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坊七巷名人故事

宮巷的沈家大院

福州建城的時間是公元前202年，修建者是越王勾踐的后裔——無諸。

100多年后，西晉戰亂，中原望族衣冠南渡。

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這些貴胄，他們中的一部分來到福州，選在三坊七巷落腳了。當然，那時的三坊七巷還遠遠不是現在的樣子，也就是部分中原大姓的家族聚居點。

福州特色的馬鞍形封火墻

后來經過數百年幾代人的經營，到了唐末，公元十世紀初，福州城已經頗具規模，三坊七巷的坊巷格局在那時初步形成；

宋代三坊七巷完善定型，而且一如既往成為高官顯貴們的住宅區。

歲月更迭，出入坊巷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然而朱門深院，錦衣華服，琴韻書香卻一直流傳下去。

宮巷11號的大房子應該在明嘉靖年間就出現了，因為這樣的雕刻門楣是典型明代建筑的式樣。

1855年，這里迎來了一位新主人，他就是沈葆楨。

宮巷

當時只有35歲的沈葆楨剛剛被破格提升為九江知府。由于為人清正，加上時常接濟親友，沈葆楨并無多少積蓄，據說，他是舉債才購買了這個宅院。

房子裝修好了，父母妻兒都住進去了，沈葆楨卻仍舊遠在江西任職。

1865年，沈葆楨的母親、也是林則徐的妹妹去世了。按照慣例，官員因為父母喪事辭職回鄉守孝，被稱為“丁憂守制”，時間是27個月。然而，當時的沈葆楨已是江西巡撫，身居要職，再加上當時的國情，朝廷只給了他100天的假期。

1866年6月，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

一、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上疏朝廷，建議在福州設立船政局。20天后，朝廷準旨。

9月25日，陜甘等地的回民起義形勢告急，左宗棠接到諭旨要調任陜甘總督。剛剛籌備不久的船政局，面臨無法繼續的危險。

左宗棠想到了沈葆楨。

馬尾船政廠區

母親死后，沈葆楨不是只有100天的假期嗎？百天期滿后，“以孝治天下”的沈葆楨說什么也要在原籍守孝滿27個月，他向朝廷力求繼續辭職在家守孝。

234 去，直伸到海里的樣子。

而那些銹跡斑斑的電纜則成了博物館里的展品，向人們展示著沈葆楨逝去的思想和功績。

從1866年主持船政開始，沈葆楨一直在福州附近工作，因此在宮巷11號，沈葆楨專門設立一個辦公場所。公務繁忙，他究竟有多少時間能怡享天倫呢？

沈葆楨與林普晴夫妻恩愛，沈葆楨當船政大臣時有很多公文，就出自林普晴之手，《清史稿》這樣評價這些公文“一一中條理”。這位名門望族的千金小姐，嫁入貧寒的沈家后，一生追隨丈夫的足跡，相夫教子，伺奉公婆。

人在職場，身不由己，沈葆楨與夫人也是聚少離多吧。他想念妻子，寫下深情的詩句：生生世世許同心，一刻休論十萬金?記否春風乍暖天，蓮花朵朵上吟肩。西窗舊事從頭話，辜負蟾光幾度圓。

沈葆楨深愛著妻子，更關心子孫的成長。無論公務怎樣繁重，他總要抽空親自寫信教導子女。

受當教書先生的父親的影響，沈葆楨極其重視家庭教育。他甚至自己掏錢辦了個私塾，讓所有沈家的親戚都去讀書。而且私塾的氣氛輕松自由，除了典章古籍，孩子們可以博覽群書，自己選擇自己喜愛的東西。沈葆楨的這種思想作為傳統一直被沈家的后人延續下來。

做個讀書人，一直是沈葆楨的理想。

當年，他在家為母守孝，甚至開了一家“一笑來”裱褙店，替人寫字，裝裱，而且樂在其中。

而在他留下的大量家書中，幾乎每封信都囑咐子女要讀書。但是他告訴子女讀書主要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

由于淡泊于做官，1875年，當朝廷任命他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時，他卻再次上書朝廷拒絕。

可是朝廷舍不得他走，“海防要緊，自應迅速到任”。他也只好動身，前往南京。

1877年1月13日，他再次會同李鴻章聯名向清政府重申派遣海軍學生赴法英的建議，兩位封疆大吏的奏折很快得到了批復：準奏。

于是有38名學生從船政學堂畢業生中挑出，在這一年的3月31日啟程出國。這是福建船政局派遣的第一批海軍留學生，也是中國政府公派的首批赴歐留學的“官費留學生”。

在兩江總督任上，沈葆楨呆了四年。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楨給兒孫留下遺囑：叮囑兒孫不要寫任何關于他生平的文字，而他自己的書稿也絕不可印刻發行。

他還告訴兒孫“究竟筆墨是穩善生涯，勿嫌其淡。”

1879年12月，彌留之際的沈葆楨，口述了最后一個奏折，他念念不忘的仍舊三件事：一“鐵甲船不可不辦”，二“倭人萬不可輕視”，三希望皇上“勵精圖治”，匡復大清。

衷心耿耿效力于大清王朝的沈葆楨死了，死在異鄉南京。他的靈柩在這一年底千里迢迢運回福州。

小巷依舊寧靜，沈家大院依舊古樸，他的身影卻永遠消失了。

嚴復與郎官巷

1921年10月3日，一陣陣沉重的喘息聲從郎官巷這所房中傳出。

一位老人在書桌旁艱難寫下遺囑。

他曾積極倡導西學救國，翻譯了《天演論》等8部西方科學著作；現在，他卻告訴兒孫：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郎官巷嚴復故居大門

他曾在報上痛陳鴉片害民，自己卻無奈染上煙癮，現在，他告誡兒孫：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他曾大聲疾呼廢除八股，自己卻四次參加科舉，現在，他寫道：要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24天后，很多中國人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叫嚴復的大學者在他郎官巷的寓所中去世了。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現在的長度最短，只剩一百余米。

宋朝時，一個叫劉濤的人住在這里，他的子孫都是郎官，巷名由此而來。其他六條巷都是筆直的，只有郎官巷是彎曲的，所以，據說當年它的長度列七巷之首。

甲午戰爭后，從郎官巷出去的林旭，與在京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一起參加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行動，要求變法。

1898年9月5日，年僅23歲的林旭被授予四品官銜，協助光緒皇帝處理各種政務。當時光緒的詔書多為林旭所寫。

然而，年輕人的才華還來不及充分被施展，維新變法即告失敗

——光緒被囚，林旭則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處腰斬。

臨刑前，23歲的林旭仰天長嘯：“君子死，正義盡！”然后大笑，聲若洪鐘。

成立伊始的船政學堂

他一截兩斷的身子被縫合起來運回福州，按風俗，這樣的死法絕對不能再回祖居，林旭的靈柩也只好被寄藏在寺廟里。

“建威”號，這是嚴復最初實習的船只，他隨這條船政局自制的船到過香港、新加坡、檳榔嶼等港口。

接著隨“揚武”號抵達過日本的長崎、橫濱等地。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現出別樣的色彩，這是埋頭四書五經中的人絕不可能見識到的。

當然，更大的幸運還在后頭。

1877年，也就是在林旭出生的第三年，嚴復與劉步蟾、薩鎮冰等32位船政學堂畢業生一起去了英國，那年他23歲。

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呈現在嚴復的面前。

19世紀末的英國正值“維多利亞的黃金時代”，舉國上下生機勃勃，巨大的物質財富激蕩著人們的思想活力，達爾文學說和進化論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

在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嚴復仍舊學習軍艦駕駛技術。

毫無疑問，政府為嚴復他們定下的未來身份是軍人，他的同學 劉步蟾、薩鎮冰等人后來成了著名的海軍將領。

嚴復的出生地 陽歧嚴復故居

然而課余之時的嚴復卻十分留心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

他醉心于達爾文、盧梭、赫胥黎等人的著作，還常常獨自一人去聽法庭審判，思考著英國的富強和他們的政治民主法律之間的關系。

在當時的清朝留學生中，嚴復以獨立思考和暢談聞名。滿清駐英公使、洋務派人物郭嵩燾一見便稱奇，兩人迅速成為忘年交，經常在一起討論中西方政治學術的異同。

1880年，從英國回來不到一年，嚴復即被另一個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李鴻章從福建船政招至天津，在他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負責教授洋文并兼管教務。

獲得當時在中國政壇呼風喚雨的李中堂的認同，既有可觀的俸祿，又掌握一定的實權，人生行進到這樣的關口，應該可以開始在事業上大展拳腳，建功立業了。

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嚴復的命運之舟卻突然掉頭，開始向他生前身后最受人爭議的方向行進了。

嚴復初到天津，正是北洋學堂工程啟動階段，李鴻章特意寫信給學堂當時的校長，讓其準許嚴復參與學堂的初期建設、招收學員、制定課程等“一切”事宜。而他的教學能力也得到了李鴻章“造詣精進”的評價。

雖然能力受到認可，但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卻遲遲得不到升遷，思想主張更是難以實施。

為了改變人微言輕的局面，曾經留學西洋的嚴復決定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

1011

這一年的10月27日，他死在郎官巷家中。

死時，這位老人身邊只有二女兒相伴。

在福州這條如今看上去極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國近代一位在思想界產生過極大影響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后的靈魂永遠放進幽靜的郎官巷中。

嚴復留學英國就讀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學校

筆墨文章滿坊巷

文儒坊的這幢房子，一百多年前，曾經遠近聞名。

聞名是因為這個家族自從明嘉靖年間走出第一位進士后，持續若干代，一直在科舉路上凱歌高奏，在清同治、光緒時達到頂峰。那時陳家七個兒子，除第五子早亡，其余六子皆中舉，其中四個進士，三個翰林，長子陳寶琛還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

陳家理所當然成為整個三坊七巷濃濃書香的代言人。

早在陳家六子科甲之前，三坊七巷就聚居了福州乃至福建大部分碩學通儒。

這里曾住著清嘉慶道光時期兩位有名的讀書人，一位是陳壽祺，福建四大書院之一鰲峰書院的院長。陳壽祺走后，房子的主人換成江蘇巡撫梁章鉅。陳寶琛

有趣的是，在鰲峰書院，梁章鉅是陳壽祺的學生，而他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則是清末政壇風云人物，被稱為“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

梁章鉅是林則徐禁煙的堅定支持者和配合人，身后著作70余本，被林則徐贊為 “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

而他平生最愛也是詩書字畫，書生本色，這個面積不大的小園林就是他58歲時的作品。

園林有一個美妙的名字，叫做曼華驚現。在不足100平米的地方，堆山，砌洞，鑿池塘，建小橋，修亭子，還只是半邊亭，然后坐在其中吟誦詩書，如果不是真風雅的讀書人，誰能想出這樣跌宕起伏又風流婉轉的景致呢？

梁章鉅把他的藏書樓稱為“黃樓”。一個姓梁的人，自己掏錢修樓，為什么不叫梁樓而稱“黃樓”呢？

原來是為了紀念唐朝一個叫黃璞的人。

唐末黃巢起義，曾駐扎福州一個多月。

這期間，他做了兩件足以寫進歷史的事：一是在這條巷的巷口 貼安民告示，讓百姓不要慌張，從此巷子就有了這個名字安民巷。福建女子師范學校師生合影 第二是在隊伍經過黃巷時，號令官兵熄滅手中的火炬，放輕腳步，原因是怕驚擾住在這里的大學者、詩人黃璞。

一個令整個盛唐都地動山搖的起義領袖，畢恭畢敬地為一個讀書人熄滅火炬，可以想見黃璞的學識人品。據說，一直到解放初，黃巷內還有一塊石匾，上面寫著“唐黃璞舊居”，可惜后來不知所蹤。

這是目前三坊七巷中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久遠的名人舊跡了。

三坊七巷中另一處至今仍被讀書人津津樂道的舊跡，是光祿坊的 “光祿吟臺”。

“光祿吟臺”這四個豐滿圓潤的字題于1000年前，書寫者是宋朝的福州知州程師孟。

字刻于巨石上。當年程師孟經常在此吟詩賞玩，引得后人紛紛仿效，光祿吟臺也就成為讀書人聚首的好去處。

1833年，林則徐受邀來此放鶴游玩。那時這里已經成為他朋友的私宅。

40多年后，這里的主人變成了沈葆楨的女兒女婿。他們的孩子李宗言兄弟延續了外公熱愛詩書的遺風，就在光祿吟臺組織起詩社來。

詩社共19人，包括后來的《福建通志》總纂、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之一陳衍，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和文學家、翻譯家林紓。

陳承裘故居門上雕刻

他們同陳家的長子陳寶琛一道，從三坊七巷走來，照亮了整個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壇。

林紓出身貧寒，家并不在富貴的三坊七巷，卻常常出入光祿吟臺。

他每月要四五次進詩社作詩，還頻頻向藏書豐富的李家借書，據說，幾年間，他借閱的圖書竟多達三四萬卷以上。林紓后來以文言文翻譯了《茶花女》《霧都孤兒》等兩百多部歐美小說，成為中國介紹西方文學的先驅，是否也受到這個時期大量廣泛的閱讀、還有詩友們經常切磋技藝的影響呢？

而陳衍與鄭孝胥，家都在三坊七巷。

在這座房子里，陳衍一直住到1937年去世。

這個房門已經百年，但其上的雕刻依舊精美異常。

這些鐘鼎禮器代表了那時所有三坊七巷人的人生理想：學而優則仕。

陳家的子孫似乎都是這份理想的堅定執行者。

清朝進士科考三年一次，一次只取三四百人，一省也就二三十而已，一縣還攤不上一人，而一個家庭居然連續進士，甚至同榜進士，的確非同一般。

連高居廟堂之上的皇帝都知道了福州的陳家，親筆題寫了“六子科甲”藍底金字的匾額派人送到陳府。

夏月英是陳家第四代兒媳。

陳承裘故居內部

從1957年開始住進這個大宅院，夏月英就無時無刻不在耳濡目染著這個世代書香之家的特有氣息。

如今，子女早已搬離老坊巷，老人獨自生活在這里。

老人說，住在這里感覺很舒服，很親近，不僅因為坊巷深闊，遠離塵囂，更因為只有在這里，才能依然讓老人感受到祖輩的生活氣息。

夏月英：“一代一代傳下來，陳承裘，陳景亮，陳寶琛，都非常非常樸素，非常樸素，非常克儉，有錢就放在學樓里用。所以都為人，少為自己，這個非常傳統，一代一代教育，都是這樣下來的。”

從恪守詩禮傳統的家庭中走出，滿身書香的陳寶琛就這樣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1882年，就在鄭孝胥考中全省舉人第一名的那一年，陳寶琛出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次年晉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身為書生，直言國事，天經地義。陳寶琛不避權貴，“言人所不敢言”，很快，便與張之洞等人一起成為清流派的代表人物。

1885年，中法海戰，中國戰敗。陳寶琛因薦人不當受到牽連，被朝廷連降五級貶回鄉里。

就在那一年，陳承裘去世。陳寶琛索性借著為父親守孝，辭官 回到福州。

福州鼓山陳寶琛修建的聽水齋

不想這一呆竟有25年之久。

閑賦在家，陳寶琛只能假借吟詩唱和而自遣了。

福州東南風景怡人的鼓山，自此多了陳寶琛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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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甘國寶自己住的房子則在文儒坊28號。

1919年，文儒坊盡頭的福州舊城墻被拆除，新建成的柏油路把文儒坊一截兩斷。

甘國寶故居也只剩下這一堵老墻了。

如果只有歲月的變遷，故居也許不至于損毀得如此嚴重

甘國寶在福建水師提督府留下的石刻 ——

1938年6月，一場百年未遇的大洪水襲擊了福州。

由于靠近護城河，甘國寶故居難逃厄運。

水把甘家大院淹到一米多高，屋倒墻塌，28號甘國寶故居就這樣被水吞沒了。51號祠堂也僅剩后邊的這一座小樓。

大水來了，又走了，城市前進的步履沒有因此停下，一座房子的生命卻戛然而止。

不過，甘國寶的故事卻遠遠沒有隨此終結，他的傳奇人生仍舊持續不斷地在三坊七巷中上演著。

當年甘國寶從文儒坊進進出出，一定經常路過這里。

這是明代抗倭名將張經的老家，就在甘家祠堂51號的斜對面。

嘉靖三十三年，江浙沿海一帶倭寇橫行，時任總督大臣并掛兵

部尚書銜的張經率領江南江北七省軍隊積極抗倭。

第二年，他在俞大猷和盧鏜的配合下，先后在浙江嘉興市北一 閩劇傳統劇目甘國寶與王蓮蓮 帶大破倭寇，被稱為“軍興以來戰功第一”，一時間舉國歡騰。然而，張經卻在這時得罪了相爺嚴嵩。嚴嵩誣告張經，說其實張經完全可以更早一點兒與敵作戰，但他就是遲遲不戰，這不明顯是養寇嘛。

嘉靖很聽嚴嵩的話，張經抗倭大勝那一年的十月，他就在北京被斬首了。京城的百姓不干了——這么能干的大臣，而且還打了大勝戰，卻被殺了！成何體統！于是百姓們集體罷市三天。

皇帝不得已給張經平了反，還重新大修他的墓地。然后重用張經曾經啟用的年輕將領。

這個年輕將領在其后數年間也曾多次入閩抗倭，途經福州時，據說曾在文儒坊閩山巷內暫住。這個年輕將領就是后來同樣戰功卓著的戚繼光。

當一身好武藝的甘國寶在悠悠老巷中揮動拳腳時，張經和戚繼光的身影是否曾一次又一次疊現于他的眼前？像前輩一樣肩擔道義成就大業的想法是否曾經激蕩過他的心胸？

從乾隆二十年開始，甘國寶相繼任貴州威寧、浙江溫州、閩粵南澳總兵，開始了他為國效力的人生歷程。

這里是福建水師提督府舊址。這兩個大字就是甘國寶在福建水師提督任上留下的。

歷數甘國寶所有的提督頭銜，并沒有一個“九門提督”——看來，那也僅僅是老百姓的又一個美好心愿吧。

這是甘國寶的畫作。

它不是用毛筆、而是用手指畫的。

虎將甘國寶所畫的‘指虎’形態各異，走著的、臥著的、上山 虎、下山虎，都能‘傳其威鷙之神’，栩栩如生。

文儒坊坊口

現在仍然居住在51號大院的甘家第六代兒媳茹曼真，還清楚地記得姐姐當年看到紙虎畫的感受。

紙虎畫，白虎星下凡，虎將，這一切，都隨著時光遠去了。

如今，在經受過洪水洗禮、歲月磨難的老屋中，生活在此的甘家后人也只有這個70歲的老人了。

戎馬一生的甘國寶的真實性情也隨著老屋的倒塌而漸行漸遠，老百姓記下的只有舞臺上的這個戲劇形象。

三坊七巷中有過無數巨商富賈達官名儒，卻只有甘國寶被涂抹了層層油彩。

他的走投無路窘迫難堪，他的峰回路轉柳暗花明，他的功成名就揚眉吐氣，一切都煞有介事地鋪敘著。

據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福州曾出現兩三個戲班競相選用名角演出《甘國寶》賽戲的場面。

八十年代中期，連江縣閩劇團編演的《甘國寶》，轟動一時，在福州五區八縣連續上演一千多場，場場爆滿。

在戲里，甘國寶栩栩如生，人們竭盡想象將一個“浪子回頭金 不換”的故事演繹得淋漓盡致跌宕起伏，可是關于他的真實故事卻零星而破碎，沒有多少完整具體的記載。衣錦坊

1776年，他出巡閩地八府，途經泉州府時忽染重病而逝，終年67歲。

染什么病？不知道。據說尸骨從泉州運回后，葬在福州北郊外的貓兒山。但究竟在貓兒山上具體何處？還是不知道。甚至連家族有過怎樣的悲歡情節，婚戀的花燭何時點燃？子孫的繁衍是密是疏？這一切，也都很難說得清。

甘國寶死后兩百多年，2003年8月，福建成立了關于他的研究會，9月，臺灣也相應成立了“甘國寶歷史文化研究會”。

楊橋巷17號

一百年前，這里還只是一條小巷。

民國初期，它被人們從楊橋巷改造成了楊橋路。

在繁華與時尚的日益變遷中，17號林覺民故居還是頑強地堅守了下來。

它古樸的朱門灰瓦曲線山墻雖然有些異樣，卻仍然在訴說著這個老屋曾經見證過的滄桑往事。

老屋據說建于清中葉，最初的主人是誰無從知曉。往上查，只有一個別號叫崧甫的男人，他是林覺民的曾祖父。

世事更迭，崧甫究竟是一介書生還是一員官宦？如今都沒人知道了，除了這幢房子，時光吞沒了他的一切。

然而，或許他自己都不曾料到，由他的血脈繁衍下去的后代子孫，竟一個接一個凸起，在歷史的星空中大放光華。

林長民，崧甫的曾孫，林覺民的堂兄。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回國后，成為名噪一時的文人逸士。1921年，林長民曾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世界國聯總會。

他的女兒林徽因更是才情蓋世，風華絕代，雙腳橫跨文學與建筑界——你是春，是暖，是燕子在梁間呢喃，她的詩句，她的建筑就如同她的人生，玲瓏剔透，至今光彩熠熠。

林覺民在三坊七巷的故居與嚴復故居相隔不遠。1887年，當嚴復準備參加第二次科舉考試時，林覺民出生在這里。

林覺民的父親林孝穎其實是他的叔父。

林孝穎考中秀才后，被逼與黃氏成婚。他不喜歡黃氏，結婚時連洞房都沒進，因此二人沒有生育。林孝穎的哥哥憐

林覺民的堂哥林長民及其女兒林徽因 恤黃氏孤單，就把自己的兒子林覺民過繼給林孝穎和黃氏。

在楊橋巷17號家中，林孝穎親自教導林覺民讀書。

林孝穎相信，以兒子的才智，科舉及第光宗耀祖是遲早的事。

可是，當13歲的林覺民在父親的逼迫下參加童生考試時，卻揮筆寫下“少年不望萬戶侯”，第一個走出了考場。

這所福建省第一流的中學，最早是福建著名的鰲峰書院，1902年，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陳寶琛在家鄉興辦新學，將其改為全閩大學堂。

陳寶琛很賞識林孝穎的詩文才學，將他聘為全閩大學堂的國文教師。已經15歲的林覺民此時徹底擺脫科舉，隨父進入這所新式學堂學習。

在這里，各種新思想新學說風起云涌紛至沓來，將林覺民年輕的心靈浸潤著。

而校外，垂暮的大清帝國正在各種屈辱壓抑的條約下生存，呼吸艱難而沉重。

林覺民于是給自己取了一個號叫“抖飛”。他大概希望自己能夠像大鵬一樣，抖動翅膀直飛沖天；他或許更渴望能在危難關頭為祖國做些什么。

現在這處人聲鼎沸的繁華之地曾經是一座古廟。100年前，一群青年學生經常在這里進進出出——因為那時這里多了一個青年愛國社。

林覺民夫婦臥室《與妻書》中提到的臥室

林覺民曾在這里做過一場演講，題目是《挽救垂危之中國》。

動情處，林覺民拍案捶胸聲淚俱下，聽講者無不為之動容。

全閩大學堂一個學監也夾在其中，聽后悄然感嘆：“亡大清者，必此輩也！”

這個已經住滿了人家的宅院，當年也是林覺民常來之地。

他在這里創設閱報所，擺上《醒獅》、《警世鐘》等革命進步書刊。

革命的理念甚至還被林覺民帶進了楊橋巷17號的老宅中，在他的操辦下，一個別開生面的女學正悄然在家興起。

林孝穎覺察到兒子的離經叛道。1907年，他決定讓林覺民離開家，離開新婚僅兩年的妻子，東渡日本自費留學。

櫻花浪漫的異國，此時正聚集著一大群憂國憂民的血性男兒，他們為之牽腸掛肚的，無時不是自己祖國的凄風苦雨。

為首的人叫孫中山，他領導的組織叫同盟會。

林覺民到日本不久就加入同盟會。

他到各處演說，語言與神態都極具感染力，被人形容為：“顧盼生姿，指陳透徹，一座為傾”。

除了說，他還寫。《論立憲與教育之關系》、《論今日人心宜

重古道》一篇篇檄文在他的筆下汩汩流出。

林覺民故居

少年不望萬戶侯，他要望的東西，直到此時才真正清晰而徹底地升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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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林覺民，林文與林尹民還都尚未結婚。

在這次起義中，還犧牲了很多年輕的生命，但卻只有72具烈士遺骸被人從荒野中收集起來，合葬于廣州北郊白云山南簏的黃花崗。黃花崗原名紅花崗，為了紀念這些忠勇犧牲的革命者而改名黃花崗，因為黃花就是菊花，象 征著節烈。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福州人占了十九位，還有一種說法是24位。

林覺民在日本參加同盟會時寫下的文章

而實際上，在起義中倒下的福州人又何止這些，留下影像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這就是那封幾乎很多人都熟悉的《與妻書》。

1911年4月24日深夜，廣州起義的前三天，林覺民在香港濱江樓挑燈寫下了它。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為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陰間一鬼。”

24歲的林覺民，人生的畫卷才徐徐展開，生命的滋味還遠未嘗透，此時突然站到了生與死的邊緣，卻仍然可以從容不迫地抒寫如此從容鎮定的文字，究竟需要多大的胸懷，才能做到這般的心靜如水？

生活在現在的孩子們，已經很難想象林覺民所處的時代了。

今天，在古老的三坊七巷里，他們可以在陽光下自由地穿梭，暢快地玩耍，純真的笑臉在巷里巷外流淌，這也許就是林覺民他們拼卻青春和生命希望換取的理想生活場景吧。

今天，他的理想變成了現實，可是，100年前，當他勇于就死時，留給妻子和家人的卻是揮之不去的傷痛。

林覺民在廣州被殺時，他的岳父陳元凱恰好正在廣州任職，為避免清政府滿門抄斬，他托人連夜趕到福州報信，讓女兒陳意映火速逃離。

楊橋巷17號，這個在林覺民筆下充滿溫馨回憶的后街之屋，也一定讓陳意映難以割舍吧。

初婚三四個月，她和丈夫漫步庭院無話不談，無情不訴；

丈夫在日本參加革命，陳意映給予了默默的理解和支持；

丈夫從日本歸來，陳意映請求林覺民如若遠行就將她帶上，無論生死都愿相隨??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要拋卻了。

《與妻書》原件

陳意映賣掉祖屋，拖著8個月的身孕領著一家大小倉皇搬到光

照片上這個小姑娘叫林蘭，是林仲新的大女兒。

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的林蘭正在新式的樓房中享受著三口之家其樂融融的生活。

林蘭的家離三坊七巷的祖居并不遠，只有十分鐘的車路。只不過，古老的坊巷生活已被現代家居所取代了。

林蘭長的和祖父非常相像,但她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

對林蘭而言，祖輩的故事已遠去，她更愿意珍惜和享受的是眼前的幸福生活。

林蘭也在三坊七巷長大，而她的媽媽劉文業就是民國時期福州著名實業家族——電光劉家的后人。

坊里流金巷是銀

1911年，當辛亥革命的炮火正在廣州城隆隆作響時，福州城內的三坊七巷也悄悄迎來了一次生活上的變革。

幾根電纜通到巷子里，一盞盞電燈照亮了這些大宅院。

其中當然包括宮巷的劉家，因為劉家正是當時整個福州電力的輸送者。

商賈云集的古老坊巷從此迎來了新的工商業形態。程家小院

三坊七巷之所以在建筑布局上被人們津津樂道，最大的奧妙就在于這條街。

這條街叫南后街，位于整個三坊七巷大格局的中間，它的西邊是三坊，東邊是七巷。而它自己，則曾是一條熱鬧的文化商業街。

“正陽門外琉璃廠，衣錦坊前南后街”。這是清末一位詩人對它的描述。

據說舊時福州許多著名老字號都出在三坊七巷。

俯瞰三坊七巷

除了這種與讀書作畫相關的行當，南后街最美麗的傳統商品就要數花燈了。

福州花燈早在唐代就已聞名全國。宋代，在杭州舉行的燈賽上，福州花燈與蘇州花燈并列被評為上品。而福州人用壽山石磨制而成的花燈則被送往宮中成為貢品。

福州習俗，農歷新年開市賣燈。

女作家冰心這樣回憶：“我們老家在福州南后街，那條街從來就是燈市。燈節之前，就已是‘花市燈如晝’了，燈月交輝，街上的人流徹夜不絕。”

鼎盛時期，南后街容不下太多商家，衣錦坊以北的水流灣就成了南后街的延續。而在水流灣不到半華里的地方，竟然聚集了60多家家具店。

歐陽家大院

南后街北端的楊橋巷，現在成了楊橋路。除了古老的雙拋橋，很多老宅都變成了高樓，其中包括乾隆年間福州脫胎漆器的創始人沈紹安，他家就住在楊橋巷，而他的漆器店曾經就開在古橋旁邊。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沈紹安發明的傳統工藝——脫胎漆器的生產，師傅正在給打磨好的漆器繪制圖案。

福州的脫胎漆器與北京的景泰藍、景德鎮的陶瓷并稱中國工藝三寶。

關于他的發明有許多說法，其中一種是有一次他去官府修理金字匾額，發現匾額的字跡已經脫落退色，但里面用布裱著的一層卻堅固如新——這給了他靈感，他由此用漆和布為原料、采用類似裱褙的方法發明了脫胎漆器。

由于輕巧耐用，沈紹安的脫胎漆器在福州廣受歡迎。

沈家的漆器傳到了第六代沈正恂手里，一個叫徐世林的人喜歡他的漆器，買了很多回到京城獻給慈禧太后，沒想到老佛爺竟愛不釋手，大喜之下按照西洋做法賞給沈正恂頭等商勛，四品頂戴。

后來沈家的脫胎漆器在多次在法國巴黎、美國芝加哥等萬國博覽會上捧回金獎，從此遠銷歐美等國，聲聞海內外。

20世紀初，當沈紹安的脫胎漆器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上吸引眾多洋人的目光時，遠在福州的三坊七巷，一個經歷過多次經營失敗，最終擁有雄厚財產的家族也把眼光放到了西方模式的新型工業公司上。

歐陽家花廳

福州最著名的人物要數林則徐了。林則徐自己并不住在三坊七巷，但他與三坊七巷的關系卻非常密切，尤其是宮巷。

這里住著他的三兒子林聰彝，二女婿沈葆楨，還有大女婿劉齊衘。

這就是劉齊衘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1837年，當身為湖廣總督的林則徐將長女林塵譚許配給劉齊衘時，他僅僅還是一介書生。四年后，他便和哥哥一道雙雙高中進士，成為轟動一時的一胎同榜兩進士。

金榜題名后，劉齊衘在仕途上一路順暢，戶部主事、陜西布政使、浙江按察使、河南巡撫，20多年間，劉齊銜步步高升。

劉齊衘將自己的俸祿陸續寄回家中，在福州城開了三家當鋪，又買下幾處房產和幾百畝地出租，獲取了高額利潤。

劉齊衘可謂長袖善舞，在官場和商場兩處春風得意。

死后，他將自己的身軀埋進了幽靜清爽的森林公園，而將自己20年所得全部俸祿共10萬銀元、還有精明的商業頭腦全部留給了子孫。

按照老百姓的說法，劉家祖墳占全了好風水的所有因素——背靠北峰，面朝八一水庫，還能依稀俯瞰整個福州城。

據說劉家人找了三年，才尋得這樣一處好墓地。

歐陽家花廳

1890年，劉齊銜的兒子們開始初次創業。

由于缺乏經驗，他們的創業很快就失敗了。

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們的下一代在創業這條充滿誘惑的路上繼續冒險。

父輩們的失敗經歷則成了一次重要嘗試，拉開劉家工業發家史的序幕。

繼劉家首次創業失敗后，劉齊銜的孫子們陸續從國外留學歸來。

他們開始商量要在商業領域繼續嘗試，可是該從哪里入手？

20世紀初，以棉紡織為核心的輕工業已經開始慢慢進入中國社會，劉家是否也要進軍這一行業呢？

輕工業和公共事業行不通，劉家兄弟于是想到了電。電雖然是新鮮事物，但卻有著人人都會需要的趨勢，發展潛力不可預估。

1910年，留氏兄弟以爺爺劉齊銜留下的銀兩為基礎，一口氣將

一年前剛開辦就因資金不足、設備殘缺而難以為繼的耀華電燈公司買下，創辦了福州電氣公司。

1911年，福州電氣公司正式向全城供電，三坊七巷自然是最早

的受益者。

清末福州南門一帶舊影

當明晃晃的電燈照亮了古老坊巷時，劉家又看中了一個新鮮事物——電話。

1912年，劉氏家族再度控股福建電話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就設在塔巷。

這是福建電話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伊始制定的章程，共有28條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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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被廢棄多年，從這些精致的座椅、古樸的窗欞中，依然可以讓人想到這里曾經的絲竹悅耳，熱鬧喧嘩。

這幾扇大門都是用楠木、紅木細細雕鑿而成的，門上甚至還鑲入100多幅由黃楊木樹根雕刻的花鳥圖案。

更令人叫絕的是，這些小雕刻還可以隨意被拆卸下來，以便清潔。

當然，現在，這也為一些慕名前來參觀的旅游者順手牽羊提供了便利。

房子雖不是歐陽賓親手修建，但在年復一年細致周到的翻修維護中，他的汗水已經滲進這里的每一個角落。

上世紀30年代左右，歐陽家的商業經營接連遭遇不測。錢莊倒閉，百貨經營還不景氣，欠了一大筆債，歐陽賓不得不把這座大院典當出去。

房子的再度回歸讓歐陽賓興奮不已，也讓歐陽后人永遠記住了歐陽勣。1926年，歐陽賓臨終前，執意做了一件事：給14個兒子一一指定了居住的房間。

而且，他留下話：房子只許住，不許租，更不許賣。

他的后人記住了這句話。除解放初期廳堂曾成為省軍區被服加工廠車間外，其余的時間里，沒有任何一個外人被安頓到這個屋檐下。

年近70的歐陽彤老人是歐陽賓的孫女，1948年，天津長大的她第一次來到這里，被四伯父歐陽勣安排住在花廳。現在，老人再度離開三坊七巷，住進了女兒家的樓房。然而每隔上一段時間她還會回來，整理整理這里的衛生。

歐陽氏人盡力地維護了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和生活習慣。每次外出，都要在大門口把寫著自己名字的門牌翻過來；回到家里，就把門牌扣回去。這樣，夜晚關大門的人就能判斷出是否還有家人沒有回來，是否還需要留門。

也是因為堅持了相對獨立，這座小院也完好地被保留下來。雖然比不上三坊七巷里其他豪宅的氣派，這里卻也自有一番悠然閑在的生活景致。

有陽光，有淡淡的木香，還有花卉，貼近自然遠離塵囂，這樣的心境恐怕是三坊七巷的傳統生活賜予現代人最好的禮物吧。

其實三坊七巷里很多大宅院舊有的主人故事，都已經隨著時光的流逝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外，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生活情趣，我們或許只能經由這樣的想象，才能略感一二。

這些宅院的主人中有多少商人呢？沒有人做過具體的統計，不過，許多我們現在知道的名人故居以前都曾住過商人，比如沈葆楨故居。

歲月悠悠，坊巷老去；曾經回蕩在坊巷上空的福州話的叫賣聲也慢慢走遠；

一同遠去的，當然還有賣線面的小販晃晃悠悠的身影還有他叮叮當當的敲竹板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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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坊七巷故事

宮巷的沈家大院

1866年初秋，朝廷一品大員左宗棠來到宮巷11號大院的門口。為了他一手設立的福州船政局，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光顧這里。在左宗棠心目中，只有住在這里的主人才有資格接替他擔負起船政的大任。其時，宮巷11號的主人就是清末重臣沈葆楨……

1866年6月，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

一、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在福州設立了船政局。9月25日，陜甘等地的回民起義突然形勢告急，左宗棠接諭旨調任陜甘總督。剛剛籌備不久的船政局面臨無法繼續的危險。左宗棠想到了沈葆楨。

1865年，沈葆楨的母親、也是林則徐的妹妹去世了。按照慣例，官員因為父母喪事辭職回鄉守孝，被稱為“丁憂守制”，時間是27個月。然而，當時的沈葆楨已是江西巡撫，身居要職，再加上當時的國情，朝廷只給了他100天的假期。但沈葆楨堅決要求守滿27個月。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外甥。沈葆楨13歲時就讀于林則徐家中，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看中這個小外甥日后必成大器，因此親自做主，定下了自己最鐘愛的二女兒林普晴與沈葆楨的婚事。沈葆楨實在不想丁憂期間出任公職，然而左宗棠的決心更大，他直接上疏朝廷力薦沈葆楨。沈葆楨這才不得不在居喪期間出任“馬尾船政大臣”。1866年12月23日，福建船政主體工程在馬尾全面動工。

“揚武”號巡洋艦，福建船政第一艘完全自產的大型遠航巡洋艦下水時，兩岸無聲，大家屏息靜氣，眼睛隨著“揚武”號輪下的波濤轉動。直到“揚武”號安全靠岸，人群才響起歡呼聲---這意味著中國在裝備上已經具備了與國外先進國家抗衡的實力!在沈葆楨主持船政的8年多時間里，共有5艘商船和11艘兵艦成功下水。船廠由最初的200畝地發展到600多畝，擁有包括造船、駕駛等30多個工廠，3000多工人。在他手中生產出來的輪船，后來裝備起了中國第一支海軍艦隊。在他手中培養的船政學生，后來成為中國海軍甚至是社會其他領域的中堅力量，影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比如鄧世昌、劉步蟾、薩鎮冰、林永升、林增泰等海軍艦長，晚清外交官陳季同被認為是當時歐洲最有影響的中國人，他將《紅樓夢》、《聊齋志異》譯成法文，還有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等。那時的馬尾造船廠，據說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新型造船廠。

1874年5月，11艘日本兵艦，載著3500名士兵開到臺灣，殺人搶物。其時“臺地千余里竟無一炮”，只能任由日本兵踐踏。5月29日，清政府急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臺灣海防。54歲的沈葆楨率領船政生產的船只開赴臺灣，做好了與日本作戰的一切準備。針對臺灣問題，沈葆楨站在未來的高度，提出了四點以外交和實力相結合的對日斗爭方針：一聯外交，獲得國際同情；二儲利器；三儲人才，做好準備；四通消息，取得長遠便利。

1874年12月20日，日軍全部退出臺灣，沈葆楨卻沒有走，他上奏朝廷，建議開發臺灣。沈葆楨為開發臺灣付出了極大的艱辛和熱忱，使得清政府的政策從以防內為主轉到以防外為主，奠定了今天臺灣發展的基礎。

至今臺灣對沈葆楨一直眷眷難忘，在臺灣島很容易就能找到沈大人的遺跡。

從1866年主持船政開始，沈葆楨一直在福州附近公干，因此在宮巷11號，他還專門設立了一個辦公場所。沈葆楨與林普晴夫妻恩愛，他當船政大臣時有很多公文，就出自林普晴之手。這位名門望族的千金小姐，嫁入貧寒的沈家后，一生追隨丈夫的足跡，相夫教子，伺奉公婆。1875年，朝廷任命沈葆楨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時，他卻再次上書拒絕。他擔心已經病痛纏身的自己是否能肩負如此重任。而且他想家，想念天倫之樂。可是朝廷催促緊迫，“海防要緊，自應迅速到任”。沈葆楨只好動身，前往南京。

1877年1月13日，他再次會同李鴻章聯名奏請清政府派遣海軍學生赴法英，于是這一年的3月31日，38名船政畢業生啟程出國。這是中國政府公派的首批赴歐留學的“官費留學生”。在兩江總督任上，沈葆楨呆了4年。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楨給兒孫留下遺囑：叮囑兒孫不要寫任何關于他生平的文字，而他自己的書稿也絕不可印刻發行。他還告訴兒孫：“究竟筆墨是穩善生涯，勿嫌其淡。”

衷心耿耿效力于大清王朝的沈葆楨死在異鄉南京。他的靈柩在這一年底千里迢迢運回福州，葬在福州西郊梅亭麓山。●嚴復與郎官巷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現在的長度最短，只剩100多米。據說當年它的長度列七巷之首。1921年9月3日，大學者嚴復在郎官巷自己的寓所寫下了遺囑。54天后，嚴復去世。

其實，這只是嚴復晚年的住處，他的老家在福州郊外的陽岐村。嚴復從小入私塾讀古文，14歲那年，父親染病去世，家境變得困難，只好中斷了走學優致仕的道路。1866年，像當時許多貧家子弟一樣，嚴復報考了福州船政學堂，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經過5年的學習，嚴復1871年又以最優等的成績從船政學堂畢業，然后很自然地登上那時還是稀罕物的船艦。

1877年，嚴復與劉步蟾、薩鎮冰等38位船政學堂畢業生一起去了英國，那一年他只有23歲。1880年，從英國回來不到一年，嚴復即被另一個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李鴻章招至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其教學能力得到李鴻章“造詣精進”的評價。雖然能力受到認可，但由于沒有科舉的正途出身，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遲遲得不到升遷，思想主張難以實施。

中國傳統社會有句老話叫“學而優則仕”，嚴復雖然到國外留過學，但沒有科舉的正途出身，所以被人看做是野狐蟬，不正統。為改變人微言輕的局面，這位曾大聲疾呼廢除八股、又留學西洋的大學者決定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

然而，嚴復的四次科舉考試，均以失敗告終。直到1894年中日海上發生的那場惡戰--甲午戰爭，徹底讓嚴復清醒了。從那以后，他從八股文中解脫出來，像一名斗士一樣躍上戰場。1897年，一個注定要影響幾代中國人思想發展的文化巨著--《天演論》破繭而出。該著作一經發表，便迅速在維新人物中間流傳，乃至整個中國近代社會都彌漫著嚴復《天演論》的思想。

《天演論》之后，嚴復又馬不停蹄地翻譯了另外7本西方著作。這些書令嚴復聲名鵲起，沒有人能夠忽視他，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滿清王朝的皇帝。

清朝覆滅，民國成立。1913年，袁世凱指使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鼓吹反對共和，恢復帝制。楊度三次走訪嚴復，邀他做發起人。8月，“籌安會”成立，嚴復名列第三，成為“籌安六君子”之一。對此，嚴復沒有申明反對。

嚴復跟袁世凱之間的瓜葛很復雜，他跟袁世凱相識近30年，袁對嚴復比較賞識。辛亥革命后，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為著這份舊情，嚴復把袁世凱親信送來的4萬元支票退還，沒有參與籌安會的活動，卻又對未經他同意就被人冒列籌安會一事三緘其口。這成了嚴復繼參加科舉之后又一件令人唏噓的事。

1918年12月9日，嚴復回到了福州。他想在晚年時候落葉歸根，于是選擇了福州。福建省督軍李厚基則非常有眼色地為他奉上了郎官巷的房子。

當時嚴復已經60多歲了，身體狀況非常糟糕。為了減輕病痛，醫生給他開了“特效藥”，他病不擇醫，一口吞下，誰知竟是鴉片，而且一次成癮，病情更是每況愈下。

1921年的10月27日，嚴復死在郎官巷家中。其墓志銘由他的好友、兒媳林慕蘭的舅舅陳寶琛所寫。●筆墨文章滿坊巷 文儒坊的陳承裘故居，100多年前，曾經遠近聞名。聞名是因為這個家族自從明嘉靖年間走出第一位進士后，持續若干代，一直在科舉路上凱歌高奏，并在清同治、光緒時達到頂峰。那時陳家七個兒子，除第五子早亡，其余六子皆中舉，其中四個進士，三個翰林，陳家理所當然成為整個三坊七巷濃濃書香的代言人。

早在陳家六子科甲之前，三坊七巷就聚居了福州乃至福建大部分碩學通儒。這里曾住著清嘉慶道光時期兩位有名的讀書人，其中一位是陳壽祺，福建四大書院之一鰲峰書院的院長。陳壽祺走后，房子的主人換成江蘇巡撫梁章鉅。

有趣的是，在鰲峰書院，梁章鉅是陳壽祺的學生，而他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則是清末政壇風云人物，被稱為“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梁章鉅身后著作70余本，被林則徐贊為“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

40多年后，這里的主人變成了沈葆楨的女兒女婿。他們的孩子李宗言兄弟延續了外公熱愛詩書的遺風，組織了詩社。詩社共19人，包括后來的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和文學家、翻譯家林紓。他們同陳家長子陳寶琛一道，從三坊七巷走來，照亮了整個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壇。鄭孝胥13歲時，背誦四書五經流暢得如瓶中瀉水；22歲高中福建省舉人考試第一名，31歲隨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出使日本，并在駐日使館留任。

1895年11月，從日本回國后，35歲的鄭孝胥馬上被兩江總督張之洞召為幕僚，參與策劃了那期間張之洞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1923年，鄭孝胥入宮成為溥儀的老師，被任命為總管內務大臣。此時的鄭孝胥以干練著稱，他為沒落的清廷處理了東陵盜寶和淑妃離婚兩件棘手大事，深得溥儀信任。

在三坊七巷，除了鄭孝胥，還有一人也曾擔任皇帝的老師，他便是陳家的長子陳寶琛。陳寶琛的曾祖父陳若霖，乾隆年間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祖父陳景亮，道光年間進士，官至云南布政使；父親陳承裘，咸豐時進士，入選翰林。陳寶琛自己則在1868年20歲時成為進士。

其后，陳寶琛的5個弟弟先后考中舉人、進士；陳家成了聲貫鄉里的名門望族。1890年，因為有兩個兄弟同時出現在金榜上，陳家再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1882年，就在鄭孝胥考中全省舉人第一名的那一年，陳寶琛出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次年晉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1885年，中法海戰，中國戰敗。陳寶琛因薦人不當受到牽連，被朝廷連降五級貶回鄉里。就在那一年，陳寶琛的父親陳承裘去世。他索性借著為父親守孝的理由，辭官回到福州。不想這一呆竟有25年之久。

25年光陰飛速流逝。1909年，61歲的陳寶琛終于再次被重新起用。兩年后，他成為小皇帝溥儀的“老師”。皇帝很喜歡這位須發花白的老者。辛亥革命以后，他以帝師的身份，追隨溥儀，謀求復辟。

1935年，拒絕高官厚祿的陳寶琛遠離他的皇帝，帶著他略帶感傷又別具一格的詩華，獨自在北京辭世。義軍滅炬過黃巷 官桂銓

曹州人黃巢（？-884）于唐僖宗乾符中響應王仙芝反唐，后王仙芝敗亡，黃巢被推為首領，號沖天大將軍。攻掠州郡，奪取洛陽，破潼關，進陷京都。唐僖宗逃往蜀中，黃巢稱帝，國號大齊。

唐乾符六年（879年），黃巢率軍南下，進入福建，曾駐兵福州北峰，此地因此名“黃巢寨”。黃巢軍隊到達福州城內，路經古老的黃巷。黃巷因碩儒黃璞（字德溫）年少即善作詩，而傳誦一時。黃巢士兵來到黃巷，黃璞依然書聲瑯瑯，嘯傲自如。黃巢得知，對這位讀書人肅然起敬，告誡兵士說：“此儒者之宅，勿毀屋傷人也。”并立即傳諭兵士，將手中的火炬一律熄滅后通過黃巷。黃璞故居先后為清代名臣兼大學者梁章矩、琉球國冊封使趙新等名人居住，現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劉崇佑三伸大義 中 青

劉崇佑，福州侯官人，祖居光祿坊，從其祖父劉齊銜起，移居宮巷。劉崇佑早年辦學、從政。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他見國事日非，退出政界，專任律師，并兼主持《北京晨報》。他為人正直，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正義感，曾三次伸張正義，營救愛國者。第一次，民國八年（1919年5月）爆發“五四”運動，軍閥當局鎮壓學生運動，逮捕大批學生。為維護民族大義，劉崇佑替北京大學學生辯護并獲勝，北大以千人名義贈予大銀杯留念。第二次，民國九年（1920）“一·二九”慘案中，天津南開大學周恩來等進步學生被囚半年，經劉崇佑等大力營救出獄。第三次，抗日戰爭初，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等“七君子”，因致力抗日救國運動，而被國民黨當局囚禁于蘇州監獄，劉崇佑親任律師團首席辯護人，出庭護辯，為世人所欽。特別是民國九年“一·二九”慘案中，天津南開大學進步學生周恩來、于方舟、郭隆真、張若茗等4人，因投身學生運動，被警察囚禁。他們素聞劉崇佑堅持真理，主張法治，在獄中由周恩來執筆聯名寫信給劉，提供真實情況，請求代為辯護。劉崇佑義不容辭，奔走呼號。直至當年7月，在獄中斗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天津地方審判廳被迫公開審理。法庭審理三天，庭內外數百人旁聽。周恩來等大義凜然，在庭上據理駁斥，劉崇佑起而辯護。他銀髯垂胸，風度瀟灑，雙眸炯炯，慷慨陳詞：“愛國救國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壯舉，根本談不上觸犯刑律。”他的目光橫掃一下法官，諷刺地說：“如果政府認為他們觸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聽眾哄堂大笑，法官們如坐針氈，無地自容。最后不得已，法庭于7月18日以所謂“妨礙安全”等罪名判處周恩來等有期徒刑2個月，因實際羈押期大大超過，故當場釋放。當天，天津各界分乘9輛彩車前往迎接周恩來等人。天津學生會特贈送劉崇佑一個景泰藍大花瓶。從此，劉崇佑同周恩來結下了革命友誼。才女名士共流連 林 怡

光祿吟臺，在“光祿坊”中。此地自宋以來，就是歷代名士顯宦、才女佳人雅聚吟詠的佳麗地。宋熙寧元年（1068），名宦程師孟以光祿卿、直昭文館的身份出任福州郡守，閑暇時常到法祥院游覽。院內有小山包隆起，幾塊巨石長三丈，曲如尺，因此又被稱為“玉尺山”。巨石下是一汪水潭。程師孟喜歡登上巨石吟詩唱和。1070年6月，程師孟移知廣州前，把他題寫的“光祿吟臺”四個徑長各1米的篆字刻于巨石上。程師孟為此賦詩道：“永日清陰喜獨來，野僧題石作吟臺。無詩可比顏光祿，每憶登臨卻自回。”此后，這片原名“閩山”的街坊就改稱“光祿坊”。

更有意思的是，不但名士顯宦常盤桓流連于光祿坊和“光祿吟臺”，就連深閨名媛也對此地情有獨鐘。著名福州才女、中國第一個女翻譯家薛紹徽就常游吟于此。薛紹徽在“光祿吟臺”附近的烏石山麓構樓讀書，號為“黛韻樓”。她有詩詠《玉尺山》道：“玉尺量才是婉兒，蒼茫片石亦離奇。于今詩派無光祿，留此吟臺孰主持？”自從道光年間郭柏蒼入主此處后，郭家與三坊七巷中的女眷多能詩文，姑嫂姐妹表親之間常有詩文唱和往來。這些大家閨秀礙于禮法，自己不能拋頭露面于坊巷之間，只能將詩文裝入笥筒之中，派丫鬟侍婢送往迎來。因此，那時坊巷間絡繹穿梭著為小姐太太們往返互送詩文的侍女們。據說，一些好事的公子才子們為圖先睹才女名媛詩文之快，常守候在坊巷入口，塞予碎銀“賄賂”這些侍女。時人遂將名門閨媛所寫詩詞稱為“光祿體”。郁達夫醉心藏書 黃 晞

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936-1938），郁達夫在福州任職，住光祿坊。他常在閑暇之時，或專門抽出時間，逛書店買書。南后街舊書攤的書香味，深深地吸引著他。短短兩年中，他一共買了2000余冊書，并結交了福州藏書家沈祖牟、陳幾士、林汾貽等。他與沈祖牟經常不期而遇于舊書攤，共嘲為“一對嗜書蟲”，也曾共同欣賞閩劇。

沈祖牟是沈葆楨的后裔，其父沈覲平是藏書家，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優選貢生，但他不愛當官，以研究目錄學自娛。沈祖牟受家庭熏陶，自幼嗜書好學，重視搜集、整理歷史資料等鄉邦文獻，卓有成效。陳幾士，名懋復，是陳寶琛的長子，亦嗜書，其藏書鈐“懋復之印”。陳寶琛入京后，家藏于“陳氏五樓”的十幾萬卷古籍、字畫多由陳幾士掌管。林汾貽，名家溱，林則徐曾孫，也是嗜書成癖，為收集善本書籍，曾在文儒坊口開一間“寶宋齋”書店，專營古籍善本。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3月29日，沈祖牟做東，特邀郁達夫到宮巷家中作客，請陳幾士、林汾貽作陪。他們暢談古今中外文人墨客趣事，交流藏書經驗。陳幾士專向郁達夫展示其家藏的明代鄭善夫詩手稿《閩中十景》畫稿一帙，郁稱贊為“稀世之珍”，“ 名貴之至”。林則徐愛鶴

林則徐，字少穆，福建省福州侯官人。他與父親林賓日（暘日）都愛鶴。賓日一生為人正直，治學謹嚴；晚年思想恬淡，不慕榮華，讀書恬情，飼鶴養性。廖鴻荃題《飼鶴圖》詩曰：“記曾文筆峰前見，放鶴人歸處十家。不敢輕將和靖比，一生孤嶺伴梅花。”林氏家藏三幅《飼鶴圖》，世稱珍寶。第一圖是林賓日于嘉慶十年（1805）自繪的，時年六十。第二圖與第三圖都是賓日去世后由林則徐繪其父遺容后，分別由湯貽芬和吳榮光補景成圖。第二圖約補景于道光十六年（1836），第三圖則署明補于道光十七年。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中說：“林文中服官中外，常以封翁暘谷先生飼鶴圖珍藏行勝，遍索題詠，一時作手闡述其先德甚詳。”題詠者前后共達65人。林則徐所以如此，論者以為既有經世致用的一面，又有恬淡處世的另一面。軍機大臣潘世恩詩曰：“謂是飼鶴術，理通于治民。”“乃知養民政，即是澤物仁。鶴鳴子則和，國寶家之珍。” 關于林則徐愛鶴的記載，突出表現于晚年。道光二十九年九月，林則徐離滇回閩，從昆明帶回兩只鶴，與家中原飼的兩只成雙成對。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三回到福州，居文藻山，獲知道光皇帝訃訊后，準備在家鄉安度晚年，歸隱林下，寫了“郊原雨足云歸岫;臺閣風清月在天”的對聯掛于宅內。這一年，在家七個月，屢有放鶴、看鶴的活動。《烏石山志》卷二“古跡”載：“鶴蹬”在閩山光祿吟臺西。道光三十年，邑人林文忠則徐在葉廉訪敬昌宅，放鶴于此。后人署“鶴蹬”二字，題詩曰：“吟臺四鶴舞蹁躚，引吭齊鳴立兒前。似欲長叨廉史俸，不思比翼上青天。”說的就是林則徐攜鶴來光祿吟臺按察史葉敬昌家，娛集放鶴。后人以重其故人紀其地，留下“鶴磴”題刻，并題詩頌廉。詩中所說“四鶴”就是林家所飼的兩對。而后，郭柏蒼又寫《鶴磴》一詩：“吟臺西畔鶴磴高，鶴去人歸磴亦寶。文忠頭白歸鄉閭，鄉閭瞻仰群遮道。名賢面目世共閣，一霎游蹤跡不掃。園林放鶴事尋常，林下清風懷二老。主人與客品相高，籠鶴放鶴鶴不惱。苔階幾曲上荔陰，此處閑行休草草。”無獨有偶，郭和巷《竹間十日話》卷六又載：“道光庚戌（二十年），（文忠）公引疴歸，適先君家居。文忠約先君及蒼兄弟子侄庭前看鶴。時有往來，恒于通賢里門街門舍輿而入。鄉鄰視名帖知為公，每數百人集過道,候瞻仰焉。挑擔者亦息肩以待。公恐行人擁擠，含哺出見，其為鄉閭所欽仰如此。”這里寫的是林則徐攜鶴到知交錦巷郭階三家來，在其“庭前”與柏蒼兄弟子侄等共同觀賞。說明林則徐愛鶴不僅自賞，而且還讓好友及其后輩共享。

上文一寫光祿坊，一寫錦巷，地雖不同，但福州人欽仰、愛戴林則徐，林則徐關心體貼鄉親的感情卻是一致的。抗倭名將留勝跡 周民全

文儒坊內有稱為“尚書里”的地方，保留一座明代建筑，曾經是明代抗倭名將張經的故居。張經（1492-1555）字廷彝，號半洲，福州西郊洪塘村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初官浙江嘉興知縣，后進京擔任吏科給事中之職。嘉靖間，“廠衛”橫行，眾官畏懼，噤若寒蟬。張經為人正直，不怕權勢，上疏請罷遣廠衛官，指出：錦衣衛及太監把持東西兩廠，“假勢作威，淫刑黷貨，譬則虎、狼、蛇、虺，遇者無不被其毒噬”。嘉靖皇帝采納張經的意見，使“廠衛”氣勢有所收斂。嘉靖皇帝看中張經的才干，先提戶科給事中，再提兵部左侍郎，并任命他總督兩廣軍務。張經在處理廣西少數民族矛盾中，采用剿撫并舉政策，穩定了廣西局勢,因功晉升兵部尚書。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萬余眾倭寇騷擾東南沿海。朝廷詔命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七省兵馬以抗倭，人稱“七省經略”。張經率參將戚繼光、總兵俞大猷等，赴浙江、福建組織抗倭。一方面征廣西田洲土官瓦氏狼兵配合作戰，一方面選將練兵，準備等待狼兵到來，一舉殲滅倭寇。朝廷有人見張經按兵不動，責怪他“縱容倭寇”。嘉靖皇帝大怒，命張經克期進兵，并派權臣嚴嵩黨羽、兵部侍郎趙文華為監軍。趙文華一到就命張經出兵，張經答以“寇狡且眾，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趙文華因向張經索餉二萬兩白銀不成，就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憲上疏誣告，張經“糜餉養寇”，皇帝大怒，立即下詔逮捕張經。此時廣西的狼兵到，在張經的指揮下，當日于石塘灣擊敗倭寇，取得勝利。張經又遣盧鏜和俞大猷帶領狼兵，攻打嘉興倭寇，水師配合作戰。浙江王江涇一戰大破倭寇，殲敵一千九百八十余眾，焚溺死者無數。“自軍興，稱戰功第一”。抗倭勝利了，張經卻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被押送進京。給事中李用敬等為張經鳴不平，上奏說：“倭已氣奪，不宜易帥。”嘉靖大怒說：“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始一戰。”并說李用敬等是“黨奸”，每人打五十板、罷職為民。其實嘉靖心中也有些遲疑不定，就問嚴嵩，嚴嵩說：江浙人都說張經養寇不戰，是趙文華和胡宗憲合謀取勝，張經是冒功的。嘉靖聽信讒言，不理張經申辯，下詔將張經與巡撫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押赴西市斬首。“京師震驚，罷市者累日”，史稱“冤同武穆”。張經被害13年后得到平反，賜御葬，謚號“襄愍”，葬福州西郊黃店山。

第三篇：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名人----林紓

林紓其人與玉尺山典屋

高一（6）班

38號

葉海旻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冷紅生，晚號蠡叟、賤卓翁、餐英居士、射九，閩縣蓮塘（今鼓樓區蓮宅村）人。清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后屢試進士不第。先后在福州蒼霞精舍、杭州東城講舍，北京金臺書院、五城學堂、京師大學堂教書。林紓是一個不懂外文、憑借他人口譯的文學翻譯家，一生翻譯外國作品246種，其中已發表222種，未刊作品24種，涉及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1個國家107名作家。林紓不但是個翻譯家，而且還是個古文學家、詩人、畫家。他遺有長篇小說、文集、傳記、畫論等37部作品，并遺存115篇短小說、詩、詞曲，及數百成千幅畫卷。林紓是我國近代文學翻譯的奠基人，他打開我國通向世界的文學窗口，傳播西方的先進文化思想。他精通古文，是我國文學巨匠，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魯迅、茅盾、郭沫若、鄭振鐸、廬隱、蘇雪林等作家都受其影響。郭沫若說：林譯小說“對于我后來文學傾向上有決定性的影響的”。林紓出生于福州，前半生在福州度過，先后住于蓮塘祖居、玉尺山典屋、橫山老屋、龍潭精舍、蒼霞書院，并寓居馬尾。

林紓出生在何處問題尚有爭議，一說出生在侯官玉尺山，一說出生在閩縣蓮塘。筆者曾拜訪林紓孫子、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林大誠及林紓在福州的族親，他們認為林紓出生在蓮堂祖居右廂房。張俊才《林紓年譜簡編》肯定林紓少時居住玉尺山，但否定其出生玉尺山之說，認為“林紓父親林國銓，大約十三四歲時，也開始經商。林紓出生后，林國銓隨鹽官在閩北建寧辦鹽務，逐漸攢了些錢，在??玉尺山典得房屋居住”。

玉尺山，又稱閩山，即今光祿吟臺一帶，在福州市烏石山北側，位于今光祿坊原福建省高等法院內。

林紓居住的典屋早已毀沒。但林紓一家在玉尺山典屋被欺詐的遭遇，卻使他一生難忘。林紓在《先太母陳太孺人事略》記載：“是年叔父靜庵生，舉家漸漸得不餒。城中某公治鹺于建寧，廉先君能，則盡屬以事。于是積千金，典得屋宇于玉尺山之趺”。咸豐十年（1860年），林紓九歲時，“閩中使用鐵錢，錢千抵銅錢百。然典卷中但書錢數，不署其為銅錢。有陳蓮峰者，以孝廉武斷鄉曲，操卷提鐵錢一千五百緡贖吾屋，實則值錢百有五十。時閩俗厚禮重科名。陳蓮峰至吾家，飛擲杯碗，推折幾案??”林紓父母被迫退回典契，移家于今福州

第四中學所在地南臺山東北側的橫山三間陋室。

三坊七巷名人研究———林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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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旻

其文字之秀美經濟，可見一斑。林先生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以中國文人認可的“雅語”講述瑣碎而包容萬千的世俗人情，為填平中國千年文學雅與俗的鴻溝作了最初的可貴的嘗試。林紓自云“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自13齡至于20，“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2000余卷。31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后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無有此種深厚功夫，焉得有如此華美文字。

《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的轟動效應，極大地激發了林紓的譯書熱。他自稱所選譯作，“力翻可以警覺世士之書，以振吾國人果毅之氣”，為“愛國保種之一助”。他每天工作4個小時，可翻譯6000字左右。從1901年開始，幾乎每年都有譯作問世，最多的年份竟達15種。據統計，林紓自46歲初涉翻譯，到70歲輟筆，與王壽昌、魏易、嚴培南、嚴璩、曾宗鞏、李世中、陳家麟、力樹萱、王慶驥、廖琨、王慶通等口譯者合作，共翻譯出版英、美、法、俄、德、日本、瑞士、希臘、挪威、比利時、西班牙等11個國家98位作家的184種作品，其中世界文學名著有40余種。有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塊肉余生述》(《大衛#科波菲爾》)，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唐吉訶德》)，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笛符的《魯濱遜漂流記》，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湯姆叔叔的小屋》)，蘭姆的《吟邊燕語》(《莎士比亞戲劇故事》)以及《孝女耐兒傳》(《老古玩店》)、《賊史》(《霧都孤兒》)、《海外軒渠錄》(《5格列佛游記》)、《伊索寓言》等等。對外國文學翻譯投入了大量精力的林紓，無疑成了中國近代文學翻譯的奠基人。

林紓小說一出，北大輿論一時嘩然，群情激憤。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界正掀起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撼動了文言的主導地位，拉開了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序幕。林紓小說的出籠，無疑被定論為開歷史的倒車。胡適等斷言“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學”，說古文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林紓對此極為不滿，作“論古文之不當廢”一文起而反對，反唇相譏曰白話乃“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不值一哂”。

真理往

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現在回審，這場論戰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雖然倡導白話文起到了文化普及的功效，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矯枉過正，興“白”滅“文”的結果，不但截斷了中華語言文字的血脈，而且滋長了國人的惰性。可當時卻是以林紓“國粹派”的全面敗潰而告終的。在深愛著左(左思明)馬(司馬遷)班(班固)韓(韓愈)、將

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紓看來，廢除文言無異趨返野蠻，其實，縱觀歷史，林紓并不反對白話，他自己還身體力行寫過一些白話詩。他與新文化派的分歧，具體說就是是否提倡白話就一定要廢除古文。林紓痛心疾首的是新文化對古文傳統的斬盡殺絕姿態，林紓在“論古文之不當廢”中疾呼“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有其不宜廢者”，歐洲文藝復興也沒有將他們的“古文”拉丁文廢除，中國的這批追隨歐洲文藝復興的年輕人何以比他們的精神導師更極端呢？

其實，自漢語言誕生，文言文就伴隨中華民族(漢族為主)的繁茂衍生而不斷發展昌盛。它承載著厚重、古老的中華古文明，承載著中華民族創造的輝煌，也承載著中華民族創業的艱辛。可以說，是中華古文明孕育了漢語言、漢字、文言文，而漢語言、漢字、文言文又忠實地記錄、親密地伴隨、強有力地促進了中華古文明。沒有強大生命力的語言是不可能綿延數千年的。只看到文言文的缺陷，忽視文言文在中華古文明發展史中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那只能是一種割斷歷史傳承關系不負責行為。文言和中華古文明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只要我們還需要汲取中華古文明的營養，我們也就永遠無法拒絕文言文。將文言文和白話文簡單地比成新舊事物間的對抗,是非常荒謬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應互相依存、互為補充，這才是漢語言嬗變發展的實際軌道。相較于綿延數千年的文言文，白話文尚為一黃口幼兒，需文言文之永遠滋養。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歷史、優秀文學作品都是以古代漢語為載體的，要學習、研究、繼承古代文化，欣賞優秀的古代文學作品，非掌握古代漢語不可。我們不能因其“難學難用”而加以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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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是中國翻譯史上的開拓者,其譯作推進了中國的文化現代性和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建構的進程。林譯小說恰似一扇洞開的窗牖，國人首次從此洞悉西方世界的文化與人生。林譯小說滋養了新文學整整一代人，中國新文化的誕生，林紓實乃其先驅。

每次重讀林紓,筆者都為琴南先生博瞻秀美的文字功夫所懾服傾倒。林

譯小說恰似一扇洞開的窗牖，晚清國人首先從這里瞥見西方的文化與人生。林譯小說滋養了新文學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現代作家坦承，對西方文化之興趣，實從林譯小說始；中國小說現代敘事話語之成形，林譯小說實有開拓之功。中國小說作為“文學之上乘”地位之奠立，梁啟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然林譯小說恰為梁氏言論之最有力支撐——如果沒有大量的林譯小說向人們展現小說本身的豐富美感，僅靠梁氏等數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論文式的“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實難想象現代小說真的會在暫短時間徹底征服傳統文人，由“小道”、“下流”躍升為“上乘”，導致傳統小說觀念根本改變。中國新文化的誕生，林紓實乃其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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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旻

回眸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壇群星璀璨，魯迅、胡適、梁實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語堂、穆旦、張愛玲等等，他們光華四射、文采灼灼、學貫中西、鑒古知今。與其說他們是文學大師，不如說他們是白話語言的大師。他們靈動地駕馭白話，“壘筑”起白話漢語的華彩篇章。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壇上下卻“黯然失色”、“頓失滔滔”，再也沒有涌現出一個靈動地駕馭白話的“大師群體”，堪稱“白話大師”的幾近于無。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國人截斷了系統的文言教育的“血脈”。這使得在20世紀下半葉成為文壇主流的文人們，在孩童時期的語言“敏感期”階段，無法接受系統的、深入的文言教育。因此也就沒有了20世紀上半葉大師們具有的那種深厚、扎實、完整的文言根基，也就缺少了大師們少年時期就基本形成的文言本位的“語感”。這種文言本位的“語感”，伴隨他們終生，奠定他們文字表達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們文字表達的“意識流”，使得他們運用語匯時，總是比較純粹、凝練、典雅、古樸，他們能夠自如、嫻熟地從古詩文中選取極富表現力和生命力的詞匯、詩句，生動、鮮活地或摹像、或寫意、或達情，寥寥數語，便傳神極致。文言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淀”了數量巨大的極富表現力的典故、語匯、辭章，而全民使用白話自“五四”誕生至今不過百年，還沒有創造出自己輝煌!豐厚的歷史“積淀”，白話基本源自文言，當今白話的基本語匯幾乎依附于、脫胎于文言，白話的辭章文法也并沒有超脫文言。因此學習漢語言，宜古今兼選，不可偏執一端，正如林語堂先生言：“古者則幽深

淡遠之旨，今者則得親切逼真之妙。兩者須看時并用，方得文字機趣。”“/國語要雅健,也必有白話文言二源。”香港著名語言學者董橋先生對魯迅先生的點評：“(魯迅)‘先生之文，蒼然深邃，情致極焉’。文章‘雄厚冷峭，于書卷氣雜以斗士風采’。仔細閱讀魯迅的白話文，不難發現他筆下其實‘白’中處處有‘文’，可見文言真是白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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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旻 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開始以“林紓小說叢書”形式陸續刊行林紓的譯作，“林譯小說”也成為專有名詞受到社會承認。胡適曾說：“林紓居然用古文翻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康有為在致林紓信中亦稱：“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難怪精通多種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學大師錢鐘書先生在50多歲后還覺得林譯小說仍有其魅力，接二連三地重溫了大部分林譯，發現許多部林譯小說都值得重讀。盡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們真心實意地感謝林紓，是他給中國早早地打開了一扇大門。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琴南先生無疑是失敗過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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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旻 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開始以“林紓小說叢書”形式陸續刊行林紓的譯作，“林譯小說”也成為專有名詞受到社會承認。胡適曾說：“林紓居然用古文翻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康有為在致林紓信中亦稱：“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難怪精通多種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學大師錢鐘書先生在50多歲后還覺得林譯小說仍有其魅力，接二連三地重溫了大部分林譯，發現許多部林譯小說都值得重讀。盡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們真心實意地感謝林紓，是他給中國早早地打開了一扇大門。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琴南先生無疑是失敗過的勝利者。

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之開山祖師、譯界泰斗。他的翻譯推進了中國的文化現代性和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建構的進程。從內容的轉達上說，林紓的翻譯同時達到了“再現”和“敘述“”的境地，他的譯作不但保持

了原文的風格情調，大部分兼有文字和神韻之美，其中有些甚而高于原作。許多學者認為，林紓是我國第一個“有創作精神”的文學翻譯家，其翻譯的狄更斯作品遠比原作更勝一籌[3](P4)。他甚至連原作中的幽默風味和巧妙的遣詞造句也能惟妙惟肖地表達出來。在錢鐘書先生看來，林譯的一個最大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將外國的文字“歸化”為中國的文化傳統[4](P22)，從而創造出一種與原體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更大差異的新的“歐化”了的中國現代文學話語。錢鐘書推心置腹的評論，為我們今天重新評價林紓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翻譯和文學翻譯的先驅地位以及他的翻譯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所產生的積極意義奠定了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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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旻

作為一代翻譯家，如何面對西方，是討論林譯小說時不可能回避的問題，這必然同時關涉另一問題：如何看待傳統。

“傳統”是一個籠統的詞匯，尤其是對于一個有著千年文明或曰“傳統”的大國，很難講“傳統”到底具體指的是什么。從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起，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名副其實的亂世，及至后來，不僅是沒有改觀，甚至是越演越烈。從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到義和團；從戊戌變法到后來的辛亥革命、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內憂外患一起涌現，或者說，是“外患”的出現尤其凸現了“內憂”，這令人不得不反思。于是，家國之夢的破滅使得林紓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審視“傳統”，而且要徹底改觀窳敗的現實，它的方法就是從洋務派就已開始的“倡西學”。

林紓是名副其實的中西文學交流的第一人，他也一度被視為一個先進思想的提倡者：倡西學、興女學、辦實業。他知道 “存名失實之衣冠禮樂、節義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強國。”（林紓：《愛國二童子傳達旨》，1907年）雖然這不足以說明林紓對數千年中國封建思想的支柱——儒學失去信心，但至少他已經注意到空談傳統的弊端，于是他力主學習西方，倡西學——或曰新學，走向富強之路。這是他作為一介文人為積弱的天朝大國開出的救世良方，也是他努力譯書的目的所在。

“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人人既蠲棄故紙，勤求新學，則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林紓：《黑奴吁天錄跋》，1901年）他誠懇地勸慰青年后學“恣肆于西學，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則異日學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林紓：《洪罕女郎傳跋語》，1905年）他嚴厲抨擊泥古不化、嗜痂成癖的守舊態度，認為國人當時對西方存有很多誤解，以為“

歐洲為不父之國”，“西學為不孝之學”，“故勛閥子弟有終身不近西學，寧鉆求于故紙者。”但是林紓的憂慮是“顧勛閥子弟為仕至速，秉政亦至易。若秉政者斥西學，西學又烏能昌！”(林紓：《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序》，1905年）相對于同時代那些抱殘守缺的文人來說，林紓的思想可謂開明、豁達，這種毫不偏狹的文化交流的心態在本世紀初實屬不易。

但是，林紓希望在西方的書籍中“過濾”出一個強國之方，“想今日社會將漸漸化為巴黎矣！嗚呼！果能為巴黎者，雖不名為盛強，尚稱曰巨富；——若男不事生產，女不守閫范，但能襲巴黎淫蕩之風，不能學法人治生之術，國不國矣！” 他害怕中國人的惰性使得國人被西方的浮靡和虛榮那些等而下之的風氣所感染，違背了力介西學者的初衷。他還說：“歐人之傾我國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泥古駭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弱，漸即頹運。而吾國少年強濟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維新之從。余謂從之誠是也，顧必謂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國者，則亦譽人增其義，毀人益其惡而。”(林紓：《英國詩人吟邊燕語序》，1904年)西方固然可學，但也不能因此而產生迷信，甚至神化它。說西方比當時之中國“新”，林紓沒有意見，但他使用了漢人桓譚《新論傷讒》中“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于耳”的典故，提醒人們，任意夸大西方的優勢或將這種優勢絕對化都并不是明智之舉。今日想來，林紓對國風大變所懷有的興奮和焦慮倒是理智冷靜得多，絕不僅僅是一個“保守”所能簡單概括的。關于這一點，寒光在《林琴南》一文中早有發現。

譯介西洋文學，提倡西學，被林紓看作是自己的“實業”。正是在對西方的譯介中，林紓獲得了一種新的視野，使他參照西方得以發現本國的問題。在譯作的序跋中，林紓對中國傳統中的官本位和專制政體的弊端大肆抨擊，他指出“中國結習，人非得官不貴”，因此為了得官，人人去學法政，因為“朝廷之取仕，非學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則已視實業為賤品。”(林紓：《愛國二童子傳達旨》，1907年)林紓對官本位的批判是與“實業興國”聯系在一起的，他借助域外小說的窗口，得以窺見西方昌盛的秘密，以自己的理解建構了新的價值觀，發出了對中國傳統封建“官本位”的批判。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一直努力適應世界的變化，希望走入現代化的洪流。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到光緒末年的預備立憲和廢除科舉都是自上而下的謀求現代化的努力。西方列強在開明的士大夫或如林紓般的知識分

子眼中，是作為敵人和老師這樣雙重角色被接受和理解的。在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的態度下，中國人不得不低下頭來，以西方為師。這樣的緣起，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并沒有等到出現西方民族主義產生時成熟的現代工業發展的要求，它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的影響與近代西方武力入侵的激發下提早誕生了。于是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呈現了一種不同于西方民族主義，并且較之更復雜的面貌。在中國，無論哪個階層，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是根深蒂固的，也許過去這種認同是一種潛流，但一經外力的作用，它便迅速躍升到激烈的表現，這種激烈的狀態需要有一定的寄托物，于是對于有著悠久傳統的泱泱大國來說，能夠代表并承載這份認同的便常常表現為對一國之君的效忠，它盡管還談不上是現代真正的民族主義，但它已經蘊含了現代民族主義中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認同。林紓這種建立在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情緒下的西方觀，使得他既大力提倡西學，同時又保持對西方的警覺；向往西方的富強，但又效忠清室，晚年甚至幾謁清陵。

雖然林紓在力倡西學，本人也在身體力行大量翻譯西書，然而他也像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西方保持著警覺。正如美國學者柯文在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所批判的那樣，西方對于中國并不是唯一的救世良方，當時的中國也并不只是一個“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傳統’秩序，主要或只可能從無力與西方抗爭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種活生生的歷史情勢，一種充滿問題與緊張狀態的局面，對這種局面無數中國人正力圖通過無數方法加以解決”，只不過“就在此時西方登場了。” 林紓的西學觀乃是承繼著中國傳統改革者的思路，在種種嘗試之下，再增添一種可能，只不過這種可能正因為有了前幾次的失敗顯得更迫切（但并不過于狂熱），因為對于林紓來說他只是想用西方的“器”和“用”做工具而已，這“工具”有弊端、有弱點的部分當然應該加以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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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6）班

38號

葉海旻

林紓的前半生并無過人之處，他的真正成名是在中年以后，其原因一是古文做得好，被譽為清末桐城派古文的殿軍；一個是大量譯介域外小說，影響甚大。從這兩點看，一開始，林紓就被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新舊沖突中，他自己更是由此而開始了曖昧不清的糾纏，開始了在這新舊雜陳時代的身份認同危機。

中國近代的啟蒙者在外力（西方）的沖擊下，努力譯介著西方，這個“西方”也使得他們更清楚地關注到傳統中的痼疾，但是真正西方啟蒙主義的“理性”批判傳統還沒有

建立，于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有對于“西學”、“女權”的認識還只是以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挑戰者的面貌出現的。林紓在觀念上的開明和實際行為上的保守證明他只是在意識上朦朧地覺察到“變”之必然的趨勢。天朝大國幾千年來第一次不得不無奈地抬眼西望，不得不接受弱國寡民的現實，但是關于“變”的程度和標準，作為舊知識分子的林紓還沒有成熟的想法，或許他覺得這還不是實踐的時候。觀念意識的“超前”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現象，因為中國近現代的思想啟蒙總是首先開始于書面的討論，當真正要面對行為時，他們不免要有顧慮、彷徨和困惑。“由觀念變遷、宣揚西化，到開始從實踐中改變行為、創造模式”那要等到“五四”新一代青年去實現它。

西方關于“身份”的理論內容龐雜，主要說來有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大思潮。心理學家艾里克森（Erick Erikson）提出身份發展模式，他認為“身份發展指的是個性的發展，是一種在個人所處的社會背景之中關于自我的固定的核心意識。身份的發展過程是通過發展的每一階段的一系列特殊任務來完成的，??基本上是一個內在的心理過程，雖然它發生在社會環境的背景中。”而社會學的傳統認為身份的“重點不在自我的內心生活上，而在于身份的社會組成部分，以及變化的可能性。” 對于林紓來說構成其身份的固然包括內在心理，但身份的社會組成更為重要。每一個人都有對自己的行為預期，它處于個人和社會的交互作用之間，因此它是變化的，是人們為作為客體的自我所賦予的意義。

作為晚清的舉人，林紓絕對算不得是傳統士林的代表，但在新文化運動到來之后，他儼然又被視為封建的正統文人。而林譯小說的功用也不時發生著變化，張恨水曾兩讀林譯小說，目的卻不同。新文化運動前，他“從林譯小說學到許多描寫手法”，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去后，他已受朋友的影響致力于古文，于是他把自己家里的林譯小說“都拿出來仔細研究一番”。從西方小說描寫的范本，變成古文學習的榜樣，不過幾年時間，林譯小說從“新”變“舊”，林紓的身份也在翻譯家和古文家之間不斷游離飄忽。正如劉禾在論及中國文學新經典的塑造時指出的那樣，從一開始，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就面臨一種困境：

這種困境的實質在于中國人企圖利用非中國的或中國之外的東西來建構中國人的同一性，從而使自己從矛盾的生存狀態中解脫出來。這種矛盾既支持又損害了他們那種前所未有的舉動，即讓中國文學和文化成為世界民族文學和文化之一員的努力。

曾幾何時，林紓所譯的域外小說為

封閉的國人打開了一扇窗，無論是小說的藝術手法，還是內容上對國人的沖擊，或者是林紓在所譯小說的開頭和末尾對作品所作的“微言大義”的序跋，都給讀者留下了觀念激進、思想開明的印象，但是從實際行為和后來事態的發展看，林紓還是成為了保守勢力的代表。1917年進行的那幾場著名的論戰證明，在一場文言與白話之爭中，反對白話的領頭人正是曾經廣譯西書的林紓，而新文化人的激進，事實上也存在著有意為之的成分，他們所遵循的正是“取之上，得乎中”的古訓。今天，作為后人客觀回望，我們也許才真正明白，趨于“保守”的如林紓者流，所提倡和實踐的的確是相對來說比較有節制的、是理智的。倡女權不是要女子肆意所為；批評“名禮”害人，但不是要顛覆儒家學說；批判傳統中的某些痼疾，也不是全盤反傳統。

譯介外國小說的林紓朦朧意識到西方文化絕不可完全替代中國文化，它在部分意義上是個“榜樣”，但還不是個至上的“權威”，只是后人在梳理這一段思想進程時發現，林紓有限制地介紹的“西方”最終成了中國“現代性”的代名詞，于是他對西方的警覺在今天看來別具深意。

中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畢竟不是在一個封閉的傳統社會內部自足的產生的，它是在外部世界的刺激下首先在一部分先覺的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領域中開始的，這些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模式影響下形成了一種現代意識，這與固有的傳統社會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整體性對立。林紓正是在這一文化斷層中：一方面他在中西文化的大交匯中獲取了現代意義上的價值與標準，另一方面又必然處在一種與這一現代意識相對立的傳統文化結構之中。可悲的是林紓的初衷是將這一對立的兩物調和起來，所謂“學堂中果能將洋、漢兩門，分道揚鑣而指授，舊者既精，新者復熟，合中西二文熔為一片。”（林紓：《洪罕女郎傳跋》，1905年）可惜中國后來的知識分子在浸淫著由林紓一代人開啟的西化風潮下，將自己的文化定位在了進化鏈條上的被淘汰者，于是“合中西二文熔為一片”的理想終于還是沒能實現。而林紓與魯迅等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大區別便在于，對于自己的身份和必將充當的角色，他是不自知的，也無法在不斷的反省和否定中獲得自身意義的認知，他錯誤地將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強行拉回到一個舊結構之中，將“顛覆”誤認為是“修復”（嚴復又何嘗不是如此）。

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秉輝，字琴南，號畏廬、畏廬居士，別署冷紅生。晚稱蠡叟、踐卓翁、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福建閩縣（今福州）人，我國近代

著名文學家。

林紓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十一歲從同里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于精熟。自十三齡至于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后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偽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嚴復《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詩云：

孤山處士音瑯瑯，皂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林紓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于經，取材于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紓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凈。吾人喜其嚴凈，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并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

林紓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后，“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鉤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后起英雋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只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后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余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

第四篇：三坊七巷導游詞

三坊七巷導游詞

各位游客大家好！歡迎來到三坊七巷景區參觀游覽，我是講解員**首先為大家簡要介紹一下三坊七巷景區的總體概況。三坊七巷景區位于千年古城福州市中心，占地面積約40公頃。三坊七巷最早形成是在西晉308年，建筑格局形成于唐天復元年代（901年），繁榮于明清時期，至今已有1700年的歷史。以南后街為中軸，向西伸出了三個坊（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向東伸出七條巷（楊橋巷、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吉庇巷），排列整齊，縱向有序，形成“魚骨狀”傳統街巷格局，自古以來就被人們稱為“三坊七巷”。歷經千余年來，仍完整保留著唐宋遺留下來的坊巷格局，這在全國范圍內都極為罕見，被譽為“里坊制度活化石”；現存較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200多座159處，包括國家級9處，省市級19處，歷史保護古建筑131處，文保單位眾多，集中程度堪稱全國唯一，被我國建筑學界譽為“明清建筑博物館”；不僅如此，三坊七巷還是歷代名人聚居地，在這不足40公頃的土地上曾先后走出歷代名人達400多位，尤其是曾涌現出了林則徐、嚴復、林覺民、冰心、林徽因、沈葆楨、陳寶琛等一大批對中國近代史進程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也因此而獲得了“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美譽；今天就讓我們一同來領略三坊七巷歷史神韻和閩都文化的精髓。

大家所看到的這是一座居住著近現代兩位名人的故居，一位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女作家謝冰心。林覺民是辛亥廣州起義杰出代表人物，林覺民遇難后，臨時知縣的岳父陳元凱連夜托人到福州告知此事，全家為避禍搬到光祿坊的早題巷。后來，謝冰心的祖父謝鑾恩買下了這棟舊居。

說到林覺民我們不能不提到他的《與妻書》。這一如詩如畫的名篇寫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淚下，不僅表達了夫妻間深深的歉疚和殷殷的情意，而且表達了“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謀永福”的革命精神和偉大情懷，激勵了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具有極為珍貴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三坊七巷的主入口牌坊。福州三坊七巷不僅僅是三條“坊”和七條“巷”，還有一條聞名遐邇的南后街。在南后街中我們可以看到福州的三寶，福州的脫胎漆器，牛角梳和油紙傘，還有福州著名的壽山石和軟木畫，各色各樣的福州小吃。

各位團友！走過了楊橋路，我們首先來到左邊的這條巷就是七巷之一的郎官巷。為什么這叫郎官巷呢？北宋有個叫劉濤的人，他是郎官，他的子孫皆為郎官，所以叫此巷為郎官巷。接下來請大家參觀嚴復晚年的居所---嚴復故居。嚴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的杰出代表。嚴復還擔任過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公學校長等職。嚴復譯述《天演論》。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黃巷，歷史上出現了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其中較大的一支黃氏家族入閩后，聚居于此，開始有了黃巷的地名。該巷以小黃樓著稱

我們來到三坊中的第一坊——衣錦坊。衣錦坊最早的名字叫“通潮巷”，是三坊七巷中最靠近福州西湖的。據說，當年西湖的湖水與巷子里的溝渠相通。衣錦坊的水榭戲臺2006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讓我們再一次感悟到故鄉“三坊七巷”古老厚重的文化對我們的培養和熏陶。

各位團友，“三坊七巷”的講解就到這里。我們集合的時間是×時×分，各位朋友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動、照相，我們準時在這里集中上車，謝謝大家。

第五篇：三坊七巷導游詞

三坊七巷導游詞范文

三坊七巷是國家5A級旅游景區，是福州老城區經歷了建國后的拆遷建設后僅存下來的一部分。下面小編就為大家介紹一下三坊七巷導游詞范文，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三坊七巷導游詞范文【1】

福州至今還保存相當一部分自唐宋以來就已經形成的坊巷，成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標志之一。

“三坊七巷”的“三坊”，系指衣錦坊、文儒坊和光祿坊。三坊均位于南后街之西側，隔街與東側之“七巷”相通.衣錦坊，舊名通潮巷。宋代宣和年間(1119—1125年)陸蘊、陸藻兄弟居于此地，兩兄弟才華橫送，名重一時。陸蘊官任福州知州，陸藻官任泉州知州，兩人回鄉時命此坊為“棣錦坊”。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王益樣任江東提刑，退休后也居于此地，將棣錦改名為衣錦，以示衣錦返鄉之意。

文儒坊，舊名山陰巷，初名儒林坊，以宋代祭酒鄭穆居于此，改為文儒坊。因為坊里除了鄭穆之外，還先后住有九門提督、臺灣總兵甘國寶，抗倭名將、七省經略張經，清光緒皇帝老師陳寶琛之父陳承裘，《福建通志》主編陳衍等儒林名士，故稱儒林坊名符其實。

光祿坊，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以光祿大夫身份任福州知州的程師孟，常到坊里的法禪寺游覽，見池畔有一塊大巖石，便登石吟詩，故被稱為“光祿吟臺”，而此坊也改名為光祿坊。程師孟題吟的“光祿吟臺”四個篆字石刻今尚存。

“三坊七巷”中的七巷均位于南后街之東側，由北向南分別為楊橋巷、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吉庇巷。

三坊七巷導游詞范文【2】

各位游客：

大家好!今天我講解的內容是福州明清時期古建筑瑰寶三坊七巷。

榕城福州，鼓樓區繁華鬧市的高樓之側，有一片巷陌縱橫、青石鋪地的古老街區。這就是被建筑界譽為“明清古建筑博物館”的福州三坊七巷。三坊七巷地處市中心，東臨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楊橋路，南達吉庇巷、光祿坊，向西三條稱“坊”，向東七條稱“巷”，自北而南依次為：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楊橋巷、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吉庇巷，總占地面積公頃(畝)。由于吉庇巷、楊橋巷和光祿坊改建為馬路，現在保存的實際只有二坊五巷。即使如此，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居民區內，仍然保留著豐富的文物古跡，保存一批名人故居和明清時代的建筑。在這居民區內，坊巷縱橫，石板鋪地;白墻青瓦，結構嚴謹;房屋精致，匠藝奇巧，集中體現了閩越古城的民居特色，是閩江文化的薈萃之所，被建筑界喻為一座規模龐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館。

“三坊七巷”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福州的主要標志，被譽為明清古建筑博物館。近代詩人陳衍詩云：“誰知五柳孤松客，卻住三坊七巷間。”這大約就是“三坊七巷”的由來。

三坊七巷的民風民俗也是福州民風民俗的代表，許多節俗活動中心常集中在三坊七巷，它包括民間信仰、歲時節慶活動、建筑物中的民俗等。

“月光光，照池塘;騎竹馬，過洪塘;洪塘水深難得渡，等妹撐船來接郎。問郎長，問郎短，問郎幾時返”這是唐朝觀察使常袞作的一首民謠。它曾給居住在三坊七巷的幾代百姓帶來多少童年的回憶。直到現在，特別是老一輩人聽到這首瑯瑯上口的民謠仍激動不已。

三坊七巷，以她近三百座的明清民居古建筑物聞名于世。古老的街巷，完整的坊里，配以古河道、古橋梁、古榕樹，形成了古樸而富有特色的傳統風貌，引起了國內外許多文物考古專家的廣泛興趣，成為游客前來福州的必到之處。可以說，她是“全國少見，江南僅有”。而老家在福州的海外游子，三坊七巷是他們魂牽夢繞、難以忘懷的故園鄉土。

“三坊七巷”的路，絕對是小路，也許幾百年來就是這樣小，小得只能并排走兩頂轎子吧!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則靈!”路不在大，有人則名。就是從這樣的小巷里，歷代走出了多少風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他們走出幽深的坊巷，走向八閩大地，走向五湖四海，成就了一番大事業。他們為“三坊七巷”增光，“三坊七巷”也為有他們而驕傲。

三坊七巷的古建筑風貌主要表現在：石板深巷，青瓦粉墻，各式精雕細刻的門罩，風火墻式的多進院落，從高處府視猶如海上層層波浪，那此起彼落的萬傾波濤既無比壯觀又震撼人心。

三坊七巷不僅以她的古建筑聞名于世，她還代表了福州人重教育，好讀書的優良傳統，科舉之盛，在全國也屬罕見。南宋著名學者，被稱為與朱熹、張軾齊名的東南三賢之一的呂祖謙，在福州寫下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篇：“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這首詩也是三坊七巷的生動寫照，說明了福州讀書人之多，以及深夜苦讀的生動景象。

“三坊七巷”是福州歷史的的見證;“三坊七巷”是閩江流域人民智慧的結晶;“三坊七巷”更是福州人文薈萃的縮影。它記錄了唐末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立國的史實，記錄了宋末端宗南明隆武皇帝在福州稱帝的經歷。它吹灑著辛亥革命的風雨，傳播著北京“五四”運動在福州的影響。三坊七巷歷代累計出過舉人300多名、進士150多名，這些坊巷內曾經居住過上百名高官顯貴、學者名流，唐著名學者黃璞，宋理學家陳襄、晚唐詩人陳烈、狀元鄭性之、明抗倭名將張經、清巡撫沈葆楨、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等等都曾在三坊七巷居住過，還有黃花崗著名烈士林覺民。說到林覺民我們不能不提到他的《與妻書》。林覺民犧牲后，全家為了避禍匿居在光祿坊早題巷一處許家院宅。一天晚上，有人悄悄地將林覺民寫給父親及妻子的遺書塞進門縫，林覺民的妻子一直將這封信珍藏到辛亥革命福州光復后。這一如詩如畫的名篇寫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淚下，不僅表達了夫妻間深深的歉疚和殷殷的情意，而且表達了“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謀永福”的革命精神和偉大情懷，激勵了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具有極為珍貴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與妻書》中也十分細膩地表達了烈士對故里“三坊七巷”的眷戀之情，有一段是這樣描寫的：“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后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屋，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看到這，我們怎能不為烈士犧牲前對親人和美麗家園“三坊七巷”深深眷戀之情所震憾呢!誰沒有親人，誰沒有自己的家園可林覺民卻英勇奮戰，在負傷被擒受審時仍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國家富強則吾死瞑目矣”，這就是革命者何等博大情懷!

“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讓我們再一次感悟到故鄉“三坊七巷”古老厚重的文化對我們的培養和熏陶。

各位團友，“三坊七巷”的講解就到這里。我們集合的時間是×時×分，各位朋友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動、照相，我們準時在這里集中上車，謝謝大家。