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醫療糾紛事故畢業論文

提高醫院服務水平減少醫療糾紛事故

【摘要】：我國的醫患矛盾一度尖銳復雜，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由于醫患雙方地位不平等，舉證責任難度不同，有必要在一般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之外規定一項特殊的制度來保護醫療糾紛中弱勢群體的利益。對此，《民事證據規定》連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對醫療糾紛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并且也對醫療糾紛的構成，醫方舉證責任的免除等有關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的具體適用事項作了相關規定。這一制度使醫患雙方處于相對公平的訴訟地位，大大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另一方面又具有對醫方，患方分別有所不公，阻礙醫學進步，導致濫訴等種種弊端。對此，應當加強醫院的規范性管理，建立相應的保險制度，設立醫療賠償基金來完善我國的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關鍵詞】：舉證責任；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弊端；完善。

醫院的服務水平是社會所關注的重點之一，醫療糾紛事故也是社會熱點之一。由于醫院管理水平高低有別，醫生的水平參差不齊，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及責任心不同，醫療后果的難以預測等因素，使得在醫療過程中經常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醫療事故的頻繁發生，不僅給患者及其家屬帶來巨大的身心損害，而且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甚至引發社會矛盾。通過提高服務質量，可以有效的減少醫療糾紛事故的發生。

一、提高醫院服務質量

現代人對醫療服務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醫療服務質量的內涵也逐漸被認識。目前我國醫療機構服務意識不強，醫療服務質量狀況不盡人意，醫療行業存在服務意識淡漠現象，因此提高醫護服務質量是擺在所有醫療工作者面前的任務。醫護人員一定要牢記服務宗旨，樹立“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規范醫療行為，改善服務態度，提高醫療質量，降低醫療費用。加強醫院管理，提高服務質量，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需要總結經驗，鞏固成果，完善措施，繼續推進。

（一）把醫療服務質量做為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病人為中心，以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為主題，把追求社會效益，維護群眾利益，保證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構建和諧醫患關系作為主要內容。針對醫院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落實院長責任、規范執業行為、嚴格收費管理、加強評價監督，探索建立醫院規范管理和醫院績效評價的長效機制。通過管理年活動，進一步提高醫療服務質量，降低不合理醫療費用，使群眾親身感受到加強醫院管理帶來的實際效果。

（二）建立健全各項制度

健全醫院規章制度和人員崗位責任制度，嚴格落實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的核心制度，包括首診負責制度、三級醫師查房制度、分級護理制度、疑難病例討論制度、會診制度、危重患者搶救制度、術前討論制度、死亡病例討論制度、查對制度、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與管理制度、交接班制度、技術準入制度等。其中，對病歷管理要重點加強病歷的實時監控與管理。

（三）改進服務流程，改善就診環境，方便病人就醫

可以改進的環節有，優化就醫流程，簡化環節，科室布局合理，提高掛號、收費、取藥等窗口人員工作效率，縮短患者等候時間。加強掛號管理，創新掛號便民方式，提高預

約掛號比例，開展就診流程指導，增加專家門診數量。為患者提供清潔、舒適、溫馨、私密性良好的診療環境和便民服務措施，門診提供導診咨詢服務，有候診椅、飲水、輪椅、電話等設施。

（四）明確責任，落實監督

健全領導機構，落實人員職責，加強組織領導。對管理混亂，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存在缺陷的部門或環節，要能明確責任。加強對醫院和醫務人員的監督管理，對發現的違法違紀行為，要及時嚴肅處理，要探索建立醫院管理評價制度和長效機制。

二、通過提高醫院服務質量，減少醫療糾紛的措施

臨床醫療活動中，如何減少醫療糾紛是每一個大夫都很關注的話題。在目前社會對醫療行業的高風險性還不是十分理解的今天，通過提高醫院服務質量，減少醫療糾紛的措施如下：

（一）加強醫患溝通減少醫療糾紛

加強醫患溝通，是減少醫療糾紛、緩解醫患關系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提高醫療質量、提高醫院聲譽的需要。通過加強醫惠溝通，使醫惠之間出現相互理解的氛圍，醫患關系得到明顯好轉，從而使醫療工作得到保證，也保護了病人的根本利益。

（二）規范各種資料填寫，減少醫療糾紛

例如護理記錄作為醫療病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醫療糾紛舉證提供了依據。依照“條例”及“護理常規”，并根據市護理質控有關規定，護理部積極應對，修訂書寫標準，進行全員培訓，組織網絡實施，切實規范了護理書寫，使護理活動有章可循，確保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并減少醫療糾紛。

（三）換位思考，了解病人不滿意的原因

能夠站在患者的角度想問題，是對醫護工作者的要求。病人對醫生的不滿有哪些，了解不滿的原因，才能有效應對。仔細聆聽病人的主訴，理解病人的痛苦和家人的擔心，讓他們感到尊重而不是被忽視。

（四）交待醫療的風險和治療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未雨綢繆總比亡羊補牢效果要好，比如說術前手術簽字，就要把手術風險交待清楚。丑話說在前，病人和家屬會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一旦出現問題，比較容易溝通。但要注意的是，對那些最可能出現的問題，就要強調，不能對每一種可能性都用同樣的分量的語句。否則，病人會覺得醫生在例行公事，反而不利于讓病人理解最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什么。

（五）醫療機構要加強門診醫療的透明度

加強醫護、患、媒體三方面的溝通，是增強透明度的方法和手段，向患者明示各項診療收費標準，各科室專業技術情況，專家出門診的時間，檢查地點、時間、注意事項以及作息時間、聯系電話等，均應讓患者清楚。

（六）提高醫療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管理龐大而復雜，目前還不能像汽（下轉第90頁）（上接第16頁）車等制造業一樣，保證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經電腦控制，但醫院必須建立自己的監控系統，這將降低醫療糾紛及規范醫生的醫療行為。例如，天壇醫院將很多診療常規有機的融合到醫生工作站電腦系統中，將制度上的東西落實到實處。每當醫生在電腦上開醫囑時，電腦會監控醫生的醫療行為，起到實時警示的作用。

目前，醫院對推進醫療質量的辦法是轉變醫療模式，包括從靜態的管理轉變為動態的管理、從終端的管理轉移到環節的管理；從原來一些定點的檢查變成對全過程的檢查，這對醫院的服務提出了一個非常高的要求，要把醫院的所有醫療過程都要納入提高服務質量的要求中。總之，良好的人文關懷﹑精湛的醫療技術以及正確的溝通技巧，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是減少醫療糾正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孫東東，吳正鑫.關于我國建立醫事糾紛仲裁制度的研究[J].法律與醫學雜志，2000，（４）．

[2]陸愛平，方玉桂，等.對繼續護理學教育運作中存在問題的分析[J].中華護理雜志，2002，(8)．

作者簡介：黃素玲，供職于哈爾濱樂泰藥業-廣州辦事處，研究方向：實習、藥物招標流向管理。

第二篇：范本-醫療糾紛(事故)和解協議書（范文模版）

醫療糾紛(事故)和解協議書

甲方：某醫院

乙方：×××

鑒于患者×××曾于200×年×月×日至200×年×月× 日在甲方處治療，甲、乙雙方因患者醫療問題發生爭議，但均愿通過協商解決； 甲、乙雙方本著平等、自愿、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經充分協商，達成本協議如下，共同遵照執行。

第一條本協議相關數據如下：

某市200×職工平均工資：元。

某市200×城鎮居民平均生活費：元。

某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元。

第二條賠償項目及計算方法(略)

第三條甲方同意于本協議生效后×日內向乙方一次性(或分期)支付本協議第二條規定的款項。

第四條在甲方依本協議約定支付全部款項后，甲、乙雙方因患者醫療問題引起的所有爭議即告終結，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張權利，否則乙方應無條件返還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項，且不得以本協議作為其主張權利的依據。

第五條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自雙方授權代表簽字蓋章(并公證)之日起生效。

甲方：北京×××醫院乙方：

代表：

日期：日期：

第三篇：醫療糾紛(事故)和解協議書

文 章來源

蓮山 課件 w w w.5Y k J.C om 8

醫療糾紛(事故)和解協議書

甲方：北京市xxx醫院

乙方：xxx

鑒于患者xxx曾于二○一四年x月×日至二○一四年x月x日在甲方處治療，甲、乙雙方因患者醫療出現不可避免的突發情況出現醫療糾紛，針對問題引起的原因發生爭議，無法認定各自的責任，但均愿通過協商解決； 甲、乙雙方本著平等、自愿、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經與直系親屬充分協商，達成本協議如下，雙方愿意共同遵照執行。

第一條 根據權威部門提供的數據，本協議相關數據如下：

某市二○一三職工平均工資：xx元。

某市二○一三城鎮居民平均生活費：xx元。

某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xx元。

第二條 賠償項目及計算方法(略)

第三條 甲方同意于本協議生效后×日內向乙方一次性(或分期)支付本協議第二條規定的款項。

第四條 在甲方依本協議約定支付全部款項后，甲、乙雙方因患者醫療問題引起的所有爭議即告終結，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張權利，否則乙方應無條件返還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項，且不得以本協議作為其主張權利的依據。

第五條 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自雙方授權代表簽字蓋章(并公證)之日起生效。

甲方：北京xxx醫院（蓋章）乙方身份證號：

甲方代表簽字：乙方簽字：

日期： 日期：

蓮山 課件 w w w.5Y k J.C om 8

第四篇：醫療糾紛事故處理預案

醫院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的防范和處理預案

自從《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以來，由于醫療事故處理舉證責任倒置，群眾法律意識、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和新聞媒體的導向作用，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的處理愈來愈多的由行政手段轉向采用民事訴訟法律的手段已成為一種趨勢，因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導致的索賠及索賠金額的不斷增多，給醫院的聲譽和正常醫療工作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我院自成立以來，董事會及院領導高度重視病人的健康權益，確立了堅持“以醫療質量為中心”，“以病員為核心”，“以經濟效益為軸心”的發展思想。現按照有關衛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制度和結合我院的實際情況制定我院關于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的防范和處理預案，希望大家認真學習，做好落實。

一、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的防范

1.加強教育學習，增強防范意識。

醫院定期對醫務人員進行醫療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操作常規的培訓；定期開展醫療服務職業道德教育；定期開展“三基”“三嚴”等醫學繼續教育；定期組織整形美容有關專業技術的學習；定期剖析其他醫院所發生的典型醫療事故案例等等。醫學整形美容是風險較大的醫療行業，通過學習教育增進廣大醫務人員的安全防范意識，使大家認識到醫療質量、醫療安全是醫院的頭等大事，自覺按照各種醫療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辦事，在醫療活動中對病人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做到耐心、細心、熱心。要在全院形成全員質控，全程質控和全院質控的防范體系，確保醫療安全。

2.成立醫療質量管理組織和醫療糾紛醫療事故處理機構并明確其職責。根據醫療機構管理要求我院成立醫療質量管理委員會，病案管理委員會，輸血管理委員會，藥事管理委員會及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等五個必備委員會。各委員會實行院長負責制，由相應的職能科室牽頭承辦，固定成員，明確責任與分工，有履行職責的具體措施和完善的工作記錄。處理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醫院實行院、部、科三級責任制。院級由院長負責，主要負責接待處理部、科級未能處理好的事件；部級由醫務科主任負責，主要是負責科室未能處理好的事件；科級由科室主任和直接責任醫生接待處理投訴。

3.認真執行各項醫療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完善各類醫療文件的書寫。醫療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是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形成的，對醫療活動具有指導意義和規范作用。因此在日常醫務工作中要嚴格遵守各種技術操作規程，認真書寫各種醫療文件，并對各種醫療文件進行整理保存，醫療文件真實的記錄了病員診療的全過程，保存的病案資料，既有科研價值，同時也具有法律效應，它有

利于臨床經驗的總結和供日后查閱為學術研究提供數據，也是衡量醫務人員有無過失行為的重要依據，是處理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的核心證據材料。

4.加強醫患溝通，爭取病人的信任和理解。

醫務人員不僅要準確知道病人的健康狀況，也應該知道病人的心理活動，不僅要有過人的智商，同時也應具備足夠的情商，這也是現代醫學對醫務人員的要求。這就要求醫務人員要加強與患者溝通，認真耐心地對病員進行說服、解釋，鼓勵病員接受治療，幫助病人對醫療效果樹立信息。注重說服、動員病員作相關的輔助檢查，為診斷治療提供科學依據。在對病員的身體和心理作出詳細的檢查和了解后再制定出科學的治療方案，醫生應將治療方案、愈后轉歸、可能發生的并發癥詳細告知病人，說話要留有余地，切忌把話說大，留下不必要的隱患。總之我們不能只見病不見人，只醫身不醫心，只講技術不講藝術，只講苦干不講效益。

二、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的處理辦法和程序。

1.針對各種整形美容手術可能出現的問題，各科室要制定出搶救措施和方案，準備急救藥品、器械，一旦出現意外，應在醫務科的組織下，由醫生組長、經治醫生、護士進行有條不紊的搶救，把對患者的損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2.要調查清楚事實的經過，整理保存好各種醫療文件。

3.一旦出現醫療糾紛和事故，應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精神，本著態度和藹，堅持原則，有理有利有節的辦法進行處理。首先安撫好病員，說明處理要有一個過程，給病員做好耐心細致的解釋說服工作，人病員或家屬冷靜，是矛盾緩和下來，切忌急躁和計劃矛盾。同時應尊重事實，應采取不卑不亢的態度，不能無原則地遷就退讓。

4.處理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通常采用三種解決方式：即雙方協商解決，醫療事故鑒定和法律訴訟。醫患雙方均處于平等地位。

5.一旦達成協商解決辦法和條件，一定要形成一次性解決的書面文件，不留隱患，并經雙方簽字，一式三份，雙方各執一份，一份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備案。

6.處理程序：

（1）醫院出現醫療糾紛、醫療事故，首診醫生和其他直接責任人負有接待病員，作必要解釋說明的責任，絕不能推諉，小的糾紛一般應由首診醫生和科室自行解決。

（2）首診醫生解決不了的糾紛事故應立即報告醫務科，由醫務科出面處理，避免事態擴大，影響正常工作。

（3）較嚴重的糾紛事故，醫務科處理有難度的，應由醫務科向院長、董

事會報告，由院領導聽取匯報后，根據實際情況和相關法律法規，經研究后形成一致的處理意見，通知病員及其家屬，經雙方協商后采取一定的方式進行解決。

三、醫療糾紛和醫療責任事故的懲處辦法

處理醫療糾紛、醫療事故，應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及時、便民的原則，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做到事實清楚、定性準確、責任明確、處理恰當。

1.日常的細小糾紛，經直接責任人或科室調解妥善處理后，給予當事人通報批評，醫務科登記備案。

2.一般性醫療糾紛，給醫院聲譽造成影響，但未給醫院造成經濟損失的，除通報批評備案外，扣除直接責任人當月工資100—200元。

3.對于較嚴重的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給醫院聲譽造成一定影響和經濟賠償的，除了上述處罰外，責任人應承擔醫院賠償額度的30%金額，取消科室當月獎金。醫務科同時承擔管理責任。

4.對于因不負責任，違反醫療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不按診療護理操作常規辦事，性質惡劣且造成重大醫療責任事故的，除了上述處罰外，應給予暫停職業醫師資格的行政處分，直至開除，觸犯法律的，由司法部門追究其刑事責任。醫務科承擔管理責任，由院領導決定對醫務科作出處罰。

5.醫療糾紛、醫療事故處理完畢后，直接責任人、科室和醫務科要認真分析討論，找出出現糾紛事故的原因，同時制定出整改計劃。

第五篇：醫療糾紛及事故案例分析

醫療事故：

2006年9月，段某因患精神病住進成都市內一精神病醫院治療，入院時醫囑載

明一級護理，并允許其家屬陪護。9月15日，段某轉為二級護理，但醫院未告知家屬仍需陪護。同年12月3日，段某如廁時不慎摔傷，花費醫療費用5萬余元，后經司法鑒定，其傷殘程度為七級傷殘。段某親屬因此起訴精神病醫院要求賠償。

一審法院認為，段某住進精神病醫院，但其監護權未發生轉移，其在住院期間如廁摔傷，與其法定監護人監護不周有關，而醫院也未督促其監護人陪伴或者為其聘請護理人員，因此雙方均有過錯。醫院應承擔次要責任，被判支付原告損失2萬多元。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他們認為，精神病醫院收治的對象具有特殊性，監護人無法在患者住院期間履行監護義務，因此，該監護責任已轉至醫院。

二審法院認為，段某在入院后轉為二級護理時，醫院沒有就是否還需陪護向患者家屬作必要的說明，未盡到告知義務，對因此產生的各項損失要承擔主要責任。經承辦法官與雙方當事人多次溝通，雙方最終達成調解協議。

一、術后化療竟要人命

１９９９年９月，李珍（化名）在廣州市十二人民醫院做甲狀腺癌根治術，術后因院方在無消毒隔離或進入潔凈病房、無進行必要的各項檢查、無強有力的預防感染措施、無干細胞支持等情況下，對李珍施予超常規劑量數倍的化療，致李珍出現嚴重的感染性休克、內出血、全身衰竭，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在醫院死亡。后經廣州市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鑒定，該事故屬于一級醫療技術事故，院方表示愿按《醫療事故賠償辦法》賠付２萬元。死者家屬不服，向天河區法院提起訴訟。

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一審判決院方一次性賠償在事故中喪生的患者李珍的家人１２萬余元。按照天河區法院的判決，十二人民醫院的賠償數額應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有關規定計算，即應向原告支付包括醫療費、誤工費、交通費、印刷費、死亡補助費、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精神損失費等在內的共計１２２６５１·２３元。

二、“落枕”就醫送了命

１９９９年５月患者陳某因小小的“落枕”到醫院治療時竟然送了命，經醫療鑒定死者體質特殊，認定不是醫療事故，一審據此判原告敗訴，但二審時，因院方無法證明自己的治療完全得當，被判負３０％的責任，賠償患者家屬６萬元。

有關專家稱，該判例反映了未來醫療官司的一個趨勢：院方要勝訴，光證明不是醫療事故還不夠，還必須證明自己與損害結果沒有關系，否則就要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切口疝是否屬醫療事故？

廣州一老嫗在當地一醫院做了脾切除手術后，腹部縫針處鼓起一團腫塊，并被這腫塊折磨得痛苦不堪，生活難以自理。病人家屬認為這是醫院疏忽造成的切口疝醫療事故，要求醫院賠償，而院方卻認為是病人營養不良、肝肺感染所引起的，不屬于醫療事故，院方不應承擔責任。

據朱某家屬介紹：７０多歲的朱某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日被摩托車撞傷后，被送往花都區某人民醫院住院治療。１０月８日因脾出血進行了脾切除手術。手術后一周左右，朱某和家屬突然發現其腹部縫針處鼓起一團腫塊，于是向主治醫生反映。醫生檢查后認為“沒事”。在接下來２４天的治療期間，朱某手術切口處的腫塊后來竟越來越大，甚至超過拳頭大，朱某家屬遂向該院綜合科的汪主任反映。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９日，汪主任對朱進行檢查診斷，診斷結果為切口疝。２月５日，朱某家屬就此情況找到該院院長，要求對造成切口疝的原因及切口疝不斷擴大的問題進行解釋。朱某家屬認為，手術后發生切口疝是醫療事故。家屬病人還認為，切口疝不斷擴大是醫院醫務人員醫療技術水平差，醫務人員工作馬虎草率不負責任而造成的。因此，朱某及家屬要求該醫院按醫療事故賠償的有關規定賠償包括護理費、醫療費及補償費在內共１０２７００元，同時承擔今后手術所有費用。

而院方卻有自己的說法。據該院負責人稱：朱某年事已高，身體狀況較差，病者腹部的腫塊是營養不良、肝肺感染所引起的。因此并不屬于醫療事故，醫院不應當承擔責任。

[案情]

患兒，7歲。于3歲時曾患“腦炎”，昏迷半月，治療后右側上下肢輕癱，步態不穩。此次因頭痛1天，嘔吐4次入院。體檢：體溫36.5℃，脈搏 86/min，神志尚清，精神疲乏，雙眼窩稍凹陷，雙扁桃體Ⅱ度肥大，右側有針尖大膿點，頭枕部有觸痛，右側有針尖大膿點，頭枕部有觸痛，右面側肢體輕癱，肌張力稍增強。血白細胞12×109/L(12000mm3)，中性粒細胞78%.診斷：①急性扁桃體炎;②腦炎后遺癥;③顱內感染;④輕度脫水。入院后予青霉素及磺胺嘧啶靜脈滴注治療。次日上午出現血尿，尿鏡檢有磺胺結晶，故停用磺胺嘧啶。患兒頭痛加重，嘔吐頻繁，精神萎靡。血鈉127mmol/L(127mEp/L)當時認為“低鈉血癥”，予10%氯化鈉靜脈注射，計劃將血鈉提高至140mmol/L(140mEp/L)。次日頭痛加劇，持續嘔吐，進入昏迷。家長偶然搖動患兒頭部后，患兒呼吸驟停，隨隨便便后心搏停止死亡。死亡腦脊液培養陰性。尸栓報告：小腦扁桃體疝;腦水腫;腦積水;輕度慢性腦膜炎，呈輕度急性炎癥改變;腦底陳舊性纖維粘連。

[評析]

本例既往有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史，長期存有右側肢體溫表偏癱，結合此次入院時發現職枕部觸痛，應考慮慢性膜炎及顱底終纖維粘連的可能。這種病兒常可因扁桃體炎等急性感染而誘發慢性顱內高壓進一步增高、急性腦水腫、腦積水、出現頭痛和嘔吐等癥狀。由于忽略了既往病史與此次發病后的臨床表現之間的關系，以致誤診為“顱內感染”(流行性腦脊膜炎)而用磺胺藥物。磺胺藥的藥物反應，無疑會加重原已存在的顱內高壓、腦水腫、腦積水，從而加劇頭痛、嘔吐等。此外，對病兒的神經癥候、呼吸、瞳孔等觀察均不夠密切，也未作血壓及眼底檢查，也是不妥的。由于滲透壓的急速改變，腦組織受損害，加重了腦水腫而導致腦疝死亡。應該指出，本例血鈉 127mmol/L僅較正常值稍低。只有當血鈉低至120mmol/L以下，且同時有明顯低鈉血癥癥狀時，才有補充高滲鹽水的必要。本例雖有乏力、嘔吐，但治療前并無明顯嚴重的精神神經呼吸癥狀，故乏力、嘔吐實為腦水腫、顱內高壓的表現，而非低鈉血癥的表現。

1995年12月，原告李蘭因患宮外孕，住進被告阜南縣某醫院施行手術治療并輸血，后病愈出院。2002年以來，李蘭出現體質明顯下降，消瘦、易感冒，對癥治療服藥無效癥狀，持續至今。2005年2月23日，李蘭到被告醫院查問，被安排進行血檢，并提取其血樣。后該血樣被送經安徽省疾控中心檢驗，結果為李蘭已感染艾滋病毒。隨后李蘭提起醫療損害賠償訴訟，要求被告醫院賠償各項損失及后續治療費38.18萬余元。

被告醫院認為，李蘭沒有提供其感染艾滋病毒、系在1995年住院手術輸血所致的證據，且未能證明在此后10年期間其未再在他處輸血，故請求法院駁回其訴求。

阜陽中院審理該案后認為，原告在被告醫院住院手術輸血有病歷、配血單證明，以及安徽省疾控中心的檢驗結果報告。而被告方提供不出證明原告不系在該院輸血感染的證據，故應承擔賠償責任。據此，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由被告醫院賠償原告李蘭醫療費、誤工費、營養費、交通費2708.2元，精神損害撫慰金8萬元，以及預付李蘭后續治療費3萬元，計11.27萬余元。

醫療糾紛死亡案例的個案全程分析

——患方家屬認定的事實往往不是勝訴的根據

賀榮友

患者女，46歲，死亡經過：2006年9月7日，原告和妻子按照被告預約的時間，到被告婦產科計劃生育門診準備做門診取環術。據被告門診病歷記載：“術前檢查，血壓：120/80mmHg，脈搏：80次/分，體溫：36.4℃，病人一般情況良好。8點40分，口服米索前列醇400μg，9點肛門放仕泰拴1枚。9點50分，血壓：90/60mmHg，10點，血壓：80/50mmHg，” 用藥不到一小時即發生休克，瀕臨死亡。轉入急診監護病房，住院22天里繼發腦水腫、顱壓增高，繼而腦死亡、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06年9月29日下午5點01分去世。

患方與醫方多次商談賠償問題，經院方醫務處多次請示醫院院長，醫方堅持認為死亡病例屬于醫療意外事件，僅僅愿意給予患方一定金額的補償。患者丈夫馬克鋒教授（人民大學，九三學社成員）找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先生，兼任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韓啟德先生，作為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上級領導過問了此病案。由于雙方爭議的數額差距很大，馬教授找到我，在海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本案雙方爭議之所以差距很大，關鍵在于醫方認為患者死亡是醫療小概率意外事件，認為患者屬于過敏體質，醫方沒有診療過錯所以不同意賠償。

患方認為我們一個活活生生的人到你醫院就診，取環手術還沒做，用了兩種藥物患者即發生休克，就是你醫院用錯了藥，你就有重大過錯，你就得賠償，就應當認錯道歉。

然而，如果僅僅按照患方家屬認定的事實和理由去訴訟、聽證鑒定，本案不易勝訴。經查米索前列醇用于臨床已經很多年，北醫三院以及其他醫院臨床病人十多年來已經有過成千上萬例，沒有發生死亡病例。但是死亡卻在本病例身上發生了，應屬一個特殊過敏病例。特殊即是意外，屬不可抗力，不是藥品質量（產品質量）問題，而是藥品不良事件，使用者不存在過錯即無賠償責任。

經過我方認真分析病案診療過程，發現了醫方在休克發生以后存在諸多診療過錯過失，如醫方沒有及時診斷為過敏性休克，沒有做出這樣的診斷也就沒有進行抗過敏性休克的治療。假如醫方在患者發生過敏性休克后，及時靜脈輸入較大劑量地塞米松等藥物抗過敏治療，患者即有可能存活。如果我們按照患者家屬的思路僅在使用米索前列醇和仕泰拴藥物上與醫院糾纏不休，僅以二種藥物使用是否不當作為爭議的焦點，那么這場官司就會以敗訴而告終。本案經過我們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被告醫院沒有診斷出過敏性休克，也沒有及時救治過敏性休克，當屬誤診誤治；在住院后續的二十多天里，仍然存在其它的診療過錯過失。在醫療事故鑒定聽證會上，我們陳述了上述意見，得到了專家組的認可，因而本案鑒定為一級甲等醫療事故，患方勝訴并得到合理的賠償。

所以，醫療糾紛的案例應由具備全科醫療知識的人或單科專家進行病案分析，全面找出醫療過錯關鍵的問題，才能使醫療事故鑒定和司法過錯鑒定的專家接受你的意見，從而使案件最后得以勝訴。

某瘧疾疫區，一男性青年因高熱、全身酸痛兩天到當地衛生所就診，以“重感冒”、“勞力感寒”收住觀察，并給予抗感染、解熱鎮痛藥物輸液治療。第三天上午，患者上廁所時暈倒，搬回觀察室不久即進入昏迷狀態，經多方搶救無效，于下午"3時20分死亡。后經當地防疫部門血檢，確定為“惡性瘧”。經首次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為“不屬于醫療事故”，患方不服，請衛生行政部門移交再次鑒定。分 析

本例患者，如醫生能按行政部門的規定進行血檢，及時確診、對癥治療，年輕的生命就不至于過早地失去。雖不是醫生直接造成病人的死亡，但其卻是違規過失行為導致的嚴重后果，構成了事故，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絕大多數醫務人員的過失行為是因違反診療護理規范、常規產生的。

[案情]

病兒女，7.5月，生長發育史正常。生后一直服用濃縮魚肝油及鈣片。6個月內口服維生素D420IU。3個月時，門診體檢認為有多汗癥狀，診斷“佝僂癥”。在3、4、6個月時各肌注維生素D80萬IU，連同口服，6個月內共接受660IU。因納呆、惡心、嘔吐、煩躁3個月，低熱、尿頻、乏力半月，第一次入院。體檢：體溫38.3℃，血壓15.3/11.3kPa(115/85mmHg)，精神萎靡，貧血膚色，心前區有Ⅱ級收縮期雜音，肌張力低下；化驗：輕度貧血血象；尿比重低、蛋白（+）、白細胞（+）、偶見管型，尿培養（-）；血尿素氮增高；心電圖未S-T段抬高。當時診斷為“急性腎盂腎炎 ”，給予青、鏈、慶大霉毒治療2周無效，病情加重遂轉他院。第二次入院化驗檢查發現血鈣4.9mmol/L(9.8mEq/L),骨骼X線片 檢查發現長骨干骺端臨時鈣化帶致密增厚，骨皮質增厚，骨小梁密度增高。四肢軟級有轉移鈣化。確診為維生素D中毒。即停止魚肝油及鈣片，口服強的松，連服3周。服強松1周后退熱，2周后血鈣降至正常，3周后尿檢查及血壓恢復正常出院。出院后1個月復查腎功能正常。

[評析]

本例在長期大量口服維生素D的基礎上，再予大劑量注射，以至過量而中毒發病。按多汗為嬰幼兒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的表現，不能僅憑多汗、煩躁、后枕禿、體弱、厭食、出牙晚、走路遲等癥候中的一、二項即診斷為枸僂病，而應綜合發病因素、癥狀、體征、X線征、血生化檢查等，全面進行分析，才能作出正確診斷。本例第一次入院時，由于對維生素D中毒缺乏認識而誤診為“腎盂腎炎”，致使病情繼續發展。再者，即使是輕前些癥向佝簍癥也只需口服維生素D治療，而只有重癥才需肌內注射這一突擊療法。本例無任何重癥佝 僂癥的證據故給予肌內注射維生素D，顯然是錯誤的。發生這種錯誤的原因是醫務人員缺乏合理應用維生素D的認識，而有些家長以為維生素是“補藥”，“多用無害”，也起著促成錯誤的作用。故應加強對小兒保健的宣傳教育工作，杜絕這種醫源性疾病。同時應提高對中一毒的警惕。以期能及時糾正。

[案情] 李某，男，21歲，農民，因患再生障礙性貧血來某醫院診治，在住院20天內藥費2000萬余元。要李某出院時，其主管醫生王某要求患者繼續用××藥，并開出20支的處方一張，每支25元，共500元。李某之父再次向當地一位同鄉借款，因這位同鄉已代非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必需品，而是滋補藥品。若經濟條件許可，用該藥用好處；若經濟困難，該藥不用也可。事實上，這位主管醫生王某之所以開出此藥，主要是因為該藥生產廠家給開藥者20%的推銷費。

[評析]

本案例所涉及的是醫療服務過程中的經濟倫理問題，即醫者經濟利益和患者經濟利益的關系問題。對于醫者來說，其取得經濟利益應該是以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為前提，以最大維護病人的健康利益和最耗費病人的經濟利益為目的。離開這一前提和目的，醫者所得經濟利益，將是不道德、不合理的。換句話講，衡量醫者的行為（包括經濟行為）是否道德，就是醫德最優休原則，即診療措施對病確實的需要，而且療效最好，痛苦最小，耗費最少。根據這一原則，醫者在醫療服務過程中尤其是在選擇診療措施時，必須反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不僅要著眼于病人的健康利益，而且要考慮到病人及其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社會的醫療消費水平。在本案中，醫生王某不僅未能考慮病人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社會的醫療消費水平。而且還把個人的經濟利益摻雜進去，從而才開出這樣一張“大處方”。所以，這種藥不該這樣開。

解決方法

綜上所述，處理醫療事故的民事責任糾紛時，不應拘泥于《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而應綜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實施細則關于補償費的標準的規定和《民法通則》第119條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范圍的規定，同時參照我國一些特別侵權行為立法（如國家賠償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產品質量法等）中有關人身損害與死亡賠償的規定，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決定醫療單位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正確處理好醫患關系

醫患關系是“醫療人際關系中”的關鍵問題，是醫學社會學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著名醫史學家西格里斯曾經精辟地論說道：“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它的目的是使人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生和病人，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多方面的關系。”這里，把醫生與病人（患者）的關系，看成是整個最本質的東西，可說是高度地評價了醫患關系的重要性。

在醫學社會學和醫學心理中，“醫患關系”即“醫生—患者關系”，作為一個專門術語，其含義較西路里斯的“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多方面的關系”要更為局限一些，指的是在醫療過程中醫生與病人（患者）相互間特定的醫治關系。

可以把醫患關系分為兩個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部分，即“醫患關系的非技術方面”和“醫患關系的技術方面”。

（一）醫患關系的非技術方面

中國多年來對醫患關系的討論，主要都是集中在醫患關系的非技術方面，即不是關于治療實施本身中醫生與患者的互相關系，而是關于求過程中醫生與病人的社會、心理方面的關系，也就是通常所就的服務態度、醫德、醫療作風等等。

醫患關系的非技術方面，確定是醫患關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大多數病人對醫院、對醫生是否滿意，并不在于他們能判斷醫生所給的診斷和治療處置的優劣、醫生手術操作的正確和熟練程度（事實上絕大部分病人都不是醫學專家，對技術本身的評價是超出他們的能力的），而在于醫生是否耐心，是否認真，是否抱著深切著的同情，是否盡了最大的努力的作好診治工作，簡而言之，就是服務態度好不好，醫德高不高。有時，病并沒有治好，病人仍然很感謝、很滿意；有時，病人死去了，家屬親友還真誠地感謝醫務人員在救治過程中的良好服務，對醫院仍很滿意。當然，相反的情況也不少見，病雖然治好了，病人雖然出院了，但對醫生、對醫院還有一大堆不滿以至氣憤。

更一般地說，社會對于醫生的角色期望，不僅要求醫生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有很好的醫術，而且要求醫生有同情心，能親切而熱情地對待病人，能為病人保守秘密，能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具有為救死扶傷而獻身的精神。假如說醫療技術是近幾個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才得到巨大的發展，那么，對于醫生的倫理要求和品質要求則是極其久遠的，例如，在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唐代中國名醫孫思邈的《大醫精誠》中，就已經包含了這些要求。醫患關系的這些非技術方面的傳統的要點，幾乎成為醫生這個光榮稱號的基本內涵。

醫患關系的態度和倫理方面，歷來對于醫療效果有著巨大的作用。親切、耐心、體貼、獻身于救死扶傷的崇高的醫生形象本身，對于患者就有很大的心理治療作用，它給病人以信心、以希望、以積極的暗示作用，它改善病人對于疾病的消極心理，它增強病人向疾病作斗爭的主觀能動性，它導向病人對治療過程的完善配合。尤其在現代，當心理社會因素在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作用越來越大，醫學轉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時代，醫生能耐心地聽取病人的種種訴說，醫生能在更廣泛的心理、社會方面給病人以幫助，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在醫院工作中，強調醫患關系的服務態度和倫理道德方面，是非常正確的。

誠然，良好的醫患關系，常常主要方面的責任在醫生，因為病人是求醫者，通常都是尊重醫生的，愿意有一種好的醫療關系的。但是，從整個社會來說，也要注意宣傳尊重醫務人員的勞動，體諒醫院工作和醫療過程中客觀上存在的困難，積極和醫院、醫務人員合作。對于一些破壞正常醫患關系的行為，干擾醫療過程正常進行的行為，以至無理取鬧、毆打醫務人員的行為，必須有強大的社會輿論予以譴責，并加以必要的法律制裁。

（二）醫患關系的技術方面

國際上廣泛引用的對于醫患關系模式的某些提法，可以認為是對于醫患關系的技術方面的一種概括。它們描述在實際的醫療措施的決定和執行中，醫生和病人的相互關系，各自采取的地位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主動性的大小又如何。

廣為引用的一種概括是1956年薩斯和荷倫德（Szasz &Hollender）在《內科學成就》發表的《醫患關系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提出的，他們認為醫患關系的基本模式有三種，按醫生的主動性由大到小、病人的計勸性由無到有、到大排列，依次為：

（1）主動—被動型醫患關系：醫生是完全主動的，病人是完全被動的；醫生的權威性不會受到病人的懷疑，病人不會提出任何異議。這種關系在生活中的原型猶如父母與嬰兒，嬰兒完全沒有表達獨立意志的可能性，一切聽命于父母。這種醫患關系見于昏迷的病人、休克的病人、全癱的病人、嚴重損傷中的病人，他們已經失去了表達意見和主動性的任何可能，完全聽命于醫生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在精神分析治療、催眠治療中，也可以見到這種類型的醫患關系。這種醫患關系的要點和特征是：“為病人做什么”。

（2）引導—合作型醫患關系：醫生也是主動的，病人也有一定的主動性。醫生仍然是權威的，醫生的意見將受到病人的尊重，但是，病人可以提出疑問，可以尋求解釋。這種關系猶如父母與少年，少年有一定的理解力和主動性，但他們在各個方面遠不如父母那樣成熟、那樣有力，因此，父母充當引導者，少年接受父母的引導。這種醫患關系見于急性病人，他們是清醒的，但疾病較為重篤，為時也不久，他們對疾病的了解很少，要依靠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他們處在比較忠實地接受和執行醫生的勸告的地位，也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這種醫患關系的要點和特征是：“告訴病人做什么”。

（3）相互參與型醫患關系：醫生和病人都具有大體同等的主動性、同等的權力，相互依存，共同參與醫療的決定和實施。這種關系猶如成年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都成熟了，都懂得不少，都有決定權，都有主動性。這種醫患關系見于多數慢性病人，他們不僅是清醒的，而且對診斷和治療都有了解，甚至“久病成良醫”，一個老病號在他所患的疾病上，也許比一個“初出茅廬”的醫生還懂得多，在這種醫患關系中，病人和醫生一起商討采取什么防治措施，共同作同決定，主要由病人自己進行治療。由于慢性病例的防治常常要牽涉到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人際關系的改變和調整，這種相互參與地決定適宜的防治措施便變得十分必要。這種醫患關系的要點和特征是：“幫助病人自療”。

簡單說來，從技術方面來看醫生與病人的關系，乃是“專家”與“外行”的關系，醫生擁有醫學專業的知識和技能，病人是沒有受過醫學專業訓練的行外，需要求助于醫生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可以說，這乃是上述三種醫患關系模式的共同基礎。在第三種類型中，作為醫生與病人的專家與外行的差距縮小了，病人對他患了很久的病已有相當了解，因此，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也就增強了，但，他畢竟還不是醫生，他還需要醫生給他檢查（或開特殊檢查的送診單），給他處方等等，還是需要醫生的幫助。

需要指出的是，這三種醫患關系，在它們特定的范圍內，都是正確的、有效的。對一個昏迷的休克的病人，除了緊急決定種種搶救措施外，是不可能讓病人來參與什么意見的，只能采取主動—被動型這種醫生的是不可違抗的權威的作法局限在特定范圍，對大多數病人應該按照引導—合作型或相互參與型的醫患關系來組織醫療過程。而且，目前有一種趨勢，就是強調“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的原則，醫療護理由以醫院和醫務人員為中心，轉為“和患者共同醫療”的新局 面，因此，如何發揮病人的主動性、充分尊重病人的權利，是改進醫患關系中需要注意研究和貫徹的重要內容。

從技術上來說，醫患關系除了上述三種一般性模式之外，還有一引起特殊的問題。例如在心理治療中，特別是在“性治療”中，醫患關系便存著一些更為復雜的、以至有很大爭議的問題。再如，在臨床試驗中，醫患關系中又出現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特定關系，需要遵守一系列特定的倫理和法律規定。

最后，應該指導出，把醫患關系劃分為非技術方面和技術方面，乃是相對的。事實上這兩個方面是密切聯系的統一體。非技術的即服務的倫理的方面，是基本的；技術方面的不同類型，是從屬的，實質上乃是以一種什么方式來更好地為病人的健康服務，或者“為病人做什么”，或者“告訴病人做什么”，或者“幫助病人自療”，都是為病人的利益來實施的。

布朗斯坦（Braunstein)教授在其編著的《行為科學在醫學中的應用》一書中，第二十四章專章論述醫患關系，介紹了醫患關系的“傳統模式”和“人道模式”。傳統模式指醫生是權威，作出決定，病人則聽命服從，執行決定的醫患關系。傳統模式應該并正在轉為“人道模式”。在這種醫患關系的人道模式中，可以說是綜合了醫患關系非技術與技術兩個方面。這個模式所遵從的一些基本觀點為：①病人比他的產生重要得多，看一個病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疾病；②病人是一個完整的人，比他的軀體要大得多，要注重病人的心理方面和社會方面；③每一個人都有能力來確定自己并對自己負責，要尊重和發揮病人積極參與治療的主動權；④第個人的身心健康狀態和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有著錯綜得雜的關系；⑤疾病、災害、創傷、疼痛、老化、瀕死等種種情況，是對于人們有很大的意義的事件，對不同人所具有的價值和影響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別；⑥對病人的幫助不僅僅依靠技術措施，而且依靠醫生的同情心、關切和負責的態度。在人道的醫患關系中，患者主動地參與醫療過程，在作出醫療處置的決定中有發言權，并承擔責任，醫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者、引導者和顧問。人道的醫患關系模式比傳統的醫患關系模式更有效，有更高的遵醫率和療效，特別是當治療涉及患者生活方式和個人嗜好的改變時，這種模式更是很大的優越性。處在人道的醫患關系中，醫生和病人兩方面都有著更為良好而有益的體驗，更有建設性，更能合作得完美和諧。為了做到醫患關系的人道模式，需要提高醫務人員的思想水平，需要加強醫學生和醫生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知識和素養。醫患關系需要不斷改善、不斷發展，這是改進醫院管理、提高醫療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

護患關系在原則上和醫患關系是完全一致的。我們也可以把“醫患關系”，看成是“醫務人員與患者的關系”。這樣，“醫患關系”就包括醫生與患者的關系兩者在內了。當然，也可以指出護患關系的特殊之點。這就在于護士是和病人接觸最密切的，因此護患關系也就更為廣泛而具體。

為病人服務是護士最基本的職責。對病人來說，醫院是一個陌生的環境，病人需要有了解他們。而護士正應成為病人的這種知心人，從而使病人消除到醫院后的焦慮和恐懼。醫院里醫生人數常少于護士，接觸病人的時間較之護士為短，不大有時間與病人交談，其他醫務人員接觸病人的時間則更短。因此，護士便成了病人最愿交談和最可信賴的人。護士往往成為醫院與病人相互聯系的橋梁，可以溝通醫生與病人的關系。護士對病人來說同時又是保健的指導乾。當一個人身患疾病，最需要鼓勵和安慰之時，護士和藹可親和充滿生活信心的態度，以及有效的護理措施，往往可使病人減輕病痛，同時也可使病人學到不少關于保健方面的知識。護士要成為稱職的指導者，必須做到：一要有比較廣博的知識，時刻注意學習；二要解釋清楚、明確，通俗易懂，不致使人造成誤解；三要認真負責，對病人的康復問題要充滿信心，對疾病的嚴重性要以積級的態度向病人婉言說明。

醫鬧

案件回放（案件一）

5月24日，11個月大的男嬰吳忠原因咳嗽發熱十余天、高燒40攝氏度入住廣州某醫院，由于病情危重，醫院馬上下發了病危通知書并展開搶救。25日凌晨，男嬰搶救無效死亡。事后，男嬰家屬對死因提出異議。而院方不承認救治過程中存在過失，建議家屬作醫療事故鑒定，但均被拒絕。男嬰家屬向醫院提出賠償20萬元。對此，醫院不能接受。于是男嬰家屬到醫院門診大廳“討說法”，召集近百人圍攻醫院4天，圍困多名醫務人員，軟禁院長26小時，導致醫院兒科病區因此關閉。直到次日中午12時院長才被公安執法人員“解救”出來。廣東省、廣州市各級公安部門隨后派出多名干警對該事件進行了調停。

案例分析（案件一）

案件中，我國南方的這家醫療機構，面對醫鬧事件的發生束手無策，被動地應對處理，最終醫療機構相關的領導和負責人受到了傷害，其人身權利被患方嚴重的侵害。

案件回放（案件二）

6月18日晚，70歲的村民劉某因病搶救無效，死在市人民醫院。因懷疑是醫療事故，劉某死后半小時，其女婿朱某等一行人趕到醫院醫務科，找當班的院長助理謝某了解死亡原因。其中，圍繞劉某之死“是不是醫療事故”等問題，朱某與院長助理謝某等人發生爭吵。其間，有人使用木棒擊中朱某頭部，致朱某當場死亡。出事當天，當地zhengfu組織紀委、監察及公安等部門介入。警方證實，參與斗毆的人多是社會人員，其中3人已被刑拘。當時在現場的院長助理謝某等因涉嫌故意傷人被刑拘。據當地人說，這個醫院為對付醫患糾紛，經常邀請“社會人員”來擺平。

案例分析（案件二）

這起案件中醫院所采取的處理措施與前一案件中的醫院明顯不一樣。前者是被動、消極的對待、處理，而后者則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但其積極的方式大大超出了常規的限度，將患方帶頭鬧事者給打死，最后導致警方出面，等待院方的將是法律的審判。

綜合這兩個案件看來，醫療機構在處理醫鬧問題上，采取被動、消極的方式，會給院方帶來傷害；如果采取積極的態度、過激的方式肯定是不符合情理的。由此看來，醫療機構到底應該如何應對醫鬧呢？

患者院內自殺

案件回放

2004年6月，患者梁某因患腫瘤等多種疾病住進了山西某醫院，家屬為他請了陪護人員進行專門陪護，2005年患者的病情加重，診斷為小腸癌晚期，腫瘤廣泛轉移，梁某因無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及手術的痛苦，2005年8月12日，趁人不備，從所住病房的10層窗口跳下，當即身亡。患者因為某種原因自殺，可是卻留給家人、留給單位、留給醫院一個很大的麻煩。

案例分析

這個案件與醫療機構的醫療行為沒有任何關系，患者的自殺是因為受到病痛的折磨，又不堪忍受巨額醫療費用帶來的壓力，最終選擇用死來解脫。因此，屬于患方自己決定自殺，并自己實施自殺，而從防范和具體處理的角度來說，醫院不存在不對之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第5項規定，因患方原因所發生的不良后果不屬于醫療事故。因此，這個案件不應該追究醫療機構的責任。

但是對于患者自殺必須要引起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充分的重視，當發現患者有自殺的苗頭之后，應采取一定的措施制止患者，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提高對其自殺的防范。

患方故意欠費的處理 案件回放

2007年6月17號晚上，71歲的北京市民張月香因突發心臟病被家人送到市某醫院心血管診療中心，當時老人胸悶，病情危急，經心電圖等檢查，確診為急性心肌梗塞，而家人只帶了三千元醫藥費，時間就是生命，張月香馬上被送入綠色通道，這是目前在很多家醫院都開展的一種為簡化冠心病患者急診搶救的流程，即對危及生命的心源性患者不收住院押金，實行先救人后交費的方式，立刻組織進行手術，最后手術成功，老人轉危為安，未出現任何并發癥。然而就在病人日漸康復的時候，其家屬卻違背承諾，拖欠醫療費用，開始醫院多次向病人家屬催交欠款，都被推托費用正在由外地的家屬郵寄中。6月23號上午，趁著醫生護士搶救其他病人的時候，張月香在家人的安排下，自行離開醫院。對經自己和同事們精心救治而恢復健康的患者，竟以惡意欠費的態度對待救自己一命的醫院，醫生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院方認為對于這種故意欠費的病人，醫院在催交欠款無效的情況下，將訴諸法律。

案例分析

作為醫療機構中的醫務工作人員，在日常工作中，為患者看病是一種勞動的付出，同時，他們除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為患者看病外，對于患者疾病的檢查和治療，還要涉及到檢查設備和藥物的應用，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費用的。因此，患者到醫療機構就診，是需要為醫生的勞動和自己的治療付出費用的。

另外，有法律界的學者提出醫療服務合同行為的概念，將醫療機構中看病繳費的現象解釋的更為清楚。醫療服務合同規定了醫患雙方的義務，即醫方盡力給患者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患方看病需繳費。如果患方拒絕繳費，就屬于賴帳，有的甚至具有惡意欠費的行為，這些將給醫院造成強烈的打擊。

在這個案件中，患者經過醫院的治療，得以康復，但卻拒絕繳納相關的診療費用，很明顯這是屬于故意欠費的行為，這一行為給醫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對于醫務工作者來說，2009年6月是一個“黑色六月”。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里，先后發生了5起“血濺白衣”事件。其血腥程度，令人驚悚。

6月1日，河南省武陟縣一產婦在縣婦幼保健院正常生產時，因產中發生羊水栓塞，不幸身亡。據悉，產婦羊水栓塞，屬于高風險型病例，搶救的成功率極低。6月2日一早，亡者家屬糾集了五六十人圍攻保健院達數小時。幾個大漢駕著院長強行讓其披麻戴孝，在亡者靈前磕頭哭喪，并實施暴力毒打，最后院長被打得倒地不起，蜷縮在水泥地上。

6月8日，浙江臨海市白水洋國土分局局長之女金怡彤，在杭州市第一醫院門診公共場所自行墜樓。雖經全力搶救，但終因患者傷勢過重，未能挽回生命。6月9日下午，其父金某率一百余人趕到醫院，堵在科室門口圍攻打砸，造成醫院6人受傷。6月11日，武漢江夏區疾控中心一名護士上班時，被一名男子在接種室內持刀割喉而死。江夏區衛生局證實，兇手此前到疾控中心打過狂犬疫苗，后多次騷擾該護士，稱護士給他打的疫苗是“毒血”。

6月16日，北大第一醫院某醫生因拒絕為病人開虛假證明，被病人家屬連刺五刀，身陷血泊。

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醫院，一位“腎積水并尿毒癥”的重癥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臟驟停，經搶救無效死亡。21日凌晨3時，家屬拒絕遷移死者尸體，將泌尿外科全科室封閉，泌尿外科的值班醫生、手術醫生和所有在院病人，都被關在病房。同時，醫鬧組織開始在門診大樓、住院大樓擺放花圈，打砸泌尿外科住院病房。21日8點，整個醫院處于癱瘓的狀態。最令人不解的是，警察到來后，無所作為，坐觀待命。隨后，市政府出面調解，醫鬧組織要求賠償80萬元，調解無效。6月21日下午，醫鬧組織召集了200多名社會勢力，手持木棍及匕首沖至醫院，封鎖門診大樓，擺滿花圈，并焚燒紙錢，見到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即大打出手，有一名醫生身中6刀，被送進醫院搶救，另外有10余名醫生、護士全部有不同程度砍傷。在此過程中，警察得到的命令始終是“待命”，市政府給醫院指示始終是“盡快調解”。6月21日晚23點，醫鬧組織再次召集6輛中巴車載滿打手至醫院，圍攻辦公樓至22日凌晨3點，聲稱再不按其要求賠償，則將醫院辦公大樓炸毀。市政府經研究決定，責成醫院賠款21萬。事后，有人看見，家屬在門診大廳公開給醫鬧發錢。6月23日，醫務人員忍無可忍，自發組織到市政府門前請愿，要求市政府作出解釋，并嚴懲肇事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