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負擔的現狀與癥結

本文詳細敘述了J市1980年代以來農民負擔的發展及其狀況，認為農民負擔屢減不輕，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包括鄉村組織積極行政的期待有關。當地方政府包括鄉村組織被視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導者和農民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時，技術性的減輕農民負擔的規定必然會被對策消解，農民負擔有被推至接近惡性案件邊緣的內在沖動。本文認為，減輕農民負擔對于具有龐大農村人口的中國現代化具有基礎性意義，要徹底減輕農民負擔，就必須在鄉村兩級實行消極行政。

關鍵詞：農民負擔 稅費改革 消極行政

農民負擔可能是1990年代以來媒體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遺憾的是，時至今日，農民負擔越減越重，并無減輕的跡象。為什么農民負擔會越減越重？為什么中央在1990年代一連下發20多個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還是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我們試圖以J市農村調查來作些討論。前些年有順口溜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頭稅即指國家稅收，二稅指合同負擔內的三提五統經費，三稅是合同外的各種集資罰款。我們以此為線索來展開敘述。

一、現狀

1、頭稅

J市農民負擔如全國一樣，是從1980年代末重起來的。1980年代農民負擔相對較輕，以A鎮為例，1988年農業四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和屠宰稅分別為42.067萬元、0.29萬元、1.172萬元、0萬元和2.095萬元，合計45.614萬元。到2000年，以上五稅分別為147.13萬元、56.85萬元、0萬元、5.31萬元、32.02萬元，合計241.31萬元，為1988年的5.3倍，其中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更分別為1988年的196倍和15.3倍，簡直不可思議。根據1988-2000年A鎮鄉鎮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表的統計，農業四稅+屠宰稅在1994年由上年的60.9萬元突然升為98.1萬元，升幅達61.2%。此后連年上升，到2000年升至241.31萬元。就是相對穩定的農業稅也是1988年的3.5倍。J市是全國商品糧基地，J市農民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特別是糧食收入。考慮到農資漲價而目前的糧食價格基本未漲，農民2000年的收入較1988年并無實質增長，從以上國家稅收的快速增長來看，頭稅已經不輕了。

2、二稅

再來看“二稅”的情況。二稅即三提五統經費。按照通行的說法，“三提五統”是農民向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社會公益事業的費用。村提留包括三項內容，即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是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從本組織成員生產經營收入中提取，用于維持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擴大再生產、興辦公益事業和管理開發的費用。其中公積金用于村級集體生產發展所需，具體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和興辦集體企業。公益金用于村級集體福利事業所需，具體用于五保戶供養、特困戶補助，合作醫療，以及其他福利事業。管理費用于村干部報酬和管理開支。五統包括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是由鄉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向所屬單位和農戶收取的。

根據《1996-2000年A鎮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A鎮1997—2000年4年間，三提五統的總數沒有發生變化，其中三提220萬元，五統146.6萬元，分項為：三提中公積金58.7萬元，占全部三提五統的16%，公益金73.3萬元，占20%，管理費88萬元，占24%，三項合計占60%；教育附加（鄉村兩級辦學）為108萬元，占29.5%，民政優撫13.7萬元，占3.7%，民兵訓練5.2萬元，占1.4%，計劃生育7萬元，占1.9%，公路建設12.7萬元，占3.5%，五項合計占40%.以下來看A鎮三提五統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及分項用途。

A鎮是典型的糧產區，幾乎沒有工業，第三產業收入也僅限于集市貿易，因此，農民的收入主要來自糧食。1995-1996年是全國糧食價格最高的時期，中稻價格一度超過0.8元/斤，隨后中稻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市場價和收購價僅止0.40元，價格降了一倍，因此之故，從1997年至2000年，農民收入實際上是下降的，下降的幅度相當大。但在上報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中，這個數字無論如何是難以減少的。據《A鎮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96）》，1996年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146元，參與農村經濟收入分配人數為3.55萬人，全鎮農村居民純收入含間接分配及非生產性純收入166萬元，合計7，624萬元。1997年三提五統366.6萬元，占上一年度1996年農民居民純收入的比重為366.6/7，624=4.81%，接近中央規定的三提五統費不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5%的上限。

按中央政策規定，三提五統一定三年不變，所以A鎮1997-2000年在《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上反映出來的三提五統中總額沒有變化。因為這些年農民收入事實上是下降的，可以肯定，到2000年三提五統已突破了上年農民純收入5%的上限，但因為農民人均收入計算的任意性，而不能在數據上反映出來。舉例來說，A鎮關于199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說，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1996年2146元的基礎上增加629元，達到2775元，增幅達29.3%。1998年的國民經濟統計資料認為農民收入繼續增長，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20元，較1997年人均增長45元。A鎮農民收入增長的不算快。S縣199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年報，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40元，1998年為3020元。

有意思的是前些年A鎮人民人均純收入的多少。據A鎮統計站的資料，1993農民人均純收入為888元，199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647元，1989年為683元，1988年為600元，1987年為542元，1985年為431元。

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5年的431元增加至1993年的888元，增加1.04倍，走了近10年時間，而從1993年的888元增至1996年的2146元，增加1.44倍，僅用了4年時間，到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775元，增加2.15倍，僅用5年時間。可見農民統計收入增加之快，是十分驚人的了。

農民統計收入自1993年以來的快速增長，不是農民實際收入的增長。出現統計農民人均純收入快速增長的原因，與1991年國務院發布的《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規定“農民直接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的鄉統籌村提留，以鄉為單位，不得超過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有關。在百分比確定之后，要得到較大的分子，就必須擴大分母，鄉村要得到更多三提五統收入，就必須將農民人均純收入報得較高。

根據A鎮統計資料，A鎮農民2000年人均承擔三提五統費用為112.3元，1985年為34.2元，2000年是1985年的3.3倍。

2000年人均承擔農業稅收為90.4元，1985年為12.2元，2000年是1985年的7.4倍。

若計算農民承擔的其它稅收，2000年農民人均承擔稅收為1988年的5.45倍，1985年的10倍左右。

僅僅說三提五統，增長的并不是很快，因為中央在1991年以后一再強調農民負擔不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這根底線，三提五統成為農民負擔的代名詞，而在5%的底線規定之前，農民承擔三提五統費遠高于上年純收入的5%。以A鎮為例，1990年農民承擔的三提五統費為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1.2%，1989年為上年的13.0%，1988年為12.5%.在農民負擔問題引起全社會和國家領導人的普遍關注之后，三提五統以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統計數來變相收取費用。在1990年代前期特別是1980年代說“頭稅輕、二稅重”是對的。但經過1990年代對三提五統的治理，三提五統相對份額減少了。以A鎮為例，1985年農民承擔的國家稅收與三提五統的比為：1:2.8，1990年擴大為1:3.5，1996年則變為1:1.05，2000年為1:1.24。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農民負擔的國家稅收，只計算了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而沒有計算以農村居民為主或同樣向農村居民征收的其他稅種如車船使用稅、耕地占用契、契稅等等。

3、三稅

“三稅”是指在“頭稅”和“二稅”之外的其他農民負擔之和。“三稅”構成復雜，很難單獨討論。以下我們分別以A鎮、B鎮、C鎮農民的實際負擔總額來討論“三稅”。

（1）A鎮

以A鎮《1996-2000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的數據來展開討論。

A鎮1996-2000年計劃向農民收取費稅分別為1279萬元、1326萬元、1419萬元、1027萬元、1061萬元。其中1998年收取1419萬元，為歷年最高，原因是這一年鎮里安排分攤130萬元債務。1999年-2000年收取稅費為五年最低，原因在于隨著糧食跌價，農民不堪重負，上級減輕農民負擔的壓力驟增，而每年減少共同生產費預提近300萬元。但在年底均補提了這些減少的共同生產費。

這樣看，1996年-2000年A鎮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穩定在1300萬元左右。

說A鎮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可以計算農民人均和畝平負擔情況如下：人均=1300萬元/3.26萬人=398.8元/人，畝平=1300萬元/8.5萬畝=153元/畝。

以1999年為例來計算農民承擔費用的項目。根據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一覽表，1999年農民承擔收費項目共計7項。

第1—3項分別為國家稅費（農業稅+基本水費）、三提、五統，最后一項即第7項為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四項合計，即前述“頭稅”和“二稅”，計652.4萬元，占當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上稅費總額1027萬元的63.5%。

其余36.5%分別為：

第4項政策性集資81萬元，其中農田及公路建設集資52.9萬元，防汛28.1萬元。在1997年以前，A鎮每年還向農民攤派約50萬元教育集資，1998年取消。

第5項政策規費39.6萬元，含18.8萬元的農業發展基金，1.5萬元水面增殖費，1.7萬元血吸蟲防疫統籌費，17.6萬元畜禽防疫費。

第6項為預提共同生產費254萬元。

以上依據《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列出的數據，僅是農民負擔的一部分。我們剛好有一份1999年A鎮面向農民的《秋季資金清收表》，雖然缺夏季資金清收表（J市分夏秋兩季向農民收取稅費），但秋季資金清收表列出全年應向農民收取稅費總額為1599萬元，較農民負擔準鑒表上的1027萬元足足高了56%。來看一看高了那些項目的收費。

從A鎮1999年秋季資金清收表看，較農民負擔準鑒表多出的項目有：車船兩稅，秋季應征12.5萬元；長荊鐵路集資，秋季應征65萬元；油菜種子款，秋季應征6.3萬元；鎮收公益金（五保戶、扶貧基金、婦幼保建、電影統籌），秋季應征21.4萬元；鎮收管理費（村帳鎮管經費、帳表冊統籌費、農調統籌費、黨訓統籌費、三五普法費、報刊費），秋季應征22.2萬元。以上數項合計，秋季應征款較農民負擔準鑒表多出127.4萬元。這只是秋季清收表中的項目而非全部項目。

此外，農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分別按10個和20個標準工計算到勞動力，A鎮2000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說明中明確規定義務工之公路建勤由鎮統一調配使用，每個標準工按15元計價，2000年計劃統一調用72，390個義務工于公路建勤，可得108.6萬元代資代勞款。1996年A鎮得到56.3萬元以資代勞款。2000年我們在A鎮公坪村入戶調查，村集體與一農戶簽定的土地承包合同規定農戶應承擔15個義務工，30個積累工，義務工和積累工按每個10元年終一次性結帳。由此可以計算出這一農戶需支出以資代勞款450元。該農戶有7.7畝承包土地，可以推算A鎮8.5萬畝耕地，可收以資代勞款497萬元。這就是《資金清收表》上的農民負擔遠高于《農民負擔準簽項目及指標表》的原因。

綜合以上農民負擔，我們來看A鎮農民負擔究竟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為多少。以1999年為例，按《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的統計，1999年農民負擔總額（含共同生產費）為1027萬元，人均為1027萬元/3.26萬人=315元，以A鎮統計數據，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20元相除，農民負擔占其收入的比重為11.2%。

我們知道，農民負擔準鑒表上的負擔遠不是全部，若以1999年資金清收表的數據，全鎮當年安排向農民收取稅費計1599.2元，減去預提費用生產費254萬元，有1345.2萬元，農民人均負擔為412.6元，占其上年純收入的百分比為14.6%。畝平158.3元。

若算入共同生產費部分，則人均為490.5元，其負擔占上年收入的百分比為17.4%。畝平188.1元。

（2）B鎮

再來看看B鎮1999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該表共分九大項，分別為：

一、國家稅費（農業稅、基本水費）191.2萬元； 二、三提五統，329.4萬元；

三、政策規費（農發基金、水面增殖費）18.1萬元；

四、集資71萬元；

五、防汛費23.9萬元；

六、共同生產費575萬元；

七、防疫費30.9萬元；

八、特產稅53.2萬元；

九、屠宰稅31萬元。

九項合計1323.8萬元。1999年B鎮共有3.06萬農業人口，7.2萬畝耕地，計算可得以下幾個數據：

人平負擔432.4元，畝平負擔184元。

當然，上表只是B鎮農民實際負擔的一部分，因為1999年J市承擔長荊鐵路集資，鎮均超過百萬元，但僅以上負擔就已經夠高的了，此謂“三稅是個無底洞”。

以上是鄉鎮下達到村的資金清收任務，從村到農戶往往還要加碼。據C鎮1999年7月對全鎮當年上半年村級財務的審計，鎮政府下達到村的農民負擔（含兩稅）為1025.5萬元，村級與農民簽合同實提數為1293.5萬元，加碼268萬元，加碼26.1%，全鎮26個村，只有6個村未在鎮下達農民負擔總額中加碼。就來看一看C鎮的情況。

（3）C鎮

根據C鎮為農民負擔座談會提供的數據，2000年全鎮共向村級下達農民負擔任務為1387.58萬元，較1999年的1304.20萬元增加83.38萬元，畝平負擔236元，人平負擔456元。

根據C鎮經管站2001年8月對鐘橋、毛李、雙店、高堰四村財務的清理，2000年四村共向農民收263萬元，其中鐘橋村97萬元，毛李村75萬元，雙店村19萬元，高堰村72萬元，村平66萬元。四村支出總額為263萬元，其中上繳106萬元，占40%，管理費21萬元，占80%，共同生產費74萬元，占28%，其它62萬元，占24%。

據C鎮政府《農村稅費改革前后農民負擔測算對比表》的資料，2000年鎮下達這四村稅費負擔（不含共同生產費），2000年鐘橋村承擔稅費45.4萬元，毛李村為31.3萬元，雙店村為19.6元，高堰村為44萬元，四村相加為140.3萬元。與鎮經管站2001年對四村收支清理的結果相比，村一級實際向農民收取除共同生產費之外的其他費用為263萬元-74萬元=189萬元，較鎮下達的140.3萬元的任務高出48.67萬元，高34.7%。

三稅還有一大塊，即各種各樣的罰款，尤以計劃生育和社會治安罰款令農民難以承受。在當前農村經濟形勢不景氣的情況下，縣鄉財政不能足額撥付辦公經費乃至人頭費，鄉鎮各種稍有實權的機構便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向農民收取各種各樣的罰款，甚至在罰沒收入上有“放水養魚”之說，即有意識地培育供罰款的事情出來，以收取罰款養人。罰款種類繁多，很難盡數，不在此作更多討論。

4、共同生產費

需要專門討論共同生產費。所謂共同生產費，是指農業生產中需要共同開支的費用，特別是J市這類水稻產區，抗旱排澇成為農業生產的先決條件，而諸如抗旱排澇一類事情，單家獨戶無力去做，因此成為村組干部最為基礎的工作之一。

按規定，共同生產費應是用多少收多少，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支出控制。但1990年代以來，因為鄉村經濟緊張，“共同生產費是一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預提的共同生產費遠遠超出實際共同生產的支出，而成為彌補村組開支不足的常項收入。

據S縣經管局對2000年全縣農村共同生產費使用情況的調查，2000年畝平提取共同生產費52元，實際使用畝平65元。在使用總額中，方量水費占總支出的24.5%，抗排電費占24%，機械抽水費占4.8%，維修費占7.2%，水利建設占4.6%，管水員工資占7.6%，雜工開支占6.4%，災情減免占3.9%，運雜費占1.4%；農戶上繳提留獎勵占4%，水電費借貸利息占3.4%，生活費占0.5%，其他占7.7%。S縣農經局的調查報告說，“從調查情況看，全縣將不屬于共同生產費列支范圍的費用轉嫁、變相列入共同生產費開支的項目有10項之多，占總支出的34.7%。”

二、癥結

J市農民負擔是太重了。全國農民也一樣。這么重的負擔顯然不行，因此，國家自1990年代以來治理農民負擔，什么辦法都想到了，僅中央級文件就下發了20多個。但治理農民負擔至今仍然不見效果。為什么會是這樣子呢？

我們先來看農民負擔在1990年代的發展過程。還是以J市為例。1、5%的政策警戒線

最早可以看到的J市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是1990年8月13日由J市市委市政府聯合下發的《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決定》，這份文件與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和十五屆六中全會《關于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有關。在文件的開頭即描述1990年之前幾年農民負擔的情況如下：“近幾年，上級黨委、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為此而采取一些措施，雖然取得成效，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依然存在，農民負擔并沒有從根本上減輕，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減輕農民負擔，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事關穩定政治、經濟、社會大局”，要求“堅決制止和認真清查一切加重農民負擔的錯誤行為。”《決定》強調“集體的三項提留和鄉鎮的五項統籌，堅決控制在上一年人均收入的5%以內。”“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繼續亂攤濫派、屢教不改的，要嚴肅處理。”

據B鎮在1991年8月7日寫的減輕農民負擔經驗材料，也就在1990年，B鎮農民負擔總額達492.04萬元（其中三提五統194.41萬元，占總額的39.5%），全鎮當年有3.3萬人，7.4萬畝耕地，人平負擔149.5元，畝平負擔66.2元，僅農民人均負擔的三提五統費即占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9%。[1989年農民B鎮統計人均純收入為656元]1991年B鎮農民負擔降為350.19萬元，較1990年減少141.85萬元，下降比為28.8%，其中三提五統減少到127.07萬元，較1990年減少67.34萬元，占199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問題是，這個經驗材料是1991年8月寫的，當年還剩4個月，農民負擔會不會加碼？三提五統會不會再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

1991年8月2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下發《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認為“黨中央、國務院一再強調要保護農民利益，減輕農民負擔，我省各級黨委和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農民負擔增長過猛的勢頭開始得到控制，部分地區負擔偏重的狀況有所好轉。但就全省來看，農民負擔仍然居高不下。特別是今春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紛紛向農民伸手，致使不少地方農民負擔‘減而復增’，嚴重地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到黨群、干群關系。”原創文秘材料，盡在文秘知音wm338.com網。《通知》要求“各地、市、州、縣要建立首長負責制，組織強有力的專班，督促基層組織按照本通知要求逐項落實，及時檢查，并于十月底以前將執行情況逐級專題匯報。”強調“對拒不執行本通知精神‘頂風上’，繼續亂向農民伸手的，要從嚴查處，追究領導者的責任。”

這種強烈措辭下，J市農民負擔仍然不斷加重。C鎮政府1994年元月的寫《C鎮1993年農民負擔情況匯報》稱，1993年全鎮三提五統和上級審核批準的鎮福利院集資費共提取162.54萬元，占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959萬元的5.5%，比1992年190.1萬元減少27.56萬元，減少13%。其中三提五統147.54萬元，占上年農民純收入的5%，福利院集資15萬元，占上年農民純收入的0.5%。該《匯報》又稱，1993年農民人平純收入1078元，比1992年人均純收入798元增加280元。依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不降的慣例，可以推知1991年C鎮農民人均純收入不會高于750元，由1992年全鎮農民純收入2959萬元，除以農民當年人均純收入，可以推知全鎮共有3.7萬個農村人口，由此可以推知1991年C鎮農民純收入總額不會高于2781萬元。

《匯報》稱1993年三提五統較1992年減少27.56萬元，控制在5%以內，其中三提由1992年的112.3萬元下降為1993年的88.8萬元，減少23.5萬元，五統由1992年的62.72萬元，降為58.66萬元，減少4.06萬元。由此推算1992年共提取三提五統175.02萬元。

依1992年C鎮農民純收入不高于2781萬元，可以推知，C鎮1992年農民三提五統負擔不低于175.02/2781=6.3%。就是說，在荊市1990年下發三提五統不得超過5%的限額的第3年，C鎮農民三提五統負擔仍然達到6.3%以上。

“三提五統”負擔遠不是農民負擔的全部。《匯報》承認，1993年較1992年，除少收27.56萬元“三提五統”以外，共減輕農民負擔103.53萬元，人平減少26元，畝平減16元。《匯報》承認，就是1993年農民減負中，也存在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一是應該取消的3.53萬元綠化費沒有取消；二是計劃生育統籌費應提2.97萬元，實提8.96萬元，超提5.99萬元；三是共同生產費超用。26個村中，有9個村超提104萬元，其中和議村1993年年初預提共同生產費10.7萬元，實際開支竟達16.97萬元，相當于畝平55.5元，人平102.8元；四是亂收費現象依然存在。等等。

2、政策擦邊球

根據1995年6月J市物價局對J市8個鄉鎮農民負擔的調查，盡管“三提五統”費未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這根農民負擔的警戒線，但農民負擔問題呈現出三種新的趨勢，其一是各種負擔（不含稅、下同）的絕對額大幅度增加，以抽查的煙墩、A鎮、C鎮三鎮為例，1995年農民各種負擔總額分別為239.68萬元、960.2萬元、769.01萬元，人均負擔為125.24元、288.06元、207.26元。1995年農民負擔總額比1994年分別增加137.91萬元、410.67萬元、351.49萬元，人均增加72元、123.2元、94.7元，比1995年幾乎翻了一番；其二是各種負擔的增長幅度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1994年煙墩、C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485元和1576元，分別增長74.1%和66.8%。真不敢相信農民收入會有這么快的增長幅度。與此同時，兩鎮農民負擔增加幅度高達135.5%、84.2%；其三是各種負擔總額中，“三提五統”的比重逐漸減小，而其它負擔（共同生產費、集資、各種收費、農業發展金、民工建勤、基本水費，簡稱六項之和）比重呈大幅度增長趨勢。煙墩鎮1994年農民各種負擔總額為101.77萬元，“三提五統”為73.74萬元，占72.5%，“六項之和”為28萬元，僅占27.5%。而1995年農民負擔總額為239.68萬元，“三提五統”108.96萬元，比重下降到45.5%，而“六項之和”為130.72萬元，上升到54.5%。A鎮情況更為突出。1995年A鎮農民負擔總額為960.2萬元，“三提五統”只占27.2%，“六項之和”則高達72.8%，其中共同生產費用515.03萬元，占53.6%，集資75萬元，占7.8%，各種收費7.55萬元，占1.8%，農業發展金10.45萬元，占1.1%，民工建勤63.44萬元，占6.6%，基本水費17.74萬元，占1.9%。

也就在1995年的3月10日，J市農村經營管理局和J市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轉發湖北省紀委、湖北省監察廳《關于違反農民負擔管理政策法規的黨紀政紀處分暫行規定》。暫行規定是“為了貫徹落實國務院《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和《湖北省農民負擔管理條例》，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合法權益”而制定，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規定如何追究違反《條例》的責任。其中第三條為“《條例》所規定的對農民負擔負有監督管理責任的機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由于不負責任，工作失職，管理不善，造成本行政區域內的農民負擔失控，加重農民負擔的，對負領導責任的人員，黨內給予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行政給予警告至記大過處分；對直接責任人員，黨內給予嚴重警告或撤消黨內職務處分，行政給予記大過至撤職處分。”第四至第十五條細致規定了對違反《條例》增加農民負擔責任人的處理辦法。

不過，縣一級對違反農民負擔管理政策法規的處理遠較中央、省和市一級寬松。這樣當然控制不住農民負擔。到1990年代中后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制定農民負擔“七不準”、“十不準”，措辭越來越嚴厲，辦法越來越細致。199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中，一連用了五個“嚴禁”，這五個“嚴禁”到2000年9月12日召開的全國減輕農民負擔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發展為必須堅決做到“八個禁止”。J市市委市政府則在稍后（2000年9月21日）發出的《關于落實農村政策，解決農村突出問題的若干意見》中，一連用了14個“禁止”來要求縣鄉村三級嚴格執行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整個1990年代就在這種農民負擔越來越重和上級部門減輕農民負擔辦法越來越細，措辭越來越嚴厲的悖論中過去了。

3、農民負擔屢減不輕的原因

那么，農民負擔的癥結在哪里？為什么中央一連下發20多個文件仍然得不到治理？

表面上看，農民負擔只是一個地方官員的品性問題，是地方官員好大喜功，普遍劣化的表現。因此之故，中央和地方各級特別強調思想認識上找問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96年12月30日下發的《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在分析農民負擔一再反彈的原因時即認為：“歸結起來，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門背離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訂計劃、辦事情不從實際出發，發展農村各項事業的要求超越了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的實際水平。二是有些干部忘記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群眾觀念淡薄，對農民總是給予的少，索取的多，以至侵害農民的利益。”從這種認識的角度，中央一再從技術層面強調減輕農民負擔，“嚴禁”、“不準”以及黨紀政紀處分和追究領導責任等，都是試圖通過技術層面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農民負擔問題上，中央與地方政府較量多年，只能說打了個平手，且可以認為地方政府贏多輸少。為什么竟會是這種結果？話分兩頭說。

第一，1980年以來，鄉村兩級乃至更高級別的政府過于樂觀估計農村經濟形勢和農民收入狀況，在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下面，向農民收取了過多用于舉辦實際上沒有產生效益的事業的錢，其中相當部分被鄉村兩級用于吃喝、建樓堂館所甚至貪污掉了。這種情況在1990年代中期變得更為嚴重，在J市農村至1996年前后達到最高峰。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特別是1994年以后實行的分稅制，使地方財政普遍入不敷出。特別是在農業型地區，不從農民身上想辦法，財政無法運作。換句話說，中央并未為地方政府留足財政收入。中央實行分稅制的本意之一是調動地方政府尋找財源的積極性，這種思路與1980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中地方政府主動性的被肯定是一致的。地方政府在有足夠事權和任務的情況下，不得不想出種種辦法向農民收錢以辦事。為辦事就得養人，財政收入少了之后，辦事的錢便被擠掉了。由此出現以收錢辦事始，以收錢養人終的荒謬后果。

換句話說，農民負擔屢減不輕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將鄉鎮一級政府當作積極政府來期待，既希望鄉鎮政府合法收取足夠稅費，大大地開源，又希望鄉鎮政府主動辦起很多企業和事業，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一方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乃至于為鄉村教育和其他諸種升級達標活動都打好基礎，這就是榮敬本等人所說的“壓力型體制”，而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中國太大，經濟社會發展太不平衡，中央缺乏考核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與地方政府行為相關關系的足夠信息，地方政府在沒有中央政府足夠監督的情況下，利用“壓力型體制”留給自己的主動性空間，將辦事能力用于謀私，將為老百姓造福的政績工程變為對老百姓毫無作用的面子工程甚至只是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乃至為地方政府負責人得到回扣的工程。

4、兩稅平攤的例子

那么，為什么鄉村兩級屢屢向農民伸手，在中央如此之高的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壓力下還可以得逞？以J市農村為例，中央至少在1996年就已明確規定“農業特產稅、屠宰稅必須據實征收，不得向農民下指標，不得按人頭、田畝平攤”，但至2001年，J市農村大多仍然是按人頭和田畝平攤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的。除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稅源分散、征收難度大等征收方面的原因以外，兩稅平攤也與農民缺乏組織能力、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無可奈何和地方政府中較高層級對較低層級政府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關。B鎮經管站站長說，前些年還有農民為農民負擔和村級財務上訪告狀，到2001年，全鎮竟無一個農民上訪。農民不上訪的原因不是他們的負擔減輕了，也不是村級財務沒有問題，而是他們在整個1990年代看到中央政策、國家領導人和中央級傳媒有那么多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規定、講話和處理案例，仍然不能解決時，在他們過去屢屢上訪都無果而終時，他們終于明白，政策規定是一回事，而實際情況又是另一回事。他們悟出問題出在鄉村兩級，根子卻在上面，既然根子在上面，農民針對鄉村兩級的上訪有什么用處？農民的想法是對的。

為什么說根子在上面？以J市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的平攤為例，這么多年，難道市縣兩級的領導不知道？我們在全國農村調查，以上兩稅平攤是普遍現象，新聞聯播、焦點訪談也以典型案例說明據實征收的兩稅平攤是普遍現象，既然如此，中央未必不知道？不知道的話，為何一再在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規定上重申嚴禁兩稅平攤？

中央肯定知道兩稅平攤是全國普遍現象這一事實的，市縣兩級以至省級官員也知道中央知道全國范圍兩稅平攤的問題。他們說，問題不在于兩稅是否平攤，而在于平攤時不要出問題。出不出問題，就不是省市縣三級更不是鄉村兩級所可以把握住的，因此，地方官員喜歡說“看誰的點子低。”中央反復強調“凡加重農民負擔，引發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要追究鄉、村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凡涉及地、縣領導責任的，要依據有關規定追究地、縣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有的地方兩稅平攤或加重農民負擔恰恰鬧出了人命，這個地方領導人的點子就低，日子就不好過。因此，在加重農民負擔時，市縣兩級關心的核心問題不是農民負擔是否被加重了，而是會不會出惡性案件。只要不出惡性案件，層級高的地方政府就對層級低的地方政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農民上訪來說負擔過重和兩稅平攤的，能推則推，裝模作樣。

為什么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要平攤，而上級政府會不管？從J市農村來看，除征收方面的原因外，縣鄉財政緊張，地方政府要開源，就將主意打在兩稅上面。根據《S縣財政年鑒》的統計，S縣整個1990年代的10年，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分別由1989年的47萬元和33萬元，增長到1999年的917萬元和464萬元，10年時間，兩稅增長16.3倍，而實際稅源增長的很少。以生豬為例，屠宰稅是指農戶自食殺豬所繳稅收，稅率為一頭豬8-12元錢，J市農村有殺豬過年的習慣，有些農戶（約占1/3）過年也不殺豬，這樣戶平生豬屠宰稅不會超過10元，但在1990年代，乃至2001年，幾乎所有鄉鎮農戶攤到的屠宰稅都遠高于10元，高的達每戶90多元，即相當于平均每戶一年殺9頭豬，這該多么荒謬！S縣1999年征收屠宰稅464萬元，當年全縣共12萬農戶，平均每戶征收38.7元屠宰稅。

農民知道事情的荒謬性，但農民喪失了挑戰荒謬事情的信心，因為農民是分散的。江西農村還有宗族存在，農民算有一點宗族組織，因此對如此荒謬的事情還有抵制的勇氣。1999年我們在崇仁調查，即聽說1997年因為按戶平攤屠宰稅，引起數千農民鬧事，此后當地政府不得不據實征收屠宰稅。

有組織的農民太少，發生惡性案件的機會就需要農民不堪重負到極限。這個極限的危險性在于，農民可以在全國城鄉流動，流動而無所歸依的龐大的農民群體，該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當中央政府指望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按其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為和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地方政府的好壞，卻又沒有足夠財政能力為全國所有的地方經濟投資的時候，中央除了對地方政府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保持事實上的默認以外，中央又有什么辦法來獲得以上兩全其美的好事？

我們認為，當前農民負擔重的癥結就在于中央將地方政府定位于積極政府這一立場。

必須將政府從發展經濟中擺脫出來，讓地方政府作為一個消極者來發揮作用。特別是要讓鄉鎮政府消極起來。這是我們特別贊成徐勇教授提出“鄉派村治”的一個理由。三、一點思考

在1990年代用技術性辦法（或叫做治標的辦法）未能解決農民負擔且農民負擔越來越成為危及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重大隱患的情況下，理論和政策研究部門提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兩種不同思路。擇要介紹如下： 第一種是思路是順著1990年代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辦法往下走，認為農民負擔過重，從表現上看并不是稅收負擔重，甚至不是三提五統重，而是稅收和三提五統之外的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太多太重。在1990年代證明通過技術性措施無法減輕農民負擔之后，便自2000年在安徽進行稅費改革，通過將向農民收取的稅費一律改為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兩稅附加，來規范農村的收稅行為，抑制農民負擔的惡性上漲。這個辦法也為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所認同。他們認為，在當前農村收款越來越難的背景下，費改稅有利于降低征稅難度，減少征稅成本。此方面思路的文獻很多，可以說到處都是。第二種思路不太同意起碼是不完全同意以上費改稅的改革思路。例如，秦暉認為費改稅這種“并稅除費”的改革決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無其它改革配合，它的“治標”效果也不能期望太多，甚至在某種制度環境下它的中長期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他認為，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一是消除‘身份性貢賦’色彩，實行公民權利平等基礎上的非身份性稅法，無論是所得稅、資產稅、遺產稅等等都應有一定之規。對公民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所得稅，而所得稅率累進制和低所得免稅線是現代社會的通例。按這個原則，我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就幾乎不應成為征稅對象”。更重要的第二點是要解決納稅問題的實質即“公民與國家的關系問題”。歸根結底，“稅制改革‘治本’要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秦暉的思路可以細化為三種不同的思考方向。一是盧鋒等人所主張的“農民免稅論”，認為第一、大部分農民達不到所得稅起征點，第二、當前農業狀況已使土地“資本”變為了社會保障手段，不能成為資本稅的對象。溫鐵軍與盧鋒的觀點較為相近。

二是劉書明認為，農民負擔過重在于政府推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導致了城鄉居民之間分配關系失衡。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在于實現城鄉平等的分配政策和制度，通過調整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配關系，以實現城鄉居民的平等負擔。與劉書明觀點相近的人很多。三是發展農村基層民主，包括村級民主，鄉鎮民主，推行鄉鎮長直選，建立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會組織，從而提高農民內部的組織能力和提高與外界包括政府的談判能力，以將農民負擔控制一個合理的可以承受的邊界之內。政治學和社會學界相當部分學者持此種看法。

依我們在J市農村調查的情況看，以上各種思考都有道理，但我們不同意那種單純從技術層面進行費改稅的思路，認為這種技術思路已走到盡頭，不解決與之配套的改革，可能會如秦暉所擔憂的那樣，適得其反。

我們思路的要點如下：第一，在中國工業化的現階段，農業對工業的補貼已無可能（也無必要），農業和農村在中國現代化現階段的主要功能不是為國家提供多少財政收入，而是如何可以為數量龐大的農民留下一個穩定的生存退路，包括為那些在城市未實現穩定就業的進城農民留下足夠的生存退路。只要農民有田可種，就可以解決溫飽問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波動可以被農村農業的就業退路（溫飽生存的退路）所消化，這就可以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較大的回旋余地，為今后50年持續不斷地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提供了進退有序的可能。換句話說，土地應成為農民生存保障之基礎。

第二，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保持，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合力，一是中央穩定農民土地使用權的政策不能變，允許農民兼業，也允許農民將土地轉包他人，但不允許土地買賣。二是農民的耕地可以有價轉包出去，或者說，耕地在扣除固定投入和勞動投入后，在繳納各種稅費攤派之后，可以有一定收益，而不是當前在很多地方農民將土地轉包他人時倒貼若干現金。原創文秘材料，盡在文秘知音wm338.com網。因為土地可以獲得收益，農民就不會將土地撂荒，也不會隨便將與土地的聯系割斷。應特別注意，土地對龐大數量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是中華民族在今后50年艱難險阻的現代化征程中最為重要的制度性力量。

第三，與土地社會保障功能相一致的，是農村和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消極而非積極功能。不要也不能指望共和國經濟的增長極出現在農村，特別是中西部的農村，所謂發展鄉鎮企業和調整產業結構的現行做法，都被證明是失敗的。與此相關，鄉村兩級應實行一種消極的維持農村現狀不至更糟的戰略。所謂農民負擔，也就是由農民自己來負擔一個消極行政的鄉村組織功能的那些負擔。消極行政的鄉村組織，其規模是很小的，其維持型的開支是很少的，其運轉是低成本的。對于貧困地區的農村，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解決低成本運作的鄉村組織的經費。

第四，與前一點相關，我們建議在鄉一級設鄉公所，不設政府，也不設財政。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讓農民自己決定如何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興辦自己的公益事業和建設自己的公共工程。作為一種引導，國家可以撥付專項資金，用于農村特別是村一級的以工代賑事業。鄉鎮以上的公共工程，由國家財政解決。

總之，我們的思路不是從公民權利或現代稅收的原理出發，而是從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存在龐大的農民群體，這個龐大農民群體在逐步城市化的大約50年間能否有一個生存退路，將成為中國現代化能否獲得穩定社會基礎的關鍵這一事實出發，來得出我們關于消極鄉村組織和發展村級民主的結論的。

第二篇：中國農民負擔的現狀與對策

內容 摘要：農民負擔經歷了兩個 發展 階段，1994年分稅制改革是其分界線。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減少農民稅賦、確定農民應承擔的勞務、精簡機構和人員、財政轉移支付和限制 農村 公共產品供給成本。從政策實施過程來看，農民負擔的增減交替進行、農民負擔增也政府減亦政府、農民負擔項目日益合法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制訂多落實少；從政府措施上看，減輕農民負擔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也有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措施“單兵突進”、農業稅等據實征收不可操作、只給政策基層無法持久執行。減輕農民負擔公共政策再決策應該做到：構建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體制、構建財權與事權統一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構建鄉村良性發展的制度變遷機制。

農民 問題，曾經是 中國 革命的根本問題，現在又成了我國改革開放和 現代 化建設的關鍵問題。盡管改革開放始于農村，而且二十多年來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奇怪的是，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問題越來越突出，尤其是當前農民負擔過重問題，已經成了 影響 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問題之一。?

一、農民負擔的現狀 分析

1.農民合理負擔呈下降趨勢

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顯示：1990―1994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5％。同期負擔年均增長15.4％，兩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長；1995－1998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1％（未扣除價格因素），同期負擔的年均增長6.4％，負擔增幅低于收入4.7個百分點，負擔呈相對減輕趨勢。1998年農民負擔出現回落，連續多年的擴張勢頭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減少了1.2％。若按農民負擔管理條例規定的口徑 計算，1998年農民人均稅后負擔為68.77元，比上年減少1.73元，減少了2.5％。2.農民不合理負擔越來越重

農民合理負擔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農民承受的不合理負擔則越來越沉重。據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統計表明，1991年能夠統計到的農民支出的行政性事業費高達17.7億元，各種罰款23.1億元，集資攤派41億元，其他 社會 負擔38.1億元。上述各項合計，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純收入的2.5％。但是地方調查結果表明，不合理負擔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7％，大大超過農業部的統計結果。有關數據表明，不合理負擔遠遠超過了中央規定的5％的警戒線。

二、中國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

1.農民收入增長滯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情況經歷了四個明顯的不同階段：1978—1984年農民純收入從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加1.3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7.7％。1985—1988年是農民收入繼續緩慢增長時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3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年均增長率為5.0％。1988—1991年是農民人均實際純收入停滯徘徊的階段。農民人均純收入從602元增加到709元，名義上增長率為17.8％，扣除物價上漲因素，1989年農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實際下降了1.6％，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實際純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現了負增長。1990和1991年雖有好轉，但3年平均實際增長0.3％。1992年至今是農民人均純收入恢復增長階段。農民人均純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長率為21.7％，實際增長率5.4％，恢復到緩慢增長時期的水平。總的看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趨滯緩，而農民人均負擔率卻逐漸提高。

2.機構膨脹，人員不斷增加。機構的膨脹，反過來增加農民的負擔，從而陷入了惡性

3.農村 教育 費用負擔過重。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重擔主要壓在鄉村兩級政府上。《中國 經濟 導報》全國農村住房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長7.6％，其中主要是學雜費增加較多，人均增加額占該項支出的73％，對低收入和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講增幅更加突出。許多地方農民在交“三提五統”（內含教育費統籌）之外，還要交人均數十元的教育費附加。

4.巧立名目亂收費。有些村干部和鄉鎮干部，為了謀求個人的 政治 前途，置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于不顧，甚至肆意踐踏國家 法律。要維護機構的“運轉”，滿足腐敗官員的揮霍，一些地方的農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三、對農民負擔的合理性分析? 究竟怎么樣的農民負擔是合理的？這是一個急需回答但又難以回答的一個 理論 問題。目前 學術界做了大量 研究，主要有如下七種觀點。? 第一，合理負擔應滿足“三個不影響”，即不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影響農業的正常發展，不影響農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第二，農民負擔應該把握幾個準則：首先保證農民留夠用來補償消費掉的生產和生活消費的必要量，以滿足其基本生存需要和農業的簡單再生產，其次在擺脫貧困的基礎上，應使農民一定程度上擴大再生產，并隨著收入的增加而相應地提高生活水平。最后，農民負擔的增加不應該超過生產和收入的增長幅度；第三，確定農民負擔的合理界限，必須堅持三個“有利于”原則：（1）必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必須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相聯系，有利于農民生產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3）必須正確估計農民對負擔的承受能力，有利于農村安定團結和社會的繁榮；第四，農民負擔的合理性，包括平等和效率兩個方面，涉及三個環節：起點合理、過程合理、結果合理。起點合理指確定費稅的集體選擇規則合理，過程合理，指依法征收過程有效率，結果合理指征收結果既促進了經濟效率又最大限度保證了公平。第五，農民依法交納稅金，按照國務院《條例》規定所承擔的村提留，鄉統籌費和勞務以及其他費用是農民的合理負擔，不超過農民負擔能力的極限；（2）負擔的增加不超過生產收入的增長速度；（3）實行區域差異和收入水平差異負擔；第七，農民的合理性負擔包括：（1）國家規定的稅金；（2）通過預算審批的村提留、鄉鎮統籌費；（3）按《教育法》規定籌集的教育集資，經縣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財政等部門共同審核批準的受益區群眾的集體還貸，經村隊大會討論通過的村范圍的生產和公益性事業集資；（4）國家規定的行政事業性收費；（5）自愿原則下的有償服務費等；由此可以看出，對農民負擔的合理性認識和分析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問題：一是關于負擔合理性的原則性問題；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規定的有關費用的項目劃分問題。

第三篇：德語課堂教學改革的癥結與策略

德語課堂教學改革的癥結與策略

一、德語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缺乏師生間的教學互動中國德語課堂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用有些德國教師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德語課堂教學的方式就像是一條單行線的道路。這種課堂教學最嚴重的問題是學生缺乏說話的時間，一切以教師為中心，而且中國的教師通常以課本為中心，以致教科書在中國的課堂上有著權威地位。教師對于學生來說，只是一個書本知識的傳播者。教師通常會將一大半的課堂時間，用來解釋新的詞匯和語法現象。

德語課堂教學的安排，基本都掌握在教師的手里，幾乎從來沒有教師和學生共同安排一堂課或課堂的一部分。

這種傳統的德語教學法，通常只注意到一種形式上的語言知識，而語言的交際能力往往被忽視，這樣，很多學生聽與說的能力就無法得到提高。而且這種形式的課堂教學，又直接導致了學生創造性與獨立性的缺乏。

2.德語教材的編寫與目前的教學形式不相適應德語專業的教材編寫，有時候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目前中國高校德語教學所使用的教材，有的還是十幾年前所編寫的，缺乏對形勢的適應性與實用性。而外語教材是有時效性的，需要不斷更新，與時俱進。另一方面，有些教材忽視了語言交際能力與應用能力的培養。此外，由于許多德語教材面向的都是德語通用型人才的培養，受課堂教學時間的限制，對于今后從事不同職業方向的人，有時還必須再進行一段時間與其職業相關的專業德語知識的培訓，而這方面的德語教材又十分缺乏。

3.全新教學法的采用與高校德語教學的矛盾沖突近年來，中國的德語課堂教學也正在逐步發生著變化，許多學校也在嘗試進行德語的教學改革。有些教師己逐漸開始在教學中運用以交際為重的教學法，德語教學的“聽說法”和“視聽法”也正在逐步得到采用。

但在大多數學校，越來越多的新教學方法在被采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新的問題：那就是往往只以達到活躍課堂氣氛為目的。比如：這幾年許多高校都在推行“探究式教學法”和“自主學習”，這應該是素質教學的一種，它要求教師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達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目的。但是，如果只是以達到活躍課堂氣氛為目的，為探究而探究，那就是又進入了另一個新的誤區。個別教師上課時講得花里胡哨，課堂氣氛似乎很活躍，但對德語教學來說卻沒有任何幫助，學生也沒有真正學到東西。

現在中國高校的德語專業學生，進大學時幾乎都是零基礎的學生，大學四年時間要掌握一門全新的外語，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所以課堂教學的時間就顯得尤其珍貴 如果我們采用新的教學方法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這樣占用很多課堂教學的時間，就勢必影響到教學的實際效果。尤其是對這些零基礎的學生來說，如果完全不講解課文的語法和詞匯，學生反而很難對課文中出現的復雜的語法現象有一個很好的認識。

4.應試教育與創新人才培養的矛盾沖突現在，有的學校的德語教師自始至終都把學生通過“專四”和“專八”考試作為德語課堂教學的主要工作和唯一目標。這樣，雖然有的學校“專四”和“專八”考試的通過率都很高，但是學生的語言實際應用能力并不強。

這對于今后學生進入社會參加工作后使用德語的能力和適應性幫助并不大。

二、對德語課堂教學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1.學生學習德語的主動性不夠很多學生選擇學習德語，并非出于自己的興趣，并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德語或德語文學。多數學生都是出于一種找工作的職業原因。比如希望學了德語將來能進機關或公司做文員，能當一名翻譯或從事涉外的導游等。也有的則是因為父母要他們去選擇學習德語。至于高校外語系里，二外選學德語的學生，通常只是因為學校有這個要求，或者只是為了積累學分。

近幾年來，由于德語專業的擴招和新設德語專業的學校增加，市場對于德語人才的需求已明顯供過于求，這對于學德語的學生來說，尤其是大

三、大四的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會受到一定影響。加上多數學生學習德語的動機本來就和自己的興趣無關，因此學習上就更沒有主動性，也缺乏自覺性了。而且，那種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也確實難以培養學生的創造性與獨立精神，德語的實際應用與交際能力的培養也會受到影響。

2.德語教材編寫的投入與產出難成正比德語教材的編寫與出版明顯跟不上形勢的發展。現在像德語這樣的小語種教材，其組織編寫與出版都存在著問題。由于編寫一本新的合適的德語教材，同編寫一本英語類的其他教材一樣，需要花費大量人力與物力，而德語教材的銷售量卻相對要少得多。因為這類教材的總體銷售量比較少，所以出版社就沒有積極性去組織各類德語等小語種教材的編寫與出版，對于出版社來說，投入與產出難成正比，所以德語教材的更新也無法像其他教材那樣迅速。

3.德語教師缺乏專業的培訓和教學的積極性目前高校的德語教師，大多都是原來德語專業的學生，他們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站到講臺上來，幾乎都沒有經過任何關于“教學法”和“教學論”的培訓。尤其是許多年輕教師，特別缺乏德語教學法方面的知識。雖然對德語教師培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開始得到普遍的認同和重視，但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自己的、針對德語教師進行專業培訓的這類機構。一方面德語教師需要“教學論”和“教學法”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中國又缺乏這方面的師資。

目前在德語教師培訓方面，歌德學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歌德學院所做的一切，尤其是所介紹的課堂教學法，有很多都被貼上了“德國制造”的標簽，并沒有過多地考慮中國德語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事實上，德國人的有些教學方式，在中國的課堂教學實踐中，也并非都是適合的。

除了缺乏對德語教師的專業培訓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當前德語教師教學積極性的普遍缺乏。它體現在許多德語專業的教師上課并沒有經過認真的備課，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在一次歌德學院的培訓中，一位德國教師和中國的德語教師討論應該如何上好德語課，教師應該如何備課等等。結果在場的一位中國教師說： “老師，您說的這些其實我們都知道，只是如果我們每次課都像您說的那樣去備課，那我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上其他的課。”他的發言得到了在場所有人的一致認同。因為中國的教師一周都有很多的課，而且有時候還是很多不同的課程，都需要分別備課，如果每門課都如此投入，根本應付不過來。

4.教師的教育理念過于陳舊有的德語教師因為沒有受過專業的教師培訓，所以教育理念比較陳舊，把中學的教育理念用在了大學里，對高校德語學生也推行應試教育。以致他們始終把“專四”和“專八”考試作為他們教學的最終目標，因而忽略了對學生其他方面知識的傳授與能力的培養。

三、建議與對策

作為一名德語教學工作者，不僅需要學習最新的“教學法”和“教育學”理論，還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找到一種適合中國學生的語言教學方法，使我們高校培養出來的德語人才，真正成為這個社會需要與適用的人才。

具體的建議與對策是：

1.由國家教育部門牽頭，組織專門力量，編寫適合我國國情的《德語教學法》和《德語教學論》，改變中國德語教學至今仍沒有整體理論作指導的現狀。

要總結和推廣目前各高校中現有的德語教學經驗，把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創造性與獨立精神，以及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放在德語教學的重要位置上來。在德語課堂教學中，適當促進教與學的互動，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創造性與獨立精神，對現有的德語課堂教學的方法進行必要的改革。

2.目前，教育部外語指導委員會德語分委員會，每年都舉辦一次全國范圍的針對德語青年教師的“教學法”與“教學論”的培訓。這一培訓對于目前我國青年德語教師的教學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如果能在此基礎上，再建立一個專門的教師培訓機構，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長期對德語教師進行全方位的培訓，這樣可以有效地解決德語師資培訓和師資質量提高的問題。

3.德語專業基礎階段的教材編寫應該更加強調其實用性，而提高階段的教材應該更加強調其多樣性。此外，可以充分利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專門編寫一些與多媒體教學相配套的不同類型的適合學生課外自主學習的德語教材。另外，還可以用中文編寫～ 些供德語專業學生學習的、有關德國歷史文化等方面知識的教材或輔助讀物。在教材編寫與出版方面，必須由國家來加大相應的投入，尤其是要資助小語種教材的編寫與出版。

4.制定新的政策，調動一線教師的教學與科研的積極性，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提高教師待遇的同時，加強對教師的考核，不能干好干壞一個樣。要提高教師在教學方面的發言權，學校要真正把教師的教學問題，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上來。要把對教師科研方面的考核，真正落實到教學的實際效果中來。

5.探究式的教學方法固然值得推廣，但并不是所有的課程都適合這種方法，一定要具體課程具體分析，要根據每堂課的教學內容選擇不同的教學方法，以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6.德語“專四”和“專八”考試雖然重要，也確實是考核考查的一種辦法，但它不應該作為德語教師唯～的關注點，并貫穿于整個德語教學的始終。德語教師一定要結合實際情況，把培養社會上真正適用的各類德語人才，作為德語教學的根本出發點。

第四篇：國有煤礦安全管理的癥結與對策

安全是煤礦永恒的主旋律。區隊、班組是實現煤礦安全生產的第一道防線和關鍵所在。就目前國有煤礦區隊、班組安全管理現狀而言，區隊、班組安全管理基礎薄弱是引發安全事故頻發、制約礦井安全生產的關鍵所在。國有煤礦安全管理的癥結

1.1 區隊管理人員缺乏應有的安全責任心

責任心是什么?對于管理人員而言，是一種強制力的內化，在其位，謀其政，做其事，守其規。當外在的義務和規定，真正內化為自己的需要和習慣，才能長久地產生效用。安全管理也是如此，最終的目的是通過計劃、組織、檢查、反思、教育等功能來消除隱患，防止安全事故的發生。但在當前，我們一些管理人員真的盡到安全責任心了嗎?顯然沒有，不然為何現場的事故頻發、“三違”不斷、隱患成堆，部分管理人員對現場存在的問題卻司空見慣、視而不見。我們不禁要問，管理人員下井究竟去干什么?自己的職責是什么?如果連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都搞不明白，他就是一個不稱職的管理干部。個別管理人員下井后不是查隱患，找問題，抓協調，想辦法，而是去揀“芝麻”，丟“西瓜”，使現場問題長期存在，得不到解決。更有甚者，有個別人下井只是為了混指標，發現問題不僅不管不問不制止，而且還縱容包庇違章，走關系、拖人情替違章人員開脫責任；有的管理人員雖然去管去問，但標準不高，工作要求不嚴不細，敷衍塞責，水過地皮濕，既不追求過程的精細，也不管結果的質量，對安全工作的認識還依然停留在以往的層面，導致干部看慣了、職工干慣了，都形成習慣了。這樣的管理何止能防止事故的發生?“安全責任，重于泰山”，有多少管理者真正理解這句話深層次的含義?通過對全國各類安全事故進行剖析，驚人地發現事故的背后普遍是責任心的短缺，“責任追究要有切腹之痛”— 山西朔州細水煤礦“3.19”惡性事故發生后，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嚴肅提出了這一要求。從市長的引咎辭職到省長的記過處分，作為從事煤礦這個高風險行業的管理人員，我們沒有理由在等待觀望、坐而視之。

1.2 班組長現場安全管理的作用發揮不好

班組是實現安全生產的第一道防線，也是現場安全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線。班組長是現場的直接指揮者，也是保證現場安全的決定因素。最近幾年，我礦先后出臺了班組現場安全隱患排查、現場安全保證金、優秀工班長評比等系列制度、辦法，近期又出臺了提高工班長津貼相關規定，加之區隊制定的一些班組管理辦法，對班組管理不可謂不嚴、不可謂不細，對班組長的待遇不可謂不高，但為什么有的班組長卻依然我行我素，天馬行空，在現場不僅不能履行安全第一責任者的職責，而且違章指揮，甚至帶頭違章作業。一次次的安全事故的發生真實地暴露出班組安全管理的問題。首先，班組長“安全第一”的思想還沒有真正地樹立起來，對安全工作的認識依然停留在表層上。其次，區隊對班組長的培養滯后。個別區隊長衡量工班長的唯一標尺是能否完成生產任務，生產現場問題再多不去糾正，工人情緒再大不去理順，上級領導的再三強調不去交代，長此以往，工班長管理水平停滯不前，現場問題成堆，管理混亂。再次，安全管理素質不高。作為一名工班長的根本職責是什么，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上來。有相當一部分工班長在現場不是主動認真排查隱患，不是去管理去協調，而是只顧自己埋頭苦干，至于別人干什么，干的怎樣，現場安全狀況如何，一概不知。公司領導再三強調，要求

正班長抓安全，副班長抓生產，目前有多少工班長能做到這一點呢?

1.3 班組職工安全行為不規范

人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其行為直接決定安全效果。在礦井生產過程中，造成事故多發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物(生產環境)的不安全狀態，一個是人(職工)的不安全行為。物的狀態是被動的，人的行為卻是能動的。分析我礦大大小小的事故，不難發現9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職工不能遵守安全生產規章制度，甚至不服從安全管理，違章作業造成的。更為可怕的是，大量重復的違章組成了事故的鏈條，增加了事故發生的機率。事實一再證明，現場單一隱患的增多和積聚必然導致事故的發生。在看看井下的現場，安全不規范行為處處可見，安全隱患比比皆是，職工安全帽不系帶，無證上崗，施工不戴防護品，迎頭空頂作業，接頂不實，支柱初撐力不夠，絞車纏繩亂等，這些問題看似小問題，如果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事故的發生就再所難免。安全無小事，安全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細節決定成敗，大家還記得去年“12.23”中東井噴事故中，操作工人肖先肅在法庭上曾說：“我在監視屏幕時發現了轉井每起7注鉆灌一次漿，雖然超過了規定，但井隊經常發生這種情況，我認為屬于違章操作，不屬于異常現象，所以沒給領導匯報”。在他看來，違章之事不算異常，可見違規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不違章就不能干活，不違章就完不成生產任務”，這似乎冠冕堂皇地成了違章作業的理由。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其實現場的大部分問題都是很明顯的，往往是“明火”，而不是隱患。問題不是藏的很深，發現不了，也不是困難很大，解決不了，而是我們部分職工惰性思想嚴重，對眼前的問題缺乏較真的精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馬馬乎乎，湊湊乎乎，得過且過，問題積少成多，最終釀成事故。

1.4 班組職工安全素質偏低

職工的安全知識了解多少，安全意識如何，安全生產勞動技能的高低，安全防范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安全生產的可靠程度。許多礦井雖然建礦投產多年，但是仍然有許多班組職工缺乏必要的安全生產知識，靠經驗辦事，做習慣性的誤操作，屬于“經驗型”的人，根本談不上科學的安全管理。幾乎所有的職工都知道“安全”2字的分量，無論誰都不愿意受到事故的傷害和打擊。但為什么事故層出不窮呢?關鍵是安全與生產的關系沒有擺正，對安全工作的認識不到位。換句話說，就是利益的驅動。一位職工說的好：“我下井是為了多掙錢，多拿幾個獎金，如果按照安全規程措施去施工，既麻煩，又多出力”，應該說，這是職工普遍的心態。他們整天想的是如何“多拉快跑”多掙錢，安全意識非常淡薄。工作現場明明有隱患存在，但大家都不去過問和交涉，你能湊合我也能湊合，結果貽害無窮，釀成了許多不該發生的悲劇。這些都說明了班組安全教育針對性差，沒有深入性，沒有在職工腦海深處刻下安全的烙印，班組長、群監網員、青安崗員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2 國有煤礦安全管理的對策

2.1 加強區隊、班組自身建設

積極推行區隊自治、班組自主、個人自律的安全管理模式。要從現場小事、細節抓起，積極推行“職工工作流程描述”、“管理干部現場安全環境描述”和“三違”、隱患每日、每周、每月研究、分析、總結制度。做到每變更一次工作地點，每變更一次工作崗位，工作條件每發生一次較大變化，都要組織一次工作流程或工

作環境描述，讓每名職工對生產現場各個環節、各個細節做到心中有數。進一步完善值班、跟班、安全聯保、現場安全隱患排查等實用性、針對性強的現場安全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安全激勵機制的作用，繼續深入開展以“安全管理零空檔、個人作業零違章、班組現場零隱患、區隊安全零事故”為內容的爭創安全生產“四零”競賽活動和“十佳”工班長、“最佳”工班長評比活動，切實把“以局部保整體、以個人保班組，以班組保區隊、以區隊保全礦”的安全工作思路落到實處。

2.2 規范基層各級人員的安全行為

各級管理干部必須履行本職崗位的安全職責，不斷提高敏銳的安全洞察力和安全技術素質；牢固樹立強烈的安全責任心、責任感和安全憂患意識；做到不違章指揮、不違章作業，并對發現的“三違”現象進行有效制止；不論何時、何地，無論出現何種情況，都堅定不移地做到“3個一切、3個沒有”，即：“一切為了安全，沒有任何借口；一切服從安全，沒有任何借口；一切保證安全，沒有任何借口”。要嚴格落實管理人員安全生產責任制，對那些安全意識淡薄、責任心差的干部堅決給予調整，把安全意識牢固、責任心強的干部選拔上來，為安全生產提供有力的組織保證。要建立健全班組安全管理標準，切實使職工明白什么樣的操作行為是規范的，什么樣的操作行為是不規范的，不規范就要受到處罰。由于考慮到班組作業流動性大，現場條件經常變化，因此，必須建立班組安全管理標準。有完善的班組安全責任制和檢查執行工作落實到人制度。根據班組生產性質不同，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比如：安全隱患排查制度，安全自檢、互檢和定檢制度。設立必要的原始記錄。如：安全學習記錄、隱患排查記錄等。建立巡回檢查制度。明確檢查內容、檢查部位、檢查責任者，并納入考核，獎罰分明。

2.3 強化安全教育培訓

一是要繼續強化安全素質培訓，提高職工安全技能。加強區隊、班組安全技術培訓是礦井安全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安全管理對培訓也很重視，但有明顯的局限性，為培訓而培訓，效果不很理想。因此，在抓區隊、班組安全技術培訓方面，要在主動加強崗前培訓、崗位培訓等常規性教育的同時，要借助安全活動與超常規的安全教育來努力提高職工的整體安全技術素質。積極推行“每日一題”、“每崗一題”、“每月一考”、“現場幫教”等靈活的安全活動，認真學習安全規程、施工措施及法律法規知識，并在重要安全知識方面做反復出題，反復考試，強化職工記憶，提高職工掌握安全知識的整體水平。二是強化安全教育，提高職工意識。應做到3個堅持。①堅持安全教育責任化。要明確班組長為班組生產的第一責任人，全面負責班組安全教育工作，并與其工資、獎金掛鉤。②堅持安全教育科學化。安全教育要有針對性內容，要與典型事故案例相結合，不斷剖析事故根源，做到舉一反三。③堅持8 h之外安全教育。班組長要注意觀察生產中的細節，例如：在生活上，有的職工下班后不好好休息，打牌、酗酒，在上班時無精打采，對安全工作放松了警惕，容易出事故。因此不能忽視對這類職工的教育。

2.4 嚴格落實安全生產責任

落實安全生產責任，是安全生產工作客觀規律的要求。安全生產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只有保證這一系統的每一環節、每一個部位、每一個工種達到本質安全，才能保證整個系統的安全生產。只有嚴格按照安全規程、作業規程、操作規程，按照崗位責任制的規定，上標準崗、干標準活，做好每一項工作才能使安全生產得到保障。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首先要嚴格進行區隊、班組安全考核。包括行政手段的獎懲、經濟手段的獎懲和安全否決制，具有責、權、利緊密結合的特征，對促進區隊、班組安全管理起重要的保證作用。各項考核應實事求是、公開公正，實行公開監督，真正做到這一點，對確保職工的根本利益、人身安全有著特殊的意義。其次，落實好班組長的安全責任。區隊要定期對班組長進行安全考核，對那些不重視安全生產、不能落實安全責任制、班組安全隱患多、“三違”多的，不適合從事班組安全管理的班組長要進行更換，不能留有后患。而造成安全生產事故的責任人，要依據規定追究責任，決不手軟。再次，要強化現場安全監督檢查，抓好安全隱患排查制度的落實工作。區隊長、班組長作為安全生產的第一責任者，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處理好安全與生產的關系，牢固樹立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理念，帶頭堅持按章作業，按規程辦事，杜絕違章作業和違章指揮的發生。3 結語

要抓好煤礦安全生產，必須抓好區隊、班組安全管理，首要任務是充分發揮區隊、班組成員的現場直接把關作用，切實把安全措施落到實處，以個人的安全保證班組的安全，以班組安全保證區隊的安全，以區隊的安全保證礦井的安全。只有如此，才能創建本質安全型礦井，不斷延伸礦井安全生產周期。

第五篇：農民貸款難與農信社難貸款的癥結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隨著農村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對農業生產資金的需求在大幅度地增長，農民“貸款難”問題日益突出。然而，作為農村金融主體力量的農信社，卻出現“難貸款”問題。于是，“農民貸款難，農信社難貸款”成為時下農村金融市場的怪現象。癥結何在，如何解決？農民“貸款難”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農民貸款難是當前農村金融工作中的突出問題。據有關資料表明，去年全國農民來自農信社的農業貸款僅相當于城里人個人住房貸款的一半左右，一些傳統農業大縣竟然有20％左右的村是”零貸款村”。一方面是農村資金需求不斷擴大，而另一方面是農業貸款越來越少。可見，農民貸款難問題已相當嚴重。原因何在呢？

1、農民貸款難并不是農村資金缺乏，而是大量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一些農民稱銀行是“支工不支農、支富不支窮”。由于基層銀行貸款權上收，縣以下營業網點在農村存多貸少；農信社經營困難，往往以農民還款能力差為由，不愿意把錢貸給農民；郵政儲蓄只存不貸，資金大量集中到上面去等。以上種種，造成許多地方60%--70%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業。據統計，1995年以來，某地級市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的數額高達20億元以上，占同期全市農村存款增長總量的66.7%。某縣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去年發放的貸款僅占新增存款的10%左右，絕大多數存款都被城市和非農業抽走。農業作為弱勢產業，不僅沒有得到輸血反而在不斷失血，農民的生產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導致民間借貸活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月息高達３分的高利貸行為，極大地損害了農民利益。

2、貸款手續繁瑣，信貸服務質量差，是造成農民貸款難的直接原因。據反映，有些地方的農村貸款，在各種抵押、擔保、人情貸、腐敗貸等人為關卡林立的情況下，１萬元的貸款額，到手的不到8000元。不少基層干部形象地總結說：“思路是新的，口號是響的，任務是硬的，資金是‘軟’的”。個別的農村基層信用社信貸行為不規范，將大部分農業貸款挪作它用，擠占了農業貸款規模。在一些農村，不少村民由于耕地少、勞動力少，家庭負擔重，貸款后償還能力睿統閃慫降摹靶龐貌緩玫吶┗А保運竊諦龐蒙綹揪痛壞嬌睢Ｔ諳丶督鶉諢怪鴆匠防肱┐寤愫螅┬派韁鸞コ晌┐寤愕奈ㄒ緩戲ń鶉諢梗┟翊畹奈ㄒ徽嬙揪噸揮信┬派紓綣患憂慷耘┬派緄母母錚娣鍍湫糯形┟翊钅鹽侍飩油懷觥?SpANlang=EN-US>

3、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不穩定性，導致農民收入不保證，經常發生“豐產不豐收”的情況，影響農民及時歸還貸款。而目前農信社實行“農戶不歸還原有貸款，不能發放新貸款”的方法，進一步加劇農民“貸款難”的問題。

4、部分農民信用觀念淡薄，經常出現逃廢農信社債務等不良現象，影響農信社的正常信貸工作，也導致農民貸款難。

農信社“難貸款”當前農信社難貸款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農信社放貸能力。如廣東徐聞縣農信社，截至2002年4月30日止，各項存款比年初增加1.23億元人民幣，而貸款比年初只增加0.09億元人民幣，新增貸款額僅占存款總額的7.3%。可見這其中存在很大的信貸空間。那么，農信社為什么會出現“難貸款”的現象呢？

1、農信社不良貸款居高不下，信貸結構調整難度大，成為制約農信社擴大農業貸款投放的主要因素。如廣東徐聞縣農信社，4月末各項貸款余額為4.95億元，其中不良貸款為3.7億元，比例高達74.7%。

2、貸款抵押難，貸款風險責任問題是農信社難貸款的又一重要原因。在農村,辦理貸款抵押十分困難,因為農民沒有房地產權證、固定資產所有權證等抵押物品，根本無法辦理抵押手續。而目前許多農信社都大力提倡貸款追究責任制度，將貸款運用指標分配到各基層農信社的同時，也通過貸款第一責任人制度將貸款責任壓到了每個信貸員身上。因而，為避免出現新的不良貸款現象，信貸員慎之又慎，為求穩而少放貸款以防范風險的作法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3、信貸人員整體狀況不適應當前農村金融發展的要求。由于農信社許多信貸員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質、經營理念等較低，加上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不夠統一，信貸員缺乏放貸的積極性。另外，實行減員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