糾紛人民調解與醫療責任保險的銜接，加強醫療責任保險機構和理賠人員依法理賠意識、維護公平正義。保險理賠與醫療糾紛有著基本相同的工作內容，如糾紛損失產生的原因、損失的大小、醫療機構是否應承擔責任等。涉及有關醫療責任保險的醫療糾紛的處理，可吸納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參與調解。司法部、衛生部、保監會于20**年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指出：“保監部門要鼓勵、支持和引導保險公司積極依托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處理涉及醫療責任保險的有關保險賠案，在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是醫療責任保險理賠的依據。形成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和保險理賠互為補充、互相促進的良好局面。”因此，醫療糾紛發生后，醫調委應加強與以醫療責任保險機構的和理賠人員的溝通，最大限度的兼顧各參與方的訴求和利益，以期公平、公正解決醫療糾紛和保險理賠問題。

（二）加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重視總結提高。要進一步加強行業性調解組織建設，在易引發醫患糾紛的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成立調解組織，多舉措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制度。一是拓寬調解員選舉渠道。醫調委至少包含具有法律和醫學知識專業方面的人才，所以應注重吸納具有較強專業知識和較高調解技能、熱心調解事業的離退休醫學專家以及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工作者，也可以聘用一些具備該方面知識的人才，形成專兼職相結合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隊伍。二是制定和完善調解員薪酬補償辦法，落實調解員報酬，可以根據調解糾紛的數量、難易程度以及社會影響大小以及調解的規范化程度制定相應的補貼標準。三是要鼓勵督促調解員努力學習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和相關醫療質量管理核心制度及醫學知識，增長專業調解知識；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調解技巧，提升調解水平。

（三）深化認識，推進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規范化管理，提高調解公信力。各級黨委、政府要將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納入重要的議事日程，認真研究解決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經費投入，醫調委辦公場地要獨立，確保人民調解經費列入各級政府財政預算。

1、建立健全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管理制度，確定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受案范圍。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受理范圍》、《受理制度》、《回避制度》、《醫療糾紛調解紀律》、《調解員工作紀律》和一整套工作流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受案范圍應在人民調解的受案范圍下體現醫療糾紛的特色，也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狀況，以賠償金額來確定受案范圍。統一規范了調解文書；嚴格檔案管理，促進了整個調解工作規范化、制度化。

2、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工作的基本原則。醫療糾紛調解應該要遵循自愿原則、依法原則、公平原則。

3、嚴格規范調解程序。一是把住受理立案關，對于符合受理條件的，及時立案，給當事人一個表達訴求的平臺，防止出現過激行為；對于不符合受理條件的，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引導患者通過其它合法途徑解決；二是把住評析鑒定關。專家評析意見是醫療責任劃分的重要依據，為此，需要建立專家庫；三是把住賠償標準關，針對患方的受損程度，依法、合理地確定賠償數額，找準醫患雙方都能接受的結合點，促成和解。

4、各級宣傳部門和新聞媒體，要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宣傳報導，擴大人民調解工作的社會影響和群眾知曉度。

5、政府部門要加強監督指導，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的長效運行需要各部門的協調配合。醫療機構與、醫調委、醫療責任保險機構、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公安等部門各負其責，有效銜接互動。司法行政部門要會同衛生、保監會等部門從法律、政策、制度方法等方面入手對醫療糾紛實施科學的指導，使醫調委規范調解。

（四）落實經費保障機制，建立多元渠道。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離不開政府的認可、指導和幫助，政府應加大對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構的經費投入，做到專款專用。同時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醫療糾紛調解經費來源渠道，這是實現醫療糾紛調解工作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民間自治性組織性質決定其解決工作經費的方式可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既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也可以利用民間渠道和社會支持募集經費，例如醫調委可以通過吸納社會捐款、公益贊助等符合國家法律規定的渠道籌集資金。

（五）建立統一、獨立的醫療損害技術鑒定體制，醫療損害鑒定應當建立責任機制，實現權責統一。在當前鑒定制度“二元化”的情形下，帶來了很多不利因素：如重復鑒定，加重醫患雙方的負擔，延長訴訟時間，浪費社會和司法資源，降低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公信力。

1、在**模式的基礎上，探索一元化的醫療損害鑒定。20**年**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做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實施后醫療損害鑒定工作的通知》以及**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省衛生廳聯合發文《關于醫療損害鑒定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中規定，醫療損害鑒定一般應委托本行政區域內市醫學會組織進行，當事人均同意委托其他司法鑒定機構進行鑒定的，應予準許。**地區的醫療損害鑒定基本上仍然由醫學會進行鑒定。目前這種鑒定方式被學者稱為**模式。醫療損害鑒定應以專業性和公正性為基本原則，醫學會鑒定因其專業性成為無法摒棄的鑒定方式，雖然其公正性一直飽受質疑；獨立的司法鑒定機構因追求公正性應運而生，但因專業性的限制始終無法站在更高的舞臺發揮作用。所以醫療損害鑒定機制必須要向一元化。筆者認為一元化的醫療損害鑒定應依據醫學會鑒定模式為基礎來確定。首先，醫學會擁有龐大的專家庫，其次醫學會具有嚴格的準入條件，保證了鑒定人具有鑒定資格、鑒定能力。在此基礎上，由司法部對專家個人授予司法鑒定資格，由鑒定專家制作的鑒定意見書應有本人簽名蓋章，對于需要質證的鑒定意見，由其本人到庭作證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醫學會僅負責專家庫管理、受理案件程序性事項等。

2、醫療損害鑒定不應作為醫療糾紛處理的必經程序，應根據具體的醫療糾紛情況做出合理選擇。對于較復雜疑難糾紛，醫療損害鑒定有利于認定事實、查清責任，對于正確解決醫療糾紛具有重要作用。對于事實和證據清楚，以一般常識即可做出判斷，不需醫療損害鑒定也能認定事實、查清責任的，則可以不采用醫療損害鑒定結論，而直接進行糾紛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